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年轻的罗马贵族来说，生命中充满了机会和陷阱，内战又使两者都大大增加。在苏拉手下，年轻人有望获得以前成年人才会有的成就，其中有些人特别突出。庞培是最耀眼的明星。苏拉开始立法限制少年野心家后，庞培仍未停止自吹自擂。苏拉禁止30岁以下的人担任公职时，他的年轻副手正在非洲作战。庞培打败了那儿的马略死党，被部下欢呼为“伟人（TheGreat）”。庞培是个例外，仍在继续获取荣誉，与他同代的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了。苏拉的密探们既不照顾年轻人，也不关心出身。就这样，由于马略娶了朱利安家族的人，这个古老显赫贵族的后代走上了逃亡之路。他才19岁，其家庭关系本应保证他有光明的前途，现在却不得不躲藏在山区的马棚里，大把贿赂那些为赏金而参加追捕的人。这是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多年后，他牢牢地把无常的命运掌握在手中。与庞培一样，尤利乌斯·恺撒的崛起也在苏拉大权独揽以前。
两人都无愧于他们的教养。罗马人重视磨难，相信金属要打磨才会发光，公民要历经艰辛才能出人头地。恺撒刚出世就被灌输了这种信念。罗马的父母看着自己的新生儿，第一反应不是怜爱，而是吃惊——竟然有这么软弱、无助的东西。“新生儿啊，就像被汹涌的波涛冲到海滩的水手，光着身子躺在地上，说不出一句话，能否幸存下来完全依靠他人。”1对罗马人来说，处在这种状况简直丢人。小孩子太脆弱了，没什么可夸耀的，对他们的表扬最多也就是像个大人。其结果是，至少在现代人看来，古代的传记中存在着难解的空白。读着对共和国大人物的描述，有关他们早期生活的部分最令人扫兴，最不可思议。他们总是在体质上或学识上远胜常人，在这方面，古代的传记非常僵化，既一本正经又千篇一律。童年时，他们总像个小大人，将他们描写成孩子的趣闻逸事极为少见。人物越伟大，有关青少年时期的记录越稀少。恺撒的早期生活干脆一片空白，复原它们主要靠猜测和总结，其难度甚至超过了复原古代历史。然而它值得尝试。像任何一个心理学家那样，罗马人意识到“在生命的最早时期，大自然刻下的印记最清晰”。2童年时代指示着公民的未来。
可是，对这个将来会灭掉共和国的婴幼儿，我们确切地知道什么呢？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出生于公元前100年7月13日，比庞培小6岁，比克拉苏小15岁。各种传统对他也不例外。罗马人并非一出生就自动成为公民的。每个做父亲的都有权拒绝一个新生儿，遗弃不想要的孩子，尤其是女儿。可能刚出生的恺撒还没吃到母乳，他的父亲便把他高高地举起，表示他已被接受了，已是一个罗马人了。九天后他有了名字。家里要进行大扫除，将邪恶的精灵扫地出门。还要依据鸟儿的飞行动作占卜，预测孩子的未来。婴儿恺撒将戴上象征好运的金垂饰（bulla），一直戴到成为公民的时候。
然后就结束了，再找不到成为公民前岁月的只言片语。罗马人缺少专门表示“婴儿”的词，反映了他们的一种认识——再小的孩子也得接受磨炼。新生儿用襁褓紧紧包裹，以塑造他们的体形；他们的面部要接受揉捏和击打；如果是男孩，还要拉扯包皮以使它伸展。根据共和国的老传统和来自希腊的新医学，罗马人构造了一套节食和冷水浴制度。严苛的抚育方式增加了已经很高的婴儿死亡率。据估计，只有2/3的婴儿能活过第一年，活到成熟期的不足一半。小孩死亡是常事，父母们都硬起心肠，不会太伤心。孩子越小，流露的情感越少；他们常说：“如果婴儿在摇篮里死去，不应该悲伤。”3然而，冷淡未必就是无情。在罗马人的墓碑、诗歌和私人通信中，有大量证据证明父母对孩子深沉的爱心。对孩子严厉不是残忍，恰恰相反，越严格的父母对孩子的爱越多。
对恺撒的抚育出了名的严格，他的母亲奥丽莉亚（Aurelia）也因此被后来的罗马人视为父母的榜样。人们甚至说她亲自给孩子哺乳。上流社会的妇女很少这样做，尽管这是她们的责任。这很可耻，因为罗马人都认为乳汁中含有一个女人的特质。既然如此，奴隶的乳汁怎能跟自由的罗马妇女相比呢？由于婴儿交给哺乳期的奴隶抚养，自私的贵族显然损害了孩子的未来。但她们还是这么做了，成为这个堕落时代的一个明证。奥丽莉亚亲自哺育自己的孩子，表明她不向时代的流弊妥协，的确值得骄傲。
这个共和国的模范母亲给孩子断奶后，马上开始了对他们的教育。奥丽莉亚不只盖乌斯一个孩子，还有两个女儿，大朱丽亚和小朱丽亚（JuliaMajorandJuliaMinor）。罗马人认为，女孩和男孩同样要接受训练，内容包括身体和智力两方面。男孩的身体训练为战争做准备，女孩为生育，但艰苦程度是一样的。对罗马人来说，人的自我意识来自对忍耐力极限的认识。不认清这一点，孩子便没有为成年生活做好准备。
因此，罗马的孩子们很少有时间玩。人们发现，共和国早期的玩具比灭亡前少得多；在后一个时期，训练好公民的压力小多了。即便如此，孩子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也无法阻止他们全身心投入游戏，拿惩罚相威胁也不管用。”4女孩子当然有玩偶；在将来的结婚仪式上，她们要向维纳斯女神敬献玩偶。这是罗马人的传统。男孩子着迷地玩陀螺。说到骰子，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热爱。婚宴上，新郎向孩子们抛撒硬币或坚果，它们便成了孩子们的赌注。以后，在恺撒面临一生最重大的危机时，他谈到了掷骰子。显然，他对这个比喻的喜爱来自孩提时代的经验。不过，即使在玩骰子的时候，严厉的奥丽莉亚也会在一旁看着，因为她时刻关心“端正他的行为，无论他在游戏还是刻苦学习”。5或许就是从母亲那里，恺撒开始练习他最重要的一项技巧，区分可以接受的风险和盲目的赌博。
那么，父亲的影响体现在哪里？恺撒少年时代的记录中缺失的东西更加引人注目。尽管是一个模范母亲，但奥丽莉亚如此严密地监管儿子的成长，有可能冒犯她的丈夫。按照这个时代的水准，罗马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或许很突出，但罗马父亲们的权威更加显著。决定重大事务的权力在他手中，有了孩子也一样。即使已经出嫁，女儿仍在父亲的保护之下；儿子不管长多大，不管当上多少次行政官，都要一直追随父亲。罗马父亲的家长作风无人能比。另一方面，像共和国提供的无数事例那样，权力总是连着责任。人口调查时，每个家长都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打算养育子女？每个公民都赋有爱国义务，应尽力为罗马的未来增加人口。父亲还有一项更紧迫的责任，即为家庭增添荣誉。在共和国，地位不能继承，每代人都要重新赢得。如果儿子达不到前辈的地位和成就，女儿不能影响丈夫促进她的父亲和兄弟的利益，都将被视为家庭的奇耻大辱。家长的责任就是想方设法避免这种灾难。和共和国生活的众多方面一样，对儿女的抚育也体现着罗马人对竞争的固执偏好。由此，成功地教育后代，向他们灌输家族荣誉感，鼓励他们积极追求荣誉，这也是足以令一个男人自豪的成就。
恺撒的野心是有朝一日掌管整个共和国。这里肯定有父亲的影响；在罗马，有些东西只能由父亲传授。小盖乌斯最有价值的课程或许不是在母亲脚边学到的，而是当他站在父亲身边时：当父亲招呼政治盟友时，走在广场时，或者在元老宴会上侧耳倾听时。若不能亲身在权力的氛围中呼吸和感受，一个小男孩不可能发展出对共和国多重复杂性的敏锐感觉。恺撒的父亲交际广泛，许多人家的门会为他打开；相应地，他的大门也为别人打开。罗马人对私人空间没有什么概念。在城里，贵族的房子不是退隐的地方，而更像是一个舞台，他在上面表演并接受喝彩；更像是石头上的投影，投射出他希望被人看到的形象。表面看起来，朱利安家族的豪宅被郊区苏布拉（Subura）的小旅馆和贫民窟包围着，远离政治中心；但恺撒的父亲把它变成了令人敬畏的“司令部”。每天，请愿者和受保护的平民（client）挤满了过道。对未来的政治家而言，这层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也是必须掌握的。如果好好把握，被保护人的支持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罗马贵族总是小心照料受他保护的人；他的影响力越大，被吸引来的平民就越多。公元前92年，恺撒的父亲当选为司法官，此后，前呼后拥的随从们表明他是一个重要人物。然而，这种排场能否满足他8岁儿子的愿望？
