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瓦罗·库尼亚尔于1913年11月10日出生在科英布拉。1934年成为卢西塔尼亚共产主义青年学生组织的书记，公开与萨拉查政权对立。他于1940年第一次被捕，1949年，又一次被捕，被判30年徒刑。1960年成功越狱，逃往莫斯科避难，最后迁居巴黎。1961年，在国内以鼓掌方式被任命为葡萄牙共产党书记。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回到葡萄牙，参加临时政府。但是很快退出政府，着手组织和领导极左力量。1992年退出政坛，以曼努埃尔·蒂亚戈的笔名，写了许多评论和文章。他于2005年1月12日在里斯本去世。
1975年6月，在葡萄牙举足轻重并左右着执政军人的人，在选举中虽败犹胜的人，是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采访他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是一旦能采访到他，从他的言谈中，你可以充分了解到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库尼亚尔不屑使用外交辞令，他无比直率，张口便说出他心中想说的话。在他所向往的和他所追求并已经部分达到的目标中，有一项就是彻底拒绝民主自由，即彻底拒绝被理解为宽容和文明的民主自由。他谈话的核心是要么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法西斯专政。第三种力量无足轻重，自由社会主义微不足道，而且如果自由社会主义损害了他的欧洲同志，那么就更糟。对这些，他都直言不讳。但是对个人私事他守口如瓶，甚至拒绝透露他是否已有妻室子女，拒绝透露他逃出佩尼谢监狱之后的流亡生活是在哪里度过的。（苏亚雷斯于1975年9月向我证实，流亡期间，库尼亚尔主要寄居在莫斯科。一月之后，卡里略向我重复了同样的话。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一致认为库尼亚尔已经结婚，至少有一个女儿。人们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对此讳莫如深。在独裁政权已经垮台，秘密状态也随之解除的今天，这完全是多余的。）人们难以明白这种严守自身秘密的作法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甚至有关他的被捕、受审、被判无期徒刑和14年囹圄生活的情况，我都没有能让他说出片言只语。尽人皆知，他在萨拉查的狱吏面前的表现一直是非常高尚的，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我相信保密的嗜好产生于他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的经历，产生于某些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典型性格。我没有采访过贝林格，但曾为了要求采访他而会见过他。我发现他与库尼亚尔一样，也设置着一道屏障。这并不是偶然的。只要谈思想观念，贝林格可以开诚布公，侃侃而谈。但一提及他的私生活或者涉及他的个人问题，他便面有难色地闭口不言。总之，政治上敢作敢为的人往往在有关自身的问题上变得腼腆而拘谨。也许是因为他们并不自信，或者对自己并不满意。
尽管库尼亚尔的性格是不可取的，但他却使我产生好感，他也许是我见过的最讨人喜欢的领导人之一。荒谬绝伦的是我越被他的原则和言语吓得连连后退，就越感受到他的魅力，以至于我必须努力去忘掉这一点：一旦他大权在握，而我正是他在葡萄牙的政敌的话，那么他将会毫不犹豫地枪毙我。对他产生这种好感的原因难以解释清楚，而有些人则认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女人们喜欢库尼亚尔，没有一个女人不为他那俊秀的脸蛋、美丽的蓝眼睛、甜美淳朴的笑容和一头银丝而动心。尽管他年事已高，身材矮小，衣着简朴，但他富有一种强烈而不可抵御的性感。诚然，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但还不足以解释上述现象。事实上，男人们——我指的是正常的男人——也像女人一样喜欢库尼亚尔。你将找不出一名男记者或库尼亚尔的政敌说出与此相反的话来。根据我的经验，我敢断言他的魅力不在于他的外貌，而在于他的激情，在于他的直率，还在于他的可爱。他甚至在向我陈述那些最难以令人容忍的思想时，也显得亲切、欢快、雄辩。他的乏味的信仰从未减弱过他的智慧，他的左派正统观念从未磨灭掉他的光泽。所以，尽管你讨厌他，谴责他，但最终你将因同他在一起而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悦，而且似乎感到有必要为他的谬误言论开脱。果不其然，我们最后以紧紧握手、互拍肩膀道别。
