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宫的大挂毯，描绘了法国皇帝路易十四视察戈别林工场的情况。
在工业革命之前，设计优良的手工产品主要是供西方的权贵使用和鉴赏的。一些欧洲皇室设有手工艺产品的生产基地，其他一些国家亦有册封专门工场为皇室设计和生产用品。而民间大量日常用品则往往比较粗糙，亦缺乏设计。
在欧洲皇权时代，皇室和贵族的用品不但是定做的，并且是在皇家控制的工厂里生产的，这个情况和中国皇帝长期以来仅使用“官窑”瓷器一样。在欧洲，皇家还直接管理生产、设计过程，法国的情况最为典型。大量奢侈品都在这些皇家工厂中生产，直接送到皇宫使用，皇室、贵族阶层形成一个单一的产品消费群，英语叫作“royal patrons”。产品包括陶瓷套件、玻璃器皿、金银器、灯具、挂毯、窗帘、墙纸、家具、各种工具、室内装饰用品、定制的绘画和雕塑作品，还有众多的奢侈装饰品，也包括皇室、贵族各个阶层人士日常穿着的服装、饰件，出行乘坐马车或骑马的各种服装和配饰，参加仪式的正式服装、甲胄，狩猎工具和武器等。种类繁多，制作复杂，设计要求体现皇家品牌，广泛使用皇室、贵族的纹章之类标志。
法国最奢侈的皇帝是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他在位期间，大量定制各种皇家用品。1662年在巴黎南部的戈别林大道42号（42 avenue des Gobelins）设立了皇家制造局（The Manufacture des Gobelins），雇用250位匠人，主要生产定制挂毯和室内软饰用品。凡尔赛宫里的一套14块大挂毯，就是由他的宫廷画家查尔斯·勒·布隆（Charles Le Brun, 1619—1690）设计，在戈别林工场加工完成的。挂毯描绘了路易十四视察戈别林工场的情景：工 场里满是金碧辉煌的饰物用品、奢华家具，画面上还有两位重要的家具工匠，分别是荷兰来的皮埃尔·戈尔（Pierre Gole, 1630—1705）和意大利来的多米尼克·古奇（Domenico Cucci, 1620—1684）。家具工匠当时叫作“cabinet-maker”，就是“柜子匠”的意思，可知他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制作精美的柜子。现在凡尔赛宫里还陈列着古奇设计制作的奢华大柜，用橡木、黑檀、松木制作，表面镀金、镶嵌羊皮，采用精致的青铜配件和手工绘画装饰，奢华到如此水平的家具，已经不是用品，而是纯粹摆设的陈列品了。戈别林工场现在属于法国政府所有。
法国还有皇家镜子和玻璃工厂（The Manufacture royale de glaces de miroirs），为了给正在兴建的凡尔赛宫提供镜子和玻璃等装饰材料而成立于1665年，在其后的125年内，专为法国皇室建造宫殿而设计、制造镜子、玻璃，而且垄断着这方面的技术。这家工厂目前仍在，更名为圣—戈班工厂（Saint-Gobain）。
欧洲皇室当时多有这类自己的专属工场，丹麦的皇家哥本哈根陶瓷厂（Royal Copenhagen，正式名称是the Royal Porcelain Factory，丹麦文为Den Kongelige Porcelænsfabrik）是1775年由朱莉安·玛丽皇后（Queen Juliane Marie）下令成立的，由一个熟悉硅酸盐的药剂师佛朗兹·穆勒（Frantz Heinrich Müller, 1738—1820）负责组建。这个瓷厂的产品都印有特别的皇室标志。当时因为受到从中国进口的青花瓷的刺激，欧洲各个皇家瓷厂大都烧造青花瓷。皇家哥本哈根瓷厂却不然，发展出自己的镀金白瓷来，成为皇家哥本哈根陶瓷厂的特产。1779年，丹麦皇帝克里斯提安七世下令由皇室完全承担这个瓷厂的费用，不考虑市场，全力投入研制一流的皇家陶瓷，从而促成著名的丹麦卷草青花瓷餐具系列（Flora Danica 'Blue Fluted' dinner service）的成功，这个系列的餐具迄今依然是这个工厂的重要产品。丹麦皇家瓷厂现在仍是世界上最高级的陶瓷公司之一。
皇家哥本哈根瓷厂生产的丹麦卷草青花瓷器。
德国皇家瓷厂（KPM）生产的御用咖啡具。
西班牙的皇家玻璃制造厂叫作“Real Fábrica de Cristales de La Granja”，中文译成“格朗哈皇家玻璃和水晶工厂”（Royal Factory of Glass and Crystal of La Granja），地点在塞戈维亚的圣伊达丰索（San Ildefonso, Sergovia），1727年由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成立，主要生产皇家定制的吹制玻璃器皿、玻璃窗和镜子等，这家工厂现在仍在运作。
德国的柏林皇家陶瓷厂（Royal Porcelain Manufactory, Berlin）在德文中叫作“Königliche Porzellan-Manufaktur Berlin”，简称“KPM”，是普鲁士皇帝佛列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 of Prussia，历史上被称为“佛列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63年建立的。这个瓷厂的体制有些特别，是在皇室管理之下，由三个私营瓷厂组成的设计生产系统，德国皇室则向该瓷厂购买产品。18世纪，德国皇家瓷厂主要生产洛可可风格的御用陶瓷，模仿英国的“白金”色系列，为普鲁士皇室专用。这家瓷厂真正出名的作品是1930年代设计出品的乌比诺瓷（the Urbino）、阿卡迪亚瓷（Arkadia）、乌拉尼亚瓷（Urania）。印有钴蓝色的权杖标志和KPM字样。
英国的这一体制，与前述各国又有不同，不是由皇室建立专属工厂，而是皇家向私营工厂定点采购皇室专用的产品，这些工厂除了生产专供皇室使用的产品之外，也生产其他供应市场的产品。从1908年爱德华七世开始，各厂为皇家定制的产品正式印上“皇家”（Royal）字样。
英国的韦其伍德陶瓷公司（Wedgwood & Sons）是一家私人企业，却因为获得英国皇家工艺局订单生产皇家专用瓷器而声名大振，成为世界最著名的陶瓷品牌之一。这家公司由英国人约西亚·韦其伍德（Josiah Wedgwood, 1730—1795）在1759年成立。约西亚经过几年的研究和试验，成功生产出一种白色和蓝白色的瓷器，称为“珍珠器”（pearl ware），式样是当时流行的新古典主义风格，采用了众多 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的主题，设计得非常典雅。英国夏洛蒂王后（British Queen consort Charlotte of Mecklenburg-Strelitz）因为喜欢这种瓷器，特许韦其伍德冠以“王后御用陶瓷”（Queen's Ware），韦其伍德陶瓷因具有皇家御用地位，而热销整个西方。1774年，韦其伍德工厂为俄国女皇卡特琳娜制作了一组绘有英国风景画的952件套米白色餐具，精致的设计和原创的描绘，更使得韦其伍德瓷器声名大振，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韦其伍德不断探索新类型的陶瓷系列，1760年代后期，他用特殊的工艺生产出了一种细腻无釉的黑色炻器（black basalt ware），质地坚硬，风格古雅，用抛光等技术来仿制古典时代、文艺复兴风格的陶器，颇为特别。用这种技术生产的黑炻器图章、瓷板、胸像、珠宝饰物和花瓶，都成为艺术品被收购。1775年，韦其伍德又推出了碧玉细炻器（Jasperware），这是一种亚光无釉的有色炻器，与黑炻器异曲同工，聘请雕塑家把各种雕像和浮雕花样翻制到碧玉陶器上。这些白色装饰物贴附在陶器的胎体上，与胎体的颜色形成强烈对比，立体浮雕效果强烈。后来，韦其伍德在瓷土中加入了一定比例的动物骨粉，色泽纯白，有一种半透明效果，就是骨瓷（bone ware），手感润柔轻盈。韦其伍德是利用皇家订货作为品牌方式的成功例子。
英国的皇家度顿公司（The Royal Doulton Company）是一家设计、生产日用陶瓷、陶瓷饰件、陶瓷纪念品和礼品的私营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815年，早期生产陶器，后来逐步转向瓷器。1870年代，公司的第二任主管亨利·度顿将工厂搬迁到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镇（Stoke-on-Trent），开始实现产品设计和生产的现代化，并逐步走向国际市场。1901年，该公司质量精良的产品引起了英皇爱德华七世的注意，他授权度顿公司冠以“皇家”的称号，由此，该公司更名为“皇家度顿公司”。
韦其伍德瓷厂的产品——『浪漫英格兰』（Romantic England）餐具。
韦其伍德出品的碧玉细炻器芝士罐，立体浮雕效果强烈。
此后，公司的扩张和发展更为迅速，在1930年代，又增加了陶瓷人偶和礼品瓷的生产，其中“邦尼金系列”（Bunnykins）、“贝娅特丽克丝系列”（Beatrix Potter）和“小熊维尼系列”（The Winnie the Pooh）等已成为著名的陶瓷收藏品。
现在，皇家度顿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陶瓷餐具和礼品瓷器的生产和经销商，产品包括餐具、礼品、炊具、玻璃器皿、首饰，以及灯具和装饰织物等。英国皇室一直是这家公司的长期用户。
在工业化之前，欧洲皇室都有负责设计的御用艺术家，他们主管风格、设计细节，负责和厂商联系，保证供应皇室使用。因此，这些御用艺术家在十七八世纪欧洲的设计中影响力很大。
在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全盛期影响法国设计的皇家御用艺术家有两位，一位是查尔斯·勒·布隆，另外一位是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 1703—1770）。布隆本人是画家、理论家，深受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宠爱，对17世纪法国皇室风格影响最大。他很早就因为突出的艺术才能受到大臣西贵尔（Chancellor Séguier）的注意，11岁被送去西蒙·沃特工作室（the studio of Simon Vouet）受训，15岁已经获得权倾一时的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的设计订单，并且被送到罗马深造4年，跟随法国最主要的古典风格大师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在罗马研究古典设计和艺术。1646年回到巴黎之后，委托项目接踵而至，其中有大量的肖像绘画订货，以及设计拉姆波特宫（Hôtel Lambert）的壁画、天顶画等，之后连续12年，他都忙于各种大型皇室建筑的装饰工程。
1660年，法国皇室设立了皇家戈别林工厂，生产皇家用品，并且在戈别林设立了工艺学校，培养日用品、挂毯、 家具的设计师和手工艺匠人。勒·布隆被任命为戈别林工厂的负责人，巨细无遗地管理皇家用品的设计和生产。不少重要的宫殿用挂毯都是由布隆亲自创作，再由匠人织造的，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逝世。可以说，布隆的心血使得皇家戈别林公司成为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巴洛克风格最精彩的生产中心。
布歇是洛可可风格最重要的画家，画风柔弱、唯美，情色味道很重，极受当时皇室欢迎。布歇17岁随父学艺，后又学习腐蚀版技法，进步很快，20岁已经获得罗马大奖（the Grand Prix de Rome），得到去意大利进修深造的机会，1731年回国，在巴黎皇家美术学院的绘画与雕塑院（the Académi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担任历史画教师，1734年成为教授。
布歇于1755年被任命为皇家戈别林工厂的艺术指导，1765年被任命为皇帝的首席画师（Premier Peintre du Roi），他设计挂毯，也指导设计其他装饰品，由此而对法国设计产生影响。他把自己喜欢的艺术家的风格通过这些设计产品传达出来，比如洛可可画家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 1684—1721）的作品，巴洛克画家鲁本斯（Sir 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的肉欲、情色感，通过他的设计，变成华贵的挂毯，颇得皇室喜爱。他的绘画题材多具有神话色彩，也是获得皇室好感的原因。
布隆和布歇两位艺术家对于皇家风格有巨大的影响力，正是他们通过皇家戈别林工厂产品的设计和制作，引导了法国皇家的品位走向。
在工业革命之前，皇家的品位往往决定了整个社会上层的消费品位，贵族阶层总是追随皇室品位，而生产厂家也都往往朝皇家喜爱的方向发展。
皇家度顿公司的产品标志。
皇家度顿公司出品的陶瓷人偶——卖花的农妇。
弗朗索瓦·布歇的画作《维纳斯的出浴和凯旋》（The Bath and Triumph of Venus , 1740）。
陶瓷起源于中国，东汉已有早期的绿釉瓷，唐代在彩釉、造型方面有很大突破，吸收了西方、波斯的一些材料和设计动机，极为生动，“唐三彩”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釉陶明器，宋代中国陶瓷达到第一个高潮，涌现了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习惯称“汝官哥钧定”。元代的青花瓷因为国际化商业而发达，明清两代更是绚丽多彩。
欧洲的陶瓷发展得比较晚。很长一段时期内，欧洲人没有掌握瓷器制作技术，只能从中国大量进口。16世纪葡萄牙人首先从中国带回高岭土（瓷土），开始试做瓷器，起初并不成功。中国人在上千年制作陶瓷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欧洲人一时还难以掌握。
1680年代，德国萨克森州（Saxony）的数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辛豪斯（Ehrenfried Walther von Tschirnhaus, 1651—1708）做了大量实验，尝试提高熔炼温度，用可熔性石料与黏土混合来烧制瓷器。1696年，德累斯顿地区的领主——“强人”奥古斯都斯（Augustus the Strong）在迈森（Meissen）为辛豪斯提供了优厚的实验条件，并指派了名为博特格（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 1682—1719）的炼金术士来协助他。博特格曾在柏林做过药剂师，具有丰富的化学经验和熟练的实验室技巧。经过大量的实验，终于在1708年获得成功：用1350摄氏度的高温烧制成欧洲第一只真正的无釉瓷杯。辛豪斯在这一年去世，留下的工作由博特格继续完成。1709年，博特格正式向奥古斯都斯报告已经成功生产出瓷器了。因此，过去欧洲的绝大部分记录都说陶瓷是博特格发明的，而很少提到真正做了大量基础工作的辛豪斯。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来有更多的文献资料被发现才得以改正。
因为奇货可居，萨克森州陶瓷的制作技术一直高度保 密。直到1712年，法国耶稣会神父殷弘绪（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在欧洲公开发表了中国瓷器的制造技术（出版文集：《耶稣会神父殷弘绪在华书信录》：the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par des missionnaires jésuites，英语翻译：d'Entrecolles read about and witnessed in China），才打破了这一垄断。
随后，陶瓷技术很快传播到欧洲的各个君主国。18世纪中，大部分欧洲国家皇室都建立了自己的陶瓷厂，也有一系列类似英国韦其伍德这样的私营工厂，以御用名义生产，一方面供皇室使用，同时用这个名义打造品牌，占有市场。18世纪欧洲最早成立的瓷厂有：
德国迈森瓷厂（Meissen Porcelain, Meissen），成立于1710年，是欧洲第一家陶瓷厂商；
奥地利奥加屯瓷厂（Augarten Porcelain, Wien），成立于1718年，是欧洲第二家陶瓷厂商；
瑞典罗斯特兰德陶瓷厂（Rorstrand, Stockholm），成立于1726年，是欧洲第三家陶瓷厂商。
此外，欧洲各国在18世纪中陆续成立的、比较重要的陶瓷厂商有：
意大利：
吉诺里－多西亚瓷厂（Manifattura Ginori di Doccia），成立于1735年，营运至今；
卡珀迪蒙特瓷厂（Capodimonte Porcelain），成立于1743年，营运至今。
法国：
赛佛勒斯国家瓷厂（Manufacture National de Sevres），成立于1740年，营运至今；
李蒙什瓷厂（Limoges porcelain），成立于1771年，营运至今；
卢恩瓷厂（Rouen porcelain），1673—1696年，法国最早的软瓷生产厂家；
卡珀迪蒙特瓷厂生产的餐桌中心摆碟（Central Piece）。
法国赛佛勒斯国家瓷厂1844年生产的对瓶。
德国迈森瓷厂出品的花瓶。
里沃尔瓷厂（Revol porcelain），成立于1789年，历经11代传人，现在仍是家族经营的私营公司。
俄国：
皇家陶瓷厂（Imperial Porcelain Factory），成立于1744年，十月革命后更名为国家瓷厂，苏联解体后，于2005年重新恢复原名，营运至今。
荷兰：
维斯珀瓷厂（Weesp Porcelain），1759—1770年；
雷赫特瓷厂（Loosdrechts porselein），1774—1820年。
西班牙：
布恩－雷迪罗瓷厂（Real Fábrica del Buen Retiro），成立于1760年，在1812年的半岛战争中被捣毁，该厂产品在国际收藏市场上很受欢迎，西班牙皇室收藏了大量该厂产品。
丹麦：
皇家哥本哈根瓷厂（Royal Copenhagen），成立于1775年，营运至今。
捷克：
哈斯－克兹捷克瓷厂（Haas & Czjzek），成立于1792年，营运至今；
图恩1794瓷厂（Thun 1794），成立于1794年，营运至今。
匈牙利：
霍洛哈扎瓷厂（Hollóháza Porcelain Manufacture），成立于1777年，营运至今。
英国是欧洲的陶瓷大国，厂家较多：
皇家皇冠德比陶瓷公司（Royal Crown Derby Porcelain Company），成立于1751年，原名是皇冠德比瓷厂，1890年获许冠以“皇家”字样；
皇家沃赛斯特瓷厂（Royal Worcester），成立于1751年，1788年，英皇乔治三世访问该厂，之后冠以“皇家”字样， 多年来一直为皇家生产陶瓷制品，营运至今；
韦其伍德瓷厂（Wedgwood），成立于1759年，营运至今；
切尔西瓷厂（Chelsea Porcelain Factory），1743—1769年；
艾因斯莉瓷厂（Aynsley China），成立于1775年，营运至今。
德国：
德国是欧洲陶瓷的发源地，陶瓷业比较发达，重要的陶瓷厂也比较多，除了欧洲最早成立的迈森瓷厂之外，还有：
赫司特陶瓷厂（Höchster Porzellanmanufaktur），成立于1746年，营运至今；
