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荃进扎雨花台；这次军事行动，算不上名实相符的围城，只能视作形式大于内容的标志性事件。明年五月，水师攻克九洑洲，长江肃清；相当于围住南京的西面。八月，陆军攻克南京东、南面十处坚垒。三年正月，攻克太平军在钟山之巅修筑的“天保城”，并分守洪山、北固山等处，宣告合围成功。这是篇首所谓的内圈之围。“距城百里之外，如镇江、东坝、溧水、金柱关均有重兵助守，宜兴、溧阳二县又新经苏军（伯牛按即淮军）克复，外援将绝，粮米无多”；这是篇首所谓的外围之势。内外相合，瓮中捉鳖，才算真正拉开战天京的序幕。
东南全局方面：二年十月末，李鸿章收复苏州；三年二月，左宗棠克复杭州。对曾国荃来说，这无疑是天大喜讯；从此之后，围师再不用担心自江、浙东来的“大股援贼”，可以一心一意的围城、攻城。但是，这也是无声而有力的催促；所谓肃清东南，其成功的标志就是攻克南京、苏州、杭州这三座城市，如今，苏、杭已复，南京就成为万众瞩目之地。虽不敢打包票说克期奏功，但是，继续按照九江、安庆的攻法，严围缓攻，候敌自溃，已经不合时宜。且看曾国藩奏报完成南京合围以后收到的批谕：
“金陵城大而坚，围攻不易。诚恐各营将士号令不一，心志难齐，曾国藩能否亲往督办？俾各营将士有所秉承，以期迅速奏功”；
九江、安庆自合围至攻克，费时都在一年以上；南京之险固，更甚于二城，比照前事，似不应过于催促。但是，李鸿章复苏州，只需三月；左宗棠克杭州，不过半年；然则今时不同往日，又未可拖延过久。曾国荃率兵从安庆打到南京，其部下始终跟随，并不存在“号令不一，心志难齐”的问题，朝廷未尝不知道；但偏要以此为借口，让曾国藩亲临督战，用意即在于此。曾国荃是前敌指挥，曾国藩为全局统帅，朝廷不直接催促曾国荃，而向曾国藩委婉示意，就是在不破坏行政指挥架构的情况下，暗示曾国荃应该力图进取，不事苟安，要以李、左为榜样，而不要援照九、安的成例，尽早克复南京。
但是，湘军和李、左二军相较，在攻城的装备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大型炸炮。李鸿章有常胜军，左宗棠有常捷军，这两只部队的猛烈火力，能在攻城时发挥巨大的作用。戈登在常胜军解散后，曾赴南京参观湘军围师，便说湘军之“营垒坚固、号令严肃”，令人佩服，美中不足的则是“少好炮”。曾国藩看了李、左等人汇报克城的摺稿后，也一改“在人不在器”的成见，慨叹：“炸炮轰到之城，实可骑马而登，胜于地洞十倍”。由此可见，在没有洋炮助阵的情况下，用李、左的战绩来敦促曾国荃加快进度，确实有点不公平。
语曰：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大炮，那就只好挖地道了。二年八月间，曾国荃就已择地开挖，进行前期准备，三年正月合围后，更是全面开挖，路路并进。但是，地道攻城，实在不是上策。首先，炸药用量太大，难以为继，后勤部长曾国藩就屡屡抱怨：
“地洞一事，前十一月初五日已浪费药数万斤，近日闻又有一洞将发，又将浪费数万。此等百战之寇，其力岂不能堵一缺口？余实苦无药可解。特此飞告：一、请弟莫再轰地洞，二、请弟函商少荃酌借火药。勿谓兄言之不早也”；
其次，在挖地道的过程中，艰险万状，往往损兵折将，徒劳无功。前述李秀成围攻曾国荃，用地道攻营，屡被湘军破坏，便是明证。这次攻守易位，李秀成便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
“自朝阳门至钟阜门，开地道三十三处。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则纵横聚葬于其中；贼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烟，灌以沸汤，则趫者幸脱而悫者就歼；盖每穿一穴，为贼所觉，而将士须臾殒命者，率常数十百人。一日，穴地已过城根，贼尚未觉；会贼有以枪插地者，穴内军士见枪首入地，疑贼已觉而刺之也，急以手引枪入地数尺，贼始知官军在地下，复迎击之，官军或退或死。复开他道，或为山石所隔，或将近城根；贼酋李秀成登陴遥望，见其上草色，辄知下有地道”；
李秀成用以发现地道的方法，很简单，分辨草色而已。地道是用来装药轰城的，挖得太深，爆破效果必然不好，故不能深挖；然则入地太浅，不免伤损草根，草枯则渐作黄色，必异于周边草色。李秀成登高一望，只见黄绿相间，晰然可辨，于是，地道所在，了然于心。接下来就是“穿隧以迎”，“薰以毒烟，灌以沸汤”，湘军“将士须臾殒命者，率常数十百人”。而不慎火烛，发生误炸事件，工程兵“纵横聚葬于其中”，也在所难免。至于挖错方向，“为山石所隔”，徒劳无功，却不丢性命，反倒要算好事了。文中“穴地已过城根”一节，则类似文学、电影桥段，必为作家、编剧等人所喜闻乐见。
