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北洋军人，武昌起义时任湖北都督，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副总统，地位很高但无实权，政治上偏向于南方党人。
王子骞：同盟会员，熊克武的幕僚及代表。
赵尔丰：四川总督，曾平定西藏叛乱，实行“改土归流”，但因镇压保路运动成为众矢之的。
蒲殿俊：四川名绅，保路运动领袖。
尹昌衡：字硕权，生于四川省彭州市升平镇。初就读四川武备学堂，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尹昌衡因性格豪放，胆略过人，在川籍军官中拥有较高声望。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四川都督，系老川军中第一位具有实际意义的军事统帅。
赵尔巽：赵尔丰的哥哥，在赵尔丰之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是老川军前身第十七镇新军的创建者，一手提拔了尹昌衡。
蔡锷：字松坡，湖南人。蔡锷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中国士官三杰”之一，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均有较高建树。在他担任云南都督期间，滇军威震西南，多次以援川为名入据川境，开滇军“侵川”之先河。
胡景伊：字文澜，生于重庆市巴南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三期，是四川留学士官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与蔡锷是同学。回国后任教于四川武备学堂，与尹昌衡有师生名分。胡景伊是个老狐狸级别的人物，心机极深，视熊克武和革命党人如寇仇，新老川军之战即由此引发。
袁世凯：创立了北洋新军，是北洋各系的首领，辛亥革命后出任临时大总统，继而正式当选为民国政府首任大总统。
1911年10月，凭借武昌起义的成功，革命党人得以控制武汉三镇。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此之后，关内十八省中，共有十四省先后响应，这些省大多成立了民军，并以所在省份的简称为号，比如湖北民军就称为鄂军。
鄂军、苏军、浙军等等，一长串名单里，唯独没有四川的影子。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不过一切还来得及。
首先得找一下熊克武。
这位仁兄正在到处奔忙。武昌起义前，他正在陕西，准备策动当地军队起义，武昌起义后，马上到武昌与黄兴商讨作战方略。及至武昌告急，又急匆匆地赶到上海，催促江浙联军进攻南京，以间接援助武昌。
其时，川籍革命党人已云集上海，大家伙儿把熊克武团团围住：“南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下，就算攻下了，离北平还远得很。”
那怎么办呢？
“不如我们四川人自己撸起膀子干，组织军队兴师北伐！”
这支军队被称为蜀军，它不代表川军的全部，但却是所有川军里面第一个以省为号的军队。在众人的推举下，熊克武负责牵头组建蜀军。
组建军队，让人最头疼的不是人，而是钱。同盟会总部给了十万元，但远远不够，有人建议向四川铁路公司借款。后者曾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角，正是因为政府试图将其收为国有，才直接诱发和助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之后，四川铁路公司成了配角，再没人关心或在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民营公司就算不实施国有化，也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里面那叫一个烂和乱。
搞到如此地步，真是怪不得政府，都是股东们挪用资金炒股所致。这些股东本想趁股市红火时狠赚一把，没想到突然全线飘绿，结果就亏到了不堪回首的程度。
所有股票里面，只剩下一种英国人发行的“兰格志”股票尚算值钱，可以用它作抵押来买东西。
“兰格志”股票被保存在两名四川商董手里，他们如今都在上海。但要想让他们出借股票并非易事。熊克武多方动员，好说歹说，二位始终不肯松口。原因当然是怕“借”出去后鸡飞蛋打，一去不回。
直捅捅地办事，就像包全肉的饺子，太腻味，所以很难塞进人家嘴里，但如果能加点大葱就不一样了。没多久，“大葱”就不请自来了。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为湖北都督，他的卫队长姓黄，经过“咸与维新”，自然也成了“革命同志”。在武昌之役中，黄同志受了伤，被送到上海就医。这样一来，更了不得，人家现在是老革命了。
老革命碰到的新问题，就是得有枪杆子，所谓盖庙立旗杆，自己做山神。黄某是四川人，同样知道“兰格志”股票的好处，伤一好，他就跑去找二位商董“借”股票。
当然得到的又是一番托辞。黄同志眨巴眨巴眼，也没有再劝，而是掏出一把手枪。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看看我姓什么，对了，我就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你们长了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我作对？”
武昌起义后，黄兴被南方各省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凭一个同姓，就要跟黄兴攀兄弟，这也够能扯的。
