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庞培在东方作威作福的时候，那个他取代的人心情极度郁闷。
卢库勒斯完全有理由生气。敌人撤掉了他的指挥官职务不说，回到罗马还接着刺激他。最恶毒的是，他搅黄了他的凯旋式。那是共和国所能给予公民的最高礼遇。每次举行凯旋式的时候，街道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响着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这一天，凯旋式上的将军不仅仅是个公民，不再是个凡人。他穿着君王的金色与紫色服饰，脸也被涂成了红色，看起来像罗马最神圣的雕像，卡匹托尔山上那个神庙中的朱庇特。一种光荣的、醉人的、令人敬畏的气氛伴随着这位人神，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将军造就了一幅奇观，被大家津津乐道着。对街道边向他欢呼的罗马人来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野心的确可以是神圣的；在努力向上攀爬的奋斗时刻，在成就丰功伟业时，一位公民也同时履行着对共和国的责任，对众神的责任。
几乎没有人怀疑，提格拉诺塞塔的胜利者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庞培虽然剥夺了卢库勒斯的指挥官职务，但还是给他的凯旋式留下了几千人马。然而在共和国，没有什么崇高到可以完全避免卑鄙行径的地步。从阴谋诡计中获利的人——像卢库勒斯争取总督职位时做的那样——也会因它而受苦。这是政治游戏的规则。一个人有多么高大，对手的诽谤就有多么恶毒。平民卢库勒斯的光辉前途令他的反对者满心恐惧，正如令他的盟友们满怀希望一样。各个派别的显贵尽了最大的努力，企图推翻保民官的反对意见，给卢库勒斯凯旋式的荣誉。他们这么做都有各自私利的权衡，不管显贵们被激怒时的表情如何真诚，愤慨的叫嚷声多么响亮。在罗马，友谊和政治考虑从不曾完全分开。
不过，卡图卢斯和他的支持者的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一直以来，他们期待着卢库勒斯成为自己事业的领袖。而此时，由于一场接着一场的羞辱，卢库勒斯身上的某根弦似乎绷断了。为消灭米特拉达特斯，他度过了六年紧张岁月，耗尽了战斗的激情。如今，他放弃了政治战场，沉溺在极其铺张的享乐之中。
在东方，作为罗马力量的胜利宣言，卢库勒斯摧毁了提格拉涅斯的宫殿和游乐园，没留下一点儿痕迹。回到意大利后，他着手打造自己的建筑奇观，定位成胜过他毁掉的那些东西的水准。在罗马城墙外的一个山脊上，他建造了一个令罗马人目瞪口呆的花园，极尽奢华。里面有一大群的夸张建筑，有喷泉和奇花异草，许多是他在逗留东方期间搜罗的，其中包括一棵从本都弄来的樱桃树，是他带回家乡的收获物中最难运输的。在托斯库卢姆（Tusculum），他的夏季别墅绵延数英里。沿着那不勒斯海湾，他拥有不少于三座的别墅，最壮观的是他建在防波堤上的一个宫殿，其上有镀金的平台屋顶，向着海面闪闪发光。还有一座原先属于马略。这位老将军不肯在别墅退休养老，仍渴望战斗，渴望更多的胜利。卢库勒斯从苏拉的女儿手中买下了别墅，价格高得离谱。与马略不同，他似乎想把别墅和他拥有的一切都转变成一种标志，以此显示雄心不再。这些大肆炫耀的行为是对共和国所有理想的冒犯。过去，他拥有他那个阶层的美德，以这些美德指导自己的生活；现在，他离开了公共生活，开始践踏这些美德。先是失去了权力，既而失去了荣誉，卢库勒斯看来是想把他受到的屈辱转嫁到共和国本身。
既然不能在凯旋式上夸耀，他开始夸耀他那惊人的胃口。苏拉为庆祝胜利，曾宴请整个罗马；卢库勒斯耗费了更多的金钱，欢宴却是私下进行的，甚至是孤独地进行的。有一次，他一个人吃饭。仆人准备的饭菜很简单，他愤怒地大叫道：“卢库勒斯今天要宴请卢库勒斯！”1这句话被无数次地重复过，恐怕罗马人重复时还都在摇头叹息，因为在他们看来，沉迷于烹饪是极为丢脸的事。高级烹饪一直是堕落的危险症状。历史学家很喜欢说，在共和国早期，人们过得简朴而高尚，厨子“是奴隶中最便宜的”，而在接触了东方的奢侈生活后，“他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烹饪也从纯粹的功能上升为精致的艺术。”2在这个财源旺盛又没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传统的城市，烹饪迅速成为狂热的流行时尚。罗马人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出去，厨师和珍贵的作料源源不断地流进来。对坚持共和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来说，不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经济上，这种爱好都是毁灭性的。元老院对此有所警觉，曾试图做一些限制。早在公元前169年，它就禁止在宴会中上榛睡鼠这道菜；后来，苏拉也惺惺作态地颁布了很多法律，提倡简朴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些豆腐渣堤坝，时尚的洪流把它们冲得无影无踪。百万富翁们越来越多地走进厨房，尝试他们自己的菜谱，希望做出更稀奇的大餐。塞尔吉乌斯·奥拉塔的水产养殖之所以有大利可图，就是这股时尚的明证。不过，在餐桌上，牡蛎也不是没有竞争对手，扇贝、肥硕的野兔、母猪的阴门都突然地受到人们的钟爱。原因是一致的：虽然易于腐烂，但它们鲜嫩多汁。从这些柔软的肉食中，装模作样的罗马美食家找到了极大的乐趣。
最受欢迎的是鱼类。自罗马城建立以来，他们一直在湖中放养鱼苗。到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已经被鱼塘包围了。淡水鱼不再稀罕，人们更钟情于海里的品种。随着罗马烹饪术受到日益增多的外来影响，海鱼成了人们兴趣的焦点。超级富豪们不满足于依赖商人提供大菱鲆和鳗鲡，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海水鱼塘。很自然，巨额的花费更增加了它们的魅力。
这种奢侈的做法被人从古老的原则中找到了依据：公民应该依靠自己土地上出产的东西生活。罗马人的乡村情结打破了一切社会界限，甚至最豪华的别墅都开辟了农场。不可避免地，城市精英之间流行起一种装腔作势的风气，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对它大概是比较熟悉的。他们喜欢在别墅的水果仓库小憩。如果不愿自己耕种和收获水果，厚脸皮的主人会从罗马把它们带来，放在仓库中供客人享用。养鱼也有类似的虚假，追求自给自足需要付出惊人的代价。如农学家指出的那样，家用鱼塘“养眼，但不实用。它们掏空了而不是填满了钱袋。建造和养护的费用极其昂贵”。3所谓养鱼有利于经济的说法很快就不攻自破了。公元前92年，一位监察官——维护共和国最严格的理念的行政官——为一条死去的八目鳗大哭起来。据说，他哭得如此悲伤，“好像他失去了女儿”而不是一顿晚餐。4
