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龄结婚的前一个月，庆龄在莫斯科寒风刺骨的红场站了5个小时，观看红军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而举行的阅兵仪式。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没完没了地向士兵们挥手致意。陈丕士回忆说：“我们还不懂得要带着报纸去垫脚的窍门，在某种程度上尚可略略隔寒。但父亲和孙夫人则不堪其苦，因为他们穿的是薄底鞋外加橡胶套鞋。”[1]
庆龄的日子过得很惨。别的都先不说，她的钱已经快花光了。她的家人全都反对她的做法，因此她无法从家庭积蓄里取钱使用。尽管子文后来曾夸耀说，他自己掏腰包给了庆龄一笔定期补贴，但他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忙着侍候他的新主子。孙文给庆龄留下的全部财产就是莫里哀路上的那栋房子。武汉国民政府给她的那点微薄的津贴也用光了。但她仍很倔强，坚决不向克里姆林宫求助，准备等处理完蕾娜的事后就逃到柏林去。
她很少有哪怕是短暂的休息时间。她应邀到莫斯科郊外苏联领导人，包括苏维埃主席的乡间别墅去参观，还同加里宁夫人一起坐了雪橇。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休闲活动，在这些场合，她实际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她变得憔悴消瘦，正如文森特·希恩向美国国务院汇报的那样，“一副可怜的样子”。
各方面都不断要求她就苏共针对中国的各项声明和政策公开发表意见，这让她十分困扰。他们的观点很明确：苏联人在中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因此，所有来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都没有钱，除非到美国，不然在这里也无法得到金钱方面的援助。
11月21日，蕾娜·普罗默去世了。苏联医生一直按照肺结核给她治疗，实际上她是在中国染上了脑炎。她在感恩节那天被火化，所有在苏联的武汉国民政府流亡者都冒着暴风雪前来参加她的葬礼。
悲痛欲绝的希恩这样写道：
送葬那天下午，我们一起走了好几个小时，穿过莫斯科城去新建的火葬场。前来送别的有来自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共产党员代表，很多人跟蕾娜都不认识。天气非常寒冷，我往前走的时候，发现孙夫人弓着腰，浑身不停地颤抖。她从中国的收入来源已经断了，自己又非常要强，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她根本没有过冬的衣服，在这阴沉酷寒的大街上，她只披着一件单薄的黑色斗篷。苏联外交办公室借给她的那辆汽车就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车里面至少还能暖和一些。我想劝她上车，但她不肯。她就这样步行穿过了莫斯科城，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美丽的脸庞低垂着。她也是前几天才大病初愈，脸色苍白得吓人。一切都在这寒冷的阴霾之中继续进行，此时我突然发现，宋庆龄是这些流亡者中最孤独的一个人，她跟在这位最公正无私的朋友的灵柩后面，在薄暮之中颤抖着往前走着。
蕾娜的事情既已安排妥当，庆龄便收拾起仅有的几件行李，借口要去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于1927年12月离开了莫斯科。她最终去了柏林，那里与莫斯科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一战”的失败，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如同服用了过量药物的病人，似乎还没从战败的恐慌中缓过神来。这座城市里有一名蛇蝎美人，名叫安妮塔·柏柏尔的吸毒女，也就是“蓝色天使”的原型。她在“白鼠卡巴莱[2]”歌厅的夜场跳脱衣舞，不管男人女人都可以跟她做爱。当时那里流行一种时尚，私人晚会上经常招一些女招待，她们身穿薄透的女裤，只要付钱给她们就可以随便摸。在著名的库达姆大街，男人穿得像女人，女人穿得像男人。世界简直是颠倒了。那些通常在私下场合才会发生的事情却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上演，并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德国已经陷入经济萧条的汪洋大海之中。
柏林也成了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政客们的避难所。在这里，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你争我斗，而法西斯分子则秘密集会，商讨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
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柏林期间，庆龄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日益壮大的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联盟上面，她找到了他们可以共同奋斗的事业。1927年12月，她被选为该联盟的名誉主席，20个月之后又再次当选。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勇敢无畏的邓演达也在柏林。他俩一起拟订计划，准备在中国发展一种新的“第三势力”，以取代共产党以及蒋介石领导下的反动的国民党。
文森特·希恩在柏林找到了她，对她所处的贫困环境深感震惊。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位朋友，那个外交官又以保密备忘录的形式把这一情况向华盛顿做了汇报。
我从一位好友处得知，孙逸仙夫人来柏林已经有三周了。她的行踪如此隐秘，就连警察都不知道她来到了这里。
她在莫斯科待了半年，那里的生活让她对布尔什维主义完全丧失了信心。
她对中国现有的国民政府不抱任何希望，她认为这个政权已经烂透了，她那个靠政治发财的继子孙科也好不到哪里去。
孙科正在进行环球旅行，并于昨天抵达了柏林。也许是提前知道了他要来的消息，他的继母在他到达柏林的前一天离开了自己的藏身之地。
她同国内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目前正在研究如何通过忠实地实施其夫的“三民主义”来拯救这个国家。
她的生活非常拮据，甚至可以用“寒酸”两个字来形容。
美国曾邀请她做30次演说，每次500美元，目前，她还没有答应。
而在此时，南京的一帮人正在策划一次行动，以便能诱使庆龄回国，落入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之中。他们计划把孙文的灵柩从京郊西山的停放处搬到南京郊外紫金山上的一处永久墓地。这一壮举对蒋介石非常有利，把这位受人尊奉的圣人的遗体搬到离蒋介石近点的地方，可以更好地巩固他的右翼政权。
委员长夫妇拿出一部分新搜刮来的钱财重新整饬了一下破败不堪的南京城。蒋介石无意继续把北京作为中国的窗口，把“北京”（北方京城）两字改成了“北平”（北方平安）。同时，为了适应南京的新形象，蒋介石投入100多万美元在紫金山为孙文建造了一座大理石陵墓。
这座陵墓共耗费8万平方米的大理石，规模宏大，外观丑陋。入口处的牌楼上刻着两个大字：博爱。过了牌楼，里面是一座很大的院子，再往前便是两边种满树木的夹道，道路尽头立着一座三拱的牌楼，上书4个大字：天下为公。再往上就是用苏州花岗岩砌成的8级台阶，直通到上面的一个石砌亭阁，亭后便是陵墓。亭阁有4个尖角，顶上铺着闪闪发亮的蓝色琉璃瓦。里面四壁都刻着孙文的语录，天花板上则挂着他设计的旗帜。这座亭阁的后面专门设计了一个球形陵墓，里面停放着孙文的棺椁。
在蒋介石的敦促下，宋家派年龄最小的子良去柏林接庆龄回国。子良是这个家族里唯一没有疏远庆龄的人。庆龄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此，在离开柏林之前，她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自己与蒋介石及其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原文如下：