不过这种连骗带吓的手法极有效果，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可怜的商人们吓得脸都白了，只得退一步，同意开会表决。
表决需要时间。开会那天，黄同志带着一班兵来到会场。见表决结果迟迟难以出台，便不由分说，将主持会议的商董给关进了黑房子，然后大踏步扬长而去。
剩下的人见势不妙，就到沪军府去告状。沪军都督收下状纸，随手塞给来的人一排新兵。
来告状的是个文人，给他兵都不知道怎么带，连齐步走的口令也不会喊。于是又来求告熊克武，请他看在同为川人的面上，无论如何帮帮忙。
熊克武没有兵，但身边有个叫王子骞的能人。
王子骞也是老牌的川籍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有随沪军作战的经历，且任沪军先锋军总司令部一等参谋，带兵没有问题。
王子骞赶去现场的时候，黄同志留下的那班人正三三两两坐在地上侃大山。王子骞上前大声宣布：“奉都督府命令，将某某交给我，你们各自回营。”
这一班人被王子骞的气势给镇住了，又见对方人比他们还多，当下连命令都不查看，就将扣押的商董一交了事。
经过几番过山车般的折腾，惜财如命的商人们开始觉悟了。这是乱世啊，饶你十八分精细，大兵们要吓你关你，甚至于杀你，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股票肯定是保不住了。与那个横蛮的“黄同志”相比，“熊同志”的态度已经算是春风拂面了，加上还有解救之恩，不给他给谁呢？
熊克武如愿拿到了股票。
黄卫队长虽然看着眼热，但他又不是黄兴真的兄弟，就算给人当了回托，做了一次洋葱头，也只能自认晦气了。
钱主要拿来买武器。上海多的是老外军火商，一圈比较下来，决定还是从日商手里购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离得近，运输方便，订好合同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货。
熊克武派王子骞作代表去洽谈合同。早在广州起义时，王子骞就曾护送军火到香港，对于军械的品种、质量不算外行，而且他的日语非常纯熟，可与日商直接对话，这样还能绕过买办中间商，节省一点费用和成本。
果然双方谈得不错：用股票作抵押品，一年后以现金收回，连利息都不用付。
黄兴也曾向这家日商订购过军火，但还比不上这次优惠。一切行将谈妥，就在快要签字时，日商忽然改了主意。
这蜀军据说是要北伐的，那当然是居无定所了，将来一年期满，找不到人怎么办？须知借钱容易，讨债可不易，这就叫做“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得锅”。
日商提出，光股票还不行，得找一个地方长官作双重担保。
熊克武觉得日本人的额外要求很过分，但既是有求于人，就不能不委曲求全。
江浙官员中，江苏都督是四川人，让他出面担保最为合适。可偏偏这位都督和黎元洪一样，也是转正过来的“同志”，包括熊克武、王子骞在内，一般革命党人跟他都不熟。
在中国社会，说到底，还是传统的乡谊和人情最为管用。王子骞再次出马，七弯八绕，总算跟江苏都督攀上关系，搞定了这件事。
合同一签，日商很快将军火用轮船一次性运到南京，至此，蜀军的组建已是水到渠成。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熊克武被任命为蜀军总司令，军衔为左将军，相当于中将。
蜀军各级军官均为军校的川籍学生，征招的士兵也清一色都是四川人，其中很多还是原川汉铁路上的失业工人。
北伐主力无疑是各省民军，论数量，他们加起来已经不少，但熊克武对此并不看好。
“这些民军主要出自于起义军队，军官大多刚刚转正过来，立场不稳，观望态度也很明显，时时都想着脚踏两只船，打了胜仗还好，若是战事不顺，谁也不能给他们打包票。”
熊克武的设想是，将新成立的蜀军开到四川，将那里打造成战略基地，这样，万一形势不利，革命党也可以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落脚之处。
此时的四川早已宣布独立，但一省之内却有两个政府，一个是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另一个是重庆的“蜀军政府”。两个政府一东一西，“反正”的第十七镇新军以及其他军队，也依驻地不同而各为其主，这也是川军始终无法统一编制的重要原因。
成都政府内多的是立宪党人及新军军官，重庆政府则由同盟会会员组成，两个政府暗中互有敌意。但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重庆远远不及成都。蜀军入川，便是要扎根重庆，给党人撑腰。
黄兴对熊克武的意见表示赞同。
与熊克武一道回川的，还有先期开驻南京的一个营的蜀军。熊克武派王子骞去包一艘客轮，这回找的还是日本轮船公司。
说好运费一万，先交一半，签合同时，日商神神秘秘地告诉王子骞：“一万那是实价。你是经手人，需要多少回扣，尽可以加进去，然后写在合同里。”
末了，他还添了一句：“贵国人向来如此，已成行规。”
运费还有回扣，日商不说，王子骞都不知道。他很严肃地告诉对方：“这些都是满清官场上下舞弊的恶习，你把我们革命党人看成和他们一样，实在是太轻视中国党人的人格了。对我来说，乃无理之至。”
日商愣了下，赶紧赔笑道歉，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这小日本脸上笑，心里其实也在笑，想想可以省下回扣，能不开心吗？
所有细节都谈完了，即将签字，王子骞突然对日商说：“好，你现在可以拿回扣出来了。”
喜滋滋的日本人像是被扔进了冷水盆里：“我刚才不是问过你了吗？是你自己不要回扣，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王子骞回复得很巧妙：“刚才你说的是陋规外快，所以我不要。我要的是生意场上的优惠，我想你既然预留了给经手人的回扣，自然还有还价的余地，这些钱必须给我。”