佛斯滕伯格瓷厂（Fürstenberg China），成立于1747年，营运至今；
宁芬堡瓷器厂（Nymphenburg Porcelain Manufactory），成立于1747年；
维勒罗伊-巴赫瓷厂（Villeroy & Boch），成立于1748年；
佛兰肯塔尔瓷厂（Frankenthal Porcelain Factory），1755—1799年；
哥达陶瓷厂（Porzellanmanufaktur Gotha），成立于1757年；
路德维希堡瓷厂（Ludwigsburg Porcelain Manufacturing Company），1758—2010年；
柏林皇家瓷厂（Royal Porcelain Factory, Berlin），成立于1763年，原本是由普鲁士的佛列德里克二世设立的皇家专用瓷厂，后来由三个私营企业接管，营运至今；
沃伦多夫瓷厂（Wallendorf Porcelain），成立于1764年，营运至今；
格拉芙·冯·汉宁堡·伊尔梅瑙瓷厂（Graf von Henneberg Porzellan Ilmenau），成立于1777年，其中经过多次重组，现在仍在营业；
捷克图恩1794瓷厂生产的精细波西米亚瓷碟。
英国艾因斯莉瓷厂1920年代出品的骨瓷茶杯。
英国皇家沃赛斯特瓷厂1893年生产的蓝花瓷碟。
德国魏玛瓷厂生产的果盘。
德国劳恩斯坦瓷厂生产的对装调料瓶。
美国『蓝山』瓷厂出品的贝壳型果盘。
劳恩斯坦瓷厂（Porcelian Manufacture Rauenstein），1783—1896年；
魏玛瓷厂（Weimar Porcelain），成立于1790年，营运至今；
皇家特权瓷厂（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Porzellanfabrik），成立于1794年，营运至今。
欧洲其他国家，诸如奥地利、芬兰、立陶宛、波兰、挪威、罗马尼亚、瑞士等国也都出现了生产陶瓷的厂家，产品主要供本国的上流社会使用。
美国受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影响很大，也在十八九世纪成立了一些高档瓷厂，供应权贵使用。其中包括“蓝山”瓷厂（Blue Ridge）、佛兰西斯坎瓷厂（Franciscan）、里诺克斯瓷厂（Lenox）、莲花瓷厂（Lotus Ware）等。
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都在这个时期建立起这类为上层服务的瓷厂，比如巴西有格梅尔瓷厂（Germer Porcelanas Finas）、施密特瓷厂（Porcelana Schmidt），土耳其有库塔亚瓷厂（Kutahya Porselen），伊朗有扎林瓷厂（Zarin porcelain），日本有鸣海瓷厂（Narumi）、则武瓷厂（Noritake）、日光瓷厂（Nikko）等，越南后来也有明隆瓷厂（Minh Long I porcelain）出现，专门生产上层社会用的瓷器，这个瓷厂是福建华侨李玉明（Ly Ngoc Minh）创建的，现在依然在生产。这个传统后来在很多英国殖民地也流行，比如斯里兰卡就有丹科图瓦瓷厂（Dankotuwa Porcelain）和诺里塔克瓷厂（Noritake Lanka Porcelain）等。
在欧洲皇室控制的产品设计中，除了挂毯、摆设、陶瓷之外，家具也占很重要的地位，法国在这方面起到引领欧洲各国的作用，影响很大。这里，我们以法国家具作为典型范例介绍。
工业革命前法国的家具行业以巴黎为中心，主要生产各种奢华家具，为皇室、贵族、刚刚出现的上层资产阶级（upper bourgeoisie）提供服务。至于外省的家具行业，则主要分布在各个省份的省府城市，比如里昂（Lyon）、列日（Liège）等地，则以生产供一般市民使用的家具为主，具有更加强烈的地方色彩、传统特点。因此，法国家具可分为巴黎的大都会皇家、贵族家具，以及各省会的地方家具两大类别，各有特点。在法国，无论是保守的贵族阶级，还是地方乡绅，对于传统都有很强烈的依恋，因而法国家具的设计和生产一直都具有这种不曾断裂的传统特色，只是奢华程度有所不同。直到工业革命、城市化发展，铁路交通运输日益方便，才使这种巴黎和省会、都会型和乡绅型的区别日益模糊了。
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巴黎一直是西方的大文化都会，因而巴黎家具在整个西方的影响都很大。法国皇室在巴黎有多座大型宫殿，凝聚了相当一大批贵族和服务于权贵阶层的中产阶级人士，对于奢华家具的需求非常大。巴黎家具设计除了明确以皇室、贵族、权贵为服务对象之外，在风格上则显示出大都会兼收并蓄的特点。巴黎家具设计中，不但有西欧国家皇室家具的特色，也能够看到来自西班牙、瑞典、俄罗斯这样较偏远地方的设计影响。这种海纳百川的大都会气度，从17世纪后半叶，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一直是巴黎家具设计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还出现过像鲁赫曼（Émile-Jacques Ruhlmann, 1879—1933）这样能够融会东西的家具设计大师。
皇室家具是巴黎家具业的龙头。源起路易十四时期，皇家家具厂的建构基本都模仿皇家戈别林工厂（the Manufacture royale des Gobelins），直接承接皇室的订货。路易十四通过当时的法国财政部长库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直接对设计和生产下达指令。路易十四对于设计形式、装饰形式、每一套的件数和尺寸都有很具体的要求。库尔贝协助他，通过管理机构下达生产命令并拨款。这个阶段生产的家具，大套的多用在卢浮宫，而件数少一点、尺寸略微小一点的套件，则用在路易十五时期兴建的凡尔赛宫内。
法国家具大师鲁赫曼1926年设计的小柜。
法国巴黎路易十四风格家具：圆桌。
法国巴黎路易十五风格扶手椅，线条流畅，金碧辉煌。
1660—1815年之间，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全盛期，也是法国家具的鼎盛时期。奢华家具，具有强烈新古典风格、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家具最为突出。这些设计被各国皇室竞相仿造，这些家具则在各国收藏市场上长盛不衰。位于东苏塞克斯郡的英国汉米尔宫（the Hamilton Palace, near Uckfield in East Sussex）就收藏了大量法国这一时期的皇室家具。1882年，汉米尔宫举行拍卖，巴黎家具拍出天价，并且极为抢手，使得巴黎这个时期的家具水涨船高。现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有法国巴黎这一个时期的家具收藏，也和这次拍卖有关。
18世纪中期是路易十五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椅子非常有特色，线条流畅，用髹漆和丝绸装饰，再镶上青铜配件，金碧辉煌，这部分的作品现在在塔西宫（Château de Talcy）中陈列。
正因为巴黎家具和皇朝有关，所以很多家具的风格就冠以皇朝、皇族的名称，如“路易十五风格家具”（Louis Quinze furniture）。也有采用更大名目的，比如“法国文艺复兴风格”（French Renaissance furniture，为16世纪法国皇室家具的统称），早期巴洛克家具（Early Baroque furniture，为路易十三时期流行的风格），巴洛克全盛期家具（High Baroque furniture，路易十四时期流行的风格），摄政王风格（the Régence）以及洛可可家具（Rococo furniture，与路易十五相关）和新古典主义家具（Neoclassical furniture，与路易十六相关）。
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the First French Empire， 拿破仑帝国）时期的家具更加严肃地沿袭新古典风格，到1830年代开始式微，出现了哥特复兴（Gothic revival）、洛可可复兴（Rococo revival）等风格；此后到拿破仑第三的法兰西第二帝国（he French Second Empire）时期，家具设计流行全面折中主义（he eclecticism）风格，然后就逐步让位给Art Deco风格和现代主义风格了。
巴黎家具之所以能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除了服务高层的明确目标所形成的设计考究、制作精良，以及风格上能够融会各国特点之外，还在于巴黎有延绵不断的手工艺传统，产业高度发达。从1630年代开始，巴黎到安特卫普一线是欧洲高端家具生产最集中的地区，家具贸易形成一个很大的行业，按照功能细分为床、座椅、桌子、柜子、杂件等不同门类。按照手工艺行会来划分，有严格的行规保护免受侵权（infringements）。各行业只能做自己范围的工作，不允许越界，木工、细木工、雕刻工、镀金工、髹漆工、五金工、青铜工、皮革工等泾渭分明。有些工种很特殊，比如叫作“Ébénistes”的工作是专门从事玳瑁、象牙浮雕镶嵌的。这个传统在巴黎从17世纪开始形成，前后几百年，保证了巴黎家具的正统和水准，直到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发生，才有断层的情况出现。
除了巴黎之外，法国的各个行省也有自己的家具行业，并且各有特点，比较大的中心包括了罗瓦河谷（the Loire valley）地区的布拉瓦（Blois）和奥尔良（Orléans），还有上面提到过的里昂、列日（列日属于比利时，但是文化上是法国类型的）。这些行省的家具设计和生产，具有当地民风特色，但是从流行、奢华水平来看，比巴黎要落后几十年。有些特色是只有在行省家具中才能看到的，比如桌子常用弯曲的“虎腿”（cabriole legs）做桌子脚的造型，茶几或小桌面有时用简单的海蚌形（scalloped carving），餐椅有麦穗纹样浮雕，反映农村生活，行省的家具喜欢用髹漆将木头做旧，五金件上人为加工的古铜锈斑亦很常见。
法国巴黎路易十六风格家具：玄关小桌。
法国巴黎拿破仑时期的帝国风格家具：高背扶手餐椅。
法国的行省家具，『虎腿』桌子。
法国家具是工业革命前欧洲其他国家家具行业的一个缩影，其他国家的情况大致雷同，只是行业规模、规范水平均不及法国而已。
活字印刷的发明，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文化普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印刷术最早是中国人发明的，欧洲人直到15世纪为止都没有掌握这种技术。不过中国的印刷大多是采用整块木版刻上文字和插图，然后进行印刷，其实是固定凸版，西方称这种方法为“xylography”。而真正带动现代批量出版的是活字版，称为“typography”，欧洲印刷的真正起点是与金属活字的发明分不开的。
欧洲在历经长期的、落后的中世纪阶段之后，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固和快速发展阶段。日益增多的大学设立、人数日益庞大的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的产生，都市化的进程，宗教的普及化和市民化，都需要大量书籍来传播知识。而手抄本成本高昂、耗时费工，当时一本200页的手抄本需要4～5个月才能完成。这种状况，造成出版书籍数量稀少，1424年，英国的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书仅有手抄本120册。书籍的短缺制约了社会的发展。15世纪前后，由于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对于书籍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手抄本和木刻版印刷根本无法满足这样巨大的需求。因此，欧洲各国工匠都致力于研发效率更高的新印刷方法，其中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探索尤为积极，且都有突破。比如，1444年，法国亚维农（Avignon）地区的金首饰匠人普罗科普斯·沃德佛格（Procopius Waldfogel）开始制造“金属字母”，其实就是金属活字，因此法国人认为 印刷技术最早是由他们创造的；荷兰人则宣称劳伦斯·科斯特（Laurens Janszoon Coster, 1370—1440）在1420年左右发明了活字技术，因而，也认为印刷技术是他们发明的。不过，根据史料的记载，首先把活字技术发展完善，使之成为现代印刷的主要方法的是德国人，来自曼兹地区的约翰·古腾堡（Johann Gensfleischzum Gutenberg, 1387—1468）。古腾堡是工匠家庭出身，从事金属制品制作，对于金属工艺非常熟悉。1428年迁移到德国南方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那里重新开业，成为一个成功的宝石工匠和金属工匠，同时也制作生产当时被视为难度很大的镜子。
大约在1439—1440年期间，古腾堡已经开始研试、发明印刷技术了。他用铅来铸造字模，用金属字模进行印刷，是最早的凸版印刷尝试。由于面对的技术问题很多，特别是如何把字型固定，以达到行距和字间间隔工整有序的目的，耗费了他不少的时间。前后历经10多年，古腾堡终于在1454年，印刷出了第一本完整的书——那是一本页数不多的《圣经》片段，题为《三十一行书信集》（Johann Gutenberg: thirty-one-line Letters of Indulgence , c.1454）。从该书中可以看出古腾堡的活字字体，具有几种不同尺寸，已有大写和小写的区别，排列也已经比较工整，是西方最早的活字印刷品。那时，古腾堡已经从斯特拉斯堡迁回曼兹。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耗费了大量资金，他不得不向别人借钱来维持他的印刷试验。在1450—1455年这段时间，他集中探索印刷完整书籍的技术，终于获得成功：完全运用金属活字印刷出一部完整的《圣经》，被称作《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 ），尺寸很大：30厘米×40.5厘米。书中文字分两栏编排，版面工整，容易阅读。并且他将插图和文字分开编排到不同的页面上，而不像过去的手抄本书籍那样混在一起，使阅读更为方便。
保存在曼兹博物馆里的古腾堡印刷机。
欧洲1450—1800年间书籍印刷数量增长图表。
古腾堡还首次试验用铅锌锑合金制作活字，并发明了油性的印墨。
古腾堡的最大贡献在于发明和运用金属活字。由于欧洲文字全部是拼音字母，因此，活字的种类无须太多，与中国繁多的汉字相比，欧洲印刷术的改革就比中国容易得多。随着活字印刷技术在欧洲各国很快地传播开来，印刷技术也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在造纸和印刷技术方面，欧洲虽然比中国晚了上千年，但是一经掌握，其发展的速度、技术的完善、应用的普遍则大大超越了中国的水平。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欧洲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无论文艺复兴和还是启蒙运动，都是与印刷分不开的。
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技术，不但极大地促进了德国出版业的发展，对于整个欧洲的出版业也有极大的推动。从他发明印刷术的1450年前后开始，到1500年前后，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不仅在德国，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士、英国、波西米亚、波兰等国一共有270多座城市开设了印刷工厂，出版的书籍已经超过2000万册。到1600年前后，欧洲的印刷数量更达到平均每个工作日3600册之多。
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人对于自然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的技术科学探索也兴盛起来，自然对图书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总需求。尤其是书籍除了文字之外，还附有插图，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书籍的内容。当时大量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就越来越普遍地利用插图描绘动物、植物的形状和特征，很受欢迎。而文艺复兴艺术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绘画上透视技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透视的运用，产生了非常逼真的绘画效果，运用在书籍插图上，则大大地扩展了读者的视野和想象空间。欧洲各国这个时期的各种出版物，无论是自然科学还 是人文科学，甚至宗教书籍，都广泛地采用木刻插图。德国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urer, 1471—1528）为“启示录”（Apocalypse）绘制的16幅木刻组画，于1498年印刷出版，欧洲的平面设计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15世纪末16世纪初期，德国和法国的文艺复兴进入全盛时期。文艺复兴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体现的方式不同，有些体现在艺术的发展上，有些体现在戏剧的发展上，有些则侧重于宗教的改革。但是，无论哪一个欧洲国家，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是：由于文化水准的提高和普及，造成书籍出版的繁荣。这自然促进了与印刷相关的平面设计和插图的发展。其中德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德国自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来，出版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纽伦堡成为德国当时出版业最重要的中心，其他城市的出版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书籍设计家、插图艺术家、版面设计家。其中包括丢勒的学生、书法家文森·洛克奈（Vincenz Rockner）等等。他们设计的书籍包括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著作和翻译作品，对于德国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进程起到促进作用。而他们的书籍设计，也各具特色，特别是在版面编排方面，日益趋于功能化，但又同时保持了高水平的艺术处理特点，是世界平面设计史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欧洲的印刷业首先在几个大城市中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法国的巴黎、德国的纽伦堡和意大利的威尼斯。到16世纪上半期，新的中心出现了，瑞士逐渐成为欧洲出版业重镇之一。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巴塞尔（Basel），这座城市在1501年成为瑞士的一部分，印刷业发展非常快，成为该市的主要产业。而在巴塞尔南面300公里的法国城市里昂，也同样成为印刷业的新中心。这两个城市的印刷业者交流频繁，互相促进，是设计史上很少见的情况。其中巴塞尔最有代表性的印刷家、设计家和出版家是约翰·佛洛本（Johann Froben, 1460—1527）和德斯特留斯·伊拉斯穆斯（Desiderius Eramus, 1466—1536）。从1521—1529年期间他们两人合作，设计、组织和出版了不少的著作。里昂的出版业也相当繁盛，有40多家印刷工厂，出版大量言情小说，以适应市民的需求。这些书籍的字体则都是哥特体，与巴塞尔流行使用的罗马体不同。
