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连那些宁愿选择独裁统治也不愿意处在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之下的中国人也对日本人的一步步蚕食感到恐慌。如同往常一样，蒋介石的支持者们再次督促他对日本做出明确的表态，不过他们心里想的并非武装对抗，而是妥协。1935年，委员长咬紧牙关，表示愿意同东京签署一项友好协议，许诺把所有的西方利益集团从中国驱逐出去，把给西方人的商业特权和租借地都转给日本人。这是一种举世震惊的投降行为，日本外务省对此非常满意，不过日本皇军此时正准备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因此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提议。
蒋介石知道日本人准备发动军事进攻。早在1931年春，即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数月之前，他的首席日本战略分析专家、学者王芃生就警告他说，日本人正在计划夺取满洲里，所以这一次蒋介石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他也不缺少武器。在此之前，孔祥熙又去了一次德国，从克虏伯武器制造厂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双方达成谅解协议，讲明这些武器装备只能用来对付共产党。1936年10月，中国连续两个月成为美国武器装备和战斗机的最大买家。
不出所料，日本人占领了察哈尔省，并进一步要求国民党军队和蓝衣社的人撤离与其毗邻的河北省。此项要求得到满足后，日本人立即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五省纳入其统治下的“自治区”。日本人占领了除北京之外的华北所有地区，北京成了日军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
而在此时，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军队已经结束了长征，到达延安，并开始把各派抗日救国力量团结到它的身边。在许多学生看来，红军那种真正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明确的抗日立场非常有感召力。1935年12月9日，约有一万名学生在北京发起抗日示威游行，这次抗议示威活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隐居上海的宋庆龄也出面支持这些学生，并发起了救国同盟运动。
莫斯科也对日本人的行为感到忧虑不安，它命令中国共产党停止一切反蒋宣传，谋求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在那一大堆腐败成风、头脑简单的军阀当中，张学良算是个有头脑的人。年轻时候的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大部分时间是在满洲里和欧洲度过。他还吸食鸦片和从吗啡中提炼出的白粉。有迹象表明，他的毒瘾是在就医时被染上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堕落，这种事蒋介石手下的军统头子戴笠最拿手。他的父亲张作霖在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后，受爱国心的驱使，张学良选择加入蒋介石这条线。委员长不让他保卫满洲里，致使他因丢失国土而饱受世人诟病。从此之后，日本人每推进一步，委员长都会把他拿出来当替罪羊。恼羞成怒的张学良辞去了所有职务，每日沉迷于毒品之中。
做事耐心的端纳救了他，他说服张学良在去欧洲前戒毒。为了彻底治愈他的毒瘾，端纳还亲自陪伴着他。1934年张学良回国时，整个变了一个人。他的烟瘾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坚定的民族大义。他坚定地认为，要想拯救中国，就需要说服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促膝长谈，商讨如何策划此事。子文肯定也意识到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已经落入他的手中，他与这位身材矮小精悍的满洲里将军一直聊到深夜，探讨除政变之外的各种可以采取的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不过他们似乎并没有找到可以快速解决此事的途径。
1936年年初，张学良私下命令前线的军队停止针对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他已经认识到，在蒋介石和外国列强的控制下，中国的局面日渐衰微，大部分相信共产主义的中国人都开始投向共产党的怀抱。他坚定地认为，在国家遭受外国侵略之时，中国人不能再自相残杀了。
