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1月，查理乘坐的蒸汽船缓慢驶进浑浊的黄浦江，停靠在位于虹口的英联船厂的码头上。江面上停满了外国轮船和载货帆船。在停放于外滩附近的船只当中，有5艘废弃的臭名远扬的鸦片运输船。它们曾是趾高气扬的快速帆船，现如今，船上的桅杆已被尽数砍去，只剩下短短的木桩，看起来倒像是古罗马时代那种单层甲板的大帆船。这些船只的甲板上支着遮雨棚，船舱里还堆积着从印度运来的鸦片，这些精心保管的鸦片都是外国洋行的存货。
按照惯例，乘客们一般不在脏乱嘈杂的虹口下船，而是会改乘舢板沿河逆流而上，来到距此几百码处的外滩，在此登岸，这样显得体面一些。查理后来给步惠廉这样讲述了他回到上海时的情景：他和柏乐文医生一起乘坐舢板驶往外滩。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太婆在船尾摇着船桨，舢板悄无声息地划过苏州河口，来到英国领事馆前的河堤。那时已经有很多关于外滩的照片流传，从照片上看，这里呈现出的是一派完美无瑕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悠闲风光。从领事馆的大门可以看到里面漂亮的花园，此外还有红花绿树掩映下的砖结构屋舍，英国国旗则懒洋洋地在空中飘荡。外滩上正对英国领事馆的地方是一座半圆形的演出台。日落时分，住在此地的白种人便会携女眷一起来此品酒赏乐。那时外滩的道路已经铺上了石子，路旁也种上了各种遮阳的树木。那里警戒森严，不允许东方人出入。不过黄包车夫却随处可见，他们静静地等在那里，车把手向前倾斜着放在地上，有些黄包车的座位上还装了带流苏的遮阳篷。整个外滩到处都是壮观威风的小洋楼，大都有三四层高，廊柱高大庄严，阳台宽阔，站在上面可以鸟瞰江面上那一派繁忙的景象。
虽然那里呈现的完全是西方景象，而四周弥漫的却是浓郁的东方气息，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气息像是一种由各种鲜花、少量酸梅酱、秘制烤蒜和扭动的枪乌贼混杂在一起所产生的气味，又像是一种对饥饿的回忆、对要被砍头的恐惧，或是一种排便后的快感。住在这里就像是浸泡在羊水中，离开它则如同把胎儿从子宫里猛拉出来。
放眼望去，江面一直延伸到天边，一望无际，天水浑然一片，颇有新加坡或孟买那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雄伟气势。如果你是英国人，此时此刻一定会为自己身处这个黄金时代而感到自豪。
根据安排，查理动身去远在虹口另一端的地方拜会上海监理会布道团的首要人物林乐知博士。这次会面注定不会有太好的结果。林乐知一向自视甚高，虽然他是美国人，却跟许多英国人一样，多年前就来到了中国，在这座东方象牙塔和思想的花园里扎下了根。美国南北战争前，林乐知便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内战切断了美国国内教会给他的所有资金。为了生活，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上海广方言馆担任教师，兼做一些翻译工作。在那里，他开始广泛接触中国的特权精英阶层。在林乐知看来，“传教士”这个词有点儿误导别人。从基督使者的传统来讲，他应算是一位高级牧师。他并不愿意向那些未受洗的平头百姓宣讲西方宗教思想，或者强迫他们去关心基督的种种美德。他认为自己更像是中国知识阶层的布道者，他设想，如果能让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产生深刻印象，让他们接受西方文化乃至玄妙的基督教教义就会更容易一些。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林乐知向这个圈子里的人传播西方知识的主要工具是他创办的一份名为《万国公报》[1]的文言文杂志。该杂志刊登的大都是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文章，各界要人争相阅览。这份杂志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主要汇合点。此外，林乐知还在上海创办了中西书院，配备的师资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年轻有为的中国学者，他安排学生们用文言文撰写体现他思想观点的文章，然后在《万国公报》上发表。
在他眼里，查理不过是个野心勃勃的村夫而已。
1886年，上海监理会布道团只有6名传教士，受林乐知的直接领导。其中有三人因不堪忍受他的管理，请求调到日本。
就在查理抵达上海的前两天，林乐知博士在给麦克泰耶勒主教和纳什维尔监理会的信中公开表达了他的疑虑。他说，这个学成归国的人造成了一个难题：也许查理已经美国化了，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因此不应享受特殊待遇；如果说要资助或者提拔某个中国人的话，那也应该从林乐知培养的人当中去选。
“还有另外一条……”在给监理会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第十条：我希望说明一下的是松先生的薪水问题。再有两天他就到上海了，但我还不知道理事会希望给他何种待遇，即给予他什么职务、多少薪水。此事处理起来问题颇多。中西书院的男生和年轻人都要比他强，因为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很多都学贯中西，写作和翻译都能胜任，并且已经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文章和译作在传教士会议上公开展示时，受到那些德高望重的教士们的交口称赞。而松（查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学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失去民族身份的“中国佬”。除非给他超出其能力的地位和薪水，不然他不会满意，心情也不会愉快。但结果是，我发现我们的教会兄弟中没人愿意带着他（去传教）。
林乐知声称，留在中国的那三个监理会的传教士都不愿让查理担任他们的助手。
林乐知给查理定的月薪，用美国货币来算还不到15美元。如果是一个普通农民，没有太大的欲望，这些钱其实已经足够生活了。可是查理既不普通，对生活的欲望也不低，面对如此待遇，只得忍气吞声地暂时接受。不过，他也向林乐知提了一个请求：在正式工作之前，希望林乐知能允许自己请几周的假，以便能回海南看望一下家人。他已经离家10年了，从9岁起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母。林乐知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坚持要等一个月后过春节时再让查理回家，因为那时候其他传教士也都放假。这个理由也并非不合理，但查理很不高兴，也许是因为林乐知说话的语气太霸道了。在给安妮·索思盖特的父亲的信中，查理向他吐露了心中深深的怨恨之情：
