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个传统，每个朝代，只有受命于天才能掌权。一旦失去天命，王朝就要破灭。清王朝最终也失去了天命。
北京城接连发生了几件不祥的事，似乎是帝国将要崩塌的前兆。1908年11月，慈禧太后驾崩，她有可能是被毒杀致死的。老佛爷像条百足之虫一样，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控制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都遭到残酷镇压，早该倒台的清政府因此得以苟延残喘多年。1898年，朝廷大臣中的改良派团结在她的政敌、年轻的光绪皇帝周围，于是慈禧太后便囚禁了光绪帝，至此，改良派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现在，在垂死之际，不想让光绪独活于世的慈禧命太监将他毒死。光绪帝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后驾崩。远在梅肯的庆龄得知这一消息，暗中庆祝了好几天。
然而，慈禧的死并没有消除中国国内的罪恶腐败现象。继承皇位的是她的侄孙溥仪。溥仪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太监们只会带着他在深宫之中过骄纵奢侈的隐秘生活。皇权落到了摄政王——他的父亲醇亲王手里，而醇亲王却是个无能之辈。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前或去世之后不久，替她效力多年的那些权势人物一个个撒手人寰，硕果仅存的铁腕人物只剩下诡计多端的军方魁首袁世凯。而此时的袁世凯早被解除兵权，暂时退隐家中，每日以琢磨木工聊以自娱。
权力的分散使中国缺乏有效的统治。清政府的这一明显弱点使孙文得以为革命募集到新的资金。1910年2月，为了再次尝试夺取权力，他又一次动身到美国和加拿大为起义筹措款项。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后的第九次起义，也是自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以来的第七次起义。因为被清政府限制入境，除了第一次起义之外，其他几次孙文都没有直接参加，只是通过派遣密使指挥。跟以前的几次一样，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也是一团糟，缺乏有效训练的起义者不能按时间表行事，结果破坏了整个计划。不过惨败也有令人鼓舞的一面：自发动革命以来，第一次有大批的清军变节加入了革命队伍。此外，一些乡绅和商人也加入进来。这表明，人们对清政府的不满已经跨越了阶级的界限。
孙文从新加坡前往欧洲和美国，一路发表演说，筹集资金。他以未来可能成立的共和国的名义向海外华人做出了给予公民权、商业优惠、议员资格等许诺，还答应给他们塑雕像，捐款最多的人还享有用他们的名字给公园命名的资格。
从中国的槟榔屿到东南亚的其他地区，他募集到了再次组织一次起义所需资金的一半，这让他大受鼓舞。把这笔资金转给上海的查理后，他又匆匆启程，再次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他的募捐达到了高峰：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从该市最大的华人社区里募集到了剩余的一半款项。
新的起义日期定在了1911年4月13日，目标再次集中在广州。然而就在起义前5天，由于太过心急，一位从新加坡招来的起义者自作主张刺杀了清政府驻军统领。收到预警的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全城加强戒备，并把不太可靠的军队都关到了军营里。这跟1895年香港的革命者们因武器问题争吵不休、渡船却自行开走时的情形一模一样。继续坚持原计划已是徒劳无益，而要收手却为时已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些捐钱的华侨们都在满怀期待地等待起义的结果。
起义的领导者们犹豫不决，最终在比原定起义时间晚了两周的4月27日发起了进攻。当日下午5点30分，130名手持手枪和自制炸弹的起义者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没人去通知准备参加暴动的那部分被称为“新军”的清政府部队，所以他们并没有到场，参加起义的只有这群人数不多的乌合之众。当这些人冲进总督衙门的内院，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他们准备撤离时，却发现后路早已被大批清军堵死。一个起义者自认为可以策动清军士兵临阵变节，结果刚张开嘴就被一颗子弹击倒在地。叛军首领发现大势已去，便溜进街头的一家店铺，换上便装，消失在夜色之中。
剩下的革命者只能靠自己了，结果有将近100个年轻的革命者当场被杀或被捕。被捕者要么被绞死，要么被砍头，就连那些已经惨死街头的人也被砍了头。
“尽管烈士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精神，”参加过这次起义的历史学家吴玉章写道：
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武装起义终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任何脱离大众革命斗争的武装起义都只不过是一种军事冒险行为。同盟会领导的许多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它们鼓舞了数不胜数的人民大众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多人感到惶恐不安。
革命领导者们对广州起义的惨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记者端纳访问了宋查理的华美书馆。在书馆中，他发现这里与往常一样，聚集着一大群革命的高层领导。
查理高兴地与端纳打招呼，他笑道：“澳大利亚人有没有什么搅乱敌人的法子？”
他们不停地讨论每次起义都遇到的组织不力的问题，端纳在一旁听了一会儿，然后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说道：
反清大业实现后该怎么办？你们都避而不谈建立政府的问题。创立政府可是件大事，必须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这可绝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梦想或者希望。你们必须任用那些既受过训练又有才干的人……
一位参与密谋的人摇了摇手，轻描淡写地说道：“哦，你说的那些都属于具体的问题，我想会有人关心这些细节方面的事情。”
一听此言，宋查理显得十分忧虑。
然而，此时此刻研究夺权之后政府该如何运作已经为时已晚。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的庆龄刚升大三不久，事情发生了。
在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驻军中一批心怀不满的军官正独自策划反抗清政府的起义。10月9日，在他们的一个隐秘据点里，一颗自制炸弹不慎爆炸了。
