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于1939年7月2日出生于格利法达。就读于雅典国家工学院。从年轻时起，就从事政治活动。1967年4月21日政变后，他反对帕帕多普洛斯军政府，创建了希腊抵抗运动组织。1968年8月13日暗杀帕帕多普洛斯的企图失败后，他遭到了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他被转移到了博亚蒂监狱，长期受到肉体和精神的残酷折磨。1973年的特赦使他重获自由。翌年，军政府下台，在首次的民主选举中，帕纳古里斯以中间联盟党选入国会。为了驱除那些曾与军政府合作却仍保持权力的政治家们，他进行了斗争。但是他是孤立的，而且为此受到死亡的威胁。1976年5月1日，他成为一场神秘的车祸的受害者。他是自由的象征，在雅典有一百多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那一天，他的脸就像是被钉了十次十字架的耶稣的脸一样：他看起来比他34岁的年龄要老些。苍白的双颊上深深地刻着几道皱纹，乌黑的头发间露出了几绺银丝，他的眼睛像两潭忧郁的水。也许是愤怒的水？即使他笑了，你也不会认为他在笑。况且他的笑也是勉强的，就像打出一发子弹那样，一瞬即逝，他马上又紧闭双唇露出痛苦的怪相。在那张脸上你找不到健康与青春的痕迹。当他第一次被绑在受刑台上并听人说“现在你会受尽痛苦以至后悔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同时失去了健康和青春。但是你马上就会明白，他没有后悔来到人间，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后悔。你马上就会明白他是那种把死亡看做另一种生存的人，因为这种人没有白白浪费生命。最残酷的刑罚，判处死刑，三天三夜等待被枪毙，最不人道的监狱生活，五年被囚禁在1.5米宽3米长的水泥牢房里，都没有使他屈服。两天前，由于帕帕多普洛斯对300名政治犯实行特赦，他出了博亚蒂监狱。他没有说一句可以使帕帕多普洛斯放心的话。相反，他轻蔑地声称：“我没有请求赦免，是他们强加于我的。我准备好马上再被关进监狱。”事实上，关心他的人们比过去更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在狱外对上校们来说太不方便了，漏网在外的老虎总会带来麻烦。对付这种老虎的办法或开枪，或设下陷阱使它重归笼中。他能在外面待多久？这是我在1973年8月23日见到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时想的第一件事。
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朋友们和警方都称他为阿莱科斯。他1939年生于雅典，是军队校官巴西利奥·帕纳古里斯和雅典娜的儿子。前者曾在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进行的战争和1950年前的国内战争中屡建战功。阿莱科斯是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和非凡的三兄弟中的老二。他是上校们始终未能破坏的希腊抵抗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于1967年8月13日进行的暗杀活动差一点使帕帕多普洛斯丧命，并使军政府垮台。为此他遭到了逮捕和酷刑，并被判处死刑。这个刑罚是他自己在使法官们都屏息静听的两小时的辩护词中提出的。“你们是暴君的代表。我知道你们会把我送往行刑队。但是我也知道每一个真正的战士的美妙歌声是他在行刑队面前的最后呻吟。”那是一次难忘的审判，从来没有发生过被告成了原告这种事。走进大厅时，他那被戴上手铐的双手反绑在背后。警察解下了他的手铐，可是死命地抓住他的肩膀、手臂和腰部，但是他照样跳起来，伸出食指，愤怒地喊着。为了不使他成为英雄，他们才没有枪毙他。当然他还是个英雄。因为有时候，死要比像他那样活着容易。他们把他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时，总对他说：“行刑队在等着你。”他们冲进他的囚房，狠狠地鞭打他。整整11个月，尽管他的手腕已变得血肉模糊，但仍然被扣着手铐。后来他们不时地禁止他抽烟和阅读书籍，不给他纸笔书写诗句。但他还是写了，用自己的鲜血当墨水，把诗写在纱布的包装纸上。
一根火柴当笔，
滴在地上的鲜血当墨水，
一块被遗忘的纱布包装纸当纸张。
但是我写什么呢？
也许我只有时间写下我的地址。
奇怪，墨水凝固了。
我从监狱里给你们写信，
在希腊。
他竟能把这些用鲜血写成的动人诗句带出监狱。当时他已经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获得了维亚雷焦奖，并且被译成多种文字。人们对这本书写了评论性的文章，并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它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与其说他是位诗人，还不如说他是个象征。他是勇敢、尊严和热爱自由的象征。现在当我站在他面前时，这一切都使我局促不安。应该怎样向一个刚从坟墓里出来的人问候？应该怎样向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说话？我记得很清楚：我咬着指甲，不知如何是好。我现在仍记得当时的情景，因为那个8月23日星期四发生的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到达雅典后，我担心找不到他，尽管我已通知他我的到来。我坐着出租汽车到格利法达区的阿里斯托法诺斯大街寻找他的住所。司机终于看到了小别墅，他欢叫起来，一面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炎热的下午，汗水使我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花园里、凉台上和别墅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还有记者、喧嚣声和拥挤不堪的场面。他挂着他那张像基督的脸坐在一片混乱中间。
看来他很疲劳，简直是筋疲力竭了。但是他一看见我就像只猫那样跳了起来，跑过来拥抱我，似乎他早就认识我。即使他不是早就认识我，至少我们也是相识的。在监狱当局同意他看点报纸的日子里，我的文章就成了他的伴侣。他的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及他的表现便我产生了勇气。因此，那种要去对付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人的担忧便消失了。我也拥抱了他，说了声“你好”。他也回答说“你好”。彼此再也没有其他表示欢迎或祝贺的话了。我简单地补充说：“我只有24小时的时间可耽搁在雅典进行采访，然后得去波恩。有没有一个角落可以安静地进行工作？”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带我穿过人群，进到一间屋子，那里有许多希腊文版的我的著作。此外，还有一束为我准备的粉红色的玫瑰花。这束花已被送到过机场，后来又被带了回来，因为负责去接我的他的朋友没有找到我。我很感动，直率地向他道了谢。看来，他理解了我的直率，因为在那一瞬间，他的忧郁从眼睛里消失了，他的眼睛里闪过一道使我迷惑不解的光芒。这一有趣的闪光使你感受到两种相互矛盾的感情，无限的温柔和熊熊的怒火，一个得不到平静的灵魂。我能理解这个人吗？
采访开始了。他深沉的，几乎是从喉中发出来的声音富有极大的诱惑力，立刻打动了我。这是一种善于说服人的声音。语气是平静的、带有权威性的。用这种语气说话的人是非常自信的，他不允许别人反对自己的话，因为他对自己所讲的话从不产生怀疑。对了，他就像一个领袖那样讲话。他一面说一面抽着几乎从不离嘴的烟斗。这样，你会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烟斗上而不在你身上。这一点使他显得那么强硬，从而令人生畏。这种强硬不是新近产生的，就是说不是由于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到摧残而产生的，而是天赋的。正是这种强硬使他能战胜肉体上和精神上所受的摧残。同时他待人体贴、温柔。当你不知所措时，他会像一艘直线前进的摩托艇突然掉过头，来个急转弯，变强硬为温情。那种温情犹如儿童的微笑，逗人喜爱。例如他给你斟啤酒的样子，又如他为了感谢你的某个看法而触摸你的手的动作。这一切改变他的面貌。此时，他的面部表情不再是痛苦的，而是无戒备的了。他的脸不美：奇怪的小眼睛，一张大得出奇的嘴，短下巴颏儿，还有那些布满在嘴唇上、颧骨上使他变得极丑的伤疤。然而，很快你又会觉得他简直是个美男子。这种美是荒唐的、自相矛盾的，与他美好的心灵无关。不，也许我永远理解不了他。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认定他是一口充满矛盾、出其不意、利己主义、慷慨、不合逻辑的神秘的深井。同时，他也是产生不测事件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这个人的价值远远超过政治人物的范围。也许政治只代表他生命中的间隙，他才能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没有这么早把他害死，如果没有把他囚禁起来，也许有一天我们不知还会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传说。
我们在放着书和鲜花的屋子里交谈了多久？这是我唯一记不起来的细节了。当你听他叙述时不会感到时间的消逝。首先是关于酷刑的故事，也就是他的伤疤的来源。他对我说，他的身上到处都是伤疤。他让我看他手上、手腕上、胳膊上、脚上和胸部上的伤疤。胸部上的伤疤正在心脏的位置，也正是基督受伤的地方。他们是当着科斯坦蒂诺·帕帕多普洛斯，也就是帕帕多普洛斯的兄弟的面，用一把有缺口的裁纸刀给他留下这些痕迹的。但是他向我显示这些伤疤时满不在乎，丝毫没有自我怜悯的心情：一种异乎寻常的，几乎是残忍的自我控制力使他变得铁石心肠。当你发现他的神经经过五年地狱生活后，并非没有受到损伤的时候，就会觉得更为残忍。当他的牙齿咬着烟斗或他的眼睛被蒙上一层仇恨和无声的鄙视的云雾时，都表明了这一点。他陈述着折磨他的人的名字，沉浸在不可捉摸的冥想之中，以致他的母亲进屋问他还要不要啤酒和咖啡时，他也不回答。他的母亲不时地进进出出。她已经老了，穿着黑衣服，就像希腊的寡妇们从来只穿黑衣服一样。她脸上布满的像蜘蛛网一样的皱纹，道出了她的痛苦。当阿莱科斯在监狱时，她的丈夫由于伤心而死去。她的大儿子失踪了，第三个儿子进了监狱。她自己也坐过牢，被关了四个半月。但是，无论是威胁还是敲诈，都没能使她屈服。在一封给伦敦一家报纸的信中，她曾写到过她的儿子们：“树是站着死的。”树指的是她的儿子们。六年前就死了一棵树：乔治。
