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之心，人皆有之；曾国藩也不会例外。做大事的人，地位高的人，一般不会公然八卦，曾国藩也不例外。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与幕客赵烈文甚为投缘，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八卦，皆说给他听。烈文有记日记的好习惯，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以此，才有这篇吐槽录。
既然要八，则不避亲，不隐仇。最亲近的，自然是他的九弟—曾国荃。用左宗棠的话说，国藩的“谋国之忠”，是允称典型的；然而，这类人公而忘私，谋身之拙往往也不让人先。作为权势当时无两的中兴第一功臣，国藩私人财务状况之紧张，出人意料。钱少，自家艰苦朴素一点儿，还能混过去，可是，“亲属贫窘者甚多”，未能分润，终是“心中不免缺陷”。所幸，“九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国荃倒不是贪墨，只是对于分所应得乃至俗以为然的各项灰色收入，来者不拒，因此，比国藩有钱得多，而接济穷亲戚这事，也就顺理成章让国荃做了。对此，国藩的总结是：“渠得贪名而吾偿素愿。”
国荃素无国藩那样的大志向，仗打赢了，钱赚到了，念兹在兹的就是求田问舍。可是，他的审美大有问题，“宅外有一池，架桥其上，讥之者以为似庙宇”，而新屋“亦拙陋”，没啥看头。更糟的是，这么难看的房子，不但“费钱至多”“并招邻里之怨”。建房需大木，而湘乡之地不产大木，偶尔有之，不是坟树，就是植于人家屋舍旁借以纳凉的老树，皆不愿售。国荃一根筋，不惜重价求购，于是，往往以二十倍市价得之。
国荃买田，也有问题。他喜欢规模化收购，一买一大片，可问题是一大片田不止一个地主，其中有愿卖的，也有不愿卖的，如“素封”之家、“世产”之地。国荃不顾，非要强行收购，人家拗不过他，只能含恨出手。如此，田价“比寻常有增无减”，可还是“致恨”。相较而言，其他湘籍高官，回乡买地，数量“何啻数倍九弟”，只因方法对头，态度温和，“人皆不以为言”；唯有国荃，钱花得比人多，地买得比人少，招怨独多，口碑最劣，“其巧拙盖有如天壤者”。
说到国荃的暴发户习气，另有一事。咸丰七年（1857年），国藩居丧，亲家母从长沙来，说请他帮忙，在湘乡买点高丽参。国藩怪之，说，买奢侈品应去省城，怎么到穷乡僻壤来找？亲家说，“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只好辗转来曾宅匀几支。国藩不信，遣人打听，孰料真有此事。原来，国荃在外领兵，认为高丽参治疗外伤有奇效（“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遂在长沙大量收购高丽参，以致断货。只是，这种疗法实无奇效，国藩不由慨叹：“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国荃统兵，战胜攻取确实有一套，做官则嫌“懵懂”。同治三年（1864年），身为湖北巡抚的他，参劾按察使唐训方，列明过犯之后，折末云，“（唐氏）系督臣得用之人，恐失和衷之道，请皇上作为访问”。（按，巡抚参劾按察使，略当今日之省长向中央打报告请求罢免公安厅长，其实那个时代地方长官的权力更大一些），只要说清楚按察使犯了哪些过错即可，何必没事找事，说什么按察使是总督的人。难道是总督的得力助手，就连巡抚也要忌惮几分？这么一说，置国法吏则于何地，岂不摆明了说吾省官场有派系有人事斗争？更搞笑的是，不过两月，国荃竟上折参劾总督，试问，这时候就不怕“恐失和衷之道”了？国藩对此，评曰：“令人大噱。”