就这么挖啊挖，一直挖了大半年，炸药费去十数万，工兵死了一两千，南京城还是完好无损。曾国荃愤懑异常，但又无计可施，加之肝病复发，身心俱坏，乃“逢人辄怒，遇事辄忧”。曾国藩也用不上劲，只好日日致函，多方设譬，大谈性命之道，聊为宽慰：
“自苏、杭克复，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吾独不期其速，而期其稳。故发信数十次，总戒弟之欲速。盖深知洪逆非诸贼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也。此等处，吾兄弟须有定识定力，望老弟巍然不动，井然不紊。将克未克之际，必有一番大风波。吾弟若破地道，且待大风波经过之后再行动手，实不为晚。吾所虑者，一恐弟求速效而焦灼生病，一恐各营猛攻地道，多损精锐而无以御援贼耳”；
这等安慰，聊胜于无而已。至于“将克未克之际，必有一番大风波”，本是抽象用语，类似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之类务虚的方略，孰料一语成谶，不久还真来了“一番大风波”。
朝廷考察曾国荃的工作进程，不会从三年正月合围算起，而会将元年五月进扎雨花台认作曾国荃经营金陵的开端。然则迄今耗时已近二年，曾、李、左三路军队中，李、左连克名城，捷报频传，南京却毫无成效。中枢诸公不能不形成一种看法，即湘军暮气已深，而苏、浙两军，尤其是苏军如日方升，朝气可用。那么，调派苏军前来会攻，也就成为军机处的议题。苏州收复后，江苏境内的“贼巢”，就只剩常州城；常州离南京甚近，倘若克复常州，李鸿章带领炮队，顺势西进，以攻苏、常之法，助攻南京，未尝不是迅奏膚公的好办法。
四月五日，淮军攻克常州。中枢旋即下旨，命李鸿章派人接防东坝，并有“会攻（南京）之说”。淮军刚刚经历大战，士卒须稍作休息，未便即刻拔队西向，所以，谕旨仅示咨询之意，没有敦促之情。李鸿章和曾国藩通气，就淮军助剿之事，第一次表明立场：
“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劳苦累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朝命亦未敦促。富将军（明阿）遽欲会攻，诚为有损无益，似宜拒之。湖州之贼尚无去志；左帅（宗棠）屡云逼城，其实距城尚远。昨来咨，属勿会攻，请苏军进长兴以扼其喉。月初当派刘、王、郭、杨四军图长兴，以避协攻湖郡之名，而为进趋广德、泗安之势。……届时，如金陵未克，必须炮队往助，只要吾师与沅丈一纸书，七月中旬可派鹤弟（李鹤章）带数将前去”；
如前所述，情急势迫如催调黄翼升时，李鸿章能写“词意乖忤，气质不平”之信，据理力争，锋芒尽露。而好整以暇之时，他又善体人情，能作此头头是道、义理俱胜之书。寥寥数语，安排一切，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一番。
先粗略分析湘、淮、楚（即左军）三军形势。三军中，湘最苦，楚次之，淮则独享悠闲之乐。湘军顿兵南京城下，一筹莫展，固不待言；楚军虽克杭州，但湖州未下，未竟全功；而苏、常克复，全省肃清，淮军业已功成名就，无所追求。当然，中枢决不会让行有馀力者就此硁硁自守，独享清福，必定要调淮军援助湘、楚。淮军大部驻扎常州，西可会攻南京，南可助攻湖州；朝廷之意，自欲淮军西进，因为南京在战略上的价值，何啻十个湖州？但是，李鸿章故作懵懂，不去会攻南京，却来援剿湖州。曾国荃不愿他人分功，左宗棠何尝没这个意思；二月间，淮军“捞过界”，攻克浙江嘉兴，就惹得左宗棠大发牢骚：
“少荃中丞受苏州之降，智则智矣，而究不免为岛人（按即谓英国人）所轻。兹仍欲以此越界立功，而于宜（兴）、溧（阳）本辖之剧贼则置之不顾，任其狂窜，而后击之。于用兵机势得矣，然不可谓谋国之忠也”；
李鸿章不是傻瓜，自然知道“越界立功”必遭忌恨。往西往南，都是得罪人的事，而大势所趋，又不得不选定一处来得罪，绝做不到两面讨好。于是，权衡利弊、分别亲疏，他决定继续得罪左宗棠，继嘉兴以后，再去分剿湖州。当然，事情不能做得太绝，真将部队开到湖州，楚军非跟淮军打一仗不可，故李鸿章选择进攻湖州北部的长兴，“以避协攻湖郡之名”。协攻湖洲，与协攻南京，在“功利”上差别巨大，毋庸赘言；而且，协攻湖洲而不是南京，既违背朝意，又触怒“左帅”，可说是利少害多，得不偿失。李鸿章视而不见，毅然自承，其中的深情厚谊，“师门”与“沅丈”必然心领神会，大受感动。
此外，信中所谓“富将军遽欲会攻”，乃指驻守扬州的富明阿于四月间主动请缨助剿南京一事。富明阿一介莽夫，不明白南京未克，并非缺少兵将，乃无西洋大炮之故；而性情浮躁，时抱贪鄙之念，遂冒然请旨助剿。军机处诸人比他明白得多，知道他此去纯属帮倒忙，于是“谕旨令其以江北为重”，毋庸南渡。李鸿章拈出此事，适足反衬自己乐于成人之美，毫无贪念。
