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蒂斯·派克于1921年8月31日出生在纽约州的里弗黑德。1942年至1946年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获五枚勋章。194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19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开始从事法律工作。1954年至1960年，任地方治安官。1960年，当选国会议员。1974年12月，西摩·赫什[1]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揭露中央情报局的内部间谍活动的文章后，国会决定开展一场对整个情报系统的调查，并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从1975年开始起，由奥蒂斯·派克领导。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没有广为传播，但其内容被刊登在《乡村之声》上，引起一片抗议和喧闹。1978年，派克向国会提出辞呈，转而投身于新闻事业，并嗜好垂钓。80岁时，退居佛罗里达的维罗比奇。
必须读了派克议员的报告全文后，才能知道曾经引起和不断引起这位挺身而出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反对基辛格，反对当时的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勇士的愤慨，尽管到了我们手中的报告经过审查和砍杀已面目全非。必须了解奥蒂斯·派克其人，并被他昔日泪汪汪的模样所感动，才能知道政权的大量丑行。形形色色的政权都一样，无论它是穿着暴君的制服，还是披着行善的外衣。奥蒂斯·派克的例子表明，不管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同它搏斗只能有助于追忆梦境和纯洁自己的良心。像堂吉诃德那样幻想当英雄而有所收获就会遭殃。
其实，奥蒂斯·派克并不是个英雄。如果他是个英雄，那么，他就会坚持到底，吞下由他的议会调查带来的苦果，就会冒丧失议员席位的风险，甚至会弃官为民，就会不经任何人的允许，不通过审查和自我审定，不玩弄词句和影射，在不篡改原稿的情况下发表报告；他就会继续反对基辛格这一合法行动，看后者受到法庭的判决；他就会变本加厉地受到几个月来国务卿、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的折磨。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更妙的是在精疲力竭、厌恶失望到极点时，他投降了。他把全部事情移交给国会，接受了福特的否决，屈服于蛮横和虚伪。因此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意大利所有被收买的人的名单。祈求和寻觅这些名字毫无用处。我就此作过尝试，但是有绝对把握的只有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米切利将军，另一个是银行家辛多纳，还有第三个人，由于太使我吃惊，我从没有透露他的名字。现在我告诉大家，他是意大利社会党的议员。据说，米切利从基辛格授意的马丁大使那里领取过经费，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劳的辛多纳把领取的钱交给了天主教民主党。人们不知道这个社会党议员的情况，三人的名字过去（和现在）都记载在被福特没收的原始报告中。向我提供情况的是两位律师，他们都是奥蒂斯·派克的助手，他们收集材料后编写了报告。我会见了他们以及他们的秘书。会见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都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跟踪和监视。
虽然奥蒂斯·派克不是个英雄，但他仍是个与殉难者十分相似的人物。人们应当向他致以崇高敬意，应当告诉他说：“您尽了一切可能，做了您力所能及的事，先生，我们同样感谢您。”不能强求每个人都有勇气进入斗兽场，去填饱狮子的肚子。（有一头狮子，名叫亨利·基辛格。当他张开大口吞食时，绝不是闹着玩的。他拥有白宫、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华尔街、现政权和差不多整个新闻界。这还不把他同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的特殊友谊计算在内。）圣人为了穿上修士的长袍而放弃一切财产，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有他们那种不近人情的坚韧性。奥蒂斯·派克本人就是现政权里的人，他并不是个要改变社会和人们思想的革命者，也不是个准备绝食，以示抗议的激进分子。出于他的那种微妙的正直，他力图不以革命者和激进分子的形象出现，而以美国富裕资产阶级的善良公民的面目出现。这样的公民信奉教育他成人的准则，即上帝、祖国、家庭、不挥霍美元和打了折扣的民主。弗兰克·卡普拉[2]早年拍摄的一部影片《迪兹先生进城》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思想。是的，由加里·库珀（或是詹姆斯·斯图尔特）扮演的那个人偶然地成了议员，或者说，错当了议员。他怀着良好的愿望前往华盛顿，给大家出了很多难题，后来遭到了失败。奥蒂斯·派克就是这样的人。