闻声赶来的巡捕在现场发现了各种文件资料、徽章、印章和旗帜等物品。他们迅速采取行动，袭击了位于不远处的小朝街里的密谋策划总部，逮捕了大批谋反者。一时间，武汉三镇城门紧闭，各处军营被清军包围，巡捕们拿着叛军花名册四处拿人，全城一片风声鹤唳。对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军官们来说，他们面临的选择其实很简单：要么心甘情愿被捕，接受残酷刑罚；要么孤注一掷，发起策划已久的暴动。于是，有4个营的官兵突然发动兵变，并控制了武昌。总督逃到泊在长江中的一艘炮艇上。那天是1911年10月10日，后来10月10日被称作“辛亥革命纪念日”。
兵变部队缺少有效的组织。率众起义的人是当地一个名为“文学社”的革命组织的成员，他们在政坛上毫无名气，与三合会没有太大的关联，跟孙文的同盟会也没有直接联系。虽然如此，他们却在无意之中完成了他人多年来没有做到的事。10月12日，即那颗自制炸弹发生爆炸两天后，叛军成立了临时共和政府，提名他们的指挥官黎元洪担任革命军政府都督。在接下来的数天或数周之内，各省纷纷加入反叛阵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统治。
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清政府决定最后一搏，下旨召回“退隐在家”的已故慈禧太后的首席军事顾问、奸诈狡猾的袁世凯。
袁世凯算得上是一个军阀，多年来一直在清政府背后把持着军权。19世纪90年代改良之风在中国兴起之际，他组建了中国首支“现代化”军队，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慈禧太后驾崩之后，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但在1911年，奉召重掌兵权的袁世凯意识到这是他攫取权力的一次良机。他向叛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却故意不将其击溃。他的目的是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优势，但又不至于壮大清政府的军事力量，然后坐等双方的实力一点点消耗殆尽。
清政府的命运最终落入了外国列强手中。清政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这一点各国都心知肚明。当时，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最为强大，它是支持清政府还是支持各路叛军，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这一点跟半个多世纪前太平天国起义时的情形非常相似。
英国人已经明确表示它不会采取任何支持清政府的行动。看到英国表明了立场，其他各国也站到它这一边。由于西方各国采取骑墙态度，清政府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不过，英国也拒绝支持共和派，它故意将中国的命运交到了袁世凯的手中，试图将袁世凯扶植成新的铁腕人物，让中国重新陷入专制独裁和社会混乱之中。
革命发生时，孙文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那天上午，他准备坐火车去堪萨斯城，吃早饭的时候他打开一张报纸，才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报道中列出了可能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人员名单，他发现自己也位列其中。他意识到，这个处于襁褓之中的新政府的命运掌握在外国列强手中，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如果他本人能得到西方各国的支持，那么获得领导职位就没有什么悬念。因此，他没有选择急匆匆地返回国内，而是直奔华盛顿，秘密求见国务卿诺克斯。国务卿拒绝与他见面。毫不气馁的孙文又匆忙赶往纽约，从那里坐船去了英国。
到伦敦后，孙文联系上了大军火商维克斯—马克西姆公司的总裁特雷弗·道森爵士。特雷弗爵士也希望与中国的新政府签订大单，便答应把孙文的话传给外交部。除了许诺其他的一些条件之外，孙文还准备给予英国在华优惠政策，许诺任用英国军官执掌中国海军，并确保3 500万秘密会社成员为英国效力。这些连哄带骗的谄媚做法并没有奏效，很久以前英国外交部就认定孙文只不过是个空话连篇的人。实际上，此时英国政府早已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将坚定地支持铁腕人物袁世凯。孙文得到的唯一保证是英国将保持“中立”——这一点北京的英国使馆早就披露过了。
大失所望的孙文又来到了巴黎，在这里，他见到了法国总统克列孟梭，但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两手空空的孙文从马赛登船，返回国内。
一次次的失败使孙文不再受到其主要政敌的重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公众面前树立起的革命者形象，追随他的人们相信是他加快了清政府的垮台。1911年12月25日，孙文抵达上海后，同盟会中那些忠诚的帮会成员，包括查理和霭龄，都像迎接英雄一样欢庆他的归来。孙文直接去了查理家中，与助手们磋商相关事务。在华南大部分地区，革命已成既定事实，不过北方地区的形势还不明朗。包括火药桶武汉在内的光复地区的代表们已经来到了明朝故都南京，这里将成为共和国的新首都。把首都从北京迁至此地意在表明新政府与明朝之间的某种关联：既偿还了明朝的血债，又拔掉了清朝的尖牙。聚集在南京的代表们迫切地想选出一位共和国总统，但到目前为止，对任何一位候选领导人都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一致意见。他们正在寻找一位双方都能认可的人物。
孙文在霭龄和查理的陪同下来到南京，再次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并获得全部选票，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文就职后不久，查理给庆龄寄去了一面首批制作的中华民国五色旗。她的室友后来回忆说，看到庆龄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墙根，然后站上去，一把扯下原来挂在上面的大清国龙旗，把新旗挂了上去。
“打倒龙旗！”她高声喊道，“高举民国国旗！”（国旗上的红、黄、蓝、白、黑这5道横条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5个民族。）
获悉清政府倒台的消息后，庆龄兴奋不已。她比以往更加关注围绕这些巨变所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及促成这些变化的那些人。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份学生杂志上刊登了她的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由于这篇文章体现了她后来的许多坚定的信仰，因此有必要在此探讨一下其中的部分内容：