世间之人，每当事态萌发之时，昧于查察之明，不能当机立断，以至绵延迁就，小眚酿成大错。淮军助剿这个说法甫露端倪，李鸿章便态度鲜明的表明立场：“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并立即安排淮军助剿浙江，全面杜绝朝廷遣调的可能性。此举固然如左宗棠所说“不可谓谋国之忠”，但舍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兼顾人情、国事么？
当然，淮军助剿之议，决不会因此中止。淮军炮火强劲，确为攻城利器；湘军久攻不下，正当借助其力。常州克复后，中枢便稍露会攻之意，但“亦未敦促”，其所以如此之故，乃是借机刺激一下曾国荃，希望他在荣誉感的激励下，“出奇制胜，迅拔坚城”。但是，除了挖地道，曾国荃那还有“出奇制胜”之策？于是，一个月过去，南京军情依然如故。朝廷只问成效，而不必问名自孰出、功自孰成；因此，五月八日，降下一道谕旨：
“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着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膚公。李鸿章如能亲督各军与曾国荃会商机宜，剿办更易得手，着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少存畛域之见”；
一月之间，口风大变。四月初尚“未敦促”，五月初则不由分说，代为主张；所谓“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则是说李鸿章无需复奏，奉命后即当派“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至于能否亲临前线督阵，待派兵以后再“酌度情形”。这种命令，就如小说家所津津乐道的“金牌”，只能遵从，毫无商量馀地。这种命令，又像围棋中力大无比的“强手”，虽有无理之嫌，倘非谋勇双全的奕者，也无法应对。当此之时，不管军务如何繁迫，仍然坚持每日一局围棋的曾国藩如何落子？当此之时，老师坚城，计无所出，病肝吐血的曾国荃如何感想？当此之时，首当其冲、左右为难的李鸿章如何“办理”？
淮军助剿南京，较之李泰国舰队助剿南京，不可同日而语。运动战是否需要助战，主要看时机；两军野战，能在适当的时候多出一支奇兵、活兵，或抄敌后，或断敌运，其必能建功，显而易见。攻坚战是否需要助攻，则看需求。攻城无善策，全凭炸炮轰，曾国荃军中正缺巨炮。李泰国舰队的作用只在于封锁江面，于实际攻城帮不上忙，而湘军水师早已控制长江；因此，曾国荃回复总署密函，说：“江边仅金陵一城未复，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藉轮船战攻之力”。可是，“克期扫荡”的话说了一年半（复函在二年十月间），南京犹未攻下，“克期”渐成无期，“扫荡”未免荒唐，再要拒绝援助，就不能如拒绝洋舰那样理直气壮了。淮军“炮队尤为得力”，正能为“少好炮”的湘军助上一臂之力，正能满足攻坚战的需求；因此，曾氏兄弟已经没有拒绝援剿的借口，惟一可指望的，就看李鸿章是否言行合一，实践他前此表明的立场。
在李鸿章再次表态前，曾国藩和曾国荃先商量了一番：
“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润（胡林翼）克鄂省，迪（李续宾）克九江，沅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左宗棠）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荃各占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今决计，不著痕迹”；
所谓“名”，就是：“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德、功、言三者，对曾国荃来说，德、言俱不可问，惟立功以致不朽，可望达到。株守城下，苦心经营，两年多来，日思夜想的就是打进南京城，其他种种，匪所思存。肃清江苏之功，让与李鸿章；安徽剿苗之功，让于唐训方；江西防守之功，让于席宝田。如果攻克南京之功，也要让出一半，那前此的心血，尽成虚费，身后的名声，全成泡影。情何以堪？生亦何欢？大哥来信，讲什么：“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曾国荃当然听不进去。但是，不爱听又如何呢？湘军确无攻城善策，淮军恰有攻坚利器；总是这么占着茅坑不拉屎，以一己私念妨碍全局公事，也不是个事吧？暂且放下曾国荃的尴尬，看看李鸿章的“办理”。
四月下旬，致函曾国藩，他已经表过态了；五月初，他又给曾国荃吃了一颗定心丸：