他的历史证明了这点：他生于纽约州的里弗黑德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他曾有14个月，驾驶飞机轰炸所罗门群岛，有8个月，驾驶侦察机在冲绳和北京的上空进行侦察活动。他共执行了120次战斗任务，荣获5枚勋章，因英勇作战而取得上尉军衔。1946年，与同学多丽丝·奥思结婚后，他对她忠贞不渝，以至整个采访过程中只接她打来的电话。他说：“只要多丽丝找我，我总在的。”他有三个儿子，均已长大成人，进入政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成为职业律师。他通常在钓鱼或划船中度过周末和假期，擅长于弹钢琴和打乒乓球。他又是个嗓音圆润的民歌手。从1960年起成为民主党议员。他是在北方白种人最多、最保守的地区之一萨福克县里屡次当选为议员的。他是政体的产物，也效忠于政体。多年来，他对越南战争从无异议。只是在1973年，他才站到了尼克松的对立面，投票反对轰炸柬埔寨。他的批评没有触及基辛格，他相信基辛格是个伟大的人。一直到调查时，他仍然对此坚信不疑。
然而正是进城的迪兹先生式的这种纯洁，他的这种顺从者独有的随风倒使他对政权的指责变得激烈起来。正是由于他事后发现的这个几乎是他有意回避的现实使人们对他产生敬意，甚至好感。我在他的议员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国会大厦。我第一眼见到他时，就喜欢他。我喜欢他那易怒而和善的面容和金黄透白的头发；我喜欢他那高大而不拘小节的形象以及裤子上经常不烫裤缝，或者外衣上少个扣子那样的不修边幅；我喜欢他那洪亮而恼怒的声音，俨如不顾一切，坚信正义必胜的新教布道者的声音；我尤其喜欢他那无声、痛苦和天真的愤怒。“我不知道他们欺骗了我，捉弄了我。”我采访时，对他的态度温和，原谅他言不尽意。他始终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你要知道，他说出的话远比他想说的话要少。他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恐惧心，但他永远也不会承认。有时，它隐现在他的嘴角上，有时，闪烁在他的目光中。这是他们曾对他施加的，还可能继续对他施加的残酷的家庭讹诈给他留下的烙印。出于这种恐惧心理，他甚至不让我引证我在翻阅《乡村之声》报时指给他看的报告。仅有一次，他接过报纸，读了我用红铅笔标出的两段话：“当时，我们一直在寻找证据。他们交给我们一堆经过大量删改的纸片。如果删改这个词指的是在几页白纸上零乱地写上寥寥几个难于辨认，没有说服力，只是用来欺骗我们的字，那么它是一种极为模糊的婉转说法。”另一段是：“三个声明被改写，比原先的声明更笼统。国名删掉了，只有以美元计算的一个大概数字，加进了无数的一般性描述。”他阅读后默不做声，也许他正在思考着基辛格的朋友们在那页纸上写的那些缩写字母：“3/ND/DOLLVNM/T-0144-6SG/TRANSL-DECRYPT UNJAC/VN-NRIY-30/300G+FM IJB/TO-CQ-INFO/BBM-STOP/CNNB 30119-5610M/LO/22-300”。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派克先生，威廉·科尔比说，您的报告是绝对片面的，完全存有偏见，是怀着诽谤中央情报局的意图撰写的。他说，报告里根本没有写进他说的所有的话。
奥蒂斯·派克（以下简称“派”）：对，仁慈的上帝啊！没有。如果我写下他对我所说的一切，那岂不成了他的报告，而不再是我的报告。我的任务不是编纂一些能得到中央情报局赞同的东西。显然，科尔比先生不喜欢我的报告。现在告诉你们吧，中央情报局做了令人厌恶的事情。中央情报局没有从事它的主要任务，即为美国提供正确的情报，可以向你们讲述中央情报局的严重滥用职权、低效率和挥霍浪费的情况。实在是一堆垃圾。仁慈的上帝啊！不，当然我不会期待科尔比先生来感谢我。我一点也不在乎他说我的那些话，甚至我还得这样回答他：我是怀着对中央情报局比对它发号施令的人更大的敬意而结束我的调查的。在我的委员会面前，科尔比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诚实，也就是说，比那些代表着我们执行机构的人更为诚实。
法：您指的是基辛格吗？
派：是的，我不难承认，与开始调查时相比，到结束调查时，我更不喜欢基辛格了。他不提供情况。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所有的情报来源——不仅仅是涉及外国国家元首的情报，而且涉及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情报——都是纯属个人的，因此国会不应该插手。而科尔比先生则……对，科尔比先生是个有才能的人，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他时而用字义学作为挡箭牌。但是当我向他提出一个正当的问题时，他会给我一个诚恳的答复。他不是个不守信用的人。与那些让他为大家付出代价的人相比，他的罪过要小些。
法：如此说来，科尔比成了这一事件的替罪羊？
派：我相信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还相信他甘愿充当替罪羊。有一天，我问他：“您愿意当替罪羊，对吗？”他没有回答，依然不动声色地端坐在那里。但是很清楚，他乐意扮演自己所选择的角色。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出色地扮演这一角色，取得更好的效果。他对我们态度恰当，对他的那伙人忠贞不渝。他离开中央情报局时，大家都把他看做一个伟人，因为他拯救了他们。这是个无懈可击的战略，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咳！那个科尔比对我耍尽了花招，他取得了胜利，而我遭到了失败。
法：派克先生，在什么意义上您遭到了失败？