六年以来，几乎谁也不知道乔治的音讯。乔治是大哥，他步父亲的后尘，升到了上尉。1967年8月他拒绝在希腊军队里服役，像阿莱科斯一样开了小差，由埃沃罗斯河逃往土耳其。到了伊斯坦布尔后，他去意大利大使馆要求避难。意大利使馆竟拒绝了他的要求，托词必须通知土耳其政府、意大利政府，还有不知道什么人。这是我们的耻辱。乔治又逃跑了，这次去了叙利亚，在大马士革又一次向意大利使馆求援，遭到了同样的拒绝。但是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使馆比较近情理，他们接待了他，并让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直到有一天他上街被叙利亚警察发现没有护照而被抓。后来他又从叙利亚警察手中逃跑到黎巴嫩。从黎巴嫩本来想去意大利，后来没有这样做，因为阿拉伯国家承认了希腊军政府。他选择了与希腊军政府没有外交关系的以色列，打算从海法乘船去意大利。而在海法，以色列人逮捕了他。乔治信任他们，说出了自己是谁。他们便把他抓起来交给了希腊政府。他们甚至没有审讯他，就把他押上了一艘往返于海法和比雷埃夫斯之间的希腊船“安娜·玛丽亚号”。从此他就销声匿迹了。当轮船进入埃季纳和比雷埃夫斯这一段航程时，似乎他还在船舱里。但是当船驶进港口时，船舱是空的。是他从舷窗里跳出去逃跑了，还是有人把他从舷窗扔出去了呢？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从海上不时地飘来一具具尸体，当局招来雅典娜认尸，她总是回答说：“不，不是我的儿子乔治。”
到了夜间某个时刻，我们中断了采访。来访者逐渐散去。雅典娜邀请我在她家里宿夜。她还准备了晚餐，铺上了最好的桌布。阿莱科斯看来已不那么拘谨和严肃了，很快打开了他的那扇给人带来无穷意外的门：他竟在谈话中开起玩笑来了。比如说称他的囚房为“我在博亚蒂的别墅”，把它形容成一幢十分豪华的别墅，设有室内外游泳池、高尔夫球场、私人影院和金碧辉煌的会客室，备有去伊朗购买新鲜鱼子酱的厨师，还有女奴们献舞和擦洗手铐。在这样的天堂里，有一次他进行绝食，“因为鱼子酱不新鲜，不是灰颜色的”。接着以同样的语调，叙述他与奥纳西斯、尼亚库斯[1]、洛克菲勒和亨利·基辛格之间的“众所周知的友谊”，或形容他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以及前一天“借给英国安娜公主”的游艇。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难道在水泥坟墓里他竟保存了幽默和笑的能力吗？可能是这样，甚至毫无疑问是这样。但是，当我饭后继续进行采访时，阿莱科斯又严肃起来了，并神经质地咬他的烟斗。这一次我们一直谈到凌晨3点。3点半，我疲惫不堪地倒在他们为我在客厅里安排的一张床上。床头墙上挂着巴西利奥穿着上校军服的照片，镜框边上挂着金质、银质和铜质的勋章：这是他1950年以前参加过数次战役的见证。在床边的墙上挂着一张阿莱科斯在工学院工程系当学生时的照片，他那时还是中间联盟党的青年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张绝顶聪明伶俐的脸蛋，没留胡子，但并不因此能帮助我揭开他这个谜。我站起来仔细察看，同时想起了在旁边房间里看到的两兄弟小时候的照片。乔治长得英俊、乖巧，有教养地坐在红色天鹅绒上。而阿莱科斯在照片中看来像只怒目而视的小老虎，站在一块红色天鹅绒上，显示出无政府主义的独立性，好像在说：“不，不！坐在那个玩意上我不干！”东歪西斜地穿在身上的那件针织衣，说明他对自己的仪表毫不在意，妈妈的责备和请求也无济于事，他还是我行我素。他还表现出拒绝一切建议、命令和干预，小小的右手自豪地、挑衅地插在腰间，左手抓住裤子上掉了一个纽扣的地方。我对着照片凝视了多久？这一点，我真的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我的注意力突然被另一样东西吸引住了：一件正方形沾满了尘土的东西。我把它抓在手里，心里有一种揭开秘密的感觉。我发现这是一本17世纪的《圣经》，里面有一个证件说明是阿莱科斯·帕纳古里斯的财产。这个证件已有300年的历史。这里所指的阿莱科斯是曾与土耳其人打过仗的曾祖父。后来我得知从1600年至1825年，帕纳古里斯家族出了很多英雄。有的叫约尔戈斯，也就是乔治，就像1823年死于法利埃罗战役的年轻的约尔戈斯。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叫阿莱科斯。
第二天我去波恩。当然，这不是永别。阿莱科斯送我到机场，他要我答应再回来。几天后，当他住进医院治病时，我回去了。我发现了一些略能帮助我解开这个捉摸不透的人的秘密的东西。特别是他献给我的长诗。诗题是《旅行》，叙述一艘永不停航的船只，它从不屈从于诱惑，也不感到有必要靠近港口或驶往河岸去下锚。水手们要求、恳求船长，但是他迎着暴风雨的袭击，继续驶向一盏明灯。船，指的是阿莱科斯，船长也是他，水手们也是他。航行是他的生命，这是一次只有死亡才能使其告终的航行，因为这艘船从来不会抛下铁锚。无论是温情、欲望或应得的休息都不会使它停泊。任何说理、诱惑和威胁，都不能使它回头。因此，如果你相信这艘船，珍视这艘船，你就不应该挽留它，不应该用岸上绿洲和人间天堂的幻景使它停止前进。你应该随他去进行他所选择的疯狂的航行。在他众多的矛盾中，有一点是绝对不变的。“连尤利西斯到了最后也得休息，到达伊塔卡后，他就休息了。”我读完了长诗以后说。他回答道：“可怜的尤利西斯。”然后，又给了我另一首这样开始的诗：
当你在伊塔卡登岸，
尤利西斯，你将感到何等不快？
如果你面临的是另一种生活，
那又何必匆匆到来？
我认为在医院里听他讲话的那一天，我真正成了他的朋友。后来我又多次去雅典，如果说每次都使希腊当局感到不快，那也没有办法。尽管他们不敢阻止我入境，但边防警察要我填写别人从来不用填写的表格。我在雅典停留的日子里，他们非常注意我的每一个行动。监视我并不困难，因为我住在阿里斯托法诺斯大街的住宅里，那里的电话是受控制的，还有四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不知道多少便衣警察，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着这所住宅的每一扇门窗和整条大街。
从心理上来说，好像阿莱科斯还在坐牢，而我与他一起进了监狱。有一次他陪同我去克里特岛，在那里待了五天。整整五天，始终有人跟踪和监视我们，并且向我们进行挑衅。我们去伊腊克林参观克诺索斯[2]，警察的汽车在半米的距离盯着我们。我们进餐厅吃饭，他们便把汽车停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去参观博物馆，他们守在门口等我们。我们经常看见他们从相反的方向过来，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电装置获得信息。真是一场噩梦。在干尼亚机场，我遭到一名便衣警察的侮辱。在去雅典的飞机上，我们被安排在最后两个座位上，整个旅途受到监视。回到雅典后，我们不能在比雷埃夫斯港口享受一顿不受监视的晚餐，因为警察马上就会发现和跟踪我们。甚至在一位因心脏病而去世的民主党部长的葬礼上，他们还折磨我们。还有，帕帕多普洛斯一直没有同意我采访他，但是根据希腊驻罗马使馆的说法，似乎他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多么遗憾！如果能问问帕帕多普洛斯先生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大赦，那一定是很有趣的。如果能告诉他，无论阿莱科斯走到哪里都被当做民族英雄来欢迎，那就更有趣了。人们在路上拦住他，拥抱他或者试图去吻他的手。出租汽车司机让他在禁止停车的地方上车。汽车司机停车向他致意。咖啡馆不让他付钱也是经常的事。一句话，大家都支持他，与他站在一起，只有为军政府服务的人才反对他。看到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使我终于对这位难以理解的人有了一点认识。我明白了一些问题，例如他的烦恼和不悦，他对永远得不到的平静的渴望，这种渴望通过无法控制的愤怒表现出来，还有他那无济于事的大胆，生气地给国内最强有力的人约安尼迪斯打电话，对他进行挑衅，唆使他再次逮捕他。或者他效仿尤利西斯的狡黠和尤利西斯的心血来潮，从各种含义上说，他跟尤利西斯越来越相似了。还有当他看见卫城时，竟热泪盈眶，因为卫城是他所信仰的一切的象征。他的沉默是忧郁的，但是也有短暂的欢乐使他重新得到几小时或几分钟的青春。有时他突然爆发出孩子般的笑声，有时也意想不到地开玩笑，但这种玩笑会由于情绪的突变而立刻消失。他对给他写情书、向他公开发出邀请或对他施展诡计的女人所表现的端庄是过分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而且，无论是他过去的风流事，还是目前的私生活，他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因为“一个正经的男子汉不这样行事”。他是个胆怯、顽固、自豪的人。一千个人的特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你总能想方设法为他开脱。关于他暗杀的事他是这样说的：“我不想杀人，我也不会杀人。我要杀的是暴君。”他的话多么令人高兴呀。
与此同时，他申请护照。对他来说，弄到申请护照的必要证件就很不容易了。无论他到哪个机关去要求，都遇到重重障碍。例如格利法达市政府证明不了他的出生。他的名字突然从注册本上消失了，只有雅典娜的名字，而没有他的名字。为此，他毫不掩饰地苦笑着说：“我没有出生，注意到了吗？我还没有出生。”但是一天早晨，他从外面回来，高兴地跳着说：“我出生了！我出生了！”谁知道他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七天后，一个星期一，他们发给了他护照：只是往返一次有效的护照。三小时后我们乘上飞往罗马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动身了。但是我们离开时的情景也是不寻常的。通过海关、边防警察和行李检查后，我们来到候机室。突然一大群便衣警察挑衅性地把我们围住了。后来，扩音器通知旅客登机，我们来到第二号门，出示了我们的登机卡。他们把我们推到后面。“为什么？”阿莱科斯问道。没有回答。“我们有护照和登机卡，我们已经办了一切手续。”没有回答。其他旅客都进去了，搭上了大轿车，又从轿车上下来进了机舱。飞机就等着我们两人了。但是我们无法靠近舷梯。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向我们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人向把我们当做大人物陪伴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作解释。10分钟，15分钟，20分钟，25分钟，30分钟过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过了30分钟后，他们又允许我们上飞机了。也许他们给公安部的头目打了电话。也许这个头目又报告了帕帕多普洛斯，而帕帕多普洛斯认为在最后的时刻阻止阿莱科斯动身的错误做法，就国际上来说也是通不过的。但是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关上机舱的门以后，飞机在跑道上还停留了40分钟。那天地面指挥塔并没有出什么毛病。机舱里笼罩着窘迫不安的气氛。但是当我们飞上了天，飞上了世界上最蔚蓝的天空以后，这种气氛就消失了。
后来发生的事是另一本书[3]了。因为阿莱科斯成了我生活的伴侣，伟大的爱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直到1976年5月1日晚上他去世。他是被人为的车祸杀害的，但当局很快把它定为一般的车祸。为了更好地了解下面他十分重视的采访记，很有必要知道从飞机在罗马降落到他们把他杀害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构成他的存在的主要事件。请看下面。
