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辉煌是建立在对外掠夺和对内剥削奴隶上的，其黄金时代也是对外扩张到极限、对奴隶压迫到极限的时代。因此，罗马帝国辉煌之后，经济凋敝，国内原来隐藏的各种矛盾激化。同时，周边的蛮族也开始侵扰罗马。面对内外危机，罗马数任皇帝都进行了改革，只不过没看清楚其衰败的根源在哪里，就采取依靠军队、将蛮族人吸收入军队、加重国内赋税的方式，加强对各阶层统治，镇压叛乱和打击蛮族入侵。皇帝过度依赖军队，导致蛮族士兵越来越有地位，而原罗马帝国的公民——贵族元老、中小奴隶主、平民——越来越没地位。最终，罗马帝国的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即使增加皇帝数量进行分治也无法摆脱困境。在匈奴人大敌压境时，罗马帝国没有选择团结抵抗，而是迅速将帝国正式一分为二。
罗马的发展壮大是通过不断对外扩张实现的。经过几百年扩张，由于内部分配利益的斗争，罗马最终从共和国发展成为帝国。而罗马帝国建立后200年内，虽然内部阶级斗争、利益分配斗争仍旧不断，但它整体上保持了稳定和繁荣，奴隶制经济获得了高度发展。尤其是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时期，被称为帝国的“黄金时代”。
不过，在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其扩张也到了极限，再也没有源源不断的奴隶来源了，加上奴隶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奴隶价格又不断上涨。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奴隶被迫从事生产劳动不仅缺乏积极性，也妨碍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奴隶制经济的生产率日益降低。
罗马帝国奴隶数量减少和奴隶生产积极性不高，导致农业随着对外战争的停止而走向萧条。而农业凋敝导致生产粮食的规模萎缩和手工业衰落，最终城市没落，商业萧条，粮食价格一路上涨。结果，罗马帝国社会动乱、蛮族入侵、海盗猖獗、商路阻塞。为了保持其日常开销，罗马不得不实行强令城市负责征集赋税、发行劣质货币等财政金融政策，而这些又加剧了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发展的最终结果，形成了退伍士兵、中下层军官以及残存的中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奴隶主阶级集团，和以罗马元老院贵族为代表的大庄园奴隶主集团——这两个集团事实上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发展200多年而来的。
公元192年，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末帝康茂德被元老院贵族集团策划的宫廷阴谋杀死，持续200余年的相对和平期结束。但是，无论是元老院拥立的新皇帝，还是近卫军拥立的新皇帝，都无力全面控制罗马帝国的政治局面。一些行省的军队也各自拥立自己的长官为皇帝，同时出现多位皇帝为争夺正统性而混战的局面。最终，潘诺尼亚总督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成为大家认可的唯一皇帝。
塞维鲁能当上皇帝，全凭士兵们的支持。因此，他要保住帝位，就必须与士兵们分享胜利果实。他公开表示：要厚待士兵，让他们都发财致富，而不要管其余的人们。
于是，塞维鲁实行有利于士兵的改革：将士兵的薪饷几乎增加了一倍；宣布任何一个普通士兵都有可能晋升为军官；从边疆军团和叙利亚军团中选拔优秀士兵组成新的近卫军；承认士兵在服役期间有合法婚姻及与家人共同生活的权利；授予边防部队士兵以份地。
改革后，罗马军队中的各行省人和蛮族人增多了，士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塞维鲁采取抑制元老院贵族的方针。此时，罗马元老院失去了它在安东尼时代具有的意义，皇帝顾问会议起了国家最高机关的作用。不仅如此，元老院掌管国库的职权也被剥夺，国库改由作为管理皇帝私人财产的分支机构的特设机关把持。更让罗马元老院贵族难受的是，塞维鲁任命骑士出身的官员对元老院贵族派出总督的行省实行监督。至于那些敌视塞维鲁的元老院贵族则受到迫害，其财产被没收。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内部因争夺利益分配，分为“士兵派”和“元老派”两个相互仇视的集团。塞维鲁则成为第一个“士兵派”皇帝。
塞维鲁作为一个皇帝，职责是管理好整个帝国，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偏向某个阶层，在政治上向其偏袒以至于让其凌驾于其他阶层之上，尤其是士兵阶层，过分抬高其地位和权利，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共和时代出现军事强人导致从共和国走向帝制，而帝制时代出现军事强人，那么最终的结局只能是皇帝失控，或者各地分裂，或者皇帝成为傀儡。在罗马帝国由盛转衰时期，塞维鲁的做法很快导致各地分裂。
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继续执行其政策。由于增加军饷而扩大了国库开支，卡拉卡拉下令开征各种额外赋税。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颁布《卡拉卡拉敕令》：罗马公民权被授予几乎全体帝国自由居民，只有被称为de-diticii者除外。这听起来是个好消息，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在此敕令颁布之前，罗马公民权已相当普及，而且早已丧失其原有的特殊意义——按照公民资格分到罗马对外扩张获得的利益——因此已对大家没任何吸引力。不仅如此，在塞维鲁时代，通过刑事惩治制度的新规定，自由民被区分为“可敬的人物”和“小人物”两类。前者包括元老、骑士、市元老（城市议会的议员）、退伍军人（后来也包括现役士兵），除此以外的人都属于后一类。对“小人物”可能给予的法律惩罚（拷打、流放到矿山去服劳役、喂野兽等），是以前享有罗马公民权的人都可以获得宽免的，而按新规定就只有“可敬的人物”才有特权获得宽免。因此，授予人以罗马公民权，既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政治权益，此举无非是为了多收税和扩大兵源。事实上，此时罗马公民士兵除了蛮族士兵外，主要就是来自伊吕里库姆、色雷斯、伊苏里亚等地的罗马公民。
塞维鲁和卡拉卡拉父子的政策需要大量钱财来维持，因而难以长久。
到公元222年，亚历山大·塞维鲁当皇帝后，他一改前任皇帝的策略，开始在“士兵派”和元老院之间动摇不定，最终倾向元老院。亚历山大·塞维鲁从元老贵族中任命执政的高级官员，并使其作为皇帝的代表主持元老院会议。元老院在参与全部国务活动的顾问会议中也起了较大作用——它的代表被邀请参加由16人组成的这个特别会议。
在这个时期，主人对隶农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被合法化，并允许20岁以上的自由民卖身为奴，恢复债务奴隶制。这违反罗马法律的传统准则，但符合元老院贵族的愿望。
在康茂德当皇帝奢侈浪费之后，罗马的财政就已处于困难状态，塞维鲁王朝诸帝的对内对外政策又需要巨大资金。罗马的赋税比以前更为繁重，政府强令自治城市的议员负责征税，但是，财政匮乏现象并未缓和。亚历山大·塞维鲁采用降低货币成色的手段来摆脱困境，导致通货膨胀和钱币贬值，造成金融混乱，物价上涨。接下来，政府对大小官吏的薪俸和士兵的饷给以实物支付为主。举凡衣着、粮食、肉类、蛋类、马、骡、车辆等的配给数量，都按等级做出规定，政府又对城市手工业者团体的生产实行管制。各个手工业公会必须负担起把它们的制品供应给国家，并按国家要求进行产品制作的任务。
不仅如此，罗马帝国还面临来自萨珊波斯的威胁，和居住在莱茵河、多瑙河彼岸的诸部落的大规模侵犯。
波斯人属雅利安人种，在公元前6～5世纪兴起，建立过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后来，波斯帝国与希腊发生大规模战争，于公元前330年为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波斯作为一个行省受塞琉古王国统治。公元前247年，帕提亚王国兴起，波斯又沦为帕提亚的属地。为了争夺东西方商路和小亚细亚的霸权，帕提亚与罗马帝国进行了长期战争。波斯王公阿尔达希尔于公元224年起兵独立，于公元226年灭掉帕提亚，重新建立波斯帝国，史称萨珊波斯。
萨珊波斯取代帕提亚后，与罗马帝国进行战争，继续争夺东西方商路和小亚细亚的霸权。罗马军屡次被萨珊波斯击败。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都曾率军远征波斯，但均未取得显著战果。后来，罗马帝国忙于应付北方哥特人等蛮族入侵，无暇东顾萨珊波斯，而萨珊波斯也因抵御匈奴人侵扰，无力继续侵犯罗马帝国。双方才维持了约80年的和平。
