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惠帝永元元年，匈奴族领袖刘渊于离石起兵反晋，并于怀帝永嘉五年攻占洛阳，愍帝建兴四年攻占长安，西晋王朝因此覆灭。此后，中国北方地区成了少数民族递相建立政权的场所，因而也就成了不同民族及其生活、文化和政治形态碰撞、冲突与融合的场所。在这种碰撞、冲突与融合之中，北方政权日益汉化、农业化与官僚制化了，并演化出日益强化的汉式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与此过程相适应，察举制与学校制也得到了采用与发展。
一、十六国与北魏对察举制的采用
十六国北朝时期，各少数族政权在建立之后，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接受汉式官僚制度，如设置汉式的官位爵名，采用汉式的行政体制，利用汉式的方法——如礼仪刑律进行统治等等。特别是在吸收了汉人参加政权之后，这一过程往往就大为加速了。在选官制度上亦是如此。当少数族政权企图招揽汉族士大夫为之服务之时，他们对在两汉魏晋已有几百年传统的察举选官制度加以利用，是非常自然的。十六国政权之中，相当一部分都曾采用过这种制度，下面试述如下。
第一，前赵。《晋书·刘曜载记》：“武功豕生犬，上邽马生牛，及诸妖变不可胜记。曜命其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刘均举参军台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之。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引见东堂，访以政事。产流涕歔欷，具陈灾变之祸、政化之阙，辞旨谅直。曜改容礼之，即拜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令。”这是袭用了汉代因灾变而察举贤良直言对策的做法。
第二，石赵。《晋书·石勒载记》：“勒……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试经之制”；“特赦凉州殊死，凉州计吏皆拜郎中”；“又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石勒采用了察举岁贡及计吏拜郎之制。“至孝、廉清”应是由“孝廉”分化而来，同时贤良、方正、直言变成了岁举，并继承了策试与分等授官之制。
第三，前燕。《太平御览》卷六五一：“崔鸿《前燕录》曰：辽东内史宋该举侍郎韩偏为孝廉。慕容儁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沉敏，贡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及王威临讨，凭城丑詈，此则勃之甚，奈何举之!该下吏，可正四岁刑；偏行财祈进，亏乱王典，可免官禁锢终身。”“勃”当作“悖”。此文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五引作慕容 事，“奈何举之”后多“剖符朝臣，何所取信”八字，或所据版本有异。又《魏书·崔逞传》：“慕容 时，郡举上计掾，补著作郎。”是前燕有计吏察举之制。
第四，前凉。《太平御览》卷五一三：“崔鸿《前凉录》曰：范绩字弘基……历仕三朝，士友服其清亮。举秀才，为郎中，迁中都谒者。”又同书卷四三七：“刘彦明《敦煌实录》曰：索苞有文武才，举孝廉，除郎中。”按前凉张轨初霸凉州之时，贡士尚达于朝廷。《晋书·张轨传》：“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时约晋怀帝前后；又晋愍帝时，张寔“遣督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但晋东渡建鼎建康之后，张氏虽称臣于晋却不通使命，通使后亦不奉其正朔。范绩举秀才时已“历仕三朝”，大约已至张骏、张重华之时；索苞后率兵救宋澄于羌人之围中，而宋澄仕凉，在张祚、张玄靓之时，见《晋书·张轨传》。此时之秀孝大约已不会贡于建康，而是为本政权而举了。
