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亚哥·卡里略于1915年1月18日出生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希洪。年仅13岁时，就加入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青年组织，1934年，成为该组织总书记。内战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当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武装冲突中取得胜利后，他离开了西班牙，先后在几个国家居住，主要在法国和苏联。他的生命中几乎有40年流亡在国外。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他回到了祖国。1977年，与贝林格和马歇一起支持欧洲共产主义，拒绝斯大林主义。第二年，他公开谴责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入侵布拉格。1982年，在一次严重的选举失败后，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1985年，因被认为过分的温和主义而被开除出党。同年，创建了工人党，该党后来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合并，萨帕特罗[1]邀请他加入，卡里略拒绝了，这件事发生在他为共产主义奋斗这么多年以后。
你闻到了弥漫在大气中的血腥味。这不是胡安·帕雷德斯的鲜血（他又名脱西基），他是高唱着《巴斯克土地上的战士》之歌，面对着米格尔兄弟，在巴塞罗那的一座墓地上被枪决的。也不是安赫尔·奥泰吉的鲜血，他是在孤独无伴中度过了一夜之后，在未能等到同他的一位远亲和朋友告别的情况下（他的朋友没有得到通知），在布尔戈斯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被枪决的。也不是拉蒙·加西亚·桑斯、何塞·桑切斯·布拉沃和乌韦尔托·巴埃纳的鲜血，他们被处死在马德里的奥约·德曼萨纳雷斯打靶场——他们都是被枪决的，而不是被绞死的，因为缺少这样的刽子手，在西班牙只剩下两名使用绞刑架的刽子手。也不是一年前被害的萨尔瓦多·普伊赫和埃斯·切斯的鲜血，也不是三年前被害的佩德罗·马丁内斯的鲜血，也不是1963年被害的弗朗西斯科·格拉纳多斯、霍阿克基姆·埃斯波西托和胡利安·格里莫的鲜血，也不是在酷刑下丧生或被秘密处死的人的鲜血。他们的鲜血已经干涸，不再散发出血腥味。
你闻到的是志愿兵的鲜血，他们组成布尔戈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行刑队。是警察的鲜血，他们在肢解脱西基尸体时，狂笑道：“这个人再也不会开枪了！”是狱吏的鲜血，他们拒绝给予奥泰吉同亲人拥抱诀别的机会。是民卫队的鲜血，他们野蛮地殴打含泪痛骂他们是“凶手，凶手”的巴埃纳的母亲。是所有佛朗哥政权支持者的鲜血，他们是签署和执行法律的司法官员；逮捕和摧残受害者的警察；为佛朗哥政权的暴行歌功颂德，称道佛朗哥是“一位使其对手望而生畏的人”的记者；用流亡相要挟，而实际上并未出走的部长；曾经反对过佛朗哥，而后来又忠于这个年老暴君的富豪和胆小鬼（这个暴君敢于对教皇的请求回答“不”）。总之，是一场新内战，40年后的又一场内战中的鲜血。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对所有一切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从他发现自己厌恶暴力，明白实施暴力无济于事的时候起，他就为创造和平转变的条件而斗争。他耐心而顽强地斗争，并且相信这是唯一的出路。而现在出现的这五具尸体，有可能使他将近一生的努力付诸东流，甚至使他产生违背自己愿望的疑问：是否依靠文明的异议和缓慢的政治行动清除不了暴君？也许他在痛苦地问自己，认为耐心是一种错误、容忍是一种耻辱的那五个人是不是错了，具有与他们相同看法的人是否也是错的。他摒弃这一想法，但这一想法却仍萦回于他的脑海中，并不断冲击着他，迫使他宣布，一旦必要，人们将会见到他也手执武器。他曾经使用过它。先使用了三年，后来又使用了九年。在那些年代中，他相信杀人有助于某种事业，相信世界不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得到改变。
此人就是圣地亚哥·卡里略。他是现在世界上持最大胆的异端的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他是个非凡的人，因为他从不迷信权威。他聪明，又很善良。听他讲话时，你不禁会自问，聪明和善良是否可能是同一回事？他对权威的藐视是那么勇敢，那么纯洁。他从不屈服于人，既没有屈服于佛朗哥，也没有屈服于斯大林；既没有屈服于威胁和辱骂，也没有屈服于被误解。即使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仍坚持下述己见：自由是第一义务，是第一权利，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能排斥多党制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为一句过时的话。可以这样说，在欧洲，他是最先悟出这一点的共产党人。从贝林格到马歇，所有其他的共产党人都是继他之后才明白过来的。当卡里略被莫斯科革出教门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仍忠于约瑟夫·斯大林。这位与众不同的有趣人物，以选择了杜布切克[2]一类人和谴责库尼亚尔一类人来回答这一驱逐。他欣赏某些人，如毕加索。你问他为什么，他会心平气和地笑道：“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周游过世界，对世界看得一清二楚。他曾在莫斯科、纽约、墨西哥城、古巴、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现在他居住的巴黎流亡过。他一直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少人都想得到他被埋葬的消息。他不得不用卫队，用秘密地址来保护自己，还不得不让他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受罪。这三个子女是25岁的圣地亚哥，大学的数学教师；23岁的佩佩，刚从物理数学系毕业；21岁的豪尔赫，经济系学生。要接近他并不是件十分简单的事。当你终于能接近他时，你将见到他住在一间房子里，里面仅有的陈设是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和六把椅子，屋内没有一张宣传画，也没有一张照片。如果你感到惊讶的话，那么他会向你解释道：“我该挂谁的像呢？勃列日涅夫的像？不，谢谢。毛泽东的像？不，谢谢。切·格瓦拉的像？也不。列宁的像？也许该挂他的像，但会显得平庸。你瞧，该挂上去的应该是已经殉难的同志和被囚禁在狱中的同志的像。但人数太多，墙壁上挂不下这么多。”他这样说的时候，声音是平静柔和的，并带有嘲讽的口气，但目光是坚定的。我可以毫不困难地成为他的朋友。我不相信我将会为此而后悔。假使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像圣地亚哥·卡里略的话，那么世界将变得更聪明，更欢乐。
