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像一团火球挂在天空，把赤热洒向托斯卡纳地区的这座围有城墙的古城，洒向城里一簇簇屋顶和中世纪的瓦片上。在烈日下，这些瓦片有些呈粉红色，但大多数则在长时间的阳光烘烤下，变成了红棕色或灰白色，在炎热的空气中闪着微光。
突出的房檐排水槽在窗户的上部投下夜晚一般的阴影，但在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那些抹了灰泥的墙壁和古老的砖块则反射着灰白的热光。木制的窗台开裂了，油漆也已剥落。在锡耶纳老城区狭窄的铺有鹅卵石的小巷深处，还有一些阴凉的休憩处，偶尔有几只想打盹的猫在寻找避暑的场所，但当地的居民却不见踪影，因为这一天是赛马节。
在其中一条这样的巷子深处，在比成人肩膀宽不了多少的圆石小路的迷宫里，一位美国游客在匆匆赶路，脸被晒得像牛肉一样发红。汗水淌下来浸透了他的短袖棉质衬衣，身上的薄夹克感觉如同挂在肩膀上的一条毯子。在他身后，他的妻子因为平底凉鞋不合脚，走得踉踉跄跄。
他们曾试图在城里订旅馆，但在这个季节，他们订得太晚了，最后终于在卡索莱德尔萨订到一个房间。租来的那辆汽车因为发动机过热跑不动了，后来他们在城墙外面找到一个停车场，把汽车停在了那里。现在，他们从奥维勒门匆匆奔赴他们的目的地。
没过多久，他们就在这些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小巷子里迷失了方向，步履蹒跚地在滚烫的卵石上行走，脚下像是着了火。这位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牛仔不时地朝人声鼎沸的方向竖起耳朵，试图往那里赶。他那穿戴齐整的妻子只想着赶上丈夫，一边用一本旅游指南手册作扇子扇风。
“等等我。”她叫道。现在他们正在穿越城内两幢住宅之间的又一条狭巷，这些房子曾见证过美第奇家族[30]的科西莫[31]耀武扬威地进城，但即便是那时候，这些房子也已经很古老了。
“快点，亲爱的，”他回过头说，“我们要错过游行了。”
他说得对。在四分之一英里远处，聚集在田野广场[32]上的人群正努力挤向前去，想抢先看到游行队列。临时演员们穿着曾经统治和管理这座城市的锡耶纳十七个主要同业公会的服装，正拉开一场中世纪式的古装游行。根据传统，十七个堂区中的十个要在那天进行赛马比赛，获胜的一方可以为他们的会馆赢得象征荣誉的锦旗。这就是赛马会。不过，首先是游行。
头天晚上在旅馆的房间里，这位美国人已经把旅游手册里的内容念给他妻子听了。
“锡耶纳的堂区或市区，是在十二世纪末叶与十三世纪初叶之间建立的。”他大声朗读。
“那是在哥伦布之前。”她表示反对，就好像在伟大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帕罗斯起航、沿着力拓河进入大海后西行前，在他被人遗忘或是获得荣耀以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对。那是一四九二年。是在哥伦布之前三百年。这里说，开始时有四十二个堂区，三百年后减为二十三个，后来到一六七五年时只剩下十七个。我们明天去看游行。”
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庆典队列中几百名第一批服饰鲜亮华丽的鼓手、乐师和旗手开始进入田野广场。广场周围的十六座宫殿挂满条幅、彩旗和标识物，窗户前和阳台上挤满了有钱人，四万名群众正聚集在赛道的圈子内热烈欢呼。
“快点，亲爱的。”他朝身后叫道。前方的喧闹声变得响亮起来。“我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看这个。我终于能看到那座塔楼了。”
确实如些，曼吉亚塔楼的尖顶已经出现在了前面的屋顶上方。就在这个时候，她被绊倒了，她的脚踝因为鹅卵石和鞋子而扭到了。她叫了一声，随即坐倒在石头路面上。她的丈夫转身朝她跑来。
“哎哟，亲爱的，你怎么回事？”他朝她俯身，关切地皱起眉头。她攥着一只脚踝。
“我可能扭到脚踝了。”她说完哭了起来。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很顺利，现在却万事不顺。
她丈夫朝巷子两头打量，但这些古旧的木门全都上着锁、上着闩。相距几码远的高墙上有一道拱门，从一旁围住了这条巷子。阳光从门洞照进去，那里头好像有一处露天空地。
“我扶你到那儿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他说。
他把她从鹅卵石路面上拉起来，搀扶着一瘸一拐的她走向那个拱门。原来那里是一个铺着石板的院子，里面有一盆盆玫瑰花。谢天谢地，墙边的阴凉处还有一条石头长凳。美国人把他的老婆扶到凉爽的石凳上，她如释重负地坐了下去。
远处，游行队伍的尾巴还在主教座堂广场[33]时，打头阵的人们已经进入了田野广场，市民判官们已经在对旗手的人员、举止和舞旗水平进行品评。之后赛马时，不管谁赢，装备最精良的堂区参赛小组将获得“Masgalano”——一只精工雕刻的银盘。这件奖品很重要，而且在场的观众都知道。美国旅游者弯腰察看妻子的脚踝。
“需要我帮忙吗？”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美国人吃了一惊，转过身去。陌生人背对太阳站在他的上方。游客站直身子。那人细高个子，有一张神情冷静的脸。他们年龄相仿，五十五六岁，不过陌生人头发已花白。他穿着褪了色的帆布休闲裤和牛仔衬衫，看上去像是流浪汉，或是已不再年轻的嬉皮士。他说起英语来很有教养，但有点口音，也许是意大利语。
“我不确定。”美国人狐疑地说。
“你夫人跌倒了，伤了脚踝？”
“是的。”
陌生人跪到院子的石板上，脱去他妻子的凉鞋，轻轻按摩受了伤的脚踝。他的手指很温柔，手法娴熟。美国人在旁边盯着，准备在必要时挺身而出保护他的妻子。
“脚踝没有骨折，但恐怕是扭伤了。”那人说。
“你怎么知道？”丈夫问。
“我确实知道。”那人说。
“是吗？你是什么人？”
“我是园丁。”
“园丁？这里的吗？”
“我种养玫瑰花，打扫院子，保持清洁卫生。”
“但今天是赛马节。你没有听见吗？”
“我听见了。伤处需要包扎。我有一件干净的T恤衫，可以把它撕成布条。还要用冷水敷，以免肿胀。”
“赛马节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从来不看赛马。”
“为什么？人人都去看了呢。”
“因为是今天这个日子。七月二日。”
“这个日子这么特殊吗？”
“这也是解放日。”
“什么？”
“三十一年前的今天，也就是一九四四年七月的第二天，锡耶纳从德军的占领下获得了解放。而且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事，就在这座院子里，一件重要的事情。我相信这是奇迹。我去取水。”
美国人吃了一惊。这位来自堪萨斯州托皮卡的美国人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做弥撒和忏悔，他相信奇迹——罗马主教认可的那些。他这次的意大利夏季之行主要是去罗马，锡耶纳是后来加进行程里的。他朝这座空荡荡的院子打量了一番。
院子三十码乘二十码这么大，两边围有高墙，至少有十二英尺高，其中一面墙体上开有一个门洞，两扇大门敞开着，他就是从那个门洞进来的。另两边的墙更高，五十多英尺，墙上除了一些裂缝外，一片空白，墙头有屋顶，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大型建筑的外墙。在院子的最远端，嵌在大楼墙体里的，是另一扇门。它不是木板做的，而是由一根根木梁用螺栓固定而成，以阻止外人进攻。木门紧闭。门的木料与城市本身一样古老，因为长年累月暴晒在阳光下，除了几处污渍外，早已被晒得泛白。
