汽车的发动机已经噼噼啪啪地响了两英里。当它最终熄火的时候，我发现车子正处于一座陡峭蜿蜒的山坡上。我向爱尔兰的众神祈祷：千万别把我困在这个地方，别把我丢弃在这片荒凉而又美丽的法国乡野。
妻子伯纳黛特在我身边惊恐地看着我。我伏在方向盘上，脚踩油门，想让这台奄奄一息的机器运转起来。显然，前盖下面的某个部件出了什么故障，而对于这样的技术活，我肯定是天底下最笨拙的人。
这辆老式凯旋五月花刚刚爬上山丘，终于在喘了几口气后在山顶上熄火了。我关掉点火器、拉上手刹，从车里钻了出来；伯纳黛特也下了车。我们俯瞰山丘的另一侧，那里有一条乡间道路伸向山谷。
不可否认，五十年代初期的那个夏日夜晚是很美丽的。那时候，多尔多涅河的这个地区还完全没被“发现”——至少是没被时髦人士所发现。这是法国的乡村地区，几百年来几乎毫无变化。没有伸向天空的工厂烟囱或输电铁塔，没有因修建高速公路而在青翠的山谷里留下一条疤痕。一座座小村庄栖息在狭窄的小路两边，村民靠种地为生，收获的庄稼装载在用两头牛拉动的吱呀作响的木制大车上。那年夏天，我和伯纳黛特决定乘坐我们的老爷车到这里旅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国外度假——第一次离开爱尔兰乃至英格兰。
我从车上找出交通图研究了一下，指向多尔多涅河谷北边的一个点。
“我想……我们应该是在这里。”我说。
伯纳黛特凝视着我们前方那条路。“前面有个村庄。”她说。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没错。”
透过树丛，可以看到教堂的尖塔，还有谷仓的屋顶。我犹豫地看了一眼汽车和山丘。
“没有发动机的动力，我们或许也能到那里，”我说，“但再远就不行了。”
“那也比整个晚上困在这里好呀。”妻子说。
我们回到车里。我挂到空挡，完全松开离合器，放下手刹。五月花开始缓慢地向前滑行，然后速度逐渐加快。在一种怪异的寂静中，我们朝着山下、朝着远处的教堂尖塔方向滑行过去。
重力的作用把我们带到村口，原来这是一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汽车的惯性又把我们带进村子街道的中央，然后停了下来。我们下车时，黄昏开始降临。
街上空荡荡的。在一座砖砌大谷仓的墙边，一只鸡孤零零地在尘土中扒食，两辆运草大马车被遗弃在那里，车辕落在地上，车主不知去向。就在我打定主意去敲开一户门窗紧闭的人家，用我那蹩脚的法语努力解释一下我的困境时，一个孤独的人影从一百码远的教堂后面出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等他走近时我看出来，他是这个村子的神父。在那个年代，他们依然穿着长长的黑色法衣，系着腰带，戴着宽边筒帽。我搜肠刮肚想找出一句法语与他打招呼，可是没有找到。当他走到我们身边时，我用英语喊了声：“神父。”
不管怎么说，这声招呼就足够了。他停下来，露出询问的微笑。我用手指向我的汽车，他笑得更欢了，并点点头，好像在说“好车”。怎么去跟他解释我现在并不是一个自豪的车主，并不是在炫耀我的靓车，而是一个遭遇了汽车抛锚的游客呢？
拉丁语，我心里想。他上了年纪，但他肯定记得以前在学校里学过的一些拉丁语。可是，我会说什么拉丁语呢？我绞尽脑汁。基督教兄弟会曾经花了几年时间教我学拉丁语，但撇开“Mass”这个词语之外，我从未用过拉丁语。祈祷书里也没有关于凯旋汽车故障的语句。
我指向汽车的引擎盖。
“Currus meus fractus est.”我用拉丁语告诉他。这话的确切意思是：“我的马车坏了。”但这么表述好像起到了作用，他那张圆脸明朗起来了。
“Ah, est fractus currus teus, filius meus?[9]”他重复道。
“In veritate, pater meus.[10]”我告诉他。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示意要我们在这里等他。他加快脚步匆忙往回走，走进一座房子。我后来路过那里的时候，发现那是村里的咖啡馆，显然是这个村庄的生活中心。我本该想到这一点的。
几分钟后，他出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大个子男人，身穿蓝色帆布裤子和一件典型的法国农民汗衫，脚上穿着帆布鞋，脚步沉重地踏着尘土朝我走来，在他旁边的神父却步履轻快。
当他们来到我们面前时，这位神父快速地说起了法语，比画着这辆汽车，又指指前后的路。我感觉他是在告诉他的信徒：这辆汽车不能整个晚上堵在路上。农民默默地点点头，走开了。现在剩下牧师、伯纳黛特和我孤独地站在汽车旁边。伯纳黛特走过去，静静地坐在路边。
