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铭文，此碑于永乐七年（1409）春在中国刻成，两年后立于伽勒。其波斯文铭文虽损坏严重，但在提及所赠礼品的部分仍然依稀可辨，言明布施是“为了伊斯兰之光”（to the light of Islam）。泰米尔文碑文也遵循同样的格式，而布施的受益人是Tenavarai nayanar神。帕拉纳维塔纳认为就是印度教的Devundra Deviyo。
此事既明，则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研究记载郑和向锡兰山寺院布施的锡兰山碑。锡兰山的三种文字碑铭并非在当地制成。据上引严从简记载，向锡兰山寺院布施之事乃是出航前已决定之事。而据上引向达教授所录锡兰山碑汉文碑文可知，锡兰山碑是明成祖御制之碑。由于择石，镌刻铭文与纹饰（包括碑顶之双龙相对雕像）需较长时间，不可能在郑和停泊锡兰山期间完成，而只能是郑和出航前已经依照明成祖旨意制碑。故此三种文字合璧碑也是出航之前已经准备好了的，并在出航前装船，然后运至锡兰山立石。制碑与装船的地点应当就在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今南京东郊汤山附近遗有朱棣为明太祖所制巨型石碑的未完成品，可见那里是一处官办采石场。如能有机会检测锡兰山碑的材质，将之与汤山或南京附近其他山石进行对比，或许能使能本案获得满意的结论。
有些学者根据汉文碑文所提到的永乐七年（1409）二月，认为此时郑和尚在锡兰山，并依此为据来推算郑和第二次与第三次航行的行期，足见确认锡兰山碑乃出航前已经备好一事，有重要意义，亦即此碑之日期并非郑和立碑之时，而是明成祖颁旨的日期。（注：法国伯希和与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早已指出这一点（见上引陈得芝：《关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问题》，第210页注1），但有些中国学者并不按受，反而坚持此碑日期乃为郑和在锡兰山的时间之误说，见上引金云铭：《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第140—141页。误解此碑日期的学者还有束世澂，见其著《郑和南征记》（出版于1941年3月）。此书之节录标题为《郑和下西洋记事》，收于《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160页。持此说者为数甚多，兹不再引。）在自然动力航海时代，中国海舶出洋下番只能在每年西北风起的深秋至冬季。据《星槎胜览》郑和于永乐七年九月从太仓启程，十月抵福建长乐，十二月才从五虎门洋出航。按通常从华南至锡兰山或南印度须航行三个月计，船队抵达锡兰山时已为永乐八年（1410）春末。
与此碑直接相关之重要事项为郑和所统海军的锡兰山之役。锡兰山之役《明实录》、《国榷》等书系于永乐九年（1411），其他史料则记为永乐七年。学者们的解说也各不一。实际与郑和立碑应为同一次出洋。（注：见陈得芝：《关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问题》，第211页。）综合锡兰山碑之汉文碑文、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卷11《僧伽罗国条》（注：兹据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下），第1579页。）及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的记载，可似构锡兰山之役的先后过程为：
永乐三年（1405），郑和首航，次年初抵锡兰山。当地国王欲加害中国船队，中国船队避去。
永乐七年（1409），郑和准备第三次远航。预计船队在锡兰山会遭遇困难，时成祖打算以向该国佛寺布施的办法留下“买路钱”。在出航前事先备好御制碑与财物，并装运上船。
次年初，船队抵锡兰山，郑和船队打算布施立碑，但双方对明政府布施财物谈判破裂。锡兰方面谋袭船队，为郑和识破。明军遂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出奇兵制胜。布施之事也许就此中止。
永乐九年（1411），携被俘锡兰国王至北京。（注：受篇幅限制，此事留待将来撰文讨论。）
换而言之，郑和向锡兰山寺院布施与生俘锡兰山国王，乃是同一件事。
［原文载《郑和研究》，2008年第4期，原标题为《〈锡兰山碑〉的史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