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3年7月6日，古老的朱庇特神庙被闪电击中。它曾是罗马最大、最神圣的建筑，耸立在卡匹托尔山顶上。在金饰的屋顶下，在由雕像和盾牌组成的战利品的环绕下，罗马守护神的宝座端立其中。遥远的王政时期，人们在开挖神庙地基时，曾发现了一颗人头。占星师被召来，要他们做出解释。他们说，这意味着将来罗马要做世界的头。因此，谁会否认正是朱庇特神引导着共和国走向辉煌的呢？毫不奇怪，每年元老院的第一次会议都选在朱庇特的圣所举行。这是罗马人力量的神圣源泉。
但现在，朱庇特决定用雷电毁掉他的神庙，显然不是个好兆头。不用去翻阅西比尔的书了，它们也被雷火烧掉了。可是，神为什么发怒？人群聚集来观看这场灾难时，火苗仍在翻腾着，烟雾笼罩着罗马广场。广场位于罗马的中心，从众神之山卡匹托尔开始，向前延伸到权力之山帕拉提尼。广场和竞技场（theCircus）是城墙内的两块大开阔地，罗马公民可以在这里自由集会。最近一些年里，广场逐渐变得浮华，小商贩不见了，奢侈品商店取代了他们。尽管如此，自古代以来，它一直是罗马人团结的最好象征。起初，这里是一片沼泽地，人们把水排干，为周边山上的军事部落开辟一个聚会场所。那是罗马人第一次学习以公民身份处理他们的事务。和这个城市一样，广场杂乱地混合了相互矛盾的纪念物，既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又是城市生活的中心。律师为他们的案子辩护，银行家谈判贷款，灶神的贞女们（VestalVirgins）照料神的香火。所有人都喜欢在这里闲谈，或者仅仅露露面。不过在广场，最重要的还是政治。看过被毁坏的朱庇特神庙后，人群习惯性地来到卡匹托尔山脚下。这儿是举行平民会议（Comitium）的地方，公民们经常聚集起来，聆听讲坛（Rostra）上演说家的演讲。讲坛是罗马特有的弯状演讲台，由很久以前的被俘战船的船首制成。紧挨着讲坛的是库里亚（Curia），也就是元老院。稍南有卡斯托耳和波卢克斯（CastorandPollux，宙斯的双生子）的神庙，在庙前，保民官召集人群，就法案进行辩论和投票。沿着这些建筑及开阔地形成一条轴线，它是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是罗马对公民自由及其价值观最雄辩的表达。现在，卡匹托尔山上发出可怕的大火，将下面的广场染出一片愤怒的红色。对，就是红色，玛耳斯神（Mars）的颜色，战争与杀戮之神的颜色。
后来，苏拉说女战神贝娄娜（Bellona）事先对他发出过警告。登陆意大利不久，他的一个奴隶陷入一阵先知般的恍惚，预言说如苏拉不能迅速取胜，卡匹托尔山将被大火毁灭。苏拉虽然迷信，但这不妨碍他对宣传的精通。故事被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给对手的事业蒙上一层阴影。它提醒着公众苏拉离开意大利前的一件事。当时他拉着秦纳，来到卡匹托尔山，让他发誓不在苏拉离开时攻击他。秦纳很快食言了。于是对苏拉来说，卡匹托尔山上的大火就成了神赐的礼物。从此以后，在策划报复行动时，苏拉便能宣称这也是神的意愿。
事实上，最初秦纳食言是出于自卫，而不是背叛。苏拉进军希腊了，留在身后的是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对立的派别一次次陷入越来越严酷的暴力冲突之中。意大利人的选举权是长期未能解决的棘手问题，公元前87年的两位执政官就此展开了公开争论，继而公开开战。秦纳被他的执政官同事奥克塔维乌斯赶出了罗马，急于寻机找回场子。他迈出的第一步是耍起讨好献媚的魔术，说动了扎营诺拉的军团。就在一年里，军团第二次撤围诺拉，进军罗马。秦纳还找了其他盟友。结果，最可怕的还不是他带来的军团，而是新盟友的名字。盖乌斯·马略被流放到了非洲，在迦太基的废墟中蜷缩了好几个月，现在又回来了。
在意大利赶路时，马略召集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私人军队。与秦纳的军团会合后，他们一起赶往罗马，轻易地拿下了这个城市。狂怒的马略对敌人进行了血腥清洗。奥克塔维乌斯不愿逃跑，在执政官椅子上被斩首了。他的脑袋被送给秦纳，后者得意地将它展示在讲坛上。其他对手马略或流放，或用残忍的手段杀掉。他的奴隶军在城里横冲直撞，与此同时，马略也第七次当选执政官——他老早就预言会有这么一次。上台后的马略晚上老做噩梦，还无节制地酗酒。两周后，他就死了。