有时候，人们不得不等待某件事情发生，同时还得面对一个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的人。只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才会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我点点头，并示以微笑；他也点头并微笑。我们都点头微笑。最后，他打破了沉默。
“英格兰人？”他用法语问道，指着伯纳黛特和我。我耐心地摇了摇头。历史上，爱尔兰人常常被错当成英格兰人。
“爱尔兰人。”我说，希望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他的脸色明朗起来。
“哦，荷兰人。”他说。我又摇摇头，拉上他的胳膊来到汽车后部。车尾侧面贴着的标牌上，有白底黑字写着爱尔兰的三个字母：IRL。他笑了，似乎是面对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
“爱尔兰人？”我点点头并微笑。“爱尔兰？”我又微笑和点头。“英格兰的一部分。”他说。我叹了一口气。有些事情真是争论也无济于事，再说，现在时间、地点都不合适，没法对这位好心的神父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多亏伯纳黛特的父亲和伯父的牺牲，爱尔兰才没有成为英格兰的一部分。
这时候，那个农民出现在石板镶边的砖砌谷仓之间的一条小巷里，他高高地坐在一辆老旧的隆隆作响的拖拉机上。在这个由牛马拉车的世界里，这也许是村里唯一的一辆拖拉机。它的发动机响声听起来比我这辆五月花汽车在熄火前好不了多少。它突突响着开到街上，停在我的车前面。
这位穿着蓝色服装的农民，用一条结实的绳子把我的汽车与拖拉机的拖钩连在一起。随后，神父示意我们上车。就这样，神父在旁边行走，我们被拖拉机拖曳着朝前行驶，转过一个路口，进入一个院子。
在愈发浓重的暮色中，我发现这也是一座砖砌的谷仓，一块油漆斑驳的木板上写着“修理厂”。显然，现在已经关门落锁了。农民摘下我的汽车拖绳，开始收拾。神父指了指自己的手表和这个关了门的修理厂，示意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开门，到那时候，修理工就可以检查一下汽车的毛病了。
“在此之前我们怎么办呢？”伯纳黛特在我耳边说。我为了引起神父的注意，将双手合掌放在脸颊一侧，再把脑袋一歪，用这种国际通用的手势来表示我们想睡觉。神父明白了。
神父与农民又开始了一番快速的交流。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那位农民抬起一条胳膊在指点着什么。我听出“普雷斯”这个对我没有意义的词语，但我看到神父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朝我转过身，示意我们把车上的行李拿下来，并站在拖拉机的后踏板上，用手紧紧扶好。
我们照做了。拖拉机开出院子，上了公路。好心的神父向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们并肩站在拖拉机的踏板上，感觉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傻了。我用一只手提着装有过夜用品的旅行包，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拖拉机。
沉默的司机驶上村子对面的一条公路，穿过一条小溪，又爬上一座山丘。快到山顶时他转入一个农家院子，里面满是夏天的尘土和牛粪。他把拖拉机停在农家门口附近，示意我们下车。发动机还在运转，发出很大的响声。
农民走近门前，敲了敲。不一会儿，一位中年妇女走了出来。她个子矮矮的，扎着一条围裙，她身后的煤油灯光照出她的轮廓。拖拉机司机指着我们对她说了几句，她点点头。司机满意地回到拖拉机上，朝那扇敞开着的门指了指，然后就驾着拖拉机离去了。
刚才他们俩在谈话的时候，我凭借着最后一抹天光，环顾了一下这个农家院子。这是迄今我所看到过的众多农家院子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物品东一堆、西一堆的。院里有奶牛棚、马圈和牛栏，在一个手压泵旁边有一只木制的饲料槽。一群褐色的鸡在大堆肥料上刨食。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历经雨打日晒，没有现代化、没有高效率，但正是上百万这种传统的农家小院构成了法国农业经济的支柱。
