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到了最后，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1564年1月，一支漫长而喧闹的队伍缓缓走出巴黎，其宏伟程度，就是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大约有八百名宫廷成员受召陪伴国王和太后穿越法国，其中包括王室成员、上等贵族（当然，他们又有自己的封臣、仆从和顾问），身居要职的行政官员、政府官员、大臣、司法人员、医生、资深管家、女官、厨师、马夫、女仆、男仆、骑士、吟游诗人、号手、王家卫士、一队侏儒（凯瑟琳钟爱侏儒），神父和忏悔师（当然，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和一些外国政要。
这支庞大队伍的后面是成百的马队（共有八百匹，在途中，打猎和比武不可缺马），如同蜥蜴有力的长尾一样，后面又跟着长长的车队，装载着各种行李：箱子装满了宫廷服装和华服，包括礼服、舞会礼服、戏服、毛皮、珠宝、礼物、金钱、食物、葡萄酒、餐具、厨具、精致的餐桌、挂毯、床具、隆重入场时所用的道具、绘有风景的布景、绣金线的帷幕、烟花、防备变天的车厢——一切都是为了尽量使旅客感到舒适，或彰显王室的奢华。这支队伍如此漫长，有时队首已到达目的地，队尾却才刚刚从昨日的营地收拾启程。就连《一千零一夜》里苏丹的随从也比不上凯瑟琳·德·美地奇组成的这支让国王见识自己众多子民的队伍。
随从人数众多，太后计划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太后的所有子女都参加了这次旅程。10岁的玛格丽特和8岁的弗朗索瓦也参加了这次巡游（Grand Tour）。
第一站是枫丹白露宫，在那里，太后精心筹划了一系列开幕庆典，为之后的旅程定下基调。虽然王室财政因战争而负担沉重——根据巴黎法院在1563年春天编纂的数据，王国负债已达五千万埃居之多——凯瑟琳还是决定恢复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宏大和壮观。[21]彼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比武大会，国王陛下（13岁的查理）和安茹公爵（查理的弟弟，12岁的亨利）都参加了这次比武。之后，凯瑟琳主持了午后花园聚会，人人打扮成下等农民的样子，兴高采烈，并且欣赏年轻女子打扮成穿着暴露的塞壬，唱着靡靡之音。这次旅程之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并有戏剧演出助兴，戏剧由皮埃尔·德·龙萨排演，玛戈也在其中扮演角色，同样参演的还有玛戈的兄长安茹公爵，还有他之前的同学、当时已是吉斯公爵的14岁的亨利。晚上则是一场奢华的舞会，一直延续到天亮，舞会上，巴黎运来的各种金色服装熠熠放光。
在最后一天，凯瑟琳更进一步，为此前的欢庆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根据时人的叙述，她让查理和亨利带着一队人进入花园，“他们得知，有许多美女被关在一座巨大的魔塔（inchanted tower）中，成为复仇女神的囚徒，并被两名巨人看守”。查理和亨利立即决定拯救这些不幸的少女。两名王室后代在提示下全副武装，并在大人的帮助下轻易战胜了高大的守卫，进而奋余勇登上阶梯，来到关押美女的房间。他们试图“祛除诅咒，还被囚少女以自由”（在此过程中所有人都自觉地提供便利，没有受伤），魔塔戏剧性地着火，简直可称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电影特技。
一声令下，庞大的宫廷队伍在少年国王和中年太后的领导下，开始了横越法国的旅途，他们花费两年多时间，远到南部的普罗旺斯和西部的巴约讷（巴约），路上遭遇了暴风雪、倾盆大雨以及令人眩晕的酷暑；经过了崎岖的道路和蜿蜒的群山，经过了中型城市和政府治所，经过了省级城市，经过了风景如画的乡村。在这次卓越的旅途中，凯瑟琳想达到三重目的：通过和地方权威建立私交，强化王室权威并保证宽容法令的施行；通过高调而正统的宗教演示，向当地人展示凯瑟琳的虔诚和天主教倾向是不可动摇的；最重要的是，为自己此前的作为正名，并通过密谈取得西班牙国王、太后的女婿菲利普二世的理解。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并与弗朗索瓦一世擅长的魅力外交一致。但是凯瑟琳并不明白，或说她没看出来，这种内在的政治手腕完全取决于君主的魅力。弗朗索瓦一世足有六英尺高；性格豪爽、活跃，令人印象深刻。他深深体现了王国本身。弗朗索瓦一世每次隆重地进入某个省级城镇的时候，他的臣民看见了自我——确切地说，看见了想象中的自我。
