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1947年生于慕尼黑，长于慕尼黑。在慕尼黑上学，就读护士学校。二十八岁结婚是家庭主妇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银行工作。他照料我们，我照料家庭，日子过得不错。
故事的这一部分也不复杂，或许可以概述如下：十三岁时，我发现父亲并不像母亲告诉我的那样，战争期间当兵打仗，相反，他在集中营任职。而母亲也不像她讲的那样，待在家里忧心忡忡，等待前线传来的丈夫的消息。不，父亲每晚回家，就像从办公室下班归来。然后，他坐在桌前，母亲已为她这位勤奋工作的丈夫准备好晚餐。他尽他的职责，她也尽她的职责。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在1959年，我们收到了一封信，它改变了生活中的一切，绝对是一切，但一切也依然如故。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矛盾，但事情就是这样。不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它基本上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表面上，往日的囚犯对我父亲提出了指控。可以想象，事情发生后，我们家是怎样一幅情景。但也许，以你的历史背景，你是无法想象这一切的。当时，我父亲在警察局供职。战后不久，他就得到了这份工作。他有工作，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就像任何普通家庭一样，也许还更快活些，我也说不清。至少，我不记得我有什么特别不开心的事情。法西斯主义？纳粹？迫害犹太人？所有这些从没有在我家中谈到过。
母亲过去告诉我：“战争时期，你父亲在前线作战，和别人没有两样。”我不可以就此向父亲发问，因为这会让他心情烦躁，而我也从来没问起过他。为什么要问呢？战争？那已经是十分遥远的过去了。确实，市内还有不少轰炸后留下的废墟，但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传说而已，和我没有关系。
然后，就有了那封信。我不记得它出自政府还是出自律师，我没有印象了。我始终没读过那封信。收到信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和母亲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我察觉到一定出了什么事。几天以来，只要我在场，他们就几乎一言不发。两人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母亲甚至两眼含泪。直到今天，我还奇怪当时我为什么没有问任何问题。我看到了一切，听到了一切，却毫不在意，仍然活在女孩子的小天地里，认定如果需要我知道什么，母亲会告诉我的。父亲整日守在电话机旁，也不去上班了。每天晚上，都有人提着吓人的公文箱来家里。当时，只有一件事让我烦心，人们总是在起居室里碰头，而这样一来，我就看不成电视了。
那天晚上，我同母亲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母亲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安娜，你已经长大了，我需要和你谈谈。”我放下汤匙，望着她，听她讲话，却听不懂她在讲些什么。她似乎总是让我感到滑稽，甚至到今天回想起来，那一晚上还透着古怪，母亲像是第一次显得犹豫不决。她开始结巴、兴奋、歇斯底里，话说得颠三倒四，不时抽噎，经常插上这样几句话：“如果有人问起你的父亲，你什么也不知道。要是他们问，你的父母怎样向你讲述战时的事情，你什么也不要告诉他们。你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不管谁问你，你什么也不知道。”随后，她试图向我解释一些事情，关于诬告、举报，一些坏人想要从我们身边将父亲夺走。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既然我不习惯提问题，只有听从母亲的告诫，什么也不说。无论如何，我能说些什么呢？
母亲怕得要死，至少今天我是这样看的。她什么都怕，怕我，怕警察，怕审讯，怕邻居，当然也怕那些幸存者。
家里的日子越来越乱。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出现，和父亲坐着谈话。母亲通常待在厨房里，眼泪汪汪的，不时送上咖啡或啤酒。我根本没机会同父亲讲话。他不再去上班，整日待在家里，几乎一言不发。我躲着父亲，避免同他接触。尽管这看来很奇怪，但我慢慢开始疏远父亲和母亲。
这样过了整整一年，直到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我已经十三岁，多少懂得一些事情了。我开始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同父母吵架，虽然当时他们对我仍然很重要，例如拒绝穿母亲为我准备好的衣服，或者闹着同要好的女孩子一道游逛。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试图做这些事，他们想都不用想。