恺撒的欲望难以满足，即使拿罗马人的标准看也很过分。他总是要求人们按他的显赫身份表现出应有的敬重，不放过一个机会。打小开始，源于维纳斯女神的家族观念便牢牢占据了他的头脑。恺撒家的豪宅就像是朱利安家族的至圣所：门廊设计得像庙宇；正厅四壁挂满家族出过的行政官的蜡制面具，庄重威严，诉说着过去的荣耀。漆线勾勒出的肖像穿越时空，将人的思绪引向一位特洛伊英雄——以及比特洛伊英雄更遥远的时候的女神。这样的场面会给一个孩子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外人想也想得出来。“对一个渴望赢得名声、实践美德的少年来说，还能有比它更壮观的景象吗？”6罗马人把少年人的精神描画成耀眼的火苗。7相应地，如果一座豪宅的继承人不能证明他配得上这份遗产，人们会用唾沫淹死他。“最可怕的事莫过于走近豪宅的人说，‘多么气派的老房子！可惜啊可惜，他的主人不行了，潦倒了。’”8对恺撒来说，比起家族年代已久的荣誉，现在是有些落魄。没错，父亲是司法官，但还不是执政官。无论何时走在广场中，父亲身边都簇拥着一群受保护人，但他不能把全城置于他的保护之下，甚至在罗马以外的地区也不能。然而有些家族可以。例如庞培家族，虽然是个暴发户，但的确在东意大利某些地区有强大的号召力。血腥、无义的“斜眼”是个模范父亲，庞培识字是从学习赞扬父亲的一篇颂词开始的。至于小时候的恺撒，我们只知道他写过什么，不知道他读过什么。在当时，他的作文主题肯定被认为很有意义，否则不会保留下来。其中的一篇是《赫拉克勒斯颂》。9他是希腊最伟大的英雄，朱庇特神的私生子；他的功绩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名声。另一篇讲的是俄狄浦斯（Oedipus）的故事。
不知道现在的恺撒是怎么认识父亲的。无根据地瞎猜没有意义，但可以肯定，不久他将有担任着更重要角色的榜样。一年司法官期满之后，恺撒的父亲被提名亚洲行省的长官。这是一个令人眼红的职位，不经过一番激烈的幕后争夺是不可能得到的。米特拉达特斯正准备发动入侵，但马略也在争取东方指挥官的职务。姻亲突然获得提升，马略将军是出了力的。后来，先是意大利人起义，随后内战又席卷整个共和国。在此期间，马略一直是他的朱利安亲戚的保护者。就在他去世以前，在他进行残酷报复的第七次执政官任期，马略设法把小恺撒塞进了朱庇特神的祭司之列。只有贵族才能得到这个职位，还得是有空缺的时候——由前任被迫自杀后留下的空缺。由于恺撒才13岁，还不到年龄，职位先给他留着；就这样，小小年纪的恺撒被直接卷入了内战。
公元前84年，恺撒的父亲去世，原因不明。同年，恺撒达到法定的公民年龄，取下了垂饰，换上沉甸甸的成人长袍。执政官秦纳迅速采取行动，正式确认恺撒的祭司资格。马略死后，秦纳成了罗马的权势人物。16岁的恺撒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把女儿科尼利娅许给了他。此时的恺撒已经订婚，但没有哪个年轻人会放弃成为秦纳女婿的机会。在罗马，婚姻从来都是一桩冷冰冰的生意，与爱情无关，最主要的是政治。上流社会的妇女——尤其证明能生育的——是向上爬的赌博中很重要的赌注。由于在出生的时候，人们经常遗弃女孩，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一直是“稀缺资源”。像“婴儿”一样，“老处女”一词也是现代才出现的，在拉丁语中没有对应词。由于父亲们急于从女儿的婚姻中获利，她们成年的年龄一般比男孩早3到4岁。一过12岁生日，女孩子便可能戴上新娘的传统橘红色面纱。如果妻子仍在父亲的保护之下，她们对丈夫的忠诚就很可疑。大部分有钱的妇女都是这样。婚姻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建立和破裂，一旦政治联盟发生变动，离婚也随之而来。只要科尼利娅还是恺撒的妻子，他就得忠于秦纳的利益。男人要奖励妻子，不一定非用爱的方式。
可是，在秦纳被叛乱士兵处死后，科尼利娅突然成了一种负担。等到苏拉将马略派和秦纳派残余分子全部消灭，她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作为马略的外甥和秦纳的女婿，恺撒不大可能向苏拉推荐自己。不过，公敌宣告的第一批名单中也没有他。尽管马略是他的保护人，但恺撒跟苏拉也有很近的关系。共和国复杂的多样性经常造成矛盾的效忠关系。贵族社会是个很小的圈子，他们之间的联姻形成了相互重叠的网络，连激烈竞争着的对手们也会被纠缠在一起。恺撒母亲的家族曾为苏拉提供最重要的一些支持者，正是这层关系救了恺撒。
苏拉没有杀他，仅剥夺了他的祭司职位，并要求他跟科尼利娅离婚。恺撒令人惊讶地拒绝了。这种冒犯行为近乎自杀，导致他的脑袋被公开标价悬赏，他也不得不逃离罗马。只是由于奥丽莉亚的亲戚不断求情，苏拉才原谅了这个鲁莽的年轻人。独裁官自我解嘲地警告说，恺撒明显有着类似于马略的性格。然而事实上，两人绝不相像。拒绝跟科尼利娅离婚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忠诚、强烈的贵族式骄傲及对自己运气的信心。这些是苏拉欣赏的品质——欣赏但不信任。
对恺撒来说，只要苏拉还活着，他便没有安全可言。恺撒决定去海外，但不仅仅是作为逃亡。政治生活的快车道已经关闭，他需要通过传统的方式才能发迹。作为朱庇特的祭司，恺撒不能骑马，不能参军，每次离开罗马不能超过两天。这些古老的禁忌肯定让恺撒很憋闷。他是个活泼的、精力充沛的人，一个优秀的骑手，经常在大校场练习各种武器。他受到的教育全都要求他追求功名。由于苏拉的决定，他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恺撒去亚洲当了一名军官。罗马人的政治生涯都是从军队开始的，最好还经历过战争。东方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米特拉达特斯是位生存大师，正在舔着他的伤口，重新积聚力量。在爱琴海的莱斯博斯岛（Lesbos），米蒂利尼城（Mytilene）仍在抵制苏拉苛刻的和平条款，不停地上演着战争与外交的变奏曲。这种局面对有抱负的年轻人再合适不过了。
恺撒很快脱颖而出。在罗马时，他的服装异常时髦，曾让苏拉大吃一惊。他不悦地评论道：这个年轻人喜欢把腰带束得很松。但在东方国王的宫廷里，人们欣赏时髦的着装。行省官员立刻意识到，应该让穿得像个花花公子的恺撒担负一些外交使命。他被派到比提尼亚（Bithynia）国王尼科米德斯（Nicomedes）那里。国王对这个罗马来的客人很着迷，或许过于着迷了。据说，他曾当众显示自己对恺撒的欣赏，像对待情人一样对他。这种流言恺撒的敌人津津有味地说了许多年。不管怎么样，他成功地完成了使命，不仅赢得了尼科米德斯的好感，还借走了他多艘战船。带着这些战船，恺撒回到了莱斯博斯岛，加入对米蒂利尼城的进攻，表现得非常勇敢。由于在战斗中解救了一些意大利公民，恺撒获得了特别的奖赏：一只栎树叶做成的公民冠（civiccrown），作为他立下英勇战功的公开标志。从这以后，如果恺撒到大竞技场（Circus）观看表演，连元老们都得起立，向他致敬。由此，恺撒的名字会被人们传扬，他会成为一个大家熟悉的公共人物。他的事迹会传遍罗马。这样的荣誉是每个公民梦寐以求的。
军事声誉能帮他赢得人心，但恺撒很有远见，知道那还不够。现在已是公元前80年，苏拉已辞去独裁官一职，恺撒仍不急于去大竞技场接受欢呼。他在东方留下来，继续在军中效力，研究行省的管理如何运作。他还给上司留下了稳健和能干的好名声。只是到了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了，他才安心地回到罗马。这个城市仍笼罩在死去的独裁官的阴影下，但恺撒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他有让人喜欢他的非凡本领，能轻松地表现出亲切的风度，在普通公民中极受欢迎。”10尽管表现魅力不费恺撒什么劲，这种说法仍透露出重要的政治信息。受公众喜爱的人也就是一些“亲民者（populares）”，马略是这样的人，苏尔皮基乌斯也是。苏拉的整个政治计划就在于消灭这种风格的政治传统；显然，恺撒自认为是这种传统的继承人。
