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户籍登记名米哈伊尔·赫里斯托祖卢·牟斯寇斯，于1913年8月13日出生在塞浦路斯帕福附近的阿诺帕那基阿。在雅典就读并成为神甫。之后，到美国继续他的学业。回国后，个性极强的他成为大约占人口80%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宗教和世俗领袖。1950年，被选为塞浦路斯东正教的大主教，称马卡里奥斯三世。他公开支持那个时候仍属英国殖民地的该岛与希腊合并，但是后来趋向独立。1956年，遭英国人逮捕。翌年，由于希腊发生全国性的动乱而被释放。1960年，塞浦路斯取得独立，宣布共和。他被选为总统，至1977年8月3日在尼科西亚去世前一直就任此职。
当我们谈到某个问题时，我对马卡里奥斯说：“您使我想起了简·奥斯汀的一个忠告。”“简·奥斯汀的什么忠告？”马卡里奥斯笑着问道。“一个聪明的女人永远也不应该让人知道她有多么聪明。”“但我不是一个女人。”马卡里奥斯笑道。“是的，但您是个聪明的人。您是如此聪明，以致正在千方百计地不让我察觉到您的这种聪明。”我最后这样说道。于是，他的目光变得严峻起来。他身上似乎有某个东西弓了起来，如同一只弓着腰准备投入战斗的猫。我也弓着身子，静待着他用爪子扑过来。我准备迎战。但是他没有用爪子来抓我。他像刚才瞬间发怒时那样，瞬间又恢复了镇静，继续说道：“就像我向您解释的那样，我是个幸运的人。我知道在我升入天堂之后，报纸将会写些什么。今年7月，我读到几篇有关我的讣闻，它们是如此可爱。您记得吗？他们以为我已经离开尘世。我的大使们收到的电报也是可爱的。最可爱的一份电报来自塞浦路斯的最后一任总督和夙敌凯雷唐勋爵。后来我在伦敦会晤了凯雷唐勋爵。我们谈到了我们过去争吵不休的关于保留在塞浦路斯的英国基地的期限问题。我对他说：‘那些基地仅仅有利于一件事：它使我在政变后安然无恙，并帮助我离开了这个岛屿。’”这就是马卡里奥斯吸引我，并被列入我所喜欢的人数不多的当权者人物之中的原因之一。
本来，我并不喜欢他。有一次，我还想方设法要向他表明这点，而结果却接受了他的祝福。当时，正值胡安·卡洛斯和索菲娅的婚礼，他在雅典，下榻大不列颠饭店，我也住在那里。一天晚上，他来到饭店门厅。只见他衣着华丽，宛若一尊圣像，身上的金银珠宝闪闪发光，手握总督的权杖。他一出现，门厅便成了一座小教堂。有人弯下身子，直到把鼻子碰到肚脐附近，有人跪在地上，有人想吻他的手，至少想吻他的衣服。唯有我昂着头，而且坐在一张高高的沙发上，因此十分引人注目。沙发处于电梯和大门之间，他一眼就发现了我。他盯着我，流露出愤怒、惊讶和痛苦的神情：“这是什么人？怎么敢？”他庄重地向前走，一直来到我的面前，停住了脚步，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为我祝福。没有必要去说我当时并不愿意接受他的祝福，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别扭。如按世俗人的良心来衡量，马卡里奥斯至少是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是世俗权和神权的最牢固的结合的反映。他像一个坐在奎里纳莱宫而不是坐在梵蒂冈的教皇。他是东正教教会的领袖，同时又是塞浦路斯的总统。你永远也不知道向他提问时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宗教领导人呢，还是把他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你永远也不知道是称呼他为宗座呢还是总统，是称呼他为大主教呢还是马卡里奥斯先生。他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尽管如此，也无法使你忘记一个痛苦的现实：他是因为同天堂有关系而获得这些选票的。对于塞浦路斯的农民来说，投票选举马卡里奥斯这件事与行圣礼相似。据说，甚至连共产党人在投票选举他时也都要画十字。然而，然而……他是一个即使不是真正值得拜倒在他脚下，也是值得令人肃立起敬的少数几个国家元首之一，因为他是少数几个有头脑的国家元首之一。除了有头脑，还有勇气；除了有勇气，还有幽默感、独立见解和尊严。这种尊严与一位近似国王的尊严相似，只有上帝才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他的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牧人，他本人直到12岁时还在放牧羊群。
许多人都不喜欢他。譬如，有人指责他沉溺于女色，或者曾一度过于沉溺于女色，指责他不论哪一方面都不是个禁欲主义者。我相信这一点。但我不相信对他的另一项指责，说他靠谎言、阴谋和冒险掌权，除非把他的擅长算计说成谎言，把他的灵活说成阴谋，把他的想象力说成冒险。他这个人物不能用西方惯用的尺度来衡量，他不属于西方。他属于既非西方，也非东方的某个方面。他深深扎根于一种既风雅又古老的文化中：落难中求生存的大师。他通过以足绊人、以手拧人、狡猾的计谋、清晰的头脑和老于世故屡次化险为夷，求得生存。有人曾四次图谋暗害他，他四次幸免于难。有人曾两次将他发配到流放地，他两次安然返回。唯有一次，也就是当雅典法西斯军政府靠政变推翻了他的政府，并图谋杀害他时，他似乎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幸运地逃脱。他先在英国基地避难，后由那里取道前往伦敦。结果，付出血泪代价的是塞浦路斯人民。事实上，校官们的政变导致了土耳其的入侵、战争、屠杀和岛屿的事实上的分裂。这是一场连大国的协议和联合国的决议也难以平息的悲剧。从那时起，塞浦路斯成了地中海中一根燃烧着的导火线。
采访马卡里奥斯是几个月后在纽约进行的。那几天，联合国正在讨论土耳其从其在塞浦路斯岛的占领区撤退的问题，而这种撤退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会议处于白热化状态。为了听取会议的讨论情况和监视那个他想见一见的基辛格的举止行动，马卡里奥斯中断了伦敦的流亡生活，在普拉察饭店订了一套房间。他在无数卫队士兵的保护下在那里筹划回国之计。我在那里见到了他，先后两次同他共进行了约六小时的谈话。他没有像以往那样穿戴着挂满金银珠宝的华丽服饰，他接见我时穿着一件十分端庄的蓝色长袍。当时，他61岁，但外表显得比年龄更老，似乎他所经历的悲剧使他一下子变老了。我们几乎很快就打破了寂静，也就是当我问他能否抽支烟时寂静就打破了。我忘了别人对我的叮嘱：会见他时不要抽烟，因为宗座忍受不了烟草的气味。但是这一次他却叹了一口气说：“我能抽吗？我太想抽烟了。”说完，他给我看了看被尼古丁染黄的手指。这与其说是打破寂静，还不如说是一种默契：荒唐可笑而又意想不到的默契。数年前，我还觉得这个人是个可恶的敌人，而现在却在我的面前成了个可尊敬的人，一个天禀聪颖而光彩夺目的人。我对我们所谈的一切都感到兴趣十足，甚至感到欣喜万状。