在院子的一边，从一头到另一头，有一条长长的柱廊，斜屋顶由一排石柱支撑着，在屋檐下形成一个幽深而凉爽的避荫处。这时候，园丁取来了布条和一杯水。
他又跪下来，把布条绷带结结实实地扎到受伤的脚踝上，又把水浇上去浸透布条，当作冷敷。美国人的妻子松了口气。
“你还能去看赛马会吗？”丈夫问道。
妻子站起来，试着走了几步，脸立即扭成一团。脚踝仍在疼。
“你觉得呢？”游客问园丁。对方耸耸肩。
“这些巷子路面不平整，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又非常闹腾。而且，没有梯子和高台的话，你们什么也看不见。但庆祝活动会持续一整晚，你们可以在那时候看露天盛装庆祝，每条街上都有。或者，八月份还有一次赛马节。你们能等到那时候吗？”
“不行。我要养牛。下星期必须回家。”
“哦。那么……你夫人现在能走路了，但得走慢些。”
“我们等一下好吗，亲爱的？”她问道。
游客点点头。他朝院子四周打量了一下。
“是什么奇迹？我没看见有什么圣殿。”
“这里没有圣殿。没有圣人。现在还没有。可有一天会有，我希望。”
“那么，三十一年前的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
“你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吗？”园丁问。
“那当然。美国海军。太平洋战区。”
“不是在意大利这儿？”
“不是。可我的弟弟是在这里。他曾与马克・克拉克将军[34]一起战斗。”
园丁点点头，似乎在回忆往事。
“整个一九四四年，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半岛边战斗边向前推进，从西西里岛朝北到达奥地利边境。那一年，德军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是一次漫长的撤退。一开始他们是意大利的盟国，但在意大利投降之后，他们成了占领军。
“在托斯卡纳这里，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陆军元帅凯塞林[35]统帅着德军。与他对峙的，是由克拉克上将率领的美军、亚历山大上将[36]指挥的英军和朱安上将[37]统领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到六月初时，西部战线已经抵达翁布里亚北界和托斯卡纳南方。
“南部这里，地形崎岖不平，群山连绵不断，山势陡峭险峻，山谷里溪涧成百上千。盘山而上的公路是车辆通行的唯一道路。公路上很容易埋地雷，还能从对面的山坡上用机枪朝路上扫射。隐藏在山上的侦察兵还能指挥他们身后的炮兵把炮弹准确无误地朝敌军砸去。双方都伤亡惨重。
“锡耶纳成了繁忙的医疗中心。德国陆军的医疗队在这里建起了几座野战医院，而且常常满员。后来实在容纳不下了，便征用了几座修道院。而同盟国军队的战线还在向前推进，凯塞林元帅下令把所有轻伤员送到北方去。德军救护车队昼夜不停地驶向北方，但有些伤员无法动弹，只能留下来。许多士兵因伤重死去，被埋在郊外，床位紧张的压力暂时得到缓解。但到了六月下旬，战斗变得空前激烈，已接近尾声。在六月下旬的十多天里，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德国外科医生来到了这里。他没有临床经验，只能在一旁观看，边学边做。用来睡觉的时间很短，供应也严重短缺。”
夏日的天空中传来一阵欢呼，在视野之外，游行队伍的最后一部分进入了田野广场。每一个堂区的参赛小队都在铺着圆石的宽大沙土赛道上绕行一周。一辆中世纪战车入场了，牛拉着的战车上载有象征盛典与赛马节的锦旗，人群中传来一阵更为响亮的欢呼声。
“锡耶纳这里的德国守军是第十四集团军，指挥官是利默尔森上将[38]。别看报纸上把他们吹得很厉害，因为连续几个月作战，其实许多部队已经筋疲力尽且兵员不足。第十四集团军的主要分遣队是施勒姆上将[39]的第一空降军部队，施勒姆把他从海上得到的所有部队和装备都布置到了锡耶纳南方的山区里。这是利默尔森上将的右翼部队。在左翼内陆更深处的，是已经疲惫不堪的德国陆军第九十装甲掷弹兵师，他们设法挡住哈蒙将军的美军第一装甲师。
“在马克・克拉克上将的美军第五集团军的中央，面对着锡耶纳城的是朱安上将的自由法兰西部队，两翼是他自己的阿尔及利亚第三步兵师和摩洛哥第二步兵师。六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六日这五天的激战中，这些就是被德军拖住的同盟国部队。然后美军的坦克部队插入到德军的装甲兵阵地，锡耶纳遭到了两面夹击，先是东侧的美军，接着是西侧的法军部队。
“后撤的德军连队退了回来，带来了他们的伤员，有掷弹兵、装甲兵、空军野战师和伞兵。六月二十九日，这座城市的南面发生了最后一次激战，随后同盟国军队突破了防线。
“战斗打得激烈残酷，最后演变成白刃战和肉搏战。德军担架兵在夜幕的掩护下进入，尽最大努力救治数百名伤员，既有德军的，也有同盟国军队的，最后把他们带回了锡耶纳。眼见两侧受敌，而且在锡耶纳，整个德军第一空降兵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利默尔森上将请求凯塞林元帅同意拉平他的防线。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于是伞兵们撤回城内。锡耶纳到处是当兵的。伤员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连古旧的女修道院大墙下的这个院子，也被征用为临时掩蔽所和野战医院，以供最后抵达的大约一百名德军和同盟国军队的伤员使用。新来的年轻外科医生被指派去负责这里的医务工作。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
“这里？”美国人问，“这里曾经是野战医院？”
“是的。”
“可这里没有设备，没有水，没有电。条件肯定很艰苦。”
“是很艰苦。”
“我当时正搭乘运输舰回国。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疗养院供伤员使用。”
“你算幸运的。在这里，伤员就躺在担架兵把他们放下的地方。美国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有一百多名德国重伤员。他们确实是躺在这里等死。最后，伤员总数达到了二百二十人。”
“那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呢？”
那人耸耸肩。
“哦，他开始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上级军医派来三名勤务兵协助他。他们去附近的民居里找来床垫、草褥和任何可以躺卧的用具。他们还到处去偷床单和毯子。床单都被用来当作绷带。锡耶纳城里没有河流穿过，但许多个世纪前，锡耶纳人已经建造了错综复杂的地下供水渠网，把山里的溪水引到城内的街道底下，让人们可以从井里打水。勤务兵在最近的一个井上安装水桶、链条和辘轳，把水接到了院子里。
“从附近房子里抬过来的一张巨大的厨房桌子放在这里，就在院子中央的玫瑰花丛之间，作为手术台。药品相当缺乏，卫生就更不讲究了。整个下午到黄昏，他一直全力以赴做着手术。夜幕降临时，他跑到当地的部队医院讨煤油灯。在煤油灯照明下，他继续做手术。但这样还是无济于事，他知道会有伤员死去。