但凯瑟琳和查理九世在队伍簇拥下进城的时候，许多市民没有关注绣金的服装，没看见凯旋门，没看到珠宝点缀的王冠，只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矮胖年老意大利女人，身边总是跟着一个病怏怏的、稚气未脱的男孩，对母亲惟命是从。这两位没法让人产生信心。
旅途上的这两年并不平静。教皇因得知法国政府在处理新教隐患方面进展甚少而感到沮丧不安，开除了安托瓦内遗孀让娜·达尔布雷的教籍，后来甚至试图绑架她：让娜·达尔布雷当时是纳瓦拉女王，成为了胡格诺派的领袖，并且越来越好战。安托瓦内听说他的妻子要去王宫的时候，悲伤地对一位女性朋友说：“你看好了，她会让你们全都改信新教。”为了刺激天主教徒，教皇承诺无论是谁推翻了纳瓦拉王国的异端政权，就可以继承这个王国。凯瑟琳需要让娜以制衡天主教徒，也明白自己不想鼓励教皇主动谴责废黜一位女王，所以对这位朋友发出了警告，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保护中。
但是，让娜日渐好战也让凯瑟琳不安。凯瑟琳依然将新教阵营分成良好、忠诚而和平的胡格诺派，与恶劣、暴力又惹事的胡格诺派。只要让娜不轻举妄动，凯瑟琳就会融合让娜的宗教观点，正如此前，弗朗索瓦一世也容忍了他姐姐（让娜的母亲）的非正统倾向——只要她不张扬就行。但是让娜比起她母亲更执拗而好争论。她坚信新教是唯一的信仰道路，不仅想要自己的手下改信，还希望所有和自己有联系的人都改信新教。她给宫廷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长信，抱怨修订后的宽容法令太保守，天主教官员歧视新教成员。让娜为人更糟糕，她性格尖刻，又自以为是。一位身在让娜宫廷的法国大使不满地在给凯瑟琳写信时说：“和纳瓦拉女王交涉并非荣幸。”
为了管束让娜，凯瑟琳准备进行一次类似绑架的行动：她把纳瓦拉女王的独子亨利留在身边，作为一位准人质来约束让娜的行为。亨利比玛戈小七个月。性格多变的安托瓦内是他的父亲，在死前一个月离开了改信新教的让娜，亨利就和父亲留在巴黎，并按照天主教徒的方式加以培养。安托瓦内死后，凯瑟琳就留下了这个男孩。
虽然亨利养尊处优，但是他在宫中并不快乐。他此前一直在风景优美的纳瓦拉尽情玩耍，当地重视户外活动。他举止欠风雅，爱吃大蒜，后来人们抱怨他口臭。他爱戴自己执拗的母亲，并从小被母亲培养成胡格诺派。他在父母分居时才八岁，明白母亲让娜离开自己是因为她拒绝参加弥撒。他很想念母亲，也固执地拒绝改信天主教，在父亲、表亲、太后和宫中其他人的集体劝说下，三个月之后，亨利终于和安托瓦内一起参加了布道。西班牙大使不悦地对其主人菲利普二世表示[22]：“他和他母亲一样死板。”
但是，安托瓦内死后，亨利无所依靠。这种经历一定非常痛苦。亨利早年的一封家信显示出，少年害怕自己会失去双亲。他得知母亲生病，写了一封信给家人。在信中他潦草地写着：“给我回信，减轻我对母后的担忧；因为我太害怕厄运会降临在她身上……你们时常来信，是我最大的慰藉。”他的悲伤引起了凯瑟琳的注意，太后怜悯他，不顾自己定下的规矩，把胡格诺派的教师重新安排在他身边，使他在宫中能有一位熟人。但太后的同情还不足以让她把孩子还给让娜。她向让娜解释，让孩子熟悉王宫对他的成长有好处——毕竟，亨利的继承权仅次于太后的诸子——
凯瑟琳让亨利也参加了这次壮游。
此后，玛戈和亨利与凯瑟琳的其他子女一起生活了两年。他们两人在晨曦中随着队伍骑行或步行，而天气恶劣的时候，则在坐在马车里随着崎岖的道路颠簸，一起游历了一个个城镇，两人逐渐熟悉。凯瑟琳每到一处都要举行典礼，将国王介绍给当地权贵，也常常举行宴会，听取当地人因宽容法令改版而产生的无尽的申诉，在这些场合下，玛戈和亨利都坐在一起。无论寒冬酷暑，他们都一同度过。1564年10月17日，队伍来到小城萨隆·德·普罗旺斯（Salon-de-Provence），会见当地显要代表——包括执政官、法官和选拔的市民和下等贵族，那时，玛戈和亨利也在一起。欢迎队伍受此殊荣，倍感激动——时人记载，“萨隆在历史上从未见过太后队伍中这么多的王公”——他们的言语极尽奉承赞扬之词。但是查理九世在紫白两色的华盖（平时装在行李中，专为入城仪式准备）下打马走过，不合礼仪地打断了他们的迎接。