一天下午，是在暑假过后不久，父母亲比往日更紧张。母亲一直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终于等到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除了“对，对”之外，什么也没说，而每一个“对”字之后，她的声音也随之更加坚定。然后，她放下话筒，热泪盈眶地走到我面前，把我搂在怀里说：“现在没事了。他们不能再伤害你父亲。一切都好了。”
这次轮到我发问了，这是我向母亲提出的第一个真正的问题。你可以笑话我，要是你想的话，也可以不相信我，或者认为我智力迟钝，但这确实是我第一次提问，我问道：“妈妈，没什么事了？”母亲回答说：“你父亲被宣判无罪；他是无辜的，他从来都是无辜的。”
这些话和母亲的反应，就像是一个推进装置，将我送入了生活的另一个阶段。我激动地甚至有些恼怒地问她，父亲为什么受审，他做了些什么，谁在控告他，为什么要控告他。不用说，母亲不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她翻来覆去，讲了一些我不难明白的字眼儿：无耻啦、告发啦、政府恐怖主义啦，还有——请不要生气——犹太人。这是我们家第一次提到这个字眼儿。我的父母从来不谈任何关于犹太人的事情，这是个在我们家从不存在的字眼儿。
这番谈话结束了我童年的幼稚和愚笨。我开始多疑，第一次感到父母有些事在瞒着我。
一个小时后，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回到家中。他们都有些醉了，人人得意洋洋，开怀大笑，拥抱我，亲吻我，我只觉得恶心。他们要来一桶啤酒，庆祝他时来运转。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太可怕了。我不认为我可以评判父亲，更不要说谴责他。我不想谈论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或许他们恐吓他，向他施加压力。谁知道换了我，当时会做些什么呢？但为什么现在要庆祝？为什么高兴得就像家乡球队大获全胜一样？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的一个晚上，我这样讲一点儿也不夸张。今天想起来就更糟，因为我知道了父亲受审的原因。
几天之后，一切恢复正常。父亲继续上班，母亲继续操持家务，我继续上学。但我一心想要揭破他们的秘密。父母亲当然不会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是不明白邻居、同学甚至一些老师的议论、暗示和冷嘲热讽。毕竟，我认为父亲在战时像其他人一样是个士兵，但两星期后，我知道得更清楚了一些。
今天，这些事讲起来很轻松，而且令人同情。我同我丈夫不知讲了多少回。但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毫无疑问，对我来说，就是发现了父亲曾经担任集中营守卫队的头目。他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又怎么样呢？你认为我的发现会改变什么吗？我是否应当离家出走？或匿名控告父亲和母亲多年来欺骗他们的子女？他们哺育了我，给我衣食。圣诞节时，我会看到圣诞树和礼物。我对我的孩子，或许也不过如此。父亲是杀人犯，这算怎么回事。我的生活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们也不是什么英雄。
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年纪稍长于其他老师，而且和蔼、友善。无论我们在课堂上做什么，他从不发火，我们一向对他不很在意。一天放学后，同学们大都离去了，他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安娜，如果你想同什么人谈谈，尤其是关于你父亲的事，你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帮助你。”
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仅仅几天后，我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保护人。他请我去他家里。这事本身就不寻常。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我从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第二天我去了他家，转天和接下来的一天又去了。我现在仍然同他保持联系。他现在已经将近八十岁了。我们从没谈起过我父亲。他是那种老祖父似的人，或许还像父亲。他是那么地单纯、可靠。从他嘴里说出的一切都是对的。我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就像对待我的医生那样对待他的忠告。