1936年6月，张学良私下会见了周恩来，商讨能否放下异见，制订一项联合行动计划。他的观点再次得到证实，答案就在于建立联合阵线。张学良信守承诺，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双方的总部之间也建起了联系，救国同盟也在中国东北各地建起了分支机构。
关于这种“背叛”的风言风语传到了住在南京的蒋介石的耳朵里，不过戴笠手下的特务们却没有深入探究其中的隐情，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跟委员长汇报说，在即将发动最新一轮“剿共行动”之时，西北前线有点儿不听指挥了。蒋介石决定亲自飞往张学良的司令部所在地西安，逼他就范。
委员长抵达西安后，张学良跟他说，他应该停止“反共运动”，跟毛泽东建立统一战线，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进行一场爱国战争，而不是内战。蒋介石断然否决了他的主张，气冲冲地回到了200英里之外的洛阳野战司令部。张学良跟着他一起去了洛阳，继续争辩此事，却遭到蒋介石一通训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回到西安，宣布将于12月12日正式开始“剿共行动”。本次行动由一名新任的司令官指挥，少帅麾下的全部人马和西北地区的铁腕人物杨虎城将军将被调到华南地区。两位将军试图与蒋介石理论一番，不料歇斯底里的蒋介石甩门而去，带着警卫队驱车去了西安北方12英里之外骊山脚下的唐朝温泉胜地（华清池），这个名为临潼的温泉疗养地就是1927年鲍罗廷回国途中歇脚的地方。
张学良和铁腕人物杨虎城此时已经大难临头。如果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他们的前途就将断送，他们将被调至南方地区，不再受人重视。想出解决办法的是杨虎城，数周之前，他就提出过建议，当时他一语双关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委员长依然保持着以前的习惯，天不亮就起床，把假牙放在床头柜上，穿着睡衣在窗前站立一小时。这栋山中别墅有50名卫兵把守，领头的是一位因镇压过学生运动而臭名远扬的军官。12月12日——即正式发动“剿共行动”的当天清晨5点半，蒋介石正透过卧室后面的窗户向外凝视着院墙外头的山岚。就在此时，在昏暗的曙光中，4辆载有120名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突然堵住了别墅的各个大门。坐在第一辆车上的营长要求卫兵打开大门，遭到守卫的拒绝，于是卡车上的士兵们便立即开火，发起攻击。
蒋介石被枪声吓了一跳。他以为是共产党煽动的兵变，不料枪声越来越密集，其中还夹杂着喊杀声和破门而入的声音，紧接着他的三位副官冲进房间，督促他赶快离开。蒋介石连假牙都来不及戴上就撩起睡衣向后门冲去，那三位副官紧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托着他翻过院墙，由于用力过度，结果把蒋介石给摔到了墙外边，扭伤了脊柱和脚踝。山坡上到处都是岩石，遍布荆棘，根本无处藏身。蒋介石快速爬上山坡，双脚都被划破。他的脚踝疼痛难忍，几乎支撑不住身体，后背也疼得要命。
他下榻的别墅里，兵谏还在继续进行。留在那里的守卫们被一一枪杀，参与兵谏的士兵们挨个房间搜索蒋介石的下落。确定蒋介石已经逃走之后，他们把那个镇压学生的家伙拖上汽车，来到12英里外的西安，然后把他吊死在城门楼上。
毫无疑问，委员长肯定是逃到山上去了。士兵们把整个山都围了起来，带头的那个营长率领士兵们进山搜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他。他们再次返回蒋介石的卧室，发现他的假牙、日记和一些文件都遗落在房间里。
直到上午9点钟，也就是兵谏发生4小时之后，在山坡上搜寻的一个班在一块被称为“老虎岩”的大石头后面发现了一个不太深的山洞。蒋介石就藏在这个山洞里，后背紧贴着石壁，他又冷又累，浑身疼痛。一位士兵把他扛到了肩上，全班的人轮流把他背下了山。一辆汽车正在山脚下等着，他们驱车把蒋介石带到了被铁腕人物杨虎城当作司令部的新市政厅。当时的场面极不和谐，院子里，一支军乐队正在列队等候，一大堆高级军官在等候他的到来。蒋介石穿着睡衣一瘸一拐地从车里走了出来，军乐队立刻奏响军乐，等候在那里的军官们也向他行军礼致敬。张学良上前一步，扶着蒋介石走入房间，委员长躺到床上，开始接受医生的治疗。兵谏至此结束。
问题出在了西安的外围地区。此次兵谏最重要的目标是夺取洛阳空军基地——委员长设在西安以东200英里处的野战司令部。清晨5点前，张学良给驻守当地的一位旅长发去攻击指令，不料那位旅长突然反悔，把电报交给了委员长的卫戍司令。那位司令立即加强了机场戒备，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去警报。这意味着唯一一座离西安最近、可供南京国民政府轰炸叛军的机场仍控制在蒋介石阵营的手里。这次行动计划的失败也使得兵谏的消息提前泄露出去，蒋介石的支持者们立刻反击，发兵夺取了潼关，扼住了陕西省与其北部邻近的山西省之间的咽喉之地。