不久，恺撒公开证明了这一点。从东方回来一年后，他大胆控告了一位苏拉以前的军官。此时，苏拉的人仍牢固掌握着政权，那位军官被宣告无罪。但恺撒的表现很出众，一夜间传遍全城，被认为是罗马最好的起诉人（orator）之一。这是位战争英雄，实际操作过外交事务和行省的政治，如今，他也是公众人物了。这一年，他还不到24岁。
恺撒有着多方面的才干。发展这些才干时，他又扩展了自己的活动能量。前途一片光明，成为伟人的日子似乎不远了。尽管很出众，但恺撒不是一个出格的人。共和国抚育了他，培养了他的雄心壮志。虽然此前的10年政治局势很混乱，罗马人对公民传统的忠诚并未动摇。他们警惕着内战。或许因为个人信念和家族荣誉感，恺撒反对苏拉的政策，但他不打算采取体制外的办法。然而，已经有人这么干过。苏拉的骨灰还未在风中散尽，一位执政官就发动了起义，矛头指向整个苏拉派。起义被迅速而残酷地镇压了。恺撒曾被邀请参加起义。如果他真的参加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完结了，他将立刻失去已获得的一切。恺撒对孤注一掷的做法没有兴趣，相反，如从前的贵族做的那样，他准备一步一个脚印，逐渐爬上高位。对于这种打算，他所得到的成就除了提供一个起点外，再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共和国为公民追求荣誉的愿望开放各种通道，其结果不是危及共和国的稳定，而是将它引向世界大国之路。恺撒的早期生涯表明，尽管内战和独裁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实，它们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
罗马人用“克瑟思（Cursus）”一词指称我们所说的涂油杆（greasypole）。它包括好几种含义。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它指的是旅程，特别是指赶得很紧的那些。但在体育赛道上，它有着更明确的意思：不仅指跑道，也指马拉双轮战车赛（chariotraces）本身——大竞技场内举办的最受欢迎的项目。大竞技场是公众意见的巨型公告牌。把一个贵族称作战车御者（charioteer）是一种侮辱，其程度仅次于角斗士和土匪。然而在战车赛爱好者的语言中，将贵族跟战车御者相比的确蕴涵着一些令人不快的道理。在共和国，体育是政治性的，政治也像体育一样是竞争性的。训练有素的战车御者绕着转弯处的杆子（metae）一圈圈地跑，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如轮轴碰到了杆子，或转弯时速度太快，都有可能导致翻车；有野心的贵族也在拿他的名声冒险，一次又一次地参加选举。耳边听着观众的欢呼声或嘘声，战车御者和贵族都在为着荣誉猛往前冲；他们知道，失败的风险恰恰增加了成功的价值。到达终点后，或是选上执政官后，又有新的选手加入，于是比赛又重新开始。
“通向荣誉的跑道对许多人开放。”11听起来令人欣慰，但不完全正确。大竞技场的赛道宽度有限，每次只能容纳四辆战车参赛。荣誉是一种稀缺资源。选举也是如此，每年行政官的数额有限。苏拉将年度司法官数从6名增加到8名，使机会稍稍增多。但在他改革后，保民官不再有吸引力，而元老院扩大了一倍，其结果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头脑的交锋，对荣誉的追求，为达到财富和权力顶峰而日夜操劳”，12这就是克瑟思提供的场景。在接下来的10年中，它还会变得更累人，更残酷，更狂热。
如往常一样，名门望族垄断着竞争。恺撒的确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因为他的家庭没出过几个执政官；然而，执政官儿子的压力不会比他小。以前的成就越大，对暗淡前景的想象越令人畏惧。在外人看来，似乎罗马的贵族只需躺在床上，“胜选的荣耀会自动送到面前”。13大错特错。在罗马，从没有任何东西以这种方式送给任何人。保持显赫地位靠的是成就，而不是血统。对一个贵族而言，生命或是无休止的苦斗，或者什么都不是。如果他不能获得更高级的行政官职务，家族的光彩会立刻开始褪色，更不用说失去元老院的席位了。如果连续三代人都没有值得一提的成就，知道这个贵族名字的人便只剩下“历史学家和学者，而不是大街上的人，那些普通的选举人”。14因此，名门望族都很讨厌元老院的新来者。对竞选会计官资格的人，他们或许还能容忍，毕竟那是最低级的行政官；在更高级的司法官和执政官选举中，他们就没那么客气了。于是，野心勃勃的暴发户的任务也变得更加艰巨了。罗马人用“新人”一词称呼他们。虽然很渺茫，但新人也不是不可能脱颖而出。老的家族或许会在转弯处翻车，给新人一个超过他们的机会。选举的过程变幻莫测，有时候，天分的表现会优于已有的名声。无论如何，正像新人常常指出的那样，如果行政官是世袭的，选举还有什么意义15
马略就是一个从平凡走向辉煌的榜样。在军事生涯中，新人如果表现出色，他们能名利双收。罗马没有军事院校，没有门路的人难得有指挥军队的机会。军官通常由精于幕后活动的年轻贵族担任。若非出身世家，恺撒不可能赢得公民冠。然而，军事职务也有它的问题。长期的战争既能给新人带来耀眼的荣誉，也使他不得不远离罗马。对仕途上的人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代价。政坛新手或许在军团中服役一段时间，最好还能留下些可供炫耀的伤疤，但很少靠军事生涯出名。那是名门望族的禁脔。对新人来说，通往竞赛冠军——执政官的荣耀，后代加入精英阶层的机会——的目标最好是通过法律实现。
罗马人对这个话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都知道，公民的含义是法律制度界定的，公民的权利也是靠法律保证的。他们强烈地为之自豪，这完全可以理解。在种种智力活动中，唯有法律领域让他们觉得有资格蔑视希腊人。罗马人不厌其烦地指出：“同我们相比，所有其他的法律体系都难以置信地混乱，几乎到了荒谬的地步。”16早在孩提时代，男孩子便接受训练以掌握法律，专注程度比得上为战争准备所做的身体训练。在平民的职业中，元老们认为，只有法律工作才配得上他们的高贵身份。法律离政治生活不远，常常是后者的致命延伸。共和国没有设立公诉机构，一切案例都由私人提出。这把罗马的法律变成了仇敌间的出气孔。一场成功的官司有可能把对手淘汰出局。理论上，如果被告犯了重罪，对他的惩罚是死刑；实际生活中，由于罗马没有警察和监狱制度，被判有罪的人完全可以走上逃亡之路，可以在逃亡期间生活得很奢华，只要他及时准备好易于携带的财产。当然，他的政治生涯完了。不仅公民权被剥夺，如果他敢回到意大利，任何人杀死他都不会受到惩罚。对此，可能每个参加克瑟思的罗马人都有心理准备。行政官可以免于被对手起诉，但只是在任期内。任期一结束，他的敌人便可能猛扑过来。为避免被起诉，人们会用上各种手段，如贿赂、恐吓、进行卑鄙的幕后操纵等。一旦真的上了法庭，罗马人便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下流的伎俩都可以用，什么样的隐私都能恶毒地暴露，无论多么残忍的诽谤都说得出口。在共和国，一场官司比选举更像是生死之战。
由于对激烈争斗场面上瘾似的着迷，法律的实践为罗马人提供了另一个扣人心弦的运动场。普通公众可以随便观看案件的审理。广场中有两个常设法庭；有必要的话，其他的临时平台也能对付着用。“有品味”的爱好者总是有机会挑挑拣拣，选上一场旁听，起诉人则通过观众的人数衡量自己的地位。于是，在罗马的官司中，表演艺术成了其中重要的一环，细致地掌握法律条文反倒不太受重视，被看作二流头脑的讼棍技巧。人们都知道，“蹩脚的起诉人才需要学习法律”。17雄辩术是考量辩论天分的标准。起诉人需要调动人群的情绪，包括观众、陪审员和法官；他要让他们或哭或笑；营造喜剧场面娱乐他们；尽力打动他们；说服他们，迷惑他们，让他们从新的角度看问题。这些都是一个成功的律师应掌握的。人们说，罗马人宁愿失去一个朋友，也不愿失去一个大笑一场的机会。18对于当众表现强烈的情绪，罗马人一点也不觉得尴尬。给被告的建议是着装应尽量肃穆庄重，尽量显得很憔悴；他的亲戚们要不时地哭出声来。据说，在马略的朋友当被告的法庭上，马略哭得非常动情，陪审员和主持审理的行政官都受到感染哭了起来，并很快宣判被告无罪。