碰到如此精明的中国小伙子，日商无言以对，只好掏了五百出来。
王子骞并没有将这五百元收入个人腰包，而是回去后即登记入账，并将开好的收据返还日商。
因为这件事，王子骞在蜀军中被笑称为“五百元股东”。
熊克武、王子骞这些革命党人，当初的奋斗目标都是要推翻“腐败清廷”，所以他们才会对陋规恨之入骨。但现实生活的难题，往往并不像“五百元”这么简单。
1912年2月23日，熊克武率蜀军乘船返川。到达宜昌后，必须更换四川的自营客轮，但因为江水还没涨上来，客轮暂时无法东驶，大家只好在宜昌坐等。
除了每天出操训练外，也没别的事可做，一个外号“毛牛”的营长闲得发慌，便找到熊克武，说他要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办事处去查账。
没有川汉铁路公司，就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湖北的武昌起义也就无法成功，说得再穿一点，就是缺了公司的那些值钱股票，连蜀军都无法开张。
可要查它的账，却不是件简单的事，那就是一团乱麻，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乱麻，即便集合会计专家，穷数年之力，都不一定理得清楚。
触发“保路运动”的前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是清末国内经济领域的教父级人物，连他都被川汉铁路公司所绊倒，可想而知这座池子里的水有多深了。
毛牛营长毕业于保定军校，军事知识没得说，但经济学方面则完全是个门外汉，且不论查账必备的会计统计常识，他就连普通的算盘珠子都不会拨。
可是熊克武却没法拒绝，因为对方说得慷慨激昂：“我们此次回川，附带有查办贪污责任。川汉铁路公司内部腐败混乱，乃人所共知的事。若不查一下，并将结果公布于众，难对川人及保路运动中的牺牲者有个交代。”
熊克武点点头：“那你就去查吧。”
毛牛营长兴奋得一跃而起，马上以蜀军司令部的名义联系办事处负责人李某。
查账这一天，他雄赳赳气昂昂地一个人踱进了办事处的办公室。出乎他的意料，亲自出来接待的李某毫无慌张之色，举手投足皆彬彬有礼、从容不迫。
一番寒暄之后，李某便把营长带进了一个大房间。
不进去尚可，一进去吓一大跳，营长先前的各种美好想法全都随之烟消云散。
房间里的卷宗账簿堆积如山，简直比废品收购站还热闹。在室内正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上面铺有白布单，周围则摆列着好些座位，每张座位前从算盘到毛笔、铅笔、钢笔，应有尽有。
显然人家早有准备，而且不是为一个人备的，是为许多人备的。
李某仍然那么客气，一面递烟泡茶，一面上前账簿：“所有账目都在这里，你尽管查。有疑问随时提出，我立刻可以解答。”
营长的一个脑袋顿时变成了两个大，但既然来了，总得装模作样查一下啊。
保定军校毕业的，那也是有文化的军官，总不会让这点尿给憋死吧。抱着一丝侥幸，他随手从账簿里抽了两本，信手翻了翻，这一下却把汗都翻了出来。
别说核对数字，里面的许多名词术语，他这辈子都没见过。
真是隔行如隔山，别说查，连个装点门面的问题都提不出来。
再翻下去，今天恐怕是走不出这个盘丝洞了。毛牛营长情急生智，对李某说：“今天不是正式查，只是见个面、接个头而已。我还有事，改天再来。”
说完之后，他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一场保路运动，让原四川总督赵尔丰身败名裂，被迫将权力交到了立宪党人手中，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出任成都军政府都督。
论从政经验，“书生政客”蒲殿俊远不如下台的“旧官僚”赵尔丰。他就好像那个愣头愣脑的毛牛营长，站在账房门前可以说东道西，等自己走进去，就马上晕了菜。
别的不提，光聚集成都的军队就摆不平。从保路同志军、新军，到由绿营改编而成的巡防军，大家如今都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手上也都有“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自然是谁都不服谁。
蒲殿俊觉得这样不是个事儿，于是决定把军队召集到一起，进行点名发饷，以便稳定军心。
有人劝他，这种时候，就算把军队互相隔离起来，都尚恐不及，你还要来个集中，倘若“一夫发难”，势必波及全部，到时将不可收拾。
蒲殿俊不以为意：这个世界上，每种事情都有类型，感情也是如此。我给军队发饷，对他们好，难道他们还会恩将仇报？
当天，蒲殿俊宣布要给每个士兵发三个月的恩饷，台下果然是欢呼声一片。
可在欢呼之后，紧随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原因是副都督又补充了一句实话：“现在财政吃紧，这笔恩饷要等以后补发。”
格龟儿子的，原来是诳我们玩呢。
有人高喊一声：“打起发！”
打起发，就是兵变的意思。这一喊不要紧，众人全都回过味来，等什么恩饷，还不如我们自己出去抢一把来得快来得爽。
书生意气的蒲都督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感情也是要分类型的，而跟金钱利益紧紧挂钩的感情，本身就一钱不值。
蒲殿俊当即易服逃离，满打满算，都督一共才做了十二天，川人因此戏称其为“十日都督”。
其实他走还是不走，对局势而言，都毫无意义。各支军队犹如蝗虫一般涌上街头，见门就闯，见人就抢，他们在抢掠时还很有默契，碰到跟自己不是一个系统的军队时，都会打招呼：“不照不照。”意为各干各的，互不妨碍。