众多教育家和政治家们一致认为，中国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自滑铁卢战役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民大众从存在了4 000多年的君主专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都化为泡影。这场革命还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在这个自私自利的王朝的残酷压榨下，中国从曾经的繁荣富强沦落为现如今的贫穷落后。清政府的倒台，意味着世界上最野蛮的制度和道德沦丧的旧体制已经废除。
就在5个月前，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共和国会建立起来。对一些人来说，就连先成立一个立宪政府的想法都让他们颇为怀疑。但是，上至政治家，下至黎民百姓，每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中国人都具有反清意识。所有的苦难，如饥荒、水灾和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等等问题，归根结底都源于清政府及各级贪官污吏的残暴统治。这次宏大革命的起因正是阶级压迫，表面看来，革命造成了动荡，实际上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大幸事。我们已经目睹了改革的到来，而在暴君的统治下，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正兴起剪辫子运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去除了这个累赘——也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还有不计其数的改革正在推进之中……
这场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这两个不可或缺的权利，多少人英勇地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但中国还没有实现博爱，这是全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如果没有人类之间的友爱，互相之间不能如同兄弟般相待，那么自由就没有安全的基础，真正的平等也只能是一个梦想。
从梅肯《电讯报》的报道中，庆龄看到，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次正式活动，就是率众带着祭品前往明朝皇帝的陵墓进行拜祭。此举意在表明，他最终实现了在三合会歃血为盟时的誓言：反清复明。
但是，一个月后，他辞职了。
虽然孙文在南京挂着临时大总统的头衔，实权仍然掌握在北京的实力派袁世凯手中。袁世凯擅长宫廷权术，又是操纵刺杀活动的老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牢牢掌握着中国的命运。袁世凯坐镇被外国政府视为权力中心的北京城，背后有英国政府的支持，手下的北洋军控制着华北地区，没有他的合作，民国政府不过是一个空壳。小皇帝溥仪仍然在位，充当他的傀儡，也算是清政府留下的一件遗物。面对四分五裂的中国，共和派无法代表全国人民说话。为了让人们彻底认识到这一点，袁世凯的手下在其控制的北方各省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然后在一边袖手旁观。没有袁世凯的北洋军及巡捕的合作，孙文无法平息这些骚乱。他们故意让他显出无能为力的样子。
孙文领导的同盟会根本就没有做好面对革命现实的准备，就连孙文本人也一直认为辛亥革命不过是“纯属偶然”，他领导的同盟会的代表们甚至都没有在新政府里担任领导职务。结果就是，在中国形成了两个共和政府基地：参加起义的革命者们在辛亥革命发生地武汉成立了军政府，孙文领导的同盟会则把上海和南京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为了统一共和派势力，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的政党：国民党。新成立的国民党非但不能控制局面，反而不断受到其他反革命集团的抵抗和反对。
几天之后，孙文就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半点儿权力都没有。铁腕人物袁世凯一直背着他跟各个共和派小集团的领导者们进行谈判，告诉他们只有他才是结束乱局、统一天下的唯一人选。袁世凯糊弄他们说，他将加入国民党，并会说服手下的各个部长也加入该党。他许诺说，一旦民主共和派接受他的条件，让他接任孙文担任大总统，他将立即废黜小皇帝，结束帝制。
理性的思考之后，孙文觉得他已经完成了引领中国恢复自由的初衷，但当他最终不得不承认“现如今只有袁世凯才是唯一能够统治中国的人”的时候，内心一定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孙文提出的条件是：废黜小皇帝，迁都南京。只要袁世凯能做到这两点，他就让位。袁世凯接受了他的条件，2月12日，溥仪退位。两天之后，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宣布就职。4月1日，孙文搬出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给袁世凯腾出地方。当年9月，孙文就任袁大总统政府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之职。
随后是可怕的幡然醒悟的时刻。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立刻开始着手把那些无恶不作的手下安插到相应的岗位上，最有权势的那部分人则被安排进入内阁。仍留在内阁中的几位民主共和派领导人发现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状态，袁世凯夺去他们手中的权力、实施独裁统治是迟早的事。这种手段似曾相识，虽然如此，很多民主共和派人士却并没有立即认识到危险所在。他们仍沉浸在推翻清政府之后的兴奋之中，他们考虑的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事务。全国各地都在筹划立宪会议选举的事，精明点儿的政治领导人都在忙着参加选举。
远在梅肯的庆龄比大部分人都看得更清楚一些，她知道真正的革命还远未开始。她开始计算时日，期待自己能早日回去为国效力。
对于孙文来说，他在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职位就是在“度假”——给自己一段舔舐伤口的时间。很显然，他并没有认识到，袁世凯给他安排这样一个职位不过是为了最终把他从政府里赶出去。他拿着每月30 000大洋的月薪，阔绰地四处旅行。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宋查理被任命为中国铁路总公司财务部部长，跟随他四处巡游，霭龄则仍担任他的秘书。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多年来，宋查理和他的家人首次与孙文在公开场合一起亮相，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转变。
他们一起在全国到处巡视，铁路所及之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列车时而沿着长江边飞驰，时而咯噔咯噔地从满洲里的高粱地里穿过，时而又在广东省那怪石嶙峋、郁郁葱葱的喀斯特地貌的山谷中蜿蜒前行。