这篇于行政选举前夕在意大利发表，并由西方各报转载的采访记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在欧洲共产主义正忙于表明自己信仰议会民主以谋取信誉之际，显然，库尼亚尔讲话的发表犹如冰雹打在庄稼上。反共产主义者加以利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为此而恼火，贝林格派遣贾恩卡洛·巴叶塔前往里斯本，以证实我在文中是否有添油加醋之处。巴叶塔会见了库尼亚尔，回国后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摊开双臂说：“请你们再重读一下法拉奇写的采访记吧。”库尼亚尔对巴叶塔说的话完全是他对我说过的话，不光彩的却是葡萄牙共产党。早在核实我的文章以前，葡萄牙共产党就发表了一份公报，说我是个撒谎的人，完全捏造了库尼亚尔同志的答话。但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用简单的真理来反击他们，就像基辛格事件时那样。我答复他们说，录音磁带在我的手中，可以证实我听到和录下的话。人们就这一事件又继续议论了几周，甚至几个月。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事件中唯一表现良好的人正是库尼亚尔，因为他没有一次低头否认自己的言论，或者荒诞地用辟谣的作法来伤害我，相反，有人对我说，他将会强烈地指责在葡萄牙共产党内做出这等事的人。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以下简称“库”）：您愿意怎么说，您愿意怎么想，悉听尊便。我们葡萄牙共产党需要军人。我们是同军人站在一起的。我们不需要同社会党人建立人民阵线，不需要南尼和陶里亚蒂在1948年签订的那种协议。我们已经同武装部队运动缔结了这样的协议。在这里，建立一个没有军人参加的人民阵线是不可能的。社会党人的一大错误就是不明白如此简单的真理和不顾民意地将军人排斥在外。即使到了今天，他们仍然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愿承认我们正在同武装部队一起搞一场革命，一场由武装部队发起和进行的革命。从4月25日起，社会党人就一直把赌注压在中不了彩的马身上。在关键时刻，我们共产党人总是率先表态。譬如，3月11日发生那次未遂军事政变时，我们没有等待着去看天平将会偏向哪一边，也没有为了等待发现哪个集团更有可能取得胜利而浪费时间。我们当时立即承担了揭露反革命危险和谴责斯皮诺拉的责任。我们仍然同武装部队运动站在一起。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您愿意怎么说，您愿意怎么想，悉听尊便。抹杀和无视一个代表着绝大多数民众，并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的党是不合理的。如果不接受选举的结果，那么……
库：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不愿意选举的做法！您若从这一思想观念出发就错了。不，不，不！我毫不在乎选举，毫不在乎！啊！如果您认为问题可以归结到这个党或那个党所获选票的百分比上，那么您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您以为拥有40%选票的社会党和拥有27%选票的人民民主党代表着大多数，那您就错了！他们不构成大多数。
法：库尼亚尔，您在开玩笑吗？难道数学是一种主观想象吗？
库：我是说选举同革命运动毫不相干，或者说很少相干，不管您是否喜欢这种说法，也不管社会党人是否喜欢这种说法。我是说，选举过程不过是革命运动的小小补充。因为在这里，武装部队运动是一股政治力量，是一股独立的力量。它既有自己的政治思想，又有自己的政治自主，虽然它在选举的结果中没有体现出来。是的，我知道您想用什么话来回答我。您会说军人也投了票，是用这句话来回答我吗？武装部队运动并没有作为一个政党参加竞选，他们的选票分散在各个政党中。如果您以为没有武装部队运动便能实施立宪会议，那么就会犯一个莫大的错误。如果您以为立宪会议可以变成议会，那么就会犯一个可笑的错误。啊，不！立宪会议并不一定是个立法机构，也并不一定是个众议院。我向您保证，立宪会议就是立宪会议，仅此而已。它的意义是有限的。立宪会议将在一定的政治范围内工作，而这个范围是完全受不代表武装部队运动的力量同武装部队运动之间签署的协议所限制的。因为进行4月25日革命的是武装部队运动，而不是社会党。
法：您是说葡萄牙将不会有议会吗？我理解对了吗？
库：您理解得很对。我向您保证在葡萄牙将不会有议会。
法：那么你们为什么举行选举？为什么你们共产党人参加选举？为什么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费在选举上？