第五，苻秦。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三：“建元元年，(苻)坚又改元为建元。正月，雍州秀才段铿对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经者十余人，皆拜令长。”又《晋书·苻登载记》：“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称。苻坚时举贤良，为郎中，稍迁长安令。”又同书《吕光载记》：“王猛异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坚，举贤良，除美阳令。”是苻秦有秀孝对策及贤良察举之制。
第六，南燕。《晋书·慕容德载记》：“德如齐城，登营丘，望晏婴冢，顾谓左右曰……青州秀才晏谟对曰……”由“青州秀才晏谟”例，知有秀才之举。
第七，北燕。《晋书·冯跋载记》：“分遣使者巡行郡国……昌黎郝越、营丘张买、成周刁温、建德何纂，以贤良皆擢叙之。”此巡行使者举贤良，当为特举。
又，《石育墓志》记其“曾祖瓒，以秀才仕燕，释褐鹰扬将军、中书博士”。其所仕不知何燕。
第八，北凉。《金石萃编》二九《鲁郡太守张猛龙清颂碑》：“高祖钟□，凉州武宣王大沮渠时，建威将军、武威太守。曾祖璋，伪凉举秀才，本州治中。”此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1)所收哈拉和卓九六号墓文书，其时间在北凉玄始十二年至义和二年，其中的第二一份《功曹下田地县符为以孙孜补孝廉事》，有“田地县主者：今以孙孜补孝廉，符到”、“奉行”、“曹书佐”等字，说明这个政权还有孝廉之举。
第九，后凉。《魏书·宋繇传》：“宋繇字体业，敦煌人也……吕光时举秀才，除郎中。”
第十，后秦。《晋书·姚兴载记》：“兴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
第十一，西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哈拉和卓九一号墓文书，其第二份为《西凉建初四年(408)秀才对策文》，包括策题及“□谘”、“凉州秀才粪土臣马 ”及“护羌校尉粪土臣张弘”三人的对策片断。这是至今所见最早的秀才对策实物，弥足珍贵。学者的分析显示，这次策试为五问五答，与晋制正合；对策时间为此年正月一日，而策问则在前一年，即建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可见十六国政权对察举制之采用，相当普遍。
十六国政权曾经兴置官学者，亦为数颇多。如前赵、石赵、前凉、苻秦、成汉、南燕、北燕、南凉、姚秦等等，皆有学校。其中史传明记有考试叙录之制的，有：
第一，石赵。《晋书·石勒载记》：“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著作郎，录述时事”。
第二，苻秦。《晋书·苻坚载记》：“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坚谓博士王实曰：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
第三，前燕。《晋书·慕容 载记》：“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
第四，姚秦。《晋书·姚苌载记》：“苌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
第五，南燕。《晋书·慕容德载记》：“德大集诸生，亲临策试。”
是学校诸生，已成为诸少数族政权的官吏来源之一。
据《晋书》等史料记载，刘曜立学，选学生千五百人；石勒之太学，有将佐子弟三百人，又诸小学有诸生百余人；前凉张轨之学校，有“九郡胄子五百人”；前燕慕容 之东庠，“学徒甚盛，至千余人”；后秦姚兴使儒者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南燕慕容德，有太学生二百人；西凉李玄盛，有高门生五百人。作为对比，江左东晋之太学生仅六十至一百人，国学重建后亦衰落混乱不足称道。十六国之文化自然不能与东晋相比，但在官学之规模上，却并不逊色。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北魏拓跋氏政权，在其崛起和发展过程之中，对于招揽汉族士大夫，同样非常重视。在招揽罗致汉族士人之时，最早采用正规的察举选官方式的，是在世祖太武帝拓跋焘之时。据《魏书·世祖太武帝纪》，神 四年九月诏征卢玄、崔绰、李灵、邢颖、高允、游雅、张纬等，“尽敕州郡以礼发遣”，“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这“数百人”中，即有秀孝在内。《魏书·天象志》记此事：