30年后，这股风气达到了狂热的顶峰。比如霍腾修斯，说到吃一条他心爱的鲻鱼，这种念头从来都不会有。餐桌上需要鱼的时候，他会派人去普特里买。他的一个朋友精彩地评论道，“从他的牲口棚里牵一头拉车的骡子，也比要他鱼塘里一条长着胡须的鲻鱼容易。”5然而，如在奢侈夸示的任何一个方面一样，在养鱼一事上，卢库勒斯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也远远超出其他人。他的鱼塘是这个时代公认的奇迹，也是公认的丑闻。为给鱼塘提供海水，他建造了穿行在山间的管道；为调节海潮的温度，他在远离海洋的地方建起防波堤。在为共和国服务时，他也没有这么尽心尽力地发挥过自己的才干。西塞罗把卢库勒斯和霍腾修斯称为“鱼狂人（Piscinarii）”——半是蔑视半是绝望的一个词。
因为，卢库勒斯忙于丢弃的雄心壮志正是西塞罗极为珍惜的。这个敏锐的人一眼看穿了养鱼热是怎么回事。他道出了共和国自身的毛病。罗马的公共生活立足于责任，失败并不能成为抛弃使命感的理由。正是那种使命感使共和国走向伟大。对一个公民来说，最重要的美德在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哪怕是在生死关头。无论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战场上，一个人逃跑会威胁到整个战线。虽然西塞罗摘走了霍腾修斯的起诉人王冠，他并不希望对手退休。这个新人认同的那些贵族的原则，霍腾修斯和卢库勒斯以前曾一直坚持着。此时，西塞罗正小心地、一步步地接近执政官的位置。看着这些天然盟友坐在鱼塘边，喂着他们长着胡须的鲻鱼，任共和国飘摇在风暴中，他感到非常震惊。
无论霍腾修斯还是卢库勒斯都曾经是最好的。尝过那种滋味后又被挤到第二位，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难耐的折磨。霍腾修斯的退休不像卢库勒斯那么彻底，但所感受到的痛苦是一样的。渐渐地，西塞罗把他赶出了他曾大受欢迎的法庭。如今，对他而言，法庭成了展示他的怪异和可笑的舞台。这个人曾在法庭上整理他的长袍，展平长袍边上的褶子。现在，这些被人指责为侮辱性的举止。最令人吃惊的是，有次在审理案件当中，霍腾修斯要求休庭，解释说他想赶快回家去，喝着葡萄酒照料他生病的悬铃树（planetree）。如以前的许多次一样，他的对手是西塞罗。奢侈铺张是另一个舞台。在那里，暴发户西塞罗比不上他。
发生病变时，罗马人古老的荣誉感就成了这样。卢库勒斯为了他的鱼而开山。霍腾修斯是第一个在宴会中上孔雀这道菜的人。那种古老而熟悉的、追求最好的竞争意识仍纠缠着他们，但促动他们的不再是追求荣誉的欲望，相反，有点像是自我厌恶。据说，卢库勒斯花钱时一脸的鄙夷，就像它们是些“贪婪、野蛮”的东西，沾满了鲜血。6难怪与他同时代的人都觉得震惊和迷惑，无法理解他的状况，说他发疯了。厌倦（ennui）是还不为共和国所知的一种烦恼，后面的几个时代也不了解。塞涅卡（Seneca）写作的年代在尼禄（Nero）统治时期。那时，共和国的理想早已枯萎，想成最好的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贵族所能做的就是低下自己的头，专心于各种各样的乐趣。塞涅卡已能认清这种症状，在写到像卢库勒斯和霍腾修斯这样的人时，他说，“他们走到碟子边，不是想吃，而是要刺激胃口。”7这些鱼狂人坐在水边，呆呆地看着鱼塘深处。他们留下的阴影远比他们认识到的要深。
自我放纵未必只是失败的耻辱标志。显赫的贵族或许会把它看作退休后的甜蜜毒药，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也提供了机会。沿着那不勒斯的海岸线，从卢库勒斯的别墅出发，走上几英里就到了海滩度假胜地拜厄（Baiae）。长长的、闪闪发光的防波堤向前延伸着，伸入海湾闪烁的蓝色海水中。幽默作家说道，有这么长的海堤，鱼儿都游不进来了。在罗马人看来，拜厄是华贵与邪恶的代名词。在那里度上一天假期，人们享受到的是夹杂着罪恶感的愉悦。政治家想都不会想在这样一个地方浪费时间。然而，在每一个季节，罗马都有大批上层社会的人被引诱着南下。也正因为如此，拜厄也吸引了许多想往上爬的人。无论是浸泡在它那著名的硫磺温泉中，还是享用一顿当地的风味大餐紫壳牡蛎，拜厄都提供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这是一个不停顿地举办着宴会的城镇，从别墅中、海滩上、港湾里的游船上，音乐的旋律和人们的笑声不断地传出来，回荡在温暖的夜空中。难怪这个地方会让道德家们愤慨不已。不管在哪里，葡萄酒倒满杯子、外套脱下的时候，传统礼仪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里，一个英俊的、急于向上爬的年轻人，或许还未完全成年，也有机会同一位执政官攀谈一番。商人们在这里谈生意，保护人与被保护人在这里确定关系。一个人要是有风度、有副好容貌，在这里能占上很大便宜。拜厄是个丑闻满天飞的地方，外观迷人，却被各种有关堕落的流言笼罩着。这是一个人们洒上香水、大量饮酒的地方，一个充满各种野心和阴谋的大舞台。最令人吃惊的是，它还是一个强悍女人施展手段的地方。
拜厄的女王是克劳狄三姐妹中最大的一个，克洛狄娅·梅特里（ClodiaMetelli）。她也是这儿的诱惑力独一无二的象征。克洛狄娅的眼睛又黑又亮，公牛般的外表总是令罗马男人两腿发软，而她的粗话风靡了一代人。她没有采用贵族名字“克劳狄娅（Claudia）”，而是选择了它的粗俗写法。这反映出一种平民口味，对她最小的弟弟影响很大。8模仿下层民众的口音一直是亲民的政治家的标志，苏拉的敌人苏尔皮基乌斯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从克洛狄娅开始，平民的元音发法成了流行时尚。
当然，在共和国这样的贵族社会中，只有贵族出身的人才可能把某种平民气的元素融入时尚。克洛狄娅既借助自己的家族，也得益于她的婚姻，成为罗马社会的一个中心人物。她的丈夫是梅特卢斯·塞勒（MetellusCeler），来自唯一一个能在声望和傲慢方面同克劳狄家族相抗衡的家族。梅特里家族（Metelli）的生育力惊人，到处都是他们的人，还常常出现在对立的阵营中。比如说，有一位梅特里极其痛恨庞培，差点儿带着一整支舰队去攻击他。而在公元前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克洛狄娅的丈夫一直是庞培的一个使节。显然，这个女人对此并不在意，处之泰然。她首先忠于自己的家族。克劳狄家族和梅特里家族形成鲜明的对照，出了名地团结，克洛狄乌斯同他的三个姐姐尤其如此。