不，我还没有见到父母。林乐知博士说春节时候才能让我回去。我对他这种专横的态度非常不满，不过我必须得耐心忍受。如果我草率行事，家里的人（尤其是我在达勒姆的朋友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个不忠的卫理会教徒，一个破坏规矩的人，所以我一直像老鼠一样默不作声。不过，等到时机成熟，即便是他极力抗议，我也要灭掉目前这位权威的傲慢气焰……改变他对本土牧师的憎恶态度。就是这位大人物（林乐知），在一年前曾想解除所有本土牧师的布道任务；也就是他，无视我应得的权利和平等地位。我不喜欢在他手下工作，我将申请调往日本。
查理确实提出过调动申请。那三位提出反抗的传教士获准在日本创立新的监理会布道团，以便脱离林乐知的控制，但查理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查理的第一个布道任务被安排在上海远郊的吴淞。黄浦江从那里汇入长江，黄褐色的江水与天空浑然一体，一眼望不到边。那里地势低洼，土地平坦，长长的沙堤一直延伸到母亲河中。那里乡下的民居大都是土坯和灰泥建成的平房，院墙摇摇欲坠，鸡鸭四处乱飞，肥沃的黑土地四周是满是鱼儿的小水塘。查理将在这个地方开始他的第一次任务，向那些早已成为虔诚的监理会教徒的中国会众布道。
同时，查理还在教会学校给教友们的孩子上课。这些学生都是些无法无天的乡巴佬，喜欢捉弄老师。据其中一位名叫胡适（后来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最终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的学生回忆，查理走上讲台的一刹那，他那方形的身材、剪短的头发以及典型的南方人的长相立即引起了一阵窃笑。等到嘈杂声平静下来，查理才拿出课本，开始上课。学生们立刻安静下来，这并非是因为查理课讲得好，而是大家强烈得感觉到查理跟他们一样，也是一个中国人。查理并非官派出国，也未得到传教士资助，而是凭一己之力去了美国。当在美华人普遍遭受屈辱的时候，查理却自己闯出了一条路。一眼便知，他来自农村。那些一辈子光着脚丫在稻田里干活的农民，如果让他们像鸭蹼一样张开脚趾，就能看到脚趾缝里的泥巴。像他们一样，查理的脚趾缝里依然残留着泥巴。林乐知最看不上的就是他平凡的出身，而这却成了查理最能吸引学生们的地方。他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老师。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消息越传越广，他班上的学生人数也翻了一番，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了24个。
然而，在大街上的那些人眼里，查理却显得滑稽可笑。他的一口海南方言没人听得懂。把他当成外国人也许更好一些，在课堂上他也不得不讲英语，因为这是他和学生之间唯一共通的语言。别人都穿着黑布长衫，褪色蓝的裤子和上衣，梳着发辫，而查理却穿着洋鬼子的西装，头发剪短，梳着西方人的发型，用发油把头发抹得油光滑亮。他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而是像西方人那样率真活泼。他周围的人都是高挑身材，他却又矮又胖。孩子们在大街上遇到他，都喊他“洋鬼子”，大人们则喊他“小矮子”。他甚至不喜欢中式饭菜，而偏爱火腿排骨、红眼肉汁和碎玉米粥。
林乐知决定剥去查理这种美国人的外表。他要求查理先学会说上海话。他的上海话老师是位非常有名的人物，教名为查理·马歇尔。马歇尔很小的时候就去了美国，在那里待了14年，给一位名叫凯利的监理会传教士当仆人。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马歇尔跟随主人一起加入了南方邦联军，跟其他军官带领的黑奴住在一起。受这些黑奴的影响，马歇尔的英语也带有浓重的南方乡下口音，说话也都是南方人喜欢的用词。
查理·马歇尔给宋查理上课时，经常从讲课变成争论如何用准确对等的英语来表达汉语词汇。受过高等教育的宋查理难免会不时地纠正老师的英语错误。有一次，这两位传教士带出来的教会兄弟又因为争论一个小错误而哄堂大笑，但到最后，马歇尔却突然变了脸。“你，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他勃然大怒，“你为什么总拿北方佬的话来堵我？我学英语的时候你还没生出来呢。滚开，离我远点儿！”
此外，查理还需要重新学习一下中国社交礼仪。一个星期日，他在教堂看到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士羞涩地瞥了他一眼，便决定像在纳什维尔和达勒姆时那样，过去自我介绍一下。但他忘了一点：有身份的中国人，无论男孩女孩，在结婚之前从不约会，有的甚至连面都没见过。中国人参加上海的外国人组织的社交场合时，也会对旧有的道德准则采取折中态度。但是，当涉及自己的女儿时，中国人还是会坚守原有的道德底线。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子进出教堂，都要有近亲家属陪伴左右。
查理打听到这个女孩是位于上海西区南翔的一所教会学校的老师。该校校长就是以严厉著称的雷金贞[2]小姐，她是第一个来华的监理会女传教士。她于1878年到达中国，查理就是在那一年离开了东印度群岛前往波士顿。雷金贞治校，除了采用东西方社会中最为严厉的道德规范之外，自己还另创了一些。
不明就里的查理来到了南翔，礼貌地询问雷金贞小姐，自己是否可以拜访那位漂亮的女教师。大惊失色的雷金贞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并把他赶了出去。她把那位年轻女教师锁到房间里，直到查理离开了学校，才放她出来。
不过，另一件事却让查理感到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自信：林乐知后来终于同意他回家看望父母了。在给索思盖特一家的信中，查理写道，他乘着轮船回到海南，没有提前打招呼就直接来到了自家门口，刚开始他的父母都没认出他来，随后便是整个家族的大聚会。年事已高的韩老伯是当地潮州帮的老大，查理的大哥也已接掌他们家族在东南亚一带的贸易网。查理虽然身处北方，但潮州帮在上海公共租界有强大的势力，查理的家族可以借此给予其很多有用的人脉关系。查理对索思盖特一家人说，直到此时他才发现，林乐知博士根本就没有把他6年前给父亲的信转寄出去。