我此去中国，是参加将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移至紫金山的仪式的，葬在紫金山是孙先生的遗愿。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不得不申明，我坚持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在那个声明中我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和活动是反革命的……
因此必须十分明确，我参加葬礼绝不是，也绝不能被解释为我要缓和或改变我的决定：只要国民党领导反对孙先生的基本政策，我就绝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子良吓坏了。他说姐姐是个傻女人。据庆龄在柏林的朋友们讲，庆龄的一番话让子良哑口无言，她说：“宋家人是为中国而存在，而中国的存在却并不单是为了宋家。”
她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一位记者记叙了接待时的场景：
越过边境线后，一路上每到一站，都有人在列队欢迎。火车准点抵达了哈尔滨，包括中国官员、铁路领导以及商界、金融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代表在内的一大群人早已在车站等候她的到来。苏联总领事、日本总领事也站在接待的人群当中。孙夫人从专用车厢里出来，快步走进一间摆好香槟和水果的专用候车室，在里面照完相后，便离开车站前往宾馆。晚上7点，人们在六国大饭店设宴款待孙夫人。晚上10点40分，她返回火车站，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前来送行的人比迎接她的人还要多，人们给她献上了很多的鲜花。在一片舞动的彩旗和标语之中，伴着军乐，火车徐徐驶离了车站。
委员长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庆龄在各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庆龄明白这种宣传对蒋介石的意义，她向见到的每一位记者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国民革命已遭到背叛和完全的歪曲……中国最大的污点是，这种可耻的反革命为首者竟是在公众心目中与国民革命运动密切相连的那伙人……他们……正在试图将中国拉回到为个人争权夺利的无谓的战争这条老路上去。
但她的声明影响平平。西方媒体的编辑们似乎把她视为危险的“赤色狂热分子”，对她的报道只占了很少的篇幅。
在北京，在登上前往南京送葬的列车之前，她谁都没有见。她避开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们都支持蒋介石。南京的天气炎热而又潮湿，冗长的下葬仪式让她备受煎熬，攀登紫金山更是苦不堪言。最后，她丈夫的灵柩终于摆放妥当。她随后便去了上海，回到位于莫里哀路上的家中。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她一直保持着沉默。随后，在8月1日，即国际反战日这一天，她再次对蒋介石进行谴责。在上海，这么做实属大胆之举。她的这份声明是以致“柏林反帝联盟电报”的形式发表的。
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但是中国人民大众，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只是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虽然她的用词夹杂着一些让人看了脸红的陈词老调，内容却相当尖锐，可谓一针见血。估计杜月笙看了之后，肯定会用比委员长更恶毒的手段来对付她。在声明发表后的那几天里，也许是孙夫人最临近死期的日子。
她的电文被印成传单四处散发，结果发传单的那个人被逮捕了。还有人抱着一大摞传单从位于南京路先施百货公司的屋顶上扔下来。一位朋友问孙夫人在这通发泄之后的感受，她回答说：“自从发了那份电报，我的内心舒服多了……至于我个人会发生什么事已经无关紧要了。”她的住所受到监视，前来探访她的人也被跟踪，有谣言称她家里在夜晚发出的“咔哒”声实际上是“在向莫斯科发送密电”。庆龄依然表现得很平静。“在我的内心里并没有对革命丧失信心，”她对朋友们说道，“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借着探访的名义，一位曾为了使革命走上歧途而给蒋介石助过力的人就传单的问题前来指责庆龄。为了表明这只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社交访问，他把自己的老婆也带去了。
这个人就是一度曾加入“左”派阵营的狂热分子戴季陶。戴季陶曾给孙文担任过多年的秘书，很早就跟庆龄熟悉。他祖籍浙江，跟蒋介石是同乡，浙江同时也是青帮力量的大本营。他研究过几天马克思主义，还为《资本论》写过一篇中文简介。他曾鼓励朋友们组建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差点儿加入，不过因为在孙文身边工作太忙，他最后放弃了。
1922年，在去四川执行任务的途中，戴季陶突然神秘地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事情发生在汉口，好像是因为与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发生冲突，他的头部受了外伤。当时他企图投江自杀，被救上来之后，转而到佛教中修持苦行的一个支派去寻求内心的平静。1923年秋，戴季陶回到上海后，开始厌恶所有的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杜月笙和张静江都将其视为心腹，并让他相信，救赎之道就在于发动右翼政变，并让蒋介石担任军队名义上的领袖，因为蒋介石这个人“靠得住”。
后来戴季陶突然又不再反对共产党了，并且还在孙文的广州联合政府里谋了个职位，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跟蒋介石成了同事。戴蒋两人通力合作，一起掌控着黄埔军校，对学员们进行精挑细选，悉心栽培。
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联盟越来越感到焦虑，于是戴季陶便出面组织了西山会议，把国民党内那些坚定的右派团结到一起，共同支持蒋介石，并把这些人一个不漏地塞进了杜月笙的口袋里。
蒋介石掌权之后，戴季陶当上了考试院院长，掌握了行政部门的任命权——对一个中国的托尔克马达[3]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实权位子。8月10日，戴季陶来到莫里哀路庆龄的家中后，进行了如下的谈话。下面是从孙夫人笔记中摘录的部分谈话原文：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国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都来劝勉共襄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嗫喏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送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我发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国民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作共产党的捏造不免太愚蠢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出于我自己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恶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国制造混乱。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你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虽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贵党。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以为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账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