“屡奉寄谕，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生，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复，附片藉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摺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清听。富将军之浅躁，左制军之倾挤，鸿章不乐为也”；
南京就是曾国荃的“禁脔”、“卧榻”，孰敢“近”、“窥”？但这话出自曾九之口，未免有失风度；李二胸脯一拍，直言无讳，摆出一幅铁哥们姿态，请“我公”宽心，且莫猜疑。尤有甚者，拈出两份奏折，以示于公于私都在尽量维护“我公”的脸面。克复常州后，李鸿章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离南京越远越好。克复丹阳摺内则有“金陵……不日当可得手”之语，暗示无需会剿之意。二分奏折俱作于四月间，更能显示李鸿章的见机之早，用心之苦。末云富明阿“浅躁”，即前述富欲渡江助剿事；左宗棠“倾挤”，则指淮军“冒犯越（浙江）疆”，攻克嘉兴，引发左宗棠满腹牢骚。一味表白自己不够，还要树两个反面典型，以示划清界限；迹近于小人市恩，无足深论。李鸿章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撇清，固然体现出他无意争功的善意，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曾国荃忌讳他人助剿到了如何敏感的程度。何况，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即李鸿章虽然无意争功，但淮军将领颇有直捣黄龙之意：
“方诏之日促也，铭、盛诸将咸跃跃欲试。或曰：‘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超）军遇于东坝，必战。’刘壮肃曰：‘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李鸿章）存心忠厚，终不许。将卒皆知其事”；
“铭”及“刘壮肃”，指刘铭传；“盛”，周盛波，都是淮军名将。淮军将领攘功争利，不惜与湘军内战，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分析一下淮军诸将当时的军功簿，却又觉得合乎情理。克服苏州是淮军当日第一大功，但排在奏保前列的，乃是程学启、戈登、李朝斌、黄翼升四人，刘、潘诸人无与焉。嗣后克复常州，刘铭传虽记头功，但终不可与苏州之功相提并论。军人博命疆场，无不希图克名城、歼首酋、膺懋赏；眼前再无比攻克南京、歼灭洪李更大的目标，而湘军久攻不下，朝旨适令助剿，正是百年不遇的机缘。众将士“跃跃欲试”，至曰“当我巨炮”，实在情理之中，不得尽谓流言。“将卒皆知其事”，曾国荃自然也有所闻，嘴上不说，心中能不猜疑？因此，李鸿章屡屡致意，喋喋不休，固然为了表明本心，也不无辟谣避谤的意思。
然则，李鸿章终究要回复这道谕旨，如何措辞呢？单说“指日即可得手”、毋庸协剿当然行不通，能说的，就只有列举客观困难了：
“于攻克常州后，未敢遽议协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将苦战经年，伤病疲乏，未得休养，若遽令远出，诚恐再衰三竭，无裨大局。一以曾国荃全军两年围攻，一篑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馀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又、叠准曾国藩咨缄，属令派兵接防句容、东坝、溧水、高淳各处。又、叠准左宗棠咨商，拨兵进规长兴，以掣湖州贼势。臣因湖郡贼氛尚炽，实为苏省切近之忧，应先派劲旅进规长兴，协取湖郡。俟湖州克复，门户稳固，然后分兵会图金陵，方无后顾之虑。是以拣派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杨鼎勋等军会攻长兴，现已进逼城根，势难遽行撤动。而苏、常新复，各郡县内防湖州窜匪，外堵金陵窜路，节节设防，未可一处空虚。常胜军裁撤后，英酋巴夏礼等方以松、沪腹地无备，日与饶舌，臣固未可远离，臣之兵力亦仅勉支堵剿”；