卢库勒斯非常憎恨自己的小舅子，决心要毁掉他。乱伦的说法最初就是卢库勒斯传出来的。从东方回来后，他公开指责他的妻子跟她的弟弟睡觉，与她离了婚。小时候的克洛狄乌斯害怕黑夜，他最亲爱的大姐曾让他睡过自己的床，于是，她也未能躲开乱伦的说法。罗马人猎奇心理的后果就是吹毛求疵。关于恺撒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比提尼亚国王的性伴侣，这令他的同时代人兴奋不已；克洛狄乌斯的敌人也盯着对他乱伦的指责，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兴趣。无风不起浪，在克洛狄乌斯与他三个姐姐的关系中，一定有些什么不寻常的事，才使得人们喋喋不休。年轻的克洛狄乌斯总是做一些同他的年龄不相符的事，那些长舌头的人或许知道他们所说的并非凭空捏造的。不过，更有可能的是，由于克洛狄娅深深地涉足公共领域，人们更乐意传播她的流言蜚语。“客厅里的戏弄男子者（cockteaser），卧室里的冰块”，9从前的一位情人这样描述她，暗示她很注意利用自己的性感优势。甚至对像克洛狄娅这种阶层的女人而言，插手政治也是很危险的。罗马人的道德不鼓励女人在这方面有什么成就。性冷淡是最理想的婚姻状态。“庄重的女人不叫床”，10这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女人应该高贵地一动不动，稍稍出格便是妓女的标志。类似地，如果一个女人的谈话机智又奔放，她得做好受指责的准备；如果这样的女人还参与了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她会被看成堕落的怪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出现对克洛狄娅的乱伦指责其实并不奇怪。由此，她被清出了政治游戏场。
尽管厌恶女人症（misogyny）既无情又蛮横，但对于像克洛狄娅这样的社交女主人所引发的辱骂狂潮，它并不能充分解释。女人要想发挥她们的影响，只能在幕后活动，通过密谋以及调戏和勾引她们想影响的人达到目的。这被道德家痛斥为流言和肉欲的女性世界。在男人野心的竞技场上，情势已经非常微妙了，女人的加入又增添了危险的不确定因素。利用女人优势的环境因素全是共和国的批判对象。西塞罗从来不是一个宴会迷，曾详细地列出那些色情内容，包括这样一些倾向：“放荡”，“风流韵事”，“在吵闹的音乐声中整夜不睡”，“乱交”，“不计后果地胡乱花钱”。11最丢脸的事、危险的堕落者的最终标志，是成为一个舞技娴熟的人。在传统主义者的眼中，再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了。城市如果沉迷于舞会文化，它就到了毁灭的边缘。西塞罗甚至一脸严肃地说，希腊正是那样灭亡的。“过去，”他大声疾呼，“希腊人也跳那玩意儿，知道它有多危险。它逐渐用有害的狂热念头腐蚀公民的心灵，然后，它能一下毁掉一座城市。”12依照这种诊断标准，罗马已经快不行了。就宴会而言，随着夜幕的降临，城市也临近疯狂的边缘，人们在酒精的刺激下极其兴奋，在“大喊大叫、女孩的尖叫声、震耳欲聋的音乐声”13的伴奏下，脱光他们的衣服，在桌子上狂野地跳舞。
与政策的结果相比，政策的形式更易于让罗马政治家分裂。宴会变得越来越夸张，进一步加深了政治的分裂状况。很明显，对那些传统人士来说，有那么多他们心目中的模范人物屈服于诱惑，实在令他们既尴尬又痛苦。他们不再理睬像卢库勒斯和霍腾修斯这样的人。古老的节俭观念还是很有生命力的。看到铺张浪费成为时尚，新一代元老们不是觉得绝望，相反，他们的使命感更强了。尽管他们很有钱，元老院依然非常保守；他们不肯正视现实，更愿意想象自己没有变，仍然是正直的化身。一个政治家若能让同伴们相信那是事实，他便能大大提高自己的威望。严肃和简朴的形象仍然大行其道。
若非如此，怎么解释那个引人注目的权威的出现呢？在公元前60年代中期，他刚过30岁，职位不过是会计官。在这个年纪，绝大多数元老都在安静地坐着，听资格更老的人讲话；马尔库斯·波西乌斯·加图（MarcusPorciusCato）不同，他的声音已频频回荡在元老院。它听起来朴素、刺耳，就像是从艰苦而高尚的共和国早期时代发出的。做军官的时候，加图“与他的部下同甘共苦，一起行军，穿的一样，吃的一样”。14作为一个平民，他通过鄙视时尚而创造了新的时尚。因为在宴会中人们都穿紫色，加图便穿黑色；他鄙视一切形式的铺张，无论是大热天还是雨雪天，无论去哪里，加图都是步行，有时还赤着脚。其中或许有些做作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深刻道德使命感的表现，一种不容玷污的内在力量的表现。罗马人对这些尽管钦佩，但认为它们早已不存在了。而加图则把继承传统看作最神圣的事。对同胞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一切。在了解会计官的所有职责后，加图才参加竞选。成为会计官后，他的勤勉和正直令世人吃惊，人们说他“做会计官比得上当执政官的荣誉”。15尽管元老院为自身的腐败感到痛苦，但还没堕落到对加图视而不见的地步。
看着加图，老一辈的显贵们尤其大受鼓舞，认为他是共和国的希望。比如那位急于将火炬交给后人的卢库勒斯，作为对离婚的庆贺，又娶了加图的同父异母姐姐。新夫人比原来那位只强了一点点：她的风流事不涉及乱伦。不走运的卢库勒斯又找了个宴会女郎做妻子。出于对加图的尊敬，他忍了很多年才离婚。当然，加图不会因此感激涕零。远非如此。在他认为共和国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控告过卢库勒斯的朋友。事实上，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他不会放过任何人。加图甚至教训过卡图卢斯。对于罗马人都习以为常的幕后活动，加图全无兴趣，他所表现出的不妥协性常常令他的盟友沮丧。西塞罗虽然对他非常钦佩，也禁不住抱怨道，“他在元老院大唱高调，就像他生活在柏拉图的共和国，而不是罗慕路斯的垃圾堆。”16这种批评低估了加图的机敏。西塞罗一生都在试探妥协的限度。加图的战略跟他完全不同。他无视其他人的做法，只遵从自己的原则。他的力量来自共和国最严格的传统。他本人就是对那个时代轻薄风尚的批判。
与自己树立的榜样相比，他的敌人们显得更加堕落和柔弱。这是加图的战术。罗马人的男子气概的正确展现不是追逐女人，不是流连在外大肆喝酒。恰恰相反。放纵行为损害自己的能力。决斗前的一周里，角斗士要用金属螺栓锁住阴部。而罗马公民应该能够自我克制。沉溺于感官享受的人不再是男人。像克洛狄娅这样控制欲很强的女人被称为“吸血鬼”，她们使那些着迷的男人兴趣“枯竭”；17像克洛狄乌斯这样的浪荡公子则连女人也不如。类似的指责被人不知疲倦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然而，这种辱骂深藏着偏见，反映了某种紧张不安的情绪。没有罗马人会费神打击自己不害怕的敌人。那些柔弱的标志同时也是优越、见识和圆滑世故的标志。追逐时尚的人将自己跟大众区分开，这是时尚一贯的功能。在共和国这样的竞争社会，时尚的魅力自不待言。罗马有大批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急于获取公共身份的象征。加入时尚潮流就是这样的象征。于是，他们会采用一些特别的做法，一些神秘的手势，如用一根手指挠头。他们蓄起山羊胡；他们的外衣（tunic，过膝的短袖外衣）长至脚踝，长至手腕；他们的长袍质地和透明度都与众不同，而他们穿上它们的时候就像人们常说的，“松松垮垮”。18