“许多伤员伤势严重，处于昏迷状态。他已经没有止痛药了。有些伤员就在与战友相隔几步远的地方被地雷炸中，另外一些伤员体内嵌着炮弹或手榴弹的弹片，还有一些人的手臂或者腿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天黑后不久，姑娘来了。”
“什么姑娘？”
“就是一个本地姑娘，一个意大利姑娘，他猜想。姑娘很年轻，也许二十岁刚出头，模样很奇特。他看到她在盯着他看。他点点头，姑娘微笑了，他继续动手术。”
“为什么说模样奇特？”
“鹅蛋脸、肤色苍白，看起来相当平静。一头短发，但不是当时流行的波波头，而是发梢有点内卷的童花头。相当优雅，不是非常轻浮的那种发型。穿的则是一件淡灰色的棉布衬衣。”
“她来帮忙了？”
“不，她走开了。她在那些士兵之间静静穿行。他看见她拿了一块布，在水桶里浸了一下，然后去擦拭他们的额头。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放上了那张手术台，他仍在工作。即使知道是在浪费时间，但他还是继续工作着。他才二十四岁，刚刚成为一个大小伙子，却正在承担一份大人的工作。他累得筋疲力尽，尽力不出差错。骨锯用渣酿白兰地[40]消毒一下就用来截肢，家用的棉线涂上蜂蜡就开始缝合伤员，吗啡快用完了，不得不实行定量配给。伤员们痛得尖叫起来，啊，他们叫得多么……”
美国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天哪，”他轻声说，“你就是外科医生。你不是意大利人。你就是那位德国外科医生。”
那人慢慢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就是那个外科医生。”
“亲爱的，我感觉脚踝现在好一点了。也许我们还能看到表演的结尾呢。”
“安静点，亲爱的。就几分钟时间。后来发生了什么？”
在田野广场，游行队伍离开了竞技场，参赛者已经面对着宫殿各就各位了。沙土赛道上只剩下各堂区派出的一名鼓手和一名旗手。他们的任务是用旗帜和编队来展示各自的技巧，随着鼓乐的节拍编排出复杂的图案，在比赛开始之前向人群致以最后的敬礼，这也是为他们各自堂区赢得银质圣盘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彻夜做着手术，直至黎明。勤务兵跟我一样累了，他们把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到桌子上，而我在尽最大努力。黎明前，她走了。那姑娘走了。我没有看见她的到来，也没有看见她的离去。
“太阳升起前有一段空闲。从拱门进来的担架在减少，最后停止了。我有时间去洗手，并在伤员中清点夜间死去的人数，以便安排埋葬事宜。”
“死了多少人？”
“没有。”
“没有？”
“没人死去。那天夜晚没人死去，七月一日早晨太阳升起时也没人死去。那边的角落里有三个阿尔及利亚人，胸部和腹部受伤，还有一个人双腿粉碎性骨折。我是在下半夜对他们动手术的。他们都是很坚强的人，仰面静静躺着，也许回想起了来这里为法兰西战斗并牺牲以前，在马格里布荒凉和干燥的山丘间的各自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会死，正等着真主来召唤他们。但他们没有死。
“就在你夫人坐着的地方，曾躺着一个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小伙子。抬进来时，他双手交叉按着肚子。我把他的手掰开。他是想设法把肠子塞回被撕裂了的肚子里去。我能做到的也就是把肠子放回原来的位置并把腹部缝合。他失血很多，可我没有血浆给他输血。
“黎明时，我听到他在哭，在呼唤母亲。我估计他能撑到中午，但他没死。黎明过后，虽然阳光还没从屋顶上直射进来，但气温已经升高了。当阳光直射时，这个地方将成为火炉。我设法把那张手术台搬到廊柱下的阴凉处，不过外面的那些人就没什么希望了。他们能够熬过失血和昏迷，但也没法对付毒辣辣的阳光。
“在廊道下面的那些人很幸运。那里有三个英国人，全都来自诺丁汉。其中一人向我要过烟。当时我英语水平很差，但香烟这个单词全世界通用。我告诉他，肺部被弹片撕裂的话，香烟是万万不能抽的。他笑着告诉我，当亚历山大将军到来时，他至少可以敬他一支烟。真是疯狂的英式幽默。不过，他们很勇敢，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回家了，但还是不忘开玩笑。
“担架手从战场上返回时，我留住了三个。他们累坏了，态度也很粗暴，但谢天谢地，传统的德意志纪律起了作用。他们接替了工作，原先的三名勤务兵在角落里蜷缩起身体，马上就睡着了。”
“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游客问。
“这一天是这么度过的。我命令新助手们去周围的房舍里寻找绳子、带子和更多床单。我们在院子两头拉起绳子，把床单搭上去并用衣夹夹住，形成一片小小的阴凉处。但温度还是在上升。水是关键。伤病员们呜咽着要水喝，勤务兵用提桶从井里取来水放到院子里，一杯一杯地递送过去。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道谢。
“我祈求来一阵凉风或者太阳快点下山。没有凉风，但曝晒了十二个小时后，太阳西下，温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下午三四点钟时，利默尔森手下的一名年轻上尉意外地走进院子。他停住脚步，凝视着，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吐出一句‘我的天哪’就跑了。我在他身后追赶，大声喊‘我这里需要帮助’。他回过头来说‘我会尽力的’，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也许他确实做了些事情。一个小时以后，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送来了一推车的药品。有止血包、吗啡、磺胺药物等等。太阳下山后，最后一批伤员来了，这次全是德国兵，约有二十人，加上他们，我们这里的伤员总数达到了二百二十名。黑暗中，她回来了。”
“那个姑娘吗？那个奇异的姑娘吗？”
“是的。她出现了，如同头天晚上那样。城墙外面，炮声似乎终于停止了。我猜同盟国军队是在准备他们最后的突破性进攻，以摧毁锡耶纳的防线。我祈求我们能幸免于难，尽管希望渺茫。到最后，除了伤员因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哭声和偶尔的尖叫声，院子里很静。
“我听到她的衣袍靠近我时发出的窸窣声，当时我正在为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装甲掷弹兵动手术，他失去了半边下颚。我转过身，她就在眼前，正把毛巾浸到木桶里的清水中。她笑了笑，在躺在地上的伤员间穿行，跪在他们身边，擦拭他们的额头，轻柔地触摸他们的伤口。我叫她别去碰敷料，但她没理会。”
“那是同一个姑娘吗？”美国人问道。
“是同一个姑娘。没有其他人。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了头天晚上没有发现的细节。她穿着的不是棉布衬衫，而是某种表示宗教级别的服装，那是见习修女的衣服。然后我意识到，她一定来自锡耶纳市内的某个女修道院。而且那件衣服上有个图案，深灰色盖在浅灰色上面，是基督的十字，但有点不同。十字的一条横杠断裂垂下来，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夹角。”