派：最明显的是他们没有让我发表报告，扼杀了我的报告。当众议院说，报告未经总统许可不能发表，应由总统确定报告是否会危及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活动时，我当即就明白自己失败了。他们使用的词句恰好是“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活动”，而对他们来说，这种活动就是凶杀、秘密战争、收买外国政治家。我的报告也就是谈这些事。我理所当然地要求发言，阐明福特永远也不可能同意发表这份报告的。我感到遗憾，仁慈的上帝啊！我感到万分遗憾。它本来是份很好的报告，是一份人们为之而骄傲的报告。他们却把它扼杀了。何等可怕的失败！在我的一生中遭受过许多次的失败，但这次失败最为惨重。不幸的是……咳！很简单：他们委托我们做一项工作，我们做得比他们期待的，更确切地说，比他们担心的更好。
法：把一切决定交给总统的投票，是谁要求的？
派：白宫、国务院、政府。当然还有基辛格博士。总之，所有对我们委员会怀恨在心的人，所有不同意国会对中央情报局实行监督的人。在这些人中还包括很多议员。他们找了一大堆借口：同总统争执不合适呀，理查德·韦尔什被害的事呀……他们问我：“你的报告中有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名字吗？”我回答说：“当然有。但都是那些作证过的人的名字。”他们仍然担心。“删去所有的名字！否则我们将会为另一个韦尔什事件承担责任！”我解释说，是我首先提出不要写上名字的，但解释也是白费口舌。我进一步说明，在写完报告前，我们委员会的人就发表还是不发表这两种意见进行了一周的讨论。我们删去了名字，删去了其他的事情。写下的报告不包含我们所知的全部内容，但是这样的说明还是白费口舌。
法：派克先生，还是您的不是。有必要把这件事递交国会吗？有必要取得总统的许可吗？
派：没有必要得到总统的许可，我们不必请求总统的任何许可。但是有必要把它递交国会。事情由此而起。由于受到种种阻挠，如亨利·基辛格的阻挠，我们耽误了时间，没有来得及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完报告。我们请求国会再给我们两周的时间，国会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在整整两周的时间里，一个编辑小组起草了报告，委员会需要一章一章地，有时甚至还得逐字逐句地进行审查。冒着失实的风险而匆忙发表报告是不负责任的。1月23日，报告审查完毕，并由委员会以九票赞成、四票反对的多数获得通过。这就允许我们印出清样，但是那四个人却强词夺理，不肯罢休。按照规定，他们有五个立法日的权利，以书面形式陈述他们的反对意见。“立法日”指的是议会开会的日子。因此，实际天数不止五天，而是八天。在委员会即将解散的时候，这四位持不同意见的人抛出了他们的书面文件。为了发表报告，进行投票已势在必行。
法：那四个人是谁？是基辛格的人吗？
派：我认为是他的人。您看，因为正是在同一时期，我也投票反对再向安哥拉拨款。在委员会中愿意发表报告的九个人在投票时都反对再向安哥拉拨款，而不愿意发表报告的四个人却赞成继续向安哥拉提供款项。这不清楚吗？
法：清楚。我觉得这是一种掩饰得很巧妙的虚伪。如果他们想破坏您的计划，那么为什么要委托您进行调查呢？为了迷惑美国人和世界舆论吗？
派：我同意您的说法，虚伪是个恰如其分的词。
法：派克先生，可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参议员丘奇身上就没有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他能发表自己的报告？他也谈到了智利，谈到了谋杀……
派：丘奇也遇到了后来我遇到的类似问题。他遵循过后来我遵循的类似程序。他同中央情报局就哪些内容该包括进去，哪些内容该避而不谈曾发生过争执。他按照他们的要求删去了一些东西，自己又主动删去了一些东西。结果，他的报告比我们的报告更残缺不全。那个报告中缺了很多内容，很多内容。不予发表是丘奇唯一没有遇上的灾难。那么您会问，为什么他们允许他发表报告？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个临时性的报告，提到的是一个已经陈旧的议题：谋杀企图。议题涉及的是那些已经不再担任职务的人的活动。他们或是已故的总统，或是已经下台的总统。我们报告的议题是眼前的，涉及不久前刚发生的事，牵涉到至今仍在政府里任职的人……
法：包括基辛格。
派：包括基辛格。我还得告诉您：丘奇的总结报告尚未发表。丘奇应该在3月份交出报告。我担心，当他交出总结报告时，将会遇到我已经遇到过的同样困难。即使是他的那种情况，借口也不会少。譬如，他们会再次抓住杀害韦尔什一事……您应该明白，韦尔什的死极大地震动了美国，并给中央情报局和它的人员以无比的同情。
法：耐心等着吧，我们还会从《乡村之声》报上读到丘奇的总结报告。
派：我不能同意把《乡村之声》报说成是美国的官方喉舌。当您在那张报纸上读了我的报告后来谈它时，我不得不回答您说，我不知道您在谈什么。如果是人所共知的事，那么它就不会成为官方的东西。
法：派克先生，我理解您的愤慨。实际上，您的那份报告是被人窃取的。但不管您承认与否，它毕竟是您的报告，不是凭空捏造的报告。掌握这份报告的并非《乡村之声》报一家，但它是敢于向当局提出异议，有胆量发表它的独家报纸。遗憾的是它已经经过了审查修改。谁有未经审查修改的原始报告呢？
派：总统有，基辛格有，中央情报局有。中央情报局往往什么都有，往往什么都有。在委员会成员收到初稿的当天，他们也收到了初稿。我愿意这样做，以防他们将来指责我说其中有错。另外，国会的四个委员会，共计100人左右也有这份初稿。我还得告诉您：每个众议员或参议员只要保证不泄露他看到的内容，那么都能看到初稿。但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法：为什么？