10年前，尤利乌斯·恺撒就是这么打扮的。这不是巧合。无论在公元前70年代还是公元前60年代，恺撒都是罗马最时髦的人。他大手大脚地挥霍，就像他的长袍一样引人注目。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有次让人在乡间建造了一幢别墅，刚刚建好就拆了，因为不符合他的严格标准。他的许多对手因此而鄙视他。然而，恺撒是在一场高风险的赌博中下注，成为时髦阶层中最时髦的人并不是在浪费时间。风险当然是因为赌博会让人破产，不仅是经济上，政治上也一样。一些敏锐的对手注意到，他从不让宴会活动危及健康。他吃得像加图那样简单，很少喝酒。虽然他的性欲之大让他臭名昭著，他在选择长期伴侣方面其实很小心，很冷静。他的妻子科尼利娅已在公元前69年去世。再次寻求一个新娘时，他的眼睛盯上了庞培娅（Pompeia），苏拉的孙女。在恺撒的一生中，他一直非常注重高质量的情报，这在他对配偶和情人的选择上都表现得很明显。他最爱的女人塞维利娅（Servilia），碰巧是加图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姐姐，于是他跟卢库勒斯也成了连襟。同样巧合的是，塞维利娅又是卡图卢斯的表亲。谁知道塞维利娅会在情人的耳边说出多少家族的秘密？
难怪敌人对他的魅力很提防。虽然恺撒不会把宝都押在塞维利娅一人身上，他却把自己的未来抵押在“引诱”同胞上。恺撒做得比任何人都过分，竟然把宴会的风气引入到公共生活中。公元前65年，他在35岁时成了市政官（aedile）。这个职务还不是能竞选执政官的行政官，但由于主管公共娱乐活动，非常受人欢迎。对恺撒这样的人来说，市政官的职务简直是为他量身制作的。角斗士们第一次穿上了银色盔甲。为娱乐公民同胞们，他安排了300对角斗士在竞技场厮杀。若不是恺撒的敌人赶快立法限制，表演可能还会更壮观。元老们知道恺撒是在无耻地贿赂罗马的公民。他们还知道，没有什么贿赂是不要求回报的。
在个人前途的狩猎场上，恺撒下了很大赌注，尽管有风险，也还算是精心的开局。他的敌人指责他是个女人气的花花公子，但承认他正逐渐成为重量级的政治对手。恺撒也将以这个级别的分量打击敌人。作为市政官，他不仅主管娱乐活动，也负责公共建筑的维修。一天早晨，罗马人发现关于马略——一个被刻意忘记了很久的人——的所有公共纪念碑都复原了。苏拉阵营一片哗然。在恺撒冷静地承认自己的责任后，卡图卢斯竟然指控他企图颠覆共和国。恺撒一脸愤怒地争辩自己是无辜的。难道马略不是像苏拉一样伟大的人物？还没到对立的派别互相和解的时候吗？无论如何，他们不是同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吗？民众聚集起来支持恺撒，大声地喊道，“是的！”卡图卢斯气急败坏，却毫无办法。纪念碑保留下来了。
类似的插曲表明，尽管苏拉尝试过，但他没能摧毁“亲民”传统；相反，它正在罗马复苏。这是个很大的成就，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下层民众之所以把恺撒看作偶像，他的慷慨大方是关键。敌人很有理由地期待，他的大方会把他引向破产。正如加图以他的清贫闻名，恺撒身负巨额债务也人所共知。大家都知道，算账的日子总会来的。公元前63年，恺撒做出了决定，把一生押在了一次选举上。他要一劳永逸地打破元老院的等级秩序，给自己“松松垮垮”的形象增添些传统威望的色彩。罗马大祭司（pontifexmaximus）的职位刚刚空出来，它是共和国最尊崇的公职，当选者终身任职。尽管有着无与伦比的道德权威，大祭司履行职务的官邸却在广场，在一幢面向萨可拉大街的大房子里。如果恺撒当选，他就真的是在罗马的中心了。
他的对手是显贵中的显贵，昆图斯·卢塔修斯·卡图卢斯。在正常情况下，卡图卢斯觉得自己稳操胜券。恺撒能参选简直是桩丑闻。按照惯例，大祭司的位置一般留给尊贵的卸任执政官，尤其不适合正在奋力爬升的政治家。当然，恺撒不会被小小的传统吓退的。他祭出自己在遇到难题时屡试不爽的法宝：大把地花钱。恺撒穷尽了他的信用，以闻所未闻的规模贿赂选民。在宣布选举结果的那天，他吻别奥丽莉亚时说道：“妈妈，今天你或者看到我成了大祭司，或者看到我开始流亡。”19
结果，他真的离开了苏布拉，但不是流亡，而是来到萨可拉大街的官邸。恺撒把它赢到了手，成了当选的大祭司。又一次，他的挥霍收到极丰厚的回报。他竟敢赌这么大——与现状赌，与共和国最古老的传统赌——还赌赢了。
许多人没有赌赢。恺撒大肆挥霍的做法其实很危险。辉煌未来的对立面就是毁灭性的灾难。大把的钱花出去，有可能什么结果也没有。一旦竞选落败，便无法争得一个肥缺，而且可能会葬送整个职业生涯。
毫不奇怪，外地贵族把雄心壮志灌输给儿子的同时，也会提出一些警告。送后代去罗马是有风险的，年轻人很容易成为骗子的猎物。谨慎的父亲会在首都给儿子找个保护人，后者不仅可以指导年轻人，帮他了解错综复杂的共和国政治，还能保护他们免受城市的各种诱惑。对那些没在罗马获得过什么职位的家庭来说，找个好的保护人非常重要。凯利乌斯·卢福斯（CaeliusRufus）是个银行家，他找了克拉苏和西塞罗做儿子的保护人。人人都觉得小凯利乌斯的光明前途有了保证。可笑的是，这也立刻使他有了巨大的信用。高利贷商人蜂拥而来，凯利乌斯张开双臂欢迎。这个年轻人英俊、聪明，还有些鲁莽。他大手大脚地花钱，很快便入不敷出。由于他胸怀野心，他没有忽略学业，但在跟两位保护人学习的同时，他也成了罗马的三舞王之一。新的社交圈对他开放了，是那种西塞罗不会涉足的圈子。有那么多的新朋友令他着迷，凯利乌斯成了宴会常客。