我听到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传来斧头有节奏的一起一落的声音，那是劈木柴的重击声，还伴随着木头的破裂声。有人在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准备柴禾。这时候，门口的女人召唤我们进屋去。
里面也许有个起居室、客厅或休息室——不管叫什么都可以——但我们被带到了家庭生活的中心：厨房。这是一间铺着石板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水槽、一张餐桌，明火炉灶旁边有两张破旧的沙发。石头水槽旁还有一个手压泵，表明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我把行李放了下来。
女主人看上去很可爱，她有一张圆圆的苹果般的脸庞，灰白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还有一双饱经风霜的手。她穿着灰色的长裙、白色的围裙，微笑着发出鸟鸣般叽叽喳喳的欢迎声。她自我介绍是普雷斯夫人，我们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对她来说，这名字的发音相当难。交流显然被限制在了更多的点头和微笑范围内，但是想想一个小时以前我们在山上的困境，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待着，我已经十分感激了。
普雷斯夫人示意伯纳黛特可以去看看房间并洗漱一下——显然这种细节对我来说无所谓。两个女人拿着行李，手拉着手上楼去了。我走向窗口，窗户敞开着，夜晚暖风习习。窗户后面是屋后的另一个院子，那里有辆马车停放在一个木棚旁边的杂草丛中。棚屋的外围有一道栅栏，大概有六英尺高。栅栏里，一把大斧一起一落，劈木头的声音在继续着。
十分钟后，伯纳黛特下了楼。她刚才把瓦缸里的凉水舀入一个瓷盆里洗了把脸，看上去气色好多了。水从上面的窗户里泼到院子里，原来这就是我听到的奇怪的流水声。我对她耸了耸肩。
“一个很不错的小房间。”她说。正看着我们的普雷斯夫人绽出笑容。她手忙脚乱的，除了赞许的语调，其实什么也没听懂。“我希望，”伯纳黛特带着同样欢乐的笑意说，“这里不会有什么虫子。”
我担心也许会有。我妻子总是被跳蚤和蚊子之类的昆虫叮咬，蚊虫常常会在她那凯尔特族人特有的白皙肌肤上拱出几个大包。普雷斯夫人做着手势，示意我们坐到旧沙发上。我俩坐下来，开始闲聊，而她则去厨房另一头的黑色铸铁炉灶边忙碌了起来。饭菜的香味很是诱人，我感到饿了。
十分钟后，她吩咐我们坐到餐桌边来，并在我们面前放上瓷碗和汤匙，还分发给每人一长条美味松软的白面包。最后，她在桌子中央放上一个大砂锅，锅盖处露出一只铁勺子，她示意我们随便吃。
我给伯纳黛特盛了一份蔬菜肉汤。这是一种浓汤，主料是土豆，既好吃又有营养，还能填饱肚子。我们两人都吃了三碗。我要给普雷斯夫人盛一份，但她谢绝了。显然当地没有这个习惯。
“Servez-vous, monsieur, servez-vous.[11]”她重复着说，于是我又给自己盛了满满一碗，我们痛快地吃了起来。
没过五分钟时间，劈木头的声音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后门开了，那位农夫进来吃晚饭了。当他夫人向他解释我们的来历时，我起身和他打招呼，但他对两个陌生人坐在他的餐桌旁没表示出一丝兴趣，于是我又坐下了。
他是一个大个子男人，脑袋已经碰到了天花板。他走路的样子缓慢笨拙，给人的印象就是——四肢发达，反应迟缓。
他大约六十岁左右，灰白头发剪得短短的。我注意到他长着一对圆圆的小耳朵，而他的眼睛——虽然在看我们的时候没有任何问候的表示——则是纯真无邪的淡蓝色。
这个巨人一言不发地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他妻子马上给他盛了满满一碗汤。他双手黑乎乎的，沾着泥土，而且我知道还沾着别的什么东西，但他没去洗手。盛完汤，普雷斯夫人重新回到座位上，又朝我们露出灿烂的微笑，而且频繁点头，于是我们继续吃饭。从眼角的余光中，我看到这位农夫用勺子大口大口地舀汤喝，而且旁若无人地掰了好几块面包。
这对夫妻之间没有说话，但我注意到她不时地用深情和宽容的目光看他，尽管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我和伯纳黛特尽量找话说，至少我们之间能说点什么。其目的与其说是交流信息，倒不如说是为了打破这种沉闷气氛。
“希望明天汽车能够修好，”我说，“如果是大毛病，也许我还得去附近的大城镇购买零件或者找一辆抢修车。”
想到修车费也许会增加我们这次战后短暂旅行的负担，我不禁担忧起来。
“最近的大城镇是哪里？”伯纳黛特一边舀汤一边问道。
