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尔比于1920年4月4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志愿者入伍，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曾两次越过敌人的防线，空降在法国和挪威。战争结束后，他先在哥伦比亚法律学校完成学业，之后在纽约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一段时间后，搬迁到华盛顿，进入中央情报局。20世纪50年代，他在罗马领导反对共产党的活动。1959年到了越南的西贡，在那里待到1962年。1968年因执行凤凰计划[1]重返越南。1973年至1975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对国会的殷勤和远离白宫的立场促使福特总统在基辛格的建议下于1975年让赫伯特·沃克·布什接替了他的职务。从此他致力于咨询活动和书写回忆录。1996年4月27日，他在马里兰离他家不远的罗克波因特死于一起水上事故，看来似乎是一起意外事故，也许是在驾驶游艇过程中掉进水里。但是很多人不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件。
与其说这是一次采访，还不如说是一场激烈的、令人恼火的争吵。它既可悲又可恨。虽然采访是在文明的气氛中以讨论的方式进行的，但也不能改变其争吵的实质。除了表面上玩弄问答游戏和借用了新闻采访的名义之外，实际上双方都意识到充当着矛盾的一方和互相敌对的角色。他代表着权力，代表着主宰和扼杀一切的无孔不入的无形吸血鬼，而我则是他的牺牲品。他认为自己有权对别人进行监视、干预和收买政府，策划种种阴谋和行凶杀人，甚至监视我的行动，例如窃听我的电话。我认为自己有权平静地生活和享受属于我的自由。于是我怀着满腔的怒火向他发动进攻，当面正告他说我的国家不是他的一块殖民地，不是他的一个香蕉共和国[2]。我的怒火很快引燃了他的怒火。于是我们再也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和相互容忍。我们像两只格斗厮杀、浴血奋战的昆虫，面对面地相互非难、指责，彼此使用着刻薄的语言（他把这一切称之为思想上的防范措施），持续了几个小时。这出戏包含着一些荒唐，甚至近于疯狂的成分。冲动和愤怒使我的声音有时发颤，而他的声音则始终保持不变，既有节制又显得自信。唯一的敌意来自他那双天蓝色的眼睛，像瞎子的眼睛那样一动也不动，时而射出凶恶的目光。可是即使在他射出凶恶的目光的瞬间，他的嘴上依然挂着微笑，他的手依然平静地去倒咖啡。这个折磨着我的冷酷的男人像谁，答案很容易找到。他像宗教裁判所的神甫，或者像苏联共产党的官员。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我曾在报纸上见过苏斯洛夫[3]的照片。威廉·科尔比的目光与苏斯洛夫相同，鼻子和嘴巴也与他相同。他们甚至都是修长、干瘦和优雅的身材，都是那样严峻无情。最后，我失口说出了他使我想起了库尼亚尔。其实他与库尼亚尔的共同之处仅仅是狂热和缺乏一种所谓的美德——怀疑主义。（他的每句话都是为了表明他那不仅对共产党人，而且对所有左派人士的无法抑制的疯狂仇恨。）
威廉·科尔比当中央情报局的显赫官员达28年之久，还当了两年半的局长。他的自我叙述是其真实的写照。他是这么说的：“怎么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头头？出于偶然的机会。为什么进中央情报局？为了智力冒险，也为了爱国主义。我的父亲是陆军军官，他有高度的责任感。我从他身上既继承了爱好旅行的传统，又继承了热爱美国的传统。我父亲的家庭于1600年从英国迁居这里。两百年之后我母亲的家庭也从爱尔兰迁来。我母亲在巴拿马怀上了我。我出生在明尼苏达州，小时候曾在中国的天津住过几年。18岁时去法国学习法文。我懂法文、挪威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越南文，但已忘了一些。我毕业于法律系，本来想当个律师，为什么最后成了侦探？肯定不是为了消遣。我从来没有看过关于詹姆斯·邦德的书，只读过政治、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论著。事情就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名军官，在那里训练士兵。但是我不愿意留在遥远的俄克拉何马关注战争的进程，于是自愿加入了伞兵队。那时我22岁，一天，战略情报局来了一个人。他正在物色适合空投到欧洲去支援抗战的人员。这个差使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我接受了。他们曾先后把我空投到法国和挪威。在那里我与游击队一起并肩作战，进行破坏活动。战争结束后，战略情报局解散，我当了律师。但是接着又爆发了朝鲜战争，我又进了秘密情报机构组织，到了中央情报局。朝鲜战争后我在意大利待了几年，然后又去华盛顿和世界各地。在吴庭艳执政时代和1969—1970年间，当我领导‘凤凰’行动的时候，我曾两次去越南。”当然他没有谈到凤凰行动经常采用暗杀手段，消灭了两万名越共游击队员。当我提醒他这一点时，他认为两万人不算多，在一次战役中死的人更多。他没有谈到近几年来发生的悲剧无一不与他有关。他与智利、塞浦路斯和库尔德族人的悲剧都有牵连，这仅仅是随便提到的两三个例子。但是他承认自己是那些资助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人的最得力的支持者。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采访他的主要目的正是想向他了解中央情报局在我国进行的行贿活动。