特别是卢修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SergiusCatilina），一个邪恶的贵族。从无度的挥霍中找到出路的人不只恺撒一个。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急于为家族重振声望的人。喀提林的曾祖父是位著名的战争英雄，曾使用一只医生为他装上的铁手同汉尼拔作战。在政治方面，他的家族没有什么成就。尽管在差不多400年的时间里，家族没出过一位执政官，喀提林的贵族身份还是给他提供了很多便利。比如说，那位势利出了名的卡图卢斯就对他青眼有加。不过，他们的友谊倒真是鲜血凝成的。在公敌宣告的黑暗日子里，喀提林曾帮过卡图卢斯，惩罚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凶手被鞭打着走过街道，走到卡图卢斯父亲的坟墓边；棍棒落在他的背上，他的脸被打得支离破碎，最后，他的头被砍了下来。对卡图卢斯来说，这种残暴行为是他孝心的体现，是献给父亲难以安宁的灵魂的血祭。喀提林呢？之后，又是他提着据说仍在呼吸的脑袋，走在罗马的街道上。即使在内战时期，人们也很反感他的行为。后来，虽然法庭没能证明什么，但谋杀的指控一直阻碍着他后来的仕途，更不用说通奸和渎圣了。当然，邪恶的名声并不总是不利因素。在声名更加狼藉的圈子里，那种名声与他的时髦、亲和力一起，把他变成一个令人畏惧的明星人物。一方面，那个圈子为他提供了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它也把喀提林置于一种策略上的困境中。“他主要对年轻人有吸引力”，20但在保持这种吸引力的同时，他能不疏远像卡图卢斯这样的盟友吗？更不用说已经不信任他的大批元老了。
为摆脱困境，他开始寻求克拉苏的帮助——至少有这样的政治流言。当然，究竟怎么回事，谁也说不准。克拉苏的活动总是在暗中进行的。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在公元前60年代，克拉苏很焦虑。他又要被庞培超过了。老对手不仅带着一支久经战阵的部队，他还变得惊人地富有。在克拉苏的政治生涯中，他的罗马首富的地位第一次受到威胁。难怪他会匆忙地提供支持。喀提林有巨大的野心，还身负着更巨额的债务。克拉苏肯定觉得值得在他身上一赌。
找一个驯服的执政官候选人不是克拉苏唯一的目标，喀提林还能提供别的帮助。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他在所有最污秽的地方都很受欢迎：在苏布拉——那里有吵吵嚷嚷的、家道已中落的上流阶层，在充斥着诡计多端的放荡女人的沙龙中，在那些负债的、失望的、失去耐心的人群中，总而言之，在斯文扫地的任何地方。对于生活很有节制的前执政官克拉苏来说，显然，这些地方都是禁区，虽然西塞罗曾尖刻地评论道，如果能帮他赢得一笔遗产，克拉苏甚至愿意在广场跳舞。21或许吧。然而，如果克拉苏把喀提林当作他的人，由他去浑水摸鱼，在沙龙中刻意讨好，在深夜的酒吧里同激进分子密谋，那于克拉苏的名声又有什么妨碍呢？反正一切由代理人去做。
在此，我们无法弄清究竟凯利乌斯起着什么作用。当然，可以想见，最初他是作为克拉苏的使者见到喀提林的，这也是他现场学习克拉苏幕后政治技巧的机会。更可能的是，西塞罗担当了介绍人。在非洲行政长官任上，喀提林曾度过大有收获的一段时期，但公元前65年，它的恶果显露出来。当时，克洛狄乌斯已从东方回到罗马，急于在法律界一显身手。他控告喀提林犯有敲诈罪。与此同时，新人西塞罗准备竞选执政官。他知道喀提林也有此打算，就想做他的辩护人，希望来年两人联手竞选。但喀提林带着贵族式的傲慢，嘲笑着拒绝了。他不怕打这场官司。很快，他被宣告无罪。私下里，有可能他与克洛狄乌斯串通好了。至于克拉苏，高昂的贿赂费用肯定是他承担的。现在，喀提林可以自由地竞选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了，他将同西塞罗正面交锋。
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凯利乌斯站在他的保护人一边。对一个新人、一个年轻的政客而言，这必定是非常醉人的经历。在许多年里，这是结果最难逆料的一次选举。西塞罗一直在为竞选执政官做准备，喀提林则试图填补家族400年的空白。势利是他竞选活动的基础，他同另一个贵族安托尼乌斯·海布里达（AntoniusHybrida）公开结成了联盟。后者是个放荡、堕落的家伙，很难相信他是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西塞罗心目中的英雄——的儿子。面对两个如此声名狼藉的候选人，贵族们深吸了一口气，捂起鼻子，只好选算不上最差的西塞罗；平民也是如此，但更自觉自愿。西塞罗遥遥领先，海布里达则远远地把喀提林甩开，将后者定位在第三名。
对任何一个贵族来说，这次选举都是一场耻辱。在喀提林看来，它意味着灾难，因为债务已快把他淹没；而克拉苏不会有兴趣资助一个失败者。但喀提林还没有完全丧失希望。西塞罗披上紫边长袍，身边有侍从护卫着，开始了一年的执政官任期；喀提林则在一边舔着伤口，策划着卷土重来。他的信用还能支持到下一次选举，于是他继续举债，大肆贿赂。同时，他不再隐瞒债务，开始公开地吹嘘他欠了多少钱。这是令人惊愕的冒险行为，但在这个时候，他别无选择。负债的凄惨远非他那个金玉其外的圈子所独有。在意大利，对压迫者的仇恨情绪无处不有，无论在罗马破旧的出租屋还是在贫瘠的耕地上——苏拉的老兵已把它们完全抵押出去了；他们一边艰难地在土中刨食，一边怀念内战时期肆意抢劫的“好日子”。在秘密会面时，喀提林向穷人们保证，他将做他们的英雄。无论如何，像他指出的那样，“谁最有资格成为绝望者的领袖和旗手？难道不是同样大胆、同样绝望的人吗？”22
西塞罗一直严密监视着喀提林。听到这些煽动性的话，没有谁比他更愿意按字面意思理解了。西塞罗想，他已经是执政官了，有没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荣誉呢？比如，从革命中拯救共和国？前景令西塞罗既惊恐又陶醉。他和喀提林相互走近了。两人都有兴趣提高赌注，都在尽力吓唬各自的听众。最终，在元老院，两人正面交锋了。怀着对伶牙利齿的暴发户对手的厌恶，喀提林危险地虚张声势起来。“我看见了两个身体，”他毫不含蓄地说，“一个瘦弱但长着大脑袋，另一个强壮但没有脑袋。如果我把自己奉献给那个没头的身体，那真的很可怕吗？”23那些贵族们——喀提林谜语中的“大脑袋”——没被那个不祥的预兆逗乐。无论是否跟比喻有牵连，元老院并不欢迎革命的气氛。实际上，喀提林的竞选已经失败了。这是他连续第二次失败。选举日那天，西塞罗漫步在广场上，特意在长袍下穿戴了胸甲，还特意让选民们看到。喀提林失败的消息被宣布后，高利贷商人立刻向他扑了过去。
如恺撒竞选大祭司时一样，喀提林也在背水一战。他赌他能扮演两面神杰纳斯（Janus），一面向着元老和破产的精英，一面向着穷人、负债者、流离失所者。他赌输了。但是，如果说共和国的政权拒绝了他，下层社会则没有。他已经激起了他们的希望，比喀提林知道的更大、更强烈。在乡村，农民开始用镰刀和粗糙的剑武装自己；在罗马，游行越来越接近于骚乱；甚至在元老院也有一些人，由于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由于他们的债务，既失落又焦躁不安，也开始谈论尚不存在的革命。马尔库斯·凯利乌斯参与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讨论。