派：噢，多数议员觉得不看报告心不烦。报告中使美国人感到难堪的事情太多了，人们充耳不闻。水门事件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可怕的创伤。但水门事件只是使人们认为尼克松是个可恶的人，而现在的事会使人们认为美国是个罪恶的国家。谁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恶国家的公民呢？
法：派克先生，最令人不安的事就是这种伪装的纯洁。归根结底，你们的报告无非是证实了在世界其他各地人们基本上知道的那些事，或者说，至少是人们有所怀疑的那些事。但是过去你们不相信。譬如，当卡斯特罗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企图谋杀他时……
派：确实我们不相信。在柬埔寨和老挝问题上，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也许报纸还就此写了些文章，但普通的市民不相信。更糟糕的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也不相信，就像我一样，他们只相信政府说的话。需要演这出戏，才能使我信服他们过去对我说的全是谎言。我愿意私下告诉您一件事：开始调查时，我十分敬重基辛格，我相信他是个……是的，相信他是个伟人。在美国，人们相信那些他愿意相信的事，人们听那些他愿意听的话。带来喜讯的人受到称赞，得到晋升；带来噩耗的人受到降级，被逐出政权。
法：派克先生，让我们再回到虚伪这一话题上来吧。在谁那里您遇到了最大的困难？
派：来自总统，来自基辛格，来自科尔比，来自联邦调查局，泛泛地说，来自政府。他们一直答应同我们进行各种合作，而后来却不向我们提供情况。这也是为了耽误我们的时间，他们知道委员会的存在是短暂的，因此想方设法来耽误我们的时间。现在我已恍然大悟。当我们说需要某些文件时，他们从不回绝。他们只给我们其中的一份，这样必须再向他们要，他们又只给我们一份，再要，再给你一份。我相信文件，因为它们证明人们曾经说过的话，而不是后来人们随心所欲说的话。为此我只能向他们要文件，而他们每隔很长的时间，像滴水似的给我一份。有时什么也不给。譬如，关于博亚特备忘录。国务卿先生干了什么事呢？他指责我要把国务院所有的次要人物钉在十字架上和奉行麦卡锡主义。他在给我们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要了解某些事，那么必须询问“那些制定美国政策的重要人物”，重要人物将乐意帮助我们。于是我向他——基辛格要文件，当然他拥有这些文件，但是他没有给我们。更糟糕的是，他不准任何人给我们。所有的人都回答我们说，那个文件需要有行政特许权才能阅读，总统也申请过行政特许权。
法：博亚特备忘录是个什么样的文件？
派：我马上就告诉您。托马斯·博亚特是国务院塞浦路斯科的主管人。据我所知，就美国人在塞浦路斯的做法上，托马斯·博亚特持有强烈的不同意见。他把自己的异议写进了一个备忘录，称为博亚特备忘录或异议备忘录。我们确实认为这个备忘录对于了解我们在塞浦路斯不幸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揭示真相的唯一方法。但是基辛格采取了我上述的那种做法，这是我同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们还为能阅读到那个文件出了一张证明，可是无济于事。显然，我们邀请了博亚特先生作证，但这也无济于事。博亚特想出席，但基辛格反对。
法：博亚特先生现在何处？
派：他们给他晋了级。我想他现在可能在智利。让我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是的，他现在智利，是我们大使馆的首席馆员。
法：但是基辛格来作了证。
派：只有一天：上午和晚上。不必再由我来向您描述他的行为，因为报告本身已说明问题。我要告诉您的是，我曾想方设法试图让他讲述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事，但是我没有得到成功。他总是以自己的政治特权作为挡箭牌，总是以“纯属个人的”消息来源这一套作为挡箭牌。我要告发他无视国会，三个告发他的决议我都投票赞成。但事情到此为止。议会大多数人不愿意扩大事态。不然，他们将不得不在基辛格和我之间、基辛格和委员会之间作出选择。谁也不愿同他为敌。
法：为什么在美国，人们如此害怕基辛格呢？
派：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替他拉车的马太多了。那个基辛格是个十分狡猾，擅长于社会交际的人。只要事态不按他的愿望发展，他就召集新闻界的伙伴，大造声势，发表社论来同反对他的人唱对台戏。与他相抗衡，尤其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我认为自己已经表明我并不怕他。
法：那么您为什么不单枪匹马地把告发他无视国会的事进行下去呢？
派：我本来可以进行下去。但是我放弃了，因为这样做只能白费时间。我们的司法机构像意大利的司法机构一样办事不迅速。在基辛格上被告席之前，委员会就可能已经解散了。这样我就得在受束缚的情况下进行工作，而且往往会受到更多的掣肘。他们甚至强迫那些次要的证人沉默不言。他们明确地告诉他们不能谈“某些事情”。基辛格甚至通知他们，如果审判庭里没有国务院官员在场，他们不能接受审问。没有人违反这个指示。啊！刚才您问我：“那么为什么要委托您进行调查呢？”我说，那么他们为什么需要调查？“虚伪”是个神圣的词，“迷惑”人是恰如其分的表达。人们可以理解科尔比的闪烁其词和中央情报局的阻挠，因为中央情报局处在受审的地位。但是束缚我们手脚的并不总是中央情报局，束缚我们手脚更多的是基辛格，是总统，是国家安全局，是联邦调查局本身。为此我认为我是怀着对中央情报局比对向它发号施令的人更大的敬意而结束工作的。
法：那么谁有权向中央情报局发号施令？是国务卿，即基辛格吗？
派：与其说是国务卿发号施令，不如说是国家安全局的总统特别助理发号施令。
法：也就是基辛格。
派：说得对，还有国防部长和国务卿。
法：还是基辛格。