他宣称：“我来此只是为了见见诺查丹马斯（Nostradamus）。”
即使是五世纪之后的今天，诺查丹马斯也带有一种神秘和魔幻的意味。诺查丹马斯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据信他预测了法国大革命、黛安娜王妃的悲剧性死亡、911恐怖袭击以及其他许多灾难。诺查丹马斯留下许多诡异而押韵的四行诗，这些诗似乎有所指向，但又模棱两可，直到今日还在流传。他为何知道这么多事？他对未来知识为何如此敏锐而全面（他在代表作《百诗集》一书中作出了942个预言）？
尽管文献方面尚有空白，学界也存在争议，但通过繁复的研究，还是可以得知诺查丹马斯的生平。他生于普罗旺斯的一个小城，原名米歇尔·德·诺查丹姆（Michel de Nostredame）。他的祖父本是犹太人，娶了一位基督徒为妻，故皈依了基督教。诺查丹马斯本人是天主教徒，可能同情胡格诺运动。（对此尚无证据证明。）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家产殷实，足以支持儿子去阿维农大学（University of Avignon）学习，但是诺查丹马斯没能完成本科学业，因为在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因瘟疫而关闭。此后十年中大部分时间，诺查丹马斯都以游医身份度过，在旅途中学习药品交易的知识。1529年，诺查丹马斯试图进入蒙彼利埃大学（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学习医学博士课程，但由于没有学士学位遭到拒绝。诺查丹马斯似乎从未在正式的医学院学习，更遑论以医学博士身份毕业，但他还是开设了一间诊所专门治疗瘟疫。就诺查丹马斯专攻的领域而言，正经的大学学位其实也并无太大意义。即使是文艺复兴时代医学的鼎盛时期，医学也无非是放血疗法、调配服用有毒药剂、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四种体液，哀哉！这些手段对细菌造成的瘟疫并无太大作用。即使那些合乎学术要求，数年苦读完成博士课程的医生也并未高明多少。16世纪一位有从业资格的医生处理瘟疫时开出的处方是：“早早出门，避免人群，晚点回家。”
诺查丹马斯在处理黑死病方面也不比别人强多少——事实上，他的发妻和子女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但他是一位实干家，敢于直面瘟疫，至少是尽其所能提供帮助，他的人道主义行为为他带来了财富和尊重。1548年，他45岁的时候续弦，不再四处游荡行医，在小城萨隆·德·普罗旺斯安定下来，组建新家庭。
作为治疗瘟疫的医生，诺查丹马斯一直默默无闻，而到了中年他才真正出名。诺查丹马斯有了大把时间，并且像多数中年男人一样，夜晚最多睡上四五个小时，于是，他开始了新的计划——研究历书。
历书就是16世纪的占星术。这些简短的印刷品价格便宜，广为流传，有着最广大的市场，内容包括作者所知道的轶事、对每月的天气预测，以及对来年的星象预测。最后这个领域吸引了诺查丹马斯。原本是医生的诺查丹马斯一直对中世纪的占星术——恒星和行星的运动方式如何影响人的事务——深信不疑，他利用失眠的时间，仔细绘制天体的运行轨迹，并根据数据认真地推演人类的未来。1550年开始，他写成了一系列历书，一共十一本，并以文绉绉的化名诺查丹马斯（即本名诺查丹姆的拉丁文版本）发表这些著作。
诺查丹马斯书写预言的风格使他胜过了同行。这些预言全以四行小诗写成，其中充满了各种预兆，但作者又有意使语言模棱两可——人们需要解出谜底，来确定这些预言的本意。[23]这种文字游戏迎合了当时读者的口味，由于人们对政治宗教的怀疑以及谍报活动的盛行，时人或多或少已习惯于在日常交流中破解密码、暗语和深意。象征性地花上一点钱，读者不仅能一窥未来，而且还能体会解密的乐趣（无疑还有和邻居争辩的乐趣）。诺查丹马斯的历书很快脱销，使出版商非常满意。
由于诺查丹马斯的预言过于隐晦，甚至被当成了政治变动的先兆：这位预言家的一部经典历书中写道：
“日内瓦附近人心恐慌。
料事如神的顾问如是开讲：
新王已经羽翼丰满，
年轻的国王一死，饥荒和恐惧必带来败亡。”
诺查丹马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法国太后的注意，太后本人也热衷神秘学，虽然只是业余爱好。