德国画家丢勒的木刻作品——《启示录》插图之一：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1498）。
文森·洛克奈为《Teuerdank》设计的版面和字体。
1609年的《关系报》首页。
17世纪初期，平面设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那就是1605年，在当时仍属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今在德国境内）用德文发行了世界上第一份报纸，德文全名为《Relation aller Fürnemmen und gedenckwürdigen Historien》（意为：所有突出的或值得记忆的新闻之集合），被后人简称为《Relation》（按字面意思姑且译为《关系报》）。作为社会信息的主要来源，报纸很快成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出版业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日益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信息交流媒介。
第一份真正的德国报纸名为《阿维莎》（Avisa ），1609年在德国城市沃芬巴特尔（Wolfenbüttel）出版。
1618年，荷兰的第一份报纸《来自意大利、德国等地的科兰特》（Courante uyt Italien, Duytslandt, & c. ）在阿姆斯特丹每周出版一次。这份报纸的名字印在头版的上方，并且将版面排成两栏。这份报纸影响较大，后来很多国家的报纸都用了“科兰特”一词代表“报纸发行”的意思。
1645年，首份瑞典文的报纸《邮政公报》（Ordinari Post Tijdenden ）在斯德哥尔摩发行，并一直发行至今，是世界上目前仍在发行的报纸里面最年长的“寿星公”。
1665年，《牛津宪报》（Oxford Gazette ，后改名为《伦敦宪报》）在伦敦出版，也沿用了荷兰“科兰特”的排版方式，有明显的报纸名称、有清晰的日期。每周印行两次。
随着美洲的发现，北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刷技术 也随之被一位英国人斯蒂芬·戴伊（Stephen Daye, 1610—1668）带到美洲。他从1640年左右开始，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印刷出版宗教书籍。印刷术在北美传播很快，印刷的内容也日渐丰富起来，从单纯的宗教出版物扩展到技术、文化和其他各个方面，印刷工厂在新英格兰地区和北美的东北部其他地区不断建立起来，北美很快就成为西方印刷业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1690年，移居北美的英国出版商本加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 1673—1716）编辑发行了北美首份多页报纸《外国和本地的公共消息》（Publick Occurrences Both Forreign and Domestick ），报纸以本地消息为主，前三页是印刷的文章，第四页留空，让读者可以将自己知道的新闻用笔写上去。这被视为北美第一张报纸。不过，因为报纸有些内容冒犯了英皇，所以只出版了一期便被殖民地官员封掉了。直到1704年，北美才出现了第一份真正定期发行的报纸《波士顿新闻报》（The Boston News-Letter ）。北美早期的报纸业在新英格兰地区，特别是波士顿发展迅速。
到了18世纪，欧洲的不少君王对于印刷的意义和重要性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促进了国家和民间的印刷业发展，平面设计也随之发展起来。1692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不满当时法国的印刷水平，下令成立一个皇家特别委员会设计标准化、规范化的字体。该委员会由法国科学院成员组成，由尼古拉斯·加宗（Nicolas Jaugeon）领头。委员会对以往的各种字体详加分析，研究字体的比例、尺寸、装饰细节与传达功能之间的关系，最后以圆的分割为基础，设计出一种比较科学，同时又比较典雅的新字体——“帝王罗马体”（The Romain du Roi）。他们还根据研究结果，对17世纪流行的字体进行了改良，把原来比较大的字体尺寸改为适合文章印刷的所谓文章字体（text-sizetypes）。虽然，这个皇家委员会的成员创作的字体，仅供皇家出版物使用，但在他们设计的新字体的影响下，当时法国民间的印刷工厂也纷纷开始设计新的字体。当然，为了不冒犯皇帝，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新字体与“帝王罗马体”保持一定的差别。但是，“帝王罗马体”对于当时字体设计的发展的确起到促进作用。
北美最早的报纸《波士顿新闻报》1704年创刊号的头版。
帝王罗马体J、I、K等字母的设计。
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建筑和设计上的复古主义（Classic Revival）现象，其中以法国的古典主义复兴，英国的新哥特主义复兴［Neo Gothic，有些建筑史家称之为“浪漫主义”（Romantism）］以及在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产生的折中主义（Eclectism）古典复兴三个浪潮最具有代表性。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业皆已相当发达，因此，这种复古潮产生的背景就非常耐人寻味了。设计史上经常笼统地称之为“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运动。
影响欧美出现复古主义设计运动的背景很复杂，其最主要的动机应该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希望通过大型公共建筑、产品设计、平面设计风格来凸现他们的政治立场的象征性要求。在政体上，他们建立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代议制度，这其实也是对于希腊时期政治形式的复兴，因而在建筑风貌上和产品设计风格上，他们当然希望能够强调这个政治立场，希望从建筑上、产品上体现出与以往的贵族、皇室、地主阶级鲜明的区别，而不愿意成为被他们推翻的统治王朝的延续。这样一来，便引发了对于古代的各种风格，特 别是对古希腊的、托斯坎尼风格的热情。加上当时的考古发现，他们看到了罗马以前的一个近乎理想国度的社会形态，而这个时代的建筑也体现出高度的理性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与他们希望强调的自由、民主、博爱立场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于是，通过复兴古希腊、托斯坎尼风格（Tuscany，意大利文为Toscana，因此也有译为“托斯卡纳”）来体现资产阶级的新政治立场，成为当时古典主义风格一度兴盛的主要原因。
这股复兴风潮，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不同，发展出不同的形态：
法国皇帝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企图通过建筑和设计强调他作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新统治者的权力实质，因此采用古典主义风格，特别是罗马风格，建造了一系列纪念性建筑，比如拿破仑修建的雄狮凯旋门（法语：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就是罗马同类建筑物的宏大化复兴，同时也暗示他本人取得了比罗马恺撒大帝（Gaius Julius Caesar, 100—44 BC）更为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成就。拿破仑在卢浮宫、凡尔赛宫都定制了大量极为奢华、具有强烈罗马风格的家具、用品，包括服装、软饰、绘画、雕塑等，都尽量突出罗马式的宏伟，目的性很鲜明。
英国人则由于其清教徒（Anglicanism）的国民性，对于法国式的宏大奢华颇不以为然，转而从中世纪寻找灵感，因此在19世纪初发展出模仿中世纪风格，特别是哥特风格的建筑、产品、平面设计，为后来的“工艺美术”（the Arts and Crafts）运动奠定了思想和形式的基础。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刚摆脱英国统治而缺乏统一的民族传统，因此便融会欧洲各国的传统，形成古典复兴的折中主义。
有些建筑和设计理论界的研究者，据此而简单地将三个国家的复古运动罗列为：法国——古典主义复古；英国——浪漫主义复古（中世纪或者新哥特主义复古）；美国——折中主义复古。这恐怕过于简单和武断了。事实上，自从这些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来，建筑投资的来源已经多元化，用品生产也面临一个日益多样化的市场，在设计风格上自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用单一风格来概括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的风格和发展趋势，是不够客观和全面的。比如法国，在以古典复古风为主的前提下，也有希腊风和托斯坎尼风的出现；而英国在以中世纪和哥特风格为主的前提下，也有少量古典主义的复兴建筑兴建；美国则更是包罗万象，以折中的方式将所有欧洲传统风格兼收并蓄地使用，这既与当时美国人文化心态上的自卑感有关，也和新大陆上通过各种方式发家致富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审美需求有关——用堆砌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细节，混杂各种不同风格的家具、用品、艺术品，来炫耀他们的财力和膨胀的自信心，这才是重点。至于这些装饰风格与整栋建筑的设计构思到底有什么内在联系，他们并不在意，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复杂纷繁的奢华形式。
拿破仑时期设在枫丹白露宫内的宝座大厅，极尽奢华，尽量突出罗马式的宏伟。
虽然政治考虑是主要动机，但是当时通过对大量的考古发掘以及古代典籍的研究，加深了对罗马以前的风格的认识和研究，确实成为当时的设计活动的新的灵感源泉。自从18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期间，欧洲在世界考古上有很大的进步，考古学家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研究人类的起源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探索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到考察美索不达米亚的灿烂过去，从戈壁滩到帕米尔高原，从安第斯山的南美洲印第安文化遗迹到记录了欧洲史前文明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洞穴壁画，到处都留下了这些考古者的踪迹。欧洲政府大都成立了自己的国家科学院，通过专项资金来资助这些考古和探险活动，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人们对于古代文明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仅仅就建筑而言，人们所了解的不仅仅是书本上记录的建筑，而且能够通过考古发掘看到真实的古典的 建筑形式。对意大利庞贝古城的发掘，把罗马的建筑、城市规划、室内设计、园林设计和环境艺术完整地呈现在欧洲人面前。加上大量的古代典籍被发现和翻译，更增加了人们对于古典文明的了解和认识。不少欧洲学者根据这些成果深入研究、撰写著作。他们对于古希腊、托斯坎尼文明的研究，以及随即对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为学术界和普通民众揭示了西方古典文明的真正根源，给当时的建筑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泛而深入的基础。在当时掀起的对古典建筑系统化研究的热潮中，意大利建筑家吉奥瓦尼·B.比拉涅西（Gl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1720—1778）的成就尤其卓著，他的研究成果对当时的建筑界来说，完全是开创性的。
长期以来，受文艺复兴思想体系的影响，罗马风格一直被认为是古典建筑之源，是古典主义的集中体现。而18、19世纪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表明，所谓建筑之源的罗马风格，其实并不是源，而只是流，真正严肃的、理性的建筑是更加早期的古希腊风格建筑，甚至是托斯坎尼风格建筑。人们开始对希腊文明、托斯坎尼文明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出一个高度理性化、理想化的时代。希腊的哲学、美学、科学、诗歌、戏剧、音乐、美术如此绚丽多彩，而它的建筑也如此之成熟——其民主特征通过建筑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正因如此，罗马人才在征服希腊的过程中完全照搬了希腊建筑体系和其他所有的文化内容，并逐步形成罗马文化。而罗马文化，则伴随着罗马的征服战争，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基于这样的认识，希腊和更早时期的托斯坎尼文化被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先进建筑家们视为最高经典，欧洲也自18世纪末开始，出现了称为“新希腊主义”的建筑设计、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的热潮。
具有高度民主精神的希腊、托斯坎尼风格，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其政治立场的最好诠注，因此很多西方国家在19世纪的公共建筑设计上都采用了这些风格特征。美国总统办公和居住的白宫（White House），就是希腊风格和托斯坎尼风格的混合形式。美国的创立者们殷切希望通过这栋建筑，向世界阐述自己的新国家所包含的政治内容。
古希腊的建筑遗址，向后人展示了绚丽的古代文明。
勒杜瓦设计的贝桑松剧院（Théâtre de Besançon, 1784）。
新希腊主义风格在整个欧洲也有相当水平的发展，其中法国是一个重要的探索区。法国有两位建筑家、设计师，一位是埃廷涅－路易斯·波勒（Étienne-Louis Boullée, 1728—1799），另外一位是克劳德·尼可拉斯·勒杜瓦（Claude Nicolas Ledoux, 1736—1806），采用古典的简单几何形式来设计建筑、公共设施，是试图采用古代传统开辟新的可能性的先驱。后者设计的化工工厂建筑（1755—1779）和巴黎附近的公路收费站（1785—1791）采用的就是托斯坎尼风格。在德国首都柏林，卡尔·戈特哈德·朗汉（Carl Gotthard Langhans, 1732—1808）设计了新希腊风格的勃兰登堡城门（The Brandenburg Gate, 1788—1791），这座城门成为欧洲19世纪兴建的大量纪念性城门的第一座，振兴了德国的古希腊风格。与此同时，德国建筑家佛里德里克·基利（Friedrich Gilly, 1772—1800）为佛雷德里克大帝设计了佛雷德里克大帝纪念碑（The Momument to Frederick II）和普鲁士国家歌剧院，采用的也主要是非罗马式的古典风格，特别是希腊和托斯坎尼风格。这些建筑内的家具、室内设计、灯具、窗帘也都是采用这些风格，设计上很统一。
新希腊主义在英国也非常流行。其中采用希腊风格从事设计的最主要建筑家是约翰·索恩（Sir John Soane, 1753—1837）。他深受法国建筑家勒杜瓦影响，早期作品主要是采用古希腊风格作为参考设计的，后期作品则吸取了希腊风格的精华，采用简单的几何形式设计，取消了所有的希腊风格装饰细节，因此更加精练和理性。他设计的伦敦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 1791—1833）就是这种风格的杰作。他的作品体现了在工业化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建 筑环境和具体功能而对希腊风格进行改良而做出的探索。英国出生的美国建筑家本加明·H.拉托伯（Benjamin Henry Latrobe, 1764—1820）受到约翰·索恩很大的影响，他是工程师出身，对于建筑工程有很深的理解。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对拉托伯的才华非常赞赏，邀请他参与设计刚刚独立的美国首都。拉托伯把索恩的思想和风格引入美国早期建筑设计，在费城、华盛顿设计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新希腊主义风格的联邦政府建筑，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作是他设计的巴尔的摩大教堂（Baltimore Basilica, 1804—1818），他后来还完成了美国白宫的扩建工程、美国国会山（US Capitol）建筑的修改工程等项目。这些工作为他赢得了“美国建筑之父”的美誉。
