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好的探寻之路是考察18世纪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新生事物之一：公众对于出身低微之妓女不断增长的兴趣。而在1700年左右，这还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在伦敦，也只有很少的妓女广为人知或被形诸笔墨。可在18世纪末，尽管人们愈发强调正经女人在性关系中的被动性，但在其最大的道德对立者周围，却形成了一种名媛的文化。那些人的行为通常见诸报纸与杂志，她们的人格在小册子与诗歌中得到细察，而她们的肖像则被人描绘、镌刻与恶搞。这类风气如此盛行，以至于短短数十年之后，诞生了一个新词，“pornography”（色情文学），字面意思即为描绘妓女。
很多更早期的文化已展现出对于放荡女子不同寻常的兴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许多高级妓女颇有声名且长于词采。同样的情况亦见于前现代日本的高级艺妓。英国的评论者们非常惊讶于古典时代妓女的地位，因为她们的重要性似乎预示了同时代社会中放荡女子的名声，并展现了她们可以积累难以估测的财富与权力。因此，18世纪晚期出现了一股风气，将妓女唤作“帕福斯人”、“塞浦路斯人”与“塞西莉亚人”，使人联想到古代塞浦路斯之维纳斯崇拜及其城市帕福斯；抑或谈论着当时的“泰伊丝”、“莱伊丝”或“芙丽涅”，以对应于古代希腊的高级妓女（见彩图12）。
在英国本土，也存在着各种先例。早在中世纪，人们就对王室情妇这类的女人颇有兴趣，她们的放荡似乎扭转了自然的秩序。宗教改革进一步使性道德及其社会后果政治化。至17世纪，正如我们所见，统治阶级尤其是宫廷中的败德之举，甚至有可能吸引整个世界的目光，而社会下层的通奸行为同样可以在其内部引起广泛的关注。最后，文人对于卖淫的兴趣亦不断增加。伊丽莎白时代与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戏剧充斥着虚构的老鸨与妓女。与此同时，有关最近之死刑犯的传记手册，也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文学样式，其声称提供了对于流氓及妓女之真实生活的忠实叙述。
不过在这些例子中，人们的兴趣都是偶然的，态度也是敌对的。只有到了王政复辟时期，声名狼藉的放荡女子才开始生前即在印刷品中被频繁提及，且措辞亦不再那么严苛。在17世纪60年代，像达默里斯·佩奇、普里西拉·弗斯林汉姆及克雷斯韦尔夫人这类老鸨的名字，不仅见诸政治批评，亦用于兜售色情文学。在17世纪70与80年代，克雷斯韦尔夫人（第一个被《牛津国家人物传记辞典》收录的老鸨）的名声之大，以至于她在戏剧、歌谣与小册子中被不时提到，并且在马塞勒斯·拉隆反复再版的《伦敦城的呼喊》（初版于1687年）中，被形容为首都的一道风景。
因此，在17世纪晚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欢场名媛，公众对于她们身上的恶习颇有兴趣，不论其出身高低。不过，某些关键的要素仍然缺乏。那个时代的性八卦相当封闭，多数消息都不会公开出版，而只通过言谈与抄件流传。例如，1660年9月，有人告诉佩皮斯，一个男人花钱雇著名的老鸨本涅特夫人帮他把一个漂亮的女店员搞上床，本涅特夫人于是“来到了店里，在那个女孩面前假装晕倒，由此与她结识，并最终把她拖下了水”。跟其他强奸、诱奸与卖淫的新闻一样，这则消息被他记在了日记中，但从未付梓。即便是讽刺诗，这种在当时最关注性八卦的写作样式，也只是刚刚开始流行，而且其创作与传播亦颇不稳定。不止于此，较之于妓院老板，妓女个人的名声仍然是次要的与易逝的。有时候她们会在诗歌、小册子与私人著述中被提到，但关于这些女人几乎没有任何确切的记录，除非她碰巧是某个大人物的情妇，或曾出现在舞台上。最后，在那些欢场名媛的制造与维系过程中，写作只扮演着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它仅仅反映现实而已。叙述知名老鸨与妓女的，无论是印本还是抄本，其中的女性形象本身仍是模糊的或明显虚构的，她们的主要作用是为作者自己的幽默或讽刺主旨增色。