整列火车配备的都是专列车厢。孙文乘坐的是以前老佛爷专用的那节车厢。慈禧太后当年预定了一列16节车厢的火车，之所以定这个数，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君主也都定这么多。她专用的那节车厢的豪华程度甚至超过了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在西伯利亚铁路的专用包厢。慈禧太后曾带着40双鞋子和2 000件旗袍坐在这个车厢里巡游过一次，此后再没人坐过。蓝色的天鹅绒地毯上绣着金黄色的牡丹花和凤凰，窗户上则挂着黄色丝绸窗帘，陈设颇具皇家风格。
追随孙文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陪着他们去过一次北方。每到一站，孙文都会在一片军乐声中走下火车，接见当地的达官显贵，坐下来品茶，然后发表讲话。孙文还经常跟端纳促膝长谈，讨论如何发展中国。有时候霭龄也会搬把椅子坐在一旁记录，并时不时报以赞许的微笑。
在孙文看来，建设铁路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答案所在。他坚持认为，在没建铁路之前，美国一直处于贫穷状态，但在借钱建成了20万英里的铁路之后，美国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因为中国的疆域比美国大一些，因此要建的铁路也应该比美国更多一些。
一天上午，端纳又被叫到孙文那里。来到之后他发现孙文正盯着墙上的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手中挥动着一支毛笔。端纳看到孙文在地图上不停地画线，把各个城市连到一起。当他明白过来孙文在做什么的时候，心中暗自思忖：“我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孙文已经疯了，还不是一般地疯。”端纳把两人谈话的内容记录了下来，他俩的对话现在看起来仍很经典。
“我想请你帮忙设计一下这张铁路图，”孙文说道，“我计划在10年之内建设20万里铁路线。我正在地图上规划这些铁路线。看到从一个省会连到另一个省会的那些粗线了吗？它们将被建成主干线，其他的则是支线和次要的路线。”
接下来的几天里，端纳每天早上7点都会准时来到孙文的车厢，看着他在那里不停地画线。他会涂掉画歪了的线路，然后重新画上直线。后来，当他们乘坐的火车来到一座预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大城市时，端纳开口了。
“我不会把你的铁路图展示给记者们看，”端纳漫不经心地说道，“这会提前泄露你的想法。”
“哦，不，”他嗤笑端纳说，“我不介意。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个计划。我的铁路图将会拯救中国。”
“几天前你曾说过将在10年之内建成20万里铁路，”端纳反击道，“这是不可能的。第一，这需要很多钱，第二，我觉得这么长的铁路你30年也建不了。”
“这很简单，”孙文回答道，“我们需要多少钱都能弄来。我将用英国人的钱建一部分铁路，用美国人的钱建一部分，用德国人的钱建一部分，用日本人的钱建一部分，如此类推。”
“难道你不知道清政府当年也想这么做吗？他们试图实现铁路国有化，然后利用外国资本运营，但结果却引起了一场铁路暴动。”
看到孙文不再说话，端纳指着地图上群山连绵的西藏说道：“绕西藏的这条铁路你永远也建不成，你也只能地图上用毛笔和墨水画画，仅此而已。你的铁路所要经过的一些山口，有很多高达15 000英尺。”
“那里有公路，不是吗？”孙文说。
“那里没有公路，只有狭窄坎坷的羊肠小道。它们盘山而上，直达云天。那些路陡得连强壮的牦牛也很难爬过去。”
“能建公路的地方，就能建铁路。”说完，孙文便结束了这个话题。后来，端纳记下了他个人对孙文梦想的看法：“我说他疯了，并不是因为他画了那样一张铁路图。因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并假以时日，他规划的那些铁路，哪怕是再多一点儿也都能建成。我认为他疯的原因是，孙文认为，他画下了这张铁路图，外国资本家们就会给他足够的钱，让他在5—10年之内把它们全部修好！”
孙文的助手们确实也向摩根这样的金融家们申请过资金，不过没有任何结果。他们只与乔治·波林的伦敦公司签过一个合同，后来因为“一战”的爆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即便是那个签过的合同，也只是刚进行到勘探阶段。
这些设想确实让孙文兴奋了一段时间，但端纳发现了一些迹象：孙文对革命的失望慢慢变成了绝望，而绝望中的他似乎失去了对现实的掌控能力。
让头脑发热的孙文冷静下来的很有可能是霭龄。孙文是个梦想家，而霭龄是个现实主义者。作为他的秘书，霭龄最清楚他的弱点所在，知道他属于那种外强中干、夸夸其谈的人。孙文相信什么、坚持做什么，对霭龄这样现实的人来说都无关紧要。信仰并不是什么有形资产。她在查理身边，经常看到他因革命者们不断遭受挫败而扼腕叹息。也许她自然而然地会把这一切都归咎到孙文的头上。不过，在她妹妹庆龄眼里，孙文完全是另一番不同的形象。
1913年年初，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应验了最可怕的一个预言，开始采取行动独揽大权，他准备登基称帝的想法已经昭然若揭。实施独裁统治后，他撕毁了迁都南京的承诺。控制北方各省的军阀都是在北洋武备学院里培训出来的所谓的“北洋军阀”，全都效忠于他本人。把政府设在北京，就可以使之完全处于袁世凯的掌控之下，在外则有北洋军队的严密保护。
袁世凯从位于紫禁城中的大本营里派出刺客，消灭他的主要政敌，目标就是新成立的国民党中与孙文结盟的那几位共和派领导人。国民党当时正以压倒性的优势夺取选举的胜利，但在他们还未完全有能力对抗袁世凯之前，袁世凯派出的杀手们开始出手了。
袁世凯政权非常明白，通过暗杀可以清除那些最有希望与之竞争的领导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事态也正沿着这一趋势不断发展：田野里的花朵被一一拔除，留下的只有等待发芽的种子。
最早牺牲的是年仅31岁的宋教仁。他是新成立的国民党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仍留在袁世凯内阁中的4位独立共和派人士之一。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具有一种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优势：除了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之外，他还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出身背景，在农村地区可以得到劳苦大众的支持。以孙文为首的党内高层认为，如果要使农民在民主进程中起到更为直接的作用，必先将他们置于知识阶层的领导之下。相比之下，抬高宋教仁在民众中的地位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袁世凯开始揽权时，宋教仁和另外三名独立派内阁成员以辞职相威胁，与袁世凯发生了直接的冲突。1913年3月20日，当宋教仁正准备在上海登上火车时，一位刺客朝他的腹部开了两枪。瞄准腹部开枪是故意让他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他整整受了两天的罪才去世。