派：说得对，最后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命令。
法：那是基辛格所属的部门，他在那里起主导作用。
派：说得对。中央情报局不能单独采取行动。当科尔比说中央情报局不是一头野象时，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在考察了所有值得考察的东西之后，我得出结论，中央情报局只能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和不足以引起争论的小事上采取主动行动。在至关紧要和越出常规的事上，它往往按照某个人所说的去行事。这个某人往往是基辛格。
法：派克先生，您如何解释基辛格的权力？
派：噢，他是个聪明人，在这点上是没有疑问的。他头脑灵活，善于辞令。他还是个卓越的外交家。另外，他在我讨厌参加的华盛顿的鸡尾酒会圈子里很得人心。正如我指出的那样，最后，他还得到新闻界的巨大支持。新闻界为他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抨击他的政敌。如，当世界各地都说基辛格并不是智利悲剧的局外人时，我们这些美国人却不相信。参议员丘奇的报告公布于众后，美国的报纸不提基辛格的名字。美国最大的两家自由派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把他的名字排除在外。我不记得《华盛顿邮报》就美国对智利应负的责任所撰写的文章中提到过基辛格的名字，而《纽约时报》则只是轻描淡写地暗示了。
法：也有人说，基辛格同福特一起合作时得到的保护不如同尼克松一起时得到的保护。
派：那么让我这样来回答您吧：我认为福特总统非常器重基辛格，而且我认为福特总统觉得非常需要他。
法：派克先生，依您之见，基辛格是个民主派吗？
派：不。这次我不打算在词句上兜圈子，我的回答是不。首先，我认为基辛格很不尊重议会。也许我们很不值得尊重，但是基辛格博士很不尊重全部的民主程序。咳！是的，他对民主一点也忍受不了。那些在外交上起作用的东西在民主上一点也发挥不了作用。一个拒绝接受多数人的观点，自以为比别人知道得多的人不可能，绝不可能具有民主的精神，即使这个人是聪明的，也绝不可能。基辛格博士不喜欢被人批评。当某个人说出那些他不喜欢的事时，他会脱口而出地指责别人是麦卡锡主义。
法：如果麦卡锡主义的指责适合于某个人的话，那么此人就是基辛格本人。
派：好！您说得好，您比我更勇敢。
法：为什么？说基辛格是那种人会冒很大的风险吗？派克先生，说他是那种人，并操纵了调查委员会，难道会损害您的政治生涯吗？
派：现在我还不知道，在选举进行之前我也不会知道。当然，如果我现在是议员候选人，而不是已经选出的议员，那么我会认为事情是毫无希望的。
法：其他人回避您吗？
派：就目前而言，我还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他们对我避而远之的话，我也难以发现，因为我在现政权中始终是只离群索居的狼。我可以说，在我的选区中仍受到友好相待：我的选民喜欢站得直、说心里话的人。在美国还有些好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它存在于普通人之中。
法：派克先生，您有没有中央情报局监视您，或者在调查过程中曾经监视过您的印象？
派：有，是这样的。当然，我不能向您提供中央情报局暗中监视过我的证据，但是有不同程度的侦探活动。我的看法是中央情报局监视过与我有来往的人，并了解我的一切：我的饮食起居、我的喜怒好恶以及其他个人琐事。现在他们应该对我的上上下下、左右前后都有透彻的了解，但是我并不因此而谴责他们。如果被某个议员调查的情报机构根本不去了解这个议员究系何人，那么它没有履行自己最基本的义务。
法：我同意这一看法。那么从来没有人威胁过您吗？
派：有人威胁过我，但我将不会告诉您是如何威胁的。
法：我之所以问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基辛格的赞同下曾经作过尝试。
派：是的，但我将不谈此事。
法：您的证人中有几个人曾经受过他们的威胁？
派：我不知道他们的人数。很少有人来向我讲这些事，但总也有得知这些事情的方法……现在我告诉您在美国注册公司工作的一个证人的情况。他在我的委员会面前作证后，联邦调查局找了他，企图让他改变证词。联邦调查局的企图只是部分地得逞了。但不管怎么说，那位年轻人的表现是勇敢的。他来到我们这里，诉说了事情的经过。其他一些人也是有勇气的，但另有很多人在政府的压力下收回了他们的证词。联邦调查局说：“这是严重的事，应该控制它。”
法：派克先生，他们在肉体上也威胁您吗？
派：是的，但是我将永远不知道威胁来自何人。这是我接受进行这次调查时准备应付的风险之一。各种各样的风险，从国家的风险到个人的风险。在前一种风险中，我将冒触发一场战争，使国家处于难堪和屈辱的地位，并有损于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机构的风险。在后一种风险中，我将冒进行此类调查的人必然要遇到的那些风险：电话受控制，在家没有安全感，总是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跟踪。总之，即使承认调查的结果是积极的，我还是会说，风险大大超出好处。
法：我猜想您不仅仅指的是基辛格的愤怒，科尔比的敌意。消息的走漏也必然大大地伤害了您。
派：大大地伤害了我。它毁坏了委员会的可信性，给我本人带来了祸害，扼杀了国会对中央情报局实行监督的思想。草率发表那个报告只有利于中央情报局，有利于基辛格，有利于白宫。也就是有利于那些不喜欢议会监督，因而迫不及待地要恢复陈旧的保密制度的人。除了这些以外，我还将告诉您另一件事：如果我不得不在凶杀政策和走漏消息两者之间作选择的话，那么我选择后者。如果我不得不在我国参加的一场秘密战争和能导致秘密战争停止的走漏消息两者之间作选择的话，那么我选择后者。
法：谁能泄露这份报告？