秦纳成为帝国唯一的领袖。怀着强势人物对传统的蔑视，连续三年，他留在执政官的职位上，等着苏拉回来。公元前84年，苏拉准备入侵意大利。秦纳决定先发制人，在希腊打击苏拉。这一次，执政官蛊惑军营的花言巧语不起作用了，他的军队发生兵变，混乱中秦纳被杀了。绝大部分罗马人都畏惧苏拉久经战阵的军团。他们可能觉得，由于秦纳的死，和平还有最后的机会。然而，苏拉傲慢地拒绝了元老院的中间派提出的建议，根本不考虑和解。虽然失去了秦纳，马略派还是牢牢控制着政权。两边都打起精神，开始殊死决斗。马略将自己的血仇传给了儿子。后者是一个有名的漂亮花花公子，但他的生活方式没有妨碍他继承对父亲大敌的仇恨。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起火时，小马略冲了进去。不是冲向神像，不是冲向西比尔的预言书，向他神庙的财宝冲去，那是招募更多军队所需要的。几个月后，年仅26岁的他当选为公元前82年的执政官。
如今，人们对宪法的滥用成了常规。元老们的野心已被秦纳及其同伙压制多年，现在，看着一个毛头小子带着他的侍从官保镖，趾高气扬地走在广场上，元老们只能干生气。他们不喜欢马略派，但其对立面也很难引起他们的好感，无论是笼罩在苏拉身上的邪恶预言，还是他长期的暴力记录，都影响着他们对苏拉的看法。返回意大利后，苏拉没有引发大规模的骚乱，人们不相信他关于要恢复共和国的说法。他的军队被阻挡在通往罗马的道路上，无法突破。
不过，苏拉也不再是军方人士眼中的异类。回想公元前88年，他第一次进军罗马时，只有一名军官追随他。但最近五年来，他身边跟着大批贵族，其中很多身负与马略派的血仇，想寻机报复。最典型的是马尔库斯·里基尼乌斯·克拉苏（MarcusLiciniusCrassus）。他出身于罗马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其父曾领导反对马略派，后失败被杀。随之而来的清洗中，他的哥哥死了，家族的财产失去了。这些家产可能非常可观，因为他父亲不仅有着辉煌的政治生涯，对进出口贸易也很有兴趣。家族“富人”的外号不是白叫的，克拉苏继承了父亲的观点，认为财富是权力的牢固基础。后来，他提出一种臭名昭著的观点，说除非一个男人养得起一支私人军队，否则不可能有很多钱。1这是基于他年轻时的经历做出的判断。为逃避杀他父亲的凶手，克拉苏去了西班牙。他父亲曾担任那里的总督，获利丰厚。甚至在海边一个偏僻的地方躲藏时，这个逃亡者也维持着奢华的生活，让随从往他藏身的山洞送食物和年轻的女奴。几个月后，秦纳的死讯传来，克拉苏大着胆子想收回家产。虽然只是一个平民，他却迈出了前所未闻的一步，招募了一支私人军队，达2500人之多。他带着这支军队在地中海转悠，跟各种反马略派别接触，试图达成联盟。最终他去了希腊，把赌注压在苏拉身上。毫不奇怪，苏拉欢迎带着军队投奔的新入伙者。
然而，最热烈的欢迎留给了一个比克拉苏更年轻、更有魅力的将领。此时，苏拉已渡海来到意大利，正向北方进发。有消息传来，说又有人拉起一支私人军队，表示站在苏拉一边，正往南方赶来准备与他会合。由于路上有马略派军队把守，苏拉担心这支援军会被消灭，加快了行军速度去解救他们。这时又有消息传来，初出茅庐的小将连续打了几个胜仗，赶走了执政官的一支军队。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形在前方等待苏拉，武器闪闪发亮，脸上因胜利而洋溢着兴奋的神情。苏拉很吃惊。走近小将军的营帐时，苏拉下了马。一个长着满头金色卷发的年轻人站在那里，从侧面看有点像亚历山大。他向苏拉欢呼：“大将军（Imperator）。”苏拉也用“大将军”招呼他。“大将军”是一种荣誉称号，通常杰出的军人多年后才能获得。这一年，格奈乌斯·庞培（GnaeusPompeius）刚满23岁。
一个早熟的自大狂，自我吹嘘的天才，对成功常表现出孩子似的洋洋自得——这是人们对新星庞培的描述。苏拉的开通有点难以理解，从一开始就很纵容这个新门徒的自负和虚荣。他有自己的评价方式。只要有助于确保庞培支持自己，苏拉很乐意恭维他，而庞培担得起也需要有人奉承。从墙头草父亲“斜眼”庞培那里，他继承的不仅有意大利最大的一笔产业，也包括见风使舵的敏锐嗅觉。与克拉苏不同，他同马略阵营没有家仇。投奔苏拉前，人们曾在秦纳营帐的周围看到他。显然，秦纳军的崩溃和兵变让他明白，支持苏拉是更好的选择。庞培一直有嗅出最好机会的本领。
内战改变了政治游戏的法则，这一点他与克拉苏都意识到了。对年轻一代中最冷酷无情的、头脑最清楚的那些人来说，超越父辈们的绝好机会就摆在面前。苏拉把小马略视为最大的敌人，曾哀叹他在变老，而对手却更年轻了。其实，他的支持者也一样。庞培特别突出。他显得毫不在意地率领着一支军队，就像学龄儿童在摆弄玩具。罗马人一向认为年轻人的热情既疯狂又危险，需要用纪律驯服他们，但庞培早就是脱缰的野马了。敌人对他的评价是“少年屠夫（Adulescentuluscarnifex）”。2在迄今为止的短暂生涯中，没有人强迫他了解传统和法律，庞培杀戮时对它们毫不在乎。