这一系列的设计努力，其形式根源都是对古希腊、托斯坎尼的建筑和建筑精神的探索，希望从这些时期的建筑中找到以简单的形式表现崇高思想和精神的构思。通常，这种努力被笼统称为“古典复兴风”（classic revival），亦有某些建筑理论家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the romantic movement）。这个运动的精神最早可以在英格兰18世纪诗歌运动中找到痕迹，但是真正的大发展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叶。它在19世纪初几乎席卷欧洲和北美所有国家，成为最流行的建筑风格运动。
作为一种文化运动，浪漫主义同时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令人瞩目的发展，比如文学、诗歌、音乐、绘画等等，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文学方面有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1802—1870）、玛佐尼（Alessandro Francesco Tommaso Manzoni, 1785—1873）、布朗特姐妹（Emily Jane Brontë，1818—1848; 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 Anne Brontë，1820—1849）、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等；美术方面有德拉克罗瓦（Ferdinand Victor 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 1776—1837）、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1851）等；音乐方面有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 1797—1828）、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等。他们向往自由、平等、博爱，热爱自然，重视和强调个人价值，对自然，对于简朴的自然观，对于淳朴的古代文明充满了真诚的热爱。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是国家或者教会所强加于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而是个人自己从自然和古代文明的探索中得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立场；重要的不是历史的外在形式，而是内在精神和思想。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个人从来没有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和强调。这些大师的艺术探索，开始摆脱传统古典主义的束缚，这种新的人文立场通过他们创作的绘画、音乐、诗歌、小说等作品，以极其生动、丰富、壮丽的面貌完整地体现出来。德拉克罗瓦的绘画《自由引导人民》、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都颂扬了新的个人主义精神，表达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以及对于平等博爱的渴望和憧憬。
德国建筑师基利1797年设计的佛雷德里克大帝纪念碑。
英国建筑师约翰·索恩设计的英格兰银行。
拉托伯设计的美国巴尔的摩大教堂，是典型新希腊风格的公共建筑。
浪漫主义建筑的兴盛和发展，正是与当时整个时代的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的变革密切相关的。浪漫主义建筑所体现的正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审美立场。
当时有一批英国画家，根据考古、实地考察和文物调查，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建筑、城市、家具、服装、用品、工具、武器、平面图形一一进行准确详尽的描绘，试图通过绘画来恢复古代社会的整体氛围。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出生于荷兰的英国艺术家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Sir Lawrence Alma-Tadema, 1836—1912），他创作的一系列反映古希腊贵族生活场景的油画，一直引起广泛的社会兴趣，刺激了对古希腊文明的憧憬。直到现在，但凡拍摄古希腊题材的电影，设计师还是会从他的绘画中找寻参考的。
在建筑理论中较早提到古典复兴的是建筑史家西格佛列德·吉迪翁，他在1922年提出浪漫古典主义（Romantic Classicism），并且认为法国皇帝路易十六风格（The Louis XVI style）就是这股风气的起点，“浪漫主义”这个术语，就包含了“罗马风格”的内涵（见吉迪翁的著作：In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1961年版，p2.）。
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的形成、延续时间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其核心目的是要回归到纯正的罗马时代的建筑、艺术风格（to return to the perceived "purity"of the arts of Rome），回归到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古希腊艺术去，也包含了要追寻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风格（16th-century Renaissance Classicism）的动机。在一定意义上，新古典主义的兴起，也和18世纪出现的反对巴洛克风格烦琐装饰的思潮密切相关。
对于19世纪早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浪潮，影响最大的两位人物是上面提到过的埃廷涅-路易斯·波勒和克劳德·尼可拉斯·勒杜瓦。波勒和他的学生在意大利、希腊画了大量描绘古罗马、古希腊建筑的版画、速写、水彩，这些绘画反映了他通过现场考察所认识到的古典建筑的形式、比例、装饰和构造，直接影响了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师，从而推动了建筑设计，并影响到当时的室内设计、景观设计，以及家具和用品设计。
新古典主义主要集中在建筑设计和家具设计上，具体的时间因国家不同略有差异，大概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到19世纪初期。多个欧洲国家卷入了这场设计运动，在不同的国家，新古典设计风格有不同的称谓。在英国叫作“乔治风格”（Georgian style），在法国叫作“路易十六风格”（Louis XVI style），在美国叫作“联邦风格”（the Federal style）或者“帝国风格”（the Empire style），在有些欧洲国家则叫作“格里希风格”（Grecian style）、“埃特鲁斯坎风格”（Etruscan style）。虽然叫法各异，但从这些设计的动机、根源上讲，则都是属于新古典范畴的。
塔德玛1870年的画作，对古希腊的室内装饰、家具、服装等，都有细致的描绘。
詹姆斯·卢特绘制的英格兰威尔特郡的方特山修道院（Fonthill）。
新古典家具设计的参照对象都是当时人们崇拜的古典时期的设计，特别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设计风格，古典时期的家具传世极少，人们能够接触到的古典式样，一方面来源于少数遗存的绘画、雕塑、浮雕作品，而主要的第一手资料是来源于18世纪中期庞贝古城的发掘，从发掘的文物、壁画中得到了直接的认识。
新古典家具对于形式非常重视，其目的是要让家具表现出强烈的古典感觉，舒适感倒在其次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设计上就要严格遵照古典的比例、尺度，线条要简练。与巴洛克风格比较，新古典家具鲜用曲线、弧线、漩涡装饰，因而更显挺拔庄严。新古典家具虽然也有许多细节装饰，但很少是原创的，基本都是从古典家具的装饰中借鉴过来的，因此仿古的成分在设计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新古典风格的家具经常采用珍贵木料镶嵌、金箔和其他金属材料点缀等装饰手法，追求奢华和庄严感。
新古典家具的种类，比以往更多，屏风、壁炉屏（fire screens，围在壁炉前面起保护作用的金属屏），各种椅子、沙发、脚凳（footstools）、书架，还有不少躺椅（the chaise lounge）。从考古中得知埃及女皇克里奥帕德拉（Cleopatra）经常倚在躺椅上，从而造成躺椅的流行。这些家具在设计风格上尽量模仿古希腊、古罗马，而功能上则配合当时的 使用需求。从当时市场的情况来看，新古典家具越近似古典风格，价格就越高。
英国王权历史上的汉诺威王朝（the House of Hanover, 1714—1901）中，有一段叫作“乔治王时期”（The Georgian era）。是指1714—1830年之间，四位都叫乔治的英国国王（从乔治一世到乔治四世）在位的时期。乔治三世曾经患病不能当政，因而让乔治四世以摄政王的身份代理国王，在英国历史上叫作摄政时期（the Regency）。之后从1837—1901年，是维多利亚女皇时期。她去世之后，汉诺威王朝就结束了。
英国的新古典主义家具和设计，集中在乔治时期，因而也叫作“乔治风格”。乔治时期又可分为三段，分别是：早期乔治时期（Early Georgian, 1745—1780），中期乔治时期（Mid Georgian, 1730—1750年代）和晚期乔治时期（Late Georgian, 1750—1830），晚期乔治时期的设计是最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在三个时期中，皇室、贵族的家具风格都走模仿古典的方向，但是乔治一世为人呆板，因此早期乔治时期的设计并不出色，缺乏灵气；中期开始有了比较丰富的发展变化，家具和其他的设计越来越明显地转向新古典风格，以古罗马为中心，古希腊也成了一个参考要素，当时由于从中国进口的家具越来越多见于英国和欧洲市场，因此乔治风格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元素。设计讲究比例、平衡；到摄政时期已经相当庄严华贵，更趋成熟的新古典主义，线条流畅，外形更加简洁，家具的脚往往用球形（ball feet）、虎爪形（claw feet），有些时候还用蛋形、贝壳形、狮头形雕刻做装饰（这种装饰到了亚当时期就不用了）。家具表面采用亚光，色彩也比较沉着，拉手多用白铜，其他五金件也多以铜为材料。家具的品位就显得更加高档。家具的体量也比早期乔治时期小一些，除了审美考虑之外，也考虑市场上能够让更多顾客买得起。到晚期乔治时期，英国的新古典家具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水平了。
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书桌。
英国摄政王时期制作的罗马风格躺椅。
英国家具设计在乔治时期分别由几个皇室匠人主持，他们设计的风格也经常用他们的名字代表。齐彭戴尔、赫普怀特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设计师。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这几位主要的匠人分别是：托马斯·齐彭戴尔（Thomas Chippendale, 1718—1779）代表的“齐彭戴尔风格”（Chippendale）。齐彭戴尔在1754年出版了设计手册《绅士与家具艺人指南》（the Gentlemans and Cabinetmakers Director ），因而“齐彭戴尔”成了早期乔治时期设计风格的代名词。齐彭戴尔的家具主要采用桃花心木（Mahogany）为材料，此前的英国家具多采用胡桃木，乔治时期由于海外贸易、殖民地发达，能够进口珍贵的木材，因此设计师转而使用进口的名贵硬木。硬木除美观之外，还比较抗虫蛀，所以高档家具多用硬木制作。那时英国的家具木料先是从古巴进口，之后又开拓了洪都拉斯，那里的桃花心木质量好，齐彭戴尔基本集中使用这种木料。他的家具风格以古典为依据，很凝重，但有些沉闷。第二位重要的匠人是乔治·赫普怀特（George Hepplewhite, 1727—1786），他的家具风格就被称为“赫普怀特风格”（Hepplewhite）了。他设计的家具除了用桃花心木，还增加了椴木（Satinwood），而使家具出现轻松的感觉，但同时仍有新古典的稳重。他的设计风格轻巧、典雅，椅背常呈扇贝形。他出版了产品风格手册《家具和软垫匠人手册》（The Cabinetmaker and Upholsters Guide ）。第三位匠人叫作托马斯·舍兰顿（Thomas Sheraton, 1751—1806），他的风格被称为“舍兰顿风格”（Sheraton）。舍兰顿的家具设计常常从古典建筑中获得灵感，除了用椴木、桃花心木之外，舍兰顿还喜欢用花梨木（rosewood），并在木料表面绘画。他还喜欢雕刻装饰，设计的柜子常带有可以拉出的小桌面， 作品更加生动有趣。与赫普怀特同时设厂的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 1728—1792）对家具风格亦有自己独到的诠注，被称为“亚当风格”（Adam）。
在乔治时期，英国已经从法国、中国进口家具了。中国家具中花梨木用得比较多，从而影响到罗伯特·亚当转用花梨木。乔治时期的家具是英国新古典风格的鼎盛时期。及至维多利亚时期，虽然有“维多利亚风格”，但是已经出现了各自不同的探索，风格不再那么统一，而使得维多利亚成为一个转变阶段。
新古典主义的英国家具，也就是乔治风格家具，种类相当多，有一些是在这个时期特别设计的，比如躺椅（chaise lounges）、摇椅（wind chairs），不但造型流畅，也代表了一种更加悠闲的生活方式。起居室的沙发、座椅往往用卷筒形扶手，书桌是乔治风格很特别的一个类型，因为社会变化，需要用书桌的时间越来越多，所以书桌的款式、种类也特别多。新古典时期建筑风格最流行的是新帕拉丁诺风格（the Neo-Palladian architecture），空间、体量都趋向比较大的，这种建筑、室内配合乔治风格家具相得益彰。
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得比较早，在18世纪中期已经开始了，这场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现代建筑和现代设计的发展。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英国的城市急剧扩大，人口猛增，住房问题日趋严重，而且工业生产的发展也对工业建筑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工业城市急剧扩大，人口猛增。以曼彻斯特市为例，1750年，该市人口尚不足两万，1801年，已经增加到7万了，而到了1821年，更达到了11万。人口的急剧增长，改变了以前城市规划的简单轮廓，工厂主和劳工的居住区域成为都市当中对立的、完全不同的两个部分，社会生活也呈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区别，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大量贫民窟的出现。
齐彭戴尔1768年设计的书柜，顶部的开口是他常用的装饰手法。
齐彭戴尔1765—1770年设计的椅子，椅背上镂空的哥特式图案亦是他常用的装饰手法。
赫普怀特1787年出版的手册中的各种家具设计示范图例。
建筑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新的建筑设计来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问题，如何通过新的建筑结构和技术来解决工业建筑的需求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功能、经济成本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问题的解决其实就是现代建筑出现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因此，从英国的情况来看，可以知道现代建筑的起源首先是来自经济、社会的需求，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就是说：现代建筑的起源首先是社会总需求，然后才是现代建筑思想的形成。
当然，控制社会财富的英国资产阶级对于通过建筑来实现自我享受、自我体现的企图依然是最令人注目的，这些要求，形成了英国以浪漫主义为中心的各种复古建筑形式。从设计上来看，英国的古典复兴主义是非常有特色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约翰·纳什（John Nash, 1752—1835）的伦敦改造计划。他设计的摄政王大街（Regent Street, 1809—1826）和沿街的一系列重要建筑，伦敦的弯道公园（Park Crescent, London, 1806, 1819—1821），荷兰的卡尔顿宫（Carlton House Terraces, 1812—1814），圣詹姆斯广场（St. James's Park, 1814—1827），干草市场和剧院（Haymarket Theatre, 1820—1821），摄政公园（Regent's Park, 1809—1832），御居（Royal Lodge, 1811—1820），特拉法格广场（Trafalgar Square, 1813—1830），约克大门（York Gate, 1821），皮卡迪里广场（Piccadilly Square），纳什自己的住宅——摄政街14~16号（14—16 Regent Street, 1820—1821）等等，都是具有典型罗马、希腊特点的建筑，是当时弥漫欧洲的古典复兴主义的典型作品，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形式象征的企图与期望。