派：不是我。老实说，我不知道是谁。虽然我不否认可能是委员会中或者是编辑小组中的某个人泄露出去的，但如果是中央情报局、白宫或国务院泄露出去的，那么我丝毫也不会感到惊讶。我重复说一遍，报告在《乡村之声》报上发表有利于基辛格，有利于白宫，有利于中央情报局本身。您也许会反问：“可是现在人们知道了他们过去所干的事呀，这对他们有利吗？”我来回答：“现在人们知道了他们过去所干的事，但他们对过去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
法：科尔比愤怒地否认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任何责任。
派：好吧！在我看到中央情报局能干出的种种事情后，我并不认为中央情报局不会向报纸透露一份报告。
法：派克先生，在您的报告中只有一个地方使我感到迷惑不解。您说，如果美国受到攻击，中央情报局不可能及时知道。
派：如果您指的是像珍珠港那样的一次突然袭击，或者世界上某个地方向我们的其中一个设施发动的进攻，当然我们不可能通过中央情报局得知。在调查过程中，我没有找到任何能给我以这种希望的东西。也许我们在欧洲会感到放心些。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竟有两周的时间不知道苏联军队在捷克的行踪。现在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了解得更多了些。在七年中，我们的工作略有改进。但是在其他地方呢？197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的情况是令人沮丧的。即使那个地方既没有我们的基地，也没有我们的军队，但我们的情报活动令人心寒。中央情报局糟糕透顶。您想想吧，战争开始后三四个小时，他们还在继续说：“那里将不会发生什么事！”
法：葡萄牙呢？
派：仁慈的上帝啊！他们也没有看准。当时，人们期待着右派的军事政变。他们连斯皮诺拉[3]的书都没有读过。在这件事上，我们有可靠的证据。那个时期，中央情报局似乎没有在葡萄牙活动。唯一给我们提供葡萄牙消息的是国防部的一名武官、年轻的海军军官。他为了在该国四处周游，早就不再出席鸡尾酒会，而与那里的左派分子有接触。您知道，在中央情报局里就像在其他各官僚机构里一样，地位越高的人，耗费在鸡尾酒会上的时间越多。
法：科尔比说，您的这些话是不负责任的，存有偏见的。他说，中央情报局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机构。
派：科尔比说中央情报局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机构也可能说对了。但是它没有能力预见到一次突然袭击。当科尔比说“我们不能讲成功，否则成功会变成失败”时，他也说对了。但是这些成功确实存在吗？我没有闻到成功的丝毫芳香。请您相信我，我们根本不是带着找岔子的偏见开始调查的。事情就是这样。我检查了中央情报局的开支后说：“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花费那笔钱的。”我要求委员会的12名成员提出在国际政策、国防和战略利益方面与美国至关紧要的问题。他们任意地作了选择。是的，不管调查结果是好还是坏，他们盲目地作了选择。他们选择了越南的新春攻势，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印度的原子弹爆炸，葡萄牙的军事政变，塞浦路斯的军事政变和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在所有的七个事件中，他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为美国公民付税养活中央情报局作辩解。中央情报局在各地的活动都干得不好。
法：还没有提到它的那些令人作呕的罪恶行径。我想起了损害库尔德族一事[4]。
派：噢，仁慈的上帝啊！噢，是的！确实人们不可能毫无廉耻到这种地步！那是整个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的最糟糕的事例。它使我感到恶心。如果您问我什么事情使我最作呕，我告诉您吧，就是您提到的这个事例。多么的讨厌！
法：对基辛格来说，却又是一朵花。事实上，基辛格和波斯国王一起背叛了库尔德人，并让伊拉克人屠杀了他们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儿童和老人。后来，他从那个无知而疯狂的巴尔扎尼[5]那里收到一些礼物。是不是其中有库尔德族领导人赠送给基辛格妻子的珍珠金项链和赠送给基辛格本人的地毯？
派：假定我不知道您所说的事，那么我应该这样来答复您：如果基辛格收到礼物，法律规定他应该把礼物上交给美国政府。
法：我明白了。他自己没有收下礼物，而是交给了政府，那么，难道他不能拒收珍珠金项链和地毯吗？
派：当然能拒收，谁都可以拒绝收礼。
法：当礼物来自一个被他出卖的人时尤其应该如此，对吗？
派：这是您说的，我没有这样说。
法：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说得更坏。但不应该由我来说，而应该由您来说。派克先生，那么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您的报告是否揭示了这七个议题的全部真相？
派：哦，没有。我向您重复一遍，譬如，我们没有得到有关塞浦路斯的情况。尚有许多东西有待揭示。例如希腊的军人政变，它是我们未曾谈到的一个议题。又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它是我们没有谈到的另一个议题，因为丘奇已经谈及。但是对我来说，最令人失望的还是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真相不明。
法：为什么您不听听你们的前任驻雅典大使亨利·塔斯卡的意见？他知道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很多事情。而且他还对基辛格发过火。