在吴淞进行了6个月的语言训练之后，查理被派往地处内陆的昆山担任巡回牧师。昆山是个水乡，地处通往苏州的要道。经过长江几个世纪的淤积，这里的农田都是肥沃的黑土。黄绿相间、瓜果遍地的田野里，垫高的小路纵横交错，身穿蓝色布衣的农民跪在地里劳作。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农产品兵工厂。白色的大萝卜和浑身条纹的西瓜像炮弹一样整齐地堆放在水渠两边。高高搭起的架子上，挂满了像手榴弹一样的笋瓜和子弹带似的青豆角。架子下面，成群的鸭子像士兵一样在围栏里走来走去。
昆山是个老城市，城外有约4英里长的城墙，城里住的都是衣衫褴褛的穷苦人，总人口约有30万。这里除了以查理为代表的监理会布道团外，还有一个南浸礼会布道团和一个法国天主教布道团。每个布道团的信众都不多，因为城里的大部分居民都信仰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
靠自己微薄的薪水，查理租了一栋很小的民房。这是一段正式觉醒的时期。他发现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不喜欢他，对他避而远之。喜欢交往而又天生幽默的农民对陌生人则是充满戒心。跟他们比，查理显得不伦不类，是一个十足的陌生人。查理发现，他在昆山显得更惹眼，因为那里的人思想保守，除了从远处见过西方人，或者在茶馆听说过一些关于西方人的暴行之外，他们对西方人几乎一无所知。白种人传教士也不想带上他，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查理不是他们潜在的信徒，而是他们事业上的竞争者。为了能更好地融入居民当中，查理脱下了美式服装，换上中式长袍，头上还扣上了一顶瓜皮小帽。
他最大的压力是孤独。他经常回忆在美国那些善待过他的人们。接着另一个可怕的打击接踵而来：安妮·索思盖特去世了。一向身体柔弱的她最终因为一种难以名状又痛苦万分的疾病倒下了，大夫们通过蚂蟥吸血和放血等办法为她治疗，但还是没能救得了她。1887年2月4日，他几乎是语无伦次地给詹姆斯·索思盖特回了一封信：
得知安妮小姐离世，内心悲痛万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知道她在天国会比在人间过得更好，又是十分欣慰。毫无疑问，热爱上帝的人们无论做任何事都将得到善果。愿上帝给你们以慰藉，用他的慈爱和恩惠支撑你们的心灵。此生任务完成之后，我们都将在那幸福的彼岸与她重逢，永不分开。安妮小姐是我的好朋友，她的基督圣徒之心给我树立了榜样，值得在此一提。离开美国时，我想不到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种事情，以致没能在约旦河的此岸与她做最后的道别。一想到上帝从我们这里摘下并带走了这朵最美的花，心中悲痛至极。不过，这朵花现在正在天国里上帝的花园中盛开。睡在上帝怀里的人有福了。能将世间悲痛化为天国欢乐之人将得到三倍的幸福。愿上帝让我们远离罪恶和脆弱，并最终将我们带到他的家园。在那里，我们将与所有的朋友和亲人重逢，与基督永不分离。
后来，查理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有一天他正在上海，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突然遇到了以前的一个熟人：曾在波士顿留学的牛尚周。
得知查理的苦恼之后，牛尚周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让查理娶个老婆。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他还自告奋勇当起了媒人。他心中甚至还有了一个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他年方19岁的小姨子。
牛尚周当时刚结婚不久，妻子出身于中国最古老、最显赫的基督教家族。这个家族是明朝一位宰相[3]的嫡系后人。1601年，这位宰相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4]施洗，入了天主教。
牛尚周的岳母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她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姓倪的学者，还是一位圣公会教徒。相处日久，她最终嫁给了倪先生，自己也变成了圣公会教徒。这对夫妇生了三个女儿，倪夫人为每个女儿都裹了脚，以保持其纯真之美。然而，最小的女儿在裹脚时出现了严重的身体反应，发起了高烧，倪氏夫妇也只好作罢。由于排行第三，婚嫁之事对家庭影响不大，所以之后也就再没有让她把脚给裹上。不过，这样一来，再也不会有哪个乡绅的孩子会考虑娶她为妻了。
这只“丑小鸭”名叫倪桂珍[5]。她长大后，身为学者的父亲高兴地发现，虽然她有一双大脚，却非常喜欢读书。从5岁起，家里便请了一位老师教她认字。其他姑娘们学习女红的时候，她则在练习书法，阅读古代经典著作。8岁时，倪桂珍进入上海妇女联合救济会开办的布里奇曼女子学校。14岁时因成绩优异，进入位于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学校读高中，17岁毕业。她精于数学，还会弹钢琴。当时，在大部分的中国人眼里，钢琴还是一种陌生的外来乐器。
倪桂珍女士的大姐与从波士顿学成回国的牛尚周十分般配，经过一番说合，便被明媒正娶过了门。牛尚周的表兄兼知己温秉忠也在那时从波士顿回国。在牛尚周娶了大小姐之后不久，温秉忠又娶了二小姐。现在只剩下小妹还待字闺中。她没有裹脚，接受过西式教育，还喜欢弹钢琴——这些特质都决定了不可能有哪个正统的中国男人会愿意娶她为妻。
如果说倪桂珍不太好找婆家的话，那么查理想娶老婆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温秉忠和牛尚周安排查理跟他们一起去教堂，因为倪小姐也会去那里参加唱诗班。那个星期日，初次见到倪小姐的查理眼前一亮，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他感到非常满意。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姑娘相貌平平，双颊饱满，目光柔和，眉毛齐整。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一头平整的黑发在后脑勺处挽了一个发髻，一侧的耳旁还挂着一小串细细的珍珠。倪桂珍那时19岁，比查理小两岁。她身高不到5英尺，跟查理差不多高。她虽没有天赋的美貌，却浑身洋溢着一种特别的气质和个性。
当日下午，又有人在倪小姐的母亲面前把查理的优秀品质大赞特赞了一番。稍经斟酌，倪老夫人宣布，她同意这门亲事。