当然，苏拉本应该能约束他的，但这个榜样本身就很残暴，甚至比“少年屠夫”更嗜血。他挑逗萨谟奈人发动最后一场起义，逮着机会对他们大开杀戒，还把自己装扮成罗马的保护者而不是一个军阀。又一次，萨谟奈和坎帕尼亚遭到无情的劫掠；又一次——历史上最后一次，萨谟奈人捆扎好耀眼的铠甲和高顶头盔，走进平原。内战一开始，他们就加入了马略的阵营。公元前83年，内战已进行了一年，两个执政官一个逃到非洲，另一个小马略被困在山城普拉内斯特（Praeneste）。山城位于罗马东边25英里处。萨谟奈人凭空预想着同苏拉的战事，先是打算去解救马略，突然又想到后方的罗马无人守卫，于是急忙掉头往首都去。苏拉惊讶地看着这一幕，率兵拼命地追赶。罗马的城墙进入视线时，萨谟奈人的指挥官命令毁掉这座城市。“那些凶残的狼野蛮地剥夺意大利的自由。若不先把树林毁掉，怎能指望消灭它们呢？”3他叫喊道。萨谟奈人开始在克里内门（CollineGate）前集结，耳边传来城市中惊恐的妇女的哭声。就在这个时候，苏拉赶来了。中午时分，骑兵的前锋开始骚扰敌人的阵线；下午晚些时候，苏拉不顾副手们的劝阻，将疲惫不堪的部队投入战斗。整个夜晚双方都在激战，胜负之势变幻莫测。克拉苏粉碎了萨谟奈人的左翼，但苏拉的阵线也被突破，军队被危险地挤压向城门。然而苏拉的好运气还在。他向一直保佑着他的众神祷告，然后集合起他的人马。黎明时，克拉苏得手的消息传来，苏拉终于胜利了。
克里内门血战意义重大，他的敌人再没有军队同他对抗。把萨谟奈人的俘虏收拢后，苏拉成了罗马绝对的、毫无争议的主人。
在克里内门抓到的俘虏有3000人。后来，又有3000萨谟奈人的后备军投降了，苏拉答应保证他们的安全。走出堡垒后，他们立刻被集中起来，与别的萨谟奈俘虏一起关在马修斯大校场（CampusMartius）。校场坐落在城北的一块平原上。即使在战败之后，他们也不能留在罗马城内。
苏拉的谨慎很有些讽刺意味。在公元前88年以前，只有凯旋的公民能够携带武器进城，除此之外，罗马一直是军人的禁区。正是苏拉本人在公元前88年打破了这一禁忌。追溯到王政时代，进行战争准备的罗马公民最初就是先集中在马修斯大校场——玛耳斯平原（thePlainofMars），宣誓后成为军人的。在这里，他们是根据各自拥有的财产和地位组织起来的。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和平年代，公民们都必须清楚他们的位置。最上层是那些买得起马匹的人，他们组成了骑士团（equites）；骑士阶层之下是五个步兵阶层；最下层是无产者，他们穷得连投石器和石弹都买不起。这七个阶层再划分为更小的单位，即“百人队（centuries）”，使罗马人能够更细致地区别不同的社会地位。即使在“阶级”和“百人队”不再是军队基础之后很久，他们依旧没有放弃这一如此令人满意的体系，相反，它一直是罗马政治生活的核心所在。
很自然，在一个又一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公民不想沿着阶梯往上爬。阶梯越靠上越陡峭。越过一层后，罗马人总是发现前面的风光更诱人。比如说，挤进骑士阶层后，他们觉得距离元老院席位不远了；成为元老后，行政官职又映入眼帘：司法官乃至执政官。在共和国，公民最重视的是被选举权和竞选获胜的机会，他们典型的失败标志则是丧失继承自父亲的地位。
广阔的大校场上只有很少人工建筑，其中最大的是一个围场，里面全是栅栏和过道，就像养殖牲畜的那种围场一样。它被称为“奥维里（Ovile）”，意思是“羊圈”。罗马人在这里举行行政官选举。不同阵营的选民沿着不同的过道进入，体现着共和国热衷于精致和复杂性的特征。阵营的组合随选举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例如，选举保民官时，选民就是按照部族划分的。这种做法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几个世纪来，随着共和国的扩张和变革，它们也以典型的罗马人方式扭曲着、变动着。接纳意大利人后，大批新公民的加入重新组合了不同的阵营。名义上，每个部族的每个人都有选举权，但需要他们亲自去“羊圈”投票；外地人中，最有钱的那部分才能去罗马行使权利，因此，实际的后果还是偏向了富人。大多数罗马人对此并不在意，毕竟，对共和国做出贡献最大的还是富人。这样，人们认可了富人的意见占有最重分量的事实。不对等的选举权是罗马等级秩序的又一表现。