凯瑟琳显然在1555年和这位预言家已有接触，当时她的丈夫亨利二世还在世。虽然当时诺查丹马斯似乎是受国王传唤，但很可能是凯瑟琳的主意，因为诺查丹马斯和亨利的会见只有几分钟，而会见凯瑟琳则有数小时之久。凯瑟琳咨询诺查丹马斯是出于两个原因：她想知道最近出版的历书中四行诗的含义，也有兴趣和他建立个人联系，或许是希望他把家从萨隆·德·普罗旺斯搬到宫中，成为凯瑟琳神秘学方面的私人顾问。凯瑟琳当时已经有了专属的魔法师：一位名叫柯西莫·茹切里（Cosimo Ruggieri）的意大利人，此人为凯瑟琳照看墨镜，调配药水（据谣传也调配毒药），并对与王室息息相关的星象提供建议。当然，预言未来则需要小心翼翼，三思而后言总是好的。
不过诺查丹马斯在接近这位古怪的法国太后一事上非常谨慎，太后常说自己受到各种异象困扰。除此之外，诺查丹马斯还认为太后过于吝啬。诺查丹马斯后来向朋友抱怨：“作为前往宫廷的奖赏……国王陛下赏赐了100克朗。太后则只给了30克朗。我跋涉两百英里就得到这些东西：路上我花费了100克朗，结果我只赚了30克朗。”看来，诺查丹马斯也未必每句话都是谜语。
据说，这次会见之后，凯瑟琳让诺查丹马斯前往巴黎以南100英里的布洛瓦，去看看自己的子女，并观测他们各自的星座，对他们的未来作出预言。不过这种说法可能是虚构的。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王室子女身在布洛瓦。比如玛戈当时年仅两岁，弗朗索瓦一年前才出生，还是个婴儿；当凯瑟琳会见这位著名占星家时，他们肯定还在巴黎城外圣日耳曼昂莱的王家保育院中。伊丽莎白、克劳德也在圣日耳曼昂莱，时年五岁的查理和四岁的亨利也在那里。就连王储弗朗西斯也在那里——尽管王储已经11岁，可以和父母一起生活在巴黎宫廷中，但他还是和其他孩子们生活在保育院。此外，黛安·德·普瓦捷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在1555年正权势滔天，她和天主教会都反对诺查丹马斯那一套。毫无疑问，黛安不会同意诺查丹马斯为亨利的孩子们算命。
不过有件事情的确发生了：凯瑟琳显然对诺查丹马斯抱有兴趣，这使后者的名声大增，并为他在宫廷中也赢得了读者——尤其是1559年亨利二世驾崩和1560年弗朗西斯二世驾崩时，太后任摄政一职的时候更是如此。威尼斯使节在1561年5月写给本国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这位大预言家：“法国又出现了另一个预言，这预言出自一位名叫诺查丹马斯的著名占星家，这预言使兄弟三人感到威胁（即凯瑟琳在世的三个儿子：查理、亨利和弗朗索瓦），预言说，太后将见证三兄弟分别登基称王。”同样的，没有证据表示当时诺查丹马斯和凯瑟琳存在个人联系。很有可能，太后或太后的某个争宠的廷臣阐发了诺查丹马斯的某首诗，得出了这个太后喜闻乐见的结论。
无论谣言从何而起，从凯瑟琳此后的行动来看，她很愿意相信这个预言。巡游使太后有机会再次和诺查丹马斯私下会见，并从这位大师口中获得一些预言；因此才有了1564年秋季前往萨隆·德·普罗旺斯的行程。虽然诺查丹马斯深信自己的预言真实不虚，并会造福全人类，但他也明白自己的女施主正是权势滔天的太后、法国的摄政，她也许希望听到一些好消息。诺查丹马斯正好准备了一些好消息。
双方会见时，诺查丹马斯的儿子也在场，据他记录，预言家是在家中接待王室成员的。他们进行了详谈，凯瑟琳离开时对诺查丹马斯的预言感到满意，西班牙大使也从凯瑟琳那里听到了其中一部分预言。大使后来又把这些预言转告给自己的君主菲利普二世，不过大使信中的口吻与太后的尊崇备至相比多少有些不同。“陛下应该知道，这里人全疯了，”西班牙大使直率地对国王表示，并接下来质疑道，“我得知，太后（凯瑟琳）在经过诺查丹马斯住处的时候，接见了此人，并给了他200克朗……太后今天对我说……‘你知道吗……诺查丹马斯向我保证，1566年全世界将迎来和平，而法国将尤其平静？’说这话的时候，王后非常深沉，就像是在引用圣约翰或圣路加的话语。”
世界和平并非这位原为医生的大师给凯瑟琳准备的唯一预言。会见结束后，凯瑟琳开心地给年长的康斯坦布尔（Constable of France）写信说，诺查丹马斯“预言国王，也就是我的儿子，将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并且会活得和您一样长：寿高90岁。”（查理当时患有肺结核，看来，诺查丹马斯放弃从医生涯对医学界并非损失。）此外，按照这位占星家的推算，恒星的排列方式显示，14岁的查理九世和31岁的伊丽莎白一世应当成婚——凯瑟琳立刻着手操办这门亲事。西班牙大使大吃一惊，立刻向自己的君主报告。他在另一封带谴责意味的信件说：“明天他们将会秘密地派遣一位绅士前往会见英格兰女王。前一日，国王和太后会见了诺查丹马斯，后者声称，国王应当迎娶这位英格兰女王。”[24]