西安以西的甘肃省省会则成功地落到了叛军支持者手里，从而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张学良随后发布了由众多叛军将领们联名签字的通电，提出以下要求：联合各派，重组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所有政治犯；允许自由举行爱国游行活动；遵循孙文的遗训；即刻召开救国大会。
经过早上的一番折腾，委员长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他拒绝进食，也不肯下床。张学良提议把他搬到一个更舒适的地方，他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肯说。12月14日，端纳（受蒋夫人的委托）抵达西安，经过一番斡旋，蒋介石同意搬到一座私人宅邸。在那里，端纳毫不客气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委员长必须认识到，张学良不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而是一个帕特里克·亨利那样的人物。[1]委员长必须认识到，南京国民政府中有一个亲日集团——他指的是以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军人集团。端纳认为，在当前这个敏感时期，何应钦已经决定利用兵谏之机发动军队，利用飞机大炮攻打西安城。何应钦的支持者们将借拯救委员长的名义炸死他，这样便可为自己也为日本人夺得权力。端纳还急促地警告他说，政府军正在开往西安。
远在上海的蒋夫人听到丈夫被绑架的消息后，当即昏了过去。《时代周刊》如此说道：“蒋夫人和她的哥哥、中国金融界的中流砥柱宋子文，以及其姐夫、在国家紧急时期代理行政院院长职务的孔祥熙博士这三个人把东亚的命运攥到了自己的手中。”
在这场危机中，孔祥熙确实是以行政院代理院长的身份涉足其中，不过人们对他的立场颇为怀疑。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要求立刻发兵攻打西安，以便显示一下政府的军事实力。戴季陶和其他一些联合青帮把蒋介石扶上台的人都支持何应钦的主张，他们现在明显是想以牺牲委员长为代价，自己夺权上台。
不过他们低估了蒋夫人的威力。宋美龄坐火车疾驰南京，冲着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大发一通脾气。首先她必须改变人们认为妇女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保持理智的观点，然后她还需要说服那些将军们延迟他们已经准备就绪的进攻计划。事后她回忆说，当时她是这样提出自己意见的：
我向各位提出这样的请求，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只考虑丈夫个人安危的妇女，而是以一个抱着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希望以最低的代价解决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的公民的身份……但诸位今天在这里商讨的话题严重威胁着委员长的生命。因为在人民的心目中，在我的心目中，在国家所处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委员长的人身安全与国家的持续统一甚至是国家的存亡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用和平手段争取他的获释。
孔祥熙在这个微妙时刻的表现说明，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相信他的忠诚。在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宣布政府轰炸西安的计划时，他态度生硬地说道：“虽然我们急切地盼望委员长能够获释……但我们的态度是，一个人的个人安危不应该成为一种妨碍……这种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西安，确实有点令人痛心。”把古城西安炸个稀巴烂真是太可悲了。
委员长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这些消息，心情越来越沉重。端纳曾就此事警告过他。蒋介石把最亲近的一名副官叫到身边，命令他乘飞机快速赶回南京，下死命令让军队停止进攻。孔祥熙才刚刚当着全国人的面讲进攻不会停止，这让宋家人陷入了微妙的困境中，《时代周刊》在几天之后将其称为“考验宋子文大哥聪明才智的两难境地”。该杂志接着写道：“伟大的宋先生一直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并且在上海股票经纪人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言：宋大哥跟他的小妹蒋夫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十分融洽。他们现在通过家族关系联系在一起，以后也会继续下去，但总免不了时而会发生一些摩擦。”