库：唉！唉！唉！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您是对的。也许我们不参加更好。但是人们并不总是能做那些称心如意的事，并不总是能按自己的设想行事。当时，一切都计划好并作了决定。种种矛盾的力量参与其中，如那个不同派别组成的政府，那个连人民民主党也包括在内的大联合政权。我们共产党人曾清楚地告诉军人，联合政权中不应该有人民民主党，不可能通过广泛的民主联合把国家引向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愿意把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武装部队运动的各个派别组合在一起……我们曾提醒他们，选举是一种危险，条件还不成熟。如果不采取补救办法，我们将在选举中失败。消极的投票不能同积极的战斗混为一谈。但是我们只阻止了地区性选举，对立宪会议的选举他们曾坚持要举行。
法：库尼亚尔，选举是测量人民意愿的唯一标志。
库：是标志之一，仅仅是标志之一。我之所以这样回答您是为了取悦于您，说得更明白些，是为了避免同您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如果我回答您说“不是任何标志”，这种是与不是的争论就不可避免。当有些地区还存在文盲时，您想测量出什么呢！现在有些地区到处散布着这样的流言飞语，说什么“如果你投镰刀斧头的党，那么共产党人就会来到，并揪你的耳朵”。在这种流言盛行的情况下，您想测量出什么呢！
法：库尼亚尔，您是说，人民还没有成熟。这往往是推行专政的借口，也恰恰是法西斯分子常说的话。
库：唉……这并不是说人民还没有成熟……而是说选举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法：库尼亚尔，事实是您没有预料到会遭到如此惨败。
库：不，不。我知道右派会取得胜利。我没有提醒过军人吗？我曾期待在里斯本得到更多选票，这是真的。我曾期待在南方的许多地区得到更多的选票……但是我从来没有幻想过获得多数。抱这种希望是缺乏根据的。反共产主义势力如此强大，以致在某些村庄我都无法举行集会。他们在墙上写道：“库尼亚尔，叫你有来无回！”农业地区对我们十分不利，农村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氛。无论在什么地方，被认为需要打倒的敌人不是法西斯，而是葡萄牙共产党。我们遭到各种各样的人的反对：右派、中派和左派。你们国际新闻界也攻击我们，你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议论布拉格，也像议论布拉格那样的议论里斯本……而梵蒂冈电台则呼吁人们别投左派的票，社会党人煽起内战的恐怖，说什么如果共产党人上台，就会同西班牙人交战，还谣传说将发生共产党人策划的军事政变。在这种气氛下，右派获胜是不可避免的。
法：库尼亚尔，右派没有获胜，是社会党人取得了胜利。您愿意去说话的地方，您都去了，也说了，那里没有恐怖气氛。选举是以正确的方式进行的。后来是你们采取了错误的行动，甚至是非法的行动。
库：啊，现在我不得不向您解释现在葡萄牙发生的事。这里发生着什么事呢？发生着革命。您知道吗？这里有一个革命的进程，您知道吗？尽管它是同资产阶级的民主化进程同步发展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化进程有时同革命进程有着同一的目标，有时则互相矛盾。解决问题主要应靠革命运动，而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则依据选举万能论的陈旧观念行事，希望一切合乎法理。它强调法律地位，要求对享有某种法律地位的事物给予法律保护，但这种法律都是前政权的法律。它谈论有待遵守的法律，但是在革命进程中人们将制定新的法律，而不遵守前政权的法律，懂吗？革命不遵守法律，它制定法律。
法：对极了，正确极了。那么您为什么同我谈民主？民主是多元化，是思想的自由。选举就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民主，是人人都参加的选举，而不仅仅是由您所容许的党派参加的选举。
库：这是您的看法，绝不是我的看法。
法：我明白了。但是您把“民主”一词理解为什么鬼东西呢？
库：当然不是你们多元论者所理解的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民主意味着取缔资本主义和垄断。我再补充一句：现在在葡萄牙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出现你们西欧那样的民主。我说“已经没有”，就是说“再也没有”。当然，如果他们在4月24日对我们说，你们将会有一个像法国、意大利和美国那样的政权，那么我们也会欢呼：“多好啊！多么令人欣慰啊！”但是事态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现实的演变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前景，人们不能强求某个国家人民的愿望受到限制或一成不变。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你们西方的民主。我们对你们的民主自由和垄断政权之间的协调一致已经不再感兴趣。即使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们也不会去争取达到这样的目标，因为我们不希望达到这样的目标，因为我们不要你们那种民主。我们也不要你们那种社会主义，尤其是你们那种社会主义梦幻。明白了吗？