宋：“……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和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我很遗憾，你的思想已经堕落了。”
戴：“正好相反，我的思想已经与时俱进了。改进社会状况，改良人民生活，这不是革命的吗？
宋：“国民党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而创建的，绝对不是一个改良派的会社，否则，它就应该叫作进步党了。”
戴：“那末请问你是怎样理解一个革命者的呢？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
宋：“革命者不满意目前的制度，努力以求建设有益于社会广大群众的新的社会秩序来代替旧的社会。请问，迄今你们有什么革命的成绩呢？”
戴：“恐怕你没有注意到政府各部的进步吧。建设工作正在进行，朽败的房屋变成了新建筑，计划建立新的铁路，改革国家交通，救济人民的痛苦……”
宋：“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以万计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
“你是不是以为孙先生组建国民党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呢？”
戴：“介石正在竭力以求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着极大的责任，要克服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情况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使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
宋：“请放心，我并不希望代替蒋君！”
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待些时候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快活一些。我们都是人，怀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样公开进行，不要……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我去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4]
在与夫人一道起身离开时，这位老人转过身来，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他是个容易紧张的人），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要不是因为你是孙夫人，我们一定会要你的命。”
庆龄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你是自己认为的那种革命者，早晚会这么做的。”
庆龄卧室里藏有发报机的事纯属无稽之谈，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如果克里姆林宫想要获得上海的秘密情报的话，只要联系苏联谍报机构驻上海的迪亚曼特、德利本斯基和佐尔格三位高级间谍就可以了。此外，塔斯社的记者罗弗同志和外交部代表克雷姆斯基同志也在上海。
当时在上海的还有一位美国作家、激进主义分子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身体壮实、下巴宽大，模样长得还过得去。她活泼可爱、精力充沛，很有幽默感，喜欢开玩笑。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多年后在红色总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她曾主动请缨，教毛泽东学跳舞。不过后来她曾善意地解释说：“自尊心让他没有接受我的邀请。”最终，她跟随毛泽东的部队四处征讨，对红军体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所做的牺牲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她过惯了艰苦生活，费正清曾这样说道：“她在科罗拉多矿区的下层社会里长大，在那里，‘美国梦’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他的父亲死于酗酒，母亲因为过度劳累而去世，姑姑则沦为了妓女。史沫特莱全凭着自己过人的聪明和坚强的个性才活了下来。”她之所以参加印度的独立运动和中国农民为自由而进行的内战，都是因为受到各种不公现象的刺激。跟一位印度无政府主义者的恋情让她走向了革命。现在，36岁的史沫特莱又以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史沫特莱因与庆龄和共产党交好而被列入了委员长的黑名单。美国军情部门也对她产生了怀疑，认为她可能与以理查德·佐尔格为首的苏联间谍圈有联系。他们做出这种判断，很显然是因为史沫特莱平日里过于随意，让那些跟自己不熟悉的人用自己的地址来收发信件，这些人中就包括几个佐尔格圈子里的苏联人。史沫特莱住在法租界吕班路85号，离庆龄的住处很近，因此也受到了青帮分子的监视。
史沫特莱和庆龄有很多相同之处，包括她们与反帝大同盟之间的联系。她俩在中国还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其中包括新的“第三势力”的成员以及一些共产党员。她们俩都讨厌蒋介石，并且毫不遮掩对他的鄙视，这让那些仰慕蒋介石的人十分憎恨，差点儿以间谍罪的名义把她们抓起来。
南京独裁政权也不断捏造事实。私下里曾流传着这样的消息，暗指报社编辑约翰·鲍威尔在克里姆林宫那边也领一份工资。
虽然庆龄的言论已被封锁，她跟戴季陶之间的那段值得铭记的谈话也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她仍有其他途径来发表自己的言论。后来有一张署名“孙夫人”的传单得以大范围地流传，内容是关于她妹妹美龄的一些丑闻。这张传单看起来不像是孙夫人亲手写的，不过，从内容来看，也只有宋家人才会对美龄的日常生活细节了解得如此详尽：
痛告四万万同胞书
去年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黑帮出身的蒋介石趁机以国民党及其领袖孙中山的名义……夺取了政府的领导权……
蒋介石的行为如同夏桀和纣王这两个暴君一样，对任何私下谈论此事的人一律格杀勿论……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他武断地发行各种各样的公债。他在白种人开办的银行里的存款多达5 000万美元之巨……那位与他非法结婚的妻子宋美龄每年固定从法国订购的各种洗漱用品就达400万美元，她使用的经外国药水处理过的卫生纸每张价值20美元，每双镶嵌钻石的鞋子价值80万美元，一件外套就要花掉50万美元，如此骄奢的生活真是前所未闻。
除了对美龄的衣服和化妆品等进行了一番奇异的描述之外，这份传单中的其他内容可以说纯粹是为了宣传而宣传。只有跟她十分亲近、很熟悉她的人才会知道美龄患有荨麻疹，只要一紧张全身就会起红色的肿块。由于她特别容易紧张，所以这病经常犯。据说她对丝绸床单和内衣裤也特别着迷，一个下午让佣人们给她换三四次床单是常有的事。
通过这种方法攻击委员长夫人也许很不光彩，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与宋家人的较量中，他们那位性格倔强的姐姐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胜算可言。庆龄正在进行一场个人的斗争，她面对的则是南京国民政府、青帮和自己兄弟姐妹的威胁恐吓。庆龄比任何人都明白，她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最危险的敌人便是他们宋家的人，并且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如此说道：