成都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大火连烧三日不熄，藩库、盐库、银行都被洗劫一空，白花花的银子整箱整箱地被搬走，民间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史称“成都兵变”。
很多叛兵大发横财，不少人因而娶了老婆，民间称之为“起发太太”。一首新出笼的民谣紧跟其后：“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过大老少。”
当欲望失去羁绊，带来的只有混乱和灾难，幸好就在这时，英雄出现了。
英雄的名字叫尹昌衡，因为他个头高，人称“尹长子”。尹昌衡的智商跟身高相仿，小时候就被人称为神童，一张嘴能言善辩。据说他父亲曾因事被衙役拘走，他就一个人跑进衙门，替父申辩，升堂的县太爷被这小子当场问到哑口无言，结果不得不将其父亲放回。
那一年，他才十一岁。
如此聪明绝顶，读书当然没有问题。十七岁，尹昌衡考入了成都的四川武备学堂，那是四川本地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学校采用的是日本士官学校（简称“陆士”）体制，并聘用日本人担任教习。
在武备学堂，尹昌衡也是绝对的尖子。他与熊克武同一年赴日本求学，但熊克武是自费生，他是公费保送生，而且是武备学堂的首期保送生。
尹昌衡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即升入陆士步兵科第六期。毕业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广西。当时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像他这样的“洋秀才”和“洋举人”，那真是金光熠熠、炙手可热，到哪都惯着宠着，视为天之骄子。
在广西，尹昌衡的职务是督练公所编译科长，督练公所又称督练处，乃训练新军的机构，待遇非常不错。除此之外，当地达官显贵也都争相与之结交，或收为学生，或结为亲家。
民国女作家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否则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了。这句话完全可以引用到“尹长子”身上，一时之间，他已经不知道究竟该如何伺候自个儿了。
某天，尹昌衡喝到酩酊大醉，一个人骑着马就冲进了巡抚衙门。门卫上前拦阻，他还举起鞭子抽人家。
其时的广西巡抚就是张鸣岐，他出来后，不免要对尹昌衡斥责两句，不料对方连巡抚大人的面子都不给，反而出言不逊。
张鸣岐虽因镇压广州起义而名声不佳，但实际上他是个很有政绩的官员，尤其是在执政广西时多有建树，颇受清末名吏岑春煊的器重和赏识。
见一个乳臭未干的后辈竟敢如此猖狂无礼，张鸣岐不由大动肝火。若不是旁人说情劝阻，当即就要以“面辱大吏”予以治罪。
张鸣岐原本很看重尹昌衡，然而尹昌衡的言行使他不得不对之加以冷淡。也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无非希望年轻人能变得更成熟老练一些，可“海外高材生”哪受得了这个，尹昌衡很快就递来了一封辞职信。
临行之前，张鸣岐专门设宴为尹昌衡饯行，在席上郑重告诫：“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话语之中，仍对之寄予殷切期望。
你猜小尹答的是什么，“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
通过关系，尹昌衡才得以弄到一个职位，是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跟在广西时一模一样！
四川新军系总督赵尔巽编练而成。赵尔巽不是四川本地人，带来的军官也大多是外省籍，导致这支军队的高级军官，从统制（师长）到协统（旅长），说的都不是四川话，新军中的川籍军人早已心生不满。
别人不满，只放在心里，尹昌衡不满，就一定要说出来。
第十七镇新军编练已毕，成立当天，赵尔巽在庆祝仪式上举杯酌酒，说道：“新军成立，当为川人庆，为川人贺。”
军官们见状也都起立举杯，满座之上，只有尹昌衡纹丝不动。
赵尔巽觉得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举杯。
尹昌衡答道：“刚才大帅说的话，卑职还有两句不懂，正在琢磨，所以忘了举杯。”
尹昌衡这么一讲，赵尔巽就没法抽梯子走路了，只好继续问他究竟是哪两句不懂。
尹昌衡立即高声作答：“大帅所说为川人庆，为川人贺，卑职认为应该是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众目睽睽之下，赵尔巽很不高兴，但仍忍着性子问：“这话怎么说？”
尹昌衡毫不怯场。
“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而统兵的人，又无真才实学，真是械不可用，将不知兵。兵如同火，练不好兵，难免自焚。如此看来，大帅所练之兵，只足自焚，还贺什么贺。所以，我说要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此言一出，犹如将了赵尔巽一军，他不由追问：“那依你之见，当如何练兵？”
得到的回答是要择将。
又问：“谁是将才？”
尹昌衡先提了一个老资格的川籍军官，然后胸脯一挺：“还有在下我！”
知道眼前的人不谦虚，想不到是如此的不谦虚，赵尔巽一问，才知道他是陆士毕业的。
赵尔巽朝在座的外省军官一指：“他们不都是陆士生吗，学的课程完全一样，哪一点不比你强？”
既然出了头，就不能轻易缩回去，尹昌衡拿出了他善辩的本领。
“大帅以此论人，卑职以为大谬不然。宋朝时候，李纲以学士做宰相，秦桧也以学士做宰相，两人却一忠一奸，这又怎么说呢？”