法：怎么不明白呢！
库：这里需要使社会和经济方面发生深刻而彻底的变革。这里有两种选择：或是依靠强大的反动政府实施垄断，或是依靠强大的共产党民主结束垄断。葡萄牙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非常初级的，是建立在落后工业、原始农业和贫困的基础上的，技术也从未能减轻这种贫困。另外，葡萄牙资本主义的发展自始至终都得到国家机器的保护，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利用暴力镇压手段和使劳动者始终处于贫困状态来促进垄断资本的形成。我们的资本主义始终是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根本不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相比。我国工人的工资和其他欧洲国家工人的工资相差悬殊，两者的生活水平有天壤之别。我感兴趣的是取缔垄断资本，而您却同我谈论选举结果、民主和自由！诚然，我们目前在取缔垄断资本方面头绪很乱。其实，您现在看到的只不过是个开端，甚至是暂时的局面。您别以为实现国有化是我们的纲领的结果，它还只是为了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即使不要社会主义，也必须实现国有化。
法：这就是您不愿意听到有人说您派人查封社会党人的日报《共和国日报》的原因吗？这就是您无视自由，垄断了从报纸到广播电视所有新闻机构的原因吗？
库：我没有垄断任何东西。在葡萄牙新闻界是非常自由的，从思想上来说是自治的。它遵循革命的进程。对我来说这样是合适的。当然，如果工人认为某个社长或某个编辑部是反革命的，那么他们有充分的权利阻止这些人留在原来的岗位上。而且不论从精神上还是从政治上，他们有义务这样做。无论在葡萄牙的什么地方，一家报纸的工人可以赶走社长，或者拒绝给他印刷。在《共和国日报》事件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社会党人歇斯底里大发作，吵吵嚷嚷，目的是想提醒人们，他们取得了选举的胜利。而实际上，工人起来造了反，因为《共和国日报》只发表攻击和诬蔑葡萄牙共产党和抨击革命的文章。工人们先是指责那些不公正的文章，继而起来造反。他们做得很对。
法：库尼亚尔，如果社会党的工人做出同样的举动来对待您和您的报纸，那么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库：唉，唉！我将会对他们说：小伙子们……
法：库尼亚尔，您听我说，您甚至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因为您是个从不隐藏自己蛮横的专横者，您是个从不用心掩饰自己暴政的专制者。但是难道您没有意识到您给欧洲左派带来的祸害，特别是给您的同志们——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带来的祸害吗？请您想一想西班牙共产党……
库：噢！可怜的西班牙共产党。噢！可怜的西班牙共产党人！他们使我感到何等的激动，我为他们感到何等的难过！
法：请您想一想意大利共产党，想一想您如何为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效劳……
库：啊，对此我感到多么遗憾，多么难受啊！我感到难受！确实感到难受！啊，可怜的意大利共产党人！我为欧洲各国共产党人哭泣、自责、自咒和难受！是的，我了解他们的怨言。这就是他们来到这里时反复抱怨我的话：“你们为什么干这种事？”“你们为什么不接受某种民主的做法？”“你们为什么阻止天主教民主党参加选举？”还有其他的种种责问。这个天主教民主党是个什么党呢？仅仅是一个四周前才建立起来的小党，为首的是个法西斯分子。这个法西斯分子理应从9月28日起就被投进监狱，因为他伙同斯皮诺拉背叛了武装部队运动。这个一点儿也没有天主教基础，刚成立不久的反动派已经策划了阴谋……
法：这些都有待证明，但不管怎样，无产阶级民主运动当初不也是一个成立不久的小党吗？只是它能使您得心应手而已。
库：我们是通过两扇截然不同的窗户观察事物。这是您的窗户，不是我的窗户。
法：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为您嘲笑另一国的兄弟共产党而感到奇怪。意大利共产党一直在争取实现历史性妥协，而您却……