追查之下，凶手直指独裁者的内阁总理和一位内阁秘书。一时间，袁世凯笼罩在丑闻之中。但这只不过是一系列刺杀活动的开始——一些刺杀活动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发生，另一些则通过在宴会上或日常饮食中投毒来实施。
丑闻没有给袁世凯带来任何影响，他继续执行清洗计划，解除了国民党党员在政府中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忠于他的北洋军官。过了很长时间，共和派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虽然为时稍晚，他们还是决定跟他摊牌。1913年7月11日，在孙文的鼓动下，江西督军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的统治。紧接着，孙文发表演说，公开谴责袁世凯：“其敢僭自称帝者，全国共诛之。”他很快被解除了全国铁路督办之职，“二次革命”开始了。
庆龄那时刚从梅肯毕业回国，由于“二次革命”刚刚开始，孙文似乎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不停地策划、组织革命事务，同时还要随时提防自己的人身安全。他又一次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并再次树起了英雄般的形象。当庆龄满怀热情和理想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成归国后，看到的正是这种状态下的孙文。
袁世凯下令拘捕孙文，然后将其处死，孙文便于1913年年底逃到了日本东京。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宋查理与孙文关系非同一般，查理意识到此时唯有举家离开方为上策。他把位于虹口的住宅锁好，把孩子们——霭龄、庆龄和另外两个小男孩子良和子安（此时美龄和子文还都在美国上学）叫到身边，与宋夫人一起带着他们去了法租界，然后从那里搭了洪帮派来的一艘汽艇顺河而下，来到长江中的深水码头，登上了在那里等候的一条轮船，趁着涨潮，起航前往日本神户。
查理一家从此也成了政治流亡者。
在日本，他们受到了当地国民党领导们的热情欢迎。查理及其家人临时住在孙文的那些有权势的日本朋友提供的房子里。不久之后他们又搬到了离东京更近一些的横滨，买了一栋建在断崖上的宅子。那片地区可以俯瞰整个东京湾，是外国人最爱住的地方。
查理和孙文又恢复了以前的密谋活动，霭龄则继续担任孙文的秘书。热情浪漫的庆龄则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国民党办公室的各项工作上。孙文多年之前曾在父亲的安排下跟本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这一次，他的妻子也一起流亡到了日本。他们的孩子孙科已经长大成人，此时正在美国攻读新闻学。
一天，查理去了位于东京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这是一个流亡者常喜欢去的场所。在那里，查理认识了33岁的孔祥熙。孔祥熙的老家位于盛产鸦片的山西省，查理的先祖在迁移到海南岛之前就曾在那里居住过。孔家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荣耀：他们是孔圣人的直系后裔。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家非常富裕。
孔家的财富主要来自其开设的连号当铺。这些当铺从设在他老家山西太谷的总部拓展到全国各地，主要是向农民和中小商人提供贷款。当时中国的农村还没有西方那样的银行。丰年时节，农民要向地主缴纳沉重的地租。若赶上土地歉收，精明些的地主则会让农民们出公差，或者贷点款给他们，以此来抵消部分地租。在大一点儿的市镇，这种农民与地主直接打交道的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上述那种简单的经济手段也行不通了。于是，像孔家这样的当铺老板便涉足这一领域，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孔家人可谓经营有方，每当丰年都收益颇丰。遇到灾年，他们便会慷慨地向农民、地主和店主们发放小额贷款。由于很多抵押品因过期而丧失赎回权，孔家人大发其财，再加上他们善于经营，利润不停地翻番增长。最终，孔家的放贷网络延伸到了北京、广州，甚至日本。孔家现在已经有能力为任何企业提供担保或资金支持。
孔祥熙的父亲最初在北京从事家族事业，后来返回太谷协助管理总部事务。清政府摇摇欲坠之际，孔家的当铺生意也被一些现代化的地方银行取代。于是孔家便开办了自己的银行，还把各地的当铺改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式杂货铺，并开始探索其他能挣大钱的领域。
孔家是大军阀阎锡山最为信任的顾问。阎锡山曾把山西省从清政府手中“解放”了出来，他在中国算得上那种“开明些”的军阀，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他会与外国人合作。孔家在金融财务方面给阎锡山提供指导，确保他的商号能够获得丰厚利润，以支撑阎锡山创办的银行系统。作为回报，面对蜂拥而来的外国公司，孔家拥有优先选择合作对象的权利。
孔祥熙在太谷老家出生，他的母亲在生他妹妹的时候不幸去世。由于父亲一直忙于纷繁复杂的金融业务，他们几个孩子全都被送到了美国传教士丁家立博士在当地开办的一所学校读书。在那里，祥熙秘密加入基督教。他在那里一直读到1896年，后来又转到了位于北京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华北协和学院。后来他参与了一笔非常古怪的资金转账，这笔业务显然与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一笔巨款的转账有关联。
当年义和团在华北横行一时，他们共杀害了200多位外国传教士和50名传教士子女，以及约20 000名中国基督徒。
1900年义和团横扫山西省时，孔祥熙正在老家度假。当时，无论外国传教士还是中国基督徒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孔祥熙当着父亲和叔父的面承认自己也是一名基督徒，这还是他们头一遭听说此事。他们把孔祥熙藏了起来，直到拳匪之乱结束。在他藏匿期间，山西有159名外国人遭到杀害，其中包括137名新教传教士及他们的子女——这些人都是孔祥熙的朋友。
当义和团抵达北京，包围了外国使馆之后，清政府决定支持义和团，并向各国列强宣战。有8个国家派部队前来解救本国的使团，几下子便击垮了清军和义和团的抵抗。德军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持有德国皇帝的全权委托书：
遇到敌人，不要手软。不要接受投降，不留任何活口。对落入手中的任何敌人都不要心存怜悯。应效仿1 000多年前阿提拉[1]国王率领下的那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匈奴大军，他们的美名随历史永存于世。希望德军在中国历史上也能留下这样的名声，让中国人自此之后再不敢小瞧我们德国人。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城后，开始大肆掠夺。外国军队的镇压行动比义和拳的所作所为要残忍得多。北京城内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屠杀，紫禁城被洗劫一空。法国海军军官、知名作家皮埃尔·洛蒂对列强实施的破坏行为倍感震惊：