从我采访圣地亚哥·卡里略那天起，西班牙的形势就有了变化，佛朗哥死了。尽管形势是艰难和不明朗的，但整个国家正在试图争取民主。轰轰烈烈的自由运动变得更加公开化。长枪党[3]运动已臭不可闻。西班牙共产党在为争取合法而进行的长期战斗中终于赢得了胜利。这位以非独裁社会主义名义最先违抗莫斯科的卓绝人物的话，今天依然有效。因此它像其他名言一样属于历史。现在，我们再次怀着崇敬的心情倾听他的这些话。我们长时间地遗忘了这个国家，第一个起来反对法西斯和为自由而浴血奋战的国家。我们常常说：“在西班牙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没有任何人在行动。西班牙人变了，成了驯服的绵羊。”之所以作出这种错误的判断，我们所能做的最好解释是越南、希腊、智利、巴勒斯坦和葡萄牙发生的新的悲剧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忘掉了西班牙。对于这一忘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成了佛朗哥政权可悲的同谋，姑息养奸的小人，心安理得地到海边和城镇去旅游。在那里，西班牙的什锦炒饭是那么可口，大海是那么蔚蓝，同比索兑换是那么合算。人们纷纷去看可恶的斗牛，去认识愚蠢的斗牛士，去赞扬愚蠢的足球赛和吉卜赛舞曲，或在行李中再装进两本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和《丧钟为谁而鸣》，对于风雅之士，再带上一些加西亚·洛尔卡[4]的作品。商业的交易带来了几十亿的收入，各国大使同它的政府互献殷勤，当然也包括中国和苏联的代表。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那么是大元帅[5]杀害了他们？
圣地亚哥·卡里略（以下简称“卡”）：他还将杀害一些人。他以杀人开始，将以杀人告终。即将受审讯的另外22人也必将被判刑。这是人类良知的又一次失败，但它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政权已病入膏肓。这些处决是这个奄奄一息的政权的最后呻吟和抽搐，是绝望，甚至是恐惧的哀鸣。它仅仅有助于促使人民起来造反和加速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末日的到来，这是他的末日的开始。
法：这一末日将何时来到？
卡：快了，很快就会来到。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十个月之内就会来到，最多不超过一年。不管是左派，中派，还是右派，都做好了准备。西班牙所有的政治力量一致赞同推翻这个政权，将采用和平的方式来推翻它。如果右派不帮助我们，中间派犹豫不决，以致未能实现我们预期的一致行动，那么这个独裁政权将不是在和平中倒台。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将迫不得已用暴力来打倒它，通过人民起义和部分军队的起义，或这两种起义之一来打倒它。但愿第二种解决方法是不必要的。我明确地这样希望，我现在仍抱着这样的希望。
法：为什么？
卡：这同我不信奉恐怖主义和游击战的理由是相同的。我们共产党人打过游击战，一直打到1949年。后来我们觉得它并不起什么作用，把它抛弃了。为什么？因为西班牙人在国内战争和法西斯镇压中所受的创伤还没有治愈。在三年国内战争中，我们死了数百万人，并被打败。在后来的法西斯镇压中，我们又死去了30万人。我们花了所有的时间来恢复元气，但人民的身上仍留着伤痕。他们不能再忍受武装斗争和流血。除了万不得已，他们不愿意重演那样的悲剧。由人民取得胜利的内战将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提高人们的士气；反之，人民在内战中失败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人们的士气低落。我们是打过内战的人，我们需要等待新的一代成长，以便使重建自由的条件成熟起来。
法：新的一代没有经历过内战，他们不怕内战。
卡：确实如此，但我们还是要设法避免内战。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因为今天与我们站在一起战斗的人可能是我们昔日与之交战者的子女。我们不想杀死今天与我们并肩作战者的父亲。我们不想要求今天的青年去杀死他们的父亲。我们不想分裂民主力量，迫使他们做出这样悲惨的选择。我们需要一切力量来推翻现政权。流血是一种浪费。佛朗哥主义并不是佛朗哥个人。要消除佛朗哥，你必须从根本上消除佛朗哥主义。要靠政治斗争，而不是靠报复性行动来实现。这就是巴斯克分离主义游击队员和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所不明白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搞谋杀是错误的。如果说，谋杀卡雷罗·布兰科的行动虽然无济于事，但由于是政治性的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其他的谋杀……谋杀现在当理发师的一名前警察就毫无意义。这类行动如果不是有利于政府和警察，那么有利于谁呢？在某些情况下，我怀疑背后是否有政府和警察的插手。因为对那些人判刑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只有酷刑威逼下写出的“自首书”。
法：卡里略，您能肯定谋杀卡雷罗·布兰科无济于事？
卡：卡雷罗的死在政权中确曾引起了一些混乱，因为他是一个担负着在移交政权过程中保证政权延续性的人。但现实并不因为他的死而有所改变。实际上又出来了个阿里亚斯·纳瓦罗[6]。这个人做着同样的事，并且还颁布了反恐怖主义的法律。我不赞成对他搞暗杀，因为继承他的人继续进行着逮捕和枪决。您也许会说，但是卡雷罗的死鼓起了西班牙人的士气呀。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确实没有哭他，甚至还庆祝了一番。但对我来说，着眼点并不在于得到微小的满足，而在于推翻独裁政权。
法：说得对。但是巴斯克分离主义游击队员和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进行的暗杀行动，会使人们联想到在西班牙发生了一些事情。过去，你认为西班牙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你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上岸时，他们告诉你说：“除了斗牛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卡：那时有一层沉默的帷幕笼罩在我们的四周，现在这层帷幕依然存在。只有像卡雷罗的死和五人因反法西斯而遭枪决这样的惊人事件才会打破沉默的帷幕。为了提醒全世界经常注意我们，我们必须每天为它提供两三具尸体。没有任何人谈到我们的罢工，没有任何人提到我们同警察的斗争，没有任何人报道千千万万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正在采取虽不比炸弹引人注目，但却更富有成效的手段进行斗争的消息。到佛朗哥消失时，你们将要问问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最终将对自己说，为了争取自由，也许这些西班牙人做了某些事。你们最终还将承认，独裁政权并不是像一个烂熟的苹果那样自行掉落下来的，而是被打倒的。有人说：“在西班牙，除了巴斯克分离主义游击队员和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的谋杀行动外，其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每当我听到这种责备时，感到无比难受。我现在能这样回答：“我对你们是有些了解的。在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事件这么多，以至于谁想得到新闻界的支持，他就需要向它提供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但人们怎么可能没有觉察到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抵抗运动呢？如果没有抵抗运动，监狱怎么会人满为患呢？肉刑又怎么会那样的残酷呢？”