种种理由，不过两个字：“没人”。其时，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用围魏救赵之计，猛攻江西，曾国藩派鲍超往援，空出来的防地由李鸿章派兵接守；淮军“进规长兴，协取湖郡”，如前所述，乃是不惜得罪左宗棠，将兵力调至浙江，扎定后，“势难遽行撤动”；常胜军解散后，松江、上海也需要派兵驻守；因此之故，江苏兵力只够在省内“堵剿”，不能出省“协剿”。而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则是：“屡接（曾国荃）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馀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隐然在给曾国荃递条陈，申请展期。俗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谓对策，其精髓无非是个“拖”字。公然抗命，那是莽夫蠢才；智者黠者从不说不能遵命的废话，只会“沥陈下情”，告以不可遽行的苦衷。攻城歼敌，固有别于妇人生产，不可能推算出大致不错的准期，故中枢诸公并不能明确设定克服的限期，只能根据前敌报告日加催促而已。当然，同治七年间，庙算如神的慈禧太后下达终极追杀令，限令左宗棠、李鸿章等在一个月内消灭“捻逆”，否则“严加议处”；算是“女中尧舜”别出心裁的特例，难以奉为实事求是的常规。
如此一来，谕旨所谓“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李鸿章仅做到“奏闻”，而根本没有“迅速办理”。这是奉命援剿一方的托词，那么，奉命接待援剿部队的曾国藩做了怎样的复奏呢？我对照曾、李的复奏，发现他们联手制造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局面，其中妙处，难以言表。但我尽量尝试解说一二，不致完全埋没这呕心沥血的绝妙好文，先看曾国藩的复奏（伯牛案：其文甚长，不便全录，乃择要逐段分析）：
“自苏、常攻克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会剿，特以该抚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是以未及具疏上陈。函询臣弟曾国荃，亦以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
说话也好，做事也好，最重要的是先占地步；或者说，要掐架，先得扎定马步。这两句话，就好似一个稳稳当当的马步。第一句，是所谓“礼”，即尊重行政体制之意。曾国藩固然是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伯牛案：此廿一字即其官衔），但是，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是“封疆将帅之臣”，非比一般属吏，可以呼来换去。各省之长，全都唯朝命是从，方能体现中央集权的制度威严；甚言之，一市一县一居委会，也都唯朝命是从，则更符合令行禁止的“政体”。行政架构确实有层级等差，但是，其所以有层级等差，立法本意及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政令畅通么？总督归朝廷直管，巡抚又何尝不是；总督固可调遣巡抚，终竟不直接调遣，而将此调遣之权拱让朝廷，不就是尊重中央集权之意么？所以，这一句“本拟咨请……（又）非臣所敢奏调”，既说明小臣荩谋与大王宸断不谋而合于前，又表示圣谟广远能知缓急、微臣固陋不敢自专于后，在助剿问题上高度体现了对中央的尊重。第二句，是所谓“情”，即尊重前敌将士之意。曾国藩论事应务，不违礼制，不悖人情，且常能以堂堂正正之言，表曲折微妙之情。例如，李泰国兵船之议，他体谅总署谈判的难处，赞成继续购进，同时，明示华裔之别、缓急之辨，建议分赠各国，破财求安；即是佳例。“不敢更求助于人”云云，表面是说“师久无功，愧悚无地”，实则是在代替三军将士表述不“畏难”、不“卸责”、“始勤”且不“终怠”的决心。世间情事，每每有不宜正说、只宜反说甚而非反语不能表达的时候。湘军经营南京已久，不愿他人分功，天下尽知，中央未尝不知；这固然只是患得患失的人之常情，不足与语公忠体国的大义。可是，这种人情，却又建立在征战十年、伤亡数万的基础上，代表了全部湘军乃至全体湘人的士气民心，孰又能轻言公义重于私情，而完全置之不顾？于是，私情与公义，在此胶着缠绕，不论是中枢还是前敌指挥部，单就任何一方立言，都不免失之偏颇。那么，只有正话反说，方能做到句单而意复，言此而意彼。自承“师久无功，愧悚无地”，却反衬出浴血坚城的艰苦卓绝，自责“畏难卸责，始勤终怠”，却谴责了遣援助剿的不近人情。曾国藩就此在道德制高点立定一个马步，预先消解掉所有针对曾国荃贪功的批评。
接下来，则是更高明的以守为攻、以退为进：
“前接李鸿章来函，言苏军将士太劳，宜少休息，待会克长兴、湖州，再行选将拔兵助攻金陵等语。然使仅请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犹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