城墙内外到处是一片死寂。除了垃圾就是废墟，到处都是废墟。四下里到处都是垃圾、纵火后留下的灰烬，以及打烂的青砖——都是差不多大小的碎砖块，数也数不清，散落在被焚毁的房屋宅基周围，或者大街两边的人行道上……大火和炮弹击碎了它脆弱的外壳，好好的一座城市，现如今只剩下一堆残骸。
天津也有数千名中国人被报复性杀害。俄国还往中俄边境小镇海兰泡派了一支部队前去复仇。中国人只放了寥寥几枪，换回来的却是男女老幼数千人死亡的大屠杀，尸体都被扔进了黑龙江。
正当西方军队占领北京之际，孔祥熙却趁机帮了一个大忙。由于庚子教案中大部分传教士都是在山西被杀的，因此西方各国最想严惩的就是山西省。年轻的孔祥熙凭其三寸不烂之舌，竟说服外军指挥官们改变了主意。以往遇到这种事，通常都是先给予外国人巨额数量的“赔偿费”，然后还要同意给予那些急于来华的外国公司以各类优惠政策。孔祥熙当时到底是如何处理山西省面临的问题，其具体细节多年来一直无人披露。然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包括美孚石油公司在内的外国资本在山西变得空前的活跃，传教士们被杀的事也被忘到了脑后，外国人再也没提严厉惩罚山西的事。孔祥熙这神奇的谈判结果给朝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他被赐予荣誉头衔和一张护照，使他可以体面地去美国的大学深造。他选择了位于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
1905年孙文到达克利夫兰时，孔祥熙曾到该市主要华人堂会的会议厅里听过他的演说。孙文的演讲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由于他正专心学业，所以当时没有立即加入同盟会。第二年，他从欧柏林大学毕业后，又转到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由于他家族里的人不是银行家就是金融家或当铺老板，孔祥熙对金钱在经济中的作用及如何快速翻番获利有着本能的理解。金钱对他来说并非魔幻神秘或不可捉摸的事物。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孔祥熙返回太谷，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家族事业之中。更重要的是，他还担任了军阀阎锡山的主要顾问。平日里，孔祥熙担任阎锡山的幕僚，当阎锡山跟外国人打交道时，孔祥熙则充当他的耳目。阎锡山出了名的贪财和狡猾，却也极富魅力，因此，为他工作既轻松有趣，又可获得不错的回报。他们成了至交，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相互扶持。
1910年，孔祥熙跟一位曾在太原的教会学校里读过书的女孩结了婚。这个姑娘是个孤儿，长相甜美，他们在一起非常幸福。不过她身体一直很虚弱。1913年8月，也就是袁世凯在北京独揽大权之时，年轻的孔太太因患肺结核不幸离世。意志消沉的孔祥熙随一群“自由派人士”去了日本。那年秋天，在宋查理遇到他之前，孔祥熙刚被任命为设在东京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查理吃惊地发现，1906年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孔祥熙曾与霭龄有过一面之缘。当时霭龄刚从梅肯来到北方，而孔祥熙则正在耶鲁攻读硕士。跟其他人一样，查理一眼便看出这个小伙子很有前途，当晚便邀请他到家做客。
那天晚上，孔祥熙向查理一家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发现自己迷上了宋霭龄。
孔祥熙的条件也非常符合霭龄择婿的标准。他身材矮胖，稚气未脱，举止彬彬有礼，长相也不出众。不过，如果说孔祥熙长相不够帅气的话，霭龄同样也并不迷人。在一群旅居日本的政治流亡者中，他算是比较讲究实际的人。当别人都在大谈特谈政治乌托邦时，他却专注于研究货币的作用。对霭龄来说，理想主义不过是蛋糕上面的那层糖霜，蛋糕需要电才能烤熟，而电则需要钱才能买到。长期以来她一直看到钱的威力，对这个道理有很深的领悟。是钱让朱利安·卡尔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钱让宋查理从一个巡回牧师变成了叱咤上海商界的风云人物。
当晚一起用餐的还有宋太太、天真烂漫的庆龄及那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子安和子良。孔祥熙和霭龄分坐查理左右，他俩在一起毫不拘束，谈到钱的时候似乎都很兴奋。
在中国的集市或菜市场里，菜贩子或卖水果的小贩常会拿着银圆对敲一下，然后仔细听它们发出的声音。如果声响清脆，说明是真的银圆，生意即可成交。如果发出的声音浑浊，说明这些银圆是伪造的，生意也就做不成了。从云南到满洲里，每天有数百万次的银圆易手，人们也在不断地重复这种熟悉的检验方法。那天晚上，宋查理拿出两块银圆，轻轻地对敲了一下。声音清脆悦耳，是货真价实的真银子。
他们在春天结婚了。
婚礼的那天早上，横滨下起了暴雨。粉红的樱花被雨水沿着大街冲到路边的明沟里，然后汇聚在东京湾的海面上，形成一座座漂浮的“花岛”。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就在仪式举行之前，雨过天晴，到处呈现出四月特有的柔和的诗一般的风光。像四周的樱树一样，霭龄上身穿一件淡灰色的绸缎褂子，下身是绣着粉色梅花的长裙。乌黑亮丽的头发上也按照传统，插着一枝梅花。
婚礼在山上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查理全家、孔祥熙的表兄妹和一些朋友出席了结婚仪式。典礼结束后，霭龄换上一身绣着数只金鸟的苹果绿缎装，然后和孔祥熙一起乘坐马车前往旅游胜地镰仓。树上的樱花花团锦簇，柔和的阳光从晴空洒下，孔祥熙认为那是大吉大利之兆。
孙文的政治前景却远没有这么乐观。为在讨袁问题上取得日本的支持，他许诺会给予日本在中国的一些特权，殊不知，东京政府早已在私下里与袁世凯进行谈判。孙文以一贯的慷慨态度，许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给予日本同英国一样的特权。他成功地刺激了日本人的胃口，但实现交易的时间还不成熟。“一战”的爆发把日本的注意力转到了欧洲。欧战的结局如果影响到英国在东亚扮演的角色，那么日本同孙文的交易内容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事业徘徊不前的孙文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有一次，孔祥熙在日本给一位熟人写信时曾提到：“有人发现，由于处境危险，加上心情焦虑，他的精神都有问题了。”
宋氏家族的成员很少如此评价孙文，他们一向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守口如瓶。不过，如果孔祥熙也认为孙文的精神出了问题，他差不多应该是从查理和霭龄那里听说的。
对任何一位对中国的前途抱有希望的人来说，那段时间都特别的痛苦和难熬。经过上千年的黑暗笼罩之后，辛亥革命终于给中国带来了一线曙光，而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又让中国重新堕入黑暗之中。对于那些即将实现目标的革命者来说，这样的现实尤其难以接受。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这样回忆道：“人们的灰心失望前所未有的严重，有些人实在忍受不了，选择了自杀。”