在最高级别的行政官选举中，上述原则表达得最清晰。这种时候，阶级和百人队的原始功能回光返照般保留着。他们聚集起来投票选举执政官，其方式如同老祖宗集结上战场一样。在王政时代，军号在黎明时分吹响，召唤人们去校场；如果台伯河那边的亚尼库鲁山（JaniculumHill）上红旗招展，人们便知道没有危险，没有发现敌人。而在选举时，公民们如行军时一样排好队，富人在前面，穷人在后面。这意味着首先进入“羊圈”的是上层阶级。当然，这不是他们的唯一特权。事实上，他们的选票占了极大的分量，往往能决定一场选举的结果。其他的阶级即使来投票，也改变不了什么。不仅他们的票数只占骑士阶层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们还不情愿来“羊圈”。花上一天时间在这里排队，又没有经济补偿，大多数穷人觉得不划算，不如去干点别的什么。骑士阶层当然没意见。
即便如此，对那些有能力参加选举的人来说，选举日的紧张局面仍是罗马公共社会中最刺激的。穿着醒目白色长袍的候选人，挤来挤去的支持者，乱哄哄的叫喊声、嘲笑声，交汇出这个特别时刻的特别气氛。到很晚的时候，选举组织者才能宣布结果。当选人受到人们的热烈欢呼，兴奋的人群护送着他们从“羊圈”回到首都。大部分投票人会一直等候着这个高潮时刻。如果天很热，在人群带起的灰蒙蒙尘土中等上一天可是需要耐力的。“羊圈”没有什么便民设施，大部分疲惫的选民会去“公共别墅”（VillaPublica）。它在快到“羊圈”的路上，是一处带有围墙的公共建筑。选民在这里闲谈、娱乐，躲避着炎炎烈日。
克里内门战斗结束后，苏拉把萨谟奈俘虏关在“公共别墅”里。它的中央是一个两层的四方接待厅，装饰得富丽堂皇，看起来并不适合用作战俘们的监牢。四处的雕像和壁画美轮美奂，显示了它在共和国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公共别墅”是维持和监察罗马社会等级秩序的地方。每过五年，公民都要来这里登记。他得提供自己和妻子的姓名，孩子的数目，他的房地产和财产——从奴隶数、现金到妻子的珠宝和衣服。政府有权知道一切，罗马人相信甚至连“个人的口味和食量都应该登记在册”。4正是无所不包的情报提供了共和国的坚实基础。阶级、百人队和部族等将公民分门别类，人口调查又进一步明确了这些界限。书记员登记、整理原始资料，送给两位监察官（censorship）审查，后者据此决定提拔还是贬抑某个公民。他们在罗马最受尊崇，甚至超过了执政官，被认为是政治生涯所能达到的顶峰。监察官的职责非常敏感，只有地位最高、名声最好的公民才有资格担任。他们的职权关系着共和国的根本，他们的判断影响着共和国的命运。几乎没有罗马人怀疑，如果监察职责不能充分地运作，整个社会结构都将坍塌。无怪乎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和平的主宰和卫士”。5
借对关押战俘之处的选择，苏拉冷酷地展示了他的玩世不恭。更玩世不恭的还在后面。贝娄娜神庙在卡匹托尔山下，在那儿可以听到从“公共别墅”发出的声音。苏拉命令元老们到贝娄娜神庙见他。匆忙赶来的路上，元老们或许会向山顶上朱庇特神庙的废墟扫上一眼。贝娄娜曾警示苏拉，或者他迅速获胜，或者卡匹托尔将遭到毁灭。召见元老的地方干脆地提醒人们，苏拉是众神的宠儿，是被派来拯救罗马的。这层含义已经很清楚，不久，血腥的事实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苏拉发表了演讲，描述他对米特拉达特斯的胜利。元老们的耳边传来萨谟奈战俘的惨叫声。苏拉显得很不在意，继续对元老们讲着。最后他停了下来，要元老们别分心，注意听他讲。“一些罪犯正在受惩罚，”他轻描淡写地说，“不用担心，是我下的命令。”6
屠杀很彻底，死尸在逼仄的杀戮现场一层层堆得老高。一切结束后，尸体立即被拖过大校场，扔进了台伯河。大量尸体拥塞在河岸和桥下，“最后台伯河在蓝色的海面冲出一条血带”。7“公共别墅”里的一片狼藉很难清除。三年前，这里还进行了人口调查，完成了资料卷册的整理；如今，这里散发着刺鼻的血腥。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令人震惊：苏拉做事很少不先考虑后果。借着血洗“公共别墅”一事，苏拉戏剧性地暗示，他准备给共和国动动手术。如果人口调查是不合法的，那么，由人口调查的结果确定的地位和声望秩序也一样。共和国的古老根基动摇了，已接近崩溃的边缘。苏拉是神派来做补救的，他将不惜代价，不管流多少人的血。