法：你们是唯一不谈肉刑的人。有人向我们提供有关在巴西、希腊和智利存在肉刑的证据，但我们从来没有，几乎从来没有得到有关西班牙存在肉刑的证据。
卡：确实我们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这是有意的，否则，就等于向大家揭示，今天仅在西班牙存在绞刑。绞刑架是中世纪的一种刑具。它由一个套住犯人颈部的铁环和一根钉子组成。行刑时，钉子慢慢地插入犯人颈部……使受刑者无力挣扎。大事渲染这种酷刑，以博取人们的怜悯心是一种灾难。我们对怜悯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要求自由的呼声。在一个禁止罢工的国家里，人们举行罢工时所发出的是要求自由的呼声；在官办的工会中，人们在选举中取得胜利，争取到政治集会的权利，是由于发出了要求自由的呼声；学生运动掀起，获得了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是由于发出了要求自由的呼声；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等职业协会加入抵抗的营垒，也是由于我们发出了争取自由的呼声。
法：当五人在行刑队面前就义时，发出的不也是要求自由的呼声吗？
卡：是要求自由的呼声。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因为这毕竟还是付出了五个人生命的代价，而且在他们之前还付出了另一些人的生命的代价，因为它危及和平转变的可能性。
法：您这种看法仅仅是理智的反应呢，还是您仇恨流血而产生的感情？
卡：这两种成分都存在。请注意，我是个政治家，是个共产党人，是个革命者。革命并不使我感到害怕。我是在向往革命和酝酿革命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但当我谈到革命时，并不是指炸弹和游击战，而是指取消人们称之为人剥削人的东西，而是指争取人的自由。再补充一下，我并不笼统地谴责暴力和反对暴力。当需要暴力时，我接受它。如果西班牙革命像在其他国家那样需要暴力的话，我准备实施这种暴力。但我永远不会在卡雷罗的汽车底下放炸弹。您可以相信，如果明天需要起义的话，您将看到我手中拿着手枪。当历史的发展需要暴力时，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决不犹豫。但是接受暴力并不等于行使不必要的，甚至其结果违反自己的愿望的暴力，那只是意味着嗜好暴力，热衷于暴力。这是令人讨厌的。我现在仍然希望这些新的处决不要导致又一次内战。
法：在上次战争中，是否有引起您作呕的事件？
卡：没有。我不能把一切都归因于某一个别的事件。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事件。例如，我见过无数的儿童在战争中死去。在交战中，难免会有儿童死去。还有……您瞧，我是真正参加过内战的人，整整打了三年仗，开枪杀人。当我相信游击战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游击战，整整打了九年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个优秀的射击手，但我知道，为了杀人，我必须好好地瞄准。我杀过人。尽管我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但我不能说我喜欢这样做，而应该说，国内战争和革命战争是值得称颂的，但同时也是可憎的。您经常可以看到某些暗杀成性的人，某些学会杀人、搞镇压和充当警察的人。我永远也不会去当警察，警察终生热爱自己的职业。如果我们共产党在西班牙执政的话，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将把那些不喜欢当警察的人派到警察局去工作，并且每三个月轮换一批，以免他们习惯于这种职业，甚至爱上这种职业。我将禁绝一切镇压行动。
法：但在西班牙共产党中，究竟有多少人是这样想的呢？
卡：我可以告诉您，今天，所有在我党起着重要作用或握有一定权力的人都这样想。尽管可能不是每个党员，但作为一个整体，党是同意我的观点的，我们甚至成功地说服了那些曾遭受最严重的摧残，含有最深的仇恨的同志。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法：那么请您告诉我，如果佛朗哥像希腊的帕帕多普洛斯一样受到审判的话，您是否希望他被判处死刑？
卡：是的，我希望判处佛朗哥死刑。但我要重申，现在和将来，我都反对在西班牙进行镇压，反对迫害那些同现政权有牵连的人。现在和将来，我都主张赦免所有的人。但是，在我准备让佛朗哥的警察生存下去之时，我不准备让佛朗哥本人生存下去。他的罪孽过于深重，远远超过那些搞肉刑的人。后者都是些可怜虫。是的，判处佛朗哥死刑时，我将签字表示同意，即使我这样说会产生一个良心的问题。我本来是反对死刑的，但我还是要这样说。即使我内心深处愿意让这个昏庸的老家伙逃走，甚至逃往他在菲律宾的避难所，我还是要这样说。
法：如果他先死了呢？我指的是年迈而死。
卡：我将感到万分遗憾。有一些西班牙人认为，如果佛朗哥因病老而死，那将是历史的不公正，我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欧洲，像我们这样为自由而战的人寥寥无几，不应该让佛朗哥因此在死去时还以为他的暴政是不可摧毁的。他不应该得到这种安慰。他应该在活着时，用他睁着的双眼看到他暴政的末日。
法：然而几乎所有的人期待的是这个老人的自然死亡。他现在连身子也站不起来，话也不会说了。卡里略，您是知道的。让国家的自由取决于一个年迈力衰者的死亡，这岂不是凌辱了你们西班牙人吗？
卡：我从未期待佛朗哥死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他死前把他赶下台去。我现在仍致力于此。但是我必须承认您说的是现实。许多人都在期待，随着这个已经80多岁、便溺不能自禁的老家伙的死亡，一切问题将得到解决。因为许多人认为，变化如果发生在佛朗哥死了以后将更容易控制。右派和中间派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害怕在佛朗哥活着的时候建立民主。他们认为这就意味着问题将激化，从而过多的权力会落入人民的手中。另外，反对派中的许多人直到昨天还是佛朗哥主义者。他们对佛朗哥怀有一种心理病态。总之，他们不愿意做出任何反对他的事，因为他们宣誓过要效忠于他。我首先指的是那些被佛朗哥主义所激怒，但同佛朗哥仍有着联系的军队高级军官，是那些在40年前决定站在佛朗哥一边的居民。这些人相信佛朗哥和佛朗哥主义是完蛋了，从而国家可以在不受创伤、政权不是急剧垮台的情况下得到转变。他们不知道佛朗哥的死未必能导致佛朗哥主义的灭亡。他们不知道一个人的死还不足于推翻现存的制度。
法：然而这是一个以他为标志的制度。坦率地说，难道不该承认佛朗哥具有卓绝的政治才能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垮台了，后来出现的种种独裁专政也纷纷瓦解了，而他却一直执政到80岁，这真是一个新纪录。