同我一起离开希腊后，阿莱科斯选择了意大利作为他在政治上和地理上的斗争基地。这里有我们居住多年的家，从这里他出发去法国、德国和瑞典旅行。在流亡期间，他还从这里多次秘密回国，从没有被约安尼迪斯的警察发觉。1973年11月工学院的暴动以及屠杀学生的事件，造成了政变中的政变：约安尼迪斯夺了帕帕多普洛斯的权，把他抓了起来，并自定为希腊当然的主子。于是阿莱科斯的头号敌人成了约安尼迪斯。他使用一张假护照到达雅典机场后，马上采取自杀般的冒失行动向约安尼迪斯挑战。约安尼迪斯知道了，他寻找阿莱科斯，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像“红花侠”[4]一样，阿莱科斯总能逃过警察的罗网，在离开希腊前，甚至还寄了嘲弄约安尼迪斯的明信片。他在雅典停留的时间很短，只待24到48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把同志们组织起来，爆炸几颗示威性的炸弹。他重新组织了希腊抵抗组织，特别重视以“老挝人民”命名的小组。这个小组从事最危险的行动，但是十分注意不伤害无辜者。他们投放的炸弹从没有造成牺牲者。在欧洲，他通过移民、民主党、新闻界、广播、电视和与他有明显联系的社会党的关系进行活动。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夏季，即军政府由于自身的错误和无能而倒台。帕帕多普洛斯是狡猾的独裁者，是有政治头脑的人。约安尼迪斯却是一个无知的大兵，对政治懂得甚少。他们想通过推翻马卡里奥斯实现希塞合并，但马卡里奥斯却奇迹般的没有被杀害。这件事导致了土耳其入侵这个岛国。后来，当希腊几乎要与土耳其交战时，约安尼迪斯又劝说军政府辞职，作出了无可奈何和自相矛盾的决定，把政府交给了1967年帕帕多普洛斯推翻的反对派。卡拉曼利斯重返雅典，成立应急政府，形式上重建了民主。
在与阿莱科斯一起度过的11个月中，我经常自问，如果在他没有被害的情况下专政制度被推翻了，他会怎样行动。我认为政治只是他非凡的才华和势不可当的个性的一个方面。在他身上存在着民众的保护人和领袖的特征。这是千真万确的，是难于否认的。但是据我看，他的价值来源于文学才能，他真正的才华是诗的才华。他说“政治是义务，诗歌是需要”。他喜欢重复地说这句话并非偶然。总而言之，我认为他的民众保护人和领袖的才能在紧急的情况下要比在民主的正常状态下发挥得更好。他可能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因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当卡拉曼利斯重返国土后，他没有马上回希腊。直到8月13日，他谋杀帕帕多普洛斯未遂周年日，他才决定回去。这次回去使他重新与战斗结了缘，而与文学分道扬镳。雅典正在准备政治选举，中间联盟党马上给了他一个候选人的位置。他接受了。生命中重大事件的发生，包括他的去世，总是与日期存在着不可思议的巧合：他是11月17日当选的，正好是他被判处死刑的周年日。当然，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多大的鼓舞，一星期后他又在意大利了，而且一如既往，继续频繁地回到他一直认为是自己的第二祖国的意大利。他的意大利语讲得很标准，能无误地用意大利文书写。他穿意大利式的服装，吃意大利式的饭菜，用意大利的家具布置他在雅典的住所，把它布置得与我们在佛罗伦萨的家一模一样。
在议会中，阿莱科斯很快就表现出他是个最好斗的议员。他不给任何人安宁，尤其不给国防部长埃万盖利斯·托西特萨斯·阿韦罗夫安宁，因为此人与前政权的关系不清。阿韦罗夫的权力超过卡拉曼利斯的权力，因为他有军队的支持，而军队里存在着发动政变的危险。阿莱科斯认为他对国家是一个威胁，因此每次发言时总是从这个含义上指责他。阿莱科斯知道有文件可资证明阿韦罗夫与前政权存在着勾结，以及为什么他始终没有把暴政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将军、上校和上尉们清除出去的原因。这些文件保存在宪兵司令部的档案库里。这些文件在军政府倒台后神秘地消失了。1975年，在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情况下，阿莱科斯进行的主要活动就是寻找这些档案。对帕帕多普洛斯、马卡雷佐斯、帕塔科斯、约安尼迪斯以及对军政府的其他成员的审讯，还有后来对泰奥菲洛亚纳科斯和哈齐齐基斯的审讯，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他保了密，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在那几个月里，关于阿莱科斯人们只是谈论他对被告们的高姿态。事实上，他一直为帕帕多普洛斯和其他人免于死刑而奋斗。他说：“在专政时期杀死暴君是责任，在民主时期宽恕是需要。正义不能通过挖掘坟墓来取得。”对曾经如此惨无人道地折磨过他的泰奥菲洛亚纳科斯作证时，他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他的证词只持续了40分钟，以冷漠和毫不在乎的口吻提到了几起最严重的事件。他甚至宣布他的敌人已经不是戴着锁链、曾经迫害过他的人，而是新政权中的可疑的代表人物。
1976年的头几个月里，阿莱科斯掌握了宪兵司令部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文件。他还找到了有关他的党的一位议员德梅特里奥·察佐斯的材料。这件事使他决定退出中间联盟党，并以独立左派的身份留在议会中。可是，自从他把自己放在高傲的孤立地位时起，他始终面临的危险就成百倍地增加了。他成了希腊最令人不快的人了。对于奉行假的和不稳固的民主的主子们来说，他知道得太多了。再说，他又是如此勇敢而难以被吓倒。那么就得消灭他。他们就在他向议会提交文件的前夕消灭了他。地方法官在阿韦罗夫的唆使下禁止公布这些文件。于是阿莱科斯只得采取引人注目的举动，在议会里把文件交给卡拉曼利斯。他本应于5月3日星期一交出文件的，5月1日，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夜间，当他去格利法达妈妈家的路上，两辆汽车紧跟着他。在乌利亚格梅尼街，一辆轿车以高速向他逼来，巧妙地左右摆动一下把他挤出路外，他几乎是当场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我再说一遍，这一切都是另外一本书了。我在此提一笔，仅仅为了说明在我采访之后有关他生活中的几件大事。这个采访记远远超出一个我所爱过的、也爱过我的、现在我仍然热爱着的人的自画像。四年来，我不得不把它当做一种精神遗嘱，当做阿莱科斯一直在寻找而没有找到的某种东西的解释。因为他所寻找的东西，也是每一个值得生下来的人应该寻找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被称为自由，被称为正义的东西是一场梦。哭泣也好，诅咒也好，忍受也好，我们只能追随这个梦，并对自己说，当一样东西不存在时，就要创造它。对于上帝，我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难道人的命运不就是创造不存在的东西和为梦的实现而奋斗吗？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阿莱科斯，看样子你并不高兴。这是为什么？你终于从那个地狱里出来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以下简称“帕”）：不，我不高兴。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我知道你会觉得这是不可能和荒唐的，但我感到的是烦恼而不是高兴，感到的是悲哀而不是高兴。就像上星期日当我听到从其他囚徒的牢房里发出欢呼声时的反应一样，我不去理会他们为什么欢呼，而只是想：“一定是有关大赦的事。帕帕多普洛斯正要发表宣言，为演出一场能使天真的人感动的大赦戏作准备。现在他不必胆战心惊了，至少可以装成不胆战心惊的样子。何况释放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又不要他花什么代价。”我想的是“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因为我不相信他也会释放我。星期一的早晨，当我知道我也将被释放的消息时，我一点都不感到喜悦，一点也不。我对自己说：如果他决定把我也释放的话，那就意味着他有更大的野心，意味着他的确想在宪法的范围内使军政府合法化，并设法得到他过去的对手的承认。监狱长走进牢房向我宣布：“帕纳古里斯，你得到了赦免。”我回答他说：“什么赦免？我没有向任何人请求赦免。”我又接着说：“你们很快就会发现，把我关进来容易，但是要把我弄出去就难了。在到达埃里特雷阿以前，你们又会把我关进来。”埃里特雷阿在雅典的郊区。
法：你对他这么说了？
帕：当然啰。我还能对他说什么？难道我应该对他说：谢谢，你很友好，请替我向帕帕多普洛斯先生致意？星期二发生的事情更糟了。你可知道，向罪犯宣读赦免会有一套特别的程序，要举行一种仪式。一队士兵手持武器，其他人都立正等候。快到中午的时候，尼科洛迪穆斯检察官前来参加仪式。他们让我从牢房里出来，把我带到大家都站在那里等候的监狱长住处的前院。我看见一把椅子，就立刻坐了下来。尼科洛迪穆斯不知所措，他惊讶地命令道：“帕纳古里斯！站起来！”“为什么？”我回答他说，“就是因为你要宣读一份被你称之为总统的法令，而对我来说不过是上校的一片纸吗？……不，我不站起来。不！”我继续坐着。其他人都站着，立正……而我坐着。即使他们把我撕成碎片，我也绝不离开这把椅子。他们不得不在我交叉着双腿坐着的情况下举行了仪式。我一直没有停止向他们挑衅。下午两点左右，当中校来带我出去时，我也向他进行了挑衅。“帕纳古里斯，你自由了。拿着你的东西。”“我什么也不拿，你拿吧。不是我要求出去的。”
法：他怎么说？
帕：噢，他重复别人的话说：“一旦出去，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将发现甜蜜的生活，你会改变想法。”于是，他们像搬运工人那样拎起我的行李包，一直送到大门口。有趣的是，他们像搬运工人那样提着的一个行李包中，有我最近写的诗和我用来锯铁条的小锯子。尽管是微型锯条，但是能管用。他们已经17次发现了这些锯条，可我还总是能弄到手，当我离开博亚蒂监狱时，我有十来把这样的锯条。看见了吗？现在我还把它们留在身边。下一次……我一直在等着他们再来把我带到那里去。你还想让我高兴！
法：但是当你出狱后，当你见到阳光和你的母亲时，那一定是很高兴的。
帕：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当时我的眼睛好像瞎了似的。这么多年我从没有离开那座水泥坟墓，这么多年我没有见到空间和阳光。我已经忘记了太阳是什么样子的，而外面的阳光十分强烈。当阳光照到我身上时，我只得闭上了眼睛。后来我稍稍睁开一点眼睛，但只能睁开一点儿，我半闭着眼睛往前走。往前走着，我发现了空间。我已经记不得空间是什么样的了。我的囚室只有1.5米宽3米长，在里面踱步我只能跨两步半，最多走三步。重新发现空间使我晕头转向。我感到空间像盏走马灯不断地旋转着，我蹒跚地行走，几乎倒在地上。即使现在，只要我走上100米，就感到疲劳，并且不知道朝哪里走才好。不，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也不在乎。为了在这样的阳光和空间里往前走，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我突然在一片阳光和空间里看到了一个阴影。原来阴影是一群人，从人群里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向我走来，越来越清楚，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身后，出现了另一个人影，也向我走来。渐渐地清楚了，她是曼迪拉拉斯夫人，被上校们杀死的尼科福罗斯·曼迪拉拉斯的遗孀。我拥抱了我的母亲，拥抱了曼迪拉拉斯夫人，于是……