是月壬申，有诏征范阳卢玄等三十六人，郡国察秀孝数百人，且命以礼宣喻，申其出处之节。
这是北魏秀孝察举之事见于史籍的最早一次。又《魏书·崔逞传》：
初，三齐平，(崔)祎孙相如入国，以才学知名，举冀州秀才，早卒。
崔祎原仕南燕慕容德。“三齐平”指文成帝、献文帝攻占青、齐之事。约此前后，崔相如与其弟崔 归于北魏。故崔相如之举秀才，时亦较早。
严耕望谓北魏秀才对策除官之最早可考者为刘善与郑羲，前者举于文成帝太安中，见《周书·裴果传》，后者举于文成帝和平中，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十四《魏郑羲碑》。(1)查《周书》，刘善举秀才事见《刘志传》，附于《裴果传》；又举秀才之年原作“大安”，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作献文帝年号“天安”，未知孰是。此二人或为北魏秀才对策除官所见最早者，却非秀才得举之所见最早者。《八琼室金石补正》十七《王僧墓志》：
曾祖衮，以大魏太常年中除建威将军，北平太守。祖清，少履庠门……故刺史张儒辟为茂才，昂然不拜。父颠，以真君年中黄舆南讨……
“太常”即明元帝年号“泰常”；“真君年中黄舆南讨”，指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事，则王清之被举秀才，当在太武帝神 四年之后，太平真君十一年之前。
太武帝时，还有贤良之举。《魏书·世祖太武帝纪》：
先是，辟召贤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诏曰……诸召人皆当以礼申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
其时在延和元年，即神 四年的次年。又同书《李祥传》：
世祖诏州郡举贤良，祥应贡。对策合旨，除中书博士。
贤良之举应在神 四年，但这与征召卢玄应非一事。因为《魏书·高允传》中之《征士颂》所记神 四年应征之30余人，并无贤良李祥之名，知贤良别为一科。
自从太武帝神 四年令州郡举秀孝贤良，察举制度遂成为北魏政权之选官常途。孝文帝拓跋宏执政之后，锐意汉化，秀孝察举亦因之大盛。北魏秀孝我就史传大略考得百余人，举于孝文帝以前者不过数人而已，而于孝文帝一朝得举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据《魏书·儒林传序》称，孝文、宣武以降，“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贤良之举也被承袭下来了。如《来和墓志》：“神龟元年举贤良，拜扬烈将军、员外奉车都尉。”后来还有了“文学”一科。如《北史·文苑祖鸿勋传》：“仆射、临淮王 表荐其文学，除奉朝请”；《周书·辛庆之传》：“少以文学征诣洛阳，对策第一，除秘书郎”；又辛仲景，“年十八举文学，对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
北魏学校体制的建立，比察举还要早数十年。据《魏书·儒林传序》：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
可见北魏之学校设置颇早。又据《魏书·太祖道武帝纪》，道武帝迁都平城“始建都邑”，在天兴元年秋七月。次年即天兴二年三月，“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其间仅仅七八个月。天兴二年之生员，同书《官氏志》记作“国子生员三十人”。从《儒林传序》所记“始建都邑”时所立之太学已有“生员千有余人”来看，《官氏志》误，《太祖道武帝纪》是。《魏书·张蒲传》：
子昭，有志操。天兴中，以功臣子为太学生。
此即天兴年间之学生实例。但张昭并非北魏太学生之最早一人。《魏书·薛提传》：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补太学生，拜侍御史。