他对我讲了些什么？他又能讲些什么呢？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傻得从没听说过集中营的恐怖，天真得相信父母讲的一切。最初的震惊来自我发现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第二次震惊来自我发现了父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然，我知道曾有过集中营，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些都是老师讲的，但老师还讲童话，像《小红帽》的故事。我们在学校里读到十字军，再大些读到法国大革命，后来又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毒气室。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有谁告诉过我们，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卷了进去？或者有成千上万人死于法国大革命？是的，我记得历史老师在课堂上疾言厉色地讲述罗伯斯庇尔的暴行。但谁能相信，隔壁的面包师，或学校的英语老师，或在校门口指挥交通的警察，或发放护照的官员，通通参与过战争时期的大屠杀？这其中还有自己的父亲！
历史课和其他人的千言万语，讲的都是以往的事情。而我们这些孩子，穿着洁净的短裙，戴着美丽的发带，多么可爱，多么快活。星期天，父亲将我驮在肩上，去林间漫步。父母和我玩传球，谁将球掉在地上就得受罚。糊里糊涂、无忧无虑的昨天，单纯、正直得近乎完美。
没有伤亡，没有战争，没有危险，没有一丝哀痛。事情就是这样。我的家人不必哀伤，因为没有亲人死于战争。父亲的兄弟都生存了下来，祖父和外祖父年纪大了，不能服兵役。历次轰炸也没有伤及家庭的任何成员。但或许，他们没有哀痛的原因并不在于此。
然后，那天下午，我碰到了赫斯特。我现在就这样称呼我的老师。他曾经被当作共党分子抓入集中营。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很长时间里一直没事。但是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他身陷牢狱。他是最后一轮囚犯，这是他们为了确保最后胜利而做的事情。赫斯特不愿多谈他的遭遇。我想，他更关心的是其他人，即我的父亲那类人的所作所为。我不想一一讲述他告诉我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在德国发生的种种暴虐，并非遥远的过去，它们就发生在我降生之前。那些挑起、怂恿、因而也参与了这些暴行的人不仅活着，而且就在我们身边。而我的父亲正是这些罪行的积极参与者。
赫斯特常常说，他有义务让我了解过去。在这一点上，他像我的父亲，喜欢谈论义务。
但如果你想听我说这一点导致了我们家的大动荡，我怕你会失望的。今天回想起来，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当然，我们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对立。我向父亲提出了一个所有儿女都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你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但父亲还没来得及回答，母亲便出来干涉了。她很生气，几乎是在尖叫，让我不要烦父亲，他在战争期间已经受够了，再也不愿谈论它。但我仍然坚持，我说在学校中，我知道了集中营，知道了毒死犹太人、枪杀妇女、儿童的事，我问父亲是否与此有关，他是否在场，参与了这类疯狂的活动。于是，他们一起冲我大叫大嚷。他们怒气冲冲地站在我面前，一声高似一声，骂我诋毁自己的亲生父母，骂学校煽动学生目无尊长。他们说，难道这就是他们的牺牲与痛苦，他们经历的艰难岁月、他们给予我的爱抚所应得到的报答吗？如此等等，但我没有屈服。我非要问清关键的问题：父亲是否在死亡营中当过看守。终于，他们崩溃了，泣不成声地重复那几句话：“报应，报应……我们的亲生女儿……熬过了所有这一切……，”等等，等等。
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没有“让我向你解释”，没有歉疚，没有懊悔，没有责任。他们两人坐在那里，就像我在无理取闹，而这令他们只能绝望和哭泣。当然，事情听起来可怕，但也不过如此。我继续到学校上学，同父母坐在一起吃饭，星期日出门散步，过圣诞节，就像我们之间一向就存在巨大的隔膜。今天，在我眼中，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只剩下一个轮廓。我在这一片朦胧中摸索，看他人时只觉恍惚，分辨不清，只能感到一个模糊的外形。不论与他人怎样接近，仍然还是不甚了了。
我们家成了一种合伙人的关系。有时，我会想，如果是今天遇到同样的情况，我将如何处理。好比说我丈夫有一天被捕了，因为他涉嫌曾在几年前杀人。他没有被判有罪，但我知道他是有罪的，事情会怎样？我会离开他，同他分手吗？他是否突然间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许我与父亲和母亲也没有很大不同。我又能期望丈夫什么呢？他挣了钱，让我和孩子体面地生活，晚上和周末陪我们在一起，他不欺负我们，酒也喝得不多。我的要求不过如此。