普遍认为，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比较迷信而容易上当，诺查丹马斯无论在哪里都大受崇敬，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位法师其实备受争议，毁誉参半。当时学者曾对他作出严厉批评：
“在我忘怀或苦苦思索之前，
他就已经写下了这样混乱的诗篇，
……他出生时有如是的异象，是那样的季节，
以至他说话毫无逻辑可言。”
凯瑟琳对这位预言家全盘接受，并热切地——其实是坚定地——根据他的推算采取行动，这只能说是一种极端的反应——何况凯瑟琳还受过教育。当时还有一位更加明智的占星家，约翰·迪伊（JohnDee），他和英格兰王室关系很近，当时正在英格兰政府充当顾问，但基本上是因为他在密码和反谍报方面技术高超。而对于迪伊在预言方面的兴趣，伊丽莎白放任不管，明确表示对迪伊要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凯瑟琳则完全不同：法国太后笃行神秘学一事传遍国内外，使别人愈加不相信凯瑟琳能胜任一位统治者的角色。对凯瑟琳行为感到荒谬的绝不止西班牙大使一人。
影响凯瑟琳施政的还不止如此。比如，她在国内巡视时为求便利，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采用两套说辞，结果造成麻烦。对天主教徒，凯瑟琳表示，宽容法令只是过渡政策，当时她被迫签署，“国王认为如若不然，胡格诺派将会反叛”，而对胡格诺派，太后则解释说：“国王此行就是为了昭示天下，他决心施行这项法令，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反”。
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在消息闭塞的环境下也许有用，但当时法国充斥着谍报活动和怀疑心态，这种行为自然无效。很快，新旧教双方都知道凯瑟琳除了拖延以外拿不出其他对策；更有甚者，凯瑟琳害怕再次发生宗教冲突，对一切能够保持和谐表象的建议都一律采纳，无论这些建议是多么的滑稽。教皇特使称：“太后……渴望平息双方冲突，建议我交一笔钱（给一个新教牧师）……她说，如果这个牧师能在布道时推翻自己此前的言论……其他的胡格诺派也会效仿。”一名吉斯家族远亲的所作所为体现了新旧教双方对太后施政的不满：他说，凯瑟琳给予大众的只是“世上最漂亮的言语，太后已经习惯说好话了”。
但是凯瑟琳依然对此次巡游的压轴戏有所期待，这次压轴戏将是一场精彩的外交胜利，数月来的旅程、花费和劳顿都会有了回报：她要当面会见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她将在菲利普的妻子、女儿伊丽莎白的帮助下，和女婿就宗教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她准备将幼女玛格丽特许配给菲利普的儿子亨利（尽管玛戈已经许配了她的表哥亨利，并和亨利一路同行），亨利是菲利普的次子，也是他的独子，且是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太后还准备将自己的次子亨利许配菲利普的姐姐，也就是孀居的葡萄牙王妃[25]。这样，她就能永远地让菲利普远离吉斯家族及其天主教势力——对于后者来说，菲利普是影响巨大而非常危险的庇护者——并且能使菲利普的力量为己所用。
所以，凯瑟琳前往巴约（Bayonne）港，该城地处法国西南边陲，毗邻西班牙边界。她抱着巨大的希望，带着浩荡的队伍，却只看到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的冷面孔。
阿尔瓦公爵备受西班牙国王信任。菲利普本人从未想要会见凯瑟琳。凯瑟琳完全是一厢情愿地想要和他建立更加深厚广泛的家族联系；菲利普认为，凯瑟琳完全可以呆在巴黎，省去舟车劳顿。所以，菲利普委任阿尔瓦公爵作为其代理人。这就是当一个欧洲大国国王的好处——你可以派手下人去应付烦人的岳母。
更糟的是，菲利普差点让妻子没法见到自己的母亲——尽管凯瑟琳跋涉数百英里，正要渡河。西班牙国王通过密使向法国王室明确表示，目前西班牙北部边界之外异端猖獗，他不能让妻子冒险出行会见母亲，除非凯瑟琳保证，西班牙国王将不会与任何新教徒接触。也就是说，当地所有胡格诺派——包括纳瓦拉王后让娜·达尔布雷（其领土包围了原定会见地点巴约）——都须回避，这次让步使新教徒更加疑虑，怀疑凯瑟琳和阿尔瓦公爵的会见是要协商共同消灭新教徒。