库：噢，一想到他们因为我的缘故而如此痛苦，我感到难受！我感到怏怏不乐！他们本来有那种可能性，而我毁了他们的可能性！您知道我现在要说什么吗？如果某个国家的共产党因为另一个国家中发生的事而受到损害并面临某些后果，那么这就是说……
法：……它没有多大价值，将来也不会有多大价值。但是意大利共产党有700万张选票，而您的选票甚至不足70万张。您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点？您从来没有考虑过去做陶里亚蒂所做的那种选择的可能性，也就是纳入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中去的选择？
库：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已经取得了远比这些更多的东西。今天在葡萄牙已经不存在私人银行，各主要部门都已国有化，农业改革正在实施，资本主义正在被摧毁，垄断资本行将消灭。凡此种种都是不可逆转的进程，不可逆转！因此我现在对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抱怨的回答是：我们并不期待选举的结果来改变现状和摧毁过去。我们进行的是一场革命。它同你们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法：您不认识陶里亚蒂吗？
库：我好像同他见过几次面，交往不多。我没有想过要同他再见面，或加深我们的关系。这并不是因为到现在为止，意大利共产党始终与我们不团结……也并不是因为我想指责他们不会抓住有利时机，或者指责他们由于陶里亚蒂所做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革命……我猜想，他们选择走这样的路有其自身的理由。我已经说过，在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到4月24日，如果资产阶级民主能行得通，我们将十分高兴。但是现在历史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机遇。我们不愿错过这个机遇，我们也将不会错过这个机遇，只要不犯类似导致右派军事政变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不想评价意大利共产党人。如果他们也对我不作评价，那么我将万分感激。
法：您也不想评价他们的历史性妥协吗？
库：啊，这个！在我说了刚才那番话之后……我们共产党人仅仅私下交换意见和相互进行批评。我不能在一次记者采访中来评价历史性妥协的思想。但是……历史性妥协究竟指什么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甚至难以翻译成葡萄牙文。妥协！Compromise！Compromise！您知道我现在如何回答您吗？我现在回答您说，我们也有一种妥协！我们同工人阶级达成的妥协！为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而达成的妥协！同人民达成的妥协！明白了吗？过去，我们这里也有人愿意妥协，他们所要的妥协是垄断！是自称准备奉行民主自由的垄断！难道现在我们就该像过去需要得到他们的许可和赞同那样去做吗？
法：库尼亚尔，您快别发火。我们来谈其他的事。您认为葡萄牙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
库：我相信一定会的。我是共产党人，这是我的愿望。现在葡萄牙已经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眼下，我唯一不能肯定的是葡萄牙将采纳哪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鉴于我领导着一个并没有被击败的党，也许我理应能谈这件事。但是老实说，我不想谈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想要得到一切，但是必须认清十分复杂和矛盾的现实。关于建立共产党的葡萄牙，我们的纲领当然是几经修改的。我们同武装部队运动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协定。我们从未想过要反对武装部队。
法：噢！您真的爱那些军人吗？
库：是的，我真的喜欢他们，因为我需要他们。您可以厌恶他们，但我不。我觉得他们亲切热情，使人产生好感，使人敬慕。没有武装部队运动，我该怎么办呢？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武装部队运动，那么我们这里早就会出现右派专政。如果说，今天的陆军已不再是过去的陆军，今天的海军已不再是过去的海军，今天的空军已不再是过去的空军，那么这应归功于武装部队运动。如果说，种种的反动阴谋都一一被粉碎，那么这应归功于武装部队运动。武装部队是如此强大，以致连斯皮诺拉也不得不承认，并自称是武装部队运动的首领！当他企图消除尉官们，即革命行动机构时，他碰得头破血流。尉官们回答他说：“将军先生们，你们是将军，我们仅仅是尉官。但是现在我们命令你们离开这里。”为了生存，这个革命的组织机构花了不少力气，最终取得了成功。今天，它有了自己的法律形式和宪法形式，它有了自己的合法性，即革命的合法性。谁竟会疯狂到将它拒之门外呢？再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没有军人或军事力量支持而进行的革命。请您看看古巴，因为没有军队，卡斯特罗不得不自己筹建一支军队。而我们已经有了一支现成的军队，对此，难道我们应该视而不见吗？请您相信我的话，谁没有武器，谁就休想得到任何东西。