在萨珊波斯刚刚兴起时，罗马帝国内部“士兵派”与“元老派”的斗争已尖锐化了。由于财政拮据，亚历山大·塞维鲁宣布降低士兵的饷给。本来就对亚历山大·塞维鲁不满的近卫军趁机发动兵变，直接砍死了他。公元235年，策动士兵哗变的马克西米努斯在士兵拥戴下登上帝位，再次使罗马的政策向军队倾斜。
由于马克西米努斯的政策带有鲜明的反元老性质，罗马的元老们心里非常不满。公元238年，“元老派”在非洲组织反马克西米努斯暴动，拥立非洲总督戈尔迪亚努斯为皇帝。戈尔迪亚努斯很快战败被杀，元老院又在军队中进行阴谋鼓动。最终，马克西米努斯在士兵哗变中丧生。罗马元老院宣布戈尔迪亚努斯13岁的孙子戈尔迪亚努斯三世为皇帝。
这时，非洲地区的富豪武装也打败了马克西米努斯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的军团被解散，退伍士兵的土地也被剥夺。“元老派”再次取得暂时胜利。
然而，戈尔迪亚努斯三世的母亲的宦官们掌握了权力。结果，宦官弄权，罗马帝国秩序十分混乱。公元244年，近卫军长官、阿拉伯人菲利浦杀死戈尔迪亚努斯三世，被士兵拥立为皇帝。
不过，此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并不好当：蛮族对多瑙河边界构成严重威胁，总数达3万人的哥特队伍渡过了多瑙河。驻在麦西亚的罗马军不仅向哥特人开放了边界，而且同他们一起蹂躏罗马的土地。
不仅如此，那些罗马军公开宣布拒绝菲利浦而另立皇帝。菲利浦委派元老戴基乌斯率军前往讨逆。但是，叛逆者却宣布拥立戴基乌斯为皇帝。于是乎公元249年，戴基乌斯掉头进军罗马城，把菲利浦杀掉了。
此时，罗马帝国边界危机进入新阶段。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蛮族加紧集结，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高卢和罗马城又爆发了有下层人民参加的起义。特别危险的是哥特人更大规模地再次渡过多瑙河，直抵色雷斯。在抵抗哥特人的战争中，戴基乌斯阵亡，其副将伽路斯在前线继任罗马帝国皇帝。
伽路斯既没有突出的军事才干，又没有雄才大略。公元252年，伽路斯与哥特人签订了屈辱的和约，承认哥特人已取得的掳掠果实，并规定罗马政府每年付给哥特人一大笔款项和金银，以作为哥特人不再入侵罗马边境的补偿。
然而，这并不能约束哥特人的行动。在哥特人于两年后入侵伊利里亚时，伽路斯不知所措。当地军事长官埃米利亚努斯组织防卫，最后把哥特人打败了。埃米利亚努斯把原来准备贡纳给哥特人的金钱分给士兵作为奖赏，并受士兵拥立为皇帝。他未经任何抵抗就进军到罗马城附近。
公元253年5月，伽路斯在保卫皇位的战争中战死。不过，埃米利亚努斯当皇帝却未满4个月——同年9月，高卢和日耳曼行省军队的统帅瓦列里亚努斯率军到意大利，并在埃米利亚努斯为士兵所杀后继任为皇帝。
然而瓦列里亚努斯的下场也并不好。
亲“元老派”的瓦列里亚努斯作为新任皇帝居然认为，国内普遍的不安宁以及蛮族对边境进攻的加强，竟是因为罗马帝国太大了，皇帝一个人管不过来，只要实行分治，多一个皇帝，就可以加强管理，有足够精力去镇压叛乱和抗击侵略。于是，他决定分权统治，任命亲儿子伽利埃努斯为共治者，授予奥古斯都的权力，让其留驻罗马城，自己到东方去应付那里的紧张局势。这开了罗马帝国两个皇帝共治的先河，也为后来分裂为东西罗马埋下了祸根。
公元260年，瓦列里亚努斯在对萨珊波斯的战争中遭到惨败，被虏并成为奴隶。伽利埃努斯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执政者。他又一次修正了曾由他父亲执行的亲“元老派”政策，元老贵族被禁止担任军职，也不能被委任为驻有军团的行省总督。反之，士兵们却有升任高级军事职位的前途。他又在军事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大量利用蛮族骑兵为自己服务。这就使军队蛮族化进程加速——这时不仅下层士兵，就连上层军官，也有不少是由蛮族人充任。
伽利埃努斯的政策引起了元老贵族的憎恨。各行省都发生了由大地主策动的军事哗变。有些人希望推出自己的代理人来代替伽利埃努斯；有些人则打算脱离罗马帝国而独立，使行省变成另一个国家。于是，罗马帝国各地纷纷出现“皇帝”，一下子出现了30个。这些“皇帝”多半在位不久就失败，因为各行省的贵族在面临奴隶、隶农起义和蛮族入侵威胁的形势下，慑于内忧外患，尚无决心脱离罗马帝国。但是，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毫不犹豫地脱离了。
罗马皇帝偏向和讨好士兵，并没有给罗马帝国带来安全。事实上不仅起不到加强统治的作用，还导致皇权下降，士兵们随心所欲地干涉皇权、废立皇帝。此外，这种士兵得势的社会势必导致其他阶层的反对，除了罗马元老院贵族外，受压迫最重的奴隶、隶农和城市贫民阶层，还在公元263年至264年举行了西西里起义。
起义好不容易才被镇压下去，高卢又发生了士兵哗变和奴隶、隶农起义。他们这次的反罗马运动被称为巴高达运动。巴高达运动如同巨浪一样，席卷了高卢大部分地区，到处夺取大庄园，杀死富豪，攻占城市。
面对这种局面，受到皇帝优待的士兵应奋力作战，努力镇压起义，才符合常理。但是，这些士兵在越来越多的农民起义面前没有丝毫战斗力，有些还毫不犹豫地投向起义者，一起反对罗马皇帝伽利埃努斯。而更让伽利埃努斯伤心失望的是，一些军官不仅不考虑镇压起义的事，反而形成阴谋推翻他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就是伊利里亚骑兵长官克劳狄乌斯。
公元268年3月，罗马皇帝伽利埃努斯被杀，克劳狄乌斯继位当皇帝，称克劳狄乌斯二世。克劳狄乌斯及其后的三位继任者都是伊利里亚人。他们都出身卑微，只是倚靠勇武而在军队里晋升起来的。他们执行了不同于伽利埃努斯的政策，故通常称为“伊利里亚诸帝”。
在巨大危机面前，为了扭转局势，“伊利里亚诸帝”都试图有步骤地巩固和加强君主政权，无情地镇压人民群众运动，尊重和讨好土地贵族，以及保卫帝国边界。而要实现这些，罗马帝国首先就要打击逐渐向其渗透的蛮族人，以对外战争来转移视线，缓和内部矛盾，而首当其冲的是哥特人。
公元269年，哥特人大举入侵巴尔干和爱琴海。他们带着家庭成员南下，已经不同于以往的劫掠，具有明显移民性质。哥特人一旦站稳脚跟，将会给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安稳带来巨大挑战。
克劳狄乌斯二世指挥罗马军打败了入侵的哥特人。但是，在处理俘虏时，克劳狄乌斯二世做了影响罗马帝国此后几百年命运的决定——他下令从哥特人俘虏中挑选大批身强力壮的参加罗马军，将其他编成军事移民、奴隶或者隶农。这样，入侵的哥特人一部分成为罗马帝国“最受宠的”，一部分成为“最受欺压的”。而罗马人长期富裕奢靡的生活，最终导致帝国的安全保卫重任落到军中的哥特人身上。而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哥特人承受不了压力，也难免会走上反抗道路。一旦这两股哥特人结合起来，或者遇到外来压力，那么罗马帝国遇到更大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公元270年，克劳狄乌斯二世病死，骑兵长官奥列利亚努斯继任皇帝。
奥列利亚努斯比克劳狄乌斯二世更加广泛地利用蛮族力量来进行反对蛮族入侵的斗争。罗马帝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打退了一些入侵的蛮族，但同时罗马军蛮族化的进程大大加快——罗马军中的蛮族雇佣军人数已达40万人。蛮族人加入罗马军，取得在罗马帝国生活的资格，初期也确实卖力。在公元272年，罗马帝国重新合并割据的帕尔米拉帝国；公元273年，又重新合并割据西部的高卢帝国——罗马帝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又重新得到统一。
不过，由于此期间的罗马皇帝都特别优待士兵，士兵事实上成了特殊阶层。罗马皇帝奥列利亚努斯，却出乎意料地死在士兵之手。
公元275年4月，奥列利亚努斯整军出发，准备远征萨珊波斯。当军队驻留在色雷斯时，奥列利亚努斯身边的秘书官艾洛斯受到口头上的严厉训责。艾洛斯恐惧之后还有更进一步的惩罚，担心有生命危险，便伪造了一封奥列利亚努斯的文书，上头开列了皇帝即将下令处决的多位军官的名字——艾洛斯自己的名字也在列。
艾洛斯将这封命令书送给军官们看，使那些包括皇帝贴身侍卫在内的军官惶恐不已，决定铤而走险。在艾洛斯引导下，几位军官潜入皇帝寝室杀死了奥列利亚努斯。事发不久，奥列利亚努斯身边的军官们就得知了真相。艾洛斯被处以分尸极刑，执行暗杀的军官自杀。
由于奥列利亚努斯没有子嗣，军队在懊悔之余，将推举皇帝的权力交给罗马元老院。罗马元老院当然不希望下一任皇帝是“士兵派”；而那些发动政变的人以军人为主，他们也不希望下一任皇帝是“元老派”。双方争执不休。于是，罗马帝国8个月没有皇帝，处在“帝位虚悬”时期。
国不可无主，最终他们采取妥协方式，通过投票推选马尔库斯·塔西陀为新皇帝。马尔库斯·塔西陀是罗马历史家塔西陀的后裔，并不是“士兵派”。因为“士兵派”不满意，7个月后，他在小亚细亚被士兵杀死了。公元276年，叙利亚军团统帅、潘诺尼亚人普洛布斯当上了皇帝。