有人也曾怀疑整个兵谏可能是宋子文一手策划的，目的是牵制他的妹夫。11个师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向西安方向集结，南京国民政府的所有空军力量也在洛阳机场整装待命。
在西安，蒋介石坚决反对张学良提出的八项要求。12月16日，在西安公园进行公开演说时，少帅当着很多民众的面说道：“他拒绝把枪口转向敌人，而是留着子弹镇压我们的同胞。”
包括铁腕人物杨虎城在内的其他叛军将领们则认为，现在对付蒋介石的唯一办法就是枪毙他，但少帅制止了他们的行为。
在北方200英里之外的延安，毛泽东在第一时间获悉了蒋介石被绑架的消息。在窑洞里举行的有300名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说道：“自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日子）以来，蒋介石欠下了累累血债，现在是时候跟他清算一下旧账了。一定要把蒋介石押到保安，让全国人民对他进行公审。”
大家一致同意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西安斡旋，不过他们首先要等待莫斯科发出的指示，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强大到凡事可以自主进行选择的程度。第二天，莫斯科的指示到了：他们除了妥协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具体事宜由周恩来前去办理。斯大林坚持要建立统一战线，释放蒋介石，毛泽东的提议再次遭到否决。
在一封发往伦敦的外交函电中，英国驻东京大使馆大使克莱夫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日本人在这一事件中的立场：
日本人采取观望态度，并且还有点儿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之情。他们觉得，世界各国的人现在肯定认识到，正如日本人早就看出来的那样，中国已经回天无力。
在一次会议上，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向日本大使保证讨伐西安的计划将如期进行。何应钦愤怒地命令宋子文不要干涉，但宋子文冷冷地告诉他，自己是一个普通公民，不是士兵。蒋夫人平息了这场争论，她许诺说，如果何应钦停止干涉，她就不跟子文去西安。
宋子文不敢再拖延，他立即登上了一架专机前往西安。
蒋介石从床上抬起头来，看到子文走进房间，惊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子文递给他一封美龄捎来的信。信上写道：“如果三天之后子文没有返回南京，我定会前往西安，与你生死与共。”委员长深受感动，老泪纵横。子文示意少帅和端纳离开了房间。
他俩私下谈了半个小时。
除了其他事情，蒋介石还告诉子文，抓他的人看了他的日记，明白了他最终的目标还是保卫中国免受日军侵略，便改变了对他的态度。随后他重复了端纳对他的警告，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不是叛军，而是党内那些准备轰炸西安并准备把蒋介石一起炸死的亲日派。
当天晚上，子文带着少帅来到蒋介石的卧室，进行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大家都认为时间紧迫，如果想圆满解决此事的话，那就应该趁着子文在这里的时候把一切都处理好，否则对他们来说一切可能就太晚了。
子文也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经过他的斡旋，南京各派系同意延迟三天开战。时间只有三天，子文的皮包里到底还装着什么能够向他妹夫施加压力的东西，这一点一直不为外人所知。不管怎样，他只用了24小时，而不是三天，便大功告成，蒋介石勉强同意了叛军提出的最重要的几条要求：重组国民政府，建立抗日联合战线，停止内战。蒋介石坚持说，只有他先获释，协议才能够生效。
无论子文是否参与了共谋绑架蒋介石的这场兵谏，他确实鼓励过少帅，让他“做点儿事情”。自1933年被蒋介石打了一耳光之后，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而这次兵谏带来的一切正是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结果。此时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在蒋介石获释之前，还有很多复杂的事情需要处理。子文和端纳急速返回南京，带上蒋夫人和军统头子戴笠一起飞回西安。
