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发明以前，人们虽然可以从镜子里或平静的水面中看到自己的容貌，但镜中或水中的映像都是即时的，不能保存和收藏，因此也就无法成为记忆的载体。摄影术的诞生，使得过去的映像得以留住，从此人们不仅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即时的自己，还能从照片里看到过去的自己，乃至已经故去的从未谋过面的先辈亲人。这一奇妙的功能，大大改变了人类审视自己的方式，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过往记忆。
很少有人没有过翻看自家影集的经验。随着老照片一张张翻过，从其所定格的信息里，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种坐姿，抑或是一个饰物，一种发型，一件衣服……都能唤起无尽的回忆，许多尘封多年已经有些淡忘的陈年往事，每每透过照片中的一个个细节，活灵活现，纷至沓来。
罗兰·巴特回忆说，在母亲去世后，他曾独自走进她的房间——不久之前，他的母亲就是在这间屋里去世的。他说：“我在灯下看我母亲的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看，跟她一道一步一步地回到过去，寻找那张我爱戴的那张脸的本质。我还真找到了。”在《明室：摄影札记》里，巴特围绕母亲儿时和年轻时几幅老照片，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照片与记忆的多重关系。虽然巴特认为“任何追忆都永远也不可能使我瞥见那个时代”，然而，当他仔细观赏那张他还是孩子时，母亲“把我紧紧抱在怀中的照片时，我却能使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苏醒，我似乎感到了皱皱巴巴的中国双绉的温柔，闻到了米粉的香味”。他还从母亲还是小姑娘时的一张照片上，看到了伴随母亲一生的品质——温柔而善良，巴特进而感叹道：“摄影曝光是一瞬即逝的，而她却把这即逝的一瞬保持了终生——彰显出来的温柔。在小姑娘的这张照片上，我看到了善良，善良造就了她这个人，使她从出生起终其一生都很善良。”
可见，老照片不仅天然地具有凝聚和唤起记忆的功能，而且还能升华记忆。
十几年前，《老照片》甫一问世，即吸引了众多的投稿者。他们纷纷拿出家中珍藏了几十年，乃至近百年的照片，娓娓道来，讲述祖辈、父辈以及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些拿着自家照片，到《老照片》里讲故事的，有许多人此前从未在任何报刊上发表过只言片语，是家藏老照片所凝聚的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唤起了他们表达的欲望。他们虽然不是什么职业写手，但围绕家藏老照片的讲述，却不乏精彩与生动。
一天，有位叫杨德峥的退休工人，家是济南的，骑着自行车找到编辑部，送来一篇稿件。几张旧照片，洋洋数千字，用钢笔写在方格稿纸上。他对接待他的编辑张杰说，自己活了大半辈子，这是第一次动笔写文章，让编辑老师见笑了。然后心怀忐忑，坐在一旁，眼瞅着张杰翻阅他的稿件。文章记述了他的祖父早年通过经商改变了家庭的境遇，后经新中国工商业改造又遭遇的坎坷种种。先是母亲因病年轻早逝，祖父也在公私合营后不久离世，而他的父亲在祖父去世两年前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80年才得彻底平反。从五岁起，他便跟着祖母生活，在颠沛流离中，与祖母相依为命……文字朴实而感人，看得张杰不住地称赞写得好。端坐一旁的老杨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告诉编辑说，直到临来前，他女儿都反对他向《老照片》投稿，说他也没上过几年学，别去丢人现眼了。老杨说着说着就有些动情：“不瞒你们说，我们家里的这几张照片和这些事，多少年了，一直在脑子里转悠，再不把它们写出来，我自己都觉得难受。”难怪他文章里有那么多的真情实感，原来这些记忆早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图一）
像杨德峥一样，在《老照片》里发表自己“处女作”的，大有人在。十几年前，有位叫邱三宝的农村青年，在武汉市一所小学的旁边租了间屋，开了一家裁缝店。他看到刚出版不久的《老照片》后，也投了篇稿件过来。文章随手写在几张没有线格、质地粗糙的白纸上（这些纸想来是他平时裁衣服画草图用的吧），讲述了他父亲年轻时不安于当农民，十几岁就开始在建筑队学手艺，常年在外闯荡的经历。随文寄来一张其父1965年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留影（图二）。作者在文中写道：“父亲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脚上穿一双皮凉鞋，衬衣下摆扎在裤子里面，这也许是60年代城市青年的一种典型打扮吧。看上去父亲身上的农民味极淡，或许是常年在外谋生的缘故，使他看起来已经很像一个城里人了。父亲当年站在桥边，眼睛忧郁地望着远方，也许是对这种飘无定所的日子感到厌倦，也许是生活的沉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图一 1952年杨德峥与母亲的合影，两年后年仅二十七岁的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