“皇始”亦为道武帝年号，在天兴之前。是北魏迁都平城之前，原已有学校了，这就是天兴元年“生员千有余人”的来源。北魏学校屡有废置之时，但往往又得重建。其太学生、中书生与国子生我大略考得65人，他们大抵都能由学校入仕。
由北魏察举学校实施情况，以及由此入仕之可考者的数量来看，这种以知识才学为条件的入仕制度，为北魏政权提供了相当一批经过汉族文化培训的新型官员。他们在承担政务、普及教育以及汉化改制、制礼作乐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门尽州郡之高”
北方少数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之中，同时也接受了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南北分裂以后，北方的世家豪族，其宗族维系及经济力量较南渡士族保持得更为完好；在因社会动乱而文教事业大受摧残之时，他们也是文化的主要保有者。少数族政权在谋求与汉族士大夫合作之时，不能不采用相对地更能保证其特殊身份的选官方式，如九品中正制度与“清途”制度。例如石勒就曾下令“清定九品”、“典定士族”，苻秦也曾恢复“魏晋士籍”，南燕也有所谓“二品士门”。
北魏的拓跋族统治者，甚至采用了使自身也士族化的方针。例如倾心仰慕汉族文化的孝文帝，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士族制度的向往。他大定海内士族，所谓“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除帝室及长孙、叔孙、奚氏之外，有鲜卑之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首；汉族之山东、关中及河东士族，亦各有高下。并以膏粱、华腴及甲、乙、丙、丁之等差相齿列，依门第高下为“方司格”，中正据以铨选。《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中正制与“清途”制成了士族化政策的一部分，而且察举制与学校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浓厚的士族化色彩。如太武帝神 四年所征之范阳卢玄、博陵崔绰等30余人，大抵为北方名门郡姓之头面；而同时州郡所贡之秀孝，自然也是同类人物。《魏书·高祖孝文帝纪》延兴二年诏：
顷者州郡选贡，多不以实，硕人所以穷处幽仄，鄙夫所以超分妄进，岂所谓旌贤树德者也。今年贡举，尤为猥滥。自今所遣，皆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
可见孝文帝确定的察举标准，是“门”与“才”，这与南朝取士“才地俱允”、“人门兼美”之原则，如出一辙。又同书《韩显宗传》记其太和中上言：
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
由其批评之激烈，正见察举中士族化倾向之严重。
下面我们以秀才为例，略作统计，以印证这一情况。北魏之秀才，我大略考得86例。据《新唐书·柳冲传》，山东郡姓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郡姓以韦、裴、柳、薛、杨、杜为首。诸姓之得举秀才者，依数量之多少，有：河东闻喜裴氏，有裴务、裴美、裴宣、裴延儁、裴景融、裴敬宪、裴佗、裴思齐、裴侠(2)9人；清河崔氏，有崔祖虬、崔相如、崔元献、崔励、崔休、崔暹6人；范阳卢氏，有卢诞、卢观、卢文伟、卢辨、卢叔仁5人；赵郡李氏，有李同轨、李叔胤、李谧、李愔、李普济5人；河东解柳氏，有柳崇、柳仲起、柳蚪3人；博陵安平崔氏，有崔士元、崔挺、崔殊3人；陇西狄道李氏，有李彦、李琰之、李超3人；太原晋阳王氏，有王宝兴、王希云、王延业3人；荥阳开封郑氏，有郑羲、郑伯猷2人；京兆中山韦氏，有韦骈；河东汾阴薛氏，有薛 驹；弘农华阴杨氏，有杨钧；京兆杜氏，有杜振。仅仅以上之姓族合计即达43人，占北魏秀才可考者之半数。