他们抵达西安当晚的情景确实值得纪念，当时的场面被一位中国记者拍了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永远保存了下来。随着牵引索发出的声响，一架“福克”三引擎飞机滑行着停在一片泥泞之中，几位疲惫不堪的乘客狼狈地走下飞机，一队头戴羊皮帽的东北军士兵举着火把迎接他们。为了抵御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蒋夫人把耳朵给捂得严严实实。子文近几年发福不少，下巴和围巾连在一起，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他头上戴着一顶带耳朵的黑色熊皮帽，圆鼓鼓的脸上满是坑点，像一只皱皮的葡萄柚。跟在他身后的端纳头发花白、满面风霜，此时正神情忧郁地站立在冷风中。后面则是衣着整洁、一脸谨慎的戴笠，他面貌英俊，充满睿智，锐利的目光正扫视着周围的屋顶，似乎是在查看是否有像他一样的人物埋伏在那里。
最后走下飞机的是蒋夫人的女仆和厨师。因为担心遭人投毒，她每次出行都要带上厨师。多年前，在委员长安排的一次宴会上，张学良曾被人下毒，险些丧命，这次到西安，他可以利用吃饭的机会回敬她一下，但这么做却没有必要。
张学良身穿笔挺的军装从火把圈外走了过来，朝美龄深鞠一躬。多年之前，多才多艺的张学良曾追求过她，而现在，他却成了绑架她丈夫的人。
在头戴皮帽的东北军的护送下，一行人驱车通过吊着屠杀学生的军官的那座城门，穿过几条偏僻的小巷，来到监禁蒋介石的那栋平房前。进门后，蒋夫人走到委员长面前，递给他一个东西。那东西很小，被委员长紧握在手里，其他人则礼貌地转过身去。委员长笨拙地把手抬起来遮住脸，然后转过身来对着客人们，咧开嘴巴笑了——自被抓以来，他已经有11天没有佩戴假牙了，美龄把备用的假牙给他带来了。
第二天（12月23日）上午，蒋夫人的厨师把茶泡好，委员长则跟宋子文、端纳、美龄、戴笠和张学良几人一起坐在一张茶几前。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各地的军阀和军阀派来的代表们不断从这里进进出出。他们最担心的是当地的铁腕人物杨虎城，以及西安邻近地区的那些支持此次兵谏的军事指挥官们。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向美龄汇报：“杨虎城和他的手下不愿意释放委员长。他们说，子文和夫人对我都很好，我的脑袋可能会保得住，但他们的呢？他们现在开始怪我不该把他们牵扯进来，并且由于他们提出的条件一个都没有得到满足，如果现在就释放委员长，他们的下场可能会更惨。”
不过，即便是杨虎城这样的强硬人物也能被周恩来说服，关键是看达成什么样的交易。戴笠同意释放一些政治犯，并发电报做出指示。另外，还达成了保证杨虎城及其下属人身安全的秘密协议，有一笔数量可观的款项在外国银行的账户里被周转。人们喝掉了大量的“拿破仑”牌白兰地，抽掉了很多箱50支一听的英国香烟，最终商定出了一个新内阁的雏形。大家承认黄埔系和CC系的人过于亲日，一致认为可以由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将军取代何应钦担任国防部部长，而新内阁则应由宋子文来主持。委员长原则上同意了八项要求，不过他拒绝做出书面保证，坚持只能当着夫人和大舅哥的面做出口头承诺。他这么做实际上等于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最不会背叛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过听了他的这些话，子文肯定会有点儿恼火，因为蒋介石说的话很少算数。
进入这个房间里的还有周恩来。张学良把他向蒋夫人做了介绍，周恩来显得精明干练，彬彬有礼。24日和25日这两天，周恩来与委员长谈了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周恩来在讲话。由于他们曾在黄埔军校共事的关系，周恩来称蒋介石“校长”。蒋介石在事后提到这次会晤时，称周恩来是他见过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在另一个场合，他还曾动情地向周恩来“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他在这里指的是周恩来出面与铁腕人物杨虎城交涉，向杨保证他会从子文那里拿到一笔钱离开中国远走他乡，从而最终说服杨虎城放了蒋介石。周恩来这么做算是救了蒋介石一命。此外，他这么做显然也是出于共产党政策的考虑：如果要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得不尽最大可能吸纳更多的国民党右派加入其中，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得要蒋介石来担任这个联合战线的名誉领袖。