普洛布斯也是军人出身，因而他毫不犹豫地继续执行奥列利亚努斯的政策。不过，他也看到了元老院贵族的力量，吸取了前两次政变的经验教训，对元老院表现出很大灵活性。在表面上稍稍容许元老院参加行政管理，同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镇压起义和对蛮族进行斗争上——这正是罗马元老院贵族最渴望新皇帝优先去做的事。毕竟罗马帝国的内部起义，利益受损最大的不是军队，而是罗马元老院所代表的那些大庄园主。
普洛布斯的政策找到了“士兵派”和“元老派”的共赢之处，因而双方很快达成和解，使得罗马政局迅速稳定下来。普洛布斯也因此获得了复兴罗马帝国的机会——将罗马军的任务重点放在打击蛮族入侵上，同时也兼顾镇压内部起义。
对于普洛布斯的决定，“士兵派”积极支持，而且执行起来也非常卖力。很快，罗马军渡过莱茵河，重新占领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之间的地区。沿多瑙河一带的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被打败，以军事移民方式移居到罗马领土上来。罗马军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当然蛮族化也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发生在埃及南部的起义也被罗马军镇压。
经过一番努力，到3世纪80年代初，罗马帝国的政治危机暂时缓和，蛮族侵犯也暂时被阻止，四分五裂的帝国重归统一。大批俘虏变成隶农，补充了已趋枯竭的农业劳动力，使罗马帝国的经济又恢复起来。
不过，普洛布斯积极地执行蛮族移民至罗马边境并在边境军队服役，和在各行省实行军事屯田制的政策，事实上是饮鸩止渴。虽然在短期内毕竟使帝国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恢复，经济情况也稍微改善，但这种政策孕育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政治经济控制权逐步转移到那些没有公民权的蛮族人手中。
大量蛮族人加入罗马军，提升了罗马的军事能力。普洛布斯很快镇压了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的数场叛乱。罗马帝国进入相对稳定和平的时期。但是，那些待遇优厚的士兵，如何在战后得到妥善安置，成为普洛布斯的当务之急。
普洛布斯不允许他的军队闲散着还拿着优厚的待遇，给帝国财政造成压力。于是，在镇压起义后，他命令军队开垦土地，栽种灌溉。这种辛苦的劳作引来已经习惯于闲散的士兵们的不满。在282年夏天，发生了兵变，普洛布斯被兵变的士兵杀死。60岁的马可·奥勒留·卡鲁斯当了皇帝。16个月后，马可·奥勒留·卡鲁斯的儿子努梅里安和卡里努斯同时继任皇帝。公元284年11月20日，戴克里先被罗马军推举为皇帝，接替刚驾崩的努梅里安成为罗马帝国共治者。公元285年春，当另一位皇帝卡里努斯被刺杀后，戴克里先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
在戴克里先之前，罗马皇帝更换比较频繁，平均只在位二至三年。而且可叹的是，绝大部分皇帝都比较偏向“士兵派”，却又绝大部分死于士兵刺杀。戴克里先当皇帝后，不敢丝毫掉以轻心，便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罗马帝国自屋大维以来，都是实行“普林基帕特制”，最高统治者在理论上不是君主，而是第一元老和第一公民，而从没公开承认实行君主制。戴克里先不加掩饰地与旧传统公然决裂，废除“普林基帕特制”，建立“多米那特制”，明确说明皇帝同帝国全体居民是主仆关系、君臣关系，明确表示罗马皇帝是神的代表，人们对他必须履行崇拜礼仪：所有觐见皇帝的人都要屈膝叩拜。
帝国几年里不断出现战乱，戴克里先总结了原因，也认为是由于帝国过于庞大，不便于一位皇帝独自管治，也难于抵抗野蛮人由莱茵河至埃及边境一带的不断侵扰。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对内对外形势，戴克里先实行分权统治，将帝国一分为二，在地图上画一直线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由两个皇帝负责管理。公元285年，他被确认为唯一的皇帝后，就任命他的部将马克西米安为共治者，称为“恺撒”，第二年又提升马克西米安为奥古斯都，即皇帝。这次分裂并非只是短时间存在，而是在未来永久地将罗马帝国分裂了——此前罗马虽然也出现过两个皇帝，但没有将领土划分范围，这次分治成为后来东西罗马的历史来源。
公元292年，戴克里先正式推行此制，并任命自己为东部帝国主皇帝，马克西米安为西部帝国主皇帝。皇帝权位正式一分为二。两帝分别建立新都，无一人以罗马城为都。当两位主皇帝统治帝国的权力被增加时，罗马元老院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减至只局限于前首都罗马城境内。
公元293年，两位奥古斯都（皇帝）又分别给自己任命一位恺撒，并进行了统治分工：戴克里先统治罗马帝国东方，任命伽列里乌斯为恺撒，并分与辖区；马克西米安统治罗马帝国西部，任命康士坦提乌斯为恺撒。由于奥古斯都和恺撒都是此前皇帝的称呼，罗马帝国此时事实上是“四君共治制”。为了保持皇室的统一性，两位奥古斯都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兄弟，是正皇帝，而两位恺撒则分别是他们的儿子，相当于副皇帝或者太子。戴克里先为兄，马克西米安为弟。
戴克里先把女儿瓦列里娅嫁给伽列里乌斯，并收养他为继子。马克西米安与康士坦提乌斯也建立了同样的关系。四位君主谁都没有选择罗马城作为自己的驻扎地：戴克里先驻在尼科米底亚，伽列里乌斯驻在西尔米乌姆，马克西米安驻在米兰（后来在拉温那），而康士坦提乌斯则驻在特里尔。“永恒的罗马”仍然被认为是帝国首都，但它已失去了实际政治意义，因为皇帝的命令不是从罗马城发出的。
元老等级在帝国中仍然是最高等级，但元老院已不再是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国家机构，全国性意义的政治问题已不再交由元老院讨论，它只限于处理有关竞技表演和元老们的义务等问题，而且它的所有决定必须经皇帝批准。传统的行政官职位如执政官、行政长官等都变成了荣誉称号，全部政权已经集中到皇帝们及其宫廷手上。
进行政权改革后，戴克里先决定集中力量镇压人民起义和各种反抗运动。马克西米安被派往高卢，负责镇压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和非洲的起义。戴克里先则亲自到东方的埃及镇压起义。很快，他们都取得了巨大胜利。
此后，戴克里先为加强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和加强君主权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戴克里先将原有的47个行省重新划分为100个行省加上罗马特别行政区，取消此前元老院管理和皇帝管理的区别，各行省统一由皇帝管理。意大利的特权地位被取消，拆分为意大利行省和罗马行政区。罗马行政区除了罗马城外，还辖有西西里及其他岛屿。在行省之上，全国建立12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管理数个行省，由行政长官治理。在行省管理机构中，军权和民政权是分立的。这样，行省总督的权力被削弱，造反自立为皇帝的可能性降低。
政治改革的目的是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员，尤其是军权和政权合一的总督权力。但是，戴克里先并不想因为改革而削弱罗马军的战斗力，因而他也进行了旨在加强罗马军战斗力的改革。
与以往从待遇上宠着士兵不同，戴克里先从军队编制和兵员补充方面进行了改革。他强化了义务兵役制，也实现了志愿兵制度，但以义务兵为主。
戴克里先命令大土地所有者承担责任：依照其所有隶农的人数，按一定比例提供新兵；有义务在军队中服役（担任军职）和提供“列特”（移居在罗马领土上的被俘蛮族人）服兵役。他还鼓励蛮族人为罗马帝国服兵役，给予特别的报酬或奖赏，以鼓励他们转到罗马帝国政权之下。
当时，罗马军的编制分为边防军团和驻在各省的内地机动军团。边防军团成员大多数由蛮族移民组成，内地机动军团中蛮族的成分也越来越大。罗马军的社会成分，除了自由小土地所有者以外，隶农和蛮族人急剧增多。罗马军蛮族化进程又进一步强化，军队人数增加到60万。
行政改革和军事改革需要巨大开支；扩大军队和国家官僚机关更需要大笔开支；皇帝宫廷的挥霍以及在罗马及其他城市兴建宏大建筑物的耗费，也同样需要大笔钱。面对财政经济的紧张局面，戴克里先又进行税收改革，以增加财政收入。
此前，罗马帝国的赋税形式多样，但大多属于间接税性质。征税是以商品生产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生活的活跃为依据的。到此时，罗马帝国商品经济衰败，钱币价值跌落，已失去了作为有效税收的意义，因而必须实行新的赋税制度——以直接税和土地税为主。