赵尔巽一时反应不及，找不到合适的话来予以回应，竟被当场问住了。见总督已下不来台，旁边的人赶紧插科打诨，以尹昌衡酒喝多了为由，将他拉走了事。
庆祝盛典不欢而散，但尹昌衡一炮而红，不仅因“胆气豪迈，敢于说话”，在川籍军官中赢得了尊重，就连赵尔巽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经过这么一闹，赵尔巽认为尹昌衡虽然狂妄冒失，然亦不失才气，如果要平衡军官间的省籍关系，值得重用提拔一下。
当年秋天，四川新军分成南北两军进行演练。赵尔巽特地指定尹昌衡为中央裁判官，有意借此考查他的军事才能，同时提升其在军中的地位。
南北两军的指挥官都是外省协统，偏偏在那次演习中又都大失水准。演习总结时，尹昌衡就毫不客气地把两个协统海骂了一顿，说这两个人简直是饭桶，“指挥凌乱不堪，毫无战术常识……”
此时的尹昌衡不过是一小小的编译科长，可两个协统却不能反驳，周围那些升不上去的川籍军官一个个扬眉吐气，朝尹昌衡直竖大拇指。
尹昌衡成了川籍军官的意见领袖，他在新军中也初步树立起了胆大敢言，既不媚上又不阿下的好形象。
赵尔巽走后，川督由其弟赵尔丰接任。赵尔丰没操持多久，就被蒲殿俊所替代，而新军军权仍握在外省军官手里。
川籍军官闹了几次，尹昌衡才得以升任军政部长，但其他人仍无升官希望，双方的矛盾由此结到了比天还大。
实际上，成都兵变部分就是由川籍军官所挑动。据说在兵变之前，他们还给藩库站岗的卫兵送去了指示：“如果街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你们立即打开藩库抢银子！”
兵变犹如放火，火一点燃，谁也控制不住。蒲殿俊跑了，外省军官争相开溜，川籍军官也个个面无人色，都唯恐祸及自身。
转眼之间，整个主席台上，只剩下尹昌衡一人。
马夫要拉他离开，才走几步，就被流弹打中而倒地，禁不住朝他大叫：“尹部长，快躲开，危险……”
尹昌衡一下子被激怒了，当即大吼一声：“大丈夫死何所惧！”
危急时刻，尹昌衡的座马因受到惊吓，自行挣脱缰绳，冲进了校阅场。
尹昌衡飞身上马，从城外调来新军，一举平息兵变，成了挽救危局的最大功臣。
事后讨论新都督人选，有人说：“匹夫可以为天子，难道尹昌衡不可以当都督？”
此言一出，赢得在座军官一致赞同，尹昌衡遂就任都督，掌握成都政府军政大权。
尹昌衡时年不过二十七岁，这个小伙子凭着“亦文亦武亦仁明”和一往无前的态度，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大用”。
当年尹昌衡与张鸣岐的长幼对话，其实代表的是两种角度。
张鸣岐说的是治世，尹昌衡讲的是乱世。在乱世中，根本不需要什么长城，需要的只是板砖。
板砖呼啸而过，引来的是热闹和加冕。
尹昌衡一张嘴能瞒神吓鬼，可等他坐进都督府，才发现都督并不好做。
在经历兵变后，成都的藩库、盐库、银行早已空空如也，工商业也元气大伤。城里原有一座卖旧衣服的估衣铺，由几十家陕西商人合开，掌柜都吓得跑回了陕西老家，铺子里仅剩一两个徒弟看守，直到一年后才慢慢恢复营业。
连这样只能做做穷人生意的商铺都是如此，其他更可想而知。成都政府收不到钱税，成了名副其实的穷棒子政府。尹昌衡毫无办法，只能靠大量发行军用票来维生。
政府穷了，来蹭饭的却不见少。兵变发生后，附近各县的保路同志军都打着平乱的旗号，先后聚集成都，而且来了就不走，明睡到夜，夜睡到明，除了食宿外，各种各样的要求提了一大堆。
当场者乱，隔壁心宽，直把尹昌衡这个穷都督急到要抹脖子上吊。
到底从小就是神童，左思右想，好歹给他熬出个主意。
保路同志军里面，以袍哥为主，其头领也大多是袍哥里的舵把子。尹昌衡便依样画瓢，自己建立了一个袍哥组织“大汉公”，牌子就正大光明地挂在都督府大门口，他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
从此以后，尹昌衡班也不上了，整天到各个“码头”去拜客，跟同志军的头领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样不仅省去了招待费，还拉近了彼此的关系。
看到都督如此“亲民”，袍哥们自然喜不自胜，大家见了面，都不叫尹都督了，而是直称“尹大哥”，表示绝对拥护。
每到一处地方，袍哥就要给尹昌衡披一道红，以致于尹昌衡天天都是“绛绉缠身”。回去后，他把红绸往床上一扔，接着又兴致勃勃地去拜客。也就是说，这个都督成天不做别的事，就是穿梭似地走亲戚，至于都督府的公事，根本就没时间去理会。
成都的官员们上行下效，也都挂出招牌，成立本部门的“堂口”。尹昌衡是“大汉公”，他的军政部称为“大陆公”，有人甚至鼓动参谋长也挂一牌，曰：大参公。
各地袍哥争相涌入成都，“不逾刻而遍城中”，全城百姓为求自保，也皆以参加袍哥为荣。袍哥提倡复古，即恢复汉朝衣冠，但由于年代隔得太久，谁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标准的汉朝服饰，只能从戏曲中照搬。一时间，城里满眼都是奇装异服，有头扎“英雄髻”的，有腰佩宝剑的，有足登花靴的，还有的就干脆直接披上舞台戏服招摇过市。
尹昌衡的抽风举动，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也给别人留下了话柄。云南都督蔡锷给他发来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其实不过是袍哥政府！
蔡锷一打一拉，他在贬低成都政府的同时，却承认重庆政府，并且表示，愿意派滇军帮重庆“讨伐”成都。
蔡锷的话说得很好听，可不管是成都政府，还是重庆政府，都到了畏之如虎的程度。
在此之前，滇黔两省早就以“援川”为名派兵入据川境。黔军还好，因为贵州内部本身也发生了动乱，中途已经折回。最难打发的就是云南的滇军。
重庆政府在获知滇军入境的消息后，曾专门派人跟滇军拟定合约，答应付给兵饷，但要求不得自由行动和干涉当地民政。
可是滇军根本就不把合约当回事：都到这个份上了，谦虚不能使我进步，骄傲不能使我落后，爷想怎样就怎样。