纳什一系列庞大的改造伦敦市中心的项目开始于1818年，主持这项工作的是英国的摄政王，他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表达英国的财富和国力。从王宫开始，展开一条宽阔的大道，两边都是典雅的、新古典主义的建筑，从南到北把 伦敦市中心分成两边，把原来一片开阔的农田改成公园。纳什基本能够需要什么风格就设计什么风格，除为摄政王设计了摄政王大街、波特兰宫、摄政王公园、公园大道等之外，还设计了豪华典雅的公园村别墅（Park Village East & West, 1823—1834），这是世界上第一批郊区住宅设计。这个巨大的设计项目，表达了英国王室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建筑设计来炫耀自己政治力量的努力。
强调支撑整个英国资产阶级政党的金融核心——英格兰银行的形象是辉格党（the Whigs）最关切的问题。英格兰银行不仅仅是一个金融机构，而且是一个新阶级的权力象征，英格兰银行是权力从旧式贵族阶级转移到新兴的资产阶级手中的象征和标志，因此英国政府对于它的设计非常注意。不但总行的设计通过反复的多方论证和考虑，英格兰银行在英国各个主要城市的分行也都聘用杰出的建筑师设计。其中特别是查尔斯·库克莱尔（Charles Robert Cockerell, 1788—1863），他设计了普利茅斯分行（1835）、布里斯托尔分行（1844）、利物浦分行（1845）、曼彻斯特分行（1845）等各个主要分行。库克莱尔本人是古希腊建筑的崇拜者，他的设计尽力削弱巴洛克的烦琐装饰，发展出一种非常单纯的以希腊风格为中心的古典主义风格，这些建筑迄今依然存在，向人们展示出当时通过建筑所表达的意识形态趋向。
除了这些大型公共建筑之外，复古主义也出现在英国其他各种建筑的设计上，新古典主义在伦敦和英国各地风行一时，其中希腊风格和罗马风格都得到广泛的借鉴。比如约翰·伍德（John Wood, 1728—1782）在巴斯（Bath, England）设计的大型连排住宅皇家弯月楼（The Royal Crescent, 1767—1775），由威廉·威金斯（William Wilkins, 1778—1839）设计的国家艺术博物馆（the National Gallery, 1834）等等，都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赫普怀特1785年设计的扶手椅，扇贝形的椅背是他常用的设计手法之一。
1735年制作的乔治风格双人椅，采用卷筒形扶手，整体造型流畅。
19世纪初，纳什设计的伦敦摄政王大街上的坎普兰住宅（Cumberland Terrace）。
在法国，新古典主义最集中的代表是“路易十六风格”（Louis XVI style），和路易十六之前的几个皇帝时期的风格最大的差异，在于以前的弯曲线条为主的设计风格在这个时期开始消退，让位给严肃、端庄、典雅的新古典，路易十六在位最后几年，新古典主义在法国已经基本完全取代了巴洛克、洛可可风格，成为主要的皇家、贵族设计风尚。由于和古希腊、古罗马的风格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埃特鲁斯坎风格”（the "Etruscan" style），在家具设计上，除了造型模仿古典之外，也用雕塑细节点缀，用金属、陶瓷装饰。由于法国社会出现了一批新的权贵，对于家具、设计要求特别高，因此法国出现了一类新的企业家，自己不处在家具工匠行会之中，但是仍小心翼翼地遵守行规，通过自己网罗的匠人出品一系列精彩的新古典家具来供应客户，这类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号，叫作“定样掮客”（marchands-merciers），法国当时有好几个这样的重要掮客，比如杜瓦（Lazare Duvaux, 1703—1758）、达贵尔（Dominique Daguerre）等。他们可算是最早的设计企业家，根据客户特殊要求组织设计、生产家具。
路易十六风格家具多用直线、几何形式，受古希腊、古罗马家具影响很大，家具设计上细节装饰减少，使用柱形的立柱多，家具楣头用浅浮雕装饰，装饰图案包括橡叶、桂叶卷草、花环、希腊缎带，摆脱了洛可可的阴弱之风，显得比较阳刚大气。据说这对路易十六皇后玛丽·安东尼特（Queen Marie Antoinette）影响很大，她曾亲自找那些“定样掮客”为凡尔赛宫里自己的房间定制了一系列小巧可爱的家具。路易十六本人喜欢粉色系列、色彩突出的木料，他在位的时代是法国家具的黄金时代，家具不但大气庄严，也充满了可爱的小品，卷草花纹、枝蔓花丛、天使（cherubs）、花环（wreaths）、扇贝、海螺、海豚、栅格 （latticework）、不对称的图案众多，这个时代的家具一方面有罗马经典的庄严，同时也不乏活泼趣味。
路易十六时期主要设计师是雷瑟奈（Jean-Henri Riesener, 1734—1806），他主持了大部分凡尔赛宫的家具设计和制作，和英国乔治风格相比，法国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代表路易十六风格突出的主要是趣味性，通过小尺度达到亲和感。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皇朝，在1793年把路易十六、皇后送上断头台，革命改朝换代，转成共和国，新古典风格因此在法国突然中止了。
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动乱之后，拿破仑上台，组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他依然崇尚新古典主义，并尤其注重古罗马风格。拿破仑上任至1814年，这段时期的设计风格叫作“帝国风格”（the Empire Style），是法国新古典主义最后一个风格时期。
大革命以后，法国社会动荡，导致拿破仑在1804年加冕，重新称帝。但他所代表的已经不是旧封建贵族的利益，而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制度，并且在法国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作为一个强势君主，他自然希望能通过建筑来彰显他的改革精神——他在位的10多年期间（1804—1815），法国建造了一系列大型的公共建筑，基本是采用古罗马的风格，只是更加宏大化。在这一系列的建筑中，古典风格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呈现出了简洁、明快、理性、庄严的形式，而琐碎的装饰，特别是法国巴洛克以来过分装饰的趋向逐步消失，有些建筑完全是几何形式的组合，如此高度简练的建筑在法国建筑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拿破仑帝国时期的大量建筑，代表了法国古典主义复兴运动的最高潮，这些建筑凸现了拿破仑对于古罗马建筑的喜爱，也体现了掌握政权之后的资产阶级在建筑上的新要求。
拿破仑时期的大型建筑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内容：
1770年，雷瑟奈为法皇路易十六设计的小柜，既庄严，亦不失趣味感。
雷瑟奈1778年设计的机械桌，桌面可以用手柄控制升降。
法国建筑师伯朗尼阿特设计的巴黎证券交易所，庄严、简洁，一扫巴洛克时期的烦琐和奢华风气。
（l）为经济和贸易发展而设计的新型建筑，主要是与经济活动有关系的大型建筑，比如由伯朗尼阿特（Alexandre-Théodore Brongniart, 1739—1813）设计的巴黎的证券交易所（Palais de la Bourse, 1808—1827），简单朴素，统一采用科林斯柱，庄严而简单，宣告了烦琐的巴洛克的终结，以及讲究功能的、体现严肃的面貌的新建筑时代的开始。
（2）为解决人口日益膨胀的城市居住问题而建造的大量多层住宅公寓建筑，特别是巴黎兴建的庞大住宅建筑，大部分是5~6层，底层是商店，上部是住宅单元，人行道宽敞，且有人行道的绿化带，西欧现代城市的面貌由此基本定型。特别是1811年兴建的巴黎里沃利大街（Rue de Rivoli），整条街道房屋一律为五层（连阁楼部分），下面用廊柱形成的人行道相贯通，即所谓的券廊，与平行的宏伟的卢浮宫和皇家园林形成协调关系，迄今依然是巴黎最具有特色的建筑群之一。
（3）为了炫耀拿破仑征服的功绩而兴建的大型纪念性建筑。这部分建筑基本上依照古罗马的形制，是典型的古典复古主义作品。这些建筑的政治象征性要远远大于实际功能性。比如维格诺（Alexandre Vignon, 1763—1828）设计的玛德林教堂（La Madeleine, 1807—1842），让·夏尔格林（Jean Chalgrin, 1739—1811）1806年设计的雄狮凯旋门（Arc de Triomphe），都是经典的罗马风格的代表作，强调了拿破仑的政治倾向和建立囊括欧洲的庞大拿破仑帝国的野心。玛德林教堂是一座典型的罗马围廊柱式庙宇，是“帝国风格”最突出的代表作。“雄狮凯旋门”在拿破仑倒台之后被称为“明星凯旋门”，也是罗马风格的杰作，现已成为巴黎最重要的地标建筑之一。这两座巨大的建筑对于罗马风格的严谨模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拿破仑的“演兵场凯旋门”完全模仿罗马的赛鲁维斯凯旋门，“雄狮柱”更是罗马图拉真纪功柱（Trajan's Column）的复制 品。拿破仑的御用建筑家查尔斯·皮尔西（Charles Percier, 1764—1838）和方丹（Pierre François Léonard Fontaine, 1762—1853）都大量地从罗马建筑中汲取营养。为了体现拿破仑与贵族阶级没有继承关系，他们刻意避免采用任何波旁王朝使用过的风格，特别是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等等。他们对于古典风格情有独钟，认为没有任何风格能够超过古罗马风格。“我们努力模仿古代，模仿它的精神、它的格言和它的原则，因为它是永恒的。”他们形成的新风格——帝国风格，虽然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来说是进步的，是反贵族和反封建的，但所体现的依然是国家高于人民这一理念——“帝国风格”背后的推动者正是拿破仑本人，他的御用建筑家则完全按照他的意志来设计，因而非常统一和完善，由此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法国所推崇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博爱，并不是全民的，而仅仅是给予资产阶级的——这正是法国的古典主义复兴运动意识形态的实质。
帝国风格突出了“拿破仑是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政治含义，在法国，虽然经历了大革命的破坏，这种风格依然全面恢复“路易十六风格”的精华，并且使之更加庄严宏伟。由政治动机而造成更加强烈的罗马复古倾向，设计上更加宏大，和德国的“彼得迈耶风格”（the Biedermeier style）、美国的“联邦风格”（Federal style）、英国的“摄政王风格”（the Regency style）属于同一类型。在产品设计上，既有“路易十六风格”的古典气派，也更多使用罗马设计的装饰细节，金碧辉煌，这部分家具、用品目前在卢浮宫依然可以看到。
美国通过长时期的独立战争，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在1776年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国家。对于这个新大陆上的新国家而言，通过建造政府公共建筑来体现国家的原则和立场是非常紧迫和重要的，美国的开国元勋都高度强调这些公共建筑的重要性。
方丹设计的盖碗。
1810-1815年间制作的法国帝国风格座钟，因以美国为目标市场，所以钟上的人物雕像是全身戎装的美国总统华盛顿。
1822年制作的法国帝国风格座钟。
美国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
美国建国初期，还有相当一部分亲英国的保皇派分子，他们在建筑上主张接近英国的主流风格，表示对于英国皇室的效忠，这类建筑在美国东海岸，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和弗吉尼亚州一带相当多。而开国的革命者则希望能够通过建筑体现美国的民主精神，他们主张以罗马风格为主，兼容各种欧洲风格，由此形成古典折中主义的建筑面貌。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后任第三届美国总统）是促进罗马风格复兴的主要人物。他本人就是建筑家，曾经在法国学习建筑。美国立国之后，他要求在建筑和规划上消灭一切殖民地的痕迹，建立自己独特的建筑面貌。他亲自设计的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议会大厦（Viginia State Capitol, 1785），就是以罗马建筑为依据的典型作品。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规划与设计，集中反映了美国当时建筑的倾向和存在的问题。美国立国初期，曾以费城为首都，但经过很短一段时间之后，美国政治家们考虑要选择一个能够平衡美国国内不同地理区域利益矛盾的地点来建立新首都：在农业型的南部和工业型的北部，文明水平比较高的东部地区和比较蛮荒的西部地区交界的地点，位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交界、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东侧，美国选择了一个菱形地带作为首都，称为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Washington D.C.），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华盛顿。从首都地点的选择可以看出：美国政治家希望首都能够成为美国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两个不同体系和代表这两个不同体系的阶级——南方的农场主和北方的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均衡点，同时也能兼顾文化水平发展比较高的东部和文化发展低下的西部之间的利益，这正是城市规划上所谓平等方法的考量。这个城市位于波托马克河沿岸，虽然夏天炎热，冬天寒冷，但是风光秀丽，地点正处于四个自然经 济带的交叉中心，体现了首都位置和国内经济、政治平衡的关系。
为了突现古代文明的传承和民主精神，华盛顿的早期设计基本采用了古希腊和托斯坎尼风格，尽量努力避免与贵族阶级统治的英国建筑有任何关系。美国总统住所白宫，是由建筑师詹姆斯·霍班（James Hoban, 1758—1831）在1792年以希腊爱奥尼亚风格为核心风格来设计的，是所谓的“新希腊风格”（the new Greek style）的代表作，基本是希腊风格和托斯坎尼风格的结合，与当时英国的流行建筑形式毫不相干。这个设计，集中体现了美国开国之父们的愿望——在建筑上摆脱英国的影响，以此宣示彻底独立于宗主国的政治立场。1825年，美国政府投资建造立法机关建筑——美利坚合众国国会，由于建筑在华盛顿市中心一个小山丘上，因此俗称为“国会山”（the Capital Hill）。美国首位本土成长起来的建筑师查尔斯·布芬奇（Charles Bulfinch, 1763—1844）以公共建筑监理专员的身份参与了国会山庄设计方案的修改和兴建。他力图通过建筑体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高潮的雅典时期的民主精神，采用了以希腊建筑形式为主，其他欧洲传统建筑形式为辅的混合方式，也就是后来称为的“折中主义”风格设计，建筑宏大，也具有典型的希腊精神。这栋庞大的建筑于1829年完成，成为华盛顿最醒目的公共建筑之一，集中体现了美国开国元勋的思想。
华盛顿市的城市规划是美国“折中主义”（Eclectism）建筑思想的体现，也是美国初期城市规划的一个典型的失败例子。这个城市的规划是法国工程师皮埃尔·查尔斯·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 1754—1825）设计的。美国为了尽量摆脱英国建筑的影响，因而邀请法国建筑师来为他们设计首都，其中包括公共建筑和城市规划。虽然华盛顿摆脱了英国贵族形式，但是严重地受到法国贵族风格的影响，特别是朗方设计的华盛顿城市规划，基本是法国波旁王朝，特别是路易十四时期的巴黎和凡尔赛宫规划风格的翻版。整座城市规划宏大、宽敞，采用几何放射形布局，充满了权力的象征意义。但是在功能方面，无论是建筑布局、街道安排，或是城市尺度的大小，都不符合市民的居住要求。法国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都经常发生市民暴动和革命，为了分隔和控制群众的骚动，所以将街区设计成中心放射型，把城市划分成小块，以达到防止暴动蔓延到城市其他部分的目的。这一点，在路易斯·曼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的《城市史》一书中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因此，巴黎的城市规划，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以中心广场放射形街道达到权威性的象征目的，实质动机则是防止暴乱的蔓延。然而，作为美国首都的华盛顿并不存在这个需求因素，这样的设计，造成了华盛顿日后交通阻塞、道路辨认困难等诸多问题。此外，华盛顿不但应该设计为一个首都，同时也应该是一个能够舒适居住的城市，而朗方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居住功能需求，仅以政治象征性为设计的出发点，道路和建筑的尺度过大，冷漠而缺乏人情味，交通亦不方便。因此，华盛顿的规划显然是设计上过于考虑政治含义而忽视城市基本功能的失败之作，显示出美国在立国初期建筑和城市规划上的幼稚和严重依赖外国建筑师的生搬硬套造成的后果。
1892年的华盛顿特区俯瞰图，以国会山为中心的放射形布局。
美国马萨诸塞州州府大楼，并不完全模仿希腊风格，而是采用折中手法。
与此同时，希腊风格也在美国其他地方得到广泛的采用，其中部分采用模仿希腊的神庙形式，比如费城的美国联邦银行分行建筑（现在的海关大楼）、纽约的海关大楼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建筑；另一类型是不完全模仿希腊，仅仅取其风格品位，加以折中处理，因此更加典雅，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作有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州政府大楼（Massachusetts State House）等。
用工业化、机械化方式批量生产的产品，就是工业产品，18世纪末、19世纪中，西方已经有一些国家批量化生产工业产品了。至于这些产品的设计，一部分是由技术人员、工程师完成的，另外有一些结构比较简单的产品，则是由当时的发明家设计，企业通过购买专利的方式批量生产的。那些早期设计产品的技术员、工程师具体是谁，大多不很清楚；而那些为自己的设计申请了专利的发明家，则基本比较清楚。还有部分产品来自民间的设计，不少是根据传统设计延续下来的，具体的设计者就更难查考了。