交谈过程中，他时而穿插进一些奇闻轶事。他才思敏捷，只要一提起某个名字，如铁托，或毛泽东，或纳赛尔，或周恩来，就足以使他从中敷演出一段历史，描绘出一幅令人入迷的画像。不用说，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倾听着他诉说他对独立和自由的酷爱的。关于马卡里奥斯，人们可以写一部绝妙的书！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取基辛格的角色来写这部书，因为他是马卡里奥斯深恶痛绝的人。当录音机的话筒关上的时候，他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告诉我说，美国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对塞浦路斯的政变事前早有所闻。“是基辛格开了绿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失去了惯常的温和语调。
我们作为朋友相互道别。在门口，他低声对我说：“简·奥斯汀的那个忠告……对您也适用。可惜您是个女人。”我回答他说：“可惜您是个神甫。”后来，我们约定在塞浦路斯再见。我当时就预见到他将会一帆风顺地回到那里。八个月后，我同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一起在那里果然又见到了他：在一次礼节性拜访中见到了他。（1968年，那些校官在全岛搜捕帕纳古里斯。由于马卡里奥斯委托其属下的内政部长盖奥尔加吉斯给他发放了一张假护照，帕纳古里斯才免遭逮捕。）他在政府大厦中一间朴实无华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他请我们喝咖啡。他摆动着食指抗议道：“您在那次采访中让我说了些什么啊！我当时实在不谨慎。”与此同时，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笑容。但是他的面容已变得更加疲惫不堪，他的背驼得更厉害了。他成了某个政权的具体体现，这个政权就像流着血的伤口那样在受苦受难，但它却是唯一能为世界接受的政权。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宗座，我提一个鲁莽的问题：您是否还要回塞浦路斯去？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以下简称“马”）：我当然要回去，这是肯定无疑的！我将于11月回去，最晚也不晚于12月。行期将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我至今尚未回去，只是因为我等待着希腊政府撤换那些在反对我的军事政变中负有责任的军官，也因为我想留在这里亲自听取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我并没有提出过辞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我回国一事提出疑问。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回国，除了那些担心自己将受到审判和惩罚的人之外，也没有任何人反对我回国。我不打算去审判和惩罚那些人，那将有损于国家的团结。不言而喻，这并不意味着我企图歪曲历史。恰恰相反，我愿意全世界都清清楚楚地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是我愿意摒弃种种惩罚和报复的手段。我将宣布大赦，那些因为我要回国而吓得发抖的人可以安心。何况，他们是为数很少的几个人。与军事政变前相比，今天人民更加拥护和支持我。他们渴望能再见到我。99%的人是站在我一边的。
法：99%的居民包括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内。宗座，我不相信他们会满腔热情地想重新见到您。
马：我同意您的说法，我也不认为大多数土耳其族人会拥护我。恰恰相反，我以为就是土耳其族副总统登克塔什[1]先生一想到我要回国也是不高兴的。但是我并不为此担心，将同登克塔什先生和土耳其族会谈的不是我本人，而是克莱里季斯[2]。他是个杰出的谈判者，比我更了解登克塔什。噢！当然毋庸讳言，未经我的许可，克莱里季斯将不得作出任何决定。也毋庸讳言，当我谈到返回塞浦路斯时，我谈的是作为总统返回塞浦路斯。我是总统，我将作为总统回到那里。如不是作为总统回到那里，我决不接受。我是否还将在一段长时间内担任总统？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也就是说我将在塞浦路斯作决定。我现在告诉您吧，我并不排除再过一段时期后放弃总统职务的可能性。我必须根据形势作出判断，譬如，一旦达成一个可恶的协议，那么我不应该再继续担任总统。但我再说一遍，这要等到以后再决定。
法：可恶的协议应怎样理解？
马：土耳其将坚持建立地理上的联邦，这我决不接受，因为它将导致这个岛屿被分割并出现双重的归并：塞浦路斯的一半交给希腊，另一半交给土耳其。这将意味着作为独立国家的塞浦路斯寿终正寝。是的，我准备讨论建立联邦的问题，但这个联邦应该是行政意义上的联邦，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联邦。出现一些土耳其族人执政的地区和一些希腊族人执政的地区是一回事，把我们分成两部分则是另一回事。把两三个土耳其族人居住的村庄合并在一起，然后交给一个土耳其族人的政府管辖是一回事，把20多万人从岛屿的一个地区移到另一个地区又是另一回事。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分布于全岛，怎么能对他们说，为了建立联邦，你们卷起铺盖，离开你们的家，离开你们的土地，迁居到另一个地方去呢？这至少是不近人情的。
法：宗座，这正是使您感到苦恼的事吗？难道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悲剧使您感到苦恼吗？我并不觉得直到昨天为止他们是分外受到尊重的人。他们被当做二等公民和……
马：这并非事实！这并非事实！尽管他们是少数民族，但他们有很多特权，他们的举止行动表现得像是大多数人的代表一样。虐待他们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的土耳其族首领：这些人强迫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村庄里，对他们进行讹诈，阻止他们在经济方面同我们合作，阻止他们进步。这些人不允许他们同我们进行贸易，同我们一起发展旅游事业。他们不是我们的牺牲品，而是那些人的牺牲品。谁也不能否认，在塞浦路斯存在着真正的民主，完善的民主。土耳其族人可以在他们的报纸上随心所欲地折磨和咒骂我，他们可以到大主教府邸按照他们的意愿见我并向我提出问题。糟糕的是他们由于受到自己首领的逼迫只能秘密来找我。塞浦路斯两个民族曾杂居在同一个村庄里，而未曾发生过什么问题。过去如此，就是在希腊与土耳其交战时期也是如此。您说的并非事实。