滇军所过之地，见到川军就打，不管你是同志军还是新军、巡防军，一个不留，然后他们自己任免官员。
扯了半天，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滇军“援川”实为“侵川”。
让人最不能容忍的是，滇军把川南的自贡盐场也给占了，盐税收入尽由云南人所截取。
尹昌衡的成都政府已经一贫如洗，现在盐税又没了，无异于要了他半条命。
尹昌衡忍无可忍，遂将军队开到自贡，不惜与滇军进行火并。蔡锷的一拉一打，正是以此为背景。
不过以党人为主的重庆政府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么没觉悟，起码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因此忙不迭地谢绝了云南方面的“好意”。
俗话说得好，一山难容二虎。在成都政府建立后，尹昌衡曾打算出兵重庆，实行“武力统一”，而重庆方面，也有过邀请滇军入川“协助统一”的心思。
滇军的现身，让两个政府都意识到，它们其实根本不是“虎”，只是两条朝不保夕的小鱼。
在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术语叫做“鲶鱼效应”，说的是当凶猛的鲶鱼进入，反而会激活小鱼们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假如一一对应，滇军毫无疑问就是那条凶悍的鲶鱼。
如今不是要同室相煎，而是得互相扶持才行，否则最后都得被鲶鱼给一口吞掉。
蔡锷主政云南时期，差不多正是历史上滇军军容最盛时期，川军要硬来的话，只会输得一干二净。除非你想个法子，将这尊神给平平安安地送走。
可是众生好度人难度，滇军收着盐税，正滋润着呢，岂有肯轻易走路的道理。
正好这时传闻北洋官军将兵犯潼关，对云贵川来说，那是一条更大的鲶鱼。重庆政府便出面劝说滇军联合北伐，并且事先商定，滇军北伐的经费由四川全额负担，说好先给三十万元。
四川人是想一箭双雕，将云南人从境内支走，没想到才过了几天，黄兴就从南京发来了电文：清帝退位，南北统一，用不着再北伐了。
北伐中止，按理就不用掏费用，不料滇军却不依不饶，他们将军营往重庆一扎，不拿钱就不走人，而且坚持三十万一个子儿不能少。
尹昌衡十分火大，也派军队去重庆，要迫使滇军离境，双方差一点又打了起来。
一打的话，甭管输赢，总是重庆倒霉。无奈之下，重庆政府只好自认晦气，筹集三十万巨款给滇军，并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滇军这才撤走。
吃过这么多苦头之后，成都和重庆都感到有合并的必要，否则只会继续遭受外省欺凌。
按照双方协议，合并后的军政府设在成都，尹昌衡出任都督，四川就此统一。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统一了的四川就不那么好欺负了。协议一出，滇军也不再像原来那么骄横，不久便乖乖地撤回了云南。
鉴于先前的“袍哥政府”已授人以柄，尹昌衡赶紧改弦更张，下令取缔袍哥，成都两百多个袍哥招牌全部没收，劈掉做了柴火。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暗地里袍哥还是该干嘛干嘛。
虽然是“脚杆硬不过大腿”，重庆实为成都所并，但它仍得以继续保留重镇地位。尹昌衡专门在重庆设立镇抚府，并任命了一个骨灰级人物为镇抚府总长。
这个人叫胡景伊。说胡景伊是骨灰级，因为他在军界的资历实在是老到不能再老了。
胡景伊也是赴日留学的官派保送生，不过那还在武备学堂成立之前——他和湖南的蔡锷都毕业于陆士第三期，是四川留学陆士的第一批学生。
等他毕业回国时，才有了武备学堂，旋即被分到学堂做了老师。当时尹昌衡已经被保送出国，实际上并没有听过他一天课，但按照传统规矩，二人仍有师生之名。
除此之外，胡景伊在人际关系学上也足称尹昌衡的老师。他正是张鸣岐所称道的“不傲、不狂、不嗜饮”的典型，为人非常有城府，与尹昌衡的狂放不羁大相径庭。
在世道没有大乱之前，胡景伊这样的人不会不受到上级的青睐，所以他早早就得以向“长城”靠拢：当尹昌衡因不得志而大发牢骚，怪话连篇时，他已经调任新军协统。
在东京时，胡景伊曾加入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可等革命党人去广西找他，准备建立地下据点时，他却突然变了脸，只撂出一句：“你们赶快给我滚，要是不走，我就把你们交出去！”
说这话时，胡景伊一半是怕惹祸上身，一半则纯粹是出于嫌贫爱富，他根本不认为这些朝不保夕的“乱党”日后会有什么出息。
可是仅仅几年之后，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世道开始乱了。
眼前的局面，就连久历官场的张鸣岐、赵尔巽都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更不用说胡景伊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广西新军密谋响应，有人推举胡景伊为都督，一如湖北新军拥立黎元洪。
如果这种好事放在尹昌衡身上，他早就呼的一声蹿了出去，胡景伊不行，他是稳妥持重的“长城”，不是冒冒失失的“板砖”，起码得先看清楚风向再说吧。
可是机会不等人，这么一犹豫，别人当了都督，反过来要对他下手，慌得他赶紧弃职逃到了上海。
有时候，人生就差那么一步，要不然胡景伊可不就是广西的黎元洪了嘛。
胡景伊后悔莫及，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胆子太小：活一百岁难道杀肉吃？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啊！
让他想不到的是，以前瞧不上的“乱党”竟会变得如此值钱，真是瞎了眼，赶快着手补救吧。