十七八世纪，到19世纪早期，工业设计尚未成为一个专门职业。这个阶段的设计被称为“前现代设计”（Pre modern design，这个提法是潘尼·斯巴克在1986年提出来的）。
“前现代设计”中包含有大批工具和日常用具的设计，功能性强，设计合理，并且多数已有很悠久的使用历史，因而具有超常的市场稳定性。例如185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帆布沙滩椅（textile garden chair），185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理发条剪刀，1860年代在欧美出现的木工用曲折尺（folding ruler），186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的公园木长椅，1890年前后在英国和英国殖民地印度出现的被称为“Tiffin”的圆筒形不锈钢饭盒（之后有搪瓷处理的版本），曾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一度相当普及。还有便携式金属威士忌酒壶，英语叫作“Whiskey Flask”，大概是1920年代的产品，这些设计大部分迄今仍在生产和使用，然而设计师却不为人知，这是民间设计的典型状况。
不仅仅西方国家有这样的情况，在亚洲早期批量生产的用品中，也有一些一直沿用到现在，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发明的一次性筷子“割箸”，发明的时间大概是在1870年代，“割”是指把合在一起的木片撕开成两条筷子的方式，而“箸”就是筷子的古代叫法。日文中写作“割り 箸”，也写“割箸”（读音是Waribashi），英语中叫作“Disposable chopsticks”，在中国叫法很多，比如卫生筷、双生筷、一次性筷子、免洗筷子、即弃筷子等等。割箸有几种尺寸，最常见的是6寸、7寸、8寸和9寸四种。在日本一般外卖时免费提供的是6寸和7寸（165mm/180mm）两种，目前最多见的则是8寸（210mm）的，而在怀石料理、宴会等则多使用9寸（240mm）的。在日本，割箸的等级分为六种：丁六、小判、元禄、天削、利久和卵中。丁六（Choroku）是最便宜的割箸，因长度仅6寸，故名丁六。从头到尾都是平的，设计上无甚花巧。小判（Koban）夹食物的尾端部分并非长方形而是椭圆形，像江户时代的流通货币小判金一样，故名小判。元禄（Genroku）是小判的改良品，夹食物的部分四角被削，打磨平滑，更容易把筷子分开。天削（Tensoge）割箸最上端手持的部分被削，让用家易于分辨首尾，不致颠倒使用。通常比较正宗或高级的料理店均会采用这一类型。利久（Rikyu）汉字又可写作“利休”，两支筷子分开但中间紧贴，故又名“夫妇利久”。卵中（Ranchu）是割箸中的最高等级，又名“两口箸”，和利久一样两支筷子是分开的。两端既细且窄，中间比较胖。虽然割箸种类繁多，区分细致，但究竟是谁设计的，却没有记录。
马来西亚槟城的孙中山博物馆里陈列着的19世纪末当地居民使用的圆筒形不锈钢饭盒。
『卵中』是割箸中的最高等级，又名『两口箸』，两支筷子是分开的，两端既细且窄，中间比较胖。
因为专利制度的实施，给我们留下很多早期产品设计师的名字，其中发明家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设计的产品，绝大部分是纯粹功能性的，结构比较简单，功能性很好，也便于大批量机械化生产，所以其中很多都一直用到现在。比如别针，英语叫作safety pin，是美国人沃尔特·杭特（Walter Hunt, 1785—1869）在1849年设计的，这是世界上大概最流行的产品了，五大洲均可见到。更为难得的是， 这个设计用到现在，居然一点不变。而回形针，英语叫作“paperclip”，是挪威人约翰·瓦勒（Johan Vaaler, 1866—1910）在1899年设计的，成为全世界文具中历史最悠久，并且一直无须改变的经典。三脚帆布折椅（tripolina）是英国人约瑟夫·芬比（Joseph Beverly Fenby）在1855年左右设计的，是最早的明确知道设计师的产品。后来出现了很多不同版本的改进设计，比如现在艺术家写生常用的折椅，就是这个设计的衍生。最常用的门锁叫作耶鲁门锁（Yale cylinder lock），是由美国人小林努斯·耶鲁（Linus Yale Jr., 1821—1868）在1861年设计出来的，这个设计，演变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版本，是使用时间最长、最普及的一种门锁。沙丁鱼罐头是用一把钥匙作为开罐柄的，这种罐头扁平，里面头尾对排，整整齐齐放着8~10条沙丁鱼，这种罐头叫作“匙开罐”（Key-opening can），是奥斯特霍德（J.Osterhoudt）在1866年设计的。“标致牌胡椒瓶”（Peugeot Pepper Mill）是由让-佛列德里克·标致（Jean-Frederic Peugeot, 1770—1822）和让-皮埃尔·标致（Jean-Pierre Peugeot, 1768—1852）两兄弟合作，在1874年设计出来的，已成为西餐中典型的调料瓶，由法国标致公司长期出品，一直生产到现在。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全世界的西餐馆都可以看到。
常见的用来取出软木酒瓶塞的螺旋拔塞器，是卡尔·F.A.温克（Karl F. A. Wienke）依据螺旋原理在1882年设计的，并获得专利。今天的拔塞器虽然品种繁多，但基本原理却依然未变。喝汽水用的吸管（drinking straw）是马文·斯通（Marvin Stone, 1842—1898）在1888年发明的，也申请了专利，是设计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项目之一。接近完美的“奥皮乃弹簧刀”（Opinel Knife）是在1890年由约瑟夫·奥皮乃（Joseph Opinel, 1872—1960）设计的，弹簧刀收藏在柄里面，按动弹簧跳出刀刃，开启容易，用途广泛，是最流行的匕首之一。红色把手，里面可以拉出好多种工具的瑞士军刀（Swiss army knife）是瑞士人卡尔·艾森纳（Karl Elsener, 1860—1918）在1891年设计的。真空胆热水瓶，英语叫作“themos vacuum flask”，是英国人詹姆斯·德瓦爵士（Sir James Dewar, 1842—1923）在1892年设计的，全世界不同的版本多得不得了，产量惊人。
一直流传至今的『前现代设计』产品——安全别针。
『前现代设计』的又一个『长寿产品』——木质衣夹。
不断进化的瑞士军刀。
在全世界西餐馆常见到的标致牌胡椒瓶。
卡尔·温克发明的螺旋拔塞器。
卡尔·温克发明的螺旋拔塞器的专利文书。
英国曼彻斯特市警察1880年代使用的警哨。
工业化时期最具标志性的产品，自然是自行车、缝纫机、打字机、留声机、照相机等过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产品。这些产品的设计者绝大部分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打字机的历史很长，早在工业革命初期就有好多西方国家生产打字机了。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款，是克里斯多夫·索尔（Christopher Latham Shole, 1819—1890）和卡洛斯·吉登（Carlos Gidden, 1834—1877）合作，在1868年设计的雷明顿一号打字机（Remington No.1 typewriter）。该机设计合理，使用方便，现代打字机的基本结构从此定型，直到电脑取代打字机为止。雷明顿一号的生产历史是从1873年到大约1878年，之后改变了设计。
自行车最早是英国人发明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早的自行车是英国的罗维（Rover）牌，当时叫作安全自行车，设计者是约翰·斯坦利（John Kemp Starley, 1854—1901），是在1885年设计和生产的。那款车还没有充气的轮胎，想必骑起来并不舒服。但是这款设计奠定了日后自行车的基本架构，因此具有历史意义。其中1886年英国莱利公司生产的女装自行车（Raleigh Lady's bicycle）名气最大。莱利是英国自行车名厂，多年来一直生产各种自行车，而最出名的是1886年这款女车。基本结构没有多大变化，一直生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步被其他功能更加完备、材料日渐轻质的自行车取代，这个牌子的自行车对中国国产自行车影响也非常大。
最早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缝纫机的是美国的“胜家”（Singer）公司，1858年，胜家推出别名“草蜢”的轻质家用型缝纫机，当年就销售了3000多台。胜家公司于是在纽约设立了3家制造厂，并且在巴西开展业务。
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有很多重要的发明和设计，其中白炽灯、留声机都对现代生活影响重大。不过，爱迪生设计的留声机仅是个试验性的产品，真正进入千家万户的留声机是经艾美尔·贝林纳（Emil Berliner, 1851—1929）在1897年重新设计的，带个喇叭，用皮带传动，叫作贝林纳B型（“Berliner model B”）留声机，由“格拉莫风”（Grammophone）公司出品，很流行了一阵子。
照相机问世之后，虽然可以摄影了，但是设备非常笨重，价格昂贵，还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美国柯达公司在1900—1901年发明了小型的手提照相机，叫作柯达·布朗尼（Kodak Brownie），是柯达公司的佛兰克·布朗涅尔（Frank A Brownell, 1859—1939）设计的，一直生产到1939年，影响很大。
还有些早期的产品是建筑师设计的，比如公园里用的铸铁长椅，原来是为德国波茨坦公园设计的，设计师叫作卡尔·佛列德里克·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1841），是德国重要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大师。这把铸铁长椅叫作波茨坦花园和海滨椅子（Garden Chair and Bench for Potsdam），是他在1825年设计的，由德国皇家铸铁厂（Royal cast-iron works Saynerhutte）出品，生产到1900年。从1982年又开始重新生产至今，在世界各地的公共场所时常可以见到。
公共设施的设计，由于是政府投资，对质量要求高，因而大部分都能够长期使用。这类例子，除了上面提到的公园铸铁长椅，还有英式圆筒形邮政信箱。英国是最早把邮政服务标准化、全国普及化的国家之一。英国邮政部早在19世纪就组织专门小组设计邮政用品，因为英国殖民地多，这套设计也就影响了全世界，信筒的设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英国邮政信筒叫作“national standard pillar box”，圆筒形状，投信口直开，上有一个出檐的顶，防止雨水灌入，筒体是醒目的红色，底座黑色，是英国邮政部工程部（Post Office Engineering Department）在1879年设计的，也是使用得最广泛的邮箱信筒。进入中国之后，根据中国邮政部门的修改，转成深绿色的，形式则没有改变。
雷明顿一号打字机的档案照片。
1889年莱利公司产品目录上的女式自行车。
1851年8月12日『胜家』缝纫机专利文书上的图片。
贝林纳在实验室中。
德国建筑家卡尔·佛列德里克·辛克尔设计的波茨坦花园和海滨铸铁长凳。
警察用的长哨子在西方通行很多年，而比赛跑道、球场上的哨子则用到今日，这两种哨子的设计人是同一个英国人，叫作约瑟夫·哈德逊（Joseph Hudson, 1847—1928）。其中，警哨（Metropolitan whistle）是1883年设计的，比赛用的哨子（Acem Thunderer）则是1884年设计的，都由艾克米（Acme）哨子公司专利生产。不过，现在全世界各种版本多如牛毛，都弄不清哪款是原装的了。警察用的哨子因为是公共配置，所以沿用至今，设计上并没有多大的修改。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逐步推行义务教育，启发儿童智力发育，具有教育功能的玩具设计日显重要。“前现代设计”时期中，这类教育性玩具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比如名为“ABC积木”（ABC Block）的方块形英语字母积木就是一个例子。小木方块的六个面上分别印有字母和数目字，以及相关的单词和图画，用于学龄前儿童的识字教育。这是美国发明家约翰·海特（John Wesley Hyatt, 1837—1920）在1869年设计的。1879年开始，由阿尔伯尼的安姆博士公司（the Embossing Company of Albany）出品到1955年，之后由“鹅大叔玩具公司”（Uncle goose Toys）接手生产，直到现在。另一种很具有知识性的教育玩具是拼版，用形状不规则的小片木板拼出地图或图画，英语叫作Jigsaw Puzzle，是英国人约翰·斯皮斯布利（John Spilsbury, 1739—1769） 在1766年设计的，迄今也依然在大量生产。人们最熟悉的儿童玩具积木，最早叫作佛罗波尔礼品（Froebel Gifts），是幼儿教育奠基人佛里德里克·佛罗波尔（Friedrich Froebel, 1782—1852）在1837年设计的，英国的米尔顿·布兰德里（Milton Bradley）公司从1869年到1930年代生产，1997年转由“鹅大叔玩具公司”生产。后来，积木的概念延伸到各种各样的设计上去，成为玩具中最庞大的一个类别。可以拼装的机械玩具是用打了圆孔的铁条为基本构件，有螺丝钉和螺丝帽，有工具，让孩子自己动手，设计拼装成各种机械模型。这种玩具叫作马加诺（Maccano），是英国发明家佛兰克·霍恩比（Frank Hornby, 1836—1936）在1901年发明的，具有高度的教育性和娱乐性，是现代玩具中的经典之一。
“前现代设计”时期还有一些单纯娱乐性的儿童玩具，因为设计合理，也流传到今天。比如充填玩具中的“泰迪熊”，就是世界上最普及的儿童玩具之一，是德国人理查德·斯泰福（Richard Steiff, 1877—1939）在1902年设计的。准确地说，应该只有1903—1912年间制造的熊才被称为泰迪熊，不过现在已经成为这类造型的充填动物的总称了。
许多西方企业在这个时期开始大批量生产日用陶瓷、玻璃器皿，满足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市场需求。其中日用陶瓷大部分是由瓷厂的设计师设计的，比如前面提到过的英国韦其伍德的白瓷餐具（Wedgewood white China）等，设计师的姓氏也有准确的记录；除了陶瓷之外，玻璃器皿、刀叉具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用机械化加工方式大批量生产的，设计师也都明确。比如现在宴会中使用的标准水晶酒具，包括高脚酒杯、酒瓶等，原型是奥地利设计师路德维格·罗伯迈耶（Ludwig Lobmeyr, 1829—1917）最早采用石英水晶在1856年设计出来的，称为罗伯迈耶水晶套装酒具（Lobmeyr crystal drinking set）。
印有字母、数字和图形的ABC识字积木。
1957年的马加诺7/8型机械积木说明书。
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系列设计运动，如“工艺美术”“新艺术”等等，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进行讨论。这些设计运动中，都涌现出一些很优秀的设计师，他们设计的各种日用品、家具、餐具，虽然也有批量生产，但因为主要是针对精英阶层的小众市场，所以产量不高，现在存世的不多，已经成为经典的收藏品了。比如英国“工艺美术”运动（the Arts and Crafts）的重要设计师克里斯多夫·德莱赛（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在1873年设计的一个银质糖罐，罐体为倒圆锥形，长着四只动物的脚，相当有趣。由英国的埃金顿公司（Elkington & Company）从1873—1890年出品，之后由阿列西（Alessi）公司出品到现在，依然是最讲究的、最具有特色的银器之一。漂亮的“新艺术”风格椅子——“音乐沙龙”（Musiksalon），是理查德·莱姆斯密特（Richard Riemershmid, 1868—1957）在1898年设计的。椅子的形状和音乐沙龙氛围非常吻合。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 1870—1956）和科罗曼·莫瑟（Koloman Moser, 1868—1918）都是维也纳“分离派”运动的主将，霍夫曼是建筑师，而莫瑟是平面设计家，他们在1903年合作设计的普科斯多夫椅子（Purkesdorf），用白色、黑色几何图案设计坐垫，是“分离派”著名的作品之一。他们的其他几件设计作品也都很成功：约瑟夫·霍夫曼1904年设计的平扁刀叉具（flat model），由奥地利的维也纳工作同盟（Wiener Werkstatte）从1904年开始出品；同年，霍夫曼设计了银器水果盘（fruit bowl），也是由奥地利的维也纳工作同盟出品的，1970年后转为佛兰兹公司（Franz Mobelwerkstatten）出品。果盘好像个大汤盘，周边是方格形的托栅，具有强烈的“分离派”的特色。这些产品都是工业设计萌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已经成为博物馆、收藏家们珍爱的收藏品了。