卡：对，应该承认佛朗哥极为狡猾。但任何一个战胜了一场战争的人，摧毁了同他进行斗争的两代人的人，像他那样得到国际法西斯主义支持的人都会成功的。即使没有才能，他也会得到成功。我们还不要忘记，他有一个好运气，即遇到冷战时期。我们不要忘记，冷战为他提供了美国的支持。总之，历史条件对他有利。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您知道为什么许多现在不再信奉佛朗哥主义的前佛朗哥主义者，并不急于看到佛朗哥主义的垮台吗？因为他们害怕受到惩罚、镇压和报复，我们共产党人早在1956年就清楚地了解到这点，因此从那时起，我们就谈全国的和解和耐心。
法：难道这种耐心不过分吗？我的意思是说，您希望佛朗哥政权的倒台发生在佛朗哥去世之前，而同时您又期待着发生某些事。究竟是什么事？
卡：这就是我们多年为之战斗的东西：结束通过自由的呼声而表达出来的抵抗运动。西班牙的政治格局是民主的地盘越来越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人数众多，也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上活跃的居民人数众多，还因为有我在谈话开始时提到的各种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包括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教士和军队以及所有的文化界。实际上，就像所有的法西斯专政一样，佛朗哥主义从来也没有能掌握文化界。在西班牙，甚至新闻界现在也或多或少地公开反对佛朗哥主义。因此现政权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它像已经被判死刑那样在歇斯底里地做无用的挣扎。您将会承认，颁布反恐怖主义法律的唯一目的是激励那些最后的忠诚信徒和掩盖现实真相。一个拥有一切杀人手段的政府无需这样的法律。因此，如果巴斯克分离主义游击队员和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的急躁行为并未能产生其他解决办法的话，那么由我们来收获成果的时刻也就接近了。几天前，我们民主联盟的人同民主中间派联盟签署了一个协议。这是为了团结一切政治力量来争取时间和阻止由胡安·卡洛斯[7]继承政权的一种妥协手段。必须采取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会。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法：这意味着在你们的设想中，西班牙的自由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像葡萄牙那样靠恩赐得来。
卡：说得对，将不是苍天或军人的政变给我们带来自由，而是不为天下人所知的几百万西班牙人参加的政治斗争为自己换来自由。西班牙不是葡萄牙，许多军人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事实并不会改变这一真理。导致那些军人民主化的不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人民，而是西班牙人民。他们没有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进行过战斗，而是在祖国进行了战斗。因此，在西班牙不是军队影响政治力量，而是政治力量影响军队。或者是否应该说是政治力量正在战胜军队呢？属于民主潮流的年轻军官的目的并不是进行一次政变，而是支持和跟随全国的行动来使国家瘫痪，进而夺取政权。
法：总之，收获的日期未卜，但什么因素将导致这一天的到来呢？
卡：一次全国性的罢工。所谓全国性，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含义，而是从工厂到大学，从商业到交通，一次导致国家瘫痪的罢工，一次中止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政权对它无可奈何的全面性大罢工。这一切的一切都将在那段时间内发生。我们正在做的事就是为这一时刻的到来创造条件。对此，政府是知道的，但没有用。因为当这个时刻到来时，人民将走上街头，要求建立另一个政府，一个临时政府。军队将会予以支持。即便不是全军都支持，至少年轻的军官和……将支持。我不能告诉您更多的东西。
法：我明白了。但你们如何避免对形势失去控制呢？譬如，如何避免无政府主义状态呢？
卡：您听我说，我不能排斥在某些村庄和城市出现一点混乱的可能性。也许是通过无政府主义的放纵行为或孤立的自发行动产生的混乱。但通过一致的行动，即各党协调战略、采取共同行动，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避免出现无政府主义状态。尽管西班牙人以激动著称，但还必须相信，届时，人们将处于欢乐中，只要人们还沉浸在欢乐中，就不会想到去进行报复和搞无政府主义。在欢乐过去之前就会成立新政府。或许存在另一种危险。人民的幻想太多了，他们高呼，佛朗哥完蛋了，一切都很美好，一切都好办了。但这是民主的危险，民主的弱点。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执政对独裁者来说是十分容易的，但对民主派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法：这些都在十个月之内发生，最多不超过一年。卡里略，刚才我问您是否您的耐心是过分的，现在我问您是否您的乐观主义也是过分的？
卡：当一个人处在我这样的境地，他必须是个乐观主义者。如果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那么他将一事无成。但在这一点上，我这些设想根本不是乐观主义的，而是历史的分析。在西班牙，事情已经到了非像我所说的那样去做不可。我掌握着它的一些明显迹象。首先，近几个月里，同佛朗哥政权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来到这间屋子。我指的是曾经激烈反共的财政和宗教当局。很遗憾，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您将会感到十分惊讶。他们来找我，坐在您现在坐的地方，同我讨论现在西班牙正在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他们同意我的看法。现在我得说，如果是政权中的人到我这里来，并同意我的观点，那恰好意味着这个政权正在垮台，甚至可以说，这个政权实际上已经垮台。
法：如果您说对了的话，那么这个法西斯政权不是被暴力推翻，而是由于自身的衰败而倒台的第三个例子，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出现的第三个例子。首先是希腊，其次是葡萄牙，最后是西班牙。
卡：不，希腊的法西斯政权是由于军人让权而倒台的。让权是由于外部的事件，即塞浦路斯事件而引起的。葡萄牙的法西斯政权的倒台则完全由于军人的干预，也是由于外部的事件，即殖民战争使军事政变趋于成熟。在西班牙，法西斯政权将在不受任何外部事件影响的情况下倒台，既不是由于军人的让权，也不是由于军人的政变，而是由于国内抵抗运动多年来进行的缓慢而无声的行动。您瞧，我一直重复同样的话。也许您觉得这是一种勉强的说法，但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法：卡里略，这是您第二次提到葡萄牙。您能否定法西斯在葡萄牙的倒台对西班牙的影响吗？