毫无疑问，李鸿章的奏稿，曾国藩已经先看过一遍。李摺详述人少不敷调派、先克湖州再助金陵等情，是临时退避，绝无可疑。曾国藩若据此进言，请缓其援，未免落入俗套，太露痕迹。然则所以应对之法，无过于反客为主。不是都在猜疑曾国荃“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么？那好，只要能洗清嫌疑，还我兄弟清白，请朝廷千万不要体谅淮军“将士太劳”，也千万别管江苏“门户”是否“稳固”，立即下令李鸿章亲自率领淮军赴援。李鸿章列举不能遽行赴援的三条理由，都能言之有据，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困难。如果一味诛心，不讲道理，认定李鸿章推诿避让、曾国藩包揽把持，遂不顾一切，强令淮军东来；倘若劳师远征，不慎受挫，兼且扰乱南京围局，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军事最忌遥制，从古至今，莫不如此；曾国藩笔锋所至，就是要凭虚发力，点中军机诸公此处要穴。单论文字，每句话都揭示了军机诸人心中所想而不便昌言的隐衷，可是出自曾国藩之口，并辅以李鸿章的军情通报，军机诸公又不得不三复斯言，再度评估派兵助剿的可行性。譬如欠债者逢债主上门追讨，先布置一套家徒四壁、久不举炊的窘况，然后不待债主开口，抢先倾泻汲汲还债的一腔诚意；债主倘有天良，观此境况，审其言态，除了自认倒霉，还能更置一词否？曾国藩的一番抢白，颇得赖账之妙。
细读曾、李二摺，我们发现：本应肩担大任、顾盼自雄的李鸿章，表现得扭扭捏捏；师久无功且被贪忌之讥的曾氏兄弟，却俨然以全局为重，毫无私心。一则谦近于伪，一则直近于矫。分而论之，俱都不符常理；合而观之，又似时势使然，非如此不可。
考察至此，读者未免产生疑问。前引曾国藩五月十六日致曾国荃书，委婉讽喻，说“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显然表明兄弟二人对助剿一事有不同的看法。然则曾国藩在奏折中又何必弄此狡狯？伯牛是不是深文周纳，厚诬古人？确实，坊间印行的曾氏文献（包括搜集最称齐备的岳麓书社版全集）之家书部分，读者只见兄弟二人在讨论淮军助剿问题时，曾国藩自始至终劝其弟以大局为重，多穷理尽性之谈，无患得患失之态；俨然公而忘私，不可能如上述分析所言，明示公义，暗藏机心。但是，我们又必须知道，历史文献，往往有极不可靠的地方。就拿曾氏文献来说，其家藏手稿中某些函牍，页眉有曾国藩亲笔“不钞”字样，意即不许编进全集。湘潭人袁树勋曾入曾幕，亦云：
“昔岁从文正金陵督署，常见其将家书底稿躬自删改发钞，已有必传之意”；
可知公开发布的家书已经曾国藩亲自“删改”，不再是事实原貌，而是发生了“选择性失忆”。但是，胡适博士告诫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然则，在没有扎实证据的情况下，纯靠诛心之学，臆断曾国藩在助剿问题上的立场偏于否定，并因此在奏折中大玩花样，实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然则，伯牛必须拿出证据来；否则，前此分析，都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纯为造谣诽谤。幸好，民国间，长沙方表从曾国荃后裔手中购得曾国藩手书数通，其中三封，作于同治三年四、五月间，专门讨论淮军援剿问题。此三信，其二收入曾氏全集，但已经“删改”；其一，则迄今未曾收入。而这封未曾收入的，最能表现曾国藩对援剿问题持何种态度，可作为前此立论的依据。此信甚为关键，故全文抄录：
“沅弟左右。廿夜接十七夜来书，不忍卒读。心血亏损如此，愈持久则病愈久愈深（原注：幸每信字迹到底不懈，每次占六壬皆好）。余意欲奏请少荃前来金陵会剿，而可者两端、不可者两端。可者：一则渠处炸炮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则渠占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气焰颇大，恐言语意态，以无礼加之于弟，愈增肝气，一也；淮勇骚扰骄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堪，二也。有此二者，故。然弟心、肝两处之病已深，能早息肩一日，乃可早痊一日；非得一强有力之人前来相助，则此后军事恐有变症，病情亦虑变症也。特此飞商：弟愿请少荃来共事否？少荃之季弟幼荃，气宇极好，拟请之日内至弟营一叙。弟若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余俟详复，即问近好。国藩手草。四月廿日夜”；