迷信加上赤裸裸的武力炫耀，这正是典型的苏拉风格。没有一个元老打算愚蠢地阻止他。哪怕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也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他的空前胜利。对苏拉来说，成功从来就是幸运儿的最好证据。这也是他贬低自己、抬高克拉苏在克里内门战斗中作用的原因。不是因为诚实，恰恰相反，他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幸运儿，一个注定要成功的人。对此，古代的作家很迷惑，不知道该归之于虔诚还是玩世不恭。其实，两者和谐地共存于苏拉身上。之所以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众神，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想把自己洗刷干净，共和国的不幸不是他造成的，虽然他是第一个进军罗马的人，虽然他引发的“战火和杀戮”8给意大利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什么他要发掘马略的骨灰，撒进阿尼奥河（theRiverAnio）？不仅是小小的报复，它也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宣传。他曾与马略进行长期的生死搏斗，将共和国带进十分危险的境地。苏拉说，他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只有这样，苏拉才能给抓在手中的权力编织出合法性。马略也是这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马略已经有些精神错乱、行事乖张，但还是很注意给第七次当选执政官披上尽管是支离破碎的合法的外衣。苏拉干得更精明些。他很清楚，他不可能给无限期担任行政官一事找到任何借口。如果他想给权力披上伪装，他得另起炉灶。
着手这件事前，苏拉首先需要确保自己的胜利。他离开了罗马，领兵进攻附近的山城普来内斯特。那是马略派的最后堡垒。还在路上时，消息便已经传来：山城投降了，马略的儿子死了。罗马没有执政官了。共和国两个首脑都毁在苏拉手中，从宪法的角度看，他的地位显得很不正常。自大的苏拉对此毫不在乎。借着敌人的鲜血，他给自己加上菲力克斯（Felix）的称号，意为“一个幸运的人”。私下里，谁都喜欢这个称号，但苏拉公开地这么说自己。他借此告诉人们，他的统治不需要聚集在“羊圈”里的选民批准。运气带给苏拉权力，运气——著名的苏拉运气——也将把共和国从废墟中解救出来。在这之前，在共和国的制度恢复之前，罗马的主人是“命运（Fortune）”。
命运的统治将是野蛮的。打倒高贵者，抬升卑微者，这是命运所爱好的事。在共和国，它也是这么干的。然而，罗马的体制虽经历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却拒绝太大的变动。希腊人的城市里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大规模杀害政治对手，剥夺他们的财产。这不是罗马人所熟悉的做法。苏拉曾经攻略雅典，推翻一个精通这种手段的政权。现在，苏拉又拿下了罗马，打算在这里模仿他推翻的那个政权。作为希腊学校的雅典有许多出众之处，它的政治恐怖实践就很能给人以启发。
“公共别墅”的萨谟奈人遭屠杀时，死亡小组已开始在整个罗马搜寻猎物。苏拉让他们放手大干。屠杀很血腥，甚至连他已习惯杀戮的支持者也大为震惊。一个大胆的部下问苏拉，凶手们何时才会受到约束。他说，至少“给我们一个名单，告诉我们你要惩罚哪些人”。9苏拉的合作态度充满讽刺意味，真的在广场贴出一个名单，列上了马略派的所有重要人物。他们被宣判死刑，财产充公，他们的儿子和孙子不得担任公职；帮助他们的人也将被判死刑。一大批罗马的政治精英面临灭亡的命运。
名单还在陆续贴出，可能有数千人之多。作为对罗马人口调查的荒唐模仿，一些跟马略派毫无瓜葛的人也被列入名单，仅仅因为他们拥有的财富和地位让人眼红。不定什么时候，聚集在讲坛前的人就会发现自己也榜上有名。现在，别墅、舒适的花园、游泳池都成了杀人的理由。到处都是为赏金而奔波的人。他们把割下的人头送回罗马，经苏拉检验后，领取相应的报酬。对一些特别重要的人物，他把首级做成标本，作为战利品陈列在家里。
这种恐怖做法很容易被滥用。克拉苏可能是从中获利最多的人。他自己的家产就曾被充公，在这方面嗅觉敏锐。由于在克里内门救过苏拉，此时的克拉苏不可一世，巧取豪夺各种奇珍和房产。最终，当克拉苏过分地将一个无辜的巨富加进剥夺公职者名单时，苏拉失去了耐心。两人的关系无可挽回地恶化了。失宠于苏拉的克拉苏已富得流油，对此并不在乎。