“前现代设计”时期有一些设计在加工技术上有很 大的突破，也成了经典作品。比如法国人迈克·桑纳（Michael Thonet, 1796—1871）在1859年设计的“桑纳14号椅子”（Thonet chair, No. 14）。1830年，桑纳开始试验压力弯曲木片、木条，再用动物胶固定形状，用这个方法制造家具。他用多层木片叠合弯曲，再用胶固定，在1836年成功地制造出第一把弯木椅子，叫作“波帕德椅子”（德文叫作“Bopparder Schichtholzstuhl”，相当于英语中的“Boppard layerwood chair”），为了能够批量生产这种弯木椅子，他设法收购了胶水工厂“米切斯穆勒”公司（the Michelsmühle）。要推广自己的弯木技术就必须要专利，1837年间，桑纳曾设法在德国、英国、法国、俄国申请，但是都不成功。桑纳回过头来集中精力改进自己的椅子，用热蒸汽来弯木，材料则选择更加细一点、轻一点、结实一点的木条，终于做出了更加优雅、轻巧、美观的桑纳椅子来。掌握了新技术之后，他继续设计了整套采用这种技术生产的系列家具，时髦、漂亮、典雅，又能够批量生产，完全摆脱了以前各种弯木椅子的笨拙、沉重感，是当时实用的功能和美观的形式结合得最好的典范。这批当时叫作“波帕德椅子”的新设计甫一面市，立即受到欧洲市场的欢迎。1841年，他把自己的弯木家具送到德国科伯林兹交易会（the Koblenz trade fair），在那里遇到奥地利亲王克莱蒙兹·莫滕尼克（Prince 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亲王非常喜欢桑纳设计的椅子，邀请他去维也纳宫廷做展示。1842年，桑纳带了全套作品去维也纳皇宫展出，深得皇室成员喜欢，当即被订购了一大批。1849年，桑纳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具公司，叫作桑纳家具公司（the Gebrüder Thonet）。1850年，他设计了桑纳1号椅子，这把精致、典雅的弯木椅子被选送参加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并获得铜牌。这是他的设计第一次获得国际承认，也为桑纳椅子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门户。回到维也纳之后，桑纳继续改进自己的椅子设计，更加轻巧、优雅、结实，线条更加流畅，也能够用更快的速度批量生产，1855年在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上，他改进后的新桑纳椅子获得了银牌奖。这时桑纳椅子已经成了国际市场中热销的产品了。1856年，桑纳在摩拉维亚的科里查尼（Koryčany, Moravia，在今日捷克东部），改用性能更好的山毛榉木（beech）生产桑纳椅。最著名的桑纳椅子，是1859年设计、生产的专供咖啡馆用的桑纳14号，德文叫作“Konsumstuhl Nr. 14”。这把优美、流畅、轻巧的椅子，被誉为“椅子中的椅子”，历久不衰，到1930年为止已经生产了3000万把。1867年举办的巴黎世博会上，桑纳14号椅子荣获金奖。
英国设计师克里斯多夫·德莱赛1873年设计的银质糖罐深受收藏家喜爱。
维也纳『分离派』运动的主将约瑟夫·霍夫曼和科罗曼·莫瑟合作设计的普科斯多夫椅子。
桑纳14号，变的是年代和颜色，不变的是那份舒适和雅致。
烦琐的历史风格在19世纪初期依然兴盛，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哥特复兴风格、法国的“第二帝国”风格和美国以这两种风格混杂的折中主义风格，占据着主导地位。此外，各种历史风格，诸如文艺复兴风格（Renaissance Revival）、新希腊风格（New-Grec）、安妮女皇风格（Queen Anne）、新古典主义风格（Neoclassicism）、罗马复兴风格（Romanesque Revival）、意大利风格（Italianate）、洛可可风格（Rococo）等，也多以“新”“复兴”的面貌出现。直到1850年代之后，“工艺美术”运动（the Arts & Crafts）和“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相继兴起，涌现出一批新设计家，突破了这类以皇权思想为中心的烦琐奢华时尚，提倡恢复自然的手工艺设计，逐步引导出现代设计来。
从1830年代之后，新古典主义逐步式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革命党处死，风格开始瓦解，后被法兰西第二帝国风格取代。英国的汉诺威王朝转入了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设计上也走上烦琐奢华的方向，时间长达70多年。
而另一方面，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挑战这种烦琐趋势的新设计运动，为现代设计奠定了基础。因此，19世纪下半叶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时代。
维多利亚风格（Victorian Style）一词，常用来形容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澳洲等地，尤其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系国家相当盛行的建筑和装饰风格。英国女皇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本名为Alexandrina Victoria, 1819—1901）在位的70年里，大英帝国正处于其鼎盛时期，国力大幅提升，殖民地几乎遍布全球，有“日不落帝国”之称。他们可以从皇冠阴影下任何一个角落获得原材料、汲取设计灵感，英国的设计师们完全无须顾忌欧洲大陆上的风格流派，而有足够的底气广采博纳，自成一统。因而出现了五色纷呈的不同风格和流派。由于史称这个时期为“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盛行的建筑、产品、平面、时尚等设计的风格也就称为“维多利亚风格”了。
然而，虽然一般认为华丽、丰富、堆砌，甚至杂乱，是“维多利亚风格”的特征，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统一的风格。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流行风格的主流的是哥特复兴风格，然后逐步发展得更加华丽、堆砌、花哨起来。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一系列反对这种奢华趋势的设计潮流——如“工艺美术”运动（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自由风格（Liberty style），以及后来的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相继出现。因此，“维多利亚风格”一直是充满变化的。
英国议会大厦。
英国议会大厦建筑细节。
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
需要指出的另一点是，即便在维多利亚时代，也不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都热衷于维多利亚风格的。以英国为例，那些贵族成员或拥有土地的绅士名流，他们的住宅和家具、用具大多是祖上传下来的，大多也相当名贵，已然自成体系，不会因为时尚的变化而去更换；而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劳工阶层和农民，他们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富足到足以购买华丽的维多利亚风格家具和银器。因此，维多利亚风格真正的消费者，只是正在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新兴的工厂主等人群。
到19世纪中期，新建筑材料、新建筑技术、新的工业产品生产技术和印刷技术不断涌现，钢铁、混凝土、大型机械生产已经得到广泛使用。这个时期，现代建筑、现代设计应该怎么发展，是许多建筑师、设计师在考虑、在探索的主要问题。虽然当时的工业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业建筑结构也日趋完善，但是工业建筑的面貌大多单调甚至是刻板、沉闷，无法满足富裕的建筑投资人，他们期待能够发展出一种既利用工业技术结构，同时又具有传统、历史特点的新建筑形式来。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也日益壮大起来，这个新富阶层对于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点缀和美化周围环境，也有能力购买比较高档和贵重的日用品。维多利亚风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19世纪初以来，伦敦成为一座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不断涌现的大都市，铸铁建筑、蒸汽发动机相继诞生，世界上第一条地铁（英国人称为the Tube）、第一台缝纫机、第一个有冲水马桶的公共厕所接连出现。在这一片热潮中，伦敦成为维多利亚风格建筑的大本营。
从事维多利亚风格设计的设计师，对传统的欧洲风格非常留恋，并且力图通过自己的设计将这些风格再现出来。他们将自己喜欢的历史风格一股脑儿混合起来，加以采用， 其中包括古典主义（古希腊与古罗马风格）、意大利民族风格、哥特风格、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流行的所谓伊丽莎白风格、法国传入英国的“帝国风格”等等，在这些风格中，最具有特点的是哥特风格的运用，形成英国独特的“哥特复兴”运动（the Gothic Revival）。1835年由查尔斯·巴利（Sir Charles Barry, 1795—1860）设计、奥古斯都·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 1812—1852）做室内设计和装饰的英国议会大厦（House of Parliament, London, 1840—1870），不但采用了哥特式三叶草形的立面装饰，还采用了一些具有异国情调的装饰细节——西班牙式的锁孔型拱、近东地区的尖塔等等，并且首次将这种新哥特风格引入到大型公共建筑里来。随后出现的一批大型建筑，例如1882年建成的由乔治·E.斯特里特（George Edmund Street, 1824—1881）设计的英国皇家法院大楼（Royal courts of justice），威廉·亨利·巴劳（William Henry Barlow, 1812—1902）设计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St. Pancras Station, 1864—1868）等，都具有相似的特点。
在苏格兰，开始广泛使用钢铁结构设计建筑的先驱之一是亚历山大·汤姆逊（Alexander Thomson, 1817—1875），他的作品采用了现代结构，在形式上虽然放弃了新古典的欧洲传统建筑形式，却依然沿用了埃及、东方建筑的装饰动机。他于1863年在格拉斯哥设计的巴克斯·希德大楼（Buck Head Building, Glasgow）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采用新的建筑材料、新的建筑结构，同时也用古典装饰符号来设计，是这个时期很普遍的手法。苏格兰这个时期涌现了不少这一类的建筑师，包括阿奇巴德·辛普逊（Archibald Simpson, 1790—1847）、亚历山大·马肯泽（Alexander Marshall Mackenzie, 1848—1933）等，他们的作品都有这种现代结构与传统装饰相混合的强烈特点。
在英国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中，采用一些异国情调的建筑细节和装饰动机，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虽然在这个阶段中，哥特复兴风格影响最大、最广，但是各种风格流派也各自有所发展，维多利亚风格正是由各种流派混杂而形成的。准确地来说，它谈不上是一种统一的风格，而是各种欧洲传统风格折中混合的结果，这种风格的流行，反映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企图利用烦琐、华贵的设计来炫耀自己财富的欲望。它的实质是古典折中主义，表现出一种高度烦琐的装饰特征，且具有明显的违反“功能第一”原则的倾向。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建筑上，同时还表现在室内设计、园林和环境设计、家具和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等方面。
格拉斯哥的巴克斯·希德大楼。
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会址——水晶宫。
水晶宫展厅室内，新的建筑结构和材料的运用创造出宽敞明亮的展览空间。
在这场新技术、新材料引起的骚动中，没有一座新建筑能够比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会址——水晶宫更引起震惊的了。在阿尔伯特王子的倡导下举办的伦敦世博会（英文全称为：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通常简称为The Great Exhibition），吸引来全球各地的新产品，成为新工业时代的一个巨型展示橱窗，并由此引发了随后举办的一系列国际博览会，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作为展场的水晶宫，在蜂拥而至的几百万观众的注视下，更是瞬间成为现代建筑的一座里程碑。
约瑟夫·潘克星顿（Joseph Paxton, 1803—1865），曾经建造过深受维多利亚女皇称赞的查特沃斯温室（Chatsworth Greenhouse）。在水晶宫的设计中，他从温室的设计中获得启示，决定选用平板玻璃、钢铁等工业材料，并采用新的预制件拼装的建造方式。他先在其他地方将建筑的梁柱、框架等建筑部件预先做好，分批运到工地来进行装配，然后再安装上平板玻璃的墙体。大大缩短了工期，降低了施工成本。同时，这座拥有约8万平方米室内面积的巨大建筑还可以很方便地拆卸、移走。
水晶宫中，既没有希腊柱头，也没有哥特尖拱，被当 时守旧的人讥为“没有品位”，然而潘克星顿和他的这栋水晶宫，用机械性重复的模数单位、坚硬闪亮的玻璃几何体，以及预制加工部件的装配式建造方式，为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建筑提供了意义重大的启示：机械可以是一种风格的模式，技术可以提供新的材料和新的施工方法，建筑上的创新者不一定是建筑师。
虽然水晶宫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获得广泛称赞，但在1851年的英国，这栋建筑所代表的建筑概念和风格还是过于超前了。当时英国大多数建筑师，还躁动在各种传统风格，尤其是哥特复兴风格（the Gothic Revival）之中。
工业革命对于英国建筑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正是工业材料、工业技术、工业加工方式的发展促成水晶宫这样新型建筑的出现，推动了现代建筑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时代引发的动荡，不仅影响到风格和品位，同时也造成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的剧烈变更，因而激起了强烈的回归过去的情绪——历史成为守旧、害怕变革的人们的避风良港，而这也是维多利亚风格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维多利亚风格不仅仅是19世纪中期和晚期存在于英国的建筑倾向，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建筑理论的薄弱滞后，这种烦琐的复古风格席卷了欧美多个国家，并且流行了很长时间，其中主要是在英语国家，在北美，在澳大利亚等，尤其是当时经济发展很快的美国。
自18世纪开始，就有一些英国建筑师移民到北美以及其他一些英国殖民地，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到19世纪，迁来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英国殖民地国家的英国建筑师更多了。他们带来了英国流行的各种建筑风格，英国当时的一本《营建者》（the Builder magazine ）杂志对于传播英国流行的建筑风格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一些英国建筑师通过在海外设计大型公共建筑而对普及英国流行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建筑师雅科布·莫得（Jacob Wrey Mould, 1825—1886）甚至担任了纽约市的公共建筑部的总建筑师（Chief Architect of Public Works in New York City）、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者，对纽约城市面貌的影响迄今处处可见。
美国加州优里卡市的卡森住宅，典型的安妮女皇风格建筑。
澳大利亚的皇家展览馆。
墨尔本市区内科林斯大道上成排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
1860—1900年间，维多利亚风格的各种流派在美国都很流行，除了追随英国的哥特复兴风格（Gothic Revival）之外，第二帝国风格（Second Empire, 1855—1885）、斯特格风格（Stick-Eastlake, 1860—1890）、安妮女皇风格（Queen Anne, 1880—1910）、理查森罗马风（Richardsonian Romanesque, 1880—1900）、“木瓦墙”风格（Shingle, 1880—1900）都在美国有过流行。美国人很实用主义地将以上各种风格都笼统地称为“维多利亚风格”，特别突出花哨、烦琐的装饰，而且往往在一栋建筑上混杂使用上述几种风格，这和英国比较严谨的手法大相径庭。反映出美国人对形式和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并无所谓的立场。
维多利亚风格对很多美国城市的建筑造成影响，尤其在一些大城市，例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哥伦比亚、底特律、巴尔的摩、路易斯维尔、亚特兰大、新奥尔良、费城、匹兹堡、圣路易斯、圣地亚哥等城市都有许多维多利亚风格建筑的街区，而旧金山更以其众多华美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和住宅区而闻名。
1840—1890年之间，维多利亚风格在澳大利亚也非常流行，并且有多种不同的派生风格出现。当时，澳大利亚正处在淘金热高潮，大量移民涌入，交通、贸易都有很大增长，经济发展很快。在淘金热最盛的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新的建筑大量涌现，其中不少都采用了维多利亚风格。例如在维多利亚州州府墨尔本建成的皇家展览馆（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 1880）、利阿尔托大楼（Rialto Building, 1888），以及在新南威尔士州建起的许多大型住宅都具有强烈的维多利亚风格特征。
不论是大型的公共建筑或商业建筑，以及私人住宅，这些建筑上都充满了繁复堆砌的装饰细节。