对起诉人和舞台上的演员，罗马人用同一个词“actor”表示。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二者的社会内涵有很大差别，就技术方面而言则非常近似。苏拉去世后的10多年里，罗马最有名的起诉人是昆图斯·霍腾修斯·霍塔鲁斯（QuintusHortensiusHortalus），以善于模仿滑稽演员著称。和恺撒一样，他也是个花花公子。法庭上，他“会小心地、精致地整理长袍的褶边”，19并借手势和胳膊的挥动加强语气。他做得非常优雅，以至于在他出庭时，罗马的重要演员都会前来旁听，学习和模仿他的每个动作。和演员一样，起诉人也是名人，到处被人围观和谈论。霍腾修斯的外号是“迪奥尼西娅（Dionysia）”，人们用一个著名舞蹈女演员的名字嘲弄他。对此，他不是很在乎。怎么嘲笑也没关系，反正他赢得了罗马头号起诉人的声名。
很自然，对手们不断地努力，想抢走这顶桂冠。任何人长久地占据第一的位置，都让罗马人感到不舒服。在苏拉独裁时期，霍腾修斯建立了自己的名声。当时，法律活动已受到抑制。他支持扩大元老院的权威，对新制度表示强烈认同。由于他跟独裁官的友谊，霍腾修斯担任了苏拉的葬礼演讲致辞人。20此后的10年中，他保持着元老院重要成员的地位。毫无疑问，这大大有助于他在法律事务上的名声。但进入公元前70年代以来，他的名声越来越受到威胁。威胁不是来自元老院的某个成员，也不是某个贵族，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暴发户的一个人。
跟马略一样，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也出身于小山城阿尔皮奴姆；他也跟马略一样野心勃勃。但两人的相似仅此而已。西塞罗笨拙而瘦弱，脖子又细又长。他从未梦想成为一名军人。相反，打孩提时代起，他想做的就是罗马最伟大的起诉人。公元前90年代，西塞罗还是个孩子时，就被送到了首都。他在口才上的天赋令人惊异，许多同学的父亲特地跑来听他的演讲——这个故事来源于婴儿天才西塞罗。虽然罗马人从不把谦虚看作美德，在他们看来，西塞罗的自负仍是异乎寻常的。说得对。他的虚荣心混合着自我保护和自吹自擂两种倾向。西塞罗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天分，同时又陷入一种偏执的妄想，担心势利的人们不承认它们。事实上，罗马许多最有影响的人物很早就看好他，其中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MarcusAntonius）是小西塞罗的一个极好的榜样。尽管出身于不怎么显赫的家族，安托尼乌斯凭借着演讲才能，成功地选上了执政官和监察官，还是元老院的首席发言人。他参加了一个起诉人的小集团；在前90年代，这个小集团控制着法律界和元老院，是咄咄逼人的保守主义的代言人。他们坚决反对马略以及任何威胁到传统的人。西塞罗一直有崇拜英雄的倾向，从未忘记过安托尼乌斯。当时，罗马有回到共和国古代秩序的愿望，安托尼乌斯和他的同事们进一步促进了它。尽管这种秩序给他的仕途造成了大量的障碍，但西塞罗一直认为它是最好的。进入前80年代，共和国几乎被内战摧毁了，西塞罗的上述信念也进一步加强了。
马略发动暴乱后，安托尼乌斯于公元前87年被杀害了。他的首级放在广场示众，尸体喂了狗和鸟儿。这一代最好的起诉人走了；舞台打扫干净了，大家可以重新开始竞争了。但保护人的死令西塞罗紧张不安，一时间很消沉。内战的年代里，他忙于学习和磨练演讲术。直到二十多岁时，他才在公元前81年进行了第一次起诉。苏拉已经辞去独裁官，但西塞罗仍得小心翼翼。首次亮相法庭一年后，西塞罗答应为翁布里亚地区（Umbria）一个地主的儿子辩护。他被控弑父。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这个案子很敏感。苏拉有个心腹曾是个奴隶，已经获得自由；他偷偷地把那个被杀的人的名字塞进了公敌宣告的名单，捏造弑父罪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西塞罗证明了这些，被告无罪释放。苏拉没有什么不悦的表示，而西塞罗赢得了名声。
但他并不满足。西塞罗知道，要获得政治上的高位，他首先要击败霍腾修斯，抢走他的起诉人王冠。为此，他全身心地投入法律事务，接下其他的著名案子，挑战自己情感与身体的极限，“毫不吝惜地利用我的嗓子和身体”。21经过两年的公共生活后，他已接近崩溃。医生警告说，他的喉咙劳损过度。西塞罗去希腊休假了，在雅典待了六个月，把时间花在四处游览和消遣性的哲学研究上。苏拉军团造成的伤痕仍留在这个城市，但在罗马人的心目中，雅典作为美丽的文化家园的地位没有改变。战火还未完全平息的时候，游客就陆续来了。其中一个是西塞罗在学校时的朋友，提图斯·庞珀尼乌斯（TitusPomponius），他小心地逃脱了罗马大肆进行的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judicialmurder）。庞珀尼乌斯认为当时的物价已接近谷底，把继承的遗产投资于行省的房地产业。凭着获得的利润，他在帕台农神庙旁享受着诗情画意的生活。八年过去了，他一点都不想回罗马。朋友们给他起个“阿提库斯（Atticus）”的外号，意指他那与众不同的流亡生活。即便如此，他仍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经历了暴力的10年和体制崩塌后，这位富裕的阿提库斯公民相信，过舒适的隐居生活没什么丢人的。
有时西塞罗也难免这么想。毕竟，他完全清楚“竞选和争夺公职是一项令人筋疲力尽的事业”22。然而，不管他的崩溃是否纯粹是身体上的，他恢复了原来的热情信念，认定公共生活比隐居好。离开雅典后，他渡过爱琴海，去了亚洲，在那里见到了鲁提利乌斯·卢福斯。后者是收税员（publicani）的老对手。长达15年后，他的流放期仍未结束。这是罗马法制史上最大的丑闻。卢福斯代表着一个教训，证明了用古老的价值观对抗腐败官员的惊人贪欲是多么危险。尽管如此，他对共和国并没有绝望。这位老人花了几天时间招待他的客人，给他讲自己年轻时遇到的英雄人物，他们的逸闻趣事。接着，他打发西塞罗见自己的老朋友，罗得岛上的哲学家波西德尼乌斯（Posidonius）。这位智者的谈吐甚至比卢福斯更有激情。他没有丧失对罗马的大国命运的信念，认为其基础在于传统美德：“坚忍刚毅；节俭；不留恋物质财富；虔诚待神的宗教；买卖公平；对人公正。”23诸如此类的优点还可以罗列下去。西塞罗被打动了，他一直梦想着成为最传统的那种罗马英雄。疼痛的喉咙对这样的前程会有什么影响？幸运的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演讲术“诊所”就开在罗得岛上。开办者是演说家莫兰（Molan），属于一个成功的新流派。他们开设了一些课程，以适应来自罗马的上层人士。西塞罗很快成了莫兰最欣赏的学生，他鼓励这个罗马人采用更严谨的讲话风格。后来，他夸张地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哀叹说即使在演说术领域，罗马也超越了希腊。从不拒绝奉承的西塞罗非常兴奋。他回忆道：“两年后我回来了，变得更为老练，几乎换了一个人。曾强烈折磨我的喉咙不痛了，我的风格不那么狂热了，我的肺更健康了。我的体重也增加了。”24
西塞罗恢复了精力，恢复了自信，再次进入了讲坛的法律界。他继续为被告做辩护。西塞罗赢得了大批听众，压力也相应增大了。跟霍腾修斯的距离接近了。与此同时，他在克瑟思的前进速度也加快了。30岁时，他在法定的最低年龄当选会计官。虽然是共和国公职中最低级的，但这是个起点；考虑到西塞罗的背景，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这个来自阿尔皮奴姆的外地人不仅成了罗马人的行政官，还进入了元老院。他被派到西西里岛待了一年。在那里，他行事以卢福斯为榜样，赢得了行省人的尊敬。他还高效率地组织了一船船的谷物运到罗马。这个能干的年轻会计官一向缺乏谦虚；在他的想象中，公民同胞们都在传扬着他的事。然而，在普特里港上岸后，他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离开过。如他常做的那样，他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我相信，它对我的教益要胜过人群对我的欢呼。我认识到，罗马人比较聋，但他们的视力很敏锐。我不再担心他们是否听得见我的话，但要让他们每天都看得到我。我要时刻留在他们的视线中，总是待在广场里。人们可以随时来见我，睡眠和门房都不能阻止他们。25