菲利普成功地安排好会见地点，最终允许伊丽莎白在阿尔瓦公爵的陪同下前往巴约。太后的精心准备强调了此次会面具有重要意义。凯瑟琳在场面和接待方面精益求精。玛戈当时刚刚12岁，可是多年之后，她还是清晰地记得当时接待她姐姐的场面。那是在1565年夏天，天气炎热，数不清的桌子——每桌坐下12人还绰绰有余——摆放在一座气候宜人的岛上，凉风习习：众星捧月一般，“王室成员都坐在高高的华盖之下。”所有的用品和宾客一起用驳船顺流而下运到岛上；侍者们“穿着绣金的缎子，打扮成牧羊女”，还有“许多乐师打扮成萨蒂尔与仙女的样子”。聚会热火朝天，宾客和演员都静候着一场盛大的宴会。玛戈回忆，“看啊！命运实在不眷顾这场宴会，雷雨骤至，人人都匆匆登船回城。次日，大家对这次宴会的突然取消议论纷纷，正如此前宴会的规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但在巴约，凯瑟琳和阿尔瓦公爵之间的确有过一次会谈。看起来，西班牙国王对世界和平并无兴趣。菲利普认为新教的崛起是对自己统治的最大威胁，要求法国在西班牙受到污染之前镇压新教。此外，菲利普对法国发生的暴力事件并无意见——事实上，他有充分理由鼓励这种暴力事件，因为在外国发生宗教战争显然符合自己的利益。异端已经在英格兰生根发芽，信仰新教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正在执政；德意志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路德宗大行其道；现在改革运动又传播到了尼德兰，引发了巨大骚动，而那是菲利普二世的领地。太后早先有过改信新教的倾向，此后又一直和胡格诺派在政治上保持同盟，教皇、枢机主教和全欧洲的君王都对她很不信任，这影响了她和国内反对派的关系，更影响了她和西班牙国王关系，其结果在菲利普二世的大使的笔下得以表现：西班牙国王对凯瑟琳提出的结盟不屑一顾。阿尔瓦公爵冷漠地向太后表示，西班牙非常愿意支持凯瑟琳打击胡格诺派，但在法国肃清异端之前，联姻是不可能的。
凯瑟琳在会见菲利普之前，似乎忘了她的女婿与自己利益相悖。毫无疑问，凯瑟琳并没有第二方案。太后只得继续使用交涉手段对付阿尔瓦的强硬拒绝。首先，凯瑟琳向女儿求助。但伊丽莎白处于阿尔瓦公爵的严密监控之下，她的建议对菲利普而言无足轻重，即使有心相助也无法影响西班牙方面的政策。事实上，伊丽莎白得到指示，利用自己和太后的关系推进菲利普的计划：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她有意提到法国的宗教情势。凯瑟琳强迫伊丽莎白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做出抉择，使她的女儿处境困难，但凯瑟琳并不为所动：她完全愿意牺牲女儿的利益，以换取自己的利益。凯瑟琳曾经问道：“这么说，你的丈夫怀疑我？”伊丽莎白对凯瑟琳的反应感到惊讶，回答道：“夫人，你怎么会觉得国王怀疑您？”凯瑟琳愤愤地说：“亲爱的女儿，你变成西班牙人了。”
家族关系不起作用，太后又故技重施。终其一生，凯瑟琳似乎都相信，只要不断重申自己的要求，对手就会相信她是正确的，或不得不同意她的请求。阿尔瓦公爵事后向菲利普报告，太后“对宗教问题极为冷淡，只关心子女的婚姻问题。她反复说，解决宗教问题，比不上借婚姻团结两个王国和王室更好”。阿尔瓦公爵想绕过太后，直接和查理九世谈判，但发现这位15岁的国王对国家大事毫无主见。他在另一封写给君主的信中表示：“我发现国王毫无自由，我只能谈论其他话题。”
阿尔瓦公爵态度强硬，在会见的最后一天，凯瑟琳感到无计可施，只能使用屡试不爽的最后一招——哭泣。她不仅在阿尔瓦公爵在场时哭泣，显然也曾在许多使节和宫廷成员面前哭泣。自然，太后哭泣的时候，国王也跟着哭，国王哭泣的时候，弟弟安茹公爵也会哭，而伊丽莎白也会跟着母亲兄弟一起哭（不过，她大概是想到必须回到马德里，向可怖的丈夫说明情况，因此哭泣）。一位西班牙使节委婉地表示：“国王陛下的母亲和弟弟在圣让·德·卢斯（Jean de Luz）泪如雨下，最后，康斯坦布尔走进国王的房间，告诉他不应当哭泣，这会被陌生人和封臣看见，而国王不应当哭泣。”