信中有两句话，可视作曾国藩对助剿一事的处理原则。一是“余不愿请来与弟共事”，二是“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前者，是曾国藩的建议，后者，则表示此事之决定权终由曾国荃掌握，他不同意，曾国藩绝不会主动申请乃至同意助剿。曾国藩不愿意淮军助剿的两个原因，简言之即“兵将不和”四个字。曾国荃、陈士杰相继拒绝赴援江苏，李鸿章才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虽说两年间建功立业，声名鹊起，但无疑有一股不能释怀的怨气；黄翼升事件，也让他觉得曾国藩并不谅解他的苦衷。曾国藩自能明白这层心意，因此，担心李鸿章会借机洗刷过往在曾门受到的屈辱，对曾国荃有倨傲“无礼”之举。淮军此行，不但带来攻城利器，也将带来肃清江苏的“骄傲”，相对于困敝惫乏、一筹莫展的湘军，他们是“强有力”的外援，不敢保证不发生恶客欺主的事情。加之已有刘铭传“岂能当我巨炮”的传闻，对于届时能否调和、弹压客军，曾国藩更是缺乏信心。曾国荃也说：不畏少荃占我之名，而颇畏季泉（鸿章弟鹤章）之勇不受约束。由此可见，不愿淮军助剿，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湘军不愿分功（不便出之于口），实际的困难则是湘、淮两军共事易酿内讧（适可引为藉口）。
通过此信，我们可以了解到曾国荃的态度，即不论好说歹说，“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信首所谓“来书不忍卒读”，无非就是曾国荃在病重战苦的情况下，犹欲独力“苦支”，不愿外人搅局。兵事固然苦不堪言，然观乎大势，终必有成功之日；淮军来援，兵事稍得缓解，而功名利禄俱须分去大半，其苦又更甚于前矣。譬如公司创业，理念、技术、产品俱佳，独于流动资金稍感缺乏，然自忖只需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似亦能度此难关，此后必是苦尽甘来，前程似锦。忽有人焉，愿意投资入股，而条件苛刻，要占权利之大半，创业者稍有骨气、志气，必不肯苟且答应。曾国荃之志，即此创业者之志；其表现固为贪恋功名，其本质却是艰苦卓绝，较之全无实际、沽名钓誉者，不啻霄壤。正因为这份理解，曾国藩才不得不尊重曾国荃的意见。此时此地，尊重曾国荃的意见，就是尊重五万湘军将士的意愿，更是尊重那一种虽九死而未悔、历百折而不挠的精神。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这句话，此决非仅仅照顾家门之内的兄弟私情；倘若当日战天京者不是曾国荃，而是其他湘军将领，我相信，曾国藩也会如此表态，也只能如此表态。最早披露此三通书信的黄濬，无疑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
“清与太平天国之争，至甲子（同治三年）春大势早定，金陵之摧，计时以俟而已。然在当时，局中之焦虑，局外之谤讥，正不知如何沸腾。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惧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书和盘托出。吾人与其嘲为天人交战，毋宁佩其谋国之至忠。盖其家庭骨肉之间，私书谆複，其权衡利害，褒贬是非，亦不过如此，则亦不失为得性情之正者。宜左文襄有‘自愧不如元辅’之叹也”。
同治一朝，号为“中兴”，乃由中央、地方合力而成；地方军政固然有曾、李这样的名臣大帅操办一切，主持中枢朝政的慈禧、奕訢也决不是泛泛之辈。曾、李固然能一唱一和，造出拖延之局，中央未必就不解风情，听不出弦外之音。然而，中央与地方，“圣主”与“微臣”，地位不同，立场各异。谕旨全是官话，只问迟速而不徇私情，无暇照顾三人间的兄弟之情和师生之谊。因此，五月八日后，连续下达了四道催促助剿的命令。
五月十六日：“前经迭谕李鸿章拔兵助攻金陵，能否亲往并饬令该抚酌办。现当事机紧要之时，李鸿章务当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办，力图共济，不准稍有推诿”；
五月十九日：“李鸿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拔兵助剿，或亲往会攻，毋稍避嫌推诿”；
五月二十九日：“前据李鸿章奏……兵力难分；……着仍遵前旨，于所部各营内挑选精壮便捷善于攻城者二三千人，即交刘铭传等带赴金陵。……该抚或俟长兴得手后，统率诸军助攻金陵，不必定俟湖州克复”；
六月四日：“李鸿章仍遵前旨，俟长兴克复，赴援金陵。并令刘铭传等督带选锋先行，驰往助剿”；