对克瑟思中的人来说，暴露是全方位的。新人得到处招摇着推销自己，不这样他就一事无成。西塞罗学到了终生难忘的一课。
不久他就成了罗马的焦点人物。那些曾经注意到他的人现在认识到，西塞罗对自己天分的估计不全是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就自我宣传来说，他的确是个行家里手。随着这种看法的增多，西塞罗开始关注另一项突破。他要迈过低级行政官的标杆，进入通常由贵族把持的那一圈。为达到这个目标，西塞罗首先需建立自己作为起诉人的绝对权威。必须超过霍腾修斯，彻底打败他。他“对法律界的独裁统治”26必须在公众眼前结束。
西塞罗与霍腾修斯最后对阵时，情况就是这样。事关两人的前程，赌注不可谓不高。案情包含着大量丑闻和色情的细节，被告是前西西里总督盖乌斯·瓦莱斯（GaiusVerres）。西塞罗打破了自己的惯例，这次担当起诉人。其中当然有风险，但他已仔细考虑过。即使根据较温和的罗马行省管理的记录来看，瓦莱斯也是个恶棍。叛卖和贪婪是他的标志性特征。马略派当政时，他一直属于这一阵营；后来，他嗅出风向要改变，带着指挥官上司的钱箱投奔了苏拉。在新主人这里，瓦莱斯如鱼得水，得到一个又一个有利可图的海外职位。无论是否像西塞罗说的那样，他所“突出的地方只有滔天的罪行和肮脏的金钱”，27瓦莱斯的确精于寻机自肥：船只、有争议的遗产、主人的女儿等等，只要有机会，他都毫不客气地纳入囊中。不过，瓦莱斯真正擅长的还是古玩。对希腊抢劫了那么多年后，在高雅艺术方面，罗马上流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表面上，这被视为堕落的自我放纵，但这层表象的背后，罗马显贵们狂热地攫取任何有价值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由于抢劫希腊城市的时代已经过去，罗马发展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市场，以满足贵族们的需求。艺术品价格不断上升，中间商发了大财。瓦莱斯的新发明是把强盗的手段用于交易。虽然他制作了大量赝品，他也雇佣了一支叫“猎犬（bloodhound）”28的专家队，让他们去搜寻真正的杰作。瓦莱斯喊出的价格无人敢于拒绝。有位行省的老人曾经尝试过，结果他被扒个精光，绑在一座骑士塑像上挨鞭子。当时天寒地冻，塑像又是青铜做的，老人很快改变了注意。对别的有麻烦的人，即使是罗马公民，瓦莱斯都如法炮制。
西塞罗很清楚，尽管被告是这么个恶劣的家伙，他也不会轻松胜出。瓦莱斯关系很广，有很多身居要职的朋友。西塞罗亲自去西西里取证时，证人不是消失了就是不肯开口。幸运的是，他曾在西西里担任会计官，有自己的广泛关系。证据到处都是，甚至在沉默的农村，那些被瓦莱斯搞得破产的农民对西塞罗也有帮助。作为起诉人，西塞罗很高兴有那么多发现；作为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感到很震惊。瓦莱斯的腐败行为沉重打击了他的两个根本信念：罗马有益于世界，共和国的一切有益于罗马。正因为这样，西塞罗才能板着面孔争辩说，这个案子的结果将是启示性的。他警告道，“压迫我国民众的贪欲将会向外扩展，在大海的四周，无论多么遥远的地方都不能逃脱，”如果瓦莱斯不被定罪，“共和国将注定毁灭，因为这个恶棍的无罪开释将作为先例，鼓励其他的恶棍犯罪。”29尽管西塞罗站在这样的高度发出威胁，但它们不仅仅是律师吓唬人的伎俩。为了他的政治信念，为了他的自尊，西塞罗必须相信自己说的话。如果克瑟思奖励贪婪而不是爱国主义，如果瓦莱斯能胜过像他这样的人，共和国就真的腐烂了。西塞罗终生坚持这样一个论点：他个人的成功应被视为共和国的健康标志。真诚的原则与个人的利益结合得平滑无间。
霍腾修斯很快知道了他的对手是谁。他没有顺从西塞罗的日程表，而是争取将它延期。最后，就在法庭即将开始一个长时间的休会前，开庭的日子定下了。起诉方遭到重大的挫折，有可能导致失败。根据惯例，律师陈词往往耗费大量时间，如果西塞罗坚持要讲很多的话，这场官司或许会拖上几个月。拖的时间越长，瓦莱斯越有机会贿赂和施加压力。因此，审理开始后，被告得意洋洋。然而西塞罗准备了一场突袭，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步骤，直接在几次简短的演说中展示了他的证据。只需听上其中的一次，霍腾修斯便知道游戏结束了。他放弃了应辩的权利，审问迅速告终。瓦莱斯也没有等候已无悬念的判决，带着他的艺术品急急逃到了马赛（Marseille）。为庆祝这次胜利，西塞罗公布了他准备的全部演说词。毫无疑问，他精心做了润饰，以适合大众的口味；他还特别加强了一些攻击霍腾修斯的地方。消息传遍了罗马：国王失去了王冠，霍腾修斯对法律界的统治完蛋了。
西塞罗的王冠将一直保持到最后。无论就影响力还是他的关系网络来说，这个案子的收益都是巨大的。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别的战利品。起诉开始时，西塞罗宣称不考虑个人利益。这很虚伪。西塞罗肯定清楚，起诉人如胜诉，他有权要求获得罪犯的地位。瓦莱斯是司法官，一旦被判有罪，他的地位所享受的一切权利将直接转给西塞罗。其中有一项，他可以在辩论时先于没有司法官身份的元老发言。对于西塞罗这么雄辩的人来说，这项特权非常重要。他的口才的魔力将不仅在法庭展现，也将进入政治的斗鸡场。
当然，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但他已迈出了一大步。“想想这是个什么城市，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个什么人，”他的弟弟建议道，“每天去讲坛的路上，在心里一遍遍地想：‘我是个新人！我想当执政官！这是罗马！’”30
最高奖赏再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整个公元前70年代，卡匹托尔山像个大建筑工地。苏拉的骨灰早已在风中散尽，新的朱庇特神庙则在原来的废墟上一天天成形。它是共和国重大工程中最雄伟的一个，难以想象人们会偷工减料、草率拼凑。还未完工时，西塞罗已经欢呼它是城市中“最著名、最美丽的建筑”了。31每个经过广场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它。既然老神庙的毁掉是内战的先兆，新神庙的建设就成了众神重新对罗马发出微笑的明证。和平回来了，共和国恢复了。
至少，苏拉希望人们这样想。他们那么在意把监督的权力抓在手中，原因正在于此。苏拉死后，督建神庙的责任正式传给了他最杰出的同事，昆图斯·卢塔修斯·卡图卢斯（QuintusLutatiusCatulus）。他是元老式傲慢的化身。卡图卢斯既出身名门，不折不扣的旧式正直品质又在他身上体现无遗，这些帮助他在元老院赢得了无可争议的权威，轻松成为苏拉最出色的继承人。即便这样的人，忠诚也有他的限度。苏拉希望在神庙的框楣处刻上他的名字，但卡图卢斯另有想法，在上面刻了他自己的名字。
看起来，这种行为并没有破坏卡图卢斯正直的名声。事实恰恰相反，因为现在的人们对苏拉颇有微词，他的名字也显得很邪恶。卡图卢斯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用自己的名字取代死去的老领导。他对苏拉留下的遗产的坚定信念仍未动摇，但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在所有自命的保守派看来，他对共和国的种种做法都是公然的挑衅。同霍腾修斯——他的连襟，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一起，卡图卢斯大力推进一种过时的骄傲理念，试图依靠元老院指引罗马公民追求荣誉；另一方面，元老院要由像他这样的人指引，因为他是罗马古代秩序的化身，忠于祖先们的强硬传统。然而，问题是共和国有多种不同的传统，很难理出头绪。在过去，公民们总是受到它们的挑战，困惑地面对各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但苏拉了解这些传统通向哪里，试图驯服它们，控制它们的方向。他主导通过的法律像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发挥着束缚和引导的作用。几个世纪来，一直是仪式和一些集体共享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规定着共和国，不成文的习俗就是一切。现在不一样了。卡图卢斯和他的同路人虽仍是坚定的传统主义者，但他们也是革命的传人。