法：宗座，您剥夺了他们的许多宪法特权，这是真的吗？
马：我没有剥夺他们的任何特权，我只是悲叹那些特权使得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而已。宪法规定，他们以30%的比例参加政府。但在很多情况下，担任这30%政府职务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往往缺乏能力。譬如，有一个职位，本来可以由一个聪明的希腊族人占据，而结果却不得不交给一个目不识丁的土耳其族人，仅仅因为这个职务非得由土耳其族人担任不可。有一次，他们投票反对税收。我想方设法向他们解释公民不纳税，政府也就难以存在的道理。他们拒不接受。于是，我就强迫他们照样纳税。这是滥用权力吗？另有一次，当我准备去贝尔格莱德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时，登克塔什先生想行使否决权，阻止我去。我回答他说：“尽管您行使您想行使的权力，我还是要去。”这是滥用权力吗？
法：宗座，不管您说的是否有理，今天的现实已经发生变化。土耳其族人占据着整个岛的40%……
马：我不能接受这一说法。因为我不能承认“既成事实”，我不能以我的签字使通过武力造成的形势合法化。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建议我同土耳其族人商谈建立地理联邦的事宜，认为我理应是个不太强硬的人。他们一再说，他们将能满足于30%，而不是继续占据整个岛的40%：可以是灵活的。我不要这样的灵活。
法：“灵活”这个字眼是亨利·基辛格所喜爱的。是他对您这样说的吗？
马：基辛格从来没有明确地对我说过他赞成建立地理联邦。他从来没有明确地对我说过他正在做什么。他总是对我说“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他总是翻来覆去地说：“我们不打算谈我们为说服土耳其而正在做的事。”这样，我也就不能断言他正在酝酿一个为我所不能接受的协议。但是我可以告诉您说，我们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看法仍不一致。如果美国愿意的话，那么它在这件事上能够起到更有决定性的和更加明确的作用。不是它在向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吗？不是只有它才能够说服，甚至迫使土耳其变得更加理智吗？
法：宗座，您相信未经基辛格的默许，总之，未经美国人的默许，塞浦路斯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件吗？
马：噢！我相信，美国及其他国家事先就得到有关土耳其当时正在准备入侵塞浦路斯的消息。也许他们受了土耳其人的骗，也许他们中了圈套。当时土耳其人告诉他们说，这将是一次有限行动，一次旨在两日之内恢复宪法秩序的警察行动。也许他们很晚才了解到土耳其的真正计划是什么。但是，他们本来仍然可以制止事件的发生。他们可以拦住源源而来的土耳其部队。我就此事同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向他表明了我的失望。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他，我对他的国家所采取的态度是何等不满。
法：他怎么说？
马：他回答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回答说他在幕后奔忙，做了说服土耳其人的工作。就是在这次讨论中，他也不愿意明确地解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
法：宗座，许多人觉得基辛格和美国应负的责任远不是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忘记入侵是在继雅典军政府发动了推翻您的军事政变之后发生的。还有……
马：当然，悲剧的第一章是由雅典军政府写下的。塞浦路斯首先是由于希腊的干涉而遭到破坏的。土耳其作为第二个祸害接踵而来。提起此事，我犹感遗憾，因为希腊现政府对待我很好，以诚挚和坦率对待我。我没有见过卡拉曼利斯，也没有见过阿韦罗夫[3]，但是我认识马夫罗斯[4]。我喜欢马夫罗斯。他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是个诚挚而坦率的人。对我来说，他这些优点足够了。但事实依然是，如果塞浦路斯当时没有失去自由，那么希腊也绝不会恢复自由。事实依然是，如果前任政府，即军政府没有给土耳其人留下口实的话，那么土耳其永远也不敢进行干涉。土耳其威胁要入侵我们由来已久，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他们始终找不到进行这种入侵的口实……
法：是的。但是您不相信美国或者中央情报局同那次政变有某种关系吗？据说，中央情报局对谋杀您的事件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马：就各种谋杀事件而言，我不相信同美国有关系。事实上，在发生最近一次谋杀事件之前，正是美国驻内罗毕使馆的人员在我访问非洲期间告知我说，我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对我说：“我们获悉有人图谋在您回国途中杀害您。您要多加小心。”几天后，在塞浦路斯的人向我证实了这一消息。他们还说，暗杀将在15天之内发生。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至于政变……我不知道。基辛格向我表白说：“发生反对您的那种政变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想我理应相信他。但是我应该相信他吗？无数的迹象恰好向我表明事情同基辛格所说的相反，只是我缺乏任何确凿的证据。我还向雅典打听消息，想了解得更多一些，但一切都枉然。我拿不出可以证实我的看法的证据，也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深藏在心中。基辛格说：“当然，我们在注视着形势，我们清楚，约安尼迪斯不喜欢您，军政府的其他人也不喜欢您。但是我们没有获得何日将对您发动政变的具体情报。”