36.克雷斯韦尔夫人，第一个能作为伦敦名人而形诸丹青的老鸨。
但仅过了数十年，情况就大异于此。虚构的妓女形象仍然大行其道，同时还兴起了一股声称真切描绘现实女性的潮流。1723年高级妓女莎拉·普莱顿——更多时候是用萨莉·索尔兹伯里的名字——的死亡引发了一系列的传记出版物。一份带有插图的大报《肖像、出身、教育、生平、逍遥时光及谈话》囊括了她的一切。像一本书那么厚的《莎拉·普莱顿夫人实录》被迅速翻印与扩充为《名媛萨莉·索尔兹伯里生平、轶事及奇遇之回忆录》，此书又得到两次再版，并于同年被译为荷兰语及德语。不久后又出现了一本《欢场名媛萨莉·索尔兹伯里之生平、轶事及死亡全史》。关于她的小册子在都柏林与伦敦出版，而对其生平之回忆亦成为了《都市密探》的卖点之一，此书于1725年印刷于格洛斯特，销售于布里斯托尔、伍斯特、赫里福德、罗斯、塞伦塞斯特迪威齐斯、加的夫、蒙莫斯及北安普顿，并通过游商散布到更遥远的地方。即使在五十年后，这个妓女的名字仍然屡见于流行歌谣。至于其他与普莱顿女士类似的名媛，亦有诸种相关书籍行世，例如《当代名媛伊丽莎白·韦斯伯恩，即俗称韦伯恩妈咪的生平》，此书在1721年即连印三版，又如《绝世花魁伊丽莎白·曼——亦名博伊尔、桑普尔，通称皇冠——之生平及轶事》《娇贵的咖啡女：或当代名媛安妮·罗奇福德夫人的生平、绯闻与恋情》《当代名媛玛丽·帕利莫尔，即真者里的高个女帽商的生平与轶事》，以及《莫尔·金，即近期国王咖啡屋女老板的生平与人格》，其出版于1747年。这些书还都是在1750年之前，而到了18世纪下半叶，此类个人传记俯拾皆是，甚至还出现了重要的高级妓女与妓院老鸨的合传。
关于放荡女子的绘画亦复如此。1700年之前早就存在描绘恋人与情妇的私人画像，而在此之后，它们变得愈加普遍，这正对应于18世纪英国肖像画的突飞猛进。至于人们对于知名妓女之外表愈发浓厚的兴趣，乃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而这显然因为其图样被大量印制，投入市场。
最初，只有王室情妇才受到如此追捧。在17世纪晚期，查理二世之情妇的肖像变得极为流行。其中最便宜的，是那些点缀在廉价民歌集上的粗糙木版画。更大量与更写实的，则是独立的镌版与网线铜版肖像画，其目的在于提供模特的真实形象。这些画不论何种尺寸，售价皆在六便士以上。1700年之前，至少有一打不同的朴茨茅斯公爵夫人画像行世。妮尔·格温在当时各种姿态的画像印刷品有十四种存世，而克利夫兰公爵夫人芭芭拉·维利尔斯则至少有十五种。即便像玛丽·戴维斯与佩格·休斯这样不甚著名的情妇，她们的画像亦甚为流行，反复发行（见插图10、11、37、38及彩图13和14）。
37.1685年一纸廉价的歌谣，旨在展现查理二世两位情人的样貌，朴茨茅斯公爵夫人与内尔·格温（事实上，这两幅木版画都再利用了当时已有的通用画像）。
这种风尚持续到18世纪，虽然作品的基调已有所变化，从充满敬意的肖像画，逐渐转变为关于王室或贵族妓女的讽刺画。在乔治二世时代，国王自己的情妇雅茅斯夫人与王储的情妇安妮·范恩一并成为了很多喜剧表演的笑柄。在惧内的乔治三世治下，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与朝中重臣——例如威尔士亲王与格拉夫顿公爵——有瓜葛的女人，格拉夫顿公爵1769年任首相后，兴起了一股印制其情妇南希·帕森斯之画像的热潮。在18世纪晚期已经形成了一种绘画的定则，即对于这种男女关系不断地肆意嘲讽（见插图39至42及彩图15）。
38.查理二世的一位情妇玛丽·戴维斯的一幅大量销售的印刷品。
39.1738年的一幅关于乔治二世及其情妇雅茅斯夫人的讽刺画。