法：库尼亚尔，如果军人们发现自己并不像您喜欢他们那样喜欢您呢？如果他们把葡萄牙变成秘鲁呢？
库：我不相信……不，不会变成秘鲁……
法：我们假设会发生这种情况。
库：好吧，那么我告诉您吧：在葡萄牙，没有共产党而能生存的政治力量是不存在的，我排除这种可能性。说得更明确些，没有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实行革命。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表达一种见解，而是为了反映一个现实。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进行讹诈，而是为了表明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不可取代的。军人也知道这点，他们并不认为没有我们他们也能前进。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
法：万一葡萄牙变成秘鲁，也就是变成左派的军事专政，难道你们的观点真是如此完全一致吗？
库：那是异想天开。我已经对您说过，武装部队运动是个独立运动。它有自己的政治，有自己的伦理学，有自己的教育。武装部队运动既不是共产党人的，也不是社会党人的。武装部队运动就是武装部队运动！他们是不同于传统革命者的革命者。实际上，从思想上来看，他们有各种思潮，各种差异。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同他们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目标。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建立由人民和军人两方面组成的政权。自4月25日以来，除了共产党的工人和共产党的群众外还有谁站在军人一边呢？民主力量和社会党人只是到了最后的时刻才站到军人一边去。他们只是在军人取得胜利之后才挥舞起军人的旗帜。
法：但是也有不喜欢你们的军人，我指的是毛主义者。他们声称讨厌葡萄牙共产党对革命委员会和武装部队运动所施加的影响。
库：当然，军队中隐藏着毛主义者的军人。众所周知，鉴于他们是受反动势力领导的，因此是反对我们的。毛主义集团的这种指导方针是带有普遍性的，在全世界都一样。他们的敌人不是中产阶级，也不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他们本身就来自中产阶级，甚至来自资本主义。他们的敌人是共产党。葡萄牙的毛主义者就像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毛主义者一样：在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中充当反动派的傀儡。是的，他们构成一个危险，但是他们没有取得政权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只能搞分裂和进行挑衅。就像昨天夜里那样，他们叫嚷说，在政治犯营地有与法西斯分子一起密谋策划的共产党人。
法：政治犯营地？怎么！监狱不够用吗？今天在葡萄牙有多少政治犯？
库：我不知道。不论怎么说，不很多，不很多。这些军人过于轻易地释放他们。先逮捕他们，第二天又把他们释放了。确实，这些军人有时显得太温文尔雅。然而他们进行了一场革命！
法：库尼亚尔，您听我说，这里人们一味谈论着革命。什么革命呢？革命发生时，人民加入到它的行列中去。对我们来说，4月25日是一次政变，而不是一场革命。
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您把武装部队运动看做是一个纠集在一起为了有朝一日发动一次军事政变的阴谋集团的话，那么您就理解不了在葡萄牙发生的事。4月25日不是一次军事政变，我们共产党人当时就这样宣布过。它是在军队内部展开的一次民主力量运动，他们召开每次有400名军官参加的会议，商讨改变政权的方式。我本不该说是会议，而应该说召开代表大会。倘若您问我召开代表大会时人民何在，那么我将告诉您说，如果人民没有开始进行斗争，那么就不可能形成武装部队运动。进步的军官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像雨后的蘑菇那样自行生长的。但是为了说服您，我现在不得不加以分析。