我努力去回想汽车里的那份地图：“我想是贝尔热拉克。”
“有多远？”她问道。
“大概是六十公里。”我回答说。
然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又陷入沉默。这样过了足有一分钟时间，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句英语：“四十四。”
当时我们二人都在低头吃饭，伯纳黛特抬起头来看我，我的样子与她一样迷惑。我望向普雷斯夫人，她高兴地微笑，继续吃着饭。伯纳黛特冲着那位农夫微微点了点头。我转向他，他还在狼吞虎咽地喝汤吃面包。
“你说什么？”我问道。
他没有显露出听到了的样子，又喝了几口汤、吃了几块面包。过了一小会儿，他用非常清晰的英语说道：“四十四，到贝尔热拉克，四十四公里。”
他并没有看我们，只是继续吃东西。我看向对面的普雷斯夫人，她的脸上浮现出快乐的微笑，似乎在说：“哦，是的，我的丈夫有语言天赋。”我和伯纳黛特惊讶地放下了勺子。
“你会说英语？”我问农夫。
几秒钟过去了。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
“你是在英格兰出生的吗？”我问道。
更长时间的沉默，他没有作答。足足过去了五十秒钟。
“威尔士。”他说完，又将一块面包放进嘴里。
在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不加快对话的速度，那么读者是会感到厌烦的。但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之间缓慢的会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完成，因为我的提问和他的回答之间总有一个漫长的间隔。
起初，我还以为他听力不好。其实不然，他能够清楚地听到。然后我想，他也许是一个谨小慎微、生性多疑的人，要仔细考虑他回答的含义，如同一名棋手，每走一步都要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其实不然。事情很简单，他完全没有心计，是那种思维迟缓的人。他要消化一个问题，琢磨出它的意思，构思一个答案，再把它表达出来。这样一圈下来，几十秒，甚至整整一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
也许，我本不该有浓厚的兴趣去耐心地与他长谈近两个小时，但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英国威尔士人会在法国内地这样偏僻的乡村当农民。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原因展现了出来。这个故事如此令人着迷，把我和伯纳黛特都吸引住了。
他的姓氏不是普雷斯，而是普赖斯，按法语的发音是普雷斯。他的全名是埃文・普赖斯，出生在英国威尔士南部的朗达山谷。差不多四十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是威尔士军团的一名二等兵。
当时，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他身负重伤，在一家英军医院里躺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政府宣布停战了。当英军返回家园的时候，他由于伤势太重无法动身，于是被转移到一家法国的医院。
在这里，他得到一位年轻护士的悉心护理，当他因为伤痛而卧床不起，这位姑娘爱上了他。他们结了婚，来到法国南方的多尔多涅，在她父母的小农场里安顿了下来。他再也没有回过威尔士。岳父岳母去世后，他妻子作为唯一的子女，继承了这个农场，也就是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
在这个如此缓慢的叙述过程中，普赖斯夫人一直坐在这里倾听着。每当偶尔听懂一两个词语时，她便会绽出快乐的微笑。我努力想象她在一九一八年时的模样：身材苗条，像一只快活伶俐的麻雀，一双深色的眼睛，干净整洁，干起活来十分欢快。
这位法国小护士在佛兰德地区的传染病医院里，悉心照料这个巨大、无助、头脑简单而又发育过度的大孩子，并最终爱上了他。这个形象深深打动了伯纳黛特，她俯身向前，碰了一下普赖斯的胳膊。
“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普赖斯先生。”她说。
他没有表露出任何情致。
“我们来自爱尔兰。”我说，像是在提供一些信息作为回报。
当他妻子为他盛上第三份浓汤的时候，他依然沉默无语。
“你去过爱尔兰吗？”伯纳黛特问道。