1960年代的中国，不像现在，对城乡人口流动的管制还相当严格，到城里谋生的人连个“农民工”的名分都没有，作者的父亲能够冲破重重阻力脱离土地，堪为后来亿万农民工的先驱。而今已成年的作者，身为新一代的“农民工”，也来到了父亲当年曾经留下身影的城市里谋生，作者写道：“现在，当年轻的我站在车流如织的武汉长江大桥上时，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光景了。历经了三十三年（文章写于1998年，编者注）的历史变迁，一切都有太多的改变，当年站在桥头留影的这位英气勃勃的年轻人也已成了六旬老翁。”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感叹道：“……父亲永远也不会再年轻，而我却沿袭了父亲年轻的生命。每一个老人都曾经年轻过，每一个年轻人都将渐渐衰老，直到有一天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谁说历史的书写只属于史家与宫廷？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邱三宝，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村青年，面对一幅寻常的家藏老照片所表达的历史情怀，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然而，邱三宝的故事并没有到此完结。稿件刊出后，编辑部按照来信的地址给他寄去了样书，并退回了其父的照片，又通过邮局汇去了稿费。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样书、照片以及稿费汇单均被邮局陆续退回，回执上写着：“此人已走。”当时邱三宝除了信上的邮址，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联系方式。没奈何，我们只好在《老照片》上发启事，希望作者见到后能与我们联系，但连发了两期都没有回音。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一位循着父辈的足迹在城里打拼的农民工，在《老照片》里匆匆现身，留下一段朴素的“史述”后，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牵挂不已。他父亲的那张120的原版照片至今完好保存在我们这里，真希望有一天能“完璧归赵”，亲手把照片交给他。
图二 1965年，一位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留影。
照片因其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信息，有时无需借助更多的文字解读，便可以将人们带入某个特定的时代，即使是那些寻常的家藏照也不乏这样的功能。比起“宏大叙事”来，家藏的老照片，保留了更多的个体生命的温度，这温度既是个体的，也是时代的。
这里有一张照片，是1952年8月太原百货公司二部营业员的合影。（图三）打眼看去，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照片上无论男女，除了前排的一位男士和后排的一位女士之外，都穿着清一色的花布衣裳。在那个年代，女人穿花布也就罢了，大老爷们穿花格衣服是很为中国人忌讳的，在早年的革命影片里，只有阿飞、特务才这样打扮。然而，当中国实行“一边倒”，完全投入苏联老大哥怀抱以后，倾力消费苏联的舶来品，自然也变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张原本为“临别留念”而拍摄的合影照片，多年之后，其拍摄的初衷，却被照片上满眼的花衣服喧宾夺主，反而成为了特定时代中苏“蜜月”的某种佐证。
这张全家福（图四），拍摄于1969年，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合影。因为大哥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全家人到照相馆里照了这张像。这张家庭的临别留念，与前面那张单位同事的临别留念，虽然时间上间隔了十七年，却有一些一脉相承的东西在里面，前者是集体穿花衣裳，后者则一律佩戴领袖像章。所不同的，是后面这张照片里人们的表情显得有些凝重与忧郁，越发让人觉得别在胸前的领袖像章有些沉甸甸的（那像章原本就大得不成比例）。十七年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从工商业者到知识分子，从党政官员到基层百姓，像过筛子一样，各个阶层的人几乎无一幸免。照片上的一家之长，不过是水产养殖场的一名普通职工，“文革”一闹腾起来，也要为如何“站队”而焦虑，想独善其身、逍遥事外都不行。作者姜维平在文中说，他父亲年轻时爱好文学，还尝试写过小说，后来又迷恋技术革新，发明了海带分苗机，长春电影制片厂还为此拍了辑新闻纪录片，但此后父亲“便一步步一点点走向人生的衰败，其中原因十分复杂，至今仍是不解的谜团。我想这很可能和他所处的时代即人人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政治体制有关。父亲一生都在追求个性的解放，而生活却需要整齐划一和千篇一律”。