前二首语气严峻，后二首略形松缓，何其前倨后恭如此？不用说，李鸿章的“死扛”产生了效果。上次曾国藩催调黄翼升，他悍然抗命，不惜撕破脸皮，其所得力处，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语；这次逡巡沪上，缓缓“遵办”，不断“推诿”，也是活用这九字秘诀。五月三十日，淮军克复长兴，似乎再没有借口逗留江苏了，然而，李鸿章还是不动身。那么，不能领受“君命”，他找了什么理由？
首先，明确表示“畛域”、“嫌怨”之类的提法是无稽之谈：
“金陵关系东南数省大局，如能迅速攻拔，江、鄂贼势可渐瓦解；况在江苏本境，臣义所应为，敢存畛域之见？臣在曾国藩营中从事多年，与曾国荃素相投契，现又谆切商催，更无嫌怨之可避”；
“谆切商催”，指曾国藩已经咨调淮军西去助剿，业已洗清湘军不愿人助的“流言”。然后，再强调湖州之患及调度之难，将淮军未能助剿的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
“若欲臣会攻金陵，复令臣协剿湖州，臣力实有不给。若令臣弃湖州而赴金陵，事体固分轻重，时势固有缓急，臣敢不仰体朝廷与督臣（谓曾国藩）殷殷责望之意？但使臣统兵远去，而湖贼窥伺入境，孰与主持调度？若仅分兵远去，少则无济于事，多则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与曾国荃各军错处围城之下，曾国藩与臣皆不放心”；
踢皮球从来就是吾国政治生活中一门高超技巧。湖州为当时一大“贼巢”，正处江、浙交界，不予剿除，二省俱不得安宁；更有甚者，湖州太平军一旦冲围西去，对金陵围局也有影响。湖州攻守之战略意义，中枢当然明白，故这条理由堂堂正正。不过，淮军大部分兵力援剿长兴，造成不可“遽撤”的既成事实，如前所述，乃是李鸿章为缓援南京预先准备的借口，并以深深得罪左宗棠为代价。现在，他准备再得罪左宗棠一次，赖在这儿和他一块规复湖州。淮军未到浙西以前，左宗棠尚可措辞毋庸协助，淮军既克长兴以后，左宗棠就不能拒绝协攻湖州了。因为，不但事实证明了协剿效果好，而且，剿贼也不能半途而废，故李鸿章要赖在浙江，左宗棠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这一脚皮球，助跑、摆腿都很到位，触球部位也恰到好处，才能不偏不倚的踢回中枢，比起今日很多临难苟发、草草一脚的踢法要高明许多。皮球，也不是那么好踢的，读者当三致意焉。
“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这也是实情。李鸿章不亲赴南京的话，郭松林、刘士奇等各率数营，谁指挥谁？淮军制度，各营官俱只听命于李鸿章一人，并未如湘军末期那样设立分统制度；故数营外出，孰为其首，确实是个大难题。而这么一支部队到了南京，能否俯首顺心听曾国荃号令，曾国荃是否能指挥如意，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不仅曾国藩、李鸿章不放心，中枢也不敢放心。
最后，还有个更具体的问题：
“顷据郭松林等禀称：‘现在天气炎热，洋枪连放三四次即红，多则炸裂；开花炮放至十数出后，即不能著手。昨攻长兴，各项炮具俱已震损，亟需回苏修整。以后节交三伏，战事颇难’；亦系实在情形”；
同治元年五、六月间，淮军攻克南桥、奉贤、金山卫等处。二年五、六月间，攻克吴江、震泽等处；那时候洋枪怎不“红”、“裂”，洋炮就能“著手”？全球气候变暖，看来一百多年就开始了，而且，年度温差之大竟能影响钢铁的散热。手头没有历史气候数据，不好断定李鸿章此言之真伪。不管怎么样，在中枢未遣武器调查小组下来之前，“亦系实在情形”吧。
接到李鸿章这一摺，中枢极为难办。就目前形势看，曾国藩不断咨催，李鸿章则大有“实在情形”，二人确系“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谁也没有“推诿”。而洋枪、洋炮需过三伏之后才能正常施放；情况属实的话（中枢诸公物理成绩差一点，自然搞不清虚实），则援军势必秋天（七月后）才能过去。所以，后两道谕旨口气松缓很多，只要求选派小股先行赴援（并未提炮队），而李鸿章待克复长兴后再亲自前去。六月八日的谕旨（即回复李鸿章此摺）干脆不提这茬了：
“本日览李鸿章所奏，知该督、抚等志切同仇，毫无成见，为之欣慰，更需勉益加勉，和衷共济。有厚望焉”；
然则，李鸿章复奏两疏，虽未尽息援剿之议，但已为曾国荃争取到两个月时间；帮忙帮成这样，怎么也算仁至义尽了。曾国藩非常感激，并以此开导曾国荃，勿以淮军来援为忧：
“观少泉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敌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