卡：不，我不否定这一影响。卡埃塔诺的死大大地鼓舞了西班牙人。同时，转变的不流血性质也影响着我们。在转变过程中，从斯皮诺拉到库尼亚尔的各种力量联合在一起。现在葡萄牙发生的一切都直接涉及我们西班牙人，影响着我们西班牙人。譬如，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不团结，共产党人不尊重社会党人取得的选举结果。这些都极大地挫伤着我们，极大地损害……右派马上就说：“这就是共产党人将要在西班牙做的事。”尽管后来葡萄牙共产党人遭到了舆论的抨击，但也未能消除它给我们造成的不好的影响，相反，对那些想寻找机会攻击西班牙共产党的人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人们在里斯本达成妥协时，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如果说，葡萄牙今天发生的事会影响整个欧洲，那么西班牙所受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大。我还要进一步告诉您，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如果在西班牙建立起民主政权的话，那么它将大大有助于葡萄牙。当然，这要看是谁捷足先登，是西班牙的民主呢，还是葡萄牙的右派军事政变？
法：您认为法西斯会重返葡萄牙吗？
卡：葡萄牙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要改正它并不容易。另外，我不喜欢斯皮诺拉。我不同意那种人的观点，说斯皮诺拉不是皮诺切特。为什么斯皮诺拉不可能是皮诺切特呢？皮诺切特难道不是阿连德的参谋长吗？难道阿连德不相信他是个忠心耿耿的人吗？皮诺切特过去不是个法西斯主义者，而斯皮诺拉曾经是法西斯主义者。斯皮诺拉是个独眼龙，不讨人喜欢，甚至他的独眼也使我感到厌恶，因为独眼提高了他的威望。当然，苏亚雷斯比我更清楚地了解他本国的形势，但我担心他犯错误，不把斯皮诺拉看做右派手中的一张王牌。
法：现在我们回到西班牙这个话题。一些人认为美国将竭尽全力防止佛朗哥倒台，并阻挡西班牙重新获得民主。
卡：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也担心这一点。我想，美国的现政权不会很容易地接受西班牙的变化。一旦发生变化，它可能搞一次军事政变。美国人对欧洲左派存有极大的疑虑。沃尔佩大使的讲话证实了这一点。我竭力向我见到的美国人解释说：“西班牙左派不打算促使目前的战略平衡发生变化。”但解释是枉然的。当今世界已经不太稳定，难道我们还应该为了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利益而去影响这种平衡吗？我这里指的是军事集团、军事基地和裁军。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不希望出现一个反美的西班牙。西班牙将需要美国的技术和资本来发展自己，这是我们最清楚不过的。我现在可以告诉美国人：我们准备采取同你们合作的政策，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同东方、同苏联采取合作的政策。如果美国继续帮助佛朗哥，从而推迟在西班牙恢复民主的话，如果美国甚至想阻止我们重新获得自由的话，那么，西班牙各种政治力量最终都将起来反美。将是所有的政治力量，不仅仅是我们共产党人。
法：然而福特刚拜访过佛朗哥。
卡：是的，他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我正想知道是哪一个笨蛋建议他这样做的。不管是民主联盟，还是民主中间派联盟，大家都发表了强烈反对他的声明。他们要求关闭美国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美国人应该采取更聪明的态度，对西班牙人民应该有更多的谅解和尊重，否则，他们会失去至今还是他们朋友的人的支持。他们应当考虑到最基本的现实：不管他们喜欢与否，民主正在重返西班牙。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什么？是反美的民主呢，还是准备同他们合作的民主呢？
法：有些人认为基辛格指望着胡安·卡洛斯。
卡：噢，在胡安·卡洛斯身上，您想让我说些什么呢？他是一个佛朗哥可以任意操纵的人，是一个缺乏自尊和政治辨别力的可怜虫，是一个一头扎进了要他付出高昂代价的冒险事业中去的傻瓜。我马上给您解释胡安·卡洛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胡安·卡洛斯在巴利阿里群岛度假，佛朗哥下令说：“你到这里来。”他马上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赶到加利西亚。佛朗哥给他一个文件，说：“你看看这个反恐怖主义的新法律。怎么样？好不好？”胡安·卡洛斯回答说：“好，好。”佛朗哥又说：“那好，你可以回巴利阿里群岛去了。”大家都不禁要问：“胡安·卡洛斯到加利西亚去干什么呢？”他到那里去什么事也没有干，仅仅是阅读这个法令，说声“好，好”，只是因为那天佛朗哥也想找他的麻烦。胡安·卡洛斯的前景究竟如何呢？至多也不过是当几个月的国王。如果他能及时地断绝同佛朗哥的关系，那么他可能会得到立足之地。现在他连立足点也没有了，他被唾弃了。我愿意他收拾好行李，同他父亲一起离开，说一声：“我把这个君主国交到人民的手中。”他如果不这样做，结局将是可悲的，真的，将是可悲的。而且他还可能遭到不测。
法：要是您向他提出的全民投票的建议使君主政体获胜呢？
卡：这没有关系。如果人民决心要君主政体，我们将同君主政体一起搞政治。同样，如果您问我，一旦建立起民主，而你们共产党人在选举中遭到失败，那该怎么办？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会等待，我们将对大选的获胜者说：“好，你们执政吧。”我决不违背人民的意志。我也不想反对选举的结果。我决不会去干库尼亚尔干的事，永远不会。我不仅现在这么说，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我还将这么说，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不想把社会主义强加于人。社会主义应该来自人民和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不能以反对人们的愿望和牺牲人们的自由来搞社会主义。我不怕选举，相反，我要求选举。民主联盟预计选举可在佛朗哥垮台后一年举行，而我却做好马上进行选举的准备。一旦候选人名单准备就绪，选举就摆在全体人民面前。
法：也面向佛朗哥主义者？
卡：当然。我知道右派是强大的，但我更喜欢法西斯分子以他们本来的面目参加选举，而不是贴着民主派和自由派的标签参加选举。您别以为我这样说简直像天使般纯洁。我作过估计，要是阻止右派使用它的真名，那就糟了。况且西班牙人已经懂得怎样进行投票选举。我不怕我的党在选举中失败。在西班牙，共产党就是工人的党。很大一部分天主教徒是我们的盟友，而不是我们的敌手；社会党人也是我们的盟友，而不是我们的敌手。最近我们赢得了工会选举的胜利……如果我估计错了，我也甘心。我向您重申，我不是库尼亚尔。
法：这样我们就触及了问题的基本点：圣地亚哥·卡里略的共产主义，甚至是圣地亚哥·卡里略的粉红色的共产主义，是反对库尼亚尔，而赞同苏亚雷斯的。