法：也许您7月写给吉齐基斯[5]的一封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马：我们可以说，那封信加速了政变的发生。但即使不写那封信，政变照样也会在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发生。正如基辛格所承认的那样，这是再肯定不过的了：仅仅时间的早晚有待决定而已。在“归并”的分裂活动中，我是最大的障碍。他们热衷于“归并”的活动。每当我们行将达成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和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之间的协议时，雅典的军官便高喊“归并”来加以干涉。他们说：“你们当地的协议无关紧要，我们的目标是归并。”我记得，有一天，其中的一名军官前来对我说：“您应该宣布归并，现在离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还有四五天时间，还来得及，而且到时美国将会进行干预，并阻止他们入侵这个岛屿。在一周之内，归并将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也许他们真的以为让我们合并于希腊的可能性是那样显而易见。然而不管他们如何强求我接受雅典的命令，不管他们如何强求我像傀儡似的听命于他们，就我的秉性而言，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仅仅听命于自己。
法：那么您也预期必将发生这次军事政变？
马：不，我永远也不相信他们会愚蠢到真的要策划一场反对我的政变。我觉得他们不考虑政变的后果是不可能的。总之，它会引起土耳其的干涉。我相信他们至多也只能做类似同土耳其达成协议这类事，也就是说允许土耳其进行干涉，而希腊则予以还击。这样，分割和双重归并就可以从这里开始。就是在军事政变之后，当我抵达伦敦时，我仍对此深信不疑。我需要时间去证明约安尼迪斯仅仅是因为缺乏明智才这样做的。不过，应该说，我过去就了解他。在1963年和1964年，他作为国民卫队的军官来到塞浦路斯。一天，他在桑普森陪同下来找我，秘密地向我陈述了一项他已经作了部署的计划。他躬着身子，毕恭毕敬地吻我的手说：“宗座，计划在此。在全岛向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发动突然进攻，把他们逐个逐个地全部消灭，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我惊讶万分，回答他说，我不同意他的计划，我也不能理解这种枉杀无辜群众的邪念。他又吻了吻我的手，怒气冲冲地走了。我告诉您吧，他是个罪人。
法：您觉得帕帕多普洛斯好些吗？
马：我可以说是的。如果我不得不在帕帕多普洛斯和约安尼迪斯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我将选择前者。至少他更聪明些，或者说是不太愚蠢的人。他在发动军事政变后不久，作为希腊总统府部长到塞浦路斯来时，我首次见到了他。谁也不能说我当时非常看重他。但是我后来前去雅典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又有两次见到了他。我应该承认，在那两次会晤中，我觉得他是个敏锐的人。不管怎样说，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是的，帕帕多普洛斯当时妄自尊大，目空一切。此外，我对他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一无所知。但是他有能力同时控制所出现的各种局势。他远比他的同僚高明。我不相信他当初就恨我。他是后来才开始恨我的，是在最近两年中，也许是在最近一年中才开始恨我的。
法：宗座，您也能记恨吗？
马：应该这样说，称之为仇恨的感情是人类天性的组成部分，不能阻止任何人发泄这种可能产生的感情。我不喜欢承认它，因为我是传播博爱的。尽管如此，但有时……有时……好吧，我们可以说，我不太喜欢某些人。您笑什么？
法：因为您使我想起了某些统率军队作战的教皇。我不明白您究竟是个怎样的神甫。我的结论是您根本不是个神甫，而是个穿着神甫衣服的大政治家。
马：您说错了。我首先是个神甫，然后才是个政治家。说得更明确些，我完全不是个政治家，我是个神甫，首先是个神甫，第一是神甫。是一个公众举荐他担任国家元首，从而成为政治家的神甫。但是您内心可能会说您不喜欢这种说法。
法：是的，您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在我看来，世俗人的斗争恰恰在于不允许神权和世俗权的结合，在于阻止一个宗教领袖同时成为一个政治领袖。
马：而在我看来，这是相当正常的，在塞浦路斯更是如此。因为在那里大主教就像主教一样都是通过全民投票，由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换言之，在塞浦路斯，大主教不仅仅是教会的代表和管理者，而且也是国家的代表，是个总督。在我看来，教会还要关心生活的各个方面：基督教不仅仅局限于关注人类的道德进步，而且还关心人们的社会福利。我看不到我的神甫地位和总统地位之间有什么冲突。我看不到我在掌握神权和世俗权上有什么丑闻。其实，我不依靠某个政党，我不是个靠四处游说争取选票的政党领导人。我用人民的坚执要求和几乎一致的选票所赋予我的两个职务为他们服务。如同多年前我对一个世俗人乔治·帕潘德里欧总理所表白的那样，我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我软弱。因为我既没有党，也没有军队和警察作为我的后盾。因为我连政治的规律都一窍不通。因为我奉行的原则是基督教的准则，而不是政治手腕、政治花招和政治阴谋。
法：还有呢！宗座，算了吧！然而最擅长耍手腕和搞妥协的大师恰恰是您，被人称为搞阴谋的最杰出的专家也恰恰是您……
马：不！我不使用这些方法，不！我倾向于搞妥协，但永远也不在某些不明朗的或不合理的事情上搞妥协。我不是个圣人，但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相信政治必然是不诚实的。我不相信要取得成功，非得借助于阴谋不可。您知道我的人民为什么爱我吗？您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宽恕我所犯的种种错误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判断失当，而不是由于居心不良。您不能把我同昔日的教皇混为一谈。事实上，您若要征询我对他们的看法，我将会给您一个否定的回答。我想方设法要把基督的教诲真正地渗透到人们赋予我并为我所接受的职务中去。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塞浦路斯有死刑，我是国家元首，死刑判决书必须由我签署。但是实际上在塞浦路斯死刑极少执行，因为被判了死刑的人只要向我请求宽大，我就赦免他们。众所周知，在塞浦路斯死刑是名义上的，因为我经常中止死刑的执行。昔日的教皇奔赴战场，而我却不能容忍战争。我把它视为注定要灭亡，并注定将得不到人们信任的疯狂行为。我不容许流血。
法：但是请您原谅，宗座，在塞浦路斯为独立而斗争的初期，恰恰是您这样说过：“必须流很多的血。”