然而，在苏拉构筑的河堤下面，强大的水流一直保持着压力。公民们对传统权利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他们最憎恨的就是针对保民官的法律。公元前75年，苏拉去世仅三年，限制保民官权力的法律被废除了。苏拉派为保住河堤做了殊死的抵抗，但多数元老不支持他们。有些是屈服于激烈的抗议活动，其他的或受个人野心的影响，或受对政敌仇恨的驱使，或碍于对盟友的义务，或者是别的什么说不清的原因。在罗马，人们的动机总是模糊的。既然共和国的传统秩序开始恢复，罗马政治一贯的捉摸不定也不能例外。苏拉希望构造一条单一的、获取权力的通道，现在，他的梦想和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一起破灭了。
拿帕布琉斯·塞提古斯（PubliusCethegus）来说，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变节者，却经常能在元老院挫败声名显赫的卡图卢斯。怎么会这样呢？同瓦莱斯一样，塞提古斯也是在最后一刻投入了苏拉的怀抱。在围困普里内斯特时期，他先是说服以前的同事们投降，然后冷酷地把他们交给了苏拉急于报复的部队。他们都被杀害了。同卡图卢斯一样出身高贵的人都很厌恶他，但塞提古斯不在乎。他不追求公开的荣誉，像每个罗马贵族所做的那样；他更愿意在幕后活动，贿赂、欺骗、阴谋等无所不用，以此控制了许多元老院的选票。最自大的贵族也不能忽视这样一支政治利器。每当需要确定一项任命时，或挫败一个提案时，塞提古斯家的门槛都会被来来往往的深夜访客踏破。
权力和荣誉竟能以这样的方式分离，大部分罗马人感到既困惑，又不可思议。在任何选举中，声名狼藉的塞提古斯都毫无希望。他仅有的声望就在于幕后游说。对于将目标定位在执政官职位的罗马人来说，经常去塞提古斯家的密室是极其危险的。有地位的贵族或许会不时利用他，却决不愿提升他，这几乎是公开地表明他们对塞提古斯的厌恶。然而，有那么一位自负的、出身名门的贵族，声誉卓著，又在幕后政治活动方面远远超出塞提古斯，干这种事时没有丝毫踌躇；他既有在阴暗处活动的能力，又拥有公共生活中的绚丽光彩；他“愿意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讨好每一个见到的人”。32马尔库斯·克拉苏的目标很清楚：成为国家的第一公民。
苏拉去世后，虽然克拉苏才刚刚获选司法官，却有很多人认为他离执政官不远了。同苏拉的争吵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从某些角度来看，它甚至有助于加强克拉苏的声望。与卡图卢斯不一样，他跟苏拉派阵营保持着一定距离。除了自己的目标以外，他不愿有其他的关系或责任。对克拉苏来说，原则只是一场宏大而复杂的游戏所需的策略，一旦战略需要，完全可以抛弃。他不会冒险在任何事情上明确表态，而喜欢利用代理人去试探。无数在他保护之下的人愿受他驱使，他也热心地栽培他们。不管是真的想把他们推上高位，还是仅仅把他们看作随意摆弄的棋子，克拉苏都会亲切友好地对待他们，毫无架子地为他们敞开家中大门，无论何时见到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如果感到某人以后能回报他，克拉苏会卖力地在法庭上替他求情。他放出的债总能收到极重的利息。
克拉苏做元老院的银行家不是白干的。他比罗马的任何人拥有的资金都多。奴隶、矿藏和房地产是他投资的基本方向，但为了增加资产，没有什么卑鄙的事他做不出来。无论何时有房子着了火，克拉苏都马上把私家救火队派去；如果主人不肯贱价出售房子，他就不让人灭火。克拉苏曾被指控犯下一桩严重渎圣的罪行，与一位贞女通奸。他竟能辩解说，他引诱那个女人只是为了得到她的财产；人们还就相信了。虽然克拉苏极其贪婪，他的生活却很简朴。在利益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他能表现得非常小气。克拉苏曾吝啬地招待一位叫亚历山大的哲学家，在他出发去旅行时出借了一件斗篷，还要求他归还。亚历山大是希腊人，没有投票权；如果他是个公民的话，克拉苏会鼓励他借更多的东西。地位越高的人，克拉苏怂恿他陷入的债务越深。金钱是他最喜欢的权力工具，他把整个共和国都网罗进去了。无论罗马发生了什么事，克拉苏都能立刻知道。这是个对危险极度敏感的人，不会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这说明了他令同胞们恐惧的原因。苏拉法律的反对者敢于大肆辱骂别的公共人物，但克拉苏从来不在其列。在被问到原因时，一位保民官将他比作角部有干草的公牛，而不是比作蜘蛛。“罗马人有个习惯，在暴烈的公牛的角部系上干草，好让遇到它的人警惕。”33普鲁塔克（Plutarch）说道。这种态度正是克拉苏所希望的。从内战的教训中，克拉苏领会的比所有罗马人都多。荣誉伴随着陷阱，但掌握内情的杰出人物不会有麻烦。在共和国这样的社会里，嫉妒和恶意总是迅速缠上大人物，崇高的地位同时也是危险的地位。要是他能让人害怕，又不令人憎恨，那才算是比较安全。保持这样的平衡是克拉苏的拿手好戏。
然而，克拉苏也有烦恼：有一个对手胜他一筹，政治的危险性法则好像根本不适用于他。如往常一样，庞培老是抢他的风头。在克拉苏策划着掌控实权时，庞培从不放弃享受权力的荣耀。他游戏似的扮演了一阵将军的角色，之后，迅速地成为军事天才；他还同样迅速地成为罗马最喜欢的人物。这个“少年屠夫”有着孩子般的魅力。“他的脸皮真薄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一感到被人注视，他的脸立刻就红起来。”34公众认为脸红既是他们的英雄依然年轻的可爱标志，也证明了他稚朴的诚实性格。当有人抵制他如彗星似的崛起时，这些看法就显出它们的可贵来。谁不希望能像庞培那样，抓住获取荣誉的机会一飞冲天？罗马人容忍的其实是庞培的经历。之所以不嫉妒庞培，原因是他活出了罗马人内心最深处的梦想。
对于庞培超级明星的地位，连苏拉都不得不表示敬意。庞培是个被惯坏的孩子，没有人敢于像他那样试探独裁官的忍耐力。在非洲打败马略派的部队后，庞培渡海回到了意大利。他拒绝了立刻解散军团的命令。不是想推翻苏拉的统治；出于孩子似的心态，庞培想要一种新的、倍受瞩目的款待方式，想要一次凯旋式。半是嘲弄、半是赞赏地，苏拉曾认可他的门徒被部下赠予的“伟人”称号，但这次，苏拉犹豫了。毕竟，此时的庞培连元老都不是，而凯旋式是极崇高的荣誉。庞培以他惯常的无礼对待屈尊俯就的态度，面对年迈的独裁官时说，“更多的人崇拜的是朝日而非夕阳”。35衰老的苏拉最终做了让步。因胜利而张狂的庞培如愿以偿，在盛大的凯旋式中骑马穿行在街道上，兴高采烈地面对崇拜者。毫无疑问，他又脸红了。这一年，他还不到25岁。
经历了这样的兴奋时刻后，乏味的传统政治生涯对他再没有吸引力。“伟人”庞培没去争取会计官。苏拉死后，他帮助卡图卢斯平息了一次军事叛乱，然后又耍了他的拿手好戏，拒绝解散他的部队。这次也不是他自己想作乱，而是因为他喜欢当将军。他要求派他到西班牙去。行省仍有马略的人，元老院虽然认可了他的指挥权，倒也不完全是屈服于讹诈。在那里平乱已证明是苦差事，危险甚至多过了回报。卡图卢斯和他的同事很高兴让庞培走。
克拉苏肯定希望看到他的年轻对手摔跟头，庞培则再次用令人难以忍受的成功回答了众人。战争打得很艰苦，但叛乱渐渐被平息了。克拉苏从未把庞培的伟人称号当作笑话；此时，周围的人提到这个称号时，他听到讽刺的意味越来越少。公元前73年，克拉苏成了司法官，而庞培正忙于对付最后的叛军。西班牙行省曾为克拉苏提供第一支军队，现在，庞培安插上自己的被保护人，将它经营成稳固的后方。很快他就要返回罗马，头顶耀眼的光环，身后追随着久经战阵的老兵。显然，他会第二次要求凯旋式。那以后将发生什么事，谁能说得准呢？
面对庞培的威胁，克拉苏看来要调整他的战略了。他的巨大声望仍半遮半掩着，现在到了大张旗鼓地公开的时候。克拉苏不是塞提古斯，知道缺少荣誉的权力总是有限的，尤其在与庞培这样的对手竞争时。他需要一次巨大的胜利，立刻就要。可是，在哪里？与谁对阵？合适的敌人少之又少。