上海是自由港，也是革命党人聚居之地。胡景伊的弟弟已经加入了同盟会，经他引见，胡景伊结识了熊克武。
胡景伊既有士官生的学历，又有当协统的经历，在军事学识方面自然有一套。因此一开始熊克武对他很是尊重，在筹组蜀军的过程中，也经常向其请教，两人私交甚好。
胡景伊本想凭此挤进蜀军领导层，但广西那段变脸经历，却让大多数革命党人看穿了他的为人。据说孙中山只要一提胡景伊的名字就会切齿痛恨，在沪党人对他也都非常厌恶。
私交再好也得服从公义。熊克武从此便有意疏远胡景伊，说到蜀军时便语多敷衍。胡景伊察觉党人难以相容，才灰溜溜地离开上海，去了四川。
也算巧，当时重庆政府正不知如何才能打发滇军，而胡景伊因为与滇军将领有旧，便想聘他为顾问，以便与滇军进行谈判。
胡景伊是个热衷富贵不甘寂寞的人，尤其落魄之时，再小的官帽也是官帽，于是马上接了过来。
谈判结束，正待回重庆复命时，却接到了尹昌衡的电召。
此时的尹昌衡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急切地要找一个“诸葛军师”来辅助自己。胡景伊不仅是他的老师，在广西时还曾是他的上级，“学识优长，经验宏深”，各方面都绝对合格。
得知有这么好的去处在等着他，胡景伊连招呼都不给重庆方面打一个，就直接去了成都。
四川统一后，重庆虽被并入成都，但尹昌衡对重庆并不放心，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人最为集中，即便变成地方，仍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他任用胡景伊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就是想利用这个老狐狸来镇住当地的革命党。
胡景伊初到上海时，本想与革命党拉关系，却遭到群起而攻之。等于阿q要革命，“洋先生”却不准他革命，以致于“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都差一点被一笔勾销，由此因爱生恨，内心对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
胡景伊星夜兼程赶到重庆，随他一起到任的，还有一个机关枪营。重庆党人虽多，但手上没有武装，只能唯命是众，胡景伊由此洋洋得意，不可一世。
有人对他说，某某党人乃海内奇杰，才堪大用，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什么奇杰，不过是能耍几个炸弹而已！”
要说最让胡景伊痛恨的，莫过于有“羞辱之恨”的熊克武和蜀军。偏偏他又听到消息，蜀军即将开赴重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威胁。
胡景伊需要找一个枪手来对付蜀军，阻其入川。
找到的这个枪手人称刘罗汉，乃原驻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巡防军管带（相当于营长），拥有巡防军千余人，后经人游说宣布“反正”。
刘罗汉是熊克武所说的那种典型的见风使舵者，名义上与革命党人虽已是同志，其实骨子里还是敌人。他在万县不仅贪横不法，而且残杀党人，与胡景伊倒是实实足足的“同志”。
胡景伊向刘罗汉发去密函，让其对蜀军发起暗袭。但墙有缝、壁有耳，重庆本是党人据点，情报早就事先递到了熊克武手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一刀一个。1912年4月10日拂晓，熊克武先发制敌，在他的指挥下，蜀军在万县向巡防军发起进攻。
无论是人员质量还是武器质量，蜀军均非巡防军可比。尤其在近现代战争中，以炮的威慑力为最大，而巡防军的炮还是旧式的劈山炮，这玩意就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湘军时代都算落后了，哪里是新式山炮的对手。不到半天工夫，巡防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刘罗汉本人也遭到处决。
蜀军的开场秀令胡景伊大为震恐，自此更把蜀军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1912年3月底，熊克武乘轮船由万县抵达重庆。甫至城下，他就得到党人捎来的情报，说胡景伊已在城头安放大炮，针对的就是蜀军。
未几，胡景伊果然派使登船，要求蜀军不得入城，只能驻扎江北县城。
如此苛酷待遇，分明就是要寻衅打架。熊克武很清楚，尹昌衡对胡景伊如此倚重信任，一旦打起来，就不止是胡熊二人的矛盾，而将转化为蜀军与其他川军的战争。
老狐狸真够坏的，但我不会上你的当。
熊克武马上下令将部队开入江北，同时禁止普通士兵进入成都，官佐要去探视亲友，则一律换穿便衣，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蜀军不仅枪械齐整，而且军官层多为刚走出军校大门的年轻人，没有小圈子，也没有人摆老资格。平时办公多采用圆桌形式，同事战友之间，相处有如手足，尽管也时有争吵，但吵过就算，谁也不会心存芥蒂。
蜀军内外皆修，让胡景伊没有任何漏洞可钻，大家只能这么互相对掐，直到胡景伊返回成都。尹昌衡没有亏待胡景伊这个“老诸葛”。当时全国进行军制改革，尹昌衡也对川军进行了统一改编，共编五个师，胡景伊被任命为军团长，名义上可节制所有川军。
在整编仪式上，尹昌衡特地向全体军官宣布：“胡先生是我们四川军界的泰斗，在座诸位，哪一个不是胡先生教育过的？所以大家今后一定要按照军团长的命令行事。”