马：我不可能说这样的话。也许我说过“自由的道路是由鲜血浇灌而成的”，或类似的话。也许我说过“我们应以身殉难”，但不是“我们应该杀人”。是的，我过去赞成破坏行动，但条件是不以无辜者的血为代价。在我流亡期间才发生了杀戮事件，那是因为当时我已无能为力去制止它。噢！我不是像您想象中的那种可怕的人。
法：好吧，现在我们不谈塞浦路斯，只谈您本人。开始吧，您为什么要当神甫？
马：我一直想当神甫。从童年时代，从我刚满13岁、进入修道院时起，我就想当神甫。至于为什么……我很难说明白。也许是家乡附近我参观过的那些修道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喜欢修道院，那里的生活与我们的乡村生活是如此不同。我常常自问，修道院岂不是我摆脱牧羊生活和贫困的地方吗？我的父亲是个牧民。他总是要我帮他放羊，而我不喜欢放羊。他常常悲叹道：“在我长子身上我不可能有任何指望。等我将来老了，如果我需要帮助的话，那么我将不得不依靠我的次子！”他总是这样喋喋不休，以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我已经当上大主教时，我曾这样跟他戏谑：“你还记得你曾经喋喋不休地说过，你在我的身上不可能有任何指望的话吗？”他像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是个笃信宗教的人，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星期天早晨我不去放羊，而要跑到修道院去，帮助神甫做弥撒。我向他倾吐心事，说明我要走那条路。当时我才12岁。他听罢火冒三丈。但是我并不害怕。我是那么坚定，以致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住我。
法：您的母亲呢？
马：我记不太清我的母亲。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我连她的照片也没有。那时候，穷人是不去照相的，生活在塞浦路斯山区的穷人更是如此。我只记得母亲患病那天的情景。当时，全区只有一名医生。我的父亲徒步去寻找那位医生。他不知道医生在哪个村庄，东奔西走了好几个小时。终于，他回来了，像牵了一头羊似的把医生也带来了。医生用同一种药片治疗百病，我猜想这种药片是阿斯匹林。他把药片给了我母亲。过不多久，母亲就去世了。我记得丧礼的情景。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同父亲睡在一起。因为在他身边，我可以放声痛哭。那天夜里，他也在痛哭。我对他说：“你不哭，我也不哭。”我记得后来祖母把我带走了，亲戚来劝说我的父亲：“你还年轻，应该续弦，这也是为了孩子。”当时，家里除我以外，还有我的小弟弟和刚生下不久的小妹妹。有一天，他们把我送到新的妈妈那里：父亲又结了婚。新的妈妈站在屋子中间，轻轻地招呼我说：“进来，进来！”我不愿意进去，我并不认识她。但是后来我终于进去了，而且很快就爱上了她。她心地善良，至今还活着，至今仍心地善良，我至今仍爱她，而且非常爱她。要向您说明我的来由既容易又不容易。我的父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我的母亲、我的祖母和我的继母也都不会读，不会写。我相信，我的父亲之所以能容忍我去修道院是因为在那里我将学会读书写字。他陪我去修道院时叮嘱我说：“你要听话，好好学习……”
法：您那时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吗？您刚才说过，您只听命于自己……
马：那时候，我是个腼腆的人。我是那么腼腆，以致在课堂里我从来没有勇气站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虽然我已经懂了，但当老师叫到我的名字时，我满脸通红，变得笨嘴拙舌。但即使那时，我也不是一个唯命是从的人。请您听听胡子的故事吧。我20岁时，修道院院长命令我蓄起胡子，按照规定，见习修道士不一定要蓄胡子。我拒绝蓄胡子，他便大发雷霆说：“要么你听我的话，要么你离开这里。”“行，我离开这里。”我随即整理行装，因为我料定结果将会如何。“你不能离开这里！你得留下来。”“好吧，我留下来。”“但是你得蓄胡子。”“不，我不蓄胡子。”“瞧着吧，现在我就揍你。”“那你揍吧。”他开始打我。他一面打，一面厉声问道：“你蓄不蓄胡子？”“不蓄。”“你一定要蓄胡子，一定！”“不蓄。”他最终颓唐地倒在一张椅子上说：“我请求你蓄起一点胡子吧。仅仅蓄一点点，为了不致有失我的面子。”“不蓄。”“蓄最短的那种胡子，短得足以使人怀疑你是否长了胡子。”我笑着问道：“最短的那种胡子？”“是的。”“像现在这样？”“是的。”“再也不要多蓄一毫米？”“再也不要多蓄一毫米。”“好吧。”终于在我没有屈从的情况下达成了妥协。
法：我可以说，这是意味深长的一种妥协。
马：这是我的战略，始终一贯的战略。我的意思是说：我总是喜欢走到深渊的边缘，然后停在那里，以免掉进深渊。您明白吗？我在最后的时刻止步不是因为我到了那里觉察到前面已是深渊，而是我能预测到那里是不能逾越的最后一毫米。当然，别人会以为我要去跳崖自尽，而我却是平静地向前走去，因为我知道应在什么时候止步。对待修道院院长就是如此。其实，我丝毫没有想到过要离开修道院，我太爱它了。但我知道，如果我让他相信事情恰恰相反，并忍受他的拷打，那么他会在最后让步，作出妥协。这是我的胜利。
法：您从未由于计算失误而遭遇厄运吗？
马：我不相信命运。任何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人们最多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但应该善于因势利导。例如，我没有预料到我在35岁时成了主教，37岁时成了大主教……这是一段值得一叙的历史。我在修道院里度过了七年的光阴，其中三年就读于尼科西亚的高等学校。之后，我被派到雅典，以便取得法律系和神学系的毕业文凭。在那里，我经历了战争，意大利的占领和继之而来的德国占领，这是一个困难而严峻的时期。解放后，我获得了美国的奖学金，到了波士顿。并接受委托，管理当地希腊东正教徒聚居区的一个教区。我喜欢美国，决心在那里逗留五年，而不是三年。我决心要取得大学神学教师的资格，但没有料到这个计划竟未能实现。实际上，只过了两年多一点，我就收到来自塞浦路斯的一封电报。它通知我说，在某一地区，人们要选举我当主教，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不愿意离开美国，我不愿意回塞浦路斯去。对我来说，塞浦路斯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且是被缩小了的地理概念。它缩小为我出生的山区、我在那里成长的修道院和就学的尼科西亚学校。您知道吗？我18岁时才初次见到大海。因此，我立即作了这样的答复：“万分感谢，我不想成为主教。”