意外地，如晴天霹雳一般，他的机会来了。
公元前73年，夏天过了一半的时候，坎帕尼亚的角斗士暴动了。在这个地区，角斗如同牡蛎养殖和房产的豪华装修，已成长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它是坎帕尼亚土生土长的一个行当，早在罗马人出现在这里以前就有了。那时，在坎帕尼亚和萨谟奈，武装战士们经常在墓地决斗，以慰藉死者的亡灵。后来，罗马人对这种流血仪式来了兴趣，将它商业化了。角斗士依然保留着传统的萨谟奈武士装束，戴着有檐的头盔和难看的短冠饰。随着时间的流逝，萨谟奈人的独立已成遥远的历史，这些武士也越发令人感受到一种异国情调——像动物园的动物受到保护，以免它们灭绝一样。
对罗马人来说，角斗业之所以有吸引力，其中的异国风味非常关键。共和国的战争离意大利越来越远，人们担心罗马的尚武精神会逐渐消失。公元前105年，角斗业成为罗马第一项由政府组织的运动。执政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民众近距离感受野蛮人的决斗。因此，角斗士不是打扮成军团战士，而是以共和国敌人的奇异面貌出现——萨谟奈人、色雷斯人或者是高卢人。然而，除蔑视和厌恶外，在广场这个罗马的心脏地带，他们也激发起人们的钦佩之情。尽管上流社会假装这项运动只是为平民举办的，但事实上，角斗士的勇气感染了每一个人。“即使倒下了，他们也不失尊严，更不用说奋力搏斗的时候了，”世故的西塞罗热情地赞道，“除了已死去的，你可曾见到倒地的角斗士扭动过脖子？”36在被击败的外国奴隶的身上，罗马人发现了某种他们极为敬佩的精神。
角斗士是一面镜子，扭曲地映照着观众的形象。通过这种最原始、最激烈、最野蛮的形式，罗马人体会到追求荣誉的后果。竞选执政官的元老和为生死而战的角斗士有什么真正区别吗？打一开始，两者都让罗马人激动不已。在共和国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暴力着迷是很自然的。场面越是血花四溅，罗马人越是着迷。这种残杀的警示意义也是惊心动魄的。一旦竞争的意志摆脱了一切禁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角斗士提供了明白无误的例子：不是像罗马人那样受到传统与责任的约束，而是像野蛮人一样搏斗；鲜血流淌在沙地上，尸体用钩子拖走。内战中，共和国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它真的灭亡了，公民将和奴隶一样，免不了这样的命运。
然而，之所以将角斗士训练学校集中在远离罗马的坎帕尼亚地区，人们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罗马人认识到角斗士精神的野性和凶残，担心它会在公民中生根发芽。公元前73年夏，人数不足100的角斗士逃跑了。罗马人如临大敌，派出了3000人的军队，由一位司法官率领着去对付他们。逃亡者躲藏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罗马人扎下军营准备困死他们。角斗士知道对手软肋的位置。山坡上长满了藤蔓，角斗士利用它们结成绳梯，滑下悬崖，绕到罗马人背后发动进攻。军团溃散了，角斗士夺取了营寨。更多的逃亡者加入进来。他们熔炼了脚镣，打造出剑；训练捉来的野马，组织一支骑兵。坎帕尼亚地区刚刚从苏拉造成的浩劫中恢复，现在又遭到奴隶们来回地冲杀劫掠。诺拉再次被围，再次被抢劫。又有两支军队溃败，一位司法官遭重创。他的侍从和座骑都被活捉了。
原是临时拼凑的游击队现在成了一支有严明纪律的庞大军队，人数达120000。这应归功于最先发动起义的领导，一个叫斯巴达克的色雷斯人。成为奴隶前，他曾是罗马人的雇佣军。斯巴达克不仅有着角斗士的强健体魄，也非常机敏老练。他认识到，如果起义军一直待在意大利，被激怒的主人消灭他们是早晚的事。公元前72年春，他带着队伍向阿尔卑斯山进发，背后有格利乌斯·帕布利克拉率领罗马军队追击。多年前，格利乌斯曾拿雅典哲学家开玩笑，让朋友们乐不可支。此时，他刚被选为执政官不久。在他同斯巴达克交战前，起义军已经遭遇守卫北方边界的罗马军队，并打败了他们。通向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打开了，自由的大门打开了。然而奴隶军没有“进门”。他们掉头南下，与格利乌斯的军队擦肩而过，重新回到前主人的心脏地带。那是他们先前竭力要逃出的地方。
罗马人对此大惑不解。一种说法是他们太自信了：“奴隶都是笨蛋；因为许多人的加入，他们愚蠢地有了信心。”37事实上，发现意大利还有那么多别的奴隶，角斗士们的确倍受鼓舞。在共和国的征服战争中，抢夺来的人口一直是战利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确立了霸权，罗马人在地中海地区转运俘虏和商品一样便当。奴隶贸易极其繁荣，造就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转移。可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割断与故乡的联系，带到帝国的中心，为他们的新主人流血流汗。最穷的公民都可能有一名奴隶，富有之家就更多了，多到有的奴隶没有活可干。为了证明钱没白花，主人不得不挖空心思，为他们想出一些奇怪的工作，诸如拂去塑像的灰尘、写请帖、缝制紫色的衣服等等。当然，就奴隶而言，这些活太轻巧了。但绝大部分奴隶都得累死累活地干，尤其在乡村，那里的奴隶处境最糟。他们被成批地买下，烙上印记，戴上镣铐，然后就从早到晚地忙活。晚上，他们被锁在拥挤的大棚子里，没有一点儿个人空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尊严。给他们的食物仅够活命。“治疗”疲劳的办法是鞭打，对不服从者，有精于各种酷刑的人收拾他们，有时会直接处死。残废与年迈者干脆赶出家门，就像对生病的牛和破裂的酒坛一样，根本不关心他们会不会饿死。总而言之，罗马的农学家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为无用的工具花钱毫无意义。
靠着这种残酷的剥削，共和国的一切高贵事物才有了它们的基础——无论是公民文化，对自由的热切信念，还是对羞辱和坏名声的恐惧。有了其他人的强迫劳动，公民才有闲暇献身于共和国。不仅如此，奴隶还满足了更微妙、更恶劣的需求。“没有其他人的所失，就没有一个人的所得。”38罗马人认为理所当然。一切地位都是相对的。如果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自由还有什么价值？连最穷的公民也知道，他比待遇最好的奴隶高贵。不自由，毋宁死。共和国的全部光荣历史都证明着这一点。接受被奴役的地位，就应该接受奴隶的命运。罗马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人们想不到去质问奴隶遭受的残酷剥削，更不用说奴隶制本身的合法性了。
奴隶也接受这种逻辑。没有人反对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反对的只是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起义军的追求不是打破奴隶制，而是先前主人们的特权。因此，他们会时不时强迫罗马俘虏相互角斗：“原来的演员现在成了观众。”39只有斯巴达克是为真诚的理想奋斗，在古代世界的奴隶起义领袖中鹤立鸡群。他力图在追随者中建立平等主义，均分战利品，禁止他们私藏金银。这种乌托邦似的尝试未能成功。大肆抢劫的机会太有吸引力了，绝大部分奴隶都无法抗拒。罗马人相信，这是奴隶没有把握住命运的另一个原因。跟意大利的诱惑相比，家乡的沼泽地和森林算得了什么？面对抢劫的贪婪欲望，起义军的自由梦想屈居其后。在罗马人看来，这是他们“奴性”的有力证据。40确实，奴隶们只想过上主人那样的生活，享用其他人强迫劳动的产品。即使在横冲直撞的时候，奴隶们仍是罗马理念的一面镜子。