其他姓族之举秀才者，如河间谟邢氏，有邢峦、邢产、邢虬、邢臧4人；勃海脩李氏，有李叔宝、李长仁、李述3人，清河绎幕房氏，有房景先、房亮2人；武功苏氏，有苏湛、苏亮2人；陇西狄道辛氏，有辛祥、辛穆2人；河内温司马氏，有司马澄、司马祖珍2人；勃海蓚封氏，有封琳；太原晋阳郭氏，有郭祚；安定朝那皇甫氏，有皇甫；北平无终阳氏，有阳藻；西河介休宋氏，有宋世景；中山毋极甄氏，有甄邯。以上23人，又占北魏秀才可考者之四分之一。加上鲜卑贵族之元昭、穆子琳，北魏以姓族举秀才者占北魏秀才之五分之四。余者，除去一些门第一时难定莫辨者，出自寒微的秀才寥若晨星。北魏由清途入仕者，同时包括鲜卑与汉族姓族；而秀才察举，则主要是汉族姓族的入仕之途。
北魏秀才之任用可考者约67例，其任官情况大致如下：
中书博士15人，太学博士7人，太常博士1人。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孝文帝太和中第一次《职令》，国子博士(即原中书博士之改称)在第五品中，太学博士及礼官博士在第六品中。礼官博士疑即太常博士。据太和二十三年复定之《职令》，国子博士在第五品上，太学、太常博士在从第七品。以上除为博士官者，合计23人，占35％，在三分之一以上。
诸府僚佐掾属，如参军、主簿，公国郎中令，州别驾、治中、主簿、西曹书佐等，共20人。僚佐掾属之品秩因府主高下而异，难以一一详考。就其可知者判断，大致在五、六、七品左右。此20人占30％左右，不及三分之一。
员外散骑侍郎2人，尚书郎3人，著作佐郎4人，中书议郎2人，奉朝请9人。据太和第一次《职令》，诸官品秩分别为从第四品下，第五品上，第五品上，第五品上，第六品下。据太和二十三年《职令》，尚书郎第六品下，员外散骑侍郎第七品上，秘书郎中、著作佐郎第七品下，奉朝请从第七品下。以上合计共20人，占30％。
此外，还有拜除县令、大理平、检校御史、步兵校尉等官者。大致说来，北魏秀才之任官，在五、六、七品之间。所拜之官，与当时权贵士族之起家官，大致相近。
北魏由秀才一途入仕者，大部分在后来都成了北魏以及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中高级官僚。这里根据史传记载，并参考了毛汉光编制的《北魏官吏总表》，略作统计，将北魏秀才在仕途上所达到的最高官品在五品以上者之比例，列表如下以供参考(表12—1)：
表12—1
可见由秀才入仕者，在仕途上具有良好前景。较之直接入仕，秀才察举对才学更为强调；秀才有三分之一拜为博士，可见此科是北魏文化教育人才的重要来源。
北魏学校入仕之途，其特权性、士族化更为明显。根据《魏书》，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令“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献文帝时高允请立郡学，选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第”；宣武帝正始元年十一月兴学诏，有“崇建胶序，开训国胄”语，延昌元年四月兴学诏，有“贵游之胄，叹同子衿”语。又张昭“天兴中，以功臣子为太学生”，王嶷“少以父任为中书学生”。又《周书·薛裕传》：“初为太学生，时黉中多是贵游。”时在北魏之末。这都说明北魏学校的入学标准，首先在于父祖门第官位。又北魏国子学生有品阶，据太和第一次《职令》，在从第六品下，身份不低，可见其待遇优越。
北魏之国学、太学生员，我大略考得65人。其中出于汉族姓族者，如赵郡李氏之李骞、李怡、李仲胤、李安世、李谧5人；博陵崔氏之崔秉、崔合、崔广、崔振4人；清河崔氏之崔思叔、崔箱子、崔彦穆3人；陇西狄道李氏之李韶、李虔、李冲3人；京兆杜陵韦氏之韦瓒、韦孝宽2人；勃海高氏之高祐、高钦2人；广平任游氏之游明根、游肇2人；以及范阳涿卢氏之卢度世，河东闻喜裴氏之裴修，荥阳开封郑氏之郑道昭，河东汾阴薛氏之薛裕，河间邢氏之邢子才，河内司马氏之司马金龙，范阳祖氏之祖莹，勃海封氏之封回，北海王氏之王嶷，等等。
特别是仅仅就我之大略考得，国学生或中书生中，宗室有元孟辉、元晖、元信、元悛、元 、元灵耀、元彝7人，代姓有陆凯、源规、源奂、尉拨、贺拔岳等5人。鲜卑皇宗贵族合计12人，占18.5％。《元孟辉墓志》：“时始八岁矣，有诏入学”；《元信墓志》：“幼入书堂”；《元悛墓志》：“年七岁，召为国子学生”；《元悛墓志》：“裁离襁褓，便游庠塾”。知皇宗子弟，应依制入学。这当然会提高学校的规格。总之，就史料所见，北魏所见学校诸生。大抵出自高门贵族之家。