法：您是在对我说，您是个没有抱负的人吗？
马：当然，我曾是个有抱负的人！当一个神甫在自己的宗教生涯中一事无成时，他是不会满意的。我的抱负与此不同。但是我发出回电后不久，便收到了第二份电报：“选举已经举行。人民一致选您担任主教。”那是1948年，正值爆发独立斗争的前夕。我忧郁地登上一架飞往雅典的飞机。我记得在那里我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能在尼科西亚机场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吗？”后来，我在雅典乘飞机去尼科西亚……我已经告诉过您，在塞浦路斯，选举主教是非常民主的：在没有舞弊的情况下，人民自愿而热情地参加选举。但是我没有告诉过您关于选举掀起的狂热。我不能忍受狂热，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狂热。所以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走出机场去找出租汽车，看到外面的人群狂热地呼喊着我的名字那种难以置信的情景时的感受。我只是重复了后来成为我的第一次政治宣言的话：“你们需要我，我将献身于教会和塞浦路斯。为了打碎殖民主义的枷锁，使塞浦路斯取得自由，我将尽我的全部力量。”后来，人们把我高举起来，并带到拉纳克斯——选举我为主教的那个地区。从那时起，塞浦路斯便成了我的生命。
法：宗座，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种美好的生活，幸运的生活。
马：一种艰苦的、有被谋杀危险的、吉凶莫测的、痛苦的和流放的生活。我参加过抵抗英国人的斗争。两年后，当大主教去世时，我在选举中获胜，接替了他的职位，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教会领袖。是的，我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是我的政治工作却成倍地增加了，并使我付出了流亡的代价。为了摆脱我，英国人把我打发到塞舌尔群岛……说得对，今天看来，这件事并不完全是个悲剧。说到底，这不是流放，而是度假。我拥有一座别墅，在那里我受到款待和尊敬。当地风景绚丽，是如此的绚丽，以至我后来渴望去重游旧地。我确实曾经作为旅游者又去过那里，甚至还买下了别墅附近的一小块土地，而土地的主人本来不想把它卖给我。英国人待我很好。他们把我软禁在那里的时间不长：仅仅11个月。我当时并不知道，还以为他们至少要软禁我10年，甚至终身。在那里，我对塞浦路斯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不能同任何人交谈。还有……
法：还有……什么？
马：好，让我来告诉您吧：我不是生来就习惯于过默祷生活的人。我可以在普拉察饭店的这间房间里闭门不出一个星期，但到了第八天，我一定要走出去，看看人们，做些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乐趣。也许您会持异议说：难道修道院没有教您学会任何东西吗？说得对，我们的修道院不是十分严格的。进入修道院的人都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这并不是说，我将重新回到修道院中去生活。我更喜欢做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为什么我非得回修道院去不可呢？
法：如此说来，我把您同那些教皇作对比是有道理的了。其实，我从来不相信有些人给您描绘的肖像：禁欲主义者和素食者……
马：我不是素食者！我喜欢吃蔬菜，但是我也吃肉。我的最痛苦的记忆之一就是访问印度时人们为我举行的一次正式午宴。一位服务员走近我身边问：“Are you vegetarian？”（您是素食者吗？）我以为他问我是否爱吃蔬菜，便随口应道：“是的。”于是，他在我的盘子旁放了一朵鲜花。宴会自始至终，他只给我端来蔬菜。当我看到别人大吃特吃鸡鸭鱼肉时，我真是羡慕极了。从那以后，一有人把一朵鲜花递到我手中，我便会疑神疑鬼。
法：但是，宗座，我要说的是另一种鲜花。好像有一次，您参加某个节日的庆祝活动，其间，有个女芭蕾舞演员表演了放荡的肚皮舞，而您却评论说：“女人的美是上帝的恩赐物。”
马：我不知道这件事。我非常喜欢民间舞蹈，这是真的。我喜欢民间的风土习俗……
法：不，不，我不是说民间的风土习俗，我说的是肚皮舞。我力图来证实您不是一个从早到晚进行祈祷的神甫……
马：平时，我是个非常普通的人。但同时……怎么说呢，当我需要时……我也做某些调理……譬如，我喜欢步行、跑步、登山、做体操。我喜欢运动，讨厌肥胖的体型。为此，一旦有可能，我便去散步，到山上的树林里去……您瞧，我的长袍里面穿着长裤。在家里我也总是这般穿着。我穿长袍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人民都习惯于看我穿着宗教的服装，我不能使他们感到失望。但是我讨厌鸡尾酒，也讨厌世俗的浮华……
法：宗座，您还是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也许最好还是用直接的言词来表述。我刚才指的是女人和有关您十分喜欢女人的传闻。有的传闻竟说您在塞浦路斯有两个妻子。
马：还有这种传闻？在东正教教会中，主教和大主教都不能结婚。只有神甫能结婚，但是他们因此而不能成为主教。
法：这我知道。我之所以用“妻子”这个字眼是为了显得文雅些。
马：……
法：您十分喜欢女人，这不是真的？
马：……
法：好吧，现在我们改变话题。又据说，您不是个诚实的人，从您的口中休想吐出一句真话。您认为一个国家元首可以允许自己说谎吗？
马：不能允许。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不会说谎话，不会说任何谎话，以致当我遇到不能吐露真情时，我宁愿沉默不语。沉默不语永远要比说谎好。请看，在抵抗斗争时期，英国人曾多次逮捕过我。继逮捕之后便是审问，当然，我不能否认我做的那些事。况且，我同格里瓦斯[6]有关系是尽人皆知的事。为了不说谎，我便回答道：“我什么也不能说，我什么也不想说，我拒绝回答。”我沉默不语。
法：正像我刚才向您提出女人问题时您对我所采取的那种做法。
马：我刚才说了什么吗？
法：什么也没有说。
马：这是一个圆满的答案。
法：宗座，我开始喜欢您了，以致我为将继续问及传闻中的有关您的种种丑闻而感到痛心。譬如，说您靠小恩小惠来掌权，说您是个大富翁，说您是……