婚礼于1887年仲夏举行。先是由传教士里德牧师主持，在教堂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仪式，然后便遵照中国传统，开始了喧哗热闹的上海式家庭宴会。酒桌上摆上了数十道菜肴和整坛整坛的高粱酒，参加宴席的有数百位亲朋好友，及其他很多查理不认识的有权有势的人物。这些显贵人物或与徐家同业，或通过商界、银行业、军方乃至皇亲国戚等渠道，与查理的岳父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已经微微打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查理的家人是否从海南赶来参加了婚礼。不过，由于潮州帮在上海公共租界实力强大，因此，即便是查理的父亲或兄长来上海参加了婚礼也不足为怪。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确实离得太远了。如果是在几年前，依照查理的个性，一定会在给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们的信中公开提到自己的家庭。但此时此刻，他对自己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缄口不言，到底是何原因，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婚礼结束后，查理带着新娘子回到了昆山。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开始互相了解对方。查理的生活进入了甜蜜时期，但他的薪水不高。现在虽然有两张嘴巴要吃饭，可查理的薪水每月仍然不到15美元。按照习俗，查理的新娘子出嫁时，家境豪阔的娘家给她陪嫁了数额巨大（具体数目不详）的嫁妆，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薪水不足的问题。这些嫁妆是他宝贵的创业启动资金。与她家族联姻还使得查理能够有资格进入与等级森严的英国贵族差不多的社交圈。到此时为止，查理在上海既有了地位，又有了知名度，他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带来的各种机会。
他在范德堡大学的同学步惠廉目睹了查理的蜕变，正是得益于步惠廉的记叙，我们才能了解查理在这个时期的很多生活细节。1887年10月，步惠廉乘坐蒸汽船抵达上海，准备去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监理会布道团第二届年会。身材高大、满身肥肉的步惠廉还留着络腮胡子，跟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他发现来参加年会的同行里有一位身穿黑绸长袍、头戴瓜皮帽的中国人。直到林乐知博士给他做了介绍，步惠廉才认出他来。
查理一边大笑一边说道：“你应该没有把那只魔法熨斗也带来，是吧？”
“没有，”步惠廉咯咯地笑着答道，“不过我想我应该再组装一个。”
为期5天的年会结束后，步惠廉被安排到上海县政府所在地淞江布道。他跟查理离得很近，可以经常见面。查理则根据安排，继续留在昆山。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查理已经不再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也不再担心林乐知排挤他了。他已经有了很多秘密的计划。从查理于1887年11月4日给《基督教倡导者》写的第二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内心充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表面上，他是在说与布道有关的事情，实际上，字里行间不断在暗指自己光明的前景：
是的，仁慈的主对我们确实是关爱有加，我们的内心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前途大有希望。基督的精神正快速进入那些愚昧无知的子民心中。为了基督，我们祈祷并希望今年主能够让我们拯救更多的灵魂。
在华布道团年会业已举办完毕。我们的任命没有什么变化，大家都继续做以前的工作。我还要在昆山再干一年。在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下，为了我们的救世主，我希望我能比以往做得更好，取得更多的成绩。
我们（监理会）在苏州筹划的妇产医院已经建成。不过那里的易士文医生正在上海养病。在上海英租界建设的新教堂也进入了最后的施工阶段。
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政府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和方案。目前政府正在考虑像美国西部那样，建一条贯通北京至广东的铁路。另外，还计划在台湾建一条铁路，以便于朝廷军队自由进出那片蛮荒之地，及时镇压岛上野蛮部落的叛乱。
暂且就写到这里吧。结束之前，我还得告诉你们一件事：我跟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我结婚了。婚礼由我们布道团的里德主持。
中国春节到来的时候，步惠廉去了一趟昆山，后来他向儿子详细讲述了此行的情况。查理和他在当地的一家茶馆见了面，那时候到处都是鞭炮声。他们回去的时候路过市场，正好有一群农民聚在那里，他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身材魁梧的白种人和那个比他小一号的同伴。其中一人实在忍不住了，他吃惊地说道：“两个洋鬼子——一个大块头，一个小矮子。”
查理住在一栋土坯建造的两层房屋里，屋顶上还覆盖着瓦片。一楼外面有一个带木门的小院子。穿过院子，他俩走进一间既当客厅又做餐厅的房间。房间的角落里点着一个煤油炉，窗户上封着双层蜡纸，这样更暖和一些。
查理的新娘给他们端来了滚烫的绿茶，查理向步惠廉做了一番介绍。看到她的脚与常人无异，步惠廉松了一口气。他当时还正在学习汉语，桂珍能说一点儿英语，不过她不太好意思开口，于是查理便当起了翻译。话题转到了查理身上。查理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微薄的薪水以及为林乐知做事所带来的不快。如果自己的薪水只能增加几美元，他们怎么敢要孩子呢？步惠廉有个预感：查理做传教士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平心而论，林乐知的判断也许是对的。查理的本性并不会安安分分地做传教士。他有着不同寻常的个性，他曾远走他乡，他浑身充满了魅力和能量，生性好动，做事八面玲珑。他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加布里埃尔森船长、朱利安·卡尔和里考德牧师这些老于世故的人应该早就看出了查理骨子里的那种聪明、多智和机敏，他们将其视为志趣相投的同类人，所以才会出手相助。真正把查理带到他们身边的是他那种大胆进取的精神，因为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属于那种突破传统的人。归根结底，查理天生就是为打破旧制度而来，而不是墨守成规。那时的中国也迫切需要能够打破旧规的人。旧有秩序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在各种陈规陋习的束缚下，人们的生活几近窒息。在一个只有匪徒才能夺得皇位的时代，即便是傻瓜也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在中国，这样的时代即将到来。