唉，王室上下的眼泪也未能打动强硬的阿尔瓦公爵。凯瑟琳不愿就此空手而归，又施展出每每遇见强敌时会用的伎俩：她极力迎合阿尔瓦公爵。为了换得她急切争取的联姻，她在最后一刻承诺消灭或驱逐胡格诺派领袖，并彻底清除法国境内的异端。西班牙大使向国王报告事情的进展：“阿尔瓦公爵已向陛下报告，在此已经达成协议，这些协议的施行全仰赖上帝和陛下的洪福。”
凯瑟琳的外交策略计划不周，手法生疏，导致的惨败影响深远。虽然凯瑟琳言不由衷，不过又是拖延时间，但她在巴约向西班牙方面的妥协立刻抹杀了她过去两年半时间中在实施宽容法令方面做出的努力。1566年5月，当筋疲力尽的巡游最终回到巴黎的时候，法国的宗教冲突比他们离开时有增无减。胡格诺派担心太后会背叛他们，而天主教徒怀疑太后会在对西班牙承诺一事上食言。国库已经耗尽，而巡游的开销则使赤字大增，凯瑟琳只得向意大利银行家继续贷款，并且提高税率，这无益于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一位名叫布朗托姆的廷臣敏锐地发现，“据我所知，很多法国人认为这项开销过于奢侈了”。首都弥漫着愤怒和失望的情绪，各派开始武装自己，各种阴谋诡计暗中进行。法国再次站到了毁灭的边缘，一次轻微的挑衅就能使法国万劫不复。
正是在此危急存亡的关头，13岁的玛格丽特终于得以离开童年的保育院，和太后一起在巴黎王宫居住。未来的瓦卢瓦公主开始接受政治教育。
【注释】
[1] 事实上，查理本名查理·马克西米连（Charles-Maximilien），亨利本名爱德华·亚历山大（édouard Alexandre），弗朗索瓦本名赫勒克利斯（Hercules）（和他成年后的体弱相比实属非常不幸），不过这些名字都随着时间而发生了变化，在此，为避免混淆而使用其成年后姓名。
[2] 事实上，凯瑟琳的母亲很可能是死于产后发热。梅毒病发没有那么快。
[3] 凯瑟琳在12岁时，威尼斯大使称其“矮小瘦弱，其貌不扬，双眼凸出，恰似美地奇家族的长相”。即使年长之后也未有好转：一位廷臣在凯瑟琳二十岁时说：“她如果戴上面纱倒是一位美女。”
[4] 十年之后，弗朗索瓦曾试图重现当日风光，但却在帕维亚之战被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击败，导致凯瑟琳的丈夫亨利和王储成为人质。
[5] 黛安在丈夫死后常常穿着黑白两色衣服，似乎是为丈夫服丧，不过有些尖刻的人猜测可能是因为素色衣服更能衬托她的金红色头发和洁白皮肤。
[6] 金玫瑰是罗马正教的传统装饰，罗马教皇每年都会对其加以神圣祝福。它是威严和影响力的象征，一般授予下属教会、忠诚的封建主、罗马正教将领或政府。——译者注。
[7] 很不凑巧，“玛格丽特”这个名字在当时的王室很常见，常常造成混淆。凯瑟琳女儿玛戈正是以弗朗索瓦一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命名的。
[8] 让娜最初嫁给安托瓦内的时候，一位主教这样祝贺她的父亲：“先生，看起来您的女婿将成为您的得力助手，这正是您早已渴望的。”而她的父亲简单地答道：“您不太了解他。”
[9] 凯瑟琳通过这种方式向祖国意大利表示自己的忠诚。法国女性通常穿着白色衣服服丧。意大利穿黑衣服丧的传统源于乔安娜一世（Joanna I），她是14世纪那不勒斯女王，历经三任丈夫的逝世，因此发明了新的悼念方式。
[10] 根据当时的政府官员和编年史家米歇尔·德·卡斯特诺（Michel de Castelnau）的说法，“胡格诺派”这个用语正是此时出现的。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这个名字是在安博瓦兹阴谋中出现的，当时的请愿者们因恐惧而逃亡，一些乡下女人说他们是一帮可怜虫，连一个胡格诺（Hu-guenot）都不值，胡格诺是一种辅币，价值不到一德尼厄尔（Denier）……从此以后，他们就被人戏称为胡格诺派了，他们自己也甘受这样的头衔。”
[11]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卡斯蒂尔的布兰奇，她是路易九世（史称圣路易，法国最受尊崇的一位国王）的母亲。
[12] 凯瑟琳甚至以暗语指代玛丽，她在写给女儿伊丽莎白（西班牙王后）的信中称玛丽为“先生”，她命令伊丽莎白运用自己对菲利普二世的影响力阻止玛丽和菲利普儿子堂·卡洛斯之间的婚事，以促成玛戈和堂·卡洛斯之间的婚事。凯瑟琳在一封写于1561年3月的信中严格要求伊丽莎白“不可错失任何机会……促成（玛戈的婚事），利用一切机会劝说你的丈夫促成此事”。这时离凯瑟琳张罗着让玛戈嫁给安托瓦内的儿子亨利（前提是安托瓦内放弃摄政权）还不到三个月。