她以前的同僚们企图通过造谣中伤来玷污她的名誉和声望。四处流传着她在苏联和德国跟不同人士结婚的谣言，任何一位谋求与她合作的知名中国革命者都可能被说成是她的新婚丈夫……即便如此，这类谣言也不如那些否认她拥有独立见解的传闻更让她恼怒……“每当我发表一项声明，”在巴黎时，她对我说道，“他们就会加以否认，说我这样的女流之辈不可能有什么见解。听他们的意思，我的所有观点好像都是受莫斯科的影响。”
庆龄曾去过欧洲一段时间，与邓演达到柏林参加一次军事会议。身在欧洲的邓演达一直通过在国内为他工作的朋友和代理人组建一支“第三势力”。庆龄则劝邓演达与她返回上海，与蒋介石面对面地展开斗争。他们同意一起合作，先在暗中组建“第三势力”，等到其力量足以与蒋介石相抗衡时再正式公开活动。庆龄回国几个星期之后，邓演达也悄悄潜入了上海公共租界，在一处安全的住所里建起了总部，并开始联系全国各地的“第三势力”成员，将其力量凝聚到一起。
随着“第三势力”地下力量的日趋活跃和逐步发展，中国在短时期内又出现了一种可以替代共产党和南京独裁政权的势力。邓演达频繁露面，公开指责南京国民政府背叛了人民，变成了军阀、官僚、地主和财阀们利用的工具。他还攻击共产党，指责它置中国人民的利益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之下。他号召发起一场由所有受压迫的“普通民众”支持的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建立一个既远离资本主义又远离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
蒋介石通过杜月笙之手做出安排，由英国和美国巡捕出面，在公共租界内抓捕了邓演达。他们根本不需要费心去提什么正式控告，而是跟踪邓演达来到他的藏身之处，然后将其直接逮捕，交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秘密警察。蒋介石把他监禁在南京城外的一处地方，严刑拷打了几个月。
庆龄竭尽全力想救他出狱，她一再地发出呼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哈罗德·伊萨克斯说，庆龄采取了非比寻常的一步：她亲自到南京面见那位令她厌恶的妹夫。史沫特莱说，在委员长的办公室里，庆龄打破了自己绝不求蒋办事的誓言，一再恳求蒋介石饶过邓演达的性命。蒋介石面无表情地听她诉说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言不发。直到庆龄累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蒋介石才盯着她看了看，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已经下令处死他了。”不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查考。
就在几天前，也即1931年11月29日，在被捕将近一年之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邓演达被押出牢房，被一根金属丝慢慢勒死了。据说那位刽子手非常有名气，他能够在行刑时让受刑人在半小时之内不断气。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庆龄为一个业已死去的人不断求情，而蒋介石则不动声色地看着庆龄流露出的脆弱的一面，他似乎很享受这一刻。庆龄对他的回答深感震惊，回到上海后，她发表声明谴责这一政治谋杀行径：
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来讲，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置于死地。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他为人坚定、耐心、忠诚、勇敢……
我不忍见孙中山40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庆龄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监视和恐吓，与其相反，她的小妹美龄却开始垂帘听政。现在的美龄变得比以往更加精力旺盛，也更加傲慢。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对她的急躁脾气和傲慢态度已经有所察觉，平日里对她以礼相待，却又敬而远之。在与蒋介石婚后的前20年中，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随着蒋介石的忠诚程度以及她促成外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成败而起起落落。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有意用漫画手法来描述委员长夫妇，把他们塑造成浪漫主义的典型，使他的杂志成了报摊上的热销货。在撰写文章时，卢斯一贯喜欢给登上他杂志的名人起一个绰号。他称蒋委员长为“委座”，称美龄为“委座夫人”。中国的记者们则把这两个名字缩写成“委座”和“夫人”，或者有时候称她为“龙夫人”。身材瘦长结实、态度严肃认真的陆军校官约瑟夫·史迪威时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专员，他给这位中国最高领袖起了一个诨名：花生米。
美龄则成了“花生米”与西方世界对话的翻译。她接受“半官方”的采访，撰写长篇书信、杂志文章和书籍，并在美国出版。对美国人来说，此举产生的诱惑力可谓非同小可，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让他们感觉这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聪明女子已经接管了中国的大权，正在对这个神秘而又复杂的国度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接连不断地做出自己的评判。除了东方人的长相外，她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像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正如美龄自己说的那样：“我身上唯一属于中国的东西就是自己的面容。”此外，她还是一位基督徒，这让美国人也感到非常欣慰。
结婚不到两年，美龄便督促蒋介石兑现自己的诺言，让他参加了公开的受洗仪式。做出如此姿态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已经61岁的宋夫人身体并不太好。令众人感到奇怪的是，宋家的这位女统治者已经有点儿喜欢自己的这位新女婿。衣冠楚楚的委员长穿上整洁的军装，身体更显得细长，活像一根军用手杖。他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一大帮衣着整齐的随行参谋、护卫和点头哈腰的官僚们紧随左右。在宋夫人眼中，他预示着宋氏家族的到来——天命通过这位女婿降临到了自己的儿女们身上。宋家人不会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当初庆龄没有与孙文私奔，天命是不会降临到宋家人的头上的。
1930年10月23日，在宋查理的教堂里，江长川牧师为蒋介石施行了受洗仪式。消息传出之后，举国震惊。随后人们便认为这是有人杜撰的假消息。但获悉这一消息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却发出一片赞叹声。经过8年严酷的反基督教宣传鼓动之后，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日子终于可以好过一点儿了，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重。美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她具有自欺欺人的本领，很显然，她把蒋介石的受洗当作一种表忠心的举动。