在昆山的那天晚上，查理对步惠廉说道：“比尔，有时候我想，如果辞掉教职，我也许能为同胞们做更多的事。你应该知道，现在做这个工作，我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不过请你相信我，如果我真的不去布道了，绝不是说我放弃了追随基督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永远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布道团做事。”
步惠廉明显感觉到，查理正在筹划什么事情，正在参与某种活动。查理当时不便公开、后来才向步惠廉和其他人吐露的是，他早已开始准备突破。1888年春节来临前夕，当步惠廉注意到查理态度上的变化时，他实际上已经加入了上海一个势力很大的秘密组织，开始了从传教士到革命者的转变。由于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我们无从得知查理加入这个组织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到1894年时，他与反清的共和派之间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跟当时上海大部分革命者一样，参加革命之前必须要加入上海实力最强的反清三合会——“洪帮”。
洪帮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最耐人寻味的组织。在上海的权力圈子里，如果你不是洪帮成员，就会显得无足轻重。查理能够加入帮会，很明显是得益于他那两位无处不在的连襟：牛尚周和温秉忠。正如当年他们慷慨地引领查理进入他们的家族，走进他们的财富圈子一样，这一次，他们又带领查理闯入了真实世界。从此之后，他结交的大部分密友都是洪帮中的爱国人士。到后来，大家都知道，宋查理承担了洪帮所有秘密文件和政治宣传单的印刷工作。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三合会属于令人厌恶的黑社会的一部分，只有中国人才能接受这样的团体。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它们给家族交往和商业活动提供了再完美不过的秘密联系渠道，这跟共济会[6]的情况一模一样。除了给帮会成员提供道德和物质上的帮助外，三合会这类组织还致力于驱除满族统治的事业。自约300年前明朝灭亡起，他们就树立了这个目标，至今仍不忘使命。这一事业对于他们的意义，正如耶稣受难与基督再临对于早期基督徒的意义一样。同时，正因为它如此重要，三合会组织的一切活动都笼罩着一层神秘莫测、扑朔迷离的面纱也就可以理解了。
根据上海警界人士平日闲聊以及有关三合会的传闻，洪帮入会仪式通常是在一艘停靠在法租界外黄埔江面的鸦片船上进行。深夜时分，三名洪帮头目把像查理这样的新人带到船上。人称“白纸扇”的师爷负责帮规和财务方面的事务，另一个被称为“洪棍”的执事打手精通武功，传令的则被叫作“草鞋”。他们事先在船舱深处设好祭坛，上面铺有写满汉字的红色条幅。祭坛上摆着一碗生米，上面插着28柱香和三面红色小旗。十余名帮内长老和头领在灯火照不见的地方观看整个仪式。
接着，入会者被要求跪下，开始点香。整把香全部点着后，交给坛主，由坛主把香插到盛着米的碗里。接着，由执事洪棍给入会者们每人派发清香一支，高举过头，跟着坛主读诵一些行话。读诵完毕，把手中的香扔掉，然后再跟着重复洪帮三十六誓，然后每人再拿一根清香抛到地上。随后，跟着坛主发誓，今后要做到尽忠、保密。这时执事洪棍会拿一把长剑对着入会者的肩胛骨做一个刺入的动作，意思是如果背叛洪帮，就会被割断筋骨，胳膊一辈子也抬不起来了。坛主还会刺破入会者的手指，歃血为盟，表明从此结为帮中兄弟。每位入会者都被按照次序编号，学会帮内联络暗号，以便在茶馆和其他公共场合接头。仪式的最后，照例是焚烧掉所有的饰物、旗帜和条幅。
查理的秘密生活就此开启了。直到1894年，他才建立起一生中最重要的帮会关系。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得到了一个帮会势力的帮助，通过后门关系给他提供了上海拥有的一切便利。现在，路已打通，能否发大财就靠他自己了。
查理致富的客观条件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在他的传教生涯和秘密帮会活动的交织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理最初开始挣钱，还是靠自己传教士的身份。1888年，查理升职为正式牧师。第二年他便转到了上海市区，离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和革命中心更近了一步。1890年，他不再担任巡回牧师，改到上海郊区川沙任驻地牧师。当时，人们盛传他已经开办了自己的印刷厂，并且已经辞去传教职务。查理不再需要监理会了。
到了1889年年末，在他东奔西跑挣钱的时候，查理在美国《圣经》出版协会找了一份业余工作。该协会在世界各地印制销售不同语言版本的廉价《圣经》。它销售或者免费赠送的《圣经》没有注解和评语，因为能从社会上筹到一些资金，《圣经》的价格一直十分低廉。
查理的任务是销售英文原版《圣经》和由裨治文和克陛存等合作修订的汉语版《圣经·新约》。他发现买得起或愿意读《圣经》的只有中等阶层。
大部分中国人没钱买任何图书。即便是廉价的《圣经》，也超过了他们的购买能力。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圣经》是用进口纸张印制，皮面装订，售价将近三美元，这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要知道，这个价格可是查理刚担任牧师时月薪的1/5。同一个版本，用中国产的皮面装订的《圣经》售价也需要两美元左右。19世纪90年代曾在中国长老会印刷厂工作过的一名职工对此曾做过如下解释：