又过了几秒钟。他咕哝着点了点头。我和伯纳黛特惊喜地互相对视了一下。
“你是在那里工作吗？”
“不是。”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两年。”
“那是什么时候？”伯纳黛特问道。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
“你在那里干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兵。”
当然，我本该知道的，他不是一九一七年入伍的。他入伍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是一九一七年被派去佛兰德地区的。此前，他在英国陆军的爱尔兰警备司令部。
伯纳黛特微微打了个寒战。她来自一个狂热的共和党家庭。也许我本不该去理会，不该去进一步探究。但出于记者的本能，我继续问了下去。
“你们驻扎在哪里？”
“都柏林。”
“啊，我们就是都柏林人。你喜欢都柏林吗？”
“不喜欢。”
“噢，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
我们都柏林人对这个地方是很自豪的。我们喜欢外国人——哪怕是驻军——来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品质。
有关这位前二等兵的早期生涯，正如他后期部分的经历一样，展现得十分缓慢。他一八九七年出生在威尔士朗达地区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生活艰难而凄凉。一九一四年，他十七岁就当兵入伍，其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热情，还不如说是为了吃饱穿暖和有营房住。他一直是一名二等兵，从来没有得到过晋升。
当其他人奔赴佛兰德地区的前线时，他在训练营和威尔士的一个军需仓库里度过了十二个月。一九一五年下半年，他被派往爱尔兰警备司令部，他的部队驻扎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爱兰布里奇寒冷的兵营里。
我猜想，生活对他来说肯定是单调乏味的，所以他才会说他不喜欢都柏林。简陋的兵营宿舍，即使在那个时期也只有微薄的津贴，愚蠢地没完没了地打扫卫生和整顿军纪军容，在寒风刺骨的夜晚站岗，在瓢泼大雨中放哨。至于消遣……肯定很有限，当兵的那点津贴是消费不起的，只能在食堂里喝点啤酒，极少或从不与当地天主教居民往来。两年后，他被派往别处，他很可能为此而感到高兴。或者这位动作笨拙、反应迟缓的男人，也曾为什么事情高兴或悲伤过？
“没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吗？”我最后问道，有些绝望了。
“只有一次。”他终于回答说。
“是什么事情？”
“是一次处决。”他说，然后又专注地喝起汤。
伯纳黛特放下勺子，坐在那里僵住了。房间里的氛围有点寒气逼人。只有那位夫人，她一个词也没听懂，而她丈夫则过于迟钝，因此，他们二人根本没有在意。我本不该再继续问下去的。
毕竟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被处决了。普通的杀人犯在蒙特乔伊监狱被绞死，不过他们是被狱警绞死的。难道他们还需要部队来干这活吗？而且根据军规，英国军人中的杀人犯和强奸犯，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是要被处决的。但犯人是被绞死的还是被枪决的？这个我并不清楚。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那次处决？”我问道。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普赖斯先生抬起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盯住我，然后摇了摇头：“很久以前。”我想他也许在说谎，但他没有，他只是记不清楚了。
“当时你是在行刑队吗？”我问。
他像通常那样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我不知道一名行刑队队员会是什么样子。眯起一只眼睛，通过步枪准星去看六十英尺外被绑在一根木桩上的另一个人，辨认出心脏部位的那块白色标记，把准星瞄在那个活人身上，听到射击的命令后，扣动扳机，听到枪声震响，感受到枪械的后坐力，看到那个被绳子捆住的人脸色惨白砰然倒下，然后返回兵营，擦拭完步枪，去吃早饭。谢天谢地，我从来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样的场面。