帝国居民被责成向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生产品，以供国家之需，但它没有固定的征收时间和税率。戴克里先派人编制地籍，记载耕地的面积和数量，种植作物的分配比例、劳动者的人数和牲畜头数，然后向每一征税单位征收确定的赋税，主要是谷物、油、毛、肉类等实物。不占有土地的城市居民则必须缴纳人头税。
为了保证税收稳定，戴克里先还采取了一系列专横措施：禁止隶农和一切农业劳动者离开土地；不允许手工业者脱离其所属的同业公会；甚至使城市议会的议员（市元老）也固定在其出生的城市，以便使他们以自己的资财来担保城市应缴的税款。为了收税方便，戴克里先把在农村征收正规赋税的责任委诸大庄园主，从而加强了大庄园主对隶农的监督和奴役。
通过改革，罗马帝国有了稳定的物质资源，改变了此前靠战争掠夺和临时摊派获得物资的做法，对其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戴克里先实行的币制改革基本失败了，差点儿将帝国拖入到灾难之中。当时，流通的货币混乱，贬值非常厉害，必须进行整顿。戴克里先于公元301年铸造新金币，其法定重量为六十分之一罗马磅（1罗马磅约合327.54克），而屋大维时的标准是四十分之一罗马磅。此外，他还发行银币和铜币。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平稳物价，反而导致商品价格继续上涨。
为了同物价飞涨做斗争，戴克里先又于同年颁布“价格敕令”，企图用行政手段限定各种商品的最高价格和最高工资。敕令承认物价飞涨，附列了各种类的商品，首先是粮食和饲料的最高价格一览表，以及关于各类劳动报酬的最高工资标准，从农业短工、石匠、细木匠起，至建筑师、教师和律师为止。敕令威吓人们：“谁若胆敢违抗这个命令，他就将冒丧失头颅的危险。”
当然，对戴克里先来说，这两项改革的失败还算不上真正的失败——他真正的失败是实行错误的宗教政策，导致他不得不退位。相对他此前一直强调皇帝是神的代理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讽刺。
宗教是当时的现存秩序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1世纪以来，罗马帝国内各种宗教运动兴起，其中基督教运动发展最迅速。在保守、恢复古老宗教与皈依新宗教之间，戴克里先不能不做出选择。由于旧教徒散播罗马帝国3世纪的危机是新宗教运动的产物，戴克里先像其他前任皇帝一样，主张复兴古老的罗马宗教，同时强调皇帝政权的神性起源。罗马旧神朱庇特被认为是皇帝的保护者和世俗最高政权的来源。戴克里先自认是朱庇特之子，拥有“朱维乌斯”头衔。
戴克里先的宗教政策遭到了基督教徒和教会的消极抵抗。3世纪末，基督教已在罗马社会各个阶层中广泛传播：它不仅在东方各行省，而且在西方各行省和罗马城都拥有众多信徒。罗马城有二十分之一的人是基督教徒，包括戴克里先的妻子和女儿。基督教的主教们在社会上享有荣誉地位，受到人民群众甚至官员们的特殊待遇和尊敬。戴克里先恢复旧教崇拜，抑制基督教传播显然已经不可能。
基督教否认皇帝的神性，又有不隶属于国家的独立教会组织，而且在军队中有巨大影响力——一些士兵拒绝接受皇帝的宗教奖赏，或拒不遵守与基督教义相抵触的某些军事纪律。戴克里先无法容忍，他竭力提高旧教祭司的威望，唆使他们反对基督教。另一个皇帝伽列里乌斯也与他遥相呼应。
公元303年，戴克里先颁布反基督教敕令，禁止基督教徒举行宗教仪式。至此，事态发展变成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在随后两年里，各地都逮捕、刑讯和处决了一些基督教徒。许多基督教堂被破坏，教会财产被没收，基督教徒被开除出军队和官吏队伍。不过，这种政策未得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主要人物的支持。
由于反基督教敕令导致社会混乱，戴克里先于公元305年宣布退位。另一个皇帝马克西米安也同时宣布退休。按照规定，两位恺撒同时成为新皇帝——康士坦提乌斯成为西部的皇帝，伽列里乌斯成为东部的皇帝。但是，到选新恺撒时，军队与罗马元老院介入了，并各自提名了候选人。
公元306年，西部的皇帝康士坦提乌斯去世，他儿子君士坦丁一世直接继任皇帝。东部的皇帝伽列里乌斯却任命他的部下塞维鲁为西部的皇帝，与君士坦丁一世展开对峙。此举破坏了当时“四帝共治”时立下的规矩。已退位的前西部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认为自己也有资格当皇帝，便发动叛乱，杀死了塞维鲁。
东部的皇帝伽列里乌斯亲自率军前往意大利讨伐马克森提乌斯，结果大败而回，无奈之下擢升其部将李锡尼为西部的皇帝，管理伊利里库姆、色雷斯与潘诺尼亚，同时任命另一部将马克西明·代亚为恺撒，管理叙利亚与埃及等地。
虽然李锡尼接过了曾属于被杀的塞维鲁的皇帝虚位，但他并没有进攻马克森提乌斯这位弑君者，而是发动了对萨尔马提亚人的战争，并取得了几次胜利。公元311年，伽列里乌斯死去，此时的李锡尼不仅是西部名义上的皇帝，同时也掌握着大片东部土地，他与继任的皇帝马克西明·代亚达成协议：以赫勒斯滂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界，李锡尼占有罗马帝国东部的欧洲部分，马克西明·代亚占有罗马帝国东部的亚洲部分。
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一世在米尔维安桥战役中击败并杀死弑君者马克森提乌斯。公元313年3月，李锡尼与君士坦丁一世在梅迪奥拉努姆（今之米兰）会晤。李锡尼迎娶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双方结成新的同盟，同时还联合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停止对基督教的迫害，基督教地位从此合法化。
李锡尼与君士坦丁一世结盟后，马克西明·代亚与李锡尼决裂，他集中了7万军队，越过海峡，向李锡尼发起了进攻。李锡尼也率领一支3万人的军队，前往迎战。两军在特兹拉卢姆展开会战，马克西明·代亚溃败，一路逃到西里西亚。他企图在西里西亚建立一条新防线，但未能成功，只好继续逃亡至塔尔苏斯，不久死在那里。作为胜利者，李锡尼成为东部唯一的皇帝，建都尼科米底亚。君士坦丁一世则是西部的皇帝。
公元321年，君士坦丁一世说服一些曾在自己国土上肆虐的蛮族，越过多瑙河劫掠李锡尼的领地，激怒了李锡尼。李锡尼宣称对方破坏了和平协议。君士坦丁一世则索性撕破脸皮，重启战端。
公元324年，李锡尼在阿德里安堡战败，被迫躲入拜占庭城，并忍受围困。随后，李锡尼的舰队又在赫勒斯滂海峡被君士坦丁一世的儿子克里斯普斯摧毁。李锡尼留下新提拔的恺撒马提尼亚努斯继续坚守，自己率军撤退到克里索波利斯。在那里，李锡尼与君士坦丁一世进行了决战，又遭到惨败，只好逃往老巢尼科米底亚。随后，他宣布退位，向君士坦丁一世投降。
君士坦丁一世再次实现了罗马帝国的统一，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皇帝。戴克里先分治改革到此以失败结束。
戴克里先的反基督教敕令引发了罗马帝国前后达19年的内战。最终，君士坦丁一世凭着强大的武力统一了罗马帝国，并废除了戴克里先实行的“四帝共治”，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
在此前，除了恢复一个帝国一个皇帝外，君士坦丁一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纠正戴克里先的宗教政策，改反基督教为支持和控制基督教会。
原始的基督教是犹太教众多派别中的一派，是犹太人反罗马斗争的产物。在反抗罗马斗争中，由于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犹太人分裂为许多教派和政治派别，较大的有撒都该派、法利赛派、艾赛尼派、吉拉德派。其中，吉拉德派是各派中最年轻的一派，为犹太人反对罗马统治和犹太上层斗争的产物，创始人为犹大。他们信仰耶和华为唯一神，认为要保持信仰就必须反抗罗马，并宣称救主即将降临。
原始基督教与犹太教分离后，在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埃及一带流传甚广，信徒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有自由人，也有奴隶与被释放的奴隶，以下层民众为主。其教义、礼仪打破了民族界限与隔阂。
后来，原始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以保罗为代表的“外邦人”基督徒，和以彼得为代表的犹太基督徒。两派经过较剧烈较量，保罗派取得了优势。保罗派的教义逐渐成为正统，在教义和组织上逐渐控制了各地教会。公元2世纪，一批有产者和奴隶主加入了基督教，并占据显著位置。在经济上和教义方面，他们逐渐成为主导力量，控制了教会。