为什么？这个年轻人放弃了合法取得成就的希望，打算参加革命了？他的债务有那么大了吗？或者是密谋带来的兴奋感刺激了他？或者是理想主义？很多有着光明前途的年轻人同情喀提林的事业，观点渐渐激进起来。代际冲突使得父亲开始反对儿子。有位元老宁愿杀了自己的继承人，也不愿让他跟喀提林走，尽管这个年轻人像凯利乌斯一样，“极有天赋，有教养，而且很英俊”。24甚至西塞罗也不得不承认，喀提林“披上了一层道德外衣，仍有许多好人追随他”。25或者由于最高尚的原因，或者由于最卑鄙的原因，或者兼而有之，有可能凯利乌斯真的在继续支持喀提林。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他根本就不支持喀提林。尽管凯利乌斯刚愎自用，他也是个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者。可能他充当了他的保护人的耳目。
西塞罗仍然需要打入敌人内部的间谍。由于喀提林在选举中遭到挫败，西塞罗对革命的预言慢慢显得有些危言耸听。人们要他拿出证据。就在罗马人的紧张情绪开始转为嘲弄时，一叠信件突然送到西塞罗的家里。它们把喀提林的计划描述为一场大屠杀。转交这些控告文件的不是别人，正是克拉苏。他声称文件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26交给他的守门人的。第二天上午，西塞罗在元老院宣读了信件。恐慌在城市里蔓延起来。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西塞罗被赋予处理危机的全权。克拉苏公开出卖他的门徒后，又躲回了他的阴暗角落。读着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我们很难避免一个明显的结论：公元前63年秋，喀提林并不是唯一一个搞阴谋诡计的人。那个“身份不明的人”是谁？我们只知道一个人，同时认识西塞罗、克拉苏和喀提林。他就是凯利乌斯。
当然，这只是一些猜测。上述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是全部。对这一迷团，我们不能仅仅抱怨资料不足。它也反映了共和国某些基本的东西。罗马人对荣誉的渴求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他们，照亮了他们的城市，照亮了整个帝国。然而，也有它照不到的边角地带，那里充斥着叛卖行为，一切都摇摆不定。每个有野心的政治家都要具备密谋者的技巧。在元老院，当西塞罗最后一次与喀提林面对面时，他雄辩地剖析了敌人的计划，揭露了密谋的细节，将它们大白于天下，令敌人恼羞成怒。当晚，喀提林逃离了罗马。后来，西塞罗“谦虚地”把这一天看作他最美好的日子，说他达到了“不朽荣誉的顶峰”。27共和国无所畏惧的保护者，一个纯粹的、无私的爱国者——这成了西塞罗给自己的标准定位。当然，喀提林不这么看。离开罗马前，他给卡图卢斯写了封信，仍然辩解说自己是无辜的。他悲痛地抱怨道，他落入了圈套，被迫走上逃亡路。他向北方去了，表面上要到马赛过退休生活，实际上中途改变方向了，接手指挥了一支由农民和老兵拼凑起来的部队。元老院明智地休会了。与此同时，喀提林阴谋中更惊人的细节暴露出来：意大利北部的高卢地区掀起大规模叛乱，释放奴隶，把城市付诸一炬。整个罗马歇斯底里地兴奋起来，西塞罗成了这一刻的英雄。然而，人们还是听到了一丝不和谐音符。有人小声地说，危机是胜利者虚构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喀提林说得对。暴发户西塞罗贪婪地追求荣誉，把喀提林逼上了造反之路。
当然，没有什么确凿证据。从来都是这样的，有关密谋活动的理论早就揭示了这一点。没有人现场盘问过西塞罗，像后者对喀提林做过的那样。在由于缺乏资料而升起的迷雾背后，真相依然模糊不清。可以肯定的是，为查明敌人的动向，西塞罗使用了一些卑鄙的手段。除此之外，他还干过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事实上，如果西塞罗不策划把敌人逼进角落里，他就不像个罗马人了。每个执政官都梦想着在自己任期内留下些光辉的印迹，自我发展（selfadvancement）的游戏就是这么玩的。西塞罗的行为可能达不到他自己吹嘘的标准，然而除了加图，谁又曾达到过呢？
无论如何，最先提高赌注的人是喀提林。内战已经证明暴力升级的速度有多快。在罗马这样一个竞争社会，像投进火柴盒里的火星一样，仅仅谈谈武力变法都是危险的。为什么西塞罗那么急于用防火墙把喀提林隔离开来？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他担心，如果不孤立密谋者，火势会迅速变得无法控制。一旦相信喀提林真的密谋推翻共和国，卡图卢斯便动了控告克拉苏的念头。为了以防万一，他也想控告恺撒。西塞罗或许也怀疑他们，然而，他根本不希望卡图卢斯那么做。西塞罗不想把克拉苏这样的人逼得走投无路。
骇人的流言像野火一样蔓延着。12月5日，西塞罗在元老院召集会议，讨论危机的处理事宜。他宣布，罗马的阴谋集团头目都已查明并逮捕。名单上没有克拉苏和恺撒。随后的辩论仍很激烈，发言者谈论更多的是他们的仇恨和野心，而不是针对阴谋本身。最敏感的议题是如何处置喀提林的亲信。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都很好，并且共和国法律严厉禁止处死任何公民，除非经过认真的审判。但是，当前的紧急状态是否给了西塞罗更大的权力？恺撒很担心罗马的歇斯底里情绪会波及自身，提出了一个新的主意，终身监禁密谋者。加图反对，要求处死他们。两人在天资方面旗鼓相当，在性格上截然相反。以后，他们的冲突将使共和国为之颤栗。这一次是加图赢了，大多数元老赞同他，认为罗马的安全比个别公民的权利更重要。而且，有谁曾听说过监禁这种惩罚方式？密谋者被宣判死刑。
其中有一位是前执政官。在困惑而恐惧的公众的注视下，他被引领着走过广场。西塞罗走在他身边，一脸的正义凛然，后面依次跟着四位元老。黄昏的阴影越来越浓的时候，五个密谋者被带进了一间黑暗的地下室，接受绞刑。然后，西塞罗从黑暗中走出，简单地对大家宣告了结果。广场上有许多人是死者的朋友，听到结果后便散开了。但在城市的其他地方，人们用雷鸣般的欢呼声表示庆贺。路上燃起耀眼的火把，从广场一直通向西塞罗的家；由罗马最著名的人士组成的方阵护送着西塞罗。人们欢呼他是国家的救星。在最狂妄的梦想中，这个来自阿尔庇努姆的外地人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他看起来拯救了共和国，而且没怎么杀戮。西塞罗仍致力于维护那道防火墙。例如，他拒绝调查他的执政官同事安托尼乌斯·海布里达，虽然后者曾是喀提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把马其顿行省总督的职务给了海布里达，并让他指挥对喀提林的战争。行省很富裕，他可以捞到足够偿还债务的钱。由于人们怀疑在喀提林阴谋问题上，海布里达是个两面派。另外，他还是个酒鬼和胆小鬼。因此，西塞罗的任命引起许多人的不安。庞培的盟友们要求召回这位伟人。反过来，这又惹怒了加图，他宣布，他宁愿去死，也不愿看到庞培被任命为意大利人的指挥官。不过，若说有谁真的挡了庞培的路，这个人还是西塞罗。他最大的噩梦就是罗马分裂成不同的武装派别，他们之间的争斗演化为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最终导致内战的发生。现在，庞培有了最好的借口，好率领他的军团回来干涉，而西塞罗绝不愿让它成为现实。在这种意义上，西塞罗的确拯救了共和国，可能比击败喀提林意义更大。