蒋夫人对周恩来对国家事务的理解也颇为赞许。据说有一次周恩来曾肯定地对她说：“在当前时期，除委员长外，再无第二个人能担任这个国家的领袖。”周恩来向来是一个能屈能伸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进一步补充说：“我们没有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只是说他的抵抗不够坚决，或者说做出的反应还不够迅速。”蒋夫人回答说，将来国内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她态度坚决地对周恩来说：“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到底在西安转手了多少钱，从未有人透露过，这也并不重要。宋子文当时是除杜月笙之外中国最富有的人，排在第三、第四位的分别是孔家和蒋家。他们对钱并不像那些绑架者们那样看得那么重要。
下午三点，委员长和他的随从们，还有少帅张学良，一起离开那栋平房，驱车前往机场。飞机轰鸣着飞向狂风肆虐的天空，他们回到南京时，正赶上庆祝1937年的新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蒋介石逃过一劫这件事被他的崇拜者们理解为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亨利·卢斯不失时机地宣布委员长和蒋夫人将成为1937年的年度杰出人物。卢斯把两人的照片刊登在1938年第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标题为“年度最佳夫妻搭档”。蒋宋美龄在国际上的名气更大了。据美国外交家约翰·帕顿·戴维斯说，在西安的时候，中国的第一夫人就表现出自己具有“一种不凡的气质，要是在古代，当个皇帝也是绰绰有余”。关于这种言论卢斯旗下的媒体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少报道的。
本次不同寻常的事件还有一个尾声。张学良选择跟随委员长一同回到南京无疑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悲观主义者认为他这么做实在是太傻了。为了不丢面子，蒋委员长和夫人后来把自己在这次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描述得天花乱坠，毛泽东对此嗤之以鼻，把他们的描述称为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有趣样本”。
张学良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自首，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西安转到自己的身上，这样做有助于避免产生任何余波，并且通过委屈自己，也帮蒋介石挽回了面子。
张学良勇敢地承担了人们对西安事变的全部指责，这样便把蒋介石在民众面前的狼狈洗得一干二净，把责任都转嫁到了自己身上。（有意思的是，张学良被安置在宋子文在南京的家中。）通过促成建立人们期盼已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后来失败了），张学良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密切，其程度仅次于宋氏家族的成员和杜月笙，他跟宋子文和美龄的关系更是变得非同寻常。但因为深受其辱，再加上张学良又破坏了其粉碎共产党的梦想，蒋介石终其一生都没有原谅他。这件事甚至萦绕在国民党人心头达数十年之久，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开端。蒋介石一定也感觉到这位年轻的东北军将领显示出了很多领袖气质，有朝一日可能取代自己的位置。于是，蒋介石没有放他回去，而是将其软禁起来，交给戴笠看管。
1937年春，蒋介石在耶稣受难日那天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虔诚地说：“要记住，基督叮嘱我们：饶恕那些对我们犯下罪孽的人七十个七次。我认为，在悔改之后，可以允许他们开始新的生活。”
包括子文在内的很多朋友试图争取释放少帅，不过最终没有成功。委员长给这位绑架他的人提供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却使他终生受到严密的监视。据说在被软禁的数十年里，张学良一直在研究明史。
尽管有蒋介石在耶稣受难日那天的赦免令，少帅的同谋者杨虎城将军从欧洲流亡回国之后，还是被抓进了大牢，在戴笠设在重庆附近的一个特别集中营里被关押了11年。他的妻子绝食抗议，最终被饿死了。
多年之后，宋庆龄如此总结蒋介石被绑一事：“张学良做得没错。如果我处在他的位子上也会这么做，只不过我可能会走得更远！”
[1]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军将领，曾私通英军，后逃往英国。帕特里克·亨利：美国政治家，鼓吹北美殖民地团结起来反抗英国统治，其传世名言即为“不自由，毋宁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