至2世纪末，在实力和宗教权威方面，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细亚、安提柯和迦太基等地的教会占有优势。此时，基督教已经形成由许多个体教会组成的教会网，由一些经常相互联系的主教控制。
君士坦丁一世做皇帝后，在战胜其对手的斗争中，宗教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康士坦提乌斯在其统治区（高卢、西班牙、不列颠）内，对基督教一向采取宽容态度。君士坦丁一世从父亲手上承接过来的军队中，又有许多基督教徒。识时务的君士坦丁一世虽然还不是基督教徒，但已显示出他是基督教的有力庇护人。在公元313年，他就同据有东方各行省的皇帝李锡尼联合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以后，他又赐给基督教会许多重要特权，免除基督教僧侣本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于是，基督教很快就从受迫害的宗教变为占优势地位的宗教。基督教徒已适应于罗马的国家秩序，并乐意为罗马皇帝的权威辩护。
不仅如此，君士坦丁一世还积极参与教会事务，竭力帮助各地教会建立统一组织。他认识到统一的帝国必须有同它相适应的统一教会，在教会中不容有教义上的分歧。当时，就各种教义问题和教会纪律问题进行激烈争辩经常发生。这种争辩是社会斗争的反映，虽然发生在教会内部，但教会是联合了各种阶层的。基督教成为受官方庇护的宗教后，各派主教都希望借助皇帝的权力来解决内部纷争。君士坦丁一世也将教会事务和教义问题当作国务来对待。
公元313年，关于非洲多拉图斯教派正统性的争端发生。非洲基督教代表向君士坦丁一世提出申诉，请求裁决谁该被认为是正统的主教——凯基里亚努斯或多拉图斯。君士坦丁一世将此事交给主教会议处理。这次会议起先在罗马城开，后来转往阿尔列。会议承认凯基里亚努斯享有正统主教的权力，并获君士坦丁一世批准。多拉图斯及其拥护者宣称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并着手建立自己的教会。因此，这次主教会议不仅没处理好问题，还导致基督教进一步分裂。
君士坦丁一世对教会事务的最大干预，是在如何对待阿里乌斯教派的问题上。
其实，早在2世纪末和3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一些神学家就对正统教义提出了异议，其中特别有影响的是奥里根。奥里根以柏拉图的理念观为依据，力图把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原理结合起来。
4世纪初，一位以禁欲主义著名的教会长老阿里乌斯发展了这种理论，主张在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中，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这种学说受到那些服务于上层社会利益的埃及地区的主教们的谴责，却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普通居民、手工业者和水手中受到普遍欢迎。这导致在街头、市场和其他公共场所，常常发生激烈辩论，有时还会变成公开的冲突。辩论不仅在埃及教会，也在其他地方的教会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君士坦丁一世在教会人士要求下进行了干预。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在尼西亚召开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主教会议，讨论阿里乌斯提出的教义问题。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阿里乌斯学说，承认圣子与圣父是同一的。会议据此制定所有基督教徒都必须遵奉的正统教义——《尼西亚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是同体的，因而也是永恒的。此时还不是基督教徒的君士丁一世担任会议主席，并批准会议的决议。阿里乌斯被放逐到伊利里库姆，他的拥护者被放逐到高卢。
然而，尼西亚“全基督教大会”与其说是排除了，倒不如说是正式开创了阿里乌斯教派。阿里乌斯派在宫廷官员中有不少拥护者，君士坦丁一世本人对其也有好感，因为阿里乌斯派是并不要求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教会组织。
不久之后，阿里乌斯戏剧性地从流放地被召回来，而他的主要反对者、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诺那修斯却被放逐。
公元336年，阿里乌斯死后，他的追随者继续得到罗马帝国宫廷的保护。但是争论长期进行着。在宫廷中，时而《尼西亚信条》的拥护者取胜，时而阿里乌斯的支持者占上风。公元337年，君士坦丁一世病重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手上接受了洗礼。
直至公元381年，阿里乌斯学说在新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再次被谴责，尼西亚教派（正统教派）才取得完全胜利，成为罗马帝国的正统宗教。阿里乌斯教派在罗马帝国失宠，却在日耳曼蛮族部落中得到了顺利传播。西罗马灭亡后，法兰克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先后恢复“罗马皇帝”权威，都遭到国内贵族抵制。之所以会如此，贵族们信仰的教派与“罗马皇帝”不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罗马旧教来说，君士坦丁一世的宗教政策导致了基督教的最后胜利，这无疑也是一种宗教改革。因此，君士坦丁顺应了时代潮流，在宗教政策上比戴克里先更明智。不过，他们在利用宗教为帝国政权效劳，以巩固奴隶制社会结构的目标上并无不同。
在社会改革和财政政策方面，君士坦丁一世继承了对其统治有利部分的政策，例如地方民政权与军权分离的政策，把军队分为边防部队和内地机动部队的军事改革。
不仅如此，君士坦丁一世还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他解散骄横不逊的近卫军，重新组织宫廷亲卫军，并将军事权力完全集中到自己手里。不仅如此，他废除“四帝共治制”，分封他的子侄去统治各地，并将统领由军职改为地方行政官员，把全国设4名禁卫军统领，分别为东部统领、伊利里亚统领、高卢统领、意大利统领，统管除罗马城及君士坦丁堡外的禁卫军。同时，他降低了边疆驻军的权力，进一步神化皇权。
此时，罗马社会关系的日趋腐朽使军队的素质败坏了。过去那种将土地授予退伍士兵的办法曾具有复兴小土地所有者阶层的社会意义，如今已变成单纯用来强制土地领受者的儿子世袭当兵的奴役手段。虽然强制征召老兵的儿子服兵役，也只能获得一部分新兵，但远远不能满足兵员补充和扩大军队的需要，因而利用蛮族人当兵，把愈来愈多的蛮族人吸收到罗马军队中来就成为当时的时势之所趋。
到君士坦丁一世时，军队蛮族化进程大大加速，许多蛮族出身的人还在军队中担任了高级职位。当然，君士坦丁一世本身是军事强人，军队蛮族化暂时还不至于对罗马帝国造成什么大威胁。
君士坦丁一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财政政策改革。当然，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正面——对罗马帝国此后长期战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获得稳定的税收，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强制实施征税。它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各个社会阶层被奴役。公元316年和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颁布敕令，城市居民的高级阶层——库里亚不能离开他们出生的那个城市。他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免除对城市的义务，也不能担任民政或军事职务。库里亚的义务还成为一种世代相承的负担。君士坦丁一世对待劳动者的态度当然不会更宽容。
为了从地域上更便于统治，并从政治上摆脱罗马城诸势力的牵制，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将罗马帝国首都从罗马城迁到拜占庭城，并将该地改名为新罗马，后来称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是天然良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要冲，也是欧亚洲贸易重心。君士坦丁一世迁都后，立即重建并大规模扩建城市。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那里一直是罗马帝国或者说东罗马帝国首都。