法：于是你哭了。
帕：不！我没有哭！我的母亲也没有哭，我们是不哭的人。即使哭，也从来不在人前哭。在那些年里，我只哭了两次：一次是他们杀害了盖奥尔加吉斯，另一次是他们告诉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但是没有人看见我哭，因为我在我的牢房里哭。后来……后来就没有什么了。我同母亲、曼迪拉拉斯夫人和律师一起回家。在家里，我见到了一大堆朋友。我与我的朋友们在一起一直到早上6点钟，然后我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觉。请别问我，在自己的床上睡觉是否激动，因为我没有激动。啊，要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变得麻木不仁，非常的麻木不仁。对一个在水泥坟墓里被活埋了五年，除了与毒打他、侮辱他、对他施加酷刑，甚至企图杀死他的人接触以外，与外界再也没有别的接触的人，你还能有什么要求呢？是的，判我死刑以后，他们没有枪毙我。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埋了：是活埋，而不是死后埋葬。为此我藐视他们。他们有权枪毙我，因为行刺是我干的。但是他们无权把我活埋。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那些如今允许我睡在自己床上的小丑们只怀有愤怒的感情。
法：阿莱科斯，不要说这些了。你想回监狱去吗？
帕：如果我们按逻辑看问题，我应该在到达埃里特雷阿以前就回监狱。从此时此刻起，从昨天，从前天，从阳光使我看不见东西那一瞬间起，我时刻准备着重返监狱。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需要我回监狱的话，我将高兴地回去。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再关进监狱？是因为我对其他人和对你说了这些话吗？但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怎么想就怎么说，难道不是我的权利吗？难道帕帕多普洛斯不认为在希腊存在民主？让我留在外面对帕帕多普洛斯有利，他可以向世界表明他对我所说的一切毫不在意。如果他想巧妙地害我，那就应该让我掉下陷阱。他已经这样做了。在我出狱的第二天，来了一个小伙子，他说自己是学生，但是从他的发型就能马上看出他是军警。他告诉我，为了使帕纳古里斯获得自由，不久前他曾经杀死过一个美国人质，然后又向我索取机关枪。我喊着把他赶了出去，并马上给军警部打电话。我让一个头头接电话，这个人曾拷打过我。他不在，于是我向接电话的人说：“告诉他，如果他再派人来挑衅，我就宰了他。”天啊！他们在监狱里没能使我屈服，岂能让我现在低头。
法：阿莱科斯，你不怕被杀吗？
帕：怎么说呢？由于他们想表现出自己是宽宏大量和民主的，在这个时候杀死我对他们不利。但是他们还是想这样做的。1970年3月，塞浦路斯解放战争的英雄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部长波利卡尔波斯·盖奥尔加吉斯被害不久，他们曾试图这样做过。那一天。正是我新的一次绝食斗争进入第五天，晚上7点左右，我突然听到一个响声，我的草褥子着火了。我趴在地上，喊着杀人犯、杂种、野兽，快给我把门打开。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才来打开囚室的门，把我抬出去。在一小时里，草褥子着的火不断地在蔓延，蔓延……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连气也透不过来。当监狱里的医生，一个年轻的少尉来到时，我已处于昏迷状态。后来我听说，他要求立刻把我送往医院，但他们不允许。我在牢房里，在生死线上连续挣扎了两天。医生想方设法抢救我，后来终于把我送进了医院。军政府的人表现得非常冷淡。我经常昏厥过去，也无法讲话，因为我的胸口时时作痛，甚至呼吸都困难。48小时后，那个少尉医生得到许可，由比他年长的上级医生替我治疗。当他们看到我的状况时勃然大怒。军医的负责人说把我留在牢房里是犯罪行为，他打电话给他的上级表示抗议。不知后来我听说的是否确切，据说他还去找了武装力量总司令，也就是目前假民主政权的副主席奥迪塞奥·安杰利斯。他对他说，他们拒绝把我送进医院是犯罪行为，他要控告他们。由于他的努力，我终于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他们发现我的血液中有92%的碳酐，并说我只能再活两小时，即使超过两小时，也难以再活下去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释放了泰奥多拉基斯？
法：泰奥多拉基斯？不知道。
帕：因为我那时快死了。在雅典，有一个法国人，名叫萨尔凡·斯克里贝。似乎他是为了把我带走而来的。当然，即使我很健康，他们也不会把我交给萨尔凡·斯克里贝的，何况他们为了杀害我，使我处在昏迷状态中。他们预计到我的死亡会引起公愤，于是就把泰奥多拉基斯交了出来。很有趣，是吗？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释放泰奥多拉基斯不高兴。他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的罪。但是……这个故事还是挺有趣的。
法：有趣。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们要杀害你？
帕：在发生那件事的前几天，他们拿走了草褥子，说是去“清除尘土”。他们很少这样做，每隔三四个月才拿走一次。当他们把草褥子送回来时，一个看守来找我。他是我的朋友，他问我：“阿莱科斯，你在草褥子里没有藏什么东西吧？”“没有，没有。怎么了？”我回答说。“因为我看见卡拉卡萨斯班长在草褥子周围摆弄着，似乎在找什么东西。”当时我对此没有介意。但是当草褥子起火时，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是，他们可能在中间放了磷或可塑性炸药这类东西。我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就是那个卡拉卡萨斯。当然，他们指控我是自我纵火。但是，当我提醒他们此事发生前已经有六天不给我香烟和火柴时，他们知道事情不妙了。军警部的库特拉斯少校来看我，对我说：“如果你不向任何人讲述所发生的事，我向你担保我们给你去国外的自由。”因为我拒绝讨论类似的建议，十天后，他们又把我投进牢房。从那时候起，他们甚至不允许我母亲来看望我。至于我的律师，五年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我从未收到过他的来信，他也从未接到过我的信。这件事也说明了他们对我的行为是非法的和可耻的。很明显，他们害怕我把他们企图暗害我的阴谋公之于世。因此，我的一切信件都落到了监狱长的桌上，甚至写给帕帕多普洛斯的信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我给帕帕多普洛斯写信是因为他是军政府的头头，给他写信是表示我对他的憎恶和鄙视。他们应该有勇气正式公布这些信，至少公开这些信。我给他写了那么多信，寄往各个地址。我还给宪法法院的院长写信。我给他打电报，向他控诉他们对我的暴行，并且告诉他我身体不好。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接到过我的电报……
法：阿莱科斯，你现在怎么样？
帕：比看外表要差。我的身体不好，我感到没有力气，疲惫不堪。有时我虚脱。昨天发生过一次，刚从监狱里出来时也有过一次。我走不了路，走三步就得坐下。除此以外，身体上的很多部位，无论是肝、肺还是肾都不行了。他们带我去看过门诊，初步检查就不合格。星期一我得住院作进一步检查。多次的绝食使我伤了元气。你会问我：为什么你要进行绝食来折磨自己呢？在审讯过程中，绝食是一种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也就是说，你用行动向他们表示，他们不能从你身上得到一切，因为你有勇气拒绝一切。我再说得清楚一点，如果你拒绝进食并向他们挑衅，他们就会变得神经质，一旦变得神经质，他们就无法有计划地进行审讯。例如，在行刑的过程中，如果受刑者采取挑衅和进攻的态度，有计划的审讯就会被受刑者个人的斗争所代替。明白吗？也就是说，绝食能使身体虚弱，这样审讯便无法进行下去，因为对失去知觉的人进行审讯和上刑是无用的。三四天不吃不喝就能造成这样的条件；如果受刑后的伤口流血，更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于是，他们不得不把你送进医院……啊，我对医院生活的回忆也是痛苦的。他们把塑料管子插入我的鼻孔，给我灌注营养。我受了很大的罪，尽管我感到赢得了时间。后来……
法：后来呢？
帕：后来，他们又从医院把我送到刑房，继续给我上刑。于是我又进行绝食，继续向他们挑衅，表现出我鄙视一切，敢作敢为。这样，他们的计划又以失败告终。他们又被迫把我送进医院，在那里他们又试图用管子从鼻孔里给我灌注营养。啊，有一些医生的行为也是可憎的。在医院里，拷打我的人继续对我进行审讯，但手段比较缓和，因为在那里他们不能使用他们的手法。我再重复一次，我赢得了时间，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总而言之，我不能放弃绝食，这是一件必不可少的武器。
法：在审讯过程中进行绝食，我能理解……但是后来，阿莱科斯，在监狱里呢？
帕：在监狱里，我也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憎恶、我的鄙视以及向他们表示他们无法使我屈服。尽管当时我是个囚徒，情况也是如此。通过绝食进行反抗，使我感到我不是单身一人，我是在为希腊的事业贡献一点儿力量。我想，如果我采取坚定和勇敢的态度，士兵、看守以至军官们会懂得我在那里代表着决心取胜的人民。况且，我在监狱里的许多次绝食都是由于他们对我的态度引起的。他们甚至不给我一张报纸、一本书、一杆铅笔和一支香烟。为了得到一张报纸、一本书、一杆铅笔和一支香烟，我拒绝进食，一天接着一天。我曾连续47天绝食，另一次44天，一次40天，一次37天，两次32天，一次30天，五次25天至30天……我进行了许多次的绝食。尽管如此，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殴打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牢房里，我挨过许多打。被他们用铁条打断的肋骨才刚刚愈合。
法：他们最后一次打你是在什么时候？