对精通战略的苏拉来说，同盟友交恶也是一种策略。通过对克拉苏的公开压制，苏拉表明自己不顾个人利益，一切所作所为，包括血洗意大利，都是为了共和国。他夸张地表示震惊于克拉苏的贪婪，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苏拉总是打压敌人、抬升朋友，而现在的克拉苏已拥有惊人的权势，野心又大，不甘做任何人的附庸。苏拉只奖赏对自己没有威胁的人，经常以极低的价格向他们出售房产。他的政策显而易见，毁灭敌人和让部下致富是一体的。“在把他的追随者都喂饱之前，苏拉是不会停止屠杀的。”10
尽管苏拉很慷慨，但从中获利最大的人还是他自己。从前，他曾穷到栖身贫民窟的廉价出租屋的地步，如今，他是罗马有史以来最富裕的人。有位元老被宣布死刑后，躲到一个人的家里。碰巧，这个自由人以前是苏拉的奴隶，跟苏拉睡过同一间出租屋。他被带到苏拉面前定罪，两人都立刻认出了对方。被拖出去执行死刑时，他冲着苏拉叫喊，说他们从前一样落魄。这种讥讽是自卫性的，但苏拉有别的解释。还有什么能更好地显示他的成就呢？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他是一个幸运的人呢？
毁灭之外，苏拉的目标也包括建设。罗马全城都在流血的时候，他已大声宣告将彻底恢复共和国。苏拉一贯如此，冰冷信念的另一面是机会主义。他曾积极地投身于战争和革命，而这些经历竟丝毫没有改变他骨子里的保守性。对于革新，苏拉持有贵族式根深蒂固的厌恶。面对罗马的危机，他根本不打算实施某种全新的专制模式，而把目光转向了过去。
最要紧的是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虽然敌人都已被放逐，他仍拒绝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幸运的是，他可以便当地依循前例。早期共和国史上有这样的先例，不经选举就把绝对权力赋予一个公民。那是在特别危急的时期，执政官的权力被搁置起来，另选一位行政官全面负责。苏拉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职位。尽管它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但他觉得没什么大碍。借助强烈的威胁性暗示，苏拉劝说元老院恢复这个年代久远的职位，提名他来担任。由此，苏拉的权力不仅合法化了，还蒙上了一层传统的色彩。总而言之，对真心为共和国着想的独裁官，罗马人怎么会不放心呢？
事实上，人们对独裁官总是心存疑虑。执政官由两个地位相当的人担任，独裁官则把两人的权力集于一身。这个职位内在地与共和国的理念冲突。它被那么久地搁置起来，原因正在于此。即使在汉尼拔战争的艰苦岁月，独裁官的任期也非常短，有明确的期限。如未经调和的酒一样，独裁官一职既醉人又危险。酒和权力都是苏拉的最爱，他自负地认为，他的头脑对付这两样都没问题。苏拉拒绝接受一个期限。他打算一直担任着，直到共和国体制得以“修正”。11这意味着什么时候结束任期要由他来决断。
每个执政官的侍从队有12人；苏拉有24人。他们肩上扛着的不仅是法西斯（棍棒束），还在棍棒束中夹了一柄斧子，象征执政官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由此传达的信息很清楚：苏拉跟他的行政官同僚的地位不一样。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在被提名独裁官不久，苏拉命令进行执政官选举。两个候选人都是他定的。他的一位将军是攻取普来内斯特的战争英雄，也想参加竞选。苏拉警告他别掺和，被拒绝了。他在广场上被公开杀害。苏拉比任何人都了解战争英雄的危险性。
这件事是对整个苏拉改革计划的讽刺。作为独裁官，苏拉给自己设定了任务，保证将来不再有人做他曾做过的事，不再有人像他那样领兵进军罗马。不知道苏拉是否把这看作一个悖论。他没完没了地发动宣传，在内战爆发原因的问题上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果真如此的话，毛病出在哪里？他还宣扬说，是野心误导着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陷共和国于危险境地；果真如此的话，共和国的体制本身已经腐败了，否则他们怎么能爬上高位？苏拉是个真正的罗马人，头脑里没有这种概念：想要成为最好的欲望也可能导致犯罪。对同胞们固有的追求荣誉的热望，苏拉从未动过压制的念头。他的目标是引导它们，使其服务于罗马的更大光荣，而不是分裂共和国。