派：咳！但是他发的火还不足以使他到这里来作证。不，他丝毫也没有流露出急于要告诉我们的意思。他留在罗马，至今仍在那里生活，我不得不派遣我的一名助手前去问他，但从他那里我们并没有得到很多的东西。
法：你们连谁杀死驻塞浦路斯大使达维斯也不知道吗？
派：我不能谈报告中没有写上和公布的东西。
法：快说吧！所有的记者都知道谁杀死了达维斯大使。
派：我猜想您指的是一个集团，而不是某个个人。
法：说得对。是桑普松[6]集团，也就是约安尼迪斯用以代替马卡里奥斯的和中央情报局过去和现在都加以保护的埃奥卡B[7]这样的强盗集团，对吗？
派：您是个消息灵通的新闻记者，并非所有的记者都知道。
法：谢谢。现在请您告诉我，您认为历史会记下基辛格是得知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计划的人吗？
派：历史也会记下他不知道这个计划。人们愿意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真理……您听我说，我竭尽全力讲述了我见到的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一种统计，真理是一种见解。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可能对基辛格这方面来说不是真理，而对您这方面来说也可能不是真理。现在我们谈的是某个人头脑中的东西。无论是您，还是我，我们都不得而知，也许他也不知道。因为即使在相同的情况下，人的思维是倾向于相信那些对他将来有利的东西。
法：派克先生，至此我们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到了意大利这个议题上。派克先生，您的报告把所有与意大利有关，并值得一说的事都说了吗？
派：是的，我知道的那些情况都说了。除名字以外，我都说了。
法：您永远不让我们知道那些名字吗？
派：我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此事而言，我内心是矛盾的。因为您瞧，如果我是意大利议会的一个成员，那么……鉴于我不能直接谈意大利，我们还是做这样的假设吧：如果我是希腊议会的一名成员，如果希腊议会的某些成员被控告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钱，那么为了我个人的声誉，我会要求公布这些名字。但是，如果我是希腊议会的一名成员，为了参加竞选活动而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钱，如果这笔钱帮助我当选了议员，但没有减少我对希腊的忠诚，那么我将认为透露我的名字是很不公正的，因为我的生命将会处于危险之中。
法：派克先生，您正在谈有人如何扼杀您的报告吗？您正在用韦尔什作为借口吗？别说了，间谍和贪财者之间有天壤之别！
派：您说有天壤之别，但是有人杀死了韦尔什先生。您不能把一切都合理化。杀人的那种人是没有理性的，每个国家都有疯子和恐怖分子。我不能肯定从中央情报局那里接受钱的人，一旦他的名字被揭露，会在他的国家中有安全感。不，我丝毫也不冒这样的风险。
法：派克先生，那么我应该向您提出一个我曾经向科尔比提出过的难题。如果我这个外国人到这里来给您钱，让您根据我的利益制定政策，那么……
派：我不会拿外国人的钱。从您这方面来说，给我钱是非法的；从我这方面来说，接受钱也是非法的。我将不得不把联邦调查局的人叫来，让他们将您逮捕。
法：这恰恰是科尔比回答我的话，而我是这样回答他的：“科尔比先生，那么我将不得不叫来意大利警察，让他们把您、您的马丁大使和在意大利的全部中央情报局人员逮捕起来。”
派：仁慈的上帝啊！您对他说了这些？
法：是的，我忘了基辛格。他也应该被逮捕，不对吗？
派：仁慈的上帝啊！我多么希望也在场！您确实教训了他。他作何反应？
法：他没有反应，仅仅拒绝了“腐败”一词。
派：我对您说：关于这个词，我也有很多疑惑不解之处，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我有矛盾的想法。当谈到资助选举的捐款时，区分合法和非法的界限是相当微妙的。人们将永远弄不清楚捐款的限度在哪里，也不知从何处开始是在向那些根本不需要捐款的人支付。我们把这种支付称为贿赂。如果捐款是根本的和必要的，那么我想人们可以称它为捐款，而不是贿赂……否则我们所有的政治家都将是堕落腐败的人。然而……中央情报局说，在您所指的国家中，总之，在意大利，“钱不是问题”。
法：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捐款是必要的，或者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它不是捐款，而是贿赂。况且您的报告谈到了贿赂。根据各词典的注释，“贿赂”一词解释如下：“出钱让人为我们办一件事，或者为我们效劳。”总之，我得感谢您这一证实。用金钱收买的那些意大利政治家应该感谢谁？感谢基辛格吗？
派：不，为了公正地对待基辛格，应该承认贿赂之事在他任职之前就相当盛行。
法：确实。他只是增加了“国家安全”的说法而已。请原谅，但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与贿赂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有什么关系呢？
派：从实质上来说，国家安全意味着国家的基本力量。既然我是个美国人，您就不能要求我忘了这点。为此我还能够理解基辛格博士所认为的美国的国家安全与贿赂一些意大利人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至于意大利共产党，美国最大的担心是，如果今天共产党人取得了选举的胜利，那么以后在意大利将再也不会有选举。如果意大利共产党取得选举的胜利，我本人也不知如何看待是好。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太相信他们会反对俄国人而与美国人友好。老实说，我记不得有过一个国家或出现过一种局面，在那里共产党人在赢得选举胜利后，又因选举失败而放弃政权。