马：我不占有任何东西。除了塞舌尔群岛上的那块小小的土地外，我绝对不占有任何东西。世界上所有的银行中没有我的一文存款。我只有类似工资那样的微薄收入，可以由我随意支配。我掌管着塞浦路斯希腊东正教教会的财产，这是真的。作为大主教我拥有同我的职务相应的全部东西，但我不能随意为自己乱花其中的一文钱。从理论上来说，我的衣服是属于大主教府邸的。至于小恩小惠，我帮助过很多人。但比不上我的朋友们，也比不上我的亲戚。我的弟弟是我的司机。我以为这不是一个能平步青云的职业，何况得考虑到我经常是暗杀的对象。当我外出旅行时，我住在高级旅馆里。是的。但是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朋友遍天下，他们渴望为我付钱。政变后，我住在伦敦的格罗夫纳旅馆，现在我也常去光顾。我进去的第二天，来了查尔斯·福特。我是在塞浦路斯认识他的，当时他想在塞浦路斯开一家旅馆。他问我：“您知道我是格罗夫纳旅馆的主人吗？”我并不知道。“那好吧，您在伦敦逗留期间，我将十分荣幸地把您作为我的客人。”这样，我就不付旅馆费了。他还愿意我在去纽约时，成为他的皮埃尔旅馆的客人。皮埃尔是他的另一个旅馆。正是为了不辜负他的一片心意，我才没有答应。
法：是的。但是人们为什么称您为“红色大主教”？
马：我始终不明白这事从何说起。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作过反共产主义的宣传，或者是因为我奉行不结盟政策。大多数的不结盟国家被指责为左倾，甚至被指责为倒向苏联。
法：宗座，您是社会党人吗？
马：如果您指的是瑞典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么我将回答说，我真的一点儿也不反对社会主义。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它是最接近于基督教精神的制度，最接近于某种基督教精神的制度，或者可以说，最接近于基督教教义的东西。基督教不赞成任何的社会制度，它承认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各种社会制度都可能包含某些积极的因素。但倘若一定要我选择一种最好的制度，或者选择一种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制度的话，那么我将选择社会主义。我说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我还应补充说几句，在我看来，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它最终将通过某种影响在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获胜。这样的事正在精神方面产生。社会主义的精神，也就是平等的精神正在深入人类关系的各个方面。今天，平等成了一种近乎自发产生的感情。
法：宗座，您是个乐观主义者。
马：我始终是个乐观主义者。我不是信口开河。近30年来，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30年前，谁能想象到殖民主义会日暮途穷呢？谁能想象到战争再也不能成为奴役别的国家的一种手段呢？谁能想象到社会等级制度再也不可能为人们心甘情愿地承认呢？谁能想象到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再也不使人害怕……
法：但是如果您相信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您如何能管理世界上最富裕的教会中的一个教会呢？
马：它从来没有像天主教教会那么富裕过。但不管怎么说，教会不是一种反动势力，它不代表资本主义世界。如果说它常常表现右的倾向的话，那只能归罪于它的代表人物。教会的代表人物不等于教会本身，宗教的代表人物不等于宗教本身。您只要想想连神甫、主教、大主教和神学家也不能铲除人们心中的宗教信仰就行了！我可能是个过于乐观的人，甚至对天主教教会也给予积极的评价。近年来，由于乔瓦尼任教皇，天主教教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1年，当我应邀在罗马进行国事访问时，我接到了教皇的邀请。当然，我很想去赴约，但是我心中自忖着赴约是否合宜。我们之间的隔阂年代久远。我连一个天主教的神甫都没有会见过，更不用说我从未会见过一位天主教的主教！我自言自语道：“东正教教会的其他领袖将会为我和教皇的会晤而蒙受耻辱。”然而事情恰恰相反，事过不久，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阿泰那戈拉在耶路撒冷会晤了教皇保罗六世。
法：同教皇在一起，您感到自在吗？
马：是有趣的。可惜，受种种礼仪的约束。
法：同哪些领导人在一起时，您感到自在？
马：可以说，只有一些领导人。为数不多的领导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对其他的领导人，我的印象都较为淡薄，他们之所以被视为伟人，只是因为他们领导着一个大国。杰克·肯尼迪[7]属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那副稚气的面孔着实讨人喜欢：他有着自己的尊严。另外，肯尼迪是个质朴、富于人情的人。我可以把铁托与肯尼迪并列。但我和铁托是朋友，我一想起我们两人之间相互的爱慕之情就感到愉快……他是个如此富有活力、思想鲜明的人。而且他又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您无论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告诉我一声。”他总是这么说。我也喜欢纳赛尔。至今我还记得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8]上与他结识的情景。那时，他第一次离开埃及，第一次乘坐非军用飞机，他是那么激动。我觉得这些都是感人的。至于卡斯特罗……我不知道。他有着一个领导人必备的某种气质。他当时对待我的态度就同他现在对待我的态度一样。果尔达·梅厄是个能力很强而有趣的女人，但是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我们曾见过两次面，但终于没有建立起友谊。苏加诺……他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尼克松给我留下的印象更为淡薄，他是个普通的人，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您还要我对您说些什么呢？我喜欢康斯坦丁[9]。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君主，我是看着他出生，看着他长大的。我对他怀有好感。但是我不能说这些，因为我不应该为他作竞选宣传。
法：毛泽东呢？