对共和国体制所包含的复杂性、含混性和矛盾的地方，苏拉异常恼怒。他把它们说成是漏洞，竭力想要弥补。不能再给某个马略以可乘之机，相反，野心将受到严格的限定；不达到一定年龄的人，不得担任行政官。二十多岁的时候，苏拉忙着追求女人；现在，有机会歧视那些少年成名者，苏拉一定很高兴。
他立法规定，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不得竞选任何一级行政官。在罗马，最低级的行政官是会计官，任期一年，是高级行政官的助手，还得向他学习经验。有些会计官可能会有一些独立的职责，掌管共和国的财政，也借机熟悉权力的纪律和责任。这种训练很重要。等担任过会计官的公民到了39岁，他便有资格竞选尊贵的司法官。司法官任期也是一年，地位仅次于执政官，拥有广泛的职权。他不仅执掌共和国的法律事务，还有权召集元老院会议，主持元老院辩论。然而，由于苏拉的新规定，司法官职位的真正吸引力在于，它是通往执政官一职的必经之路；后者仍是罗马人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自古以来，担任执政官的都只有极少数一些人，而苏拉改革的意图是确保未来的执政官配得上他的位置，避免再发生小马略那样的丑闻。从会计官到司法官再到执政官，没有捷径可走。
这项立法的明显后果是中年人特别受重视，倒是符合罗马人的基本倾向。他们认为政治家应该是中年人。希腊的统治者或许会把自己描绘得更年轻，而共和国欣赏的肖像是皱纹、稀疏的头发、低垂的下颚。罗马的传统统治机构元老院（Senate）一词源于“老人（senx）”，元老喜欢用“父亲”的称号抬升自己，这些并非巧合。保守派都珍视这样的观点：如果统治机构中多一些有经验、有智慧的人，不负责任的年轻人和穷人便无法胡来。在共和国的神话中，是元老院指导着罗马走向辉煌，战胜汉尼拔，赶走国王，征服世界。苏拉把恢复元老院的权威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虽然一有机会他就把元老院踩在脚下。
修复工作很紧迫。内战和公敌宣告把这个庄严的机构弄得满目疮痍，人数从300降到仅100左右。苏拉对此有很大责任。现在，他异常勤勉地擢升新人，使元老院的人数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来自各界的骑士们被匆忙塞进元老院，有商人、意大利人、抢劫致富的军官等。与此同时，在元老院内爬升的路子也更宽了。根据苏拉的改革，对司法官资格，每年提供的数量从6个增至8个，会计官从8个增至20个，显然是要确保能定期给权力最高层输进新鲜血液。毫不奇怪，老贵族们对新举措深感震惊。不过，势利的罗马人有办法让新人守规矩。元老们和共和国的每个人一样，遵守铁的等级秩序原则。由于用地位级别决定发言的次序，资历浅的元老几乎没有机会说话。其结果是，即使某个人经常指摘元老院，一旦他成了元老，就立刻变哑巴了。苏拉尽管以对敌人残酷无情著称，此时也认为最好把某些对手收买过来。
当然，仍存在一些苏拉管不到的地方。下层民众的愿望为苏拉所蔑视；代表他们愿望的人则为苏拉所痛恨。他建立了元老院的权力，但报复性地大大削弱了保民官一职。他的深仇大恨都源于后者。苏拉从未忘记，苏尔皮基乌斯就担任过保民官。出于个人的恩怨，一次又一次地，苏拉设法限制保民官的权力。为使后者不再像苏尔皮基乌斯那样，提出攻击执政官的提案，苏拉干脆取消了保民官提出法案的权力。他还堵塞了从保民官一职往上爬的通道，使它失去了对潜在的麻烦制造者的吸引力。苏拉巧妙地发出威胁，禁止担任保民官一职的人争取别的行政官职务。会计官和司法官或许仍然梦想能当上执政官，但不再考虑保民官，它没有前途。苏拉一向热爱报复。
就这样，共和国体制的一个古老支柱陷入了困境，连元老院中苏拉的支持者都很吃惊。12以前没人这么干过。独裁官把自己的改革看作是一种修复工作，是要清除混乱。然而混乱正是共和国的特征，苏拉眼见的一切都透着混乱，正如罗马这个城市本身一样。面对挑战，苏拉的一贯做法是迅速地给对方以沉重打击。他很快对城市的格局失去耐心，就像对马略派和保民官失去耐心一样。他命令将古老的城界帕莫里姆往外推，以缓解城市的拥挤。这是罗马史上的第一次。他还冷酷地推倒了神圣但狭窄的元老院建筑，重建一个更大的，以容纳扩大了的新元老院。元老们并不感激他。原来的建筑充满了共和国历史英雄的印迹。直到十多年后，人们还念念不忘，抱怨说新元老院“建筑扩大了，意义缩小了”。13对元老们的不满，苏拉毫不在意。只是在朱庇特神庙的重建一事上，他对神圣传统的尊重才体现出来。神庙虽已被烧毁，但轮廓还在。于是，在原是一片废墟的地方，新的神庙矗立起来，巨大的石柱散发着光彩。那是他从雅典抢来的。古老的地基上竖起新的丰碑，对独裁官苏拉而言，还能有更好的纪念碑吗？