图三 1952年8月7日，太原百货公司二部营业员的临别合影。
图四 1969年，一个普通家庭的合影。他们胸前佩戴的那枚沉甸甸的领袖像章，正是那个时代的徽记。
上世纪70年代，几位参加工作队到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轻人，一次看过电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为洪常青英勇就义的场景所感召，萌动了模仿洪常青就义并拍照留念的念头。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他们找齐了铁锁链、假胡子、红墨水等道具，到野外的一棵大树下完成了这项“行为艺术”（图五）。作者王兵在随文中写道：“或许我们的举动在今天看来显得很幼稚，可当年我们崇拜英雄的情结却是真诚而热烈的。”
诚如作者所言，那是一个“英雄辈出”且以“英雄辈出”为自豪的时代。全社会都沉浸在树英雄、学英雄、做英雄的氛围里，各种文艺作品里也到处充斥着“高大全”的人物。“见贤思齐”在古人那里，还只是一种提倡，而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则变成了一种强制，一种大家必须遵循的人生模式。但是，任何事情到了极端便走向反面，“英雄情结”的膨胀也不例外。那时人们一心想当“英雄”，几近为英雄而英雄。上海有个知青为了捞回一根电线杆子，毫不犹豫地跳进滔滔洪水，以至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事迹被举国宣扬，至于一根电线杆与一个年轻的生命孰轻孰重，没人去想，重要的是此举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可见，在那个年代里，伴随“英雄情结”无限膨胀的，是个体生命的贬值与被轻忽。“英雄”情结的弥漫，曾使几代人的心灵被扭曲，其负面影响，至今犹在。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能否进步、进步得快慢，并不在于这个社会产生了多少英雄，而在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享有多少发展与选择的自由，以及这个社会里有多少以正常的、理智的心态生活的普通人。
图五 1970年代，一位叫王兵的青年扮作洪常青，与伙伴一起重演“英勇就义”的场景并拍照留念。
事实上，那些能“以正常的、理智的心态生活的人”，在这之前，经过“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不断改造后，多已不知所踪。
六十八辑《老照片》曾刊出过李象新回忆父亲与母亲的稿件，其中谈到他父亲李禹九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执拗态度。（图六）李禹九自互助组起就拒绝加入，短短几年里，合作化的规模急剧升温，先是初级社，又是高级社，直到全县就剩了他一个“单干户”，乡干部找他去谈话，以近乎威胁的口气对他说“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阶级敌人”，李禹九仍我行我素，不为所动。面对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竟顶着铺天盖地的压力，如此执着于自己的抉择。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呢？当儿子因父亲单干而不能入团，回家劝说父亲的时候，李禹九并没有讲出什么大道理，只是说：“他们瞎折腾，不会好。”而个体终究是脆弱的，尤其在一个漠视个体存在的社会里，个体抉择的价值更是可以忽略不计，李禹九到底无法摆脱社会的裹挟，在人民公社化的时候，被强行入了社。不幸的是，此后没多久，完全出自一个农民李禹九朴素生活经验的预言，即一语成谶……
图六 1959年，李象新父母的合影。照片上的这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他的睿智与执拗，完全有理由为历史所铭记。
个体的抉择与体制的冲突，往往带有普遍性，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来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多少年来中国人生存与发展中的一个很大的瓶颈。著名政治学者冯克利说过：“你可以认为我没有价值，我也可以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但是当一种制度认为个人没有价值时，那是很可怕的。”
冯先生的这些话，真值得人们好好去咂摸。
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