尹昌衡的这番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除熊克武外的另外四个师长，都是武备学堂的学生，师长以下的旅团营长，武备学堂出来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说，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由此形成了川军中的第一个派系：武备系。
胡景伊当了军团长，就不想再留在重庆跟熊克武干耗了——不管尹昌衡怎样提高他的权威，军团长说穿了仍只是一个空名，也根本调遣不了以蜀军改编而成的第五师。
1912年6月10日，经胡景伊提议，重庆镇抚府被正式撤销。在胡景伊走后，蜀军才得以移驻重庆，这个革命党人的据点总算被保存了下来。
胡景伊回成都，一半是在重庆待不下去，一半是受尹昌衡相召，而尹昌衡召他回来，则是要与他商量一件大事。
自近代以来，英国多次派兵侵藏。达赖喇嘛起初曾选择进京，欲借助中央政府之力抵御英军，但在由印度回藏时，被英方笼络，态度又转向亲英。在dá_lài的影响下，川边巴塘、理塘一带土司发动暴乱，杀害了北平派去的驻藏帮办大臣。
清末奉旨出征的是赵尔丰，他不仅平定了暴乱，而且还在当地成功地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土司制度，重新设立行政机构。
赵尔丰能做到封疆大吏，西征是其最大功绩。接任乃兄的川督一职后，他仍在川边忙碌，直到保路运动爆发，在成都被赶下台。
即使削职为民，赵尔丰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成都兵变后，整个省城损失异常惨重，甫任都督的尹昌衡得给方方面面一个交代才行。可是乱兵又不能追惩，否则谁拥戴你，剩下来就只有痛打落水狗，顺便借此立威。
赵尔丰的哥哥与尹昌衡有知遇之恩，然而政治这东西，实在管不了那么多。尹昌衡最终将已经下台的赵尔丰抓了起来，指称他是兵变的幕后元凶，予以斩首示众。
在出征川边的军事行动中，赵尔丰以文官而指挥若定，有擅战之名，乃至“藏人畏恨”。可是当时代的大潮汹涌而至，亦只能遭受灭顶厄运，甚至于比普通人更狼狈——尹昌衡杀他时，几乎跟杀一只豚犬没有任何区分。
不过他曾坐过的那个位置也决定了，谁坐上去，都得接受同样的命运，如今尹昌衡遇到的情况更为严重。
就在1912年6月，原本逃往印度躲避战乱的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又回到拉萨，“亲英反汉”卷土重来，并愈演愈烈。
赵尔丰被杀前后，不仅“改土归流”中途夭折，驻防军队也已大部内调，在防守上极其虚弱。叛乱后的藏军由此一路东进，不仅将驻藏川军予以分割包围，而且已经打到了巴塘、理塘，川边形势岌岌可危。
尹昌衡决心率大军出关西征。他把胡景伊叫到成都，是要再听听“老诸葛”的意见。
尹昌衡首先提到了赵尔丰：“此君经营川边六年，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取得那么一点成绩，要是我去的话，收获当不止于此。”
还是那种“尹氏风格”，目中无人，睥睨一切，但大敌当前，倒也颇有一番英雄气概。
胡景伊对此极表赞同。
赵尔丰以出手狠辣，被川人称为“赵屠户”。胡景伊对尹昌衡说：“以你诛杀赵屠户的声威，叛乱的藏兵听了，定然是丧胆溃窜，荡平不成问题。”
尹昌衡闻言很是高兴，即向北平政府请缨西征。
1912年6月14日，北平政府复电同意，并任命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
都督离境，本来留守责任要交给副都督，但尹昌衡对这个副都督不放心，怕他乘机夺权。想来想去，还是“老诸葛”更可靠，于是便在出发之前，任命胡景伊为护理都督（即代理都督）。
尹昌衡这边刚刚出兵，那边叛军就得到了消息。正如胡景伊所说，藏兵素来畏惧赵尔丰，而这个“尹长子”竟然能诛“赵屠户”于成都，自然是比赵尔丰又要可怕许多倍，心理上便未战先怯。
尹昌衡西征时一共带了八个团的川军，至多万余人，且是分路攻击，但叛军却传说他率兵十余万，结果畏之如虎，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吓得够呛。
西征川军日行百余里，势如破竹，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不到三个月，便收复了巴塘、理塘，原先被围困着的驻藏川军也一一得救。
尹昌衡控制住川边后，本拟一鼓作气，率军直趋拉萨，以彻底驱赶英人势力和影响。但这时北平政府发来电文，下令他停止进军。
西征军攻势之神速凌厉，大大出乎达赖意料之外，也惊动了对西藏久有觊觎之心的英国佬。
英国对“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严重抗议，声称如果西征军要继续前进，他们将拒绝承认北平政府的合法性，不仅如此，还会“助藏独立”。
袁世凯深知尹昌衡个性，接连来电十余道，要求他绝对不得越界一步。
尹昌衡出征，怀抱的是一种英雄情节。他曾经说过，如果让他生在汉朝，“烈不敢让关壮缪”，让他生在宋朝，“忠不敢让岳武穆”，那是绝对敢跟关羽、岳飞这类猛人豪杰一比高下的。
可是关羽、岳飞碰到的尴尬，也同样发生在尹昌衡身上。归根结底，他如今已是民国将领，再不是清末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伙，说造反就可以造反。这些电文犹如十二道金牌，足以捆住他的手脚。
另外一方面，兵马出征，离不开充足粮草。当年赵尔丰在前面打仗，朝廷让赵尔巽出任川督，就是为了从后面提供有力支援。袁世凯不光发金牌，还断粮饷，西征军要继续前进，只能落入粮械两绝的困境。
尹昌衡只得停下征尘，着力经略川边。在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基础上，他再进一步，用整整两年时间，将川边建成了辖三十二县的特区，为后来的西康（即川滇边区）建省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