在这种抑郁的气氛中，孙文需要寻找心灵的依靠，恰好此时庆龄接替姐姐担任孙文的秘书。没有谁像庆龄一样坚定地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他们之间产生了伟大的感情。这是冬天与春天的恋爱：他已年近50岁，而她才20岁出头。
他们尽可能地保守两人之间的秘密。不料查理突然宣布他们要举家返回上海，并已经安排人在法租界里买下了一栋规模不大的住宅，就是位于霞飞路上的那栋砖结构小别墅。庆龄坚持不肯随他们回去，宋家人几乎是绑架着她，突然间在日本消失了。跟他们一起回国的还有新婚的孔氏夫妇。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查理选择在法租界买房子是非常必要的。当时大多数中国革命者都居住在法租界，这是因为待在法租界里可以得到保护。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是洪帮的地盘。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是人称“麻皮金荣”的黄金荣，他是上海洪帮的龙头，同时也是千里长江流域势力最大的黑帮老大。多年来，查理包揽了洪帮所有的印刷业务，为黄金荣完成了大量的任务。当查理觉得家人有危险时，黄金荣自然而然会出手相助，在他那神秘的保护圈里给查理买下了一套房子。
回到上海不久，宋家便宣布庆龄与一位出身名门的年轻人正式订婚，结果遭到庆龄的强烈反对，她坚决不愿承认这桩婚事。
查理把她关在楼上的卧室里，庆龄便偷偷给孙文写信，询问自己是否可以返回日本。庆龄的女佣暗中将她的信带了出去，孙文收到信后，立刻回信说：他需要庆龄，让她速回日本。
庆龄把情况跟父亲讲了一下，查理坚决不同意。他命令庆龄回自己的房间去，结果庆龄威胁说，如果查理不同意，她就离家出走。为了以防万一，查理把她卧室的房门锁上了。当天晚上，在女佣的帮助下，庆龄顺着梯子从窗户爬了出去，当晚便乘船去了神户。
孙文提前做好了各种必要的准备，打算跟庆龄正式结婚。“直到我回到日本，才知道他已经离婚，并准备跟我结婚。”多年之后，庆龄回忆道，“我同意与他结婚，此生从未后悔过。”
庆龄回到日本的第二天，他们就结婚了。
婚后不久，庆龄给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位同学写了一封信：“婚礼是最简单的那种，我们都讨厌那些繁文缛节。我感到很幸福，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丈夫处理他的英文信件。我的法语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已经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可以轻松地边看边翻译。所以你看，婚姻对我来说就跟上学读书差不多，只不过不会再有‘各种考试’来烦我了。”
发现庆龄不见了之后，查理四处询问，最后得知她已经登上了一艘去日本的轮船。他立即定了太平洋邮轮公司的船票，紧急追赶庆龄。到了神户后，查理又马不停蹄地乘火车赶往横滨，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婚礼早已举行过了。
后来，每当提起庆龄的事，宋家人只是会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她已经正式跟孙文在一起了。
在美国潜心攻读的美龄和子文也知道了庆龄的事。他俩收到消息时，此事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美龄和子文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或中国革命都不太感兴趣，他俩都忙着上课或应酬。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回国后，美龄便转学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学院，那里与她在哈佛读书的哥哥更近一些。
从1913年秋天到1917年夏天这段时间里，美龄一直在威尔斯利学院上学。4年的时光把美龄从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变成了一位仪态万千的女郎。
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她住在威尔斯利村，那里离学校不远。多年之后，她在回忆那段时光时称那个村子“四周围绕着花墙，绿树成荫，地方开阔”。剑桥市离此地不远，子文此时正在位于该市的哈佛大学读大二。在威尔斯利学院的档案里，子文被列为美龄的监护人。
美龄印制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写着“美龄·奥莉芙·宋”。奥莉芙这个中名是她一时兴起自己取的。她的英语带有轻快活泼的佐治亚州口音。刚到这里不久，她就不太喜欢这个地方，便去找管理住宿事务的院长伊迪丝·萨瑟·塔夫茨慢吞吞地说道：“嗯，我觉得我不会在这里待太长时间。”
后来美龄改变了想法，很快就专心投入到学习中，并开始交往男友，还经常去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她主修英国文学，对亚瑟王的传奇罗曼史尤其感兴趣。此外她还辅修哲学，并选修了包括演讲学在内的很多课程。
第一学年结束后，她搬到学校里的伍德大楼，在那里一直住到毕业。她不太擅长体育，不过还是参加了班里的篮球队，经常穿着海魂衫和一条过膝的缎灯笼裤打球。有一次复活节的时候，她在格洛斯特郡的海边游泳，结果被一个巨大的回头浪淹没，幸好被一起去的几个女孩子看到，抓着头发把她给拽上了岸。
经常有男生跑到伍德楼门前来找美龄。他们大部分是在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中国学生，美龄的同学们只记得这些人的名字都是什么李先生、王先生和彭先生等等——他们都是子文的同学。得知庆龄遇到的危机之后，想到自己回国后也可能遭遇包办婚姻的烦恼，美龄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于是，在不久之后，她便宣布与来自江苏省的哈佛大学学生李彼得订婚。这次婚约只维持了几周，等到美龄的担心劲儿一过，便取消了婚约。
多年之后，一位在大学4年里与美龄关系密切的教师为学院的档案室写了一份保密鉴定：
在我看来，相对于我们看到的那些有关美龄为人多愁善感的评论而言，她身上似乎更多的是一些风趣和内在力量……然而，虽然她最大的特点是其独立的思想——事实上，她对什么事都会不停地琢磨来琢磨去，但美龄对权威却一贯顺从。她总喜欢问各种问题，询问各种概念的确切含义，今天跑来问文学的含义，明天跑来问宗教的含义。她还思考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有些在常规情况下人们从小就被灌输的道德标准，她虽然没有接触过，却自己悟出了不少。她一贯坚持真理，一旦发现自己受到了传统观念的误导，就会埋怨以前受到的教育。