有些人认为，因为其内容神圣，因此版面一定要精简，纸张一定要耐磨，装订也要比一般中文图书好。另一些人则认为，由于我们的书大部分几乎等于是白送，因此不管是象征性地定价，还是为了挣钱，要想吸引那些对《圣经》内容毫不关心的人来购买是不明智的。于是便采取了中间立场，即根据读者群的不同，发售不同价格的《圣经》。
售价最低的《圣经·新约》使用的是中国产的纸张，并用硬纸壳代替皮革来做封面，价格只有一美元。
传统的中国印刷术已经不再适用。所有的木质雕版都是用手工一刀一刀刻的，就像西方的木刻艺术一样。刻出来的更像是艺术品，却不经济实用。刻本《圣经》都是用文言文翻译而成，而不是街头巷尾使用的白话，普通百姓很难看懂。
查理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因为他曾在威尔明顿的一家印刷作坊当过学徒，他基本了解西方机械化印刷术的操作方法，再加上他那中国人独具的灵活头脑，此时的他已经万事俱备。作为美国《圣经》出版协会的销售员，他掌握了第一手的经济学知识。如果能搞到几台印刷机，使用本地纸张和硬皮封面，并雇用中国劳工24小时不停机地工作，就能够大批量印制西方各种书籍，价格也会控制在最穷苦的老百姓都能买得起的范围。当时传教士们已经开始着手用各地方言翻译《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这样一来，只要认识字的中国人都能看懂《圣经》了。
出版商靠印刷《圣经》获得的利润非常有限，但这样一个值得称赞的项目很容易获得西方各布道团和宗教组织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事实上，查理很快就开始为几家布道团承印材料，他甚至还因印刷林乐知博士主编的《万国公报》而获得大笔酬金。通过重印西方的历史、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书籍，查理获得的利润大幅增加。他甚至还偷偷为一些秘密会社印刷政治传单和帮会成员证明等材料。一位中国台湾官员曾自豪地对我说：“那个宋查理啊，他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盗版商！”
他的连襟温秉忠是位教育家，与清政府关系深厚，同时还与那些希望用西方知识和技术武装中国的具有改良思想的贵族联系甚密。温秉忠很快就发现，如果能够在中国印刷价格低廉的西方教科书，即便是英文原版的，也能够让数百万人接受西方教育，从而为国家复兴做出贡献。
查理需要钱，因为桂珍已经怀孕了。1889年年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是个女孩。查理给她起名霭龄，意为“心情愉悦”。另外还给她取教名为南希，以纪念南妮·卡尔。1893年1月27日，二女儿庆龄（寓意为“心情快乐”）降生。庆龄的教名是罗莎蒙德，是为了纪念里考德牧师的女儿而起的。
第二个孩子出世时，查理已经摆脱了经济上的困境。利用妻子的嫁妆、两位连襟的数目不小的资助，以及洪帮兄弟数额庞大的投资资金，查理又购置了一些印刷机，并在法租界买了一处小房子，专门放置这些机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与朱利安·卡尔书信往来，商讨他的计划。购置机器设备的资金到手后，剩下的交易很显然是通过他在达勒姆的这位恩人来帮助完成的。查理通过洪帮买下的那栋小楼是位于山东路上的一座废弃的仓库。在这里，爱国人士可以自由进出，而不用担心引起清政府密探的注意。
他给自己的印刷厂起名“华美书馆”，并且很快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为美国《圣经》出版协会印刷《圣经》，为美南监理会印制宣传单，为其他的布道团印刷赞美诗等。工人夜以继日地印制西方教科书。几乎没有时间来为秘密会社印刷那些煽动性的宣传单了。此时的查理只有在业余时间才会从事布道工作。到了1892年春天，他完全辞去了监理会驻中国布道团中的职务。
在北卡罗来纳州，人们对查理的行为异常恼怒。四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宋查理又去拜他的木头菩萨去了。
查理大为恼火，他给《基督教倡导者》的编辑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里德兄弟：
北卡罗来纳州的某些地方盛传一则与我有关的谣言，不知是否能够借贵刊说上几句，以匡正错误，还我清白？一位朋友来信告诉我，他所在城市的报纸上报道我“又去拜木头菩萨去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纯粹是一派胡言。自我加入基督教后，就一刻也没有想过要放弃我珍爱的救世主耶稣，重新去膜拜那些毫无生命的木石神像。人生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舍弃永生而去追求永灭。
制造谣言的人也许会说，所罗门是有史以来世上最聪明的人，然而他后来却膜拜神像。为什么别人就不会这么做呢？我的答案是，我不像所罗门那么聪明，也不像他那样愚蠢。但我在此要声明的一点是，我将尽全力侍奉主，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将继续这项事业。
我之所以离职，是因为布道团给我的薪水无法维持生活。每月15美元左右的薪水无法养活我和我的妻儿。我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我离开布道团，并不意味着放弃宣传基督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目前我与美国《圣经》出版协会保持着联系，并且仍然做与我们公会有关的布道工作。这一点，和我一起为主服务的希尔和博内尔兄弟可以作证。因此可以说，我离开布道团，只是说明我现在是监理会布道团的一名独立工作人员，或者说，我只是想在不依赖家里（指美国）教会资助的情况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布道团做事。
我现在负责一座新的监理会教堂，它是由来自堪萨斯城的摩尔兄弟捐建的，是中国目前最好的教堂。
我们在教堂里办了一所规模很大的主日学校，拥有一批优秀的教师。我自己也给其中一个班级上课，这个班的学生年老的年轻的都有。我们都很喜欢“国际主日学校的课程”。如果某个星期日上午你们哪位来到这里，我们一定用让你永生难忘的方式来欢迎你，并向你们展示一下孩子们的功课学得有多么好。
我希望那些听说我“又去拜木头菩萨去了”的人能费一下心，读一读我上面的话，自己判断一下我到底站在哪一边。我热爱自己的宗教，也希望朋友们能像我一样。
最后，我还有几个请求：首先，朋友们请为我祈祷，祝我在引导人们的灵魂走向基督方面能做一些有用的工作；其次，为布道团在这片黑暗、蒙昧的土地上的工作而祈祷；最后，向主祈祷，希望他能派遣更多的人来这里，因为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7]。