尽管蒋介石受洗的动机值得怀疑，但宋夫人对他的表现感到很满意。1931年7月23日，她在位于青岛的夏日别墅里离开了人世。
并非所有的人都对蒋介石开始加入基督教深信不疑。美国杂志《基督教世纪》上的一篇社论如此说道：
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其颁布的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法令来看，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对中国基督教会实行的一系列计划持反对意见……教会领袖们正在严肃地商讨他们的计划有无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人们对蒋介石加入基督徒的行列表示审慎的欢迎。很显然，中国之外的教会希望对事情的发展再观望一段时间，然后再确定这次受洗仪式是否可以算作是教会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大部分有理智的基督徒都会承认，想当年康斯坦丁的受洗就给西方教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可怕灾难。同样的，对真正的东欧基督徒来说，弗拉基米尔的受洗更像是一种失败，而非胜利……中国当前的局势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掺杂其中……比如，很显然它目前急需外国的支援，尤其是在贷款方面……它现在是如此需要钱，以致有传言称，中国已经正式或半官方地允许恢复鸦片贸易……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者们明白，让一位受过教会洗礼的基督徒来担任政府首脑并不会降低西方国家对这个政权的兴趣……这些人鼓励总统走出这一步，肯定是事先已经算好了此举会带来哪些直接或实际性的好处……在此奉劝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们不要认为这次受洗确定无疑地表明中国在基督教传播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信心十足的美龄给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们写信的次数不断增多。这些信件中有许多后来都被公布了（很显然，这也正是她所期望的结果）。这些信件在发表的时候经常配有美龄的照片，比如“与委员长一同野餐”之类。信件的内容则包括国事、与封建军阀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成立孤儿院以及各种令人振奋的运动等等。她的文笔风格非常适合美国中产阶级的胃口，其展现出来的正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一个中国的形象。
在第一批发表出来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美龄于1928年写给一位大学同学的信。这位同学把此信转交给了威尔斯利学院校友会，后来在《威尔斯利杂志》上发表了。
毫无疑问，正如你从报纸上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军阀并没有被彻底铲除。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满足一己之私利，他们不顾只有实现中国统一才能拯救国家，公然反抗中央政府。作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我的丈夫竭尽全力阻止叛军将领冯玉祥和阎锡山发动叛乱。但这些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将领们眼里只有自己的私利，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中央政府不断下令对他们进行镇压，我的丈夫以总司令的身份亲率军队……想到我的国家面临的种种灾难，我的心在滴血。旱灾和洪水导致了饥荒，“匪徒们”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煽动，而现在，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无耻的军阀们又挑起了血腥的战争。
美龄是在长期以来一直参与中国事务的端纳的建议下，才摇身一变而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宣传家。这个澳大利亚人再次受到召唤，被请来担任国民党领导层的顾问。他坦率地批评蒋介石和美龄对中国的了解太过狭隘。端纳指出，委员长对这个国家了解得太少，他没有到各个省份去考察。蒋介石在对付军阀和管理军队方面可能很有一套，但他并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他只依照下属的报告行事，这是非常危险的。他总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
而在另一方面，在江西省和福建省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间，毛泽东正在农民的支持下建立第一个中国苏维埃政权。毛泽东跟农民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愿望，相信他们的潜力并寻求他们的支持。端纳指出，如果委员长不能像毛泽东那样了解“他的”人民，就不可能发起有效的反共运动，更没有希望统一中国。他应该出去转一转，虽然蒋介石不喜欢坐飞机，但为了到农村去看看，冒险坐一下也是值得的。他应该把美龄也带上，让她与地方上的传教士们交流交流。
在端纳的建议下，蒋介石进行了一次时间漫长、有时候甚至面临危险的巡视，整个过程中他一直表现得心不在焉，无法唤起大众对他的认可。端纳讲述的一个故事体现了蒋介石当时的心情。
在一个偏远的山村，他们看到一个人把国旗当作围裙系在腰间。看到这群陌生人一脸的愤怒，这个人解释说，他是一个屠夫，这块布正好又在手边，因为是红底的布，血溅上去也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便拿起来用了。大怒之余，蒋介石准备把这个人就地处以绞刑。这时候，端纳插话说：绞死一个屠夫并不能解决问题。要想重新恢复国旗的地位，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做。处死这个屠夫这一令人发指的行为只能在一个地方产生效果，蒋介石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力，下令在全国举行强制性的升旗仪式。无知的是政府，而不是这位屠夫，因此这事不能怪他……蒋介石看到了问题所在，于是便下达了命令。从那天起，每天的早上和晚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大学生、士兵、政府官员和各个组织都要围在旗杆周围，向国旗敬礼。
美龄在中国人民当中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她引起了外国人的极大关注。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接见外国传教士，并到妇女俱乐部发表讲话。她本来就是上海最重要的交际活动家，现在又成了全中国最重要的交际家。她把外国的太太团、教会组织和传教士们都召唤到自己身边。能够扩大对政府的影响，传教士们自然十分高兴，不管是真是假，他们开始把美龄看作一名基督教的战士了。
1933年年底，她提议到位于江西省山区的战斗前线去。经过蒋介石的数次“围剿”，共产党已经损伤惨重，但蒋的军队还没有把游击队从藏身之处赶跑。沿途遇到的农民都因支持共产党而受到惩处。在外国观察家看不见的地方，国民党军队捣毁村里的房屋，烧掉田里的庄稼，所有不明就里没有逃走的农民都被处死。他们告诉美龄，这一切都是共产党人干的。她从来没有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1934年1月中旬，由于天气恶劣，道路难走，加上生活条件较差，美龄患了感冒，卧病在床。利用这段空隙，她向秘书口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然后以书信的形式寄给了她在威尔斯利学院的一位老师。