来自大广场的另一声欢呼越过屋顶传了过来。旗手们已经完成表演，之前关在市政官宫殿院子里的十匹马放了出来，来到沙地赛道上。因为这是无鞍赛马会，它们身上配有缰绳，但没有马鞍。赛马会的旗帜在裁判的看台前升起，人群中掀起一阵更响亮的欢呼声。
院子里，游客的妻子站起来试了一下她那受伤的脚踝。
“我觉得我能这样慢慢走。”她说。
“再等一会儿，甜心，”她丈夫说，“然后我发誓，我们一定赶过去看热闹。那么第二个晚上呢？”
“我为最后二十个，也就是最后那批德国伤员动手术，然后我用新到的设备和药品，去给头天晚上的伤员作进一步治疗。我现在有吗啡和抗生素，对于那些最痛苦的危重伤员，我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走得平静些。”
“有人死去吗？”
“没有。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没人死去。那天晚上没有。整个夜晚，那位年轻的修女一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言未发，微笑着，用清凉的井水擦拭他们的脸，触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向她表示感谢，想去拉拉她的手，但她微笑着轻轻走开了。
“我二十四小时咀嚼安非他命提神，但下半夜，药品用完，我已经无事可做，勤务兵们也已经在墙边睡着了。我的罩衣、手上和脸上沾满了其他年轻人的鲜血，我坐在那张锡耶纳居民曾经用来吃饭的手术台旁，脑袋枕着双臂睡了过去。太阳升起时，我被一名勤务兵推醒了。他一直在寻找食物，带回来满满一罐正宗意大利咖啡，那一定是战争开始时就贮藏起来的。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好的咖啡。”
“那个姑娘，那个年轻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么伤员们呢？”
“我很快巡视了遍院子，俯身检查每一位战士。都还活着。”
“你肯定很高兴。”
“太高兴了，高兴得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可能。设施那么简陋，这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战士们的伤势那么严重，我的经验又是那么少。”
“这天是七月二日对吗？解放日？”
“对。”
“那么同盟国军队最后攻进来了？”
“错。他们没有进攻锡耶纳。你听说过陆军元帅凯塞林吗？”
“没有。”
“以我的观点，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被低估的指挥官之一。他在一九四○年获得元帅军杖，但在当时，任何德军上将都能在西线打胜仗。而在节节落败时，要在抗击具有优势的敌军过程中撤退则比较难。
“有一类将军能够乘胜前进，另一类将军能够制订边战边退的计划。隆美尔属于第一类，凯塞林属于第二类。他边战边退，从西西里退到奥地利。到一九四四年，凭着绝对的空中优势、先进的坦克、无穷无尽的燃料和供应品，以及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同盟国军队本应在仲夏时就已横扫整个意大利，是凯塞林让他们步履艰难。
“但与某些人不同，凯塞林不是野蛮人。他富有文化涵养，钟爱意大利。希特勒命令他炸毁横跨台伯河的罗马市内桥梁。那都是建筑瑰宝。凯塞林拒绝执行命令，这帮助了同盟国军队向前推进。
“那天上午我捧着咖啡坐在院子里时，凯塞林元帅命令施勒姆上将不放一枪一弹，把整个德军第一空降军团撤出锡耶纳。没有任何东西遭到损毁或破坏。我还不知道的是，教皇庇护十二世[41]请求过夏尔・戴高乐，在他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奉命占领城市时，不要破坏它。至于利默尔森与朱安之间是否订立过秘密协定，这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他们谁也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都已去世，但他们都接到过相同的命令：保住锡耶纳。”
“没打一枪？没发一炮？没扔一颗炸弹？”
“没有。我们的伞兵在中午之前开始撤出。整天都在撤兵。下午三点钟光景，外边巷子里响起一阵皮靴走路的脚步声，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出现了。冯・斯特格利茨军医总监在战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在总医院时，他连续几天都在做手术，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他站在拱门下，惊奇地凝视着四周。和我在一起的有六名勤务兵，其中两名在负责取水。他打量我那沾满血迹的白大褂，以及那张已被放回亮堂处的厨房餐桌。他打量放在角落里的那堆散发着异味的肢体：手掌、手臂和腿，有些脚上还套着皮靴。”
“‘这地方怎么像一个藏尸所啊，’他说，‘这里就你一个人吗，上尉？’
“‘是的，长官。’
“‘伤员有多少？’
“‘约二百二十人，将军。’
“‘国籍？’
“‘一百二十名是我们的同胞，约一百名是同盟国战士，长官。’
“‘死了多少个？’
“‘到目前为止，没有，长官。’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然后大声说：‘Unmöglich’。”
“这个德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问。
“意思是‘不可能’。然后他朝一排被褥走去。用不着询问，只要看上一眼，他就能知道伤势的类型、轻重和存活概率。跟随他的随军牧师就跪在那里，为那些在太阳升起前即将死去的伤员进行临终祈祷。军医总监巡视完毕回到原来的位置。他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我身上乱七八糟的：倦容满面，浑身血迹，臭哄哄的，而且已经有两天两夜没吃饭了。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最后这么说，‘你在这里完成的任务是无法想象的。你知道我们正在撤出吗？’我说我知道。消息在败兵中传得很快。
“他对身后的军人下命令。一队担架兵从巷子里进来。只抬走德国兵，他告诉他们，把同盟国士兵留给同盟国军队。他在德军伤员中徘徊，只挑选那些能够经受颠簸旅程、翻越基安蒂山抵达米兰的伤员，到那里后，他们才能得到一切最好的待遇。那些被认为完全没有希望的德国人，他让担架兵把他们留了下来。在他下达命令后，七十名德军伤员被抬走了。于是，剩下了五十个德国人，还有同盟国军队的伤员。然后他回到我这里。太阳已经钻到屋后，快要下山了。空气正慢慢变凉爽。他的举止不再粗鲁，看上去只是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
“‘我愿意留下来。’我说。
“‘那意味着要成为战俘。’
“‘我知道，长官。’我说。
“‘好了，对你来说战争毕竟短暂。等到回国以后，希望我们能再次相会。’