迁都后，君士坦丁一世急需花一大笔钱修筑城市，因而最紧迫的还是抓税收。公元332年，君士坦丁一世下敕令：禁止隶农从一个庄园逃到另一个庄园；收容别人隶农的人，应将他交还原来的主人，此外，还应支付逃亡隶农在其庄园上居留的全部时间所应交的赋税。君士坦丁一世也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定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强制他们共同负担国家向公会分摊征课的赋税和徭役。有些被固定在那些为供应宫廷和军队所需的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还被打上烙印，以防逃跑。
对待自由人，君士坦丁一世都如此苛刻，那些奴隶的处境就更悲惨了。按照君士坦丁一世的法令，奴隶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不规矩行为而将其鞭挞致死，可不受起诉。这在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奴隶主任意杀害奴隶的权力，是历史的退步。此外，他还正式宣布，允许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隶，还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所谓“无礼的”被释奴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
君士坦丁一世当皇帝前，罗马帝国经历了十几年内乱。他进行的一些改革，原本是有希望给罗马带来转机的，但他除了在宗教政策、政治改革和迁都方面顺应历史潮流外，在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有逆历史潮流的痕迹。这些导致劳动群众和普通自由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中等阶层者的自由权利被剥夺，原本激烈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而事实上，君士坦丁一世死后，罗马帝国原本暂时得到缓解的危机，又进一步爆发了。
君士坦丁一世统一罗马帝国后，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统治的改革。由于其出发点以及其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改革是建立在强化独裁统治基础上的。改革后，除了军人、大奴隶主以及教会受益外，一些中层、平民阶层、隶农阶层以及奴隶阶层的处境更加悲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严重哪里反抗就激烈。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后不久，北非的奴隶和隶农在宗教外衣掩护下，对奴隶主阶级发起了一场猛烈进攻，史称“阿哥尼斯特运动”。
罗马帝国的北非行省包括总督领阿非利加（突尼斯）、努米底亚（阿尔及利亚东部和中部）和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西部和摩洛哥）。阿非利加继承了迦太基时代的物质文明，以富庶著称，罗马殖民者蜂拥而来，广置庄园。其余两省，虽然有地方传统在，但还是奴隶主大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强化了大奴隶主的特权，加大了对奴隶的剥削。
4世纪初，北非的官僚机构十分臃肿，国税的重担都压在隶农身上。由柏柏尔人组成的北非隶农，没有罗马公民权，身受国家、庄园主和管主的三重压迫，处境日趋恶化。大庄园中的奴隶多数也是柏柏尔人，命运更加悲惨。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后，他们还要受教会庄园的剥削。
罗马基督教会自公元313年取得合法地位后，与统治阶级狼狈为奸，接受土地馈赠，公开聚敛钱财。君士坦丁一世曾从努米底亚的皇庄和兹尔塔等城市的辖区中，拨出7份收入共达4000金币的地产，连同种地的隶农和奴隶，一并送给非洲的教会。这些教会地产享有赋税豁免权和司法自治权，变成了“国中之国”。
阿哥尼斯特派是从多拉图斯教派分化出来的。4世纪初，北非正统的基督教会发生分裂，形成一个反对派——多拉图斯教派。在罗马化最深的阿非利加，正统基督教占优势；而流行多拉图斯教派的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两省，则是所谓离经叛道的地区，成为阿哥尼斯特运动的中心。
阿哥尼斯特派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比多拉图斯教派具有更鲜明的战斗性。它的教义有两大特色，即禁欲主义和殉教精神。具体内容包括：放弃定居生活，摒绝世俗事务；誓不结婚，独身以终；勇于杀身殉教；捣毁多神教偶像。阿哥尼斯特派以隶农和逃亡奴隶为主体，包括各类被剥削的农村居民。他们是当时北非社会的最下层。
阿哥尼斯特派逐渐变成了军事性质的宗教团体，最终越出宗教领域，由教会改革引到社会改革，掀起了一场反抗奴隶制剥削的武装斗争。
在起义地区内，没有一个财主能够安居乐业，没有一个债主敢去收租收息。奴隶主人人自危，取消租税，以求活命。乘马车外出的奴隶主，被拖下座位，给奴隶赶车，使“奴隶和主人换了位置”。阿哥尼斯特运动除在经济上打击剥削者外，还试图通过暴力对当时北非社会的尊卑关系进行一次大调整。这不仅使统治阶级震惊，连多拉图斯教派的上层人物也向右转，惊呼要“重整秩序”。他们甚至勾结民团，在市集上屠杀阿哥尼斯特分子。
但是，多拉图斯教派上层的叛变行为，并未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为了争夺帝位，君士坦丁一世的儿子君士坦修斯二世公开迫害非正统教派，以换取基督教会的支持。多拉图斯教派也在被取缔之列，不得已又与阿哥尼斯特重新合作。他们集结到巴盖城，与前来围剿的官军展开血战，许多人英勇战死，被俘者从容就义，发扬了阿哥尼斯特的殉教精神。
公元362年，多拉图斯主教帕孟尼安利用“叛教者”朱里安关于剥夺神职人员特权的敕令，在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夺取原属基督教的教区，恢复了阿哥尼斯特活动。他们大胆地攻击正统教会，杀死上层人物。朱里安的统治仅仅维持了3年，异教的优势也随之丧失了。但是，时局的变迁并没迫使阿哥尼斯特运动转入低潮。相反地，由于他们与毛里塔尼亚的部落王公费尔姆合作，反罗马的运动又发展了起来。
为了反抗罗马的重税政策和地方衙门横征暴敛，毛里塔尼亚的柏柏尔人于公元372年在部落王公费尔姆领导下起义，有一部分罗马士兵也掉转武器，站到了起义军方面。
起义军迅速占领毛里塔尼亚大城市恺撒利亚和伊科修姆。罗马骑兵长官提奥多西率领两个军团到北非镇压。他利用起义诸部落缺乏统一指挥的弱点，收买了费尔姆的兄弟希尔顿，各个击破。到公元375年，费尔姆兵败自杀，余众也被提奥多西击溃。
费尔姆起义失败使阿哥尼斯特运动失掉了一股重要的同盟力量。但是，他们的斗志并未消沉下去。4世纪末5世纪初，阿哥尼斯特分子仍然率领着隶农和逃亡奴隶，在北非坚持反剥削者的斗争。他们捣毁葡萄酒窖，从债主手中夺走债券还给债务人，并且“焚毁奴隶卖身契，让他们成为自由民”。当地民政机关对此束手无策，税吏也不敢履行职责。在汪达尔人征服北非前夕，阿哥尼斯特运动已经使罗马政权在北非陷入瘫痪状态。
除了非洲人发起阿哥尼斯特运动反罗马外，高卢的巴高达运动也死灰复燃了。
高卢邻接蛮族世界，是罗马帝国西陲的战略要地。莱茵河外的日耳曼部落只有通过高卢才能进攻意大利；而为了保卫核心区域，罗马帝国也必须固守这个前沿阵地。
高卢有四个行省，即那旁高卢行省、比利其卡行省、鲁格敦高卢行省和阿奎坦尼亚行省。曾经一度，高卢人的反奴隶制斗争巴高达运动非常活跃，甚至在公元270年攻陷鲁格敦高卢的重镇奥古斯托敦，导致阿奎坦尼亚危在旦夕。时任罗马帝国皇帝奥列利亚努斯亲自率军将其残酷镇压。
巴高达分子并没有屈服于罗马的统治，他们在公元283年至286年间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运动中心转到了塞纳河与罗亚尔河中间的地带。农夫变成步卒，牧人变成骑兵，城乡毁于战火，贵族仓皇逃生。巴高达两位首领埃里安和阿孟德自称皇帝，并铸造钱币，各据一方。为便于给养和保存实力，巴高达分子化整为零，声东击西，伏击敌人。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安对叛乱或者大规模临阵脱逃的部队，用十人抽签杀一人的严惩手段，驱使士兵拼死作战，才扭转了战局。他又大布弧形阵，把巴高达各路人马分割开来，逐个击破。巴高达分子在军事上失利，被迫退守马恩河上的城堡。马克西米安长期围攻，城堡陷落，许多巴高达分子不屈而死。