卡：请听我讲明白，我是个共产党人，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我不是粉红色的。不，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对欧洲的经济做过认真的分析。在1917年发生了不少事情，共产主义通过列宁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但继续把革命看成是1917年列宁进行的革命，那就会像罗得的妻子[8]一样。您知道，《圣经》中的这个人物因为回过头去看，一下子就变成了一根盐柱。不应当往后看，不应当看俄国革命，而应当往前看，应当看欧洲。我们共产党人应当自问，为什么共产党仅仅在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封建主义边缘的国家里取得胜利。且不去谈中国，在那里干脆就是亚洲的封建主义。我们应当自问，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仍然最受工人阶级的拥护，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是的，可以轻易地作出这样的回答：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合作，已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但这样的回答根本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按照这样的逻辑，岂不是等于承认，我们共产党人同布尔什维克一样，我们被苏联的榜样和占领冬宫的思想迷惑住了吗？岂不是承认我们不愿意，也不善于进行我们本来能够去进行的改革吗？岂不是承认在如何进行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社会民主党比我们更成熟吗？
法：我要问自己，其他的共产党听了这些话会怎么想呢？
卡：您知道，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铁板一块。现在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现在存在着各国的共产主义。它们相互有别，每个党都有它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人。并不是所有的党都承认我们执行了一种脱离实际的战略。不错，在西班牙，在意大利，也许在法国，情况不同。但在这些国家中，都曾经发生过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共产党是这场战争中的主要代表者。这导致了这三个共产党同群众民主地结合在一起。总之，这三个党避免了僵化，从而发现了我所持的真理。首先，共产主义正好在人们认为容易获胜的地方没有取得胜利；其次，社会主义不能全盘抹杀历史上已经取得的成果，即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实际上，这些成果不像那些变成盐柱的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仅仅属于资产阶级。虽然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要使它们成为只有利于自己的东西，但它们是属于所有人的。换言之，罗得妻子式的人物应当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降低生活水平，而是提高生活水平。还应当相信，只有从既得成果出发，从导致这一成果成为可能的经济现实出发，社会主义才能在我们这些国家中得到发展。
法：但维利·勃兰特和萨拉盖特也是这样说的呀？
卡：他们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但我希望他们同意我的说法：“在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地方，自由受到了损害。”确实如此，某些人权也受到了侵犯。但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取得胜利的地方，社会主义并没有建立起来，仅仅存在自由罢了，并且往往是有局限性的自由。我们公正地说吧，在联邦德国，共产党人没有很多的自由。您曾经问过南尼，他喜欢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还是更喜欢苏联的共产主义。如果您也这样问我，我将会告诉您说：“我既不喜欢前者，也不喜欢后者。”对我来说，苏联的制度并不好，这一点我认为需要强调。但对我来说，斯堪的纳维亚的制度也不好，因为按照我的看法，它不是社会主义，仅仅是自由罢了。如果说，我确实不能抛弃自由的话，那么我也确实不能仅仅满足于自由。我梦寐以求的制度是：在那里，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一般的进步人士能够合作，去真正改变私有制，直到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
法：年轻的极端分子，如毛主义者，他们将会回答您说，您的东西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主义。
卡：毛主义者、极左分子是些犯幼稚病的人。这些人突然之间发现了这个社会的丑恶，领悟到不公正、权力和压迫这一类词的含义，就像工人刚起义时那种含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行动那样，今天这些犯幼稚病的人也是以无政府主义的面目出现。他们的行动不过是重复某一历史现象罢了。或者我应该说，这是一种家庭的遗传病？应当谅解他们，同他们对话，不应当把他们看成敌人。1956年，毛泽东对我说：“应当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一万年。”我对毛主义者不说这样的话，因为我觉得一万年是漫长的，甚至是太长了。这一点，您只要想想毛泽东对他本国的资产阶级连十分钟也不允许存在就可以理解。但是我要问他们，如何理解共产主义和革命？理解成为夺取政权吗？我并不这么理解。即便从最好处讲，政权是革命的第一阶段。对我来说，革命意味着进化，进化是缓慢的，是异常缓慢的，需要耐心，需要理智和耐心。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法：同意。
卡：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争吵呢？
法：我不是争吵，我是要提醒您注意，一直到昨天还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是这么说的。因为至今你们还没有对你们的模式进行过尝试，还因为你们的模式同迄今为止人们所看到的其他模式是完全相反的，因此产生疑虑是合情合理的。
卡：啊！我该怎样来给您解释，新的共产主义正是在那些模式的坏典型中产生的呢？我该怎样来解释，我们正是在摒弃它们的条条框框和僵化的理论时建造共产主义的呢？我拒绝那些模式！它们丝毫不代表马克思主义。如果好好读读马恩著作的话……
法：我觉得这种共产主义就像《圣经》一样，人人都从中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卡：您说得确实有理，而我更愿意说，人人都能从中得到他所要找的东西。从中只找一种教理问答公式的人所犯的错误就在于看不到整体。这同样是研究教理问答的神甫所犯的错误。我不是神甫，我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有益于人类的东西。
法：在您的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内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是否已经过时？
卡：在这里您也说对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是一种已经过时的说法。实际上，我极少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即使提到时，我指的也完全不同于正统的概念。我是指在一个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法律将保护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取消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被理解为通过武力和暴力建立起少数人政权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