“其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他走进那个门洞，转过身来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你能想象吗？将军向上尉敬礼。我没戴军帽，所以没法回敬。然后他便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六个月后，他死于空袭轰炸。我独自被留在这里，与一百五十名伤员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会死去。太阳下山，黑夜降临，我的几盏灯已经耗尽了油。但月亮升起来了，我开始给伤员们分发水。等我转过身时，她又回来了。”
此时，田野广场上传来持续不断的叫喊声。十名骑师全是长得矮小精干的职业选手，他们已经跨上马背，都手持短柄马鞭，这鞭子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骑，还用来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马匹和骑师。搞破坏是赛马会的一部分，这不是一项适合胆小者的活动。赌注是什么无所谓，胜利才是最激动人心的，而且一旦踏上沙土跑道，什么事都会抛到九霄云外。
被当作起跑线的一条粗绳后面有十匹马，它们按照抽签得出的顺序进行排列。每一位骑师都身穿代表自己堂区的鲜艳盛装，头戴帽盔，手握马鞭，缰绳勒得紧紧的。骏马预先来到绳索后面各自的位置上。最后一匹马就位后，发令员抬头看地方行政长官，等他点头便放下绳子开始比赛。人群如同草原上的雄狮一般发出响亮的吼声。
“她回来了？第三个晚上？”
“第三晚，也是最后一晚。我们干起活来配合默契，像是团队合作。有时候我说话，当然是用德语，但她显然没有听懂。她微笑着，但一句话也没说，即便是意大利语。我们从来没有过肢体接触。她照料着伤员们。我取来更多井水，还换了几次药。军医总监留了新的药品和敷料给我。到黎明时，这些补给品全都用完了。
“第三个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的双手手背上各有一块很大的黑斑，大概有一美元硬币那么大。我没去细想这事，直至多年以后。黎明之前，我转回身时，她已经走了。”
“你再也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再也没有。太阳升起后，我看见那边的所有高窗上都飘起了旗帜，没有第三帝国的鹰旗，再也不会有了。锡耶纳人缝制了同盟国军队的旗帜，尤其是法国的三色旗。它们在城内四处飘扬。大概七点钟时，我听见外面巷子里的脚步声正渐渐逼近。我很害怕。我从来没见过荷枪实弹的同盟国士兵，但希特勒曾向我们宣传过，他们全都是杀人犯。
“过了一会儿，五名士兵出现在门洞里。他们皮肤黝黑，军装上沾满了尘土和汗水，很难判定他们来自什么部队。然后我看到了洛林十字。那是法国的。只不过，他们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对我喊了几个单词，但我听不懂。法语和阿拉伯语我都不懂，只好微笑着耸耸肩。我在国防军衬衣和长裤外面套着沾有血迹的罩衫，但他们一定看到了罩衫下面的皮靴，是非常显眼的国防军军靴。他们在锡耶纳以南遭受了重大伤亡，此时此地的我，无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走进院子，大声喊着，在我面前晃着他们手里的步枪。我以为他们要向我开枪了。这时，角落里的其中一名阿尔及利亚伤员轻声叫唤。战士们走过去听他讲了一番话。当他们回来时，语气变了。他们取出一支味道很难闻的香烟，作为友谊的象征逼着我点上火。
“到了九点钟，城里到处是法国人。狂热的意大利居民夹道欢迎他们，姑娘们更是送上热吻。而我则留在这里，与捉到我的人在一起。
“后来，一名法军少校出现了。他会说一点英语，我也一样。我解释说，我是一名德国外科医生，留下来照顾伤员，他们中有些是法国人，大多数是同盟国军队的。他询问躺在地上的士兵，了解到其中有二十名他的同胞，其他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于是他跑到巷子里，大声疾呼要求援助。不到一个小时，所有伤员全被转移到了现在几乎空荡荡的总医院里。我与他们一起过去了。
“我被羁留在护士长办公室里，由一名持枪士兵看守着。与此同时，一名法国上校军医在逐个检查伤员。这一次，他们全都躺在了铺有干净的白床单的病床上，由意大利护士轮班照料着，帮他们擦洗身体并喂他们能够吃的营养品。
“下午，上校军医来到护士长办公室。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法国将军，名叫蒙莎贝尔，会说英语。‘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些人里有一半原本是会死去的，’他说，‘你是怎样医治他们的？’我解释说，我只是用我已有的设备和药品竭尽全力救治。
“他们用法语交谈。然后将军说：‘我们必须为亲属保留记录。那些死者，不管什么国籍，他们的身份识别牌在哪里？’我解释说，没有身份牌，送进院子的伤员没有一人死去。
“他们又交谈了一番，上校军医不时地耸耸肩。然后将军说：‘请你向我宣誓决不逃脱，留下来协助我的同事。有许多工作要做呢。’我当然服从了。我能逃到哪里去呢？德军撤退的速度比我行走的速度还要快。如果我跑到乡间，游击队会杀死我的。之后，由于缺乏进食和睡眠，我就地躺倒睡着了。
“经过一天一夜二十小时的睡眠，洗了澡、吃过饭，我又有足够的精力工作了。在过去的十天里，由法国人治疗的所有法军伤员都已被转移去了南方的佩鲁贾、阿西西和罗马。在锡耶纳这家医院里的伤兵，几乎全都是从院子里转移过来的。
“伤员们的断骨要接好复位并敷上石膏；伤口的缝线要拆开来，里面的损伤要进行妥善修补。然而，原本会发炎并由此致命的伤口却出奇的干净。被撕裂的动脉似乎已经自行愈合了；出血也已经被止住了。上校是来自法国里昂的一位名医；他主刀动手术，我做他的助手。我们一刻不停地动了一天一夜的手术，没有人死去。
“战争的潮水涌向北方。我被允许与上校军医住在一起。朱安上将来医院视察，并为我对法国伤兵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此后，我被派去专门照料五十名德军伤员。一个月后，我们都撤离到了南方的罗马。没有一个德国兵还想再打仗，经由红十字会的安排，他们被遣送回国。”
“他们回家了吗？”美国人问。
“他们全都回家了。”外科医生说，“美国陆军医疗部队把他们的小伙子用船舶从奥斯蒂亚运回美国去了。弗吉尼亚人回到了谢南多厄河谷。得克萨斯人回到了孤星州。那个哭着喊妈妈的奥斯汀小伙子返回得克萨斯，他的内脏仍在体内，腹壁也已经愈合了。
“法国解放后，法国人也把他们的伤员带回了家。英国人带走了自己人，也带走了我。英军亚历山大上将曾来罗马的医院巡视，听说了在锡耶纳这个院子里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再次发誓不逃走，就可以去一家英国医院工作，继续照顾这些德国伤员，直到战争结束。于是我做出保证。德国毕竟已经战败了。一九四五年德国最终投降，和平来临了，我经许可回到已经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故乡——德国汉堡。”
“那么，三十年后你来这里干什么？”美国游客问道。
清晰的尖叫声从田野广场传来。一匹马倒下了，断了一条腿，骑师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余下的九匹马在继续比赛。尽管铺了沙子，但底下的卵石还是会把骨头震得生疼，赛马步伐狂乱，人仰马翻经常发生。