北魏学生之任官可考者约48人，其中以拜为中散者为最多，共17人，且全部来自中书生，占总数之35.4％。《魏书·李冲传》：“显祖末，为中书学生……高祖初，以例迁秘书中散。”知中书学生迁中散为常例。中散一官约始置于道武帝时，为权贵子弟之起家之位。如高谧、陆龙成、伊馛、皮喜、慕容契等，史传记其以“功臣子”、“勋臣子”、“名家子”或“名臣子”除为中散。据《魏书·官氏志》太和中第一次《职令》，侍御中散及中散在第五品上，秘书郎、著作佐郎、国子博士尚在其下。但太和二十三年第二次《职令》，已不见中散一官。其余之任官，如中书博士、中书助教、太学博士、博士、侍御史、秘书郎、尚书郎、中书郎、羽林监、奉朝请及诸府掾属僚佐等等，不一一备记。国子中书生的任用，看来比秀才还要优越一些。太和第一次《职令》规定国子生品秩为从第六品下，其起家官品，自然又应在此之上。
北魏所见学生之最终或最高仕官之可考者，我大略统计得47例。下面参照史传，并参考毛汉光编制之《北魏官吏总表》，将其中仕官曾达五品以上者之数量比例，列如表12—2：
表12—2
是北魏学生，最终成为中高级官僚者的比例，是非常之大的。其中最终成为三品以上官吏的，占61.9％。可见学校入仕，在北魏乃入仕华途。
三、魏、齐策试制度
北方政权在采用察举选官制度之时，大致沿用承袭了两晋南朝的考试程式，但大同之中亦有小异。从北魏、东魏到北齐的考试之法具有连续性，在此一并叙述。
北朝察举之中，秀才、孝廉二科是基本科目。秀才主要考试文学辞采，孝廉则主要考试经术章句。《魏书·崔亮传》记刘景安语：“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是秀才试文而孝廉试经。又同书《邢峦传》：“有司奏策秀孝，诏曰：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邢峦才清，可令策秀。”是主考秀才者，亦须选择文才清逸者，那么策试孝廉者，自然要经学渊博之士了。
《隋书·礼仪志》记云：
后齐每策秀孝，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考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皇帝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
又《通典》卷十四《选举二》亦引及此文，文字略异，并称“北齐选举，多沿后魏之制”。据此，北齐此制，当沿袭北魏而来。
皇帝亲临朝堂策试秀孝，魏、齐皆有其事。如《魏书·高祖孝文帝纪》太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帝临思义殿，策问秀孝。”同书《灵皇后胡氏传》：“又亲策孝秀、州郡计吏于朝堂。”又《北齐书·武成帝纪》河清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诏临朝堂策试秀才。”君主亲临朝堂策试，表示了王朝对这种面向汉族士人的选官制度的重视。
《隋书·礼仪志》“集书策考贡士”句，严耕望谓应作“集书策孝廉”之讹(3)，其说是。其上下文明记所叙为“策秀孝”之制，则孝廉应有策试主司；又秀孝皆为“贡士”，不当于秀才、廉良之外别有“贡士”。“考”当作“孝”，“贡”当作“廉”，“士”字误衍。故集书省之所策，应为孝廉。《通典》又删“考”作“集书策贡士”，亦误。
《隋志》又言“考功郎中策廉良”，“廉良”不知为何事。汉有“廉吏”科，晋有“良吏”科，但北齐之“廉良”，似与此不同。宫崎市定释之为郡国计吏，颇有道理。(4)《隋书·礼仪志》四又记北齐考试计吏之制：
正会日(5)，侍中黄门宣诏劳诸郡上计。劳讫付纸，遣陈土宜。字有脱误者，呼起席后立；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无可取者，夺容刀及席。既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迹才辞可取者，录牒吏部，简同流外三品叙。
此处所记计吏笔试及惩罚办法，与前述秀孝、廉良策试之惩罚办法，完全相同。又前引之《魏书·灵皇后胡氏传》，有“亲策孝秀、州郡计吏于朝堂”语；同书《高祖孝文帝纪》太和七年春正月庚申诏，有“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语。是北魏与秀孝同策者，确实还有计吏。