法：您什么时候发现它是一种过时的概念？
卡：我不得不告诉您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那次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我进行极其深刻思考的开始。随后发生的那些事，如布拉格之春，又使我的想法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实际上，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是同杜布切克站在一起的，我们对他的尝试寄予极大的希望，最后我们愤怒地谴责了苏联军队的干涉。但一切都来源于西班牙的经验，也就是说，我们在内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政府。这个政府由一位社会党人主持，由社会党人、共和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天主教徒、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以及两位共产党人组成。这个政府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它使我懂得，不执行罗得的教条，人们同样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那时的西班牙共和国不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制度上的。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
法：卡里略，请原谅，那么你们和社会党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
卡：没有任何区别。对我来说，我们同真正的社会党没有任何区别。
法：那么您为什么不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
卡：这是我所希望的，也是我愿意的。我党多次建议组成一支新的政治队伍，也就是由各社会主义力量组成的联盟，譬如，建立一个称之为革命劳动党的党。总之，一个真正的工党。您得十分注意，我指的并不是竞选联盟或人民阵线，我指的正是一个党。在这个党内，各自保留着自己的哲学思想和自己的个性，但大家都同意进行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变。
法：卡里略，再请您原谅，您过去不是个斯大林主义者吗？
卡：唉！我过去是斯大林主义者，过去是！哪个共产党人过去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呢？您能指出这样的人的名字吗？甚至社会党人南尼过去也是个斯大林主义者。我是在西班牙认识南尼的，那时他来同我们一起战斗，我是通过费尔南多·德罗萨[9]认识他的。费尔南多是个愿意为我们作出牺牲的社会党青年。我可以告诉您，在那时，甚至南尼也是个十足的斯大林主义者。
法：您认识斯大林吗？
卡：当然认识。我是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10]一起认识他的。我应该说，我并不觉得他是个令人反感的人。他能很好待人。只有当他说“不，你们错了”时，才变得强硬。他召见我们是因为他不同意我们的政策。他同苏斯洛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一起接见了我们，几乎一见面就责备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同法西斯工会一起工作。他说，我们这样做会脱离群众组织，还说我们身上有某种“左倾”错误。在这两件事上，他都没有错。您瞧，今天我仍不能说斯大林留给我不好的印象，因为那时我不知道斯大林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为人一点儿也没有流露出来。在俄国六个月的流亡生活中（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6月），我从来没有了解到斯大林的真实面貌。也许是因为我不会讲俄语（我从来就没有学会它），也许是因为我个人在莫斯科时享有充分的自由。那时我24岁，是在战争结束后第一次在不受追捕的情况下生活。我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后来我在纽约感到的恰恰与此相反。
法：纽约吗？您什么时候去纽约的？
卡：此后不久，是莫斯科派我到那里去的。我作为共产国际青年的官员去会见美国共产党书记白劳德。我持一张假护照，经日本和加拿大到了那里。像在莫斯科一样，我在那里逗留了六个月。我住在阿姆斯特丹大街，感到十分抑郁，首先是因为摩天大楼的缘故，我感到不舒服的第一件事就是仿佛这个城市倾倒在我的身上，它的摩天大楼压住了我。其次是因为救火车的警报声可怕而刺耳，似乎全城火灾不断。再次是因为孤独寂寞，任何地方都没有像纽约那样使我感到寂寞。也许是因为我不懂那里的语言，也许是因为我接触到的只是白劳德和美国共产党人，也许是因为我同白劳德合不到一起，他也是那样的刻板。我因寂寞而陷于绝望，一反过去，开始爱好我所讨厌的吉卜赛舞曲。我买了个收音机，收听西班牙语的新闻广播。由于电台经常播放这种吉卜赛舞曲，久而久之，我爱上了它。
法：我们还是回到莫斯科的话题吧，特别是有关您同莫斯科的关系。
卡：嗯……您想知道些什么？
法：您清楚地知道我想知道的事。今天您同莫斯科的关系怎样？是外交关系吗？
卡：嗯，我觉得我已经向您表述得够清楚的了。西班牙共产党人截然不同于苏联共产党人，我们的社会主义概念恰好不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我已经告诉过您，我们是同杜布切克的捷克站在一边的……您说得对，实际上是有点儿外交关系的味道，这是清楚的。但也不尽然，因为我同苏联人讲话总是极坦率的，甚至是生硬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见面就打架，但我们之间的讨论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我总是说那些他们一点儿也不喜欢听的事。我毫不畏惧地谈给他们听，因为我们不能忘记，经过50年后，在俄国，自由的问题仍有待解决，而自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俄国是沙皇主义的残余占统治地位，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繁荣兴旺。请注意，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不否认，如果没有苏联，我们绝不能打败欧洲的纳粹主义者；我不否认，如果没有苏联的武器，我们西班牙人就不可能同佛朗哥进行三年的斗争。只有苏联人帮助了我们，给我们送来了大炮、坦克和冲锋枪。除了他们，只有墨西哥支援过我们，还提供给我们一船步枪。其余的所有国家或保持中立，或像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向我们扑来。尽管这种感激的心情铭刻在我的心上，但我还是说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也不接受苏联的命令。当然，不能由苏联来指示我该做什么，今天不能，明天不能，永远也不能。