法：别麻烦您了吧。
库：一点也不麻烦。现在我来进行分析。对资本主义统治集团来说，法西斯政权的最后几年也是艰难的。殖民战争消耗了43%的国家资源，统治集团发现承受这场战争再也无利可图。除此之外，战争把他们孤立于欧洲之外，阻碍着自己的经济发展。他们焦虑不安地反复强调卡埃塔诺必须修改他的国际政策和使政权自由化。这种焦虑在斯皮诺拉和其他将军们的身上引起了反响。斯皮诺拉是个聪明的人，训练有素，有自己的派系。但是在军队内部还存在着第二个派系：进步军官的派系。我们承认它是个基本的派系，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派系。训练有素的人是很少的，如，共产党的支部仅仅存在于士兵中，在军官中是很少的。武装部队运动与其说是作为民主运动而形成，还不如说是作为特殊阶级的运动而形成的。后来，军官们开始聚会，共商他们的军事生涯问题。这种讨论广泛开展起来，他们也就趋于成熟。两个派系，即仅仅要求政权自由化的斯皮诺拉派系和有着更多要求的进步军官的派系于4月25日汇合在一起……
法：……后来来了库尼亚尔，做了进步军官们的工作，做得恰到好处。
库：不应该这样看。我们共产党人在4月25日之前没有与之接触。我们曾期待发生某些事，但没有确切预料过将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在军队中没有自己的势力。没有。也不能说我们有很多的同情者。事先估计到的领导人是一个温和派人物科斯塔·戈麦斯。后来，斯皮诺拉取代了科斯塔·戈麦斯的地位，因为同卡埃塔诺谈判的是斯皮诺拉，卡埃塔诺声称只有在斯皮诺拉担任新领导人的情况下才投降。不管怎样，这不是我要向您解释的东西。事实上，推翻法西斯专政的是军队，推进革命运动的是人民。是人民袭击了警察所，释放了政治犯。我可以用影片向您证明这点。
法：库尼亚尔，您是何时重返葡萄牙的？
库：我不知道，我记不得了。
法：快，好好想一想，说吧。
库：也许是29日，也许是30日，肯定是在五一节前夕。但是我曾多次秘密回国，法西斯政府始终阻止不了我回国。我不在国外是因为卡埃塔诺不要我在国外，我在国外是因为我的党要求我在国外。我像无数的共产党人那样能随心所欲地进出边境。从1940年到1974年，我们共产党人的秘密过境连续不断，只有一次是失败的。因此，我在五一节前夕的回国应该被看做是第一次持有效护照入境。
法：您怎么花了四天时间才到达？您是从什么地方回国的？
库：从巴黎。但是来到巴黎之前我在什么地方我不告诉您。
法：没有关系，我知道。您那时在布拉格。
库：我不在布拉格，但是我不告诉您我在何处。唉！唉！你们记者总是专注那些秘密的事情，我们共产党人也是如此。两者的区别在于你们是为了揭示奥秘，而我们则是为了保守秘密。这是一种可以使人们对我们始终感兴趣的方法。
法：我向您担保，人们对你们的兴趣完全是出于其他的原因。
库：不管怎样，我从来没有在布拉格生活过，从来没有。我常常去那里，但都是短暂的访问，而不是在那里居住。
法：看来，您当时居住在莫斯科。
库：如果您采用排除法一味追问下去，那么就是问到月亮上去，我仍将一概否定地回答您说：不，不，不。对我，您还知道些什么？
法：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您同赫鲁晓夫的一位亲戚结了婚……
库：啊！有趣，我一无所知。
法：您曾经是苏亚雷斯的老师，他的哲学教师。这您该知道的……
库：我从来没有取得过哲学博士学位。我仅仅有法律博士学位。是我在狱中时取得的，但从来没有使用过它，因为我一直是个职业的革命家。我从来没有当过马里奥·苏亚雷斯的老师。否则，我将会成为一个蹩脚的教师……我曾在苏亚雷斯的父亲开办的学校中工作过，这是真的。但不是作为教师，而是作为校工在那里工作。我打上课铃和下课铃，陪学生去食堂和操场。显然，我在那里也发表过议论，但议论的未必都是政治。我们议论道德和道德行为。苏亚雷斯的父亲在为我提供这个职业时表现得十分慷慨，也是十分勇敢的，因为他知道我是共产党人，而且知道我因为是共产党人而蹲过监狱。更为勇敢的是他请我为七年级学生主办一个宇宙结构学和天文学的短期讲座。在这两个学科上我是相当精通的……您还知道些什么？
法：我知道再过不久您作为葡萄牙共产党书记的职务将被解除，人们将授予您一个名誉主席的职务，但它是徒有虚名的。
库：什么？怎么？什么事！谁告诉您的？啊，这样严重的事！谁将解除我的领导权？谁将授予我主席的职务？为什么？因为我过于年迈吗？
法：不，不，因为您太专横，太斯大林主义。因为您派人查封了社会党人的报纸，给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招来了无数的麻烦。因为您最终会打碎苏联篮子中的鸡蛋和损害基辛格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签订的有关葡萄牙的协议。
库：您在跟我开玩笑……
法：不，我是严肃地谈这件事的。人人都在说，您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库：那么是苏联人不再需要我了。但这是谁告诉您的？