也许我母亲也没有期望更多。也许她清晨起床，为他装好午餐时，想的就是只要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勤奋工作，照顾家人，其他都无关紧要了。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不清楚父亲的工作。几个月后，我在父亲的书桌里找到了证据。那天晚上，父母都出门了，我开始翻父亲的文件。父亲的桌子，几乎就像是个神龛，动也不许动的。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切，身份证、底稿、文件、证人的证词，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我查看了各种身份证上的照片。年轻瘦长的面孔、严峻的目光、薄薄的嘴唇——这是我的父亲。岁月流逝，他却没有改变许多。现在，他成了一个有义务抚养我的陌生人。我还发现了他们的结婚照——母亲紧挨着他，两人都在微笑。他们总是这样对我微笑，可他们两人对我来说却这样陌生，这样遥远。
我留在家中，直到高中毕业，然后搬了出去。我上护士学校，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住房。每星期日下午，我回家看望父母。许多年中，我总是在每个星期日的同一时间回家。母亲会烤制一个蛋糕，还会煮加了奶油的咖啡。我们谈论我的工作和老人们的各种病情。有时，我试图将话题引到战争和父亲对战争的作用上。但这毫无意义，简直就像对牛弹琴。我说的每句话都被敷衍过去。岁月没有改变他们，他们依然世故、冷漠。后来，我的祖辈在两年里相继去世。祖父曾是法兰克福的一名公务员。人们一向对我说他是个诚实、正派的人，但他对我从来不像一个真正的祖父。我们每两个月见他一面，年复一年，他总是问我同样的同题：“好啦，安娜，你是否让你的父母为你骄傲了？”外祖父在铁路上供职，我对他也不甚了解。祖母和外祖母就可爱多了。但除了在少有的几次会面中进行过亲切的交谈外，我们也很少联系。两年时间内，我家突然举行了四次葬礼。在此之前，我从不曾面对亲人的死亡，从此惧怕葬礼。现在我发现，这一切对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真正感到哀痛，虽然我穿了黑色的丧服，而且看到母亲流泪。我第一次扪心自问，我是否也失去了哀痛的能力，他人甚至亲属的死亡是否对我已经毫无意义。我试着想象，如果父母出了车祸，情况会怎样。一切照常。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不必每星期天再去陪他们喝咖啡。
但请不要误解我。我不会蔑视他们，也不恨他们，我就是无所谓罢了。家人一个个死去，先是祖父母一辈。他们当然知道一切，但对我只字不谈。两年后，父亲死了。他长期患病，在医院住了一年，最后就住在我家附近的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但他直到临终，始终保持沉默，没有吐出关于过去的一个字。只要我想探听点什么，他就还是那套陈词滥调。一度我曾以为事情会有转机，因为母亲不在身边，可仍然没有指望。确实，他已不那么刻板，常常感叹战争有多么愚蠢，剥夺了他的青春，现在没有战争了，就好多了。他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只想抓住机会，改善境遇，多多挣钱，说到其他，一切都是义务。有时，他在发烧时，会讲到他的同志们，呼喊他们的名字，骂他们是下流坯。但我想知道他们何时何地做了些什么，却始终一无所得。遇到这类问题，父亲总是含糊其辞。
父亲死时，母亲和我陪伴在侧。我的脑海里，第一次浮现出“完结”一词。是的，他完结了。我已经习惯了看到病人死去，这事每天都会发生，但一些病人只能说是完结了，悲惨地死去，身败名裂。父亲的死就是如此。母亲坐在他的灵榻旁哭泣。我没劝慰她，也不可怜父亲。
当时，我已经倾心于我未来的丈夫。他正在攻读经济学。他父亲是一位银行经理。相比之下，我俩的父母没有很大不同，除了他的父母讲话的方式稍微斯文一些。保罗，我的丈夫，也是在高中毕业后离开家庭的。他父亲战争期间是位法官，谁知道他做过些什么坏事。我们二十八岁时结婚，租住了一套公寓。我们没有邀请双方的父母参加婚礼，我们对他们的伤害莫过于此了。我的母亲哭了好几天，他的父亲威胁要取消他的继承权。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我们想重新开始，没有旧日的人物在场。后来，我们同样也定期去探望他们。这种探望轮流进行，这个月探望我的父母，下个月探望他的父母。双方家长之间没有联系，其实他们也算得上门当户对。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常常怀疑，我们——我和我的丈夫——是否真的与他们截然不同。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又会怎样做？这个恼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假如我丈夫下班归来，告诉我他有机会将薪水增加一倍，甚至可能升为部门主管，但他需要有一段时间充当监狱的管理人员。那里的犯人都是些社会渣滓，这份工作值得一试，等等。我会持保留态度吗？或者我会说，他应当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或者我会细细盘问他，或者干脆认为不关我的事？这些想法不时闪现。狼可以在一代之间驯化为羊吗？毕竟，我们有着同样的父母、同样的祖辈、同样的教师、同样的牧师。
今天，我只为我的小家生活。我爱我的女儿。她们一个八岁，一个十岁。她们是茫茫人海中我第一次真正爱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