帕：如果你指的是严重的殴打，那是在1972年10月25日，也就是一次绝食的第35天。博亚蒂监狱的监狱长尼科拉斯·扎卡拉基斯来到我的牢房。我躺在草褥子上，四肢无力，连呼吸都困难。像往常一样，他又开始对我进行侮辱。突然他说我是被人收买后行刺帕帕多普洛斯的，说我把所得的钱存在瑞士。我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我尽喉咙里仅有的一点声音向他叫道：“马拉卡斯！肮脏的马拉卡斯！”马拉卡斯在希腊文中是一个脏字。扎卡拉基斯以一阵拳打来回击我，如今想起来还使我难受。一般来说我都要进行自卫，而那一天，我连一个手指都动弹不了……3月18日他们又打了我。他们把我绑在行军床上打了我足有一个半小时。当佐格拉福斯医生掀起被单，看到我遍体鳞伤，身上的皮肤像墨水一样发黑时，他吓得闭上了眼睛。他们在我的肺部和腰部打得尤其厉害。因此，有两个星期我一直吐血和尿血。现在我怎么可能感觉良好呢？此外，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对我干的另一件事也造成我尿血。
法：阿莱科斯，我不会问你这件事的。
帕：为什么？这件事我已经在诉讼中提到，并已向国际红十字会告发。这是巴巴利斯干的，他是给我上刑的刽子手中的一个。我赤身裸体地被绑在铁床上，然后他往我的尿道里插进一根铁丝。这是一根像针一样的东西。在场的其他人高喊着淫秽的语言，他用打火机把露在外面的铁丝烧得通红，太可怕了。你说：“可是，他们并没有给你上电刑。”没有，他们没有给我上电刑。但是他们对我干了这件事。就刑罚来说，怎能区别哪种更糟糕呢？给我戴了十个月手铐。我说的是十个月，不论白天黑夜都戴着手铐，难道这不是酷刑？整整十个月，不分昼夜，只是在第九个月他们才每天给我解下几小时。还是由于监狱医生的坚持，他们才允许每天上午解下这两三个小时。我的双手浮肿，手腕流血，好几处伤口流脓……我设法通知我的母亲向检察长提交了正式的控告信。那封控告信就是证明，如果我的母亲是诬告，他们就会加罪于她。是不是这样？曼加基斯夫人曾揭露，她的丈夫乔治·曼加基斯教授被用酷刑，他们不就加罪于她了吗？尽管这位伟大的夫人讲的是真情，他们也把她关进了监狱。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她很难为她的控告提出证据。但是我的情况就不一样，他们不能把我的母亲关起来，因为证据确凿，那就是我浑身上下的伤痕和伤疤。如果要把各种酷刑列出来……那么，请看这靠近心脏的三个伤疤。那一天，他们用棍棒打伤了我的左脚。他们经常用棍棒打我的脚心，脚心的疼痛直钻头顶，以致昏迷过去。这一切我都忍过来了。但是那一天巴巴利斯用尽全力打伤了我的左脚。五分钟后，来了科斯坦蒂诺·帕帕多普洛斯。你知道吗？他是帕帕多普洛斯的兄弟。他用手枪指着我的太阳穴叫道：“现在我宰了你，宰了你！”他一面叫，一面殴打我。当他揍我时，泰奥菲洛亚纳科斯用一把有缺口的铁制裁纸刀捅我的心脏。“我把它插进你的心脏，我把它插进你的心脏！”这样就留下了三个伤疤。
法：那么手腕上的这些伤疤呢？
帕：噢，这些是他们假装要割断我的血管时留下的。不严重，只是表皮上割了一点。你可知道，我浑身上下全是伤疤。我不时地会发现新的伤痕，并自问：这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到了受刑的第三个星期，我也就不在乎了。我感到这里流血，那里皮开，我只是想：“又来了。”他们每次都用金属鞭抽打我来作为对我施行酷刑的开始。动手抽打我的是泰奥菲洛亚纳科斯。此外，他们还把我的手腕绑起来，吊在天花板上达数小时。这是很难忍受的，因为过不多久上身就麻木了。我的意思是说：胳臂和肩膀都失去了知觉，你无法透气，也不能呼喊。你没有任何办法反抗……当然，关于这一切他们都一清二楚。因为，总是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棒击我的腰部。你知道我最受不了的是什么？是窒息。这也是泰奥菲洛亚纳科斯干的，他用双手捂着我的鼻子和嘴使我窒息。啊，那是最糟的了，比什么都糟！他看着表，捂着我的鼻子和嘴达一分钟，直到我的脸色发紫，他才放开我。一次，我终于咬了他的手，咬得他几乎掉下一个手指，以后他便不用手来捂我，而用毛毯子了……另一件我难以忍受的事是侮辱。他们折磨我时从来不是默默无声地进行的，从来不。他们大叫大嚷……喊出来的已经不是人的声音，而是轰轰的噪音……还有在睾丸上熄灭香烟。我问你，你为什么只从我这里了解这些事？这样不对。他们不只是对我一人如此。如果你有办法，可以去401军医院，要求见穆斯塔克里斯少校。在审讯他的时候，他们使用了“阿洛尼”。你知道什么是“阿洛尼”吗？就是行刑人围成一个圆圈，然后把你扔进圈子中央，大家一起揍你。他们打他的脊椎骨和颈骨。他完全瘫痪了。他躺在床上像棵植物一样，医生们诊断他“医学上已死亡”。
法：阿莱科斯，我要问你一件事。在这一切发生以前，你能忍受肉体上的痛苦吗？
帕：啊，不！最无关紧要的牙痛都能使我十分恼火，并且我不能见到血。只要看见别人痛苦我就难过。我对能够忍受肉体痛苦的人真是五体投地。人真是太不寻常了，从他的身上能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发生。真叫人难以相信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也真不可思议一个人竟能忍受难以忍受的一切。那个老生常谈的成语说：“钢是火中炼出来的。”要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越折磨我，我变得越坚强。他们越迫害我，我越反抗。有人说，在酷刑中，人们往往祈求死亡以求解放。这样说不对。至少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如果我说我从不感到害怕，那是撒谎。但是，如果我说我渴望死去，那也是撒谎。死，是我从没有闪过的念头。我只想到不要投降，不要开口而要反抗。你可知道我也揍了他们好几回！如果我没有被绑在铁桌上，我就踢他们，咬他们。这样做很奏效，因为他们会更生气，打得我更狠，我就昏厥过去。我总是希望能失去知觉，因为失去知觉就像休息一样。后来，他们又重新开始，但是……
法：阿莱科斯，对不起，出于好奇心，我想知道，当时你知不知道整个世界都在关心你，为你抗议？
帕：不知道。不过，有一天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报纸，走进我的牢房叫道：“俄国的装甲车开进了捷克！现在谁也没有时间和愿望来管你的事了！”后来，在我第一次越狱失败，他们让我同记者会面时，我才知道有那么多国家的记者前来采访。我对自己说：“这么看来人们是知道的！”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独了。要知道，最残酷的不是忍受痛苦，而是孤身一人去忍受。
法：阿莱科斯，继续讲吧。
帕：我刚才说了，当他们用“犯人、野种、叛徒、同性恋者”和其他无法重复的下流话侮辱我时，我也侮辱他们，用不堪入耳的话对他们大声嚷。例如：“我×你的女儿！”但是我很冷静，没有失去理智，我说明白了吗？我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但我生气时，却变得十分冷静。有一天，他们派来了一个从事心理审讯的官员。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擅长说“亲爱的，你还是开口为好”之类的话的人。既然他如此和善，我就向他要一杯水。他关切地让人给我拿来了水。但是当我拿到水后，我没有喝，而把杯子打碎了，然后，我把杯子的碎片向那些混蛋们投击。在他们向我扑来，并把我按倒在撒满玻璃碎片的地上之前，我就打伤了两三个人。一块碎片几乎割掉了我右手小指的一半，你看，还割断了腱。这个手指不会动，是一个死了的手指。你知道后来那个畜生巴巴利斯干什么了吗？他叫来医生，在不解开我反绑着的手的情况下，要医生缝合我的小手指头，还不允许打麻药。痛极了！那天我大声吼叫，像疯子一样的吼叫。
法：阿莱科斯，我问你，你从来没有产生过要开口的欲望吗？
帕：没有！没有！从来没有！我什么也没有说过。没有。我从来没有连累过任何人。从来没有。我承担了暗杀的一切责任，而他们想知道，如果行刺成功后将由谁执政。但是从我的口中没有吐露出半个字。一天，我躺在铁床上实在难以忍受下去了，他们带来了一个叫布林迪西的希腊人。他先开了口，后来又哭了。他哭着说道：“行了，阿莱科斯，没有用的。讲吧，阿莱科斯。”我回答说：“这个布林迪西是谁？关于布林迪西，我只知道是一个意大利港口。”同一天，他们又带来了阿沃拉米斯，他是希腊抵抗运动的成员，也是警察局的前官员，是一个勇敢诚实的人。我说不认识他，否认他是希腊抵抗运动的成员。泰奥菲洛亚纳科斯喊道：“你看，他认识你。他已经承认，要是你跟他承认的一样，我们就把这件事永远结束了。”我回答说：“听着，泰奥菲洛亚纳科斯。只要你在我手中一小时，我就能让你供认一切，甚至供认你强奸了你的母亲。我不认识这个人。你们给他上了刑，现在他说了你们要他说的话。”泰奥菲洛亚纳科斯说：“不管你说不说，反正我说你已经讲了。”你听着，即使在最残暴的刑罚下，我也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对这件事连那些畜生也表示敬意。对我施加酷刑的任务交给了警察局长约安尼迪斯：那时他是中校，现在是准将。一天夜里，他看见我在吐血，摇着头说道：“没有办法，坚持也徒劳。不开口的人也只是十万分之一，他就是这种人。这个帕纳古里斯太硬了，他不会开口的。”约安尼迪斯经常说：“我们唯一没有摧毁的是帕纳古里斯小组。那只老虎能劈开手铐。”我对你讲述这一切也许并不怎么样，也许会使你认为我是一个爱虚荣的人，并把我写成是个自我陶醉或诸如此类的人。但是我还得告诉你，因为这是很好的满足，不是吗？
法：是的。是很好的满足。现在我想知道另一件事，阿莱科斯，在受了这么多苦以后，你还能热爱人吗？
帕：还热爱人吗？你的意思是更热爱他们！见鬼了，你怎么能提这样的问题呢？你认为我会把希腊军警的这些畜生与人类相提并论吗？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你没看到这么多年以来，他们总是这些人吗？总是这些人！你听我说：坏人是少数。每当有一个坏人，就会有一千、两千个好人，即这个坏人的牺牲品。为了他们，我们需要斗争。你不能，也不应该把一切看得如此漆黑一团！在这五年中，我遇到了很多好人！甚至在警察中也有好人。是的，是的！请想一想那些小兵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我的信和诗带出监狱！请想想那些在我越狱时帮助过我的人！想一想那些把我送进医院的医生们，他们在医院里命令看守不要把我的脚踝绑在床上。看守们回答说：“我们不能。”医生喊道：“这里不是监狱！这里是医院！”一个参与拷打我，并经常往我身上吐唾沫，名叫帕那约蒂迪斯的人又是怎样的呢？一天，他走近我，不好意思地说：“阿莱科斯，我很抱歉，我干的一切都是他们命令我干的。如果他们让我这样去对待我的父亲，我也只得这样去做。我没有勇气反抗。请原谅我，阿莱科斯。”啊，人……
法：你的意思是说人基本上是好的，人生下来是好的吗？
帕：不，我的意思是人为了行善而出生，好人往往多于坏人。那次他们企图用焚烧草褥子来杀害我，而我被送进了医院。在那里发生的一件事，对我来说，就足以使我肯定人类了。在那个病房里有一个年老的清洁女工，就是那种擦地板和洗厕所的老妇人。一天她来到我的身边，用手抚摸我的额头，对我说：“可怜的阿莱科斯！你总是一个人！你从来不与任何人讲话！今晚我来这里，坐在你身边，你跟我讲话，好吗？”然后她往门边走去，在那里她被看守抓走了。那天晚上她没有来。我等着她，但是她没有来。我没有再见过她。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她了……
法：你哭了，阿莱科斯？你？
帕：没有哭。我没有哭。我被感动了。好意使我感动，善意使我感动。我被感动了，明白吗？
法：明白了。阿莱科斯，你信教吗？