维多利亚设计风格除了建筑之外，还在装饰艺术、产品设计、平面设计上有相当广泛的发展，总的特点是以烦琐复杂的装饰（indulged in a grand excess of ornament），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的庄严、简练，这一点在家具设计、用品设计、服饰设计、室内设计上非常明显，有一种暴富的炫耀感，这与70年来无大战一片升平，中产阶级在人口上比例大增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
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具已不再专为皇室、贵族服务，而是开始面向市场化了，因此，所谓维多利亚风格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风格，而是设计师根据客户的喜爱，从各个不同时代的风格中选出一些来拼凑而成的。用得比较多的风格有哥特式（Gothic）、多铎式（Tudor）、伊丽莎白式（Elizabethan）、洛可可式（English Rococo）、新古典式（Neoclassical）等等。最常见的是哥特风格、洛可可复兴风格。
虽然维多利亚风格混杂了多种历史传统风格的装饰动机，然而，不论设计师采用了哪一种历史风格，也不论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手法去混杂，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具设计师们的确创造了如下特色：
①注重表面的处理
②体量较大
③非常华美（ostentatious）
在造型上，维多利亚风格的家具外轮廓大多展示出两凸一凹的轮廓线。亚瑟·琼斯（Arthur Jones）设计的椅子是最清楚不过的例证，这把在水晶宫展出的椅子，椅背像一把放大了的提琴，或者像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所穿的鲸骨裙撑，令人感觉是从女性胴体的丰腴中受到的启发；后来到了Art Nouveau时代，两段凸线就被压缩成一条连绵蜿蜒的曲线，而到再晚一些的现代主义风格，则将缠绵流畅的曲线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完美的几何抛物线和酷酷的直线，展示出工业时代那种机械的冷静和理性。每一次线型的变化，都彰显了风格时尚的一种变化。
美国旧金山的维多利亚风格住宅建筑群。
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具之一：亚瑟·琼斯设计的椅子。
『白日梦者』扶手椅。
用造型纸浆制作的华丽座椅（1854）。
“白日梦者”椅子（Daydreamer）也在水晶宫里展出过，它是由英国人菲兹·库克（H. Fitz Cook）设计的。这把扶手椅的整体轮廓是标准的两凸一凹曲线，没有任何直线的部分；椅脚采用了洛可可风格的向两边蜷曲，而不是与椅面垂直；椅子的面料是华美的绸缎，上面布满了天使、雪花、小狗等复杂的纹样。椅身上满是雕刻的图案和人形——椅背顶上一位是美梦天使，一位是噩梦魔鬼，两边扶手外侧和椅脚的中间也都在讲述着不同的故事，而偏爱叙事情节，也正是维多利亚风格的一个设计特征。
这个时期的家具设计，除了华美的外形、精巧的手工制作工艺之外，还展示了一些设计方面的新的苗头：
首先，设计师们在试用新材料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热情，“白日梦者”椅身所用的材料就不是常见的木料，而是造型纸浆（Papier-mache，将掺入面粉和胶料的纸浆逐层涂到金属模具上成型）；其他人在制作家具的时候，已开始用到了铸铁、锌，甚至橡胶。还有一些设计师则着迷于不同材料的模仿，例如将玻璃涂上油漆仿大理石，或用油漆在水泥面上涂出石料的效果来等。
在采用新材料和发明新的加工工艺方面，约翰·亨利·贝尔特（John Henry Belter, 1804—1863）的层压胶合花梨木板家具大概可以算是当时最大胆的尝试了。这位从 德国移居纽约的家具设计师，在1856年成功地申请到一项专利：他将花梨木（Rosewood）锯成大约1/16英寸厚的薄板，先将这些薄板用砂纸打磨得非常光滑，再用胶粘起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夹板之一。他根据设计图形的需要，在需要雕出花卉、水果、涡卷等装饰细节的地方粘上更多层的薄板。然后将粘贴好的椅背用蒸汽加热，压成凹下的弧形，最后在比较厚的部分采用浮雕和通雕的手法，用机械加工出繁复丰茂的装饰细节来。贝尔特的这些花梨木胶合板家具，在当时纽约的上流社会享有盛誉，是美国早期维多利亚风格家具的代表作品。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全盛期，因此在设计上亦出现了很多现代产品。另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新尝试是制作多功能的家具，例如英国的泰勒父子公司（Tayler & Sons）生产的一张蒸汽艇上用的沙发，在需要的时候竟然可以变成救生艇。另外一个例子则是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家具商人威廉·S.伍顿（William S. Wooton, 1835—1907）于1874年获得专利的一张秘书工作台，既是写字台，又是文件架，又有储物格，装饰手法上则带有明显的哥特复兴风格特征。
在室内设计方面，维多利亚时期很讲究功能空间的布局，房间、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分隔得清清楚楚，绝不含糊，室内的空间布局反映了对于尊卑、长幼、公私、内外等社会关系的重视。一栋住宅里，最重要的空间是接待室，英语叫作“Parlor”（亦称为Drawing Room），就是正式客厅、接待厅的综合空间，这是反映主人身份地位的门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品位非常重要，因而这一空间成了整个室内设计的重中之重。一般来说，客厅面积最大，各种装饰品布满空间和墙面，家具、墙纸、灯具、壁炉、壁炉屏、装饰用的小品、陶瓷、雕塑摆得密密麻麻。第二重要的空间是正式餐厅，也具有这种炫耀的目的性。在餐厅中，壁橱柜是最突出的，其他部分也装饰华贵。
约翰·亨利·贝尔特的花梨木胶合板沙发。
英国画家亨利·T.杜恩（Henry Treffry Dunn, 1838-1899）笔下的维多利亚时期艺术家的客厅。
维多利亚风格室内实例：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故居的客厅。
约翰·亨利·贝尔特的花梨木胶合板沙发装饰细节。
泰勒父子公司生产的可以变成救生艇的船用沙发。
威廉·伍顿设计的多用途秘书工作台。
维多利亚风格的墙面有几种不同的装饰方式，一种是用单色，不同空间的墙面色彩是不同的；入口、楼道、走廊用浅灰色，目的是衬托出房间的色彩，比较富裕的家庭用大理石、木料做墙面，收入低一点，但又钟情于维多利亚风格的家庭就采用墙纸。至于用灰泥做成的墙面，则多用泥刀加工成斧剁石的形状，用假石装饰相当普遍。也经常有用油漆在廉价的墙面木板上画上名贵的木纹，以假代真的。房间内的色彩大多选用色温相同的色彩，不同的房间选用色彩环上邻近的颜色，叫作“统一调和”（the harmony by analogy）。不过，全部用相邻色会显得过于沉闷，因此，在维多利亚的室内设计中又加入了第二条原则，叫作“对比调和”（the harmony by contrast），方式就是在一个色调一致的房间内采用少许对比色，起到提神、出彩的效果。比较花哨的维多利亚室内，有时候还会在墙的底部用一个色彩系列的踢脚板（dado）、护板（wainscoting），中部用另外一个色彩，到顶部檐线（frieze）、顶部框架（cornice）再换一个色彩，因此室内是三段色的，很能代表维多利亚时期的市民品位，这种墙面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流行。1863年，佛里德里克·沃顿（Frederick Walton, 1834—1928）发明了一种装饰墙面的油布墙纸（linoleum），背部是防水的油纸，或者类似画布的帆布，上面刷上半液状的亚麻仁油，这种特别的材料可以模拟各种墙面的结构，因为基本就是在画布上描绘需要的材料肌理，并且很容易和后来再添加到墙面上的皮革这类材料粘贴起来，这种特殊墙纸叫作“林克鲁斯塔”（Lincrusta）。
虽然自18世纪以来，洗浴的私人空间已经开始出现，但浴盆、马桶等依然被视为不洁、污浊的东西，以至于185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 1800—1874）想在白宫安放一个浴盆，竟激起了 极大的愤怒；直到1877年，美国的第19任总统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 1822—1893）才算终于在白宫有了自己的浴室。在1880年代，只有1/6的美国家庭拥有专用的浴缸。虽然缓慢，但浴室作为一个重要的室内空间毕竟在维多利亚时期日渐受到重视，浴室专用设备的设计也开始出现了。当然，这些设计也带上了浓重的时代色彩，各种传统装饰动机的混杂使用，连洗手池、厕所马桶也都加上了烦琐的装饰细节。
尽管维多利亚时期的设计师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基本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风格，但他们在作品中对于古典风格的模仿大多非常笼统，而非准确的“还原”。凸凹有致的轮廓线、装饰密集的面料、烦琐的故事性雕刻……他们热衷的这些手法削弱了他们所模仿的那些历史风格的棱角，只留下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躯壳，而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一种氛围。
直到19世纪，产品设计的种类还是相当有限的，除了家具、炊具、餐具，为数不多的玩具之外，还有些交通工具、枪械武器，此外还有少量科学仪器。
不过，从19世纪开始，这种状况开始有了改变。倚仗持续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一个有益于贸易和国际竞争的政治、经济氛围中，制造业不断加速扩张，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从1790—1900年，仅仅美国专利局，就收到了60万份新的专利申请，其中包括大量可以用在农场、工厂、办公室和家庭里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相关的新设备、新产品：机车、蒸汽船、自行车、打字机、计数器、收款机、电话、录音机、洗衣机、缝纫机……面对这些从未有过的新产品，设计师们也面临着建筑师所面对的同样问题：需要为这些新产品披上一件历史风格的外衣吗？这些机械化生产的结晶是否应该有与其自身相应的新风格？
英国银匠约瑟夫·安格尔设计的酒具（1851）。
19世纪初英国著名火器设计师山缪尔·布鲁恩设计的燧发手枪。
俄国画家爱德华·彼得洛维奇（Edward Petrovich）笔下的俄国沙皇马林斯基宫中的蓝色客厅（Blue Drawing room in the Mariinsky Palace）。
W.索恩希尔设计的维多利亚风格剪刀。
1900年美国民族收款机公司出产的441型收款机。
19世纪初的另一款收款机（生产厂家不详）。
法国设计师欧金·维奥列特-勒-杜克（Eugene Viollet-le-duc）设计的洗手池，曾在水晶宫展出过。
英国爱德华·约翰公司（Edward Johns & Co.）1890年出品的抽水马桶。
大多数设计师选择了面向过去、师从自然。从水晶宫里展出的许多产品的设计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趋势。
英国银匠约瑟夫·安格尔（Joseph Angell）设计的一套酒具算是个极端的例子。这些源于哥特风格的酒壶、酒杯，其把手扭结纠缠到让人难以握住，壶身上凹凸不平的复杂花纹让清洗成为麻烦。英国刀具商人沃尔特·索恩希尔（Walter Thornhill）设计的剪刀，其上的华丽装饰，让人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展览会上的一座取暖用的暖炉，其上的装饰性古代骑士铠甲比炉子本身大得多，就连实用性很强的枪械，也被刻花、贴金、镶上象牙手柄。
得益于当时已经出现了许多可锻可铸的新材料（如铸铁、成型纸浆、橡胶等）为工业产品增加更多的装饰细节，并且批量生产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当时的产品设计，往往流于两个极端——或者是因循守旧地抄袭历史上的传统风格，而不顾及产品的功能性和实用性，烦琐、过饰，华而不实；或是简单地顺应工业生产流程，不顾使用者的心理感受和审美需求，产品虽然具有使用功能，但粗糙、简陋。19世纪出现的一款收银机就是一个例子。随着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交易量越来越大，收款机也就应运而生了。功能虽然不错，但设计却让人不敢恭维——要么精雕细琢，弄得像是个首饰盒子；要么简陋不堪，用铁皮将一堆齿轮、转轴遮盖一下就好。这样的情况，当然会引起诟病。社会上和设计界的部分人士将丑陋归罪于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回归到手工操作上去。
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维多利亚时期的设计还是有很大进步的。除了用工业生产方式加工，大大降低了成本之外，产品的功能性和易加工性都有重要的提高。例如美国柯尔特·彼得逊公司生产的单发、0.44口径的左轮手枪 （于1835年获得专利），在水晶宫展出时，虽然曾因为外形简练而被嘲讽为“丑陋”“土气”，但傲慢的英国人也不得不为其优良的功能性而折服。尤其这把手枪的配件都是标准化批量生产的，不但加工速度比手工操作快得多，而且精准度也高得多，部件容易互换，因而维修方便，成为第一把商业化批量生产的自动手枪，并且很快就改进到可以连发五六颗子弹。
另一个引起工业生产大变革的先声是装配线的出现。费城的发明家奥利维·伊万斯（Oliver Evans, 1755—1819）于1785年开始在他的面粉作坊中建起了自动生产线，半成品在传送皮带上传动，工人无须离开自己的位置，每人只负责一道单一的工序，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标准件和装配线的出现，标志着大机器生产的流程日益完善，工业生产将迎来重大突破。这个发明比福特汽车公司的流水线早出100多年。
当维多利亚风格在英国与受英国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印度、锡兰、马来亚、新加坡等等）流行的时候，法国流行的是“第二帝国”（Second Empire）风格。当时，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第三当政，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因此也被人干脆称之为“拿破仑第三”风格（the Napoleon III style）。
第二帝国风格主要起源于建筑，影响到室内、家具和时尚，流行时间在1865—1880年之间。第二帝国风格和以前的新古典风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从墙面使用的石砌方式上，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意大利风格的特点。这种风格的主要特征是：以公共建筑居多，一般体量都相当大；平面布局呈正方形（或近似正方形），室内空间大多呈轴向布局；对于建筑正立面的装饰非常重视，装饰细腻，手法丰富，但轮廓线相当清晰；大多采用双重斜坡屋顶（mansard roofs），室内装饰细节上采用了大量古典主义或文艺复兴风格的动机。塔楼是第二帝国风格的一个重要建筑元素，或用于建筑中部，或用于建筑尾端；装饰柱则是另一个常用的外墙装饰元素，或在首层的弓形门廊上设有一排，或一层一层地从下往上排列。拿破仑第三任内，委任尤金·霍夫曼男爵（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大规模改造巴黎，大量沿用第二帝国风格，迄今到巴黎去，看到的建筑仍以这种风格最多。在巴黎，既有大量的公共建筑，例如爱丽舍宫（Elysee Palace，拿破仑第三曾于1867年完成重大整修，现为法国总统官邸）及其花园部分（Élysée Palace garden façade），加涅尔歌剧院（Palais Garnier, 1861—1875），莱斯工商法庭（the tribunal de commerce），卢浮宫1852—1857年加建的部分等，还有成片的临街五层公寓，都是集中体现这种风格的建筑、室内、家具设计的典型例子。在法国其他地方的重要作品还有比亚利兹的皇宫酒店（Hôtel du Palais, 1854, Biarritz.），阿眠的皮卡迪博物馆（Musée de Picardie, 1855—1867, Amiens.）等等。
山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1835年获得专利的单发.44左轮手枪。
采用第二帝国风格双重斜坡屋顶的临街公寓，是典型的巴黎街头景象。
奥利维·伊万斯的面粉加工厂流水装配线。
第二帝国风格虽然是在法国发展起来的，但是很快就成了一种国际风格，尤其在19世纪的下半叶，影响极其深广。在欧洲，维也纳的歌剧院（Opera House, 1861—1869）、罗马的意大利银行（Bank of Italy, 1885—1892）、柏林的国会大厦（Reichstag building, 1884—1894）都是这类建筑的代表。第二帝国风格在美国也很有影响，美国波士顿老市政厅（Old City Hall, 1862—1865）、华盛顿海军部大楼（Navy Department Building, 1871—1875）、费城市政厅（City Hall, 1871—1901）等都具有典型的第二帝国风格特征。
第二帝国家具和其他室内用品的设计都具有类似的风格特征，以古典主义为基础，加上代表拿破仑皇权、贵族权势的徽章、符号、象征性的植物、动物纹样，气势大、 金碧辉煌，是拿破仑皇权的反映。
第二帝国风格在美国除了被用来做气派、张扬的大型公共建筑之外，也被一些社区用来做豪宅设计的时候使用，这类住宅常有三角形的塔楼，或者比较尖的屋顶、塔顶、楼顶结合使用，很多时候是把铸铁尖顶和避雷针合一设计，既有功能，又有装饰作用。在美国，维多利亚风格和第二帝国风格混用的情况很多见，原因是美国不像欧洲那样重视传统文脉、讲究来龙去脉，对他们来说，无论维多利亚风格还是第二帝国风格，其实只是一种流行时尚而已，常常是笼统地混杂使用，这种做法，在美国甚至延续到20世纪初期都还可以在某些州政府的项目中见到。
莱斯工商法庭。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贝得福德的一处第二帝国风格住宅。
维也纳歌剧院。
美国海军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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