离开上一个野战司令部后，我们坐了4天舢板，最终到达了建瓯。你也许已经知道，在此次江西“围剿共匪”的战役中，我一直在前线陪着丈夫。这次我带领士兵慰问团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当中，指导江西的妇女们安抚伤员。虽然跟随士兵深入前线的日子很艰苦，但让我高兴的是，我的身体和耐心还都很好，这样我就可以陪在丈夫身边。如果我只是静坐在家里等着，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与他团聚。我们在任何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两个星期，因为部队进军的速度很快。我们互相拥有对方，拥有共同的事业，因此无论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
……我想起了上个月在江西抚州发生的一件事。抚州是我们江西“剿匪”的司令部所在地。一天深夜，我们突然听到从城墙方向传来数百声“乒乒乓乓”的枪声，什么情况？我的丈夫让我赶快把衣服穿好，并派出密探去探听情况。这时候枪声变得越来越急，也越来越密集。当时天气非常寒冷，借着微弱的烛光，我匆匆穿好衣服，然后找出那些不可被敌人得到的文件放在手边，以便在事情紧急、不得不离开此地之时投入火炉中烧掉。然后我掏出手枪，坐下来静等着消息。我听到丈夫下令所有能召集到的士兵组成一道防线，以便被包围之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我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我们知道，敌军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因为我军已经取得了众多胜利，彻底“剿灭”他们已经是指日可待，因此他们很可能铤而走险，想尽一切办法来杀掉我们。除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卫兵，其他人已经都被我丈夫派出去参加战斗去了，因此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防卫可言。我丈夫从不留太多的卫兵在身边，经常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有我在他身边，他能稍微谨慎一些。但他经常跟我讲，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不应过于在意自己的生命，因为过于关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会降低军队的斗志。既然我们是在为国而战，上天也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并且，如果我们会被杀死的话，还有什么能比战死沙场更荣耀的事呢？
……回到抚州之后不到一小时，我们得到消息说，晚上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城门上执勤的士兵在黑暗中把坐在几辆卡车中的我们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是敌军。争执过程中，卡车上的一个人放了一枪，激怒了城墙上的守军，于是城墙周围的士兵们一起朝着这群假想的敌军开火。第二天上午，引发此次事件的那些人都受到了军法惩处。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不过，为了维持纪律，这么做也是很有必要的。当我们不明真相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到一丝恐惧。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想法：首先，含有我们行动计划和军事部署的那些文件绝不能落入敌军之手；其次，如果我被俘，一定要选择开枪自杀，这样可以死得干净体面，也更加可取。因为如果女人落入敌人手里，将会受到难以言表的侮辱和摧残。
除夕那天，我丈夫带着我到附近的山上散步。我们发现了一株开满白色花朵的李树。这真是一个吉兆啊！……他小心翼翼地折了几枝下来。回来后，我们点上蜡烛，他把那几枝花装在一个小竹篮里送给我。这是他给我的新年礼物！我想，从这一点你已经不难看出我愿意与他生死与共的原因了吧：他既有战士的勇敢，又有诗人的情怀！
美龄文中描述的这场战役是纳粹德国最著名的战略家之一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为蒋介石精心策划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蒋介石请求他给予军事援助，于是希特勒便把冯·塞克特和乔治·魏采尔中将派到了中国。委员长决心“剿灭”共产党，而不是抵抗日本人，这一点很符合希特勒的心意。塞克特制订了一项耗资巨大的战略计划，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超预期地从宋子文掌管的银行金库里掏银子出来，最终导致两人在1934年8月的时候大吵了一架。
塞克特让蒋介石在江西的红军占领区修建了数百英里的公路，还要求他修建了成千上万个混凝土防御工事，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用坦克和装甲车发动进攻。随着国民党地面部队一步步向前推进，修建的混凝土碉堡也越来越多，敌人逐渐陷入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塞克特的战略给山区的百姓带来了饥荒，他的焦土政策也使得许多村镇被夷为平地。有关死亡人数的统计，各方面的数字出入很大。美国外交官柯乐博说参加此次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军队有70万人，面对的是15万人的共产党民兵。埃德加·斯诺认为此次战役死亡的共产党有6万人，被杀害或饿死的总人数则有100万。按照这个统计，在这100万死亡人口中，至少有94万人不是共产党人。
1934年，美龄和委员长在气候凉爽、松林环绕的风景名胜牯岭度假，其间美龄还接见了也在此地休假的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们。据传教士们反映，蒋介石政权的政府红利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沾不到边。委员长现在已经“控制”了中国相当大的一片疆域，但老百姓对有关统一和发展的宣传根本就不关心。这些传教士们指出，如果南京国民政府期望得到外国政府和外国资金的支持，蒋介石就必须拿出让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满意的社会福利计划。毕竟，现在正处于“新政”[5]时期。
美龄很快就抓住了他们讲话的核心。她向蒋介石提出了一项建议，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答应了。美龄便把那些传教士们找来，一起商讨制定中国“新政”的细节。这一政策后来被美龄称之为“新生活运动”。她首先提出了中国的四种美德：礼、义、廉、耻，并按照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重新设计这些美德的具体内容。她的“新生活”标准体现了人们熟悉的美国信条：“吐痰在地，在所禁忌；行路走动，安全第一；举止稳重，步武整齐；走路靠左，上车莫挤；窗牖多开，通光通气；捕鼠灭蝇，习劳勿逸；漱口刷牙，黎明即起；饮食养生，莫恣油腻；互救灾难，和洽邻里；端其听视，走路莫急；小孩清洁，零食勿给；厨房厕所，净扫仔细。”
美龄声称：“只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人们才能认识到‘新生活’的真正含义。”
各种新奇的事情开始不断发生。中国儿童团团员们拎着木头箱子在全国各地的城市街头执勤。看到有人歪戴着帽子或者嘴里叼着香烟走过来，就会有一位小团员上前拦住他，然后站到木头箱子上，把帽子给他扶正，把香烟从他的嘴唇间扯下来扔到排水沟里，然后给这个人敬个礼，再从木头箱子上下来，静等下一个倒霉蛋。
中国人对这个运动并不热心，而外国人却非常满意。意识到取悦委员长夫人的重要性的那些政府官员们纷纷支持这场运动。热心过度的军队指挥官们急于取得委员长夫人的欢心，派出恐怖的执勤队，看到谁在大街上吐痰就上去痛打一顿。要是有人走路拖着步子，或者在饭店吃饭时喝葡萄酒或白酒，或者点的菜超过四菜一汤，或者给服务员小费等，只要被执勤队发现了，就会被拖出去挨一顿棍子。（从那之后，为了骗过无处不在的儿童团团员，饭店工作人员都把白兰地和葡萄酒装在茶壶里。）