不过，国荃之中年与晚年，区别很大。后来的乐观大度，自在恬和，似换了一人。此或与国藩的劝诫有关。国藩尝云：“人生皆运气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运气，故我常称人身为运气口袋。”又云，“不信书，信运气”。用今天的话说，可算他的“成功观”。具体到国荃身上，他说过：“（国荃）之攻金陵，幸而有成，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今渐悟矣。”这些话，既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科普版，细究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只看内心能否真正信从。照传统标准而论，国荃晚景甚佳：年寿既高，子孙繁衍，且有出息；许是真悟了他大哥的话？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一对冤家，这事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只是，曾、左从什么时候结下梁子，知道的人或许不多。看看国藩的自述。
咸丰三年（1853年），作为“空降”的团练大臣，国藩在长沙组建湘军，因为资源有限，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所谓资源，一是人力，二是财力。国藩的理想，是率领本土的精兵强将，利用本省的财政收入，去省外“迎剿”太平军。秉章是地方首长，则认为优势兵力与稳定收入皆应为湖南所用，不要管外省的闲事。然而，一省的兵力有限，财力也有限，不足以同时支持两套战略。于是，曾、骆展开竞争，抢人抢钱。
抢人方面，当时最重要的将领王錱，转投骆秉章；最有潜力的塔齐布，则忠于曾国藩。二人勉强算是平手。当然，决胜疆场与运筹帷幄都很重要。武将以外，还得抢文职参谋。其时，最有名望也最有才干的参谋长人选，当然是左宗棠，遗憾的是，他选择留在湖南，为巡抚服务；另有郭昆焘（近代名人嵩焘之弟），是理财第一高手，也选择在地方工作，不去远征。综而计之，抢人，国藩输了。
其次则须抢钱。国藩善写奏折，哭穷本领大，博得皇帝的授权，硬生生从湖南的财税收入割走几片肥肉，获得启动资金。此外，在省内交通要道设点征收厘金，获得长期有保障收入，能够支持军队的可持续发展。而向在籍高官、地方素封之家劝捐，也是筹饷的主要办法。只是，“劝捐”二字说得好听，一旦执行，往往成了“勒捐”。试想，草创阶段，国藩既不能给人颁发文凭，也不能给人发放官衔（这两种执照例由户部、吏部颁发），人再有钱，也不会听劝啊。所以，国藩只能耍无赖，搞勒捐。
勒，就是绑架勒索的勒；谁家有钱，又不听劝，则绑了他家的人，让他家花钱来赎。陶澍，湖南安化人，前两江总督，当时已过世，留下孤子陶桄主持家事。国藩向陶家劝捐，陶家不给，国藩即遣人捉了陶桄，声称为富不仁、不念国恩，且有勾结地方匪类嫌疑，需暂行羁押，配合调查。他用这招勒索了不少湖南的大户人家，都能得手，却没想到，陶家不是善茬儿，令他得不偿失。
得，是陶家终于屈服，出钱免灾。失，则谓国藩拿了这笔冤枉钱，还没焐热，就被各方势力联手赶出了长沙。陶桄的姐夫，叫胡林翼，还好，没因此与国藩叫板；可是他的岳父—左宗棠则对女婿的遭遇大致不满，要讨还公道。事隔多年，国藩淡淡地说：“左季高（宗棠）以我劝陶少云（桄）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致仇隙。”而在当时，动静可不小。
名义上，宗棠只是巡抚的幕客，用今天的话说，不在编制内。实际上，宗棠拥有巡抚的权力。他任免官吏，调遣军队，分配财物，审讯案件，甚至自行草奏，盖用巡抚公章，鸣炮发送，而在此过程根本无须向巡抚请示。不知道的以为湖南巡抚是骆秉章，明事儿的就知道湖南巡抚是左宗棠。
国藩难道不明事儿？他有苦衷，太缺钱了，为了钱，只能装作不明，只能装作不知道陶家与宗棠啥关系，对宗棠的女婿也是绑架勒索了再说。既然如此，宗棠也不跟他客气。当然，高手过招，不露形迹，宗棠不会傻到直接批评曾国藩的勒捐行为—说实话，他也干过这种事。宗棠的反击，是全力维护湖南官场的权益，尽量不让曾国藩占到便宜—他作为巡抚的首席智囊，在其位谋其政，无可厚非。于公，巡抚骆秉章乐见事态如此发展，于私，他与宗棠同气连枝，连带着对国藩也不讲礼貌。所以，国藩才说“骆吁门（秉章）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都是堂堂大员，咫尺之隔，竟然连见面说几句客套话这样的虚文也不讲了。双方势成水火，可以揣想。