法：我必须向您重复前面提到的问题：在西班牙共产党中究竟有多少人是这样想的呢？
卡：所有的人。要是仅仅是我一个人这么想，那有什么意义呢？政治力量是党，而不是我本人。显然，我个人的变化和党的变化是同时发生的。譬如说，在捷克问题上，不赞成党的意见的只有一个小组。它就是加泰罗尼亚的神甫小组。您知道，在西班牙共产党中有不少的神甫，加泰罗尼亚神甫小组赞成苏联干涉捷克。唉！这些神甫是可怜虫，他们竟如此习惯于唯命是从。
法：卡里略，我非常想相信您的话。说得更明白些，既然我相信您，我也非常想相信您的党像您一样。但我缺乏信心，也就是说，我不得不想，一旦您病了，是否会出现一个库尼亚尔和……
卡：您可以相信，如果我病了的话，我的党将继续同其他的共产党，特别是同库尼亚尔保持应有的距离。我们对库尼亚尔的态度是明确的。为此，其他的共产党对我们进行了不少的批评。我们只在葡萄牙掀起反共浪潮时向他表示过声援。库尼亚尔……您要知道，我是在1944年秘密居住在葡萄牙时认识库尼亚尔的。那时我对他有着良好的印象，因为他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作出过惊人的牺牲，英雄般的牺牲。后来，我在一些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上又见过他。我应该说……对，总之，我应该说，当我读到您对他的采访记时，我马上就辨认出是库尼亚尔的话，而他否定采访内容……
法：库尼亚尔没有否认我写的话，库尼亚尔对我是诚实的。他知道自己确实谈了我所写的东西，他没有否认过一句话。是葡萄牙共产党在没有看到采访记之前就对我的话进行辟谣。也许他们想惩罚库尼亚尔。
卡：但我并不为他的话而感到突然。我感到沮丧，对，沮丧是个恰当的词，但人们怎么去评述和思考1975年的某些事呢？怎么能对别人采取置之不理或嘲笑的态度呢？我对别人不是采取置之不理和嘲笑的态度。我同他不一样，我现在正在为团结左派力量和寻求解决民主的办法而工作。啊！要是我能见到某个地方实现了富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我可以含笑死去。也许这个希望是可能实现的，在意大利或西班牙。我觉得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策是明智的。
法：是明智的呢，还是诚实的呢？
卡：我相信他们是诚实的人。譬如，阿门多拉就是一个诚实的人，贝林格也是一个诚实的人。在阿门多拉和我之间，在贝林格和我之间，我找不出更多的区别。当然，我没有像阿门多拉那样慷慨激昂，更没有像贝林格那样镇定自若。但我感到他们是可亲近的。如果某个人不诚实的话，您知道我会说什么吗？我会说，没关系，要紧的是对群众进行教育，因为谁要是对接受民主教育的群众不择手段，他最终会被群众所唾弃。我知道，有时在共产党人中也有宗派主义。但是哪里都会有宗派主义，对那些始终在孤军奋战，从来感觉不到别人的支持的人，能对他提出什么要求呢？共产党人总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斗争。对共产党人，我要谴责的倒是他们过分的自傲和洋洋自得。他们总是流露出优越感，自以为与众不同。也许是因为别人使他们感到不同于众……他们还有另一个缺点：一旦这个党获得了群众，他们就变得趾高气扬起来；一旦获胜，他们就要神气活现。那么这是共产党人的通病还是人类的通病呢？您知道，为了防止在政治上冲昏头脑，就需要理智和经历多次挫折的考验。
法：或者像圣地亚哥·卡里略那样。但愿卡里略们影响整个时代。克娄巴特拉鼻子的故事。
卡：谁的鼻子？
法：帕斯卡所说的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当时若短了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不同。苏亚雷斯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卡：否定人类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当个人能代表某一历史阶段时，个人有巨大的重要性。谁能不承认俄国革命打上了列宁这个人物的印记？谁能不承认要是没有斯大林，事情就会有不同的发展呢？甚至佛朗哥和佛朗哥的个性对西班牙也起过巨大的作用。要是没有他的顽固不化、草菅人命、独断专行、惨无人道和冷酷无情，西班牙就不会度过如此漫长的黑夜。
法：黑夜即将过去，对吗？您向我证实这一点吗？向我重复这一点吗？
卡：我向您证实，我向您重复。通过流血或不流血的斗争，佛朗哥即将垮台。暗杀那五个人是奄奄一息者的最后呻吟，是末日的开始。
1975年10月于巴黎
[1]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Rodriguez Zapatero, 1960—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2004年起任西班牙首相。
[2]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 1921—1992），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议会主席。主张“人道社会主义”，并且推动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著有《希望不死》一书。
[3]西班牙法西斯政党，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佛朗哥上台后成为西班牙唯一合法的政党。1977年被取缔。
[4]加西亚·洛尔卡（Garcia Lorca, 1898—1936），西班牙剧作家，诗人，反法西斯战士。1936年被法西斯分子杀害。
[5]即佛朗哥。1936年佛朗哥自任西班牙海陆空三军大元帅。
[6]阿里亚斯·纳瓦罗（Arias Navarro, 1908—1989），1973年12月卡雷罗·布兰科被暗杀后，被佛朗哥指定接任西班牙首相。1976年7月在西班牙国王的压力下辞职。
[7]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I, 1938— ），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波旁王朝末代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孙。1947年佛朗哥宣布恢复君主政体，选中胡安·卡洛斯为未来的国王，1969年佛朗哥指其为继承人。1975年11月登基。
[8]《圣经》中人物。上帝要毁掉索多玛与蛾摩拉两座城，令天使前往营救罗得一家。天使叮嘱他们往山上跑，不要在逃命时停留站住及回头看。罗得的妻子没有遵从天使的吩咐，在逃命时回头一看，立即变作了一根盐柱。
[9]费尔南多·德罗萨（Fernando de Rosa, 1908—1936），意大利学生，曾试图刺杀意大利翁贝托王子（即后来的国王翁贝托二世）。1934年因在西班牙参加社会起义被捕，1936年死于西班牙内战。
[10]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 1895—1989），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1920年参与创立西班牙共产党，1942年起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1960年起任西班牙共产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