5世纪初，“民族大迁徙”浪潮日益逼近意大利。公元406年，勃艮第人侵入莱茵河南岸。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率领下，攻陷罗马城。公元419年，他们以托罗萨为中心，在阿奎坦尼亚建立西哥特首领国。与此同时，比利其卡一带也被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占领。高卢的罗马政权只保有西北部半壁江山，这片尚未沦失的地区成为疯狂搜刮的对象。结果，官逼民反，“罗马总督对行省压迫愈甚，巴高达的拥护者愈多”（斯特卢威，《前揭书》）。
在巴高达运动影响下，鲁格敦高卢西北部发生阿尔摩利卡人起义。他们洗劫富户，把奴隶主变成奴隶，弄得当地的统治者束手无策。公元435年，巴高达首领提巴托在起义群众配合下，向罗马官吏发动进攻，夺取了政权，控制了整个阿尔摩利卡。
巴高达运动的胜利进展，使罗马统治阶级异常震惊。公元449年，罗马大将艾息阿斯带领大军压境。在众寡悬殊情况下，巴高达分子被打败了。余众转移到西班牙北部，以塔拉哥行省为中心组织暴动。巴高达首领瓦西里乌斯攻陷托里阿梭城，冲入教堂，把民愤极大的主教李奥当场处死。
西班牙贵族不敢正面迎战，便施用借刀杀人的奸计，设法讨好西哥特首领狄奥多里克二世，由弗列德里克带兵攻击巴高达据点。公元456年，巴高达分子战败，向比利牛斯半岛西北部勃拉卡拉一带撤退，下落不明。它的首领布尔杜列拉于公元498年在托罗萨被捕杀。此后，巴高达运动停止。
而由君士坦丁一世改革直接引起反抗的莫过于色雷斯贱民暴动。
色雷斯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为了加强新都君士坦丁堡的屏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重新部署了色雷斯的防务。罗马帝国15个著名武器作坊，有6个分布在色雷斯。这里盛产黄金，皇帝独揽开采大权。矿工是国家的奴隶，承担沉重劳役，虽有严刑峻法，但依然逃跑成风。除劳动群众生活恶化外，市议员和退伍士兵也面临破产威胁，因为城乡拖欠国税现象十分普遍。
公元364年，近卫军长官瓦伦斯被拥立为皇帝。在他的暴政之下，东方各行省民不聊生。当时，色雷斯总督是瓦伦斯的岳父。瓦伦斯有恃无恐，鱼肉百姓，民怨沸腾，变成众矢之的。统治阶级内部当权派与在野派的矛盾，官僚贵族与劳动群众的矛盾，两者交织在一起，最终爆发以普罗科比为“贱民头目”的武装斗争。
普罗科比是已故皇帝朱里安的亲戚和心腹。瓦伦斯即位后，普罗科比官场失意，图谋东山再起。公元365年夏末，瓦伦斯率兵赴叙利亚对萨珊波斯作战。9月间，哥特人进犯色雷斯。为巩固后方，瓦伦斯派遣两个高卢军团回去防卫君士坦丁堡。两个军团中都有普罗科比的旧属。普罗科比即派人前往联络，重金收买，发动了政变。
普罗科比上台后，改组市政机构，提出“豁免租税”和“重分土地”的口号，以争取人民支持。同时，他又到色雷斯各地招兵买马。在农村，苦于瓦伦斯暴政的奴隶和隶农纷纷响应，矿山的国家奴隶也踊跃投军效力。
色雷斯的劳动群众集结到普罗科比旗帜下，极大地影响了事变进程——它为君士坦丁堡开辟了后方，也能够直接争取多瑙河外哥特人的援助。不过，到365年冬季，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普罗科比在财政方面却困难重重。因为叙利亚和埃及等富庶省份仍受瓦伦斯控制，普罗科比没有足够财力支付雇佣军的军饷。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向人民加课赋税，就会自食其言，使支持他的力量变成反对他的力量。普罗科比不敢冒此风险，只好下令向元老们征收特别捐。这种比较激进的措施立即引起反对派元老的仇视和中间派元老的不安。他们设法逃出首都（君士坦丁堡），投奔到瓦伦斯那边去了。
公元366年春，瓦伦斯发起反攻，用高官厚禄收买里吉亚驻军统帅，使之叛离普罗科比。随后，其他将领也争相效法，陆续倒向瓦伦斯一边。普罗科比眼见众叛亲离，只好进入山林。不久，他被随从出卖，死于瓦伦斯刀下。
在消灭普罗科比的余众之后，瓦伦斯立即通令缉捕逃亡的奴隶、隶农和矿工，并严惩窝藏者。被俘的哥特人备受虐待，被卖入城市为奴。大批无法交清欠税的市议员也遭处决。
整个色雷斯，顿时变成血与火的地狱。但是，瓦伦斯的反动暴力并不能为他铺平长治久安的道路。仅仅过了10年，反罗马奴隶主统治的斗争烈火，又在多瑙河流域重燃起来。
多瑙河是罗马帝国北境的天然边界。河外散居着许多日耳曼人，最强大的一支是哥特人。3世纪中期，哥特人开始侵入罗马北方诸省。当时他们正处于原始公社末期，军事首长及其亲兵，构成了一个富于掠夺性的统治集团。罗马皇帝被迫纳贡，并让出达西亚省，安置哥特移民。4世纪中期，阿里乌斯派传入哥特移民区。在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国教的情况下，阿里乌斯派在客观上便产生了反罗马政治的倾向。哥特人将阿里乌斯派教义当作反罗马的思想武器。
公元370年，罗马皇帝瓦伦斯为防止内外反抗力量的结合，明文规定：除两处指定的互市地点外，不准哥特人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内地贸易。公元374年，哥特人被匈奴人击败，决定迅速西撤，谋求到色雷斯避难。在解除武装和从事屯垦的条件下，瓦伦斯批准哥特人移入麦西亚。
公元376年春，哥特难民横渡多瑙河。罗马官吏乘人之危，抬高粮价，逼得饥寒交迫的哥特人卖妻鬻子。麦西亚到处都有用食物换来的哥特奴隶，连酋长的儿子也在其中。罗马统治阶级的残酷行径，激起哥特人的深仇大恨。闻风而动的还有当地的奴隶、隶农、矿工和破产农民，他们并肩作战，组成一支色雷斯劳动群众与哥特移民的联军。
公元377年夏天，起义军控制了整个色雷斯平原。他们冲入庄园，开仓取粮，把奴隶主及其家属掳去当奴隶。瓦伦斯为扭转时局，于公元378年下诏亲征。经过阿德里亚堡激战，罗马军被打得落花流水，37名将领战死，4万名士兵被歼，连瓦伦斯本人也中箭身亡。
面对这种悲惨局面，新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为避免与哥特人正面交锋，改用分化政策。双方于公元382年缔结和约：哥特人以“同盟者”的身份定居麦西亚，提供兵员4万名；罗马政府则供应他们粮食和牲口，并免除哥特人的纳税义务。
罗马帝国陷入危机后，多任皇帝励精图治进行改革，但由于其没意识到社会动乱的根源和改革立场问题，最终改革并没有给罗马帝国带来稳定，而是进一步加剧了各地动乱，并未改变内忧外患的根本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改革虽然有一定成就，但归根结底是失败的。
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后，罗马帝国内部矛盾空前激化。罗马帝国的各位皇帝们不得不前赴后继去镇压，虽然他们大都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没有帝国初期那些皇帝的反思精神，更谈不上及时对自身的不足进行调整，因而即使取得了胜利，结果却不是很理想：除了进一步加重帝国的财政紧张外，那些蛮族人占优势的军队在帝国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不仅如此，罗马帝国面临着千年未遇的外部压力，虽然此前也面临着蛮族侵扰，但那些与这次外侵势力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股强大的外侵势力，就是来自亚洲的匈奴人。
匈奴人原住在亚洲的蒙古高原，于公元前3世纪末突然崛起。匈奴与汉朝进行了差不多300年的争霸战争，结果被打得惨败，随后内乱分为南北匈奴，南匈奴臣属汉朝，北匈奴在公元91年被汉朝彻底击败，丧失了在漠北和西域的生存空间。北匈奴单于率少数随从侥幸逃到乌孙。在乌孙停留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生存空间极其有限，就继续西迁。匈奴单于带着精壮去了康居，将老弱病残留在乌孙。
后来，兴起于漠北的游牧民族柔然逐渐强大，乌孙无力抵抗，只得向西迁徙，当年留下的匈奴人也只好西迁康居。在康居生活一段时间后，匈奴人发现该地的生存空间也不足以复兴匈奴，于是又继续西迁。多年后，他们来到顿河以东、高加索山脉以北的阿兰国。
公元374年，匈奴人向阿兰人发起进攻。阿兰人奋起抵抗，双方在顿河上决战。在勇猛的匈奴骑兵冲击下，阿兰军大败，国王被杀，国家被征服。除了少部分逃散到外地，大部分阿兰人接受了匈奴人的统治。
阿兰灭国后，匈奴首领巴拉米尔乘胜渡过第聂伯河，进攻阿兰西边的邻国东哥特。最终东哥特王亥耳曼纳奇兵败自杀，王子威塞米尔被匈奴人杀死。一部分东哥特人投降，另一部分向西逃跑，投奔了西哥特。
既然名字叫西哥特，那么，匈奴人征服东哥特后，下一步会干什么，大家就明白了。之后的剧情是，西哥特人因为恐惧而整体失去了抵抗意志，举国上下成为难民，渡过多瑙河，逃入了罗马帝国。
虽然他们先前的领袖阿塔纳里克曾与罗马皇帝瓦伦斯达成协议不得渡过多瑙河，但是现在西哥特人顾不上条约了，因为他们要活命。现在的首领菲列迪根率领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仅仅是渴求罗马帝国允许他们过路，能到色雷斯的山谷中重新安家，苟延残喘。