这种计吏笔试之法，始于西晋。《晋书·王浑传》记惠帝“尝访浑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王浑答曰：
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侍中读诏，计吏跪受……可令中书指宣明诏，问方土异同，贤才秀异，风俗好尚，农桑本务，刑狱得无冤滥，守长得无侵虐。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者，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指垂心四远，不复因循常辞。且察其答对文义，以观计吏人才之实。
奏上“帝然之”。据此推测，北齐之“廉良”，名目取自“廉吏”与“良吏”，而其身份，此时就是州郡计吏。计吏考试之主持者，是侍中、黄门；擢第之“本曹郎中”，当即尚书吏部之考功郎中，所以又言“考功郎中策廉良”。考试内容是“陈土宜”，同于西晋王浑之所议。从叙官时“简同流外三品叙”来看，计吏的身份官资是较为低下的。
《隋志》称“中书策秀才”，据前引《魏书·邢峦传》，有诏令邢峦策秀才之时，他正为中书侍郎。又同书《孙惠蔚传》：
太和初，郡举孝廉，对策于中书省。时中书监高闾宿闻惠蔚，称其英辨，因相谈，荐为中书博士。
是北魏时秀孝策试最初均由中书省策试，而且有时就对策于中书省。“集书策孝廉”，大约为此后又行之法。又《北史·文苑樊逊传》：
天保元年，本州复召举秀才。二年春，会朝堂对策，策罢，中书郎张子融奏入……梁州重举逊为秀才。五年正月，制诏问焉。尚书擢第，以逊为当时第一。
又见秀才虽由中书郎策试，擢第却是尚书省之事。《通典》卷二十三《职官五》：“后魏考功郎掌考第、孝秀。北齐考功郎中亦掌考第及孝秀贡士。”又《隋书·百官志》记北齐吏部：“考功，掌考第及秀孝贡士等事。”北齐中书省策秀才，集书省策孝廉，但他们大约只负责现场组织及策文拟制；等第评定及叙录授官，为尚书省之事。
《隋书·礼仪志》记“秀孝各以班草对。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班草”原指铺草于地而坐。《后汉书·陈留老父传》：“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艺文类聚》卷四一谢灵运诗云“行行即长道，道长息班草”。在这里指后文“起立席后”之“席”，谓秀孝于席上对策作文也。
“饮墨水”之惩罚方式，颇觉奇特。(《隋志》叙计吏策试，作“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苏轼因有诗云：“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饮。”曾资生说：“罚饮墨水之例，实为近于恶作剧的一种惩创。”(6)隐然有北齐为少数民族政权，故行事立制多不近人情之意。查《太平御览》卷五三四引魏文帝黄初五年蒋济奏“太学规条”：
学者不恭肃、慢师、酗酒、好讼，罚饮水三升。
是曹魏太学之中，原有以饮为罚之制。但所饮者尚非“墨水”。古饮器有升有斗，斗大升小，如饮白水三升，颇有止渴之效，那么这只能视为“象刑”了。又《初学记》卷二十梁到溉等《仪贤堂监策秀才联句诗》，伏挺有句云：
乙奏饮余列，甲科光往载。
深奇无绝踪，孙董有遗慨。
“孙董”指公孙弘、董仲舒。首句言“乙奏饮余列”，“乙奏”指策试擢第奏为乙科，如《北史·杜正藏传》记其对策后，“曹司难为别奏，抑为乙科”，可资为证；而“余列”，大约就是“起立席后”；“饮”，应当就是指饮水之罚。此句谓试在乙科者退居余列而就饮水之罚也。是南朝策试亦有以饮为罚之法。