不过，早在雄伟的朱庇特神庙完工以前，苏拉就辞职了。公元前81年底，一天早晨，苏拉突然出现在广场，身边没有侍从队。这个人曾导致大批公民的死亡，超过罗马史上的任何人。现在，他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既不怕国内的人民，也不怕海外的流亡者……苏拉就是这么大胆，这么幸运”。14他的勇气又一次得到证明。苏拉仍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当面指责他的事只有一次。在广场，有个年轻人对他发出嘘声；由于得不到提升，他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嘲弄着苏拉。此外，再没人敢拿苏拉的名字当儿戏。
辞去独裁官后的一年，苏拉是执政官；这以后，他再未担任任何职务。放松下来后，苏拉回到了青年时代的狂野生活。那是他熟悉的生活方式。还是独裁官的时候，苏拉举办过罗马史上最大的宴会，全城人都受到了邀请。街道上响起吱吱的烤肉声，葡萄佳酿从公共喷泉中涌出，直到没有人再吃得进一口肉，喝得进一口酒。最后，大块大块的肉被扔进了台伯河，浪费得一塌糊涂。作为平民，苏拉的宴会私人化多了，毫无顾忌地整日喝酒。尽管爬上了高位，他对朋友一直很忠诚，就像他对敌人一直很无情一样。苏拉的客人包括戏剧演员、舞蹈演员、邋遢的文人等，都曾在被宣告为公敌的那些人家里混饭吃。对没有天分的，苏拉给他们一些钱，不再让他们表演；有天分的则受到特别的珍视，即使他们的最好状态早已逝去。尽管玩世不恭，苏拉仍宠爱一个容光不再的异装癖者，不断地奉承他。“米特罗比乌斯（Metrobius）是个男扮女装的演员，如今已人老珠黄。但苏拉坚持说，他跟过去一样爱他。”15
的确，他不必像马略那样，用肌肉证明自己是个男人。苏拉不去马修斯大校场锻炼。他来到坎帕尼亚的别墅，享受起退休生活。他恢复了共和国，得到的回报是和平。危机结束了。看着他穿上希腊式短袖束腰外衣，与别的游客一起走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谁会怀疑好时光已经回来了呢？
然而，无论在罗马，还是在意大利，好时光是在流血中建立起来的。离苏拉的别墅不远就是萨谟奈山区，已没有人烟。在萨谟奈山区的周围，点缀在坎帕尼亚平原的城市依旧破败，还保留着抵抗苏拉大军的痕迹。甚至那不勒斯城也被他的军团攻占过。反叛者的堡垒诺拉被围困近10年后，在公元前80年陷落了。看到其他城市被攻占的惨状，他们奋起勇气，宁死不降。为惩罚诺拉，也为留下一支长期的占领军，苏拉给老兵在这里建立了一块殖民地。类似的殖民地在坎帕尼亚和萨谟奈到处都是。为庆祝在敌人最坚强的堡垒的胜利，苏拉给诺拉起了个羞辱性的新名：“幸运儿的殖民地（ColoniaFalix）”。另一件事给了他更大的乐趣。从他的房子出发，沿海岸走不远就是马略的别墅，像军营一般隆起在海角上。那是老兵马略的荣耀与军事头脑的见证。苏拉将别墅廉价卖给了他的女儿科尼莉亚（Cornelia）。在伤口上再撒把盐是他的信条。
这种冷酷不会被人忘记，不会被人原谅。苏拉向罗马人展示了做专制者的臣民的下场。这既是有益的，又是恐怖的。一经发现，人们就再也忘不掉了。公敌宣告之后，对罗马人追求荣誉的竞争会带来什么极端的后果——不只是对罗马的敌人，也包括它自己的公民——没有人再怀疑。曾经不可想象的事，现在纠缠着每一个人：“苏拉可以，我为什么不行？”16
苏拉后的一代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恰当地评价苏拉：他是体制的拯救者，还是破坏者？尽管做得很糟，为恢复共和国，苏拉还是不辞辛劳地做了很多事情，力图在他之后不再出现独裁官。后世的历史学家见惯了终身专制的事例，觉得要说谁能自愿放弃最高权力，那实在是异想天开。但苏拉就这么做了。难怪同时代的人都觉得他难以理解，自相矛盾。苏拉去世后——可能是因为肝病——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的尸体。一位执政官想国葬，另一位不想给他任何荣誉。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罗马又有爆发骚乱的危险。一大批老兵护送着他们死去的将军，从坎帕尼亚去罗马。罗马人发现自己“惧怕苏拉的军队和他的尸体，就像他还活着一样”。17在马修斯大校场，人们把尸体在巨大的柴堆上放好后，狂风大作，加剧了火势；火葬刚刚结束，天上便下起雨来。
直到最后，苏拉都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