查理·琼斯·松1892年9月8日于上海
在这封信中，查理最后一次用“松”来代表自己的姓。此时在上海的他已经改用了“Soong”的拼法来表示他的姓氏“宋”。为什么要做这样奇怪的改变，宋家人从来没人提到过，至少查理本人没有做过任何解释。
“松”这个姓，查理在北卡罗来纳州已使用了5年，被派到上海时，他的英语名字还是用了这个词，因此到达上海后改回“韩”姓似乎毫无必要。中国男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会使用一连串的字、号来表达自己某种新的心态或抱负。一个人在孩提时期的名字可能叫“贵志”，而上学后则可能改为“子文”。这些都是脑袋灵光一现产生的结果。在一个充满绿林传说和英雄传奇的国家里，男人的姓名经常因其观察周围特定环境的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宋查理只是一个台面上的名字。上海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中国朋友当面都直呼其名：嘉树。为什么这么叫，从来也没有对西方人做过任何解释。
等到他要离开在中国的布道团，开始自己印刷事业的时候，查理需要把“松”这个奇怪的字眼变得符合中国规范。美国人也许愿意接受这个姓，但在中国，“松”并不是一个声望很高的姓氏。查理在一本名为《百家姓》的古书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罗列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姓氏——历史上最早的100个豪门大姓。谁想另选一个姓氏，明智的选择是从这本书中挑选一个。与查理使用的“松”字最接近的字是“宋”。这是中国古代宋朝的国号。
从1892年开始，在印制名片时，查理开始用宋朝的“宋”字作为自己的家族姓氏。如此一来，他便在上海上流社会的传统中国人中获得了新的合法地位。对他来说，采用古代一个伟大王朝的国号作为自己的姓氏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正在现代中国开创另一个伟大的朝代。
随着姓名的改变，查理的收入似乎也开始不断增加，即便是最勤劳的出版商也无法挣到像他那么多的钱。
时代已经变了。
他乘坐由保镖拉的黄包车往返于家与他的印刷厂。回家的路需穿过上海外滩那绿树成荫的公园，然后沿着英国租界前的河岸一直走，从英国领事馆门口经过，再经苏州河到达虹口区。那个地区属于郊区（林乐知博士也住在那里），地势开阔平坦，盖起来的房屋也越来越高大，星罗棋布般地点缀在农田之中。沿着种满各种蔬菜的黑土地中间的一条土路走过去，便可到达查理自己盖的第一座新居。
他的新居虽然看起来有点儿怪异，但却怪异得恰到好处。为了不忘自己是个海南人，他在房子周围种上了从中国南方运来的椰子树。为了防止孩子们落水，他在门前的小溪边砌了一堵矮墙，小溪前便是一片很大的院子。房屋正面的外观完全是19世纪美国南部地区（如威尔明顿、新奥尔良、萨瓦纳等）的建筑风格。他仿照朱利安·卡尔在达勒姆的第一座房屋，在一楼建了一个大阳台，二楼正对的地方也是一个阳台。除了外墙没有青苔和生铁铸造的饰件之外，其他所有的都是一派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建筑风格。一楼的室内布局包括查理的私人书房、餐厅、一间中式客厅和一间西式客厅。西式客厅里放着专为妻子购置的一架钢琴，另有几把套着流苏椅罩的手扶椅。再往里则是储物间和楼梯间。
楼上有4间卧室，都与阳台相通。另有两个宽大的浴室，里面放着苏州产的黄绿相间、绘有龙形图案的釉面浴缸。浴室内安装了供应冷水的水龙头，洗澡用的热水则需要从厨房提过来。浴缸旁边是豪华坐便椅，上面的盖子可以掀起，下面则暗藏着马桶。每天清晨，佣人们把马桶拎到屋后，然后由本地的清粪车运到附近的农田里当作肥料。所有的房间都用煤油灯照明，取暖则使用煤气炉。来访的客人还会发现，他们家的床也别具一格，因为上面铺着西式床垫。中式床铺是硬板床，三面围着雕花扶手，上面还有一个木刻床顶。家境好一点儿的人家则睡“炕”，即一种用泥砖砌起的平台，平台下面与做饭的炉灶相通。睡床上铺美国床垫可以说是一种奢侈之举了。宋查理的几个孩子长大后，还称西方人的床为“炕”。
屋后还有一个内院，院子后边是单独一座小平房，里面有厨房、食品储藏室和佣人住房。厨房里有砖砌的炉灶，下面可以添加炭火，上面再放上各式炒菜锅，可做出各式各样的饭菜。平房后面是一片菜园，规模不小，可以常年提供各类新鲜蔬菜。菜园由查理亲自打理，这更让人觉得他是个古怪的人了。
靠着每月15美元的薪水过了好几年后，查理对自己事业上的成功缄口不言。秘密会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前景。保持沉默既是一种游戏规则，也是一种必要策略。他在三合会中的那些从事秘密活动的兄弟们，一旦行动暴露，必将会以最严厉的方式被处以极刑。帮会对口风不严的人的处罚就是把舌头割掉。一面是主日学校，一面是洪帮，查理过着十足的双重生活，沉默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生活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教导下，他的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习惯。因此，他们在童年时期的个人生活还广为人知，之后便突然变得模糊不清。跟父亲一样，他们努力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但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却保持沉默，让人无法看透。
查理的财富到底从何而来，这一点始终迷雾重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除了妻子的嫁妆之外，他还从朱利安·卡尔那里借了一笔钱。那位烟草大亨向来是声名在外，连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向他借钱，何况他还把查理看作“自己的家人”。现在他们虽然天各一方，但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如果查理告诉他，自己要在愚昧昏暗的中国建一家专印《圣经》的印刷厂，没有谁会比卡尔更愿意出手相助了。
除此之外，应该还会有其他的来源。1887年，查理回到家乡后受到韩氏家族的热烈欢迎。之后的几年里，他又回去过几次。1910年前，为英国商人办事的潮州帮成员一直掌控着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切犯罪活动。之后他们宣布了一项休战协议，并与驻扎在法租界的各敌对帮派合为一体。这意味着，查理的父亲和哥哥能够轻松地为他首次创办的实业提供帮助。清政府在执法时有一条约定成俗的原则：一人犯罪，株连全族。这更让查理有理由保密了，一切都变得神秘莫测。