那人耸了一下肩膀，朝四周慢慢地打量了一遍。
“这座院子在那三天里发生的事情，我相信是一次奇迹。但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一名年轻而热切的外科医生，仅此而已。这与那个姑娘有关。”
“赛马会以后还会有的，”游客说，“跟我说说那姑娘。”
“好的。我在一九四五年秋天被送回了德国。汉堡处在英军占领下。开始时，我在英国人的一家大医院工作，后来转到了汉堡总医院。一九四九年，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非纳粹国家——联邦德国，我也转到了一家私人诊所。诊所发展壮大后，我成了合伙人。我娶了一名当地姑娘，我们生养了两个孩子。生活好起来了，德国也繁荣富强了起来。之后我自己开了一家诊所，用财富去创造新的财富，并由此成了富人。但我永远忘不了这座院子，也永远忘不了穿着修女衣袍的那位姑娘。
“一九六五年，结婚十五年后，我的婚姻宣告结束。孩子们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当然很痛苦，但也表示理解。我有了自己的钱，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一九六八年，我决定回到这里找她，只是为了说一声谢谢。”
“那么你找到她了吗？”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找到了。已经过去二十四年，我猜想她应该有四十多岁，跟我差不多。我假定她仍是一名修女，或者，要是她还俗了，那么应该是一名有了自己孩子的已婚中年妇女。所以我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来到这里，在帕特里齐亚租了一间房，开始寻找她。
“首先我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女修道院。共有三座，全是不同的宗教团体。我雇了一名翻译，查访了每座女修道院。我询问了那里的院长嬷嬷。其中的两座在战时就存在了，第三座是后来建的。当我描述了我在找的那位见习修女后，她们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她们还找来了院里最年长的嬷嬷，但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修女，从来没见到过。
“特别之处是她穿过的那种衣袍：浅灰色，胸前缝着一只深灰色的十字。没人认得它。这些女修道院里都没有浅灰色的衣袍。
“我把网撒得大一些。也许她来自锡耶纳以外的宗教团体，在一九四四年德军占领的最后那个星期里，她是在锡耶纳探亲访友。我在托斯卡纳地区闲逛，寻找她所在的女修道院，但一无所获。在我的翻译失去耐心以后，我研究了从前到现在各个修女团体的着装，共有好几款浅灰色的衣袍，但没人见过钉有一条折断了的横杠的十字标志的款式。
“六个星期之后，我意识到希望渺茫。没人听说过她，更不用说见到过她了。二十四年前，她连续三个晚上走进这座院子。她擦拭过濒死士兵们的面孔，还安慰过他们。她触碰过他们的伤口，而且他们没有死去。也许她天生具有通过触摸就能使伤口愈合的能力，但她消失在战火纷乱的意大利，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祝她安好，不管她在哪里，但我知道，我永远找不到她了。”
“但刚才你说你已经找到了。”美国人提醒道。
“我说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外科医生纠正道，“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但仍做了最后一次尝试。这座城市有两份报纸，《锡耶纳快报》和《锡耶纳报》。我在两份报纸上各刊登了一份四分之一版面的寻人启事。同时见报的还有一张画，是我画的她所穿过的那件棉衣的式样，这张草图连同文字一起刊登了出来。启事中还许诺，提供相关线索的人将得到奖励。在我准备离开的那天早上，这份启事上了报。
“我在房间里收拾行装，这时候服务台打电话来，说有人在找我。我带着行李下了楼，预约的出租车将在一个小时内抵达，可我再也不需要那辆出租车了，我也错过了那天的航班。
“在大厅里等待着的是个满头银色短发的小老头，僧人打扮，深灰色的衣袍，腰上围着腰带，脚上穿着凉鞋。他手里拿着一份《锡耶纳报》，翻在登有我的启事的那一版。我们转移到大堂咖啡厅坐下。他会说英语。
“他问我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刊登那则启事。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寻找一位锡耶纳的年轻女士，她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前帮助过我。他告诉我，他叫弗拉・多米尼科，属于一个信奉禁食、祈祷和学习的宗教团体。他自己毕生的研究课题是锡耶纳历史及其中的各种宗教团体。
“他看起来既紧张又激动，要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是如何在锡耶纳遇到一位衣袍上有这种特殊图案的年轻女士的。这事说来话长，我告诉他。我们有的是时间，他回答，‘请告诉我一切’，于是我告诉了他。”
一匹赛马以半个身位的优势越过终点线时，广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九个堂区的会员发出绝望的抱怨声，而第十个，也就是被叫作“豪猪”的堂区会员，则迸发出欢乐的尖叫声。那天晚上，输掉了比赛的九个同业公会免不了在各自的公馆里喝上几杯，佐以颓丧的摇头叹息和惆怅的空想；而在“豪猪”的会馆里，庆祝活动将是一场狂欢。
“说下去，”美国人催促道，“你对他说了什么？”
“我对他说了一切。那正是他想知道、他坚持要了解的。从头至尾，所有细节情况，我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出租车来了，我没理会。但我忘了一个细节，直到最后才想了起来。那双手，姑娘的双手。最后我告诉了他，在月光下我看见的姑娘手背上黑斑的具体情形。
“那僧人的脸色变得如同他的头发一般雪白，他开始用手指拨动念珠，双眼紧闭，嘴唇默默翕动。那时我还是一名路德教教徒，不过后来改变了信仰。我问他这是在干什么。
“‘我在祈祷，我的孩子，’他回答说。‘为什么，兄弟？’我问道。‘为我不朽的灵魂，也为你的。’他说，‘因为我相信，你已经看见了上帝的作为。’然后我请求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诉我，于是他向我讲述了关于仁慈凯瑟琳的故事。”
“‘你知道锡耶纳的历史吗？’他问。
“‘不知道，’我说，‘几乎一无所知。’
“‘锡耶纳历史悠久，经历了许多个世纪。有些世纪繁荣太平，但大多数世纪充满战争、鲜血、暴政、世仇、饥荒和瘟疫。但最可怕的，是一三五五年到一五五九年那两个世纪。
“‘在这两百年里，锡耶纳城内外掀起了连绵不断、毫无意义且无利可图的战争。整个城市不断遭受着可怕的雇佣兵的掠夺和袭击，软弱的政府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城民。