法：基辛格亲自说的。后来，勃列日涅夫向我证实了这点。
库：哟！
法：您感到十分害怕，对吗？
库：我害怕？哪里的话。您可以亲自告诉勃列日涅夫，眼下不讨论这个问题，绝对不讨论！太斯大林主义，哼！应该看看斯大林主义作何理解。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仅有一票，在我的党内谁都可以毫无顾虑地表达自己的见解。那么为什么偏要把我同苏联共产主义的那个不幸时期扯在一起呢？如果人们想说我是个教条主义者，那么我将回答说，我从不相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我的口袋中从不装什么教科书。譬如，建立一个与军人分享权力的人民政权，这是教科书中没有的。但是我接受了。总之，我是最早意识到现实比理论更丰富的人。如果还有人想说我是个正统派，那么我将回答说，我们葡萄牙共产党的人是共产党人，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是革命者，而不是改良主义者。
法：是的，但是干革命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我觉得葡萄牙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库：我承认您所说的。就是在国有化以后，我们的经济依然是灾难性的。但是我是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这一痛苦的现实作出反应的。我有勇气去反对罢工和过分的要求，我有勇气去重申不应该热衷于蛊惑性宣传和竞相许愿。今天上午，我还同旅馆工作人员的代表进行了一次讨论。我对他们说：“你们以为继续要求增加工资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也许它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明天呢？明天你们将不再有游客。今年就减少了一些游客，旅馆最终将倒闭。应该少要求些，多工作些，多生产些。”
法：要是意大利工会听到您的这番话……
库：意大利工会同我有什么相干？真理就是真理，蛊惑性宣传就是蛊惑性宣传。我们不自力更生，谁也帮不了我们。
法：苏亚雷斯说，连苏联也帮不了。
库：苏亚雷斯所说的话同我有什么相干？他还说存在着一个苏联帝国主义呢。
法：是的。
库：有朝一日我将就苏联帝国主义这一问题来采访您。
法：在葡萄牙有谁会为您发表诸如此类的采访记呢？
库：您说得有理。但愿以后苏联真的让我担任葡萄牙共产党主席。还有其他问题吗？
法：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库：前天，我会见了美国大使卡卢奇的前任。他同几个美国人在一起，问我：“怎么搞的？你们葡萄牙共产党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你们愿意留在里面？”我回答他们说：“谁告诉你们说我们支持它，谁告诉你们说我们愿意留在里面？我们只是认为眼下我们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即世界和平、华沙条约和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人民的合作范围之内加以考虑。总有一天，我们将就此进行讨论。我们不着急。就目前来说，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问题。”
法：第二个问题涉及华沙条约。您是否真的赞成苏联干涉捷克？
库：您愿意以此来结束采访，对吗？
法：我为对您显得不客气而感到抱歉。
库：为什么说不客气？我赞成和支持苏联干涉捷克，即所谓的坦克进入布拉格，这是千真万确的。承认这点并不可耻。最多，有点不合时宜罢了。但这是我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我们是有道理的。不论是从政治、历史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还是从其他意义上来说，我们是有道理的。我不在乎人们对此所作的解释。如果这次采访能着重突出这一点，我将十分感激您。这次采访还可以突出另一点。我重复一下作为我的结束语：葡萄牙将不是一个具有民主自由和垄断的国家。它将不是你们资产阶级民主的同路人，因为我们不允许它这样做。也许，我们这里会重新出现法西斯的葡萄牙。但这是一个必须冒的风险，尽管我并不认为是风险，因为我不相信会发生法西斯军事政变：由于同军人建立了联盟，我们共产党人能避免这样的事。但是我们肯定不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的葡萄牙，永远也不会。请把这一点解释清楚，嗯？
法：库尼亚尔，您放心吧，我一定这样做。
1975年6月于里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