至于不那么高贵的妓女们，其画像之公开流通始于18世纪上半叶。萨莉·索尔兹伯里的某些传记已带有插图。与此同时，其大半身与半身的高品质网线铜版画，也迅速形成了一个市场（见插图43和44）。人们对于这种美术样式如此有兴趣，以至于早在1747年，就有一本印刷品收藏指南用了不小的篇幅来介绍“古代与现代女性的肖像画，这些人或者品行不端，或者疯狂，或是娼妓”。但直到18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名妓的画像才真正变得流行。在五六年间，就印制了大约十二种不同类型的万人迷基蒂·费舍尔之画像（见插图45及彩图16至18）。
40.威尔士亲王与他的妻子，而背景则是被他抛弃的情人与私生子（1736）。
41.南希·帕森斯，1768年至1770年在首相格拉夫顿公爵身边，随后离开了他，跟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公爵。
1765年，一个伦敦的访客注意到关于欢场名媛的印制品不仅非常便宜（“花几基尼就可以买到一整座后宫”），而且印量极大，一次即可达到三四千份之多。次年，一名伦敦版画商手中的目录就列有一打花魁的图样，各种版式兼具。大幅“当代名芳”——无论贞洁还是淫荡——的网线铜版肖像画每幅价值一先令，小幅的价值六便士。最便宜的则当属用来装饰绅士表壳与鼻烟盒的微型印制品，它们被大量印制，起到了彩饰的作用。花费三便士或六便士（“精致着色”），一个男人就可以完全秘密地将其最中意的妓女带在身边，一想起她就可以掏出来看看（见插图45）。
42.一幅讽刺首相及其妻子和情妇之道德的画作，发表于1769年2月的《政治纪事》杂志。
43.关于交际花萨莉·索尔兹伯里的一幅网线铜版画，约作于1723年。
这些画像的姿态与象征往往具有某种性暗示，而且即使是看起来最正经的印制品也蕴藏着某些目的。它将一个女人的外表公之于众，为其扩大声名，并且使得数以千计的观看者对其产生一种亲近感，甚至占有感。如一位评论者在1779年所言，最有名的高级妓女如今举世皆知，“版画店里满是她们栩栩如生的肖像”，以至根本无需介绍。
年之后出现的有关名妓的讽刺画同样亦具有扩大声名、使人亲近的作用，只是某些时候含有轻蔑意味。
44.一份廉价畅销的大报，其中有同样一幅关于萨莉·索尔兹伯里的画像。
高级妓女之声名渐著，也通过其他一系列方式体现出来。她们的相貌不仅以印刷品与绘画流通，而且也出现在彩饰与纪念章中。她们的言行被报纸报道，被书信谈论，被书本搜集。早在三明治发明之前，范妮·穆雷就据说曾经将一张二十五镑的钞票夹在两片面包之间，并一口吃掉，以显示其毫不在意这些钱。这样的声名注定会渗透到当时的文学中。早在18世纪20年代，诗人亨利·凯里就苦恼于自己那首描写“底层人爱情”的纯洁歌谣《我们街坊的萨莉》，竟被人视作赞美萨莉·索尔兹伯里的颂歌。约半个世纪后，她的生平事迹仍然是巡回木偶剧的重要主题，与迪克·惠廷顿和猫的故事不分轩轾。她的后辈们在无数的戏剧、诗歌与随笔中被提及。她们的名字出现在从歌曲到家具的一切事物之中，甚至男妓也使用这些名字。她们对于时尚的影响之深，以至于正经女性据说也模仿着“基蒂·费舍尔的姿态”，或戴着一顶“范妮·穆雷的帽子”。其影响甚至及于为赛马命名，1700年之前很少用任何个人的名字称呼赛马，更不用说声名狼藉之辈了。而在18世纪30年代，有些名为“萨莉·索尔兹伯里”的良种马参加了全国的赛马会。其后几十年，在英国与北美，又有一些著名的赛马及传种母马亦这般命名，如“范妮·穆雷”、“基蒂·费舍尔”与“南希·道森”。
45.关于交际花基蒂·费舍尔的一幅小版画，用来置于怀表中。
时至今日，性丑闻无疑更加能够使人声名远播，各种类型的色情作品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全球产业。纵观西方世界，无数人依靠公开自己或曝光他人的性经历而获取名声。出版商与广播公司则迎合着公众无休无止的窥淫癖，对于色与名的着迷乃是我们文化一个难以摆脱的事实。因为这一事实得到了摄影杂志、电视与网络这些晚近发明之最强有力的支持，我们往往将其视为一种典型的当代现象。但实际上，这种现代热潮的根基早在18世纪就打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