结局大家都知道，省城官场在巡抚的默许下，对国藩群起而攻，国藩扛不住，只能逃往衡阳，另起炉灶。至于四年后，国藩从江西回来，宗棠借题发挥，痛斥他不忠不孝，论者或认为这是曾、左交恶的开篇，其实错了。唯有国藩知道得最清楚，他们哥儿俩的梁子，早就结下了。
测字、看相、寻地脉、观天象、茅山法，诸凡种种，皆属所谓“封建迷信”。据说，稍具科学素养的现代人，都不信这一套。只是，在今天，谈星座、玩塔罗牌、讲求风水的人，遍地都是。这些玩意儿，即使由计算机程序演算，又能比“封建迷信”先进到哪里去？尽管前辈时贤的这类消遣都不怎么科学，然若亲身经历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又不得不信几分“迷信”。鄙人固然见过几桩，不过，遵圣人之教，谨守“不语禅”，只介绍一件曾国藩的落后事迹。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九日，国藩在籍守制，一日，听说老九（其弟国荃）家请了乩仙，不由兴起，“步往观之”。一去，只见亲戚邻人围住沙盘，各问功名，扫兴的是，乩仙根本无视，沉吟不答。再三请教，乩仙才画了九个字：“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说，请作一篇题为《偃武修文》的赋，而这篇赋限用闲字韵。围观群众问功名，乩仙不正面回答，却出了一道作文题，大家纷纷摇头，表示压力很大。国藩不愧是博闻强识的学者，最先反应过来，说：“这是一条旧灯谜，打一字。”
什么字呢？这条谜语的制作方法称为“清面法”，即“注销法”，也称“题面叫出法”，即“谜面有字没有踏实谜底文义，这个衍字又能用注销词叫出。”于是，欲解此谜，关键在于“注销”谜面的“衍字”。谜面既曰“得闲字”，那么，就是说：“得”字，是闲字，是没用的字，可以“注销”；而前面的“赋得偃武修文”，去掉“得”字，就成了“赋偃武修文”，这才算“叫出”了真正的谜面。接下来就不难了。“赋”字，由贝、武构成，既说“偃武”，则是将“武”放倒，剩一个“贝”字；又说“修文”，则是添一个“文”字。谜底就是：贝+文=“败”。
国藩猜出谜底是“败”字，却不知其意所在，继续咨询：“仙何为而及此？”乩仙一看来了知音，速速作答：“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湘军主力部队由其时的第一名将李续宾率领，于四月初八日从太平军手里夺回了江西九江城，捷报早已传至湘乡，而乩仙竟说“败”，竟说“不可喜”，这是怎么回事？仓促间，又问，大仙您这是“为天下大局言之耶，抑为吾曾氏言之耶”（是说大清要亡国呢，还是曾氏会败家）？乩仙答：“为天下大局言之，即为曾氏言之。”国藩虽没听明白，还是不由自主感到“凛然神悚”。这一轮问答，令人不得要领。可是国藩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只好与大仙拉家常，问您贵姓，几级干部，这是要往哪儿去。这位乩仙，开始是高深莫测，这会儿一变而为平易近人，说，俺免贵姓彭，河南固始人，官至都司（清代武职，正四品），咸丰二年（1852年），死于征战，升天后，上天念我保家卫国，劳苦有功，特授云南大理府城隍。今日赴任，路过湘乡，与你相见，十分有缘，给你泄露一点儿天机，别人我还不告诉他。云云。聊了一会儿，国藩还是没搞明白“败”字啥意思，遂“再叩之”，不料方才热闹非常的沙盘，至此“寂然不动”。看来，大仙忙着赴任，已经上路了。
猜着了“败”字，却猜不着何人会“败”“败”在何处。直到半年后，国藩才知道，天命早定，仙不我欺。其时，李续宾于克复九江后，受命攻打庐州（今安徽合肥），一月之内，率部长驱五百里，连克太湖、潜山、桐城与舒城，锋锐无比，一时无两。只是，太平天国火速调集陈玉成与李秀成两路大军（人数在十万至三十万间），回援庐州，在庐州西南的三河城，团团围住湘军（人数不足六千）。十月九日，两军决战，结果是湘军被太平军全歼，主帅李续宾自杀，国藩之弟国华也在此役殉职。
三河之战是湘军战史上最惨重的败绩，也几乎扭转了太平天国的颓势。彭大仙半年前教曾国藩猜的“败”字，有了下落；他所说的“为天下大局言之，即为曾氏言之”，也有了下落。国藩是真服了，多年后谈及此事，说：“其效验昭之如此，且先半载知之，则世俗所云冥中诸神造兵死册籍等语，非为荒唐之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