马：我不能说在许多事情上与他有共同点。我不知道如何来描述他留给我的印象。今年5月，我会见他时，他的健康状况确实不是很好……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他是上帝。他的影响随处可见。我已经表明过我是厌恶狂热的。我觉得同周恩来在一起更为自在。其实，我认识他已经19年了，在万隆会议上我就认识了他。周恩来是如此聪明，如此平易近人，人们还可以同他开开玩笑。他为我准备了一个无比隆重的欢迎仪式：几十万人在北京街头欢迎我，一百万人在上海欢迎我。我几次对他说：“您想让我感到自己是个人物！”即使当他开始谈到我们两国以及我们两国应起的历史作用时，我们也是有说有笑的。他总是这样说：“我们两国……”终于我打断他的话，惊叹道：“请您原谅，您能不能不说我们两国以及它们的历史作用？我觉得可笑，一个50万人口的小岛怎么能同8亿人口的中国相提并论呢？我们两国怎能起相同的历史作用呢？我是大象身旁的一个蚊子！”当时，毛泽东也在场，他试图解围。他说，在某种情况下，蚊子能给人不少麻烦，而大象却无能为力。但是我没有叮大象。我是个妄自菲薄的人。
法：您经常妄自菲薄吗？
马：唉！是的。如果不是妄自菲薄，那么就是不自在。譬如，在访问苏联期间，我住在克里姆林宫中。每天早晨我自言自语道：“上帝！一个住在克里姆林宫中的大主教！”波德戈尔内[10]是个平易近人、殷勤好客的人。他总是向我微笑，但是他不能使我忘记东正教。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我把参观俄国东正教教堂和国事访问结合在一起。不料，这更糟糕。那几天，正值莫斯科新主教的加冕典礼，人群多得像在北京和上海那样。我竭力作出仿佛自己真是个要人的姿态。您听我说，只有一次，我没有妄自菲薄。
法：什么时候？
马：当我访问马耳他的时候。
法：我们可以向您提供圣马力诺作为您不妄自菲薄的又一例子。
马：他们从来没有邀请过我。但是我在非洲也感到很好。啊！在非洲，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儿童和街道的数目多得惊人！在坦桑尼亚，我见到的都是些黑皮肤的小马卡里奥斯。在桑给巴尔[11]也是如此，尽管它是个伊斯兰教国家。在蒙巴萨[12]，有一条街道名叫马卡里奥斯路。在内罗毕[13]……啊！在内罗毕，有最美好的一件事，因为我在一周之内，给当地的五千人行了洗礼。当时，我受到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肯亚塔[14]的邀请。骤然间，我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个想法。于是我问道：“如果我在这里逗留一周的话，那么我将能为多少人施洗？”他们回答说：“悉听尊便。”“五万人也行吗？”“五万人也行。”那么，五万人太多了。我说：“我们就为五千人施洗吧。”第一支庞大的队伍在两天之内从遥远的乡村徒步来到。当然，我本来只能在河中为他们施洗，但是我不想去冒风险。河水是受到污染的，而我是个讲究卫生的人。于是，我把包括成人和儿童在内的所有人都投入游泳池中。一周之内，我只是没完没了地给游泳池灌水。这是件很有趣的事，因为当地有一个天主教传教团。它过去同殖民主义有联系，因此不太受人爱戴。那些可怜的传教士即便为一人施洗，也不得不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他们不得不帮助妇女接生和哺育婴儿以及做其他的事。而对我来说，这非常简单，我不必去做那些可怕的事。结果，我在非洲拥有人数最多的黑人东正教信徒。当然，他们丝毫也不知道皈依希腊东正教教会意味着什么。倘若你在路上遇见这样的一个人，并问他：“你皈依什么宗教？”那么他将会回答说：“皈依马卡里奥斯的宗教！”但是这种说法也可以……您瞧着吧！我将永远在塞浦路斯生活。我刚才对您说过，塞浦路斯已成了我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在塞浦路斯生活的话，那么我将在非洲生活。
法：宗座，通过您的这席话，我已对您略有所知。现在我向您告辞，并致谢意。我们一言为定：在塞浦路斯再见。
马：在塞浦路斯再见。您想来就来，我将作为总统来接待您。
1974年11月于纽约
[1]拉乌夫·登克塔什（Rauf Denktaş, 1924— ），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导人。1968年任塞浦路斯副总统兼土族区主席。1975年“塞浦路斯土族邦”成立后被推选为“总统”。1983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连任“总统”至2005年退休。
[2]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季斯（Glafkos Clerides, 1919— ），塞浦路斯希腊族领导人。1974年塞浦路斯政变，马卡里奥斯流亡国外期间担任临时总统。1976年组建民主大会党，任主席。1993—2003年任塞浦路斯总统。
[3]当时的希腊国防部长。
[4]当时的希腊外交部长。
[5]费宗·吉齐基斯（Phaidon Ghizikis, 1917—1999），希腊军人。参与了1967年的军事政变。1973年帕帕多普洛斯下台后，担任临时总统。
[6]乔治斯·格里瓦斯（Georgios Grivas, 1898—1974），塞浦路斯希腊族领导人。1955年创立“埃奥卡”游击组织，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寻求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塞浦路斯独立后回到希腊，被希腊议会和雅典学院授予最高荣誉。希腊军事政变后参加秘密抵抗运动，计划暴露后回到塞浦路斯，建立“埃奥卡B”组织。
[7]约翰·肯尼迪的昵称。
[8]原文如此，应为亚非会议。
[9]康斯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 1940— ），希腊末代国王。1964年即位。1967年发生军事政变后出奔罗马。1974年希腊举行全民公决，决定采用共和政体。此后长期居于国外。
[10]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i Podgorni, 1903—1983），苏联共产党领导人。1965—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1]坦桑尼亚一部分。原为桑给巴尔苏丹国，1890年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63年宣告独立，1964年成立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同年同坦噶尼喀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2]肯尼亚第二大城市。
[13]肯尼亚首都。
[14]乔莫·肯亚塔（Jomo Kenyatta, 1894—1978），肯尼亚首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