但实际上，查理致富的真正原因是他从事的一项平淡无奇的副业：面条生意。印刷业只不过是一只鞋拔子，他踩着它滑入了上海的商业世界。在这个商业圈子里，充当经纪人（或者说是“买办”）的查理穿梭于东西方世界之间，很快成了红人。
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上流社会人士开始着手创办实业。起初，一些进步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屈服于西方列强，原因即在于后者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因此，他们谋求通过发展现代军事工业和采用西方军事模式来强壮国力。但后来，中国的改良派占了上风，他们声称，西方真正的强大之处不在于军事力量，而是工业实力。
于是，西方的各种思潮、机械、工业和洋行大量涌入中国。一部分富有的中国人决心奋起竞争。但由于西方各国垄断着各类市场，创业绝非易事。但后来发生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导致外国银行业开始萎缩，中国实业家们趁机填补上了各行各业产生的空缺。随着上流社会的财富涌入棉花、烟草、食品加工、海上运输、银行业和贸易公司等行业，中国本土的资产阶级开始逐步形成。中国开始出现一个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而它的心脏，就在上海。
查理在印刷行业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之后，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的领军人物之一、家财丰厚的阜丰家族请他担任一家面粉厂的经理，这家面粉厂后来发展为亚洲最大的面粉厂之一。阜丰公司需要一位像查理这样能够周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代理人。当公司需要与西方人谈判时，这个人可以充当买办的角色，为他们分析外国人的动向和态度。当他们的面粉厂需要从美国购置机器设备时，这个人又可以当他们的中间商。当时，中国的南方主要吃米饭，北方则吃面条，而上海是生产各类面食的新兴工业的中心，向从日本到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市场出口产品。
朱利安·卡尔在美国拥有资产达百万美元的碾米工厂。在他的帮助下，查理成为第一个为本土公司进口重型机械设备的人。他成了阜丰面粉公司专门负责对外联系的总经理，直到他去世前，一直担任这个高薪职位。此外，作为酬谢，他还成了该公司的大股东。
这种买办的角色处于掀起20世纪多次革命浪潮的各种仇恨的核心。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类似介于皮条客和贵族之间的角色，它把东方各个不同经济阶层联系到一起，在东西方交流过程中起到润滑作用。一时间，上海成了买办们的天下。
没有任何一位英国绅士，或者说，没有任何想摆点儿绅士派头的外国人愿意跟中国人直接打交道。这么做有点儿自降身份，并且也很难做到，因为你首先需要掌握汉语，了解中国的社会风俗，以及中国人的商场规则——最后一点尤为神秘。以前从事鸦片贸易的时候，英国人就曾雇用波斯人或伊拉克人来充当买办。这些人中许多因此成为巨富，一些甚至发展成上海的显赫家族，如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嘉道理家族等。人们曾形容他们是“骑着骆驼从巴格达来到上海，开着劳斯莱斯回去”。
像他们一样，许多中国人也因担任买办而发迹。没有他们的存在，一切都将停止运转。他们如同手段娴熟的政客，从买卖双方获取利润。许多成功的买办都是三合会里的主要成员。洪帮的首领本人就在法租界殖民当局的巡捕房里任督察长：一个专门与犯罪行业打交道的买办。
查理具有进入买办世界的充分条件：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海南话和上海话，英语更是脱口而出，并且还能时不时引用几句《圣经》里面的话，足可以赢得经商的美国清教徒的信赖。此外，他还在新英格兰和美国南方生活过，一口纯正的南方口音更能消除外国人对他身份的怀疑。通过财富惊人的卡尔，他与美国商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上海这个地方，所有正直的外国人去教堂，是因为它本身非常重要。而所有不正直的人也都去教堂，是因为这是一种社会需要。对后者来说，教堂是一个聚会的场所，各式各样的人物和金钱在这里广泛接触，再产生出丰硕的果实。查理算是一个异类，一个接受过美国培训的中国牧师转变而成的买办。
1893—1894年，宋查理突然崛起，从默默无闻之辈变成了家喻户晓、功成名就的印刷商和实业家，同时还是公共租界一座主要教堂里的知名牧师。西方人不再把他当成不值一提的“本土牧师”，他俨然成了上海的大名人。人们开始谈论他的发迹史，听说过他故事的人又跟其他不知道的人谈论此事，神奇的传说就这样逐渐产生了。
对查理本人来讲，穷困的日子已经结束，密谋革命的时代即将开始。
[1] 《万国公报》于1868年9月创刊，原名《教会新报》（Church News），1874年9月更名为《万国公报》。——译者注
[2] 雷金贞，原名洛基·兰金（Lokie Rankin，1851—1929），美国人，1878年在上海嘉定南翔镇创办悦来女塾。——译者注
[3] 此处宰相指徐光启（1562—1633）。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查理的岳母为徐氏后人。——译者注
[4]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实际上，根据记载，徐光启是于1603年在南京由耶稣会士、葡萄牙人罗如望施洗加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禄”（Paul）。——译者注
[5] 一作“倪珪贞”。——译者注
[6] 共济会，也称美生会，它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世界上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都是共济会成员。——译者注
[7] 典出《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原文为：“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