毫不奇怪，看着奴隶们成功地抢过来杀过去，罗马人慌了。格利乌斯的军队已遭败绩，共和国的其他军队远在海外，突然之间，危险迫近首都。克拉苏行动了。以前没有机会，他也不曾吹嘘可以养起一支私家军队。现在不一样了。他在元老院的支持者也被动员起来。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两位执政官被剥夺了两个军团的指挥权，全部转给克拉苏。这位最高统帅立刻开始征兵，把军队扩大了4倍。既然赢得了成为共和国拯救者的机会，他不打算浪费。有两个军团违令与斯巴达克交战，结果遭到失败；克拉苏的反应是恢复恐怖的古代“十杀一令（decimation）”，不分遵令者与违令者，勇敢的与胆小的，每10人挑出一个，毒打至死，还强迫其他人在一边观看。军令的威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克拉苏也向敢于加入斯巴达克的奴隶发出了警告：别指望仁慈的对待，这位将军对自己人都这么严厉。尽管冷酷无情，克拉苏总是再三考虑后才行动。借着一个血腥的姿态，这位无耻掠夺房产的百万富翁摇身一变，成了旧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克拉苏当然清楚，恢复罗马人的传统纪律肯定能打动共和国的选民。
克拉苏牢牢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开始加固首都城防。斯巴达克的反应是退到更远的南方去。在那里，他能找到新的兵源。离开兴旺的、城镇林立的中意大利，起义军穿行在一个个沉闷的大庄园间。荒凉的平原上，只有一些锁在一起的奴隶劳作着；山地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除了偶尔有来自外国的奴隶赶着牲畜走过。曾经一派繁荣景观的城镇和乡村，如今成了“意大利荒原（Italiaesolitudo）”。克拉苏赶着起义军远离罗马，穿过荒原，最终将他们逼到靴状半岛的脚后跟处。此时冬天已临近，为免猎物逃脱，克拉苏从海岸一端到另一端建起一道封锁线。斯巴达克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他发动了两次拼死反击，企图打破军团的壕沟与高墙防线。两次都没成功，克拉苏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同他的猎物一样，克拉苏也快绝望了。没有时间了，另一个远比斯巴达克危险的敌人逼近了。在西班牙待了五年后，庞培正在赶往罗马。
斯巴达克了解这一点后，利用克拉苏的焦虑情绪，提出了谈判的要求。克拉苏轻蔑地拒绝了。斯巴达克的反应是在克拉苏防线能看得清楚的地方，将一个罗马俘虏钉上十字架。整整一天，寒风把这个垂死的人的惨叫声送进同胞的耳中。夜幕降临后，大雪纷飞，斯巴达克第三次尝试打破封锁。这一次，他成功了。脱离克拉苏军团后，他曲曲折折地向北方逃去。克拉苏一边盯着起义军，一边盯着逐渐接近的庞培，拼命地追赶。伴随着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战斗，克拉苏抓到的掉队者越来越多。最终，起义军又被逼进了角落里。斯巴达克转身迎战。在列阵以待的义军前，斯巴达克抛开一切逃生的可能，一马当先冲向敌军，投身不成功则必死的决战。奴隶军随即跟进。斯巴达克不顾一切地向克拉苏的指挥部猛冲，但还未到达就被杀死了。大批奴隶军死在他身边。伟大的奴隶起义结束了，克拉苏拯救了共和国。
若非如此，在最后时刻，他的光荣就被抢走了。当时，庞培正率领军团南下罗马，途中遭遇5000义军。他们是斯巴达克最后一战的幸存者。庞培轻松地屠杀了他们，然后写信给元老院，吹嘘他的成就结束了叛乱。克拉苏的愤怒可想而知。为对抗庞培不择手段攫取荣誉的行为，他命令沿着阿庇安大道，将俘虏钉在十字架上。于是，在意大利最繁忙的道路上，每隔40英尺树起一个十字架，上面钉着一具奴隶的尸体，绵延100多英里。克拉苏把阿庇安大道改造成了自己胜利的宣传栏。
然而，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同斯巴达克的战争是件尴尬的事。比起庞培在遥远的边区屠杀部族的“成就”，他们更愿意忘记克拉苏在罗马后院的解救行动。虽然两人都戴上了桂冠，游行时克拉苏却只能走在后面，而且只能步行，不能乘马车。没有马踏街道的得得声伴随克拉苏，那是为民众的英雄准备的。庞培骄傲得像年轻的亚历山大，乘着四匹白马拉的车，前面是由他的劫掠品和俘虏组成的队伍，耳边是他的拥护者发狂似的欢呼声。这一切，克拉苏只能愤怒地看着。
尽管如此，克拉苏小心地隐藏着他的不满。人群的欢呼声虽然令人陶醉，却只是达到目标的工具；而目标，对克拉苏来说意味着实际的权力。远远超出一场战争的胜利，克拉苏追求的是执政官的职位。选举已经临近，克拉苏灵巧地做出转变，向他最大的对手提出联合竞选。庞培立刻同意了。正如克拉苏担心他极受欢迎的好人缘，他也担心克拉苏的政治手段。两人都轻松获选。
这样，庞培在36岁时成为共和国的首脑，小于苏拉设定的最低年限。与其他执政官不同，他从未进过元老院。由于担心说错话，庞培给元老院的虚张声势的信都是请一位朋友替他写的。尽管没什么经验，庞培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勇猛的性格将他送上军事成就的巅峰，他也将勇猛带入了政治战场。当选执政官不久，他便推动通过了一项法案，撤销苏拉加在保民官职位上的禁令，恢复它的种种权力。就这样，苏拉立法的基石被轻易搬开了，一种很受欢迎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重新回到了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公众们兴高采烈，他们盼着这一天差不多有10年了。
在这个回合，克拉苏分享了公众的喝彩。对这项归还民众古老权利的改革，他小心地加以协助。甚至卡图卢斯也没有反对，他已经嗅到了风向的变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庞培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远非如此。对他的赫赫战功、执政官职位的不合规则，元老院的传统主义领袖仍耿耿于怀。克拉苏是他们的同路人。他的执政官职位完全合法。如他一贯喜欢的那样，克拉苏双管齐下，一方面频频出资举办大型公共酒会，向穷人免费发放粮食，另一面不断地在元老们耳边吹风，中伤庞培，说他是个蛊惑民心的政客，并尽力阻止任何能使庞培更得民心的措施。很快两人的关系恶化了，不像人们期待执政官的那样，努力工作以促进共和国的利益，而是公开地相互攻击。
在竞技场，最令公众兴奋的是两个使用不同武器和技巧的人进行的搏斗。比如说，一个是剑客，一身耀眼的盔甲；另一个使用三叉戟，步法灵活，努力用手中的戟缠绕对方的剑。庞培和克拉苏提供了类似的场面。他们是极为不同的两个人，势均力敌，谁都不能确立自己的优势。不过，他们之间的搏斗带给罗马人的不是娱乐，而是震惊和困惑。奴隶们彼此生死决斗，罗马人的执政官怎么可以？角斗士或许会猛刺失败的对手的脖子，但执政官要置同事于死地这种事，对共和国的一切理想都是极大的冒犯。最终，两人看来都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在搏斗中，他们两败俱伤。任期结束时，两人在广场主持公共集会。一位公民突然打断了他们，要求讲述一个梦。请求被接受了。他说，“朱庇特来到我身边，让我在广场宣布一件事：两位执政官在成为朋友前，不许离开他们的职位。”41广场静了下来。许久，克拉苏走向庞培，拉起他的手。他赞扬了自己的对手，两人和解了。
听起来这段插曲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降低它的意义。苏拉去世已有10年了，某人会步上苏拉后尘的想法仍然让罗马人惊恐不已，担心再有人建立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权威。庞培和克拉苏都很强大，但谁也不敢让自己显得比对方更强大。这是共和国仍在坚持的一个教训，虽然它也给公民灌输成为最优秀的人的欲望。获得成就的人值得称赞，当得上荣誉，但过多的成就是有害的，对国家也是个威胁。公民不管有多伟大，他的梦想有多伟大，最终，真正的伟大还是属于罗马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