帕：我？不。就是说，我不信上帝。如果你与我谈论上帝，我用爱因斯坦的话来回答你：我相信斯宾诺莎心目中的上帝。你可以称它为泛神论，或愿意称呼它什么就称呼什么。但是，如果你跟我谈的是耶稣基督，那我也可以接受，因为我不把他当做上帝的儿子，而把他当做人的儿子。他一生的意愿就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痛苦。就这个事实，以及他为人类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忍受痛苦和死去的事实，就足以使我把他看成是伟大的。他比人所创造的一切神都要伟大。你看，人摆脱不了爱，因为人活着不能没有爱。在我的一生中遇到了这么多的恨，但是我也接爱了这么多的爱。幼年时，我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里。但这不单纯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愿意去发现爱的问题。例如，在意大利占领时期，我们逃到了莱乌卡德岛，那里有很多意大利士兵。他们总是叫我：“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还送给我礼物：一块巧克力，一块饼干。我的父亲是军官，他不让我接受礼物，要我把它们扔掉。而我母亲的做法不一样：收下礼物并表示感谢。我母亲知道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侮辱我，而是出于好意。她知道他们不是坏兵而是好人。我长大后就没有这么幸福了。当你发现你认为重要的事别人并不总认为重要的时候，你就很难高兴起来。当我发现我的同龄人对生活中的问题漠不关心时，我……我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就像今天这样。
法：阿莱科斯，很奇怪，听你的讲话，你不像是一个能产生暗杀和杀人念头的人。
帕：4月21日前，也就是军政府上台以前，我没有产生过杀人的念头，即使对我最大的敌人，我也不伤害他。时至今日，杀人的念头还使我厌恶。我不是一个狂热分子。我希望希腊能在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改变。我不相信以个人的方式能伸张正义，我更不信奉复仇。甚至对折磨过我的人，我也不想使用复仇这个词。我使用惩罚这个字眼，我只是梦想能进行一次诉讼。只要把他们在我被关了五年的地方关上一天，我就满意了。我太看重法律、权利和义务了。我对帕帕多普洛斯有权审讯和判决我从没有表示过异议。我抗议的是他们执行判决的方式，是他们对我的鞭打，是他们对我施加的酷刑，是他们把我关在水泥坟墓里不允许我阅读和书写。但是，像我干的这种事，我指的是暗杀，并没有触犯法律，因为这是在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里干的。以无法律来回敬无法律。我说明白了吗？我问你：如果你在街上行走，没有给任何人找麻烦，而我却打你的耳光，可你甚至不能控告我，因为法律不保护你，你会怎么想？怎么干？请注意，我讲的是打耳光，仅仅是打耳光。打一下耳光也伤不了人，只是一个侮辱。但是应该有法律禁止我打你耳光！甚至要有法律禁止我在你不愿意的情况下吻你！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法律，你会怎样去做？为了使我不再打扰你，难道你没有权利回手，甚至杀死我吗？你要求伸张正义成了一种必需！一种义务！是不是？
法：是的。
帕：我不怕告诉你：我知道去恨，我也知道去爱。但对扼杀自由的人，比如对那些在希腊扼杀了自由的人，我充满仇恨。天哪，谈论这些事而不咬文嚼字可真难。但是……在希腊的学校里经常出现这样的警句：“获得自由是幸福的，获得幸福是自由的。”因此，当一个暴君在他自己的床上咽气，我……你会怎样呢？我会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我认为墨索里尼的下场对意大利人民来说是一个光荣，而萨拉查死在他的床上是葡萄牙人的耻辱。如果佛朗哥由于年迈去世，对西班牙人来说也将是一个耻辱。天哪！不能让整个民族变成乌合之众。听着，我不梦想乌托邦。我知道绝对的正义是不存在的，永远不会存在。但是我知道有进行正义审判的国家。因此我梦寐以求的是，在一个国家里有人遭到侵犯、受到侮辱和被剥夺权利时，能要求法院为他伸张正义。这样的要求太高了吗？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最低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那些在自己的根本权利遭到侵犯时不进行反抗的懦弱者如此生气的原因。在我的囚室的墙上，我写着：“我憎恨暴君，厌恶胆小鬼。”
法：阿莱科斯……这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当他们判你死刑时，你的感觉是什么？
帕：在那一瞬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这是我预料中的事，我早已有所准备。因此，除了意识到我的死为一场将由别人继续下去的斗争作出了贡献外，我没有别的感觉。
法：那时你确信他们会枪毙你吗？
帕：是的，完全确信。
法：阿莱科斯……这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回答。一个即将被枪毙的人想的是什么？
帕：我也多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我曾想在一首诗中把它表达出来。这首诗是在他们问我是否要请求赦免，而我回答不要的那个早晨在心中写下来的……这是一首很好地表达了我当时心情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像树枝听到斧子的最初几击一般，
那天早晨，
命令传到了我的耳边。
霎时间，
往事的记忆，
原以为已经失去的记忆，
又在我的思绪中浮现。
像抽泣，伤心的抽泣，
为过去，
也为那永不再来的明天。
意志，
在那天清晨仅仅是心愿；
希望，
也已经消散。
然而，
我丝毫不后悔，
行刑队就等候在外面。
据我所知，有三位作家曾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了我的感受。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所写的。另一个是加缪在《局外人》一书中所阐述的。还有卡桑扎基斯[5]在他叙述基督之死的书中也有这样的表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我知道，因为我读过《白痴》一书。但是《局外人》我过去没有看过。很久以后，当我在博亚蒂监狱时读了此书，我不安地发现我在等待枪决时的想法和他写的一样。就是说，一个人要不是即将被割下脑袋，他想去做他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例如写一首诗，或者写一封信，看一本书，在那个小牢房里为自己创造一个小天地，创造一种同样美好的生活，因为生活……但是尤其使我不安的是读到卡桑扎基斯的关于基督之死的描述。根据此书的说法，有那么一瞬间，基督闭上了眼睛，在十字架上睡着了。他做了一场凡人的梦，梦到……我不想说这个。说这个不好。
法：没关系，我已经明白，你梦到了与女人谈情说爱。在卡桑扎基斯的书中，基督梦到与拉撒路[6]的姐妹马大和马利亚谈情说爱。是的……在十分钟的梦乡中，过了凡人的生活……这样是对的，美好的。但是那一夜的其他时间你是怎么度过的？
帕：那个牢房里空无一物，连行军床都没有，他们只是在地上铺了一条毯子。我戴着手铐，一直戴着。我先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开始与看守们聊天。我的看守是三个下士。他们很年轻，只有二十来岁，看来是好小伙子。他们不怀敌意，相反，好像在为我担忧：他们因过不久我就要被枪毙而垂头丧气。为了鼓起他们的勇气，我开始与他们谈论政治。我像在集会上给学生们作讲演那样跟他们讲话。我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不能麻木不仁，为什么应该为自由而斗争。他们毕恭毕敬地听我讲。我还给他们朗诵了一首我写的诗：《首先死去的人们》。你知道吗，泰奥多拉基斯就是根据这首诗谱写了一首歌曲。当我朗诵时，他们把诗句写在香烟纸壳上。后来又有另外三人来换岗，他们也是征兵来的，其中一人还参加教堂的唱诗班。我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我让他为我唱弥撒安魂曲。他唱了。而我继续开着玩笑对他说：“我不喜欢其中的一些歌词。当你在葬礼弥撒为我唱诗时，请不要唱某些词句。例如你不要称我为上帝的仆人。谁都不是谁的仆人。谁都不应该是谁的仆人，也不是上帝的仆人。”他答应在为我唱诗时不唱这些歌词，不称我为上帝的仆人。这样，我们结束了这场残忍的玩笑，又唱起了泰奥多拉基斯的其他歌曲。
法：阿莱科斯……当人们对一个人说不再枪毙他时，他会有什么感觉？
帕：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死刑缓期执行。三年中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而在希腊判处死刑的有效期为三年。在那漫长的三年中，任何时刻他们都可以打开我的牢房门说：“走吧，帕纳古里斯。行刑队在等着你。”第一天早晨，我等着在5点或5点半枪毙我。土坑已经准备好了。我发现过了5点半，又过了6点、6点半，到了7点时，我开始怀疑发生什么事了。但我没有想到是缓期执行。我想也许要推迟几小时，也许是直升机误点了，也许检察官遇到了因官僚主义而造成的困难……后来，近8点时，一队人来到了我的牢房门前。他们说：“我们来了。”但是有人下了一道命令，这队人又走了。接着，他们通知我，那天上午不枪毙我了，因为是圣母马利亚的节日，不能行刑。他们准备第二天，也就是11月22日枪毙我。我又开始等待黎明的到来，第二个晚上像第一个晚上一样的过去。到了黎明时刻，我又做好了准备。进来了一个军官，他对我说：“你在请求赦免的信上签了字，就可以不被枪毙。”我拒绝了，与此同时，我听见另一个军官给士兵们下了一道不容有丝毫迟缓的命令：出去。我想：“到时候了。现在真的到时候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下午他们把我从埃季纳监狱押到一个军港，从那里乘上P21哨艇，又把我送到军警部的审讯处。到了那里，有一个军官对我说：“帕纳古里斯，报纸已经发表了你被枪毙的消息。现在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你进行审讯。我们会叫你说出我们想知道的所有的事，你将在酷刑下死去。任何人不会知道这些事，因为大家都以为你已被枪毙。”但那只是刻毒的威胁。那一天他们并没有给我上刑。11月23日黎明，他们把我押进了一辆汽车，并对我说：“帕纳古里斯，玩笑结束了。我们把你带往刑场。”实际上他们把我送到了博亚蒂。
法：阿莱科斯，我想知道，经过五年的孤独生活，而且又被埋在比一张床略大一点的水泥盒子里那么久，你怎么能保持头脑清醒。你是怎么做的？