“‘你一定知道，那时候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只是一些公国、侯国、小小的共和国和城邦国，这些地方的统治者经常想攻占其他人的领地，有些甚至真的打起仗来。锡耶纳是一个城邦共和国，时常受到佛罗伦萨公国的觊觎，最终，我们被归到了美第奇家族科西莫一世的掌控之下。
“‘但那件事发生在最糟糕的时代，一五二○年至一五五○年，那就是我要说的那段时间。在被称为蒙蒂的五个宗派的统治下，锡耶纳城邦国的政府处于混乱状态。蒙蒂集团内部相互之间争斗不断，最后毁掉了这座城市。一五一二年之前，锡耶纳一直在潘多尔福・佩特鲁齐[42]一个家族的统治之下，他们施行暴政，但至少局势得到了稳定。潘多尔福死后，城市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之中。
“‘市政府本应该是巴利亚，那是一个由地方行政官组成的永久性的委员会，佩特鲁齐是巴利亚的主席，老练而无情。但巴利亚的每位委员同时也是互相竞争的蒙蒂集团的成员。他们没有为管理城市通力协作，而是忙着倾轧相争，结果把锡耶纳给毁了。
“‘虽然潘多尔福本人已死，但该家族仍统治着巴利亚。一五二○年，佩特鲁齐家族的一支旁系生了一个女儿。女孩四岁时，佩特鲁齐家族失去了对巴利亚的控制，于是蒙蒂集团的其他四个宗派便肆无忌惮地争斗了起来。
“‘女孩长大后既美丽又虔诚，颇为她的家族增光。他们全家都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座庞大宫殿里，远离街上的贫困与混乱。其他富家娇生惯养的姑娘们变得即便称不上放荡，也十足任性、邪恶，而凯特琳娜・佩特鲁齐[43]却仍然端庄、娴静，心思都放在宗教事业上。
“‘她与父亲的唯一隔阂是婚姻问题。当时，女孩子十五六岁出嫁司空见惯，但年复一年，凯特琳娜回绝了一个又一个求婚的小伙子，这让她父亲十分恼火。
“‘一五四○年，灾难降临锡耶纳，也波及了周围的乡村地区；饥荒、瘟疫、骚乱、农民暴动和内部派系斗争，把这个城邦国家搅得一团糟。因为有宫殿围墙和父亲的卫兵保护，再加上时间都用来在家看书、做女红和上家庭小教堂做弥撒，凯特琳娜本应该是能幸免于难的。但在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去参加一个舞会，却永远没能抵达。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因为她的告解神父用拉丁语写过一份文件留存了下来，老神父是佩特鲁齐家族的精神导师。那天，她带着一名侍女坐上马车，因为街上很危险，同行的还有六名卫兵。
“‘半路上，她的马车被斜停在街上的另一辆马车挡住去路。她听到了喊声，一个男人在痛苦地尖叫。她不顾身旁伴媪的反对，撩起窗帘朝外看。
“‘另一辆马车属于蒙蒂集团里的一个敌对家族，好像有一名老乞丐在街上跌倒了，使得拉车的马匹受惊后转向。坐在马车上的是一位性格暴戾的年轻贵族，他勃然大怒，跳下马车夺过卫兵手中的棍子，残忍地抽打起乞丐来。
“‘凯特琳娜也毫不犹豫地跳下马车，泥泞的地面弄脏了她的丝绸绣花鞋，她朝那人大喊，要他停下。男子抬起头，她看到那是她父亲希望她与之结婚的一个年轻贵族。对方看到她马车门上的佩特鲁齐盾形标志，停下手里的棍棒，回到自己的马车上。
“‘姑娘蹲在泥地里，扶住老乞丐污浊的身躯。他被打得快要死了。虽然这样的人身上有寄生虫，而且又脏又臭，但在他死去时，她还是用双臂挽着他。传说里是这么讲的：当她俯视着那张精力耗尽、痛苦不堪、沾满泥水和血污的面孔时，她认为她看到了基督临死时的面孔。我们的古代编年史书上说，耶稣在死去前轻声说，照顾好我的人民。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目击者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我们只有一位老教士多年后在一座孤独的修道院里写下的文字。但无论发生的是什么，那些事都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回到家里，在宫殿的院子里烧掉了自己所有的衣物。她还告诉父亲，她要远离尘世，遁入空门。父亲当然没有同意，断然阻止了她。
“‘违拂父亲的意愿，这种事情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她去到城内每一座尼姑庵和女修道院，要求当见习修女，但她父亲派出的信使跑在她前面，于是她到处遭到谢绝。她们全都知道，佩特鲁齐家族余威仍在。
“‘如果她的父亲认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她，那他可错了。她从家里拿走自己的嫁妆财宝，又与蒙蒂集团里的一个敌对家族秘谈，商定了某座庭院的长期租赁事宜。这院子不大，是圣则济利亚修道院的地方，与修道院仅一墙之隔。僧尼们已经不用这块地了。它大约有二十米宽，三十米长，一边有一排廊柱，立在高高石墙下的阴影之中。
“‘为进行更彻底的分隔，院长神父在修道院通往院子的唯一一座拱形门洞里装上了一扇用橡木做成的厚实木门，并用粗大的插销锁住。
“‘在这个院子里，年轻的女士为大街小巷的穷人和贫民们建立起提供庇护的避难圣所。如今，我们称之为贫困救济所，但那时候，当然是没有这种机构的。她剪去飘逸长发，穿上一件普通的灰色棉布衬衣，赤着脚穿行在穷人中间。
“‘在这座院子里，穷人、社会弃儿、跛子、乞丐、贫苦人、流浪汉，因怀孕而被逐出大户人家的女佣人、盲人，还有病人，都找上门来。
“‘他们躺在院子里，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与老鼠和跳蚤为伴。她为他们擦拭身体，照料他们的伤口和脓疮，用她剩余的嫁妆买来食物，为了维持这项事业，还到街上讨钱。当然，她的家庭已经与她划清界限。
“‘但一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人们开始称她为仁慈凯瑟琳，这个院子开始收到来自富人和罪人的匿名捐助。她的名声越过高墙，传遍城内大街小巷。另一个年轻女子放弃优裕的家庭，加入她的慈善事业。然后又有两名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到了第三年，整个托斯卡纳地区都听说过她。她也引起了教会的注意。
“‘你肯定知道，先生，那时候是天主教会最可怕的时期。即使我也不得不这么说。由于长期享有特权和财富，天主教会开始贪污腐败。教会的许多主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过着君主般的生活，骄奢淫逸，追求肉体欲望的满足。
“‘这已经影响到了人民群众，他们在寻找新的指引。这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北欧，情况甚至更糟糕。马丁・路德[44]掀起宗教改革，英格兰国王已经与罗马分道扬镳。在意大利这儿，关于真正的信仰的争议炸开了锅。在仅仅相隔几英里的佛罗伦萨，布道的僧人萨佛纳罗拉[45]遭到严刑拷打，人们要求他认错并放弃新教信仰，之后，他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但即便他死了，反抗的声音仍在继续传播。
“‘教会需要改革，但不是分裂，然而许多当权者看不清这种形势，锡耶纳的主教鲁多维科就是其中之一。他最担惊受怕，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宫殿变成了一个声色犬马、荒淫无度的场所。他包庇纵容富人，以此换取他们的财富。然而在他的城里，差不多就在他眼皮底下，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士以自己的行动做出榜样，使他蒙受羞辱，而且人们全看在眼里。她没有像萨佛纳罗拉那样进行宣讲或煽动群众，但鲁多维科还是感到害怕。’”