[13] 不凑巧的是，“亨利”在当时法国相当流行。在本书中将会出现至少三个亨利——凯瑟琳的儿子亨利；吉斯公爵的儿子亨利；和纳瓦拉国王的儿子亨利。我将尽量对这三个亨利作出区别。
[14] 里弗（livre），法国古代银币。——译者注。
[15] 可惜的是，他并未这么做。虽然凯瑟琳出于母爱，孔代亲王并不信任她，他不但没有毁掉这封信，反而将其公之于众以保护自己，免得日后她抵赖称自己不曾要他进攻巴黎。
[16] 法国一切政事皆从国王而出——即使国王只是孩子。摄政因其接近国王，得以独揽大权。吉斯公爵绝不会白白将查理九世让给胡格诺派。而凯瑟琳不过是颗棋子，随时可以成为替罪羊。
[17] 好打听的修院住持布朗托姆曾经提到，凯瑟琳在一个会议室的地毯下秘密安装了一根管子，以偷听天主教团体的密谋（时人称之为三头同盟）。有一次，凯瑟琳听到“三头之一说王后应当被绑在袋子里扔到河里去”。这位编年史家马上提到，吉斯公爵反对这么做，不过从此事大体可以知道凯瑟琳在宫廷中的地位。
[18] 胡格诺派借助间谍得知，吉斯公爵从未想要满足太后的提议，太后和孔代亲王的交涉不过是骗新教徒们放下武器，从而一举歼灭。
[19] 不太可能是科利尼雇佣了波特洛特去暗杀吉斯公爵。对这位提督而言荣誉就是一切；他绝不屑于采取这样一种卑贱的方式。此外，只有一位真正无辜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波特洛特对吉斯家族本就有敌意——他的一位表亲曾率领胡格诺派于1560年在安博瓦兹（Amboise）攻击吉斯家族，而弗朗西斯二世当时尚在人世——并且此人也擅长嘲讽吹嘘。后来又一位胡格诺派曾经写道：“他在前往鲁昂之前，曾向所有人提到他定会杀死吉斯公爵。”
[20] 新的法令削弱了胡格诺派的权力，只允许他们中的贵族私下进行祈祷。而普通人除非是在那些新教占优势的城市中，否则不能公开进行宗教活动。治安官安·德·蒙莫朗西（Annede Montmorency）当时已经70岁。他富甲一方，并且在亨利二世当政时已经掌握很大权力。他是天主教徒，支持吉斯公爵；不过另一方面，只要胡格诺派贵族私下祷告，不影响天主教徒，他也相当温和。
[21] 凯瑟琳虽然声称热爱、尊崇亨利二世，但亨利二世（和黛安）死后，凯瑟琳马上就推翻了他们的政策。亨利和黛安都是热心的天主教徒，绝不会支持胡格诺派。而且，尽管亨利在黛安身上花钱无数，却不像其父那样极尽奢华，而是更倾向简朴的生活（考虑到国家债务缠身，这也是必然）。
[22] 有趣的是，亨利最初反对放弃新教皈依天主教，令人不禁想起玛戈在普瓦西会谈中反对放弃天主教改信新教。这显示，他们两人即使在年幼的时候已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
[23] 诺查丹马斯故意将预言说得模糊不清，他害怕说得太清楚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不利结果。他以一贯的模糊口吻说道：“（我）用黑暗而神秘的词句书写人类的未来……（我）给文字布上重重迷雾，运用先知的语言，免得伤害人类脆弱的感情。”
[24] 凯瑟琳的大使应景地在1565情人节那一天将婚约（以及吉祥的星象）传达给伊丽莎白。英格兰女王通过使节向凯瑟琳赏脸表示感谢，并表示不予接受。凯瑟琳不以为然。法国太后对伊丽莎白说：“你提到的第一个反对理由就是新郎年龄，但是如果伊丽莎白女王能在新郎年龄上作出妥协，我也会在女王年龄上作出妥协。”这笔交易很好地说明了查理九世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夫人能像我一样接受年龄的差异，我会非常欣慰”，据说这位少年国王和太后的意见一致，“我是真的爱她，”他为了表示自己同意太后意见加了一句。
[25] 此处指奥地利的乔安娜（Joanna of Austria,1535-1573），她与菲利普二世均是圣神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后代。乔安娜拥有奥地利女大公（Archduchess of Austria）封号，于1552年嫁给葡萄牙皇储约翰，1554年生下未来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后，因丈夫去世而回到西班牙。在菲利普二世出访英格兰时（菲利普二世一度拥有英格兰国王头衔），乔安娜任西班牙摄政。从年龄上看，乔安娜比凯瑟琳次子亨利年长16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