帕：简单说来就是拒绝我是失败者的思想。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被击败的感觉。因此，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每天都是一场新的斗争，因为我要使每天都成为一场新的战斗。我从来不允许自己无所事事。当我想到受压迫的我国人民，我的怒火就转化成了力量。就是这股力量帮助我想出各种新的越狱方法。我不是为了逃跑而逃跑，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不再关在监狱里。我要逃跑是为了继续我的斗争，是为了与我的同志们重新在一起。我开始投入战斗时便决心要把我的一切奉献出来，而我的绝望产生于我感到自己的贡献太少了。当希腊处在独裁统治时，我对我的朋友们说：“我唯一的雄心是用我的生命去换取独裁统治的告终。我唯一的愿望是成为这场斗争的最后一个死者。我不是要比别人活得更久，而是要比别人贡献得更多。”今天，我能真诚地向我的朋友们讲同样的话，即使我们的敌人知道这一点，我也不在乎。我绝不幻想自己能活到欢庆胜利的那一天，但是我确信欢庆的日子一定会来到。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必须继续斗争。这样的想法以及逃跑的念头，使我在五年内没有变成疯子。
法：你是怎样打算从那个坟墓逃跑的？
帕：我想采取令人最难以置信的办法。首先我想到的是给我的同志们通风报信……尽管我知道逃跑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从来设有放弃过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当时我遵循的原则也是今天的原则：失败比无所事事强。我现在给你讲两次逃跑失败的事，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天晚上，看守们按时打开了我的牢房门，他们发现我不在里面。正如我预先估计到的那样，这些傻子惊恐万状，开始高声叫喊，大口喘气，互相指责。他们在四壁和天花板上找我，却没有想到去看看行军床下面这个我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我躲在床底下听他们的对话十分有趣：“今天早晨是你进这间牢房的！”另一个说：“可是钥匙在你那里！”“够了！我们别吵了！还是想法子去找他！”他们一窝蜂冲出牢房去报警，但没有把门关上。于是我冲出门外，在暗中跑了50多米。我在一棵树前停了下来。我从这棵树又跑到另一棵树，我到了厨房附近，然后又到了围墙边。那里到处是一片叫喊声：“警报！警报！”我也跟着喊，但是我喊的是：“警报解除了！警报解除了！”我希望能有人听见，并信以为真。只差跳墙了。当我正要跳时，被一个士兵看见了，他把我抓了起来。
法：当他们抓住你时，你感到怎么样？
帕：当然我并不高兴，但是我也没有生气。我只是想，没关系，下一次会干得好一点。下一次我用了一把肥皂枪。这是我自己用面包屑和肥皂做成的，还用燃烧过的火柴头把它涂成黑色。你知道吗，火柴涂色就像用毛笔一样。枪管是用包香烟的锡纸做的，看来活像一根金属管。一天晚上，他们像往常那样进牢房来给我送饭。他们一共三人，我把枪口对准他们。他们是如此的害怕，以至那个端盘的士兵把盘子掉到了地上。其他两个人则吓得目瞪口呆。整个事情可笑得使我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因为想笑的愿望实在太强烈。你不会相信，如果我能忍住不笑，也许我真能逃跑。但是这件事给了我一点乐趣，我也就得到了安慰，不是很小的安慰。
法：阿莱科斯，你试图逃跑了多少次？
帕：很多次。例如，还有一次我用勺子挖牢房的墙。那是1969年10月，我成功地使他们在我的牢房里装了抽水马桶。后来，通过绝食我又使他们在马桶前装上了帘子。我选择了那个地方挖洞，帘子被用来当屏风。我至少劳动了15天，10月18日，洞挖好了，我钻了进去，但是我出不去，因为衣服穿得太多了。我不得不脱了衣服，把它们扔出洞外，我再钻进洞里。这一下我失败了。此时走过一个看守，他看见了衣服，报了警。他们马上向我扑来，接着开始了审讯。他们不愿相信我只是用了一把勺子挖开了墙。他们对我严刑拷打，要我说出是怎么干的。啊，你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折磨我的！拷打后，他们把我送回牢房，甚至拿走了行军床。我又重新睡在地上，上面只铺了一条毯子！我又被戴上了手铐。两天后又出现了泰奥菲洛亚纳科斯：“你是怎么挖的洞？”“你是知道的，用一只勺子。”“不可能，这是假话！”“泰奥菲洛亚纳科斯，你信不信我不在乎。”于是，开始了新的拳打脚踢。15天后，来了一位名叫费宗·吉齐基斯的将军。他既和蔼又有教养。“阿莱科斯，给你戴上手铐，你不能抱怨。毕竟你用勺子在墙上挖了一个洞！”我说：“你不会相信那些傻子们的话吧？你不会真的相信那个勺子的故事吧？怎么？难道墙是一块奶油糖吗？”他对我的话很生气。为此事我又不得不再进行一次绝食。他们不愿送还我行军床，也不愿解开我的手铐。最后，经过47天的绝食，他们才给我解下了手铐，送回了床。在那47天里，我每天只是靠几滴咖啡维持着生命。我为此写了一首诗。
法：哪首诗？
帕：那首题为《我要》的诗。
我要祈祷，
以同样的力量，
就像我要诅咒一样；
我要惩罚，
以同样的力量，
就像我要宽恕一样；
我要给予，
以同样的力量，
就像我当初要得到一样；
我要取胜，
因为我不会被征服。
现在我给你讲另一次逃跑。那是1970年2月。1月份，他们把我转移到古迪军警部的训练中心。在那里，有一名看守是我的朋友。于是，我马上计划新的逃跑。我的牢房门上有两把挂锁。我叫我的朋友去市场购买所有与这两把挂锁类似的钥匙。他买来了近一百把。我们一把一把地试，终于找到了一把，但只能打开一把锁。因此必须弄到第二把钥匙。我让他再上市场去买一些。他去了。两天后，那是2月16日，轮到他看守我。他的值班时间是上午8点到11点，晚上10点到0点。上午我们用来试那些新买来的钥匙，我们找到了打开第二把锁的钥匙。我高兴得要疯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可以逃跑了。不，我们将一起逃跑。一切准备就绪，看来已万无一失。不料……不料两小时后，也就是上午11点左右，他们又把我押送到博亚蒂去了。他们在那里为我建造了一个钢筋混凝土的特殊的牢房。那时，我才明白把我转移到古迪只是为了给我造一个新牢房，一个可靠的、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牢房。
法：就是那个直到前天你还待在那里的牢房吗？
帕：是的。他们把我关在里面。我第一次打算从那个新牢房里逃跑是1971年6月2日。后来他们又把我转移到军警训练中心。在那里我也企图逃跑过，那是8月30日。那一次逃跑最惹人注意，因为弗莱明夫人被卷了进来，而且又进行了诉讼。你看，秘诀就在于不屈服，从来不感到自己是个可怜的牺牲品，从不表现出自己是个牺牲品！即使由于绝食，在我的精力消耗殆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罢休。我总是想出新的方案来逃跑。我一直表现出情绪很好和好斗，尽管有时我愁肠满腹。忧愁……孤独……关于这些情绪，我在得到维亚雷焦文学奖的那本诗选里都谈到了。你看，孤独可以用幻想来战胜。在战胜孤独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出现过多种不同的生活。在幻想中我热切地经历了各种生活。
法：阿莱科斯，但是有一次你逃跑成功了。
帕：是的，与乔治·莫拉吉斯一起逃跑。为了我，他被判了16年徒刑。这次大赦也没有他的份，因为他被认为是逃兵。他是一位年轻的下士，他主动提出要帮助我。噢，我与乔治·莫拉吉斯一起的逃跑是多么有趣呀。我穿了班长的服装，手里提着一串开所有牢门的钥匙，当我们到达最后一道门时，我把钥匙扔给看门的小兵说道：“把门打开。”小兵没有认出是我。他行了个礼就把门打开了。我还命令他，我们回来时不准叫喊“那是谁”这样的话。你明白吗，如果我们最后不能从围墙里跳出去，那就可能失败而且必须偷偷地回来。走出最后这道门就是正式的操练场，要从操练场出去，只能跳墙，尽管墙很高并装有铁丝网。我弯下腰，莫拉吉斯踏在我肩上跳上了墙。然后我拉着莫拉吉斯伸给我的手臂就爬了上去。我们步行到了雅典。可惜的是，四天后他们又把我们抓住了。他们是在叛徒塔基斯·帕蒂特萨斯的家里抓到我的。自1967年开始，这个帕蒂特萨斯与希腊抵抗运动有联系。他在一个旅行社工作，曾向我们提供过一些偷来的护照。为了知道有关他的情况，他们在审讯中拷打过我，当然我什么也没有说。事实上帕蒂特萨斯也从没有被捕过。我越狱后，便满怀信心地到了他的家。我只打算在那里待几天，以便得到在希腊抵抗运动中我的小组的音讯，并与他们取得联系。他用亲吻和拥抱欢迎我。第二天，他离开了家，48小时以后才回来。我们在一起聊天，吃东西。第二天早晨，他又外出，说是去上班。实际上他没有去上班，而是去宪兵部向他们交了钥匙。他们用帕蒂特萨斯的钥匙打开了门，就把我们抓走了。作为报酬他得到了50万德拉克马，约1000万里拉的赏金。让我们谈谈别的吧。
法：是的，我们来谈谈别的吧。我们来谈谈帕帕多普洛斯。
帕：听我说，对于这个帕帕多普洛斯我无法认真。他是一个只能通过分析他的历史才能理解的人。他的历史立刻可以说明他是个很不诚实、脑子有病、喜欢说谎的人。六年来他讲的全是谎言。为了表达我对他的厌恶，我给他写了多少信呀！知道吗，就是那些我交给监狱长的信。每封信里我都称他是丑角、小丑、可笑的人、罪犯和精神病患者。不要以为我在夸大其词或出于恼怒才这样说的。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大量地从他的传记中找到。当他是个上尉时，参与了1951年未遂政变。这次政变使用了两艘帆船：克里斯泰阿斯号和塔布拉里斯号。在当中校时，他是制定那个有名的企图窜改1961年选举结果的佩里克莱计划委员会的秘书。当民主政府对这个计划提出质问时，那个傻子回答说，由于不懂希腊文的句法，因此不能负责。你可以在正式的文件上找到这条消息，而这些正式文件都被刊登在当时所有的希腊报刊上。是他于1965年初在他的部队里进行破坏，然后严刑拷打他的几个士兵，要他们承认是共产党搞的破坏。他是宣传和心理战办公室的头目。谁都知道是他命令杀死波利卡尔波斯·盖奥尔加吉斯的。谁都知道是他制造事件企图把我暗杀在狱中。此外，他还是个可笑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对施刑的刽子手们颁布大赦来判断。这件事不是承认存在酷刑吗？这难道不就是鼓励酷刑吗？
法：是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上台和掌权。
帕：听我说，如果你回答我说，所有这一切并不排除他掌权的能力，那么我用我的看法来驳斥你。我在罗马时，看过一个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广场向群众发表演说的电影。太惊人了，我不禁自问，这么多年来意大利人怎么能信任一个讲起话来如此可笑的人。诚然，墨索里尼是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有他的一套办法。窃取了政权，掌握了政权，难道就能使他不可笑吗？帕帕多普洛斯和墨索里尼的区别在于墨索里尼好歹有他的群众基础，而帕帕多普洛斯连这一点都没有。他的政权只依靠军政府的支持，也就是依靠控制军队的十名军官的支持。他是一个小小的集团的小小的领袖。此外，他是个恶人。他不像佛朗哥那么表现。佛朗哥说“我就是主子，一点不含糊”，他却高唱革命，甚至大谈民主。民主！在一个国家里，当一个人垄断选举，甚至连为自己制造一个对手和对立面的门面也不装，这称得上什么样的民主呢？有人会说：你被放出来是帕帕多普洛斯大赦的功劳。但是你们难道不明白这是一场骗局，是一种嘲讽吗？你们难道不明白，在这些手法的背后隐藏着扩大暴政的阴谋吗？
法：阿莱科斯，你对康斯坦丁怎么看？
帕：当然我一直是一个拥护共和政体的人。我肯定不会为康斯坦丁感到悲伤。尤其是1965年7月，他迫使帕潘德里欧辞职，这件事为他自己被赶出国家创造了条件。我对是否喜欢康斯坦丁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在反对军政府的斗争中是否有用。也许有用，因为他在一部分军队里，特别在军官中间也许还有影响。也许，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忽视他。目前我们还不能对他下结论。无论如何他是军政府的敌人。除了当军政府的敌人以外，他没有其他选择。