就在庞培回意大利前几个月，公元前62年夏，喀提林拼凑的部队被消灭了。战争期间，海布里达一直装病，留在营帐里。此时，他急匆匆赶往马其顿，开始专心敛财，别的一切都保持低调。他不是唯一一个战术性撤退出罗马的人，许多不那么重要的阴谋参与者也离开了首都。其中就有凯利乌斯，他去了非洲。他的父亲在那里占有广阔的土地，由下属们管理着。然而，凯利乌斯并没有放弃政治。他在非洲待了一年，做新任行省总督的随军参谋，干得有声有色。在喀提林阴谋中，无论凯利乌斯起了什么作用，他的前途仍然一片光明。他已有了丰富的政治经历，知道没有什么是不会变的。从前的盟友会变节、扭曲，然后站到对立面。今年的英雄明年就成了坏蛋。一眨眼间，政治的格局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一点很快就戏剧性地得到了证明。
每年12月初，共和国显贵家族的女人们便会聚在一起，为幸福女神（GoodGoddess）举行神秘的仪式，不许男人靠近。在这个时刻，他们的地位被忽略了。为什么要秘密进行？一些人禁不住展开了荒唐的男性幻想。谁都知道，女人天性淫荡。那会不会是一幅极其荒淫的场景？没有男人胆敢偷窥，他们的怀疑也无法证实。它是奇特的罗马宗教中的一个，即使那些窃笑不已的人也认为它是可敬畏的。幸福女神是罗马的保护神之一，男人和女人同样地崇拜她。显然，如果有人亵渎了她的仪式，渎圣的罪名会威胁到所有人的平安。
公元前62年冬，罗马的女人们特别需要向幸福女神祈福。喀提林死了，但恐惧和流言仍在广场传播着。在希腊的各个旅游胜地度过一段逍遥日子后，庞培在亚得里亚海岸登陆了。据说，他将在月底穿越意大利，来到罗马。对其他有抱负的贵族来说，像侏儒一样匍匐在伟人庞培的阴影中，那会是怎么的一种生活呢？主持仪式的两个女人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她们是恺撒的母亲奥丽莉亚和恺撒的妻子庞培娅。大祭司本人不在，只是把官邸贡献了出来。晚上，这个房子里的男人都离开了，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奴隶。
官邸里满是香气、音乐声和罗马的重要女人。现在，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罗马的安危掌握在这些女人手中。她们不用再隐藏在角落里，不用再害怕窥视的眼光了。然而，奥丽莉亚的侍女在安排音乐演奏时，发现有个吹长笛的女人就是那样。侍女斥责了她，因为她显得畏畏缩缩。当侍女问她的名字时，她先是摇了摇头，接着含含糊糊地说出了庞培娅的名字。侍女尖叫起来。虽然这个陌生人穿着束胸和长袖外衣，但听声音明明是个男人。房里一阵骚动。奥丽莉亚急忙将幸福女神的塑像掩盖起来，中止了仪式。其他女人都去搜寻大胆的入侵者，最后，她们在庞培娅一个侍女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摘下冒牌长笛女的面纱，结果发现他是……克洛狄乌斯。
这件事像野火一样，很快烧遍了罗马，流言蜚语铺天盖地。无论是克洛狄乌斯的朋友还是敌人，大家都挤在一起，猥亵地交流其中的细节。如果蓄山羊胡和用一根手指挠头就是女人气的表现，那么克洛狄乌斯穿着女人的衣服，擅自闯入一场神圣的仪式，大概是把“男子汉气”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一夜之间，他成了罗马所有保守人士眼中的怪物，所有穿得松松垮垮的花花公子的偶像。在这两个极端中，恺撒特别尴尬。很自然，他得表现出愤怒。克洛狄乌斯不仅侵犯了大祭司的房子，人们还传言他打算侵犯庞培娅。在罗马，如果奴隶给主人戴了绿帽子，他会被毒打，被强奸，甚至被阉割。因此，要是恺撒把克洛狄乌斯拖上法庭，那一点儿也不过分。但是，大祭司本人就有形象问题。尽管有着崇高的宗教地位，他同时也是许多流言的主角，一个放荡的人，被说成“在女人中是男人，在男人中是女人”。28对恺撒来说，如果他试图获得人们的道义支持，那只会让他变得更可笑，更不用说又树了克洛狄乌斯这么个敌人，还疏远了本是他天然支持者的时髦一族。无论如何，他计划在几年内竞选执政官。克洛狄乌斯是个反复无常的家伙，关系又广，得罪他没什么好处。最终，恺撒解决难题的办法是跟庞培娅离婚，但拒绝说出原因。“恺撒的妻子不应受到怀疑。”29他只这么高深莫测地说了一句，然后，在被逼着采取进一步行动前，他逃到了西班牙。那是他要做总督的地方。那也是他急于离开罗马、摆脱困境的方法。他走得那么急，元老院都没来得及确认他的任命。
虽然恺撒离开了，但人们对这件丑闻的兴趣并没有降低。围绕着克洛狄乌斯的惊人表演，罗马人继续歇斯底里地谈论着，湮没了庞培回到首都的消息。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担忧，庞培没造成任何恐慌。归来的总督没有进军罗马，而是解散了军团，“没带武装，身边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就像从国外度假回来一样”。30庞培的坦率表演总像是在卖弄。公众列队在他回来的路上，喊得声嘶力竭。他在罗马的对手则没那么容易感动。既然不用害怕，他们便集中精力实施下一个愉快的步骤，进一步地贬低庞培。他的第一场演讲失败了，令他们很高兴。演说中，自高自大与不适当的谦虚怪异地混在一起，给对手提供了极好的靶子。在粉碎喀提林阴谋一事上，当他居高临下地夸起元老院时，克拉苏即兴接过话头，把西塞罗吹上了天，用荒唐可笑的话称赞他，说为保全共和国，西塞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他自己在向西塞罗表示感谢前，从不回家，也不去看他的妻子。显然，西塞罗没听出其中的讽刺意味，激动得难以自持。他一直把庞培当作偶像，如今在这个伟人面前被这样夸奖，西塞罗觉得自己像在天堂一样。不过，他也注意到，在听克拉苏的演讲时，他的英雄显得有些“气恼”。31
这没什么奇怪的。最近一段时间，庞培收到西塞罗很多信。前一年，他还在希腊时，西塞罗来了封厚厚的信，满篇自我吹捧，将他的所作所为同这位新生代亚历山大相提并论。庞培的回信不是很热烈。就西塞罗而言，他对自己仍不是很自信，因此，心目中英雄的冷淡反应让他很受伤害。西塞罗安慰自己说，庞培嫉妒了。然而，庞培的冷淡伤害的不仅是他的虚荣心，也威胁着他对共和国未来的设想。在西塞罗看来，两者是一致的。没错，他拯救了共和国，但他也谦虚地承认，没有同胞们的支持，他不可能成功。任执政官的一年不仅是他自己、也是同胞们最好的时期。这种共同的使命感不应该维持吗？如果不是利益与正义的结合，那么共和国是什么呢？自然，作为“国家的救星”，掌舵的是西塞罗自己，但他并未否认其他领袖人物的作用啊！尤其是庞培，他也有一份功劳嘛。从元老到平民到穷人，所有公民都应该和谐一致，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罗马的利益。