只要看到涂脂抹粉、穿戴西式服装和帽子的姑娘，警察们都会毫不客气地把她们抓起来，用无法擦除的红墨水在她们的皮肤上盖上“奇装异服”字样的印章。给人烫卷发的理发师和出售有伤风化的游泳衣的店主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侮辱。“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口号贴满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用硕大的字体书写的大字报也贴得到处都是。
此外，一些更具体的计划也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发起公共卫生运动、修建下水道和改进供水系统等。人们对丧葬仪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使之不再像以前那么铺张浪费。同时开始举办集体婚礼，以减少婚礼的花费。诸如烧香磕头、燃放鞭炮、送葬时给逝者烧买路钱等迷信活动也受到抨击。政府“鼓励”民众每天洗三次脸，每周洗一次澡，蔬菜要洗净煮熟了再吃，并开展戒烟运动等。
美龄本人尽力不在公共场合抽烟，不过她很喜欢英国的薄荷香烟，私下里经常一根接一根地抽个不停。
委员长在上海的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用“美龄体”英语写成的文章，支持这场改革运动：
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表现在随波逐流、浑浑噩噩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不分善恶、不辨对错和公私不分。因此，我们的官员们才变得虚伪、贪婪和腐败；我们的民众则如同一盘散沙，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成年人则变得品行不端、愚昧无知。有钱人沉湎于声色犬马，而穷苦人则地位卑下、肮脏猥琐，找不到出路。这一切致使政府权威和道德纲纪分崩离析，社会动荡不安，这些反过来又使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和外国侵略时显得束手无助。
一方面，蒋介石像墨索里尼一样，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国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教会农民们不要随地吐痰，并确保火车能够准点运行；另一方面，他又像希特勒那样，决心除掉社会和政治上的堕落分子，让民众遵纪守法，即便是遇到几次严重的挫折也在所不辞。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有三个支撑：国家主义、对最高领袖的绝对忠诚，以及对民众实行斯巴达式的军事化管理。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的一种通俗表现——一件送给蒋夫人和传教士们的小摆设，整个过程滑稽味道十足，因此，并非所有的外国人都把它当回事。而传教士们现在却无视蒋介石当初受洗时他们在宗教杂志上发出的那些警告，开始忙着搭上“新生活运动”的宣传车，把当初骂蒋介石的政权是反宗教势力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蒋介石对希特勒非常崇拜，最终，他模仿希特勒的“褐衫党”和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组织，蒋介石称之为“蓝衣社”[6]，不过他一直否认该组织的存在。之前蒋介石已有两个秘密机构：陈氏兄弟的党内盖世太保和戴笠的军事秘密警察组织，蓝衣社则是两者之外的衍生机构。
蒋介石变得非常倚重他的青帮导师、被刺杀的革命英雄陈其美的两个侄子。大侄子陈果夫曾负责组织招募7 000名青帮小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那之后又受蒋介石委任，负责在国民党内部建立一个盖世太保组织。作为国民党的组织部部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肃清国民党内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异己分子。
为了确保每个党员都对党忠诚，陈果夫建立了一个遍布每个政府机构的间谍网络。他让自己的弟弟陈立夫来管理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他们的叔父去世之后，陈氏兄弟和蒋介石一起参加了一个青帮仪式，从此三人成了“结拜兄弟”。人们普遍认为，两兄弟中的大哥陈果夫为人更为聪明狡猾。他还是个多才多艺之人，曾自己撰写剧本、作诗填词以自娱自乐。他资助陈立夫去美国读书以及到匹兹堡大学学习采矿专业。1928年，陈立夫弃学回国，担任蒋介石组建的特务机构中统[7]（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一职。这个名称是对国民党政治特务机关的一个委婉称呼。
中统在党内大肆刺探情报，搞党内清洗和政治处决等事，而面对公众的大规模恐怖活动则属地位与其平起平坐的军统（军事调查统计局）的职责范围。军统头子是人称“中国希姆莱”的戴笠。在整整20年的时间里，戴笠是一位在中国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他是委员长的浙江同乡，出生于1895年，青年时代曾在杜月笙手下当青帮打手，并在杜月笙的资助下上过学。1926年，他成为被黄埔军校录取的青帮帮会成员中的一个。北伐战争时期，他是蒋介石与各个小城市中的青帮分支的主要联络人。随着军队一路向北挺进，每到一地，共产党干部们都会提前发动农民起来攻击当地的军阀部队，而戴笠则事先警告青帮敢死队从后方袭击共产党的干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戴笠受命负责反间谍活动，对付国内的日本特工，同时还负责策划针对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白色恐怖活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的所有的秘密活动，除陈氏兄弟执行的那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戴笠干的。戴笠相貌温和，浓眉高挑，笑容和蔼，很容易迷惑人，但知情人却认为他极其凶险。戴笠手下统领着10万名政府特工，此外还有大约两倍数量的青帮分子听他调遣。
这两个特务机构都得到蒋介石组建的蓝衣社的帮助。虽然它是模仿欧洲法西斯狂热分子社团组建而成，但同时也像极了日本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狂热崇拜日本皇军的组织：黑龙会。蓝衣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他们先是聚在一起商定计划，然后便组织实施各种政治暗杀、清除腐败官僚和“国家公敌”。蓝衣社共有10 000名成员，负责管理他们的军官则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青帮学员。南京政权里的每个有实力的派系都有代表加入蓝衣社，其中包括以陈氏兄弟为首、以南京“中央俱乐部”开头字母命名的“CC系”，以及以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为首的所谓的“黄埔系”。此外，蓝衣社的成员中还包括那些既不忠于国民党也不忠于军队，而只听命于戴笠和杜月笙的职业杀手。蒋介石为他们举行了结拜仪式，让他们把手指刺破，把滴出的血混合到一起，成为歃血为盟的拜把子兄弟。
“从幼儿园到坟墓……整个国家都要实行军事化，”担任《经济学人》杂志驻中国记者多年的布莱恩·克洛泽如此写道，“他们的目标是毫无廉耻地实行极权主义。尽管蒋介石自始至终都貌似虔诚地辩称自己一直致力于民主政治，但他与蓝衣社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蓝衣社的成员有很多还是他领导下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这一点毋庸置疑。”