在田野广场的裁判台上，赛马会优胜奖被颁发给了获胜的堂区领导人。饰有“豪猪”图案的旗帜得意洋洋地狂舞着。他们即将高歌欢呼，奔赴胜利的宴会。
“我们全都错过了，亲爱的。”美国人的妻子说。她又试了一下受伤的脚踝，发觉现在好多了，“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
“故事只剩一点点了。我答应你，我们等会儿去看所有的庆祝活动和盛装表演，这些会一直闹腾到黎明呢。那么她后来怎么样了？仁慈的凯瑟琳后来怎么啦？”
“‘第二年，主教的机会来了。那年夏天特别热。大地被烤焦了，河流也干涸了，大街上躺满了人和牲畜的尸体，老鼠大量繁殖。然后，一场瘟疫降临。
“‘那是可怕的黑死病，成千上万人病倒死去。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淋巴腺鼠疫，是由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但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愤怒的神明显灵，降难于世，要安抚愤怒的神，得有一个牺牲品。
“‘当时，为使自己和三名助手与城里的其他修女有所区别，凯特琳娜设计了一个图案，绣在她们四人所穿的衣袍上：耶稣的十字架，但有一条横杠折断了，以表示上帝为他的子民以及他们的行事方式感到悲痛。我们之所以会知道这一情况，是因为那位年迈的告解神父在多年以后写下了这些回忆。
“‘主教宣称这个图案代表异教，并煽动了一伙暴徒，其中的许多人从他那里得到了报酬。他宣称，这次瘟疫来自那座院子，是由晚上睡在那里但白天聚集在街头的乞丐们传播的。人们愿意相信该有人对他们的病负责。暴徒们于是向这座院子奔去。
“‘年迈的记录者现已作古，但他声称，自己从多个来源听说了所发生的事。听说暴徒们冲过来时，三个助手把破毯子披在棉衣外头，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凯特琳娜留了下来。暴徒们破门而入，殴打了在那里的男女老少，把他们赶到城墙外，任凭他们在乡野中挨饿，自生自灭。
“‘然而，暴徒们把愤恨都发泄在了凯特琳娜身上。她必定是处女，但他们按住她，对她多次施暴。暴徒中一定有主教卫队的士兵，蹂躏完之后，他们把她钉在了院子尽头的木门上，她最后死在了那里。’
“就这些，”德国人说，“七年前弗拉・多米尼科在酒店咖啡厅里就告诉了我这些。”
“没有了？”美国人问道，“他没有再说别的吗？”
“还有一些情况。”德国人承认道。
“告诉我，请告诉我所有情况。”美国游客请求说。
“嗯，根据那位老僧侣所说，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就在谋杀发生的当晚，城里来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山丘上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天黑得使太阳，乃至后来的月亮和星星，全都失去了光辉。然后就开始下雨了。那场雨前所未有，它凝聚了极大的力量和愤怒，似乎整个锡耶纳城遭到了高压水枪的喷淋。暴雨下了整整一夜，并持续到第二天上午。然后雨过天晴，云开日出。
“‘锡耶纳已经被荡涤干净，聚积在每一处裂缝内的污垢都被冲走了。洪水冲过街道，从城墙的缺口流淌出去，汇入到下游的山溪中。雨水带走污物和老鼠，如同基督的泪水一般，洗刷了坏人的罪行。
“‘几天后，瘟疫开始收敛，不久便消失。那些参加了暴行的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其中一些人回到这个院子，里面空荡荡的。他们从门上取下那具残破的遗体，想按基督教习俗掩埋，但神父们害怕主教，怕担上异教徒的指控，于是，几个胆子大的人把尸体装上一辆垃圾车，拉出城来到乡间。他们把尸体烧了，把骨灰撒进山溪里。
“‘佩特鲁齐家族的告解神父用拉丁语记载了这一切，他没有写确切的年份，甚至没有写明月份和日期。但在另一本编年史中，提到了那场特大暴雨的确切时间。那是一五四四年的七月份，大雨是在二日傍晚开始下的。’”
“赛马节的日子，”美国人说，“也是解放日。”
德国人微微一笑。
“赛马节的日期是后来定的，德军的撤退则是巧合。”
“可她回来了。四百年之后，她回来了。”
“我相信是这样。”德国人静静地说。
“照料战士们，就像照料那些强暴了她的人。”
“是的。”
“那么她手上的标记呢？是被钉到木门上时钉子穿过的孔？”
“是的。”
美国游客凝视着那扇橡木门。
“那些污渍，是她的血？”
“是的。”
“噢，天哪。”游客说。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问道：“那么你是在照顾这个花圃？为了她？”
“我每年夏天来这里。清扫院子，料理玫瑰。这只是向她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她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今天是七月的第二天。她还会来吗？”
“也许会来，也许不会。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无论男女老少，锡耶纳今晚没人会死。”
“这肯定会有开支，”游客说，“要使这里保持原样是有成本的。如果有什么事……”
德国人耸耸肩。“也不一定。墙边的凳子上有一只捐款箱，是在为锡耶纳的孤儿们募捐。我觉得她会喜欢这种方式。”
这位游客在美国人里也算是慷慨大方的。他把手伸进夹克，摸出厚厚一叠纸币。他转向捐款箱，抽出六张塞了进去。
“先生，”他一边扶起他的妻子，一边对德国人说，“我很快就要离开意大利，飞回美国堪萨斯了。我要去经营农场，养牛。但我不会忘记，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曾经来过她死去的这座院子，而且只要我活着，就会永远记住仁慈凯特琳娜的故事。来吧，甜心，我们也去看热闹。”
他们离开院子，转入巷子，朝通往远处传来欢庆喧闹声的街道走去。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从她原先一直藏身的廊柱阴影深处走了出来。
她也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上衣，头发编成紧凑的玉米辫子，脖子上挂着一串具有民族特色的珠子。她的肩上还斜挂一把吉他，右手晃荡着一只沉重的背包，左手拿着她自己的手提袋。
她站到男人身边，从自己的胸袋里掏出一支大麻烟卷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递给他。
“他留下多少？”她问。
“五百美元。”男的说。他说话已经没有了德国口音，完全是英国伍德斯托克西部的腔调。他倒空木箱内的美元，把钱塞进自己的衬衣口袋。
“这故事很棒，”他的伴侣说，“我喜欢你讲故事的风格。”
“还行吧。”嬉皮士谦逊地说，一边提起自己的帆布背包准备离开，“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总是信以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