当然，这份宣言幻想的是一幅乌托邦图景。西塞罗本人就绝不是没有野心的。在一个人人清楚自己位置的社会中，外地人没有当上执政官的机会，自由会被窒息、会消亡。西塞罗终生都受着这个悖论的折磨。无论多么不切实际，他的未来蓝图都是一些痛苦思索的产物。西塞罗很自豪，把自己看作共和国高贵传统的继承人。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掌握野心与义务间平衡的古老功夫。如不坚持这一点，罪犯们就将爬上高位，独裁暴君就会出现，喀提林的野心就会得逞。当然，喀提林已经被挫败了——毁灭他这样的人对罗马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如果伟大的人不同时也是好人，共和国还有什么希望？
抱持着这样的观念，怀着这样的热情，西塞罗无法对克洛狄乌斯的恶作剧坐视不管。除了一个正在成长的喀提林，谁还能干出这么厚颜无耻的事？令西塞罗振奋的是，如他做执政官的光辉时期一样，元老院很团结。对于擅自闯进女神仪式这种行为，共和国虽没有现成的法律，但人们压倒一切的观点逐渐倾向于宣布那是犯罪。他们投票决定，审判克洛狄乌斯。在这些人中，激荡他们的不仅有真诚的愤怒情感，也包含着个人的恩怨。罗马一贯如此。克洛狄乌斯最不缺少的就是敌人，卢库勒斯当然是重要的一个。对卢库勒斯来说，总要有一些特别的时刻，他才会离开鱼塘。另一次在公元前63年，当时，执政官西塞罗总算为他争取到了凯旋式。卢库勒斯把这视为他得分的机会。他的账目贴在了街道上的布告栏里，精确地告诉人们他付给了士兵们多少——每人950德拉克马（drachma）。显然，兵变留下的创伤仍未愈合。两年后的今天，卢库勒斯似乎嗅到了克洛狄乌斯灭亡的气息，急于再次出人头地。兵变，与他的妻子乱伦——作为对审判的准备，卢库勒斯回忆着他的新仇旧恨。他还说服霍腾修斯振作起来，领导这次控告。大批证人聚集起来，奥丽莉亚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不管儿子有什么顾虑，她很愿意做证：在那个晚上，她在她的房子里看到了克洛狄乌斯。
克洛狄乌斯也有很多重量级的朋友，主持为他辩护的就是元老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前执政官盖乌斯·斯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ScriboniusCurio）。一接手这个案子，库里奥便设法为他的当事人编造不在场的证据。他们找到一个愿意做证的骑士，证明举行幸福女神仪式的那天，他跟克洛狄乌斯在一起，距离所谓的犯罪地点有90英里。现在，轮到霍腾修斯揭穿对手了。他没用多少时间。控方也找了位证人，一位更有力的证人。那一天，西塞罗曾与克洛狄乌斯在一起，不是90英里以外，而是罗马的中心。
然而，西塞罗真的要出面做证吗？虽然他对克洛狄乌斯的行为极度厌恶，这仍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两人以前没什么仇怨，在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克洛狄乌斯甚至还是他的保镖。现在，他们又是邻居。最近，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又“提升”了。卸任执政官后，西塞罗在帕拉蒂尼山（Palatine）上买了一栋豪宅。他把自己彻底抵押出去了。他感到，为了这种“提升”，所有的花费都是值得的。不管怎样，他是共和国的救星。豪宅掩映在白杨树荫中——他从门廊可以看到下面的广场——的确是无与伦比的景观。邻居除了克洛狄乌斯，还有他那出名的姐姐。能与罗马最高贵的家族这么亲密，西塞罗很自豪。的确，他的妻子就说克洛狄娅想要勾引他。
人们传言说，西塞罗是被抱怨得受不了了，只是为了赢得耳根清净，他才决定做证的。他的妻子实在应该保持沉默的。在最后的算计中，西塞罗认为，与元老院精英结盟的机会太难得了，令人难以抗拒。他的出场引起一阵轰动。随着他开始做证，克洛狄乌斯的支持者发出越来越大的吵闹声。在库里奥的儿子的调度下，来自贫民窟的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广场上，威胁那些克洛狄乌斯的敌人。虽然被西塞罗轻蔑地称为“库里奥的小女儿”，32那个年轻人仍是一个鲁莽而危险的对手。不过，这一次，他的努力没能起什么作用。成为明星的感觉极大地鼓舞了西塞罗。在陪审团组成的人墙的护卫下，西塞罗冷静地提供了证词。第二天，有人群聚集在西塞罗家的周围，大声表明了他们的支持态度。看起来，克洛狄乌斯的命运已被决定了。在这种情势下，陪审团也开始申请保镖。
虽然他们坚定地支持西塞罗，但在另一种诱惑下，他们没能经受住考验。几天后，一个神秘的奴隶敲开了他们的家门，晃动着大把的金钱，还许诺给他们最好的女人和一流的男童。明目张胆的贿赂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克洛狄乌斯以31票对25票被宣布无罪。他的敌人们怒不可遏。卡图卢斯遇见一个陪审团成员时，恶毒地问他，“这就是你申请保镖的原因吧？好保护你收的贿赂”！33
对所有显贵来说，克洛狄乌斯一案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卢库勒斯尤其如此。然而，对西塞罗而言，它是一场灾难。他没有卡图卢斯和霍腾修斯所拥有的资源。如今，他给自己树了一个大敌，是连恺撒都不愿招惹的敌人。审判后的几周里，西塞罗在元老院左支右挡着，尽量不招惹克洛狄乌斯。这样的对立关系在罗马原本很平常，但现在，它迅速演变为深仇大恨。在智力方面，克洛狄乌斯或许不是西塞罗的对手。而就与人结仇而言，谁又能与克洛狄乌斯相比呢？
对西塞罗来说，他个人的灾难也意味着整个罗马的危机。然而，换上另一个场合，他本来会承认，政治生活中的野蛮行为正是自由的标志。运气来来去去，盟友合合分分，这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固有的节律。做执政官时赢得的荣光正在迅速褪色，西塞罗感到沮丧，他的绝大多数同事却很满意。在罗马，人们欣赏成就，但害怕过大的成就；许多人分享权力，这没问题，但不允许一个人取得绝对权力。只有苏拉有过这种权力，但他很快就放弃了。
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些已经改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