让宋美龄引以为傲并得到其夫果断支持的“新生活运动”充其量不过是蓝衣社的一个公开延伸，一种把儿童团、基督教青年会和外国教会社团纳入蒋介石的全国军事化之下的举措。截至1936年，由于蓝衣社成员狂热凶残，胡乱杀人，给“新生活运动”蒙上了恶名。当年的《文摘》杂志如此写道：“最有可能带来混乱的是蒋介石‘蓝衣社’中的那些恐怖分子，他们以平民身份行排外之事，通过爆炸、刀杀和枪击等方式胡乱杀人。这个一度对蒋介石有用、现在已经失去控制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弗兰肯斯坦[8]式的怪物。”
陈氏兄弟把持的中统对邓演达进行严刑拷打，最终将其绞死之时，备感震惊的并不只有庆龄一个人。
支持蒋介石时间最久也最坚定的一个人此时已经忍无可忍。他就是北京大学前校长、光复会的右派领袖蔡元培。直到邓演达被害之前，他还一直效忠于蒋介石及其他青帮首领们，还曾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宣读过婚书。作为回报，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五院之一的监察院院长。他还担任过教育部部长一职，负责重组全国的大学教育体制。但是，看到这个新政权的所作所为，蔡元培开始产生怀疑，觉得自己正在帮忙产下一个怪胎。他看到侵犯人权的事件到处都在发生。
跟许多其他右派分子不同的是，蔡元培是一个造诣颇深的学者，又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想把他长期蒙在鼓里是不可能的事。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良心自省之后，他辞去了政府中的主要职务，组建了中央研究院，一所进行高级学术研究工作的顶级机构。蔡元培还公开跟庆龄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并与她一起建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蒋介石把任何一位与他作对的人都归为共产党，该同盟的主要目的就是同蒋介石的这种阴险毒辣的活动作斗争。由于当时人们普遍害怕“赤色分子”，蒋介石这样做就可以在“理智而又正直的那些人”的赞许声中，随心所欲地逮捕、监禁、拷打、“清洗”或者处死任何人。
该同盟最初策划了很多行动，其中之一就是解救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陈独秀。陈独秀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可怜书生，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不过，该同盟的行动没有取得成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时候，中央研究院中的一位与蔡元培最亲密的同事杨铨被蓝衣社的人暗杀。杨铨是一位工程师，曾在康奈尔大学上过学，政治上非常活跃。杨铨与蒋介石和杜月笙等人都很熟悉，知道南京政权运作的内幕情况，说话又是口无遮拦，因此无形中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1933年，杨铨很显然是发现了蒋介石和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不愿意阻止日本人入侵满洲里、热河，并越过长城入关的个中缘由，这给企图谋杀杨铨的人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得知杨铨被害的消息，蔡元培震惊不已。他辞去了在政府保留的全部职务，并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厌恶之情，宣告彻底退出政界。
蒋介石对5位追随文坛领袖鲁迅的中国一流作家加以残害，标志着其政权已经走上了极端。鲁迅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神情和蔼，对国民的悲惨生活怀着深深的同情。他最著名的小说是《阿Q正传》。小说描写了一个目不识丁的苦力因为不理解1911年的辛亥革命，继续过着屈辱的生活，但他总能为自己的各种失败找到理由。最后，他因一项自己并没有触犯的罪名而被判死刑，在赶赴刑场的路上，他依然兴高采烈地唱着一句京剧里的著名唱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个故事意在讽刺个人和国家的堕落，而这种堕落正是那些用不切实际的幻想来麻痹大众的权力造成的。鲁迅通过这篇小说传达的信息是，只有农民自己觉醒，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并参与到革命当中，中国才能复兴。他认为：“共和国建立之前，我们是奴隶。成立之后，我们成了前奴隶的奴隶。”
曾经有这么一张照片，庆龄双手交叉坐在中间，她身边坐着的则是萧伯纳、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蔡元培、哈罗德·伊萨克斯、林语堂和鲁迅。照片中的所有人都面带笑容，只有鲁迅除外。鲁迅当年50岁，因患有肺结核而日渐消瘦。1936年，也即这张照片拍摄的三年后，鲁迅因肺结核去世。萧伯纳当时已近耄耋之年，正在上海做短期访问。庆龄和其他几位跟他谈了将近一天的时间，试图让这位老剧作家注意一下蒋介石的暴行，但当时的萧伯纳脑筋已经有一些糊涂，无法从政治的深度考虑这些事情。
多年以来，鲁迅一直在不停地批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防止被捕，他总是居无定所。不过，他虽然跟中共的很多领导人都交好，但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他和庆龄两人惺惺相惜，长期置身事外，没有参与共产党的任何活动。
蒋介石终于对庆龄和鲁迅及围绕在他身边的作家圈子忍无可忍。当时以鲁迅为首形成了一个称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阵营，蒋介石命令秘密警察抓捕这些作家。鲁迅最终逃脱了抓捕，但包括中国最知名的女性作家冯铿在内的5位[9]“左联”领导人却被捕入狱，后被枪杀。
庆龄悲愤地说道：“这就是我们的委员长，他竟然把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活生生地埋掉。很显然，他还没有学到《圣经·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那部分的内容。”
[1] 译文摘自陈丕士《中国召唤我》第106页。——编者注
[2] 卡巴莱是一种歌厅式音乐剧，在欧洲十分盛行。——译者注
[3] 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被称为“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译者注
[4] 译文摘自《与戴传贤谈话笔记》。——编者注
[5] 此处指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译者注
[6] 蓝衣社，全称“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是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组成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团体。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对领袖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强化蒋介石嫡系对军队军官的思想控制。——译者注
[7] 中央调查统计局，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译者注
[8]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主人公，他创造了一个怪物，后来被这个怪物所害。——译者注
[9] 为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这5位“左”翼革命作家，于1931年2月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