但是，罗马皇帝瓦伦斯也担心遭到匈奴人攻击，决定趁西哥特人危难之际，强迫利用他们充当炮灰，抵御即将到来的匈奴人。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瓦伦斯与菲列迪根达成一项交易：西哥特人可以渡过多瑙河，但要交出武器，并在罗马边境省份生活，以备在罗马遭到入侵时保卫帝国。这看似是个高明的决定，但瓦伦斯没想到如果匈奴人的入侵压力一旦解除，该怎么安置这些西哥特人呢？
公元376年春夏之交，一无所有的西哥特难民渡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等待他们的是罗马地方行政官员们的“慷慨”迎接：许诺中的粮食、土地和房屋早就被贪官污吏们中饱私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阴险的圈套。
按照常理讲，罗马人既然想利用西哥特人来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就应该对他们施恩，然后恩威并用，让他们打仗去。但那些地方官员不知道怎么想的，在西哥特人最困难时捅刀子却又不将他们干掉，这样只能引起他们的仇恨，并使他们在罗马帝国危难时能够趁机报仇。因此，这件事与后来西哥特人趁东西罗马刚分裂还不稳定之际，率先起兵抢占西罗马帝国的领土有直接关系。
西哥特人愤怒了，开始酝酿反罗马斗争。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一天，罗马军事将领卢皮奇努斯邀请菲列迪根等西哥特部落首领到马西安诺堡商议援助方案。慷慨的卢皮奇努斯操持了一场盛宴，但城墙外聚集的西哥特人却在流言蜚语中暴躁起来——他们收缴了一小队罗马士兵的武器。卢皮奇努斯闻讯，处死了菲列迪根的侍从作为报复。就在他打算进一步杀光西哥特人时，菲列迪根冷冷地说，现在唯一能够重建和平的方法就是让我完好无损、自由地回到我的人民中去。卢皮奇努斯想了想，知道此时自己根本没有胜算，只好释放了菲列迪根。菲列迪根立即策马逃离，回去后就准备与罗马帝国开战。
西哥特与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爆发了。一无所有的西哥特人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四处烧杀劫掠，很快在劫掠中武装起来。罗马皇帝瓦伦斯不得不亲自率军前往镇压。
公元378年8月9日，瓦伦斯率领罗马军与菲列迪根率领的西哥特军在阿德里亚堡展开决战。瓦伦斯的目的是维护统治，菲列迪根的目的是通过拼杀争取到西哥特人的生存空间，发泄一下西哥特人的愤怒。决战的结果是，西哥特的重装骑兵将罗马的重装步兵砍成了碎块。1万多名罗马士兵战死沙场，瓦伦斯本人也未能幸免。这一战动摇了罗马帝国的根基，帝国辖区内的蛮族从此不再服从命令。
后来，菲列迪根死去。新任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与新任西哥特首领阿坦那利克达成妥协。双方签订协议：罗马帝国给予西哥特人多瑙河南岸的土地和半独立地位；西哥特人则承诺在自己国王带领下为罗马帝国而战。
在西哥特人与罗马人进行战争时，匈奴人控制了从乌拉尔山到额尔巴阡山之间的辽阔草原，占领了足以让匈奴复兴的地盘。他们并没满足，随后通过额尔巴阡山口进入匈牙利，征服了周边的日耳曼部落，并在那里建立了国家。
事实上，早在东哥特人陆续渡过多瑙河之时，一小部分匈奴人也随之渡河。罗马被迫默许这些匈奴人在境内生活。匈奴人在潘诺尼亚和下摩西亚驻扎下来。由于需要时间消化掉投降并加入匈奴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在一段时间内，匈奴人表现得相对安分，并没有发起大规模战争。
西哥特首领国是被匈奴人占领的，西哥特国王和臣民是被匈奴人赶跑的。为了生存，西哥特人不得不渡过多瑙河，来到罗马帝国。但有意思的是，当西哥特人与罗马人矛盾激化时，匈奴人（西迁后的北匈奴与地处中国漠北的匈奴有所不同，他们以散漫的部落状态散布在各占领区，不同的匈奴部落时而联合，时而分散，甚至单独迁徙或与敌人联合，至于究竟哪一部分，不可考）坚定地站在西哥特人一边，经常派出小股军队帮助对付罗马人。
在阿德里亚堡之战中，其实有匈奴的小股军队及时出现在战场上，从而帮助西哥特人打败了罗马军队。
在这场战争中，匈奴人的收获很大，虽然他们只带回少量战利品，但匈奴首领丝毫不在意，因为他发现庞大而富裕的罗马帝国竟然是一只不堪一击的肥羊，罗马帝国的一切财物都将属于他，只是现在暂时由罗马人替他保管而已，需要时只管拍马去取就是。
由于罗马的重步兵不如西哥特人的重骑兵，为了阻止匈奴人的进攻，罗马皇帝居然与西哥特人达成了妥协，希望他们的重骑兵能帮助罗马帝国对付匈奴人。天真的罗马皇帝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西哥特人能阻挡匈奴人的进攻，他们为什么还要放弃自己的家园，渡过多瑙河，跑到罗马帝国来受歧视呢？
令罗马皇帝感到欣慰的是，当时匈奴人并未尾随西哥特人的脚步，将罗马帝国作为攻击对象，这似乎从侧面证明他与西哥特人联合对付匈奴人是英明之举。不过，事实很快说明，匈奴人不畏惧罗马人的重步兵，也不畏惧西哥特人的重骑兵，只要他们想发起攻击，随时都可以做得到。
从公元395年开始，匈奴人就连续攻入色雷斯一带抢掠。他们通过抢掠对手的财物来壮大自身的实力，等到实力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发动大规模入侵。
罗马帝国面临强敌匈奴人入侵，内部却没有因为外部压力而团结起来，竟出乎意料地分裂了。公元395年1月，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米兰死去。临死前，他留下遗嘱：将帝国版图划分为东西两部分，由他两个儿子来分别统治。18岁的长子阿卡迪乌斯执掌东罗马的权柄，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年仅11岁的次子霍诺里乌斯留接任西罗马的帝位，以拉文那（名义上的罗马城）为首都。
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农村枯竭，城市衰落，内战连绵，帝国政府全面瘫痪。这种全面的混乱现象，历史上称作“三世纪危机”，其具体时间指公元235年～284年），几乎耗尽了原来的家底，陷入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在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期，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进行过改革，试验过“四帝分治”，将罗马帝国划分为东西部分，由两个皇帝以及两个相当于副皇帝的恺撒分别管理。戴克里先这种实验虽然在对付内忧外患方面暂时性起了作用，但在传承皇帝位时遭到惨败，最终挑起了将近20年的内战。
君士坦丁一世赢得内战后，废除了共同治理政策，罗马帝国又剩下一个皇帝。随后，君士坦丁一世进行改革，但他的改革里有很多是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而且一些措施也激化了阶级矛盾。
因此，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为了挽救危机而实行的各种改革，只能起到一定的延长罗马帝国寿命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饮鸩止渴，根本不可能使罗马帝国绝处逢生，更无法阻止帝国内部分裂倾向的逐步发展。
君士坦丁一世死后，帝国分裂的格局就已经基本奠定，东部、西部常常各有一个皇帝，彼此争战不已。公元394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曾一度恢复统一，但不到一年，他就猝然去世。此刻罗马帝国已经面临着匈奴人的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在“上帝之鞭”（西迁到欧洲的匈奴王阿提拉是震荡世界的战争狂人。他挥鞭掳掠罗马帝国，令当时的欧洲残喘在他脚下。欧洲人惊恐地称呼他是“上帝之鞭”）面前，还没来得及组织抗击就分裂了：东罗马拥有从黑海到亚德里亚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巴尔干半岛大部、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外高加索的一部分，西罗马领土包括意大利、巴尔干西北部、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及北非（从利比亚西部到大西洋之滨）等地。
大敌当前，罗马帝国却分裂了。分裂后的东罗马和西罗马能否迅速醒悟，组织起来抗击匈奴人的入侵呢？东西罗马是否还有机会统一呢？或者，东西罗马是否会因为分开治理而走向复兴呢？历史曾经多次给了罗马帝国机会，但并不意味着一直会给机会的。后来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