法：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是问题仍然是我们意大利人愿意自己尽早地解决那件事。正如我对科尔比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不是你们的一个殖民地。
派：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完全同意。问题还是：苏联人对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资助究竟有多少？制定美国政策的要人究竟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在安哥拉问题上我曾经说过，我们对安哥拉的政策不能称为政策，在那里为了支持某个集团，我们每次向它拨款五千万美元。与此同时，海湾石油公司每三个月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一亿美元，也就是向已经受到共产党人资助的同一些人提供援助。我们没有政策！
法：你们对意大利有政策，但自由派不喜欢它。派克先生，您在调查中为什么选择意大利作为接受贿赂的例子？
派：我们没有选择意大利。我们曾想方设法去了解过这些钱最后花在什么地方，钱的线索把我们带到了意大利。
法：清楚了。那么我向您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在发现其中的一部分钱通过米切利将军到了新法西斯分子手里时，您有何感想？那时，您仅局限于盘问了主管人呢，还是愤怒地向他们指出美国没有权利做这种事呢？
派：显然，美国没有权利做这种事！我是这样说的！显然，那时，我不仅局限于盘问他们，而且还斥责了他们竟做出类似这样的事。噢，我就是这样斥责了他们！我是这样做的！但是等犯下了罪行之后再去斥责某个人是徒劳的。目标依然是防止滥用职权和恐怖活动，防止重蹈覆辙。因此这种情况更需要我自问我的这些抗议是否会有所裨益。答案是：是的，它们会有所裨益。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搞得过火的那些人在某段时间内也将会戛然刹车的。考虑到韦尔什的死和消息的走漏，我担心的是，将不可能再有国会的监督。我担心，真正的监督必将来自执行机构。我不能肯定执行机构会准备自己监督自己。这样，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这种监督将流于形式，滥用职权现象又将重新出现。
1976年3月于华盛顿
[1]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 1937— ），美国著名记者，以揭露政界和军方丑闻著称。
[2]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 1897—1991），意大利裔美国导演，被称为“好莱坞最伟大的意大利人”。《迪兹先生进城》是他1936年的作品，由加里·库珀主演。
[3]安东尼奥·斯皮诺拉（Antonio Spínola, 1910—1996），葡萄牙元帅。1974年“武装部队运动”推翻葡萄牙独裁统治后，出任武装部队运动救国委员会主席、临时总统。1975年右翼军人发动政变失败后，曾被捕并流亡巴西。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和政变有联系，1976年回国。
[4]库尔德族是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土耳其、波斯的第四大民族，是西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因被归入不同的国家，一直存在民族统一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库尔德族展开了独立运动。1970年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民主党达成停战协议，签订和平协议，给予库尔德人文化、政治自治权。但协议并未被执行，对库尔德族的军事镇压也一直未停止。
[5]马苏德·巴尔扎尼（Massoud Barzani, 1946— ），伊拉克库尔德族领导人。从青年时代起投身于反抗伊拉克镇压库尔德人的游击战。1979年起任库尔德民主党主席。现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
[6]尼克斯·桑普松（Nikos Sampson, 1935—2001），“埃奥卡”成员，塞浦路斯独立后进入政界，成为国会成员。1974年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发动政变后被委任总统，在土耳其入侵时辞职，任期仅8天。因滥用权力被判处20年徒刑，1993年被赦免剩余刑期出狱。
[7]埃奥卡（EOKA）是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为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于1955年成立的战斗组织，全称为“塞浦路斯全国战斗者组织”。随着塞浦路斯的独立，埃奥卡于1959年宣布放弃武装斗争。但塞浦路斯独立后，土耳其族和希腊族的矛盾逐渐激化，1971年，希族极端分子成立了“埃奥卡B”组织，目的是武力驱逐土耳其族人，实现与希腊的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