法：阿莱科斯，你认为帕帕多普洛斯把你们释放出来是为了让你们推翻他吗？
帕：不是的。他认为没有人能推翻他。这是他的一个错误，因为希腊抵抗运动是实际存在的，尽管目前人们参加这个运动还是被动的。但是，他们参加这个运动是为了一致反对专制独裁。整个希腊政治界承担的义务是顺从人民的意志，而这个义务并不利于帕帕多普洛斯政权的合法化。我相信，在希腊，没有一个正派的政治家会参加大选丑剧。你应该相信我们能推翻他。帕帕多普洛斯不像佛朗哥那样是从内战中产生的，而是靠政变上的台。佛朗哥上台时，他的反对派都被消灭了，被打败了，剩下的民主党人都离开了西班牙。这里的情况截然不同。这里没有人被打败，没有力量被消灭。只要希腊人民不像意大利人民那样沉睡就可以结束专制统治。人民总是倾向于沉睡、顺从和同意，不过要唤醒他们也不难。可是！也许我不了解情况，又缺乏现实感和逻辑性。如果谈到逻辑性，我的回答是：如果逻辑能创造历史，那么意大利人就不会被墨索里尼所吸引，希特勒就不会存在，帕帕多普洛斯就不会上台。当时他只控制了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一部分军队和马其顿的几个部队。至于说到政治……
法：阿莱科斯，你的政治思想是什么？
帕：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是不是你想知道这一点？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因为我反对教条。哪里有教条，哪里就没有自由。教条从来就不合我的意，无论是宗教的还是社会政治的都一样。这一点是清楚的，但对我来说，很难给自己贴上标志，说我属于这种或那种思想。我只能告诉你我是社会主义者。在我们的时代里成为社会主义者是正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我说到社会主义时，我指的是在完全自由的政权下实施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存在自由就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对我来说，这两种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在希腊有民主的话，这样的政治是我喜欢从事的。这样的政治也一直对我有诱惑力。啊，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我想我会献身于政治。因为我今天所从事的和我直到今天为止所从事的都不是政治，而只是与政治调情。是的，我喜欢调情，可是我更喜欢爱情。在民主的条件下从事政治是美好的，就像以爱情为基础谈恋爱一样，这就是我的倒霉之处。你看，有些人只能在战争时期，也就是在非常时期从事政治。也有人只能在和平时期，也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从事政治。可笑的是我属于第二种人。总而言之，在加里波第和加富尔之间我选择加富尔。但是你要明白，自从军政府执政以来，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志们都没有搞政治。在军政府垮台以前，我们都不搞政治。我们不应该搞政治，我们不能搞政治，除非我们有了行动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抵抗，就是斗争。
法：阿莱科斯，你说可笑的是你属于加富尔派。确实可笑，因为作为政治人物你正是采用了类似加里波第式的暗杀而闻名。阿莱科斯，你有没有诅咒过你行刺的那一天？
帕：从来没有。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从来没有感到过后悔。你看，只要我在审判过程中说一声我后悔了，他们就不会判我死刑。可是我没有说，正如现在我也不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想法，我想将来也不会改变。帕帕多普洛斯犯有重大叛国罪和其他罪行，他在我的国家里足以被判处死刑。我没有像狂热的疯子那样行动，我也不是狂热的疯子。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志们都是以维护正义的工具来行事的。当暴政强加在某个国家人民的头上时，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是杀死暴君。不应该后悔，我们的斗争将继续到在希腊重建正义和自由为止。我……不，我们走上了一条不允许回头的路。
法：我知道。阿莱科斯，给我讲讲暗杀的事。
帕：那是一次做了充分准备的暗杀，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我把一切可能性都想到了。我应该在大约距离200米的地方接通地雷的电路。地雷埋得很好。这是我制造的，是两枚好地雷。每一枚内装有五公斤梯恩梯和一公斤半的其他爆炸材料。我把它们埋在小桥两侧一米深的地方。帕帕多普洛斯的车沿着海滨从苏尼奥开往雅典的路上将经过这座桥。爆炸所涉及的范围应该是45度，可形成一个直径为两米左右的圆形的坑。只要汽车经过的时间恰当，一次爆炸就足够了，一个地雷的爆炸就可击中目标。但是由于把导火线放在汽车行李箱里的同志的过错，导火线被弄乱并打了结，乱到使我只能解出40米长的线来。要在这段距离里接通电路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里我没有藏身之处，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是离桥8到10米处。尽管如此，我还得去尝试。我立刻意识到这样的位置的缺点和危险性。最严重的是我看不清那条路。在暗杀以前，我曾做过多次试验，我选择了一个200米以外的地方，因为我发现当汽车在我和小桥之间行驶时，我可以把身子藏在一块路牌的后面把它看得一清二楚。那时我就可以接通电路。而从新的位置上我看不清那条路的全貌，其结果是在我该接通电路的一刹那我看不见汽车。另一个缺点是要从那个位置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那条路上，每隔50到100米就有一个宪兵。再远一点还有许多警车，在离我不到10米的地方就有一辆。
法：于是你只好从那里跳入海中？
帕：确实如此。一艘快艇藏在300米以外的地方等着我。我知道要逃跑不是几乎不可能，而是完全不可能，但我决定还是干。通上电后，我马上跳入水中。我在水中游了20到30米，然后探出头来呼吸。我发现他们没有看见我跳入海中。警察从四面八方奔向出事地点。我又游了一会儿，然后离开水面穿过岩石去搭快艇，这样可以快一点儿。我弯着腰低着头向前跑。我突然发现快艇开走了。按原定计划，快艇只等我五分钟，不能更久。但是我没有绝望。按计划还有一个方案：如果快艇来不了，或者在接到我以前必须离去的话，那么我就在岩石间躲藏起来，直到深夜。会有许多汽车在不同的地点等着我。我离开躲藏的地方后，可以摸黑乘上一辆汽车。我只穿一条游泳裤肯定会不太方便，但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就这样我在小洞里躲了两小时。在这两小时里，海岸上的警察和军警不停地搜查我，而我却很乐观，因为直到那时他们还没有找到我，那么他们不会再找到我了。然后发生了一件我认为是致命的事。在我藏身的那个岩洞上面，走来了一个宪兵军官。我听见他说：“这里没有，我们到那片灌木丛的后面看一眼，然后去那边找。”但是，正当他往那边走的时候，却摔了下来……正好摔在我的前面。他马上看见了我。一瞬间，他们都向我扑来，拷打我，审问我：“你是谁？其他人上哪里去了？谁乘快艇逃跑了？你说，你说！”一阵阵的拳打脚踢……我假装是哑巴，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于是他们带走了我，把我推进了一辆汽车……
法：如果你不想再谈，就不要继续说了，谈这些够了。
帕：为什么？我正要说，汽车里有公安部长泽韦莱科斯将军和拉达斯上校。一个早就认识我的警察叫道：“是帕纳古里斯！”那些军官们以为是我的哥哥乔治，也就是他们从1967年8月以来一直在搜寻的乔治·帕纳古里斯上尉。他们叫了起来：“我们抓住你了，上尉！现在我们来剥你的皮！”30个小时以后他们才知道弄错了。在这30个小时内，他们用最残酷、最下流的方法审讯我。他们对我说：“我们在萨洛尼卡抓到了亚历山大！而亚历山大现在在受比你更大的罪！”他们还向我打听一些我并不认识的官员。例如，他们向我打听当时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安盖利斯将军。他们要知道他是否参与了暗杀，为此，他们严刑拷打我。他们惊恐万状，对我上了可怕的刑罚，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我进行有系统的审讯，而只是歇斯底里的发作。当他们终于明白我不是乔治而是亚历山大时，便勃然大怒，加倍地给我上刑。
法：阿莱科斯，我们不再去想这些了。也许这样说是残忍的，事情本来就是如此。因为如今你是一个连敌人也以爱慕和尊敬的眼光看待的象征。
帕：他们似乎在说：“阿莱科斯，你是位英雄！”我不是英雄，我不觉得自己是英雄。我不是象征，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象征。我不是领袖，我不想当领袖。这样的名望使我感到窘迫，使我不安。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不是唯一在狱中受过罪的希腊人。我向你发誓，只有当我想到这样的声望像我被判处死刑一样能起点作用的情况下，我才能容忍。于是就像我接受死刑时一样，也不把它放在心上。但是，即使这样去理解，接受这样的名望也是不自在的，令人讨厌的。当你们问我“阿莱科斯，你将干什么”时，我感到要昏厥过去。为了使你们不失望，我该做什么呢？我十分害怕会使你们这种如此看重我的人失望！啊，如果你们能不把我当做英雄该多么好呀！如果你们能把我只看做一个人那又该多好！
法：阿莱科斯，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
帕：意味着有勇气，有尊严。意味着相信人类。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斗争和胜利。你看，差不多像吉卜林[7]在他的诗《假如》中所写的那样。按你看，人是什么？
法：阿莱科斯，我说人应该是像你这样。
1973年9月于雅典
[1]此两人都是希腊大船主。
[2]克里特岛上的一座米诺斯文明遗迹，被认为是传说中米诺斯王的王宫。
[3]指帕纳古里斯去世后，法拉奇以他为原型创作的长篇纪实小说《男人》。
[4]英国女作家奥希兹女男爵（Emmuska Orczy, 1865—1947）同名小说（The Scarlet Pimpernel）中主人公的外号，他神出鬼没地拯救被害者。
[5]尼科斯·卡桑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 1885—1957），希腊作家。
[6]拉撒路（Lazarus），《圣经》中人物。拉撒路和他的姐妹马大、马利亚曾接待过耶稣，都是为主所爱之人。拉撒路病重而死，耶稣使他复活。
[7]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