有人曾言之凿凿地说她为人聪慧，极富魅力，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她冷静的性情中带着忧郁（特别是在她疲惫的时候，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国的事不得不摆在面前，这让她很难抉择，我想她和子文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她担心回国之后，会重新回归她从小长大的那个世界，并遵照中国的行为准则行事。虽然她社交广泛，广受欢迎，但她好像是在远远地看着我们，咨询问题、提出批评或表达自己喜好时的态度似乎也很冷漠。她觉得中国留美学生的生活特别不自然，这些少男少女们从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旧道德里解放出来，然后又别别扭扭地共同生活在把他们视为异类的大环境中。
她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并不仅仅因为她长得像两个姐姐那样漂亮，她还富有激情，待人真诚，内心强大……
美龄和子文关系特别融洽，凡事都听他的话。因为子文是大哥，所以说什么美龄都听……我从没听她提起过子良和子安，当然这也许只是某种奇怪的巧合。美龄是个十分顾家的人，对自己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只要不牵扯具体的事，家里人说什么都言听计从。她一有空就跟人讲她的两个姐姐，讲起她的父亲，也经常提到子文，偶尔说起她的母亲，但从来没有提到另外两个弟弟。
1917年美龄回到上海后，庆龄和孙文的风波已经平息。美龄一夜之间成了上海的名人。宋家当时还住在霞飞路的别墅里，那个地方对于举办各种聚会来说有点小了，美龄便责怪父亲为什么没有买栋大点儿的房子。后来有一次，一个中国人就该不该送女儿出国读书一事征求查理的意见，查理半开玩笑地说：“别把孩子送出国去。等他们留学回来了，就会看什么都不顺眼。他们会把什么都给折腾一遍……‘爸爸，我们为什么不买栋大点儿的房子？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装个现代化的浴室？’听我的，一定要把孩子留在国内。”
作为上海滩上的社交名流，美龄被提名到一些常见的委员会里任职。她接受了电影审查委员会和基督教青年会中的两个职务。基督教青年会刚搬进一栋新楼里，它旁边另一栋漂亮的大厦则是查理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所在地。
美龄回国正好赶上父亲的老朋友朱利安·卡尔来访。卡尔的妻子南妮最近刚刚过世，卡尔悲痛欲绝。查理知道后便建议他坐船到世界各地转转，顺便到上海逗留几天，好好放松一下。卡尔稍微考虑了一下便同意了。
卡尔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后，查理头顶平日里常戴的那顶灰色呢帽，身穿蓝色哔呢马褂，挺着连衣扣都无法扣上的大肚子到码头迎接“将军”的到来。他带着卡尔直接去了位于法租界的家中，把卡尔向宋夫人和所有的孩子们做了介绍。接下来的日子里，查理安排卡尔会见了步惠廉牧师，又带他参观了华美书馆以前购置的那些设备，以及商务印书馆所在的新楼。
老绅士朱利安·卡尔依然精神矍铄，但双腿已经有些消瘦。他对亚洲数百万人民的勤劳感到震惊不已：“各个城市里每个角落每个地方似乎都像是一个巨大的商店。从小摊贩们兜售货物的人行道或墙洞，到出售绫罗绸缎的大商场，每个地方都可以用来做商店，并且都是敞开门营业，以便过路的人能够看到。”
由于卡尔将军在出钱资助中国革命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共和派领导人都轮番宴请他。庆龄和孙文此时居住在法租界内莫里哀路的一栋宅子里。一晚接着一晚，卡尔不停地参加一个又一个宴席，每次他都被尊为上宾。孙文自己就宴请了他两次，并且每次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以表达对卡尔的感谢之情。其他政界和金融界的领导人也都竞相安排最为奢华的宴席来款待卡尔。
“他们对我就像招待皇室成员一样，我就像是一个皇帝。”卡尔在家信中如此写道。孙文还自己出钱，请上海滩最优秀的手工艺人为卡尔量身定做了三个精致华美的大瓷瓶。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进一步证明卡尔曾资助过中国革命的话，那就非此莫属了。卡尔在上海受到的款待，就像当年乔治·华盛顿为感谢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所受的帮助而专门设宴款待拉法耶特侯爵一样。卡尔跟拉法耶特一样，是“两个世界里的英雄”。
查理和卡尔能在上海见上一面，对他俩来说都是幸运的。因为在卡尔到访中国之后没几个月，查理就因患上了所谓的“胃癌”而痛苦地离开了人世。三年后，卡尔也因肺炎离世。
查理去世的真相一直扑朔迷离。朋友们只知道他死于胃癌——就像当年他们只晓得他叫宋查理一样，至于为什么这么叫，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查理死于1918年暮春时节的上海，那时候在上海的外国人天天花天酒地，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而每天清晨，都有粪车像运粪便一样把一具具尸体从贫民居住的地方运出去。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事情都不会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简单。查理很久都没有生过病，从那段时间来往的信件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没有提及担心他健康状况的事情。查理去世后，在上海参加葬礼的只有他的大儿子子文和小儿子子安。因为事先没有告诉远在美国的子良，所以他来不及赶回来参加葬礼，因此这里面肯定是另有隐情。在爱德华时代[2]，世界各地都流行用极其委婉的方式来谈论显赫人物的死因。因此，胃癌之于革命年代的上海，就像当时芝加哥和马赛两地常说的铅中毒一样，都是对死因常用的委婉说法。
查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以致各大图书馆对其去世时间的记载也很不一致，从1918年到1928年，什么说法都有。比如，《韦伯传记辞典》里记载的查理去世的日期就是1927年。就连根据宋家三姐妹的故事写过一本儿童读物的那位赛珍珠的妹妹在书中也提到，1927年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时候，查理仍然健在。
1918年5月3日，美龄回国不到一年后，时年54岁的查理去世了。查理弥留之际，宋家三姐妹都在他身边。这种姐妹之间和睦相处的场面以后几乎再也没有过。丧事办完之后，两个姐姐各自回到自己的丈夫身边，美龄则跟母亲一起搬到了西摩路上的一栋大房子里。美龄从威尔斯利毕业回国后不久就嚷着要买这栋房子，查理一直没有同意。趁着守丧这段时间，美龄和霭龄在这栋房子里忙着“整理”父亲留下的私人文件。随后，这些文件便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1] 阿提拉，古代欧亚大陆匈奴人的领袖和皇帝，曾多次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译者注
[2] 爱德华时代，指1901—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在位的时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