“努力想想那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你几乎能够感觉到那种努力。最后他开口说话：“一九一六年，我认为是在夏天。”
我俯身向前，碰了碰他的手臂。他抬起眼睛看着我，目光没有躲躲闪闪，只是耐心地探询。
“你回想一下……努力回想……你处决的那个人是谁？”
但这对他来说难度太大了。无论他如何努力，还是没能想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
“很久以前。”他说。
伯纳黛特突然站起身来。她对普赖斯夫人紧张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我要去睡觉了，”她告诉我，“不要待得太久。”
二十分钟后，我上了楼。普赖斯先生此时坐在火炉旁边的沙发上，没在抽烟，也没在看书，他凝视着火焰，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房间里黑乎乎的，我不想去摸索煤油灯。借着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我脱下衣服，躺到床上。
伯纳黛特静静地躺在旁边，但我知道她并没有睡着。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也在想同一件事。我们回忆起了一九一六年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那是复活节的星期天，有一群人策划了一场在当时不得人心的运动——把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他们冲进了邮政局和其他几座大楼。
我们想起了成百上千的士兵被派过去，要用枪炮把他们驱赶出来。但其中没有驻扎在爱兰布里奇兵营里无所事事的二等兵普赖斯，不然的话，他会提及这个事件的；我们想起了在硝烟和呐喊声中，街上到处都是瓦砾、尸体和伤员，有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我们还想起了邮政大楼内最终被打败的起义者被押解出来，想起他们挂在楼顶上的那面奇怪的绿橙白三色旗被轻蔑地扯了下来，并再次被英国的米字旗取代。
现在学校当然不教这些了，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事实：当起义者戴着镣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码头，要经由水路去利物浦监狱时，都柏林人——其中大多数是穷苦的天主教徒——诅咒谩骂他们给都柏林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
事情本来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英国当局作出了一个愚蠢而疯狂的决定：五月三日到十二日间，在基尔曼汉姆监狱处决十六名起义的带头人。不到一年，民众情绪发生了变化：在一九一八年的大选中，独立党横扫全国。经过两年的游击战，爱尔兰的独立终于获得了认可。
伯纳黛特在我身边辗转难眠，沉浸在对往事的回想之中。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想起了当年五月份那几个凄凉的早晨，马路上响起行刑队士兵们带铁掌靴子的踩踏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从兵营向监狱进发。她想起了士兵们在监狱的大院子里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犯人被押解到远处墙壁的一根木桩旁边。
她想起了她的伯父。在这个温暖的夜晚，她肯定会想起他。伯父是她所崇敬的人，但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在监狱里，他拒绝与狱警用英语对话，在军事法庭，他也只用爱尔兰语讲话。在刑场上，当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他面对一排黑洞洞的枪口，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她还想起了其他人……奥康纳、克拉克、麦克多诺、帕特里克・皮尔斯[12]——当然，肯定有皮尔斯。