学士文人以饮为罚，乃是中国古代一种源远流长的风习。如西晋石崇宴客于金谷园，赋诗不成者罚酒三觞。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这种习俗追溯得相当久远。周代大学、乡学之大射礼、乡射礼，学士射之不胜者有饮酒之罚。《仪礼·乡射礼》：“不胜者进北面坐，取豐上之觯，兴，少退，立，卒觯。”郑玄释“卒觯”为“受罚爵”。《大射礼》所载亦同。《诗·小雅·宾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毛传以之为燕射。又《礼记·射义》：“《诗》云，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祈，求也，求中以辞爵也。”郑注：“言射的必欲中者，以求不欲饮汝爵也。”按古制“射”为学士必修之“六艺”之一，同时君主又以“射”取士。《射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不难推测，周代学校射礼上的饮酒之罚，即是北齐秀孝计吏策试“饮墨水”之罚的渊源。然周之饮酒，一变为曹魏之“饮水”，二变为北齐之“饮墨水”，不免给人“每况愈下”之感。
北朝秀孝策试，大抵是秀才对五策，一同于西晋始建之法；孝廉则试经十条。《魏书·文苑邢臧传》：
神龟中举秀才，问策五条，考上第，为太学博士。
又《隋书·李德林传》：
举秀才入邺，于时天保八年也……时(杨)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授殿中将军。
查《北齐书·文苑樊逊传》记其天保五年秀才对策之时，所问之策有“升中纪号”、“求才审官”、“释道两教”、“刑罚宽猛”、“祸福报应”等题，正为五问。又《北齐书·儒林传序》记北齐孝廉之举：
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
是孝廉试经十条。
《魏书·肃宗孝明帝纪》熙平元年二月：
初听秀才对策，第居中上已上，叙之。
此事《魏书·阳固传》记作：
肃宗即位，除尚书考功郎，奏诸秀孝中第者听叙，自固始。
《肃宗纪》记作“第居中上已上叙之”，而《阳固传》记作“中第者听叙”，二说有异。查《北齐书·马敬德传》，他固辞孝廉之举而应秀才入京之后：
依秀才策问，唯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迁太学博士。
按马敬德本不愿举孝廉，他转而又依孝廉试经十条，是因为试秀才仅得中第，而中第并没有授官资格。由此可知，秀才考第大约有上，中上、中、下数等。那么，“第居中上已上叙之”，是可取的。在孝明帝熙平元年之前，大约上第方能叙官。又《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记唐制：“初秀才科等最高，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是直至唐代，仍是“第居中上已上叙之”。《魏书·阳固传》所载有误，当从《肃宗纪》。
北朝察举仍有员额之限。《北齐书·文苑樊逊传》：
梁州刺史刘杀鬼以逊兼录事参军，仍举秀才。尚书按旧令，下州三载一举秀才，为(武定)五年已贡开封人郑祖献，计至此年未合，兼别驾王聪抗议，右丞阳斐不能却。尚书令高隆之曰：“虽逊才学优异，待明年仕非远。”逊竟还本州。
知其法尚严。又《周书·宣帝纪》记周制秀孝“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其法应承自魏齐。
【注释】
(1)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行政制度史》下卷，第八章，“州郡察举”。
(2)按，裴思齐、裴侠，《周书·裴侠传》记为“河东解人”，非闻喜人；但又言“侠又撰九世伯祖贞侯潜传，以为裴氏清公，自此始也”。“贞侯潜”即曹魏尚书令裴潜。《三国志·魏书·裴潜传》：“字文行，河东闻喜人也……正始五年薨，追赠太常，谥曰贞侯”，是裴思齐、裴侠之族原亦闻喜人，或后迁解也。在此与闻喜裴氏列于一处，不另出。
(3)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行政制度史》，卷中之下《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七章“州郡察举与地方学官”。
(4)参见[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482页。
(5)按当作“计会日”。
(6)《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察举和岁贡》，载《东方杂志》四十卷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