我为自己的愚蠢而懊恼，忍不住低声嘟哝。所有这些都没意义。还有其他犯人，强奸犯、抢劫犯、谋杀犯和英国军队的逃兵，在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后，也都被枪决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许多罪犯都被强制执行了死刑，而战争时期，获死刑的人就更多了。
“是在夏天。”普赖斯是这么说的。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从五月到九月下旬。在一个小国家的历史里，一九一六年春天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可谓重大事件。默默无闻的二等兵在重大事件中是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我放弃这些念头，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们早早就醒来了，因为刚过黎明不久，阳光就从窗外照进来，而且，院子里家禽的叫声，足以把死人吵醒。我们二人都用水缸里的水洗漱了一下，我尽可能把胡子刮得干净一些，然后把脏水从窗户泼到院子里，这能够湿润一下焦渴的土地。我们穿上昨天的衣服，走下楼梯。
普赖斯夫人已经在厨房的餐桌上为我们二人准备了热气腾腾的牛奶咖啡，还有黄油面包，吃起来味道很好。她丈夫连个影子都看不到。我还没有喝完咖啡，普赖斯夫人就把我召唤到屋前。在堆着牛粪、靠近大路的院子前面，停着我的那辆凯旋汽车，旁边还站着一个人，后来知道，他就是修理厂的老板。我想普赖斯先生或许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可是哪里都没见到他的身影。
修理工滔滔不绝地解释着，我只听懂了他反复提及的一个词语：Carburateur[13]。他随后又做手势对着管子吹气，以清除管子里的尘土。原来如此，这么简单。我发誓要去学汽车修理。他向我要了一千法郎——在戴高乐推行新法郎前的那些岁月里，一千法郎大约是一英镑。然后，他把汽车钥匙递给我并与我道别。
我和普赖斯夫人结了账，又是一千法郎（在那个年代，确实只要一小笔钱就可以去国外度假了），随后叫来伯纳黛特。我们装上行李，上了车，一下子就发动了引擎。最后挥手道别后，普赖斯夫人就进屋去了。我倒了一次车，转过车头，经过农房门口朝道路驶去。
刚刚驶上道路，我忽然听到一声大喊，随即停下汽车。透过驾驶位旁敞开着的车门玻璃，我看到普赖斯先生从院子对面朝我们跑来，他手里提着那把大斧，斧子在他脑袋旁晃来晃去，如同一根牙签般轻盈。
我张大嘴，以为他是来袭击我们的。假如他想那么做，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汽车剁成碎块。但接着，我看到他脸上兴高采烈，原来叫喊和挥动斧子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让我们停车。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车窗前，一张大脸盘出现在车窗处。
“我想起来了，”他说，“我想起来了。”
我吃了一惊。他像一个孩子做了一件能让父母特别高兴的事情一样，绽出欢快的笑容。
“想起来了？”我问道。
他点点头。“想起来了，”他重复着，“我那天早上枪杀的那个人，是一个诗人，叫皮尔斯。”
我和伯纳黛特坐在车上惊呆了，身子完全僵住，面无表情地凝视着他。他脸上的高兴神态消失了。他想尽办法要让我们高兴，但失败了。他认真对待我的问题，动用他那可怜的脑袋瓜冥思苦想了一整夜，为的是回忆起对他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的某个信息。经过那么久的努力，他在十秒钟之前终于想起来了。他及时追上我们，而我们却呆呆地凝视着他，既无表情、也无言语。
他的肩头松弛下来，直挺挺地站着，然后转身走向木棚后面那堆柴禾。很快，我又听到那种有节奏的砰击声。
伯纳黛特坐在汽车里，凝视着挡风玻璃的前方。她脸色惨白，双唇紧抿。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多年前，一个来自威尔士朗达山谷的笨拙的小伙子，从爱兰布里奇兵营的军需官那里领取了一支步枪和一发子弹。
伯纳黛特开口说话了。“恶魔。”她说。
我看向院子对面，看那把斧子一起一落的地方。握着斧子的那个人曾经用一颗子弹触发了一场战争，并使一个民族走上独立的道路。
“不，亲爱的，”我说，“不是恶魔。只是一名军人，在履行他的天职。”
我松开离合器，我们开始沿着山下那条道路，向贝尔热拉克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