采访—吵架是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所普通别墅里进行的。那里是他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居住的地方。（他的两个大孩子已经结婚。最大的34岁，是个律师。）我采访了他两次。一次是星期五的上午，另一次是星期日的整个下午。无论在哪一次他都没有失礼或表现出不耐烦，无论在哪一次他都没有催促过我。他始终彬彬有礼，举止文雅，非常克制，可谓完美无缺，就像他在回答参议员丘奇[4]或众议员派克代表国会调查委员会向他提出的质问时的表现一样，甚至在谈及中央情报局的罪行所产生的丑闻和他被迫辞职这些问题时也没有使他困窘。可想而知我当然更无法做到这一点。甚至当几乎全世界都报道了我的采访记从而引起轰动时，他依然保持着镇定。这次轰动同我发表对基辛格和库尼亚尔的采访记后引起的轰动程度不相上下。无论是在电视节目里还是在报刊上，他都宣称这篇采访记说明了他在这场战斗中是如何取得辉煌胜利的，而我又是如何遭到惨败的，并问我为什么不去采访克格勃的头头？后来，为了向我表明他是多么的宽宏大量，并说明他对我的傲慢毫不介意，他还给我写了几封短信，对我的“无政府主义”和“左派”思想表示宽容，并提出善意的责备。但是他承认我是一名工作认真和为人正直的记者。其中有一封，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对于自由社会来说，大家能毫无畏惧地争吵和交换看法是有益的。”我始终没有给他回信，向他询问自由社会和毫无畏惧地交换意见是什么意思。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怕他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每当看到他的签名时，我总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我意识到中央情报局一向有接受记者采访的美德，而克格勃却没有。尽管这是事实，但是要人们忘记自己因遭到监视而产生的不安感是困难的，就像我多年来从未忘记过那样。中央情报局同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遇害事件似乎不是没有瓜葛。鉴于事情发生时科尔比先生已被削职为民，我不知道他对此是否了解。不管这将会怎样不公正地伤害科尔比先生，但我不得不说明这是在1976年圣诞节我接到他的一张贺年片的时候首先在脑海中产生的想法。贺年片上画着身穿蓝色长袍的圣母将圣婴耶稣温柔地抱在怀中。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科尔比先生，我想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意大利那些领取中央情报局酬金的无耻之徒的姓名。意大利不是果品联合公司所属的香蕉共和国。科尔比先生，使某个政治阶层都蒙受嫌疑是不公正的。您不认为我们的众议院议长佩尔蒂尼有权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吗？
威廉·科尔比（以下简称“科”）：不，因为我们的众议院通过表决规定对那些人的姓名必须保密，因为中央情报局必须保护它的合作者，必须保护与它一起工作的人。当然，是否提供那些人的姓名得由美国政府来决定。我现在不是代表政府讲话，而是代表中央情报局讲话。我的意见是否定的，我的建议是否定的，不能透露姓名。在遵守协同工作的人同我缔结的协议方面，这是我起码应做到的事。你们的议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查，不是有专门从事调查的警察吗？那些受到怀疑的人只要说“这不是真的，我没有接受钱”就行了。我认为这样做就很好。我不能为了使一些人避免受到怀疑而牺牲另一些人。凡是我答应保守的秘密，我一定要保守。一旦失信，我就会找不到这样的合作者。排除法是很容易使人陷入圈套的。如果我对六个人的名字回答说“不是”，而对第七个人的名字回答说“无可奉告”，您就找到了您想找的人。为什么不到俄国人那里去打听同样的事？为什么不去问苏联政府那些从莫斯科领取酬金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名字叫什么？苏联人所干的事与我们所干的事完全相同。他们存在与我们同样的问题。
法：科尔比先生，我们以后再谈俄国人，现在先来谈中央情报局。如果我这个外国公民来到这里资助美国的一个政党和你们的21名政界人物，以及你们的一些记者，那么会发生……
科：那您就干了一件违法的事。要是被我知道，我就会向联邦调查局去告发，让它逮捕您。
法：说得好。那么我应该向意大利警方告发您、您的大使和您的特工人员，将你们逮捕。
科：我可没有这么说。
法：怎么没有？如果我贿赂某位派克先生或某位丘奇先生是非法的，那么您贿赂某位米切利先生不也是非法的吗？
科：我没有说您贿赂。我说您的做法触犯了我们的法律。
法：科尔比先生，您的做法也触犯了我们的法律！您可知道我还要说什么？在各种堕落的人中最令人厌恶的是行贿者。
科：我们中央情报局不进行贿赂。如果你们的社会里存在腐败现象，那是早在中央情报局出现之前就有的。贿赂就意味着送钱给某个人，让他为我们效劳。但我们送钱给人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的钱是送给那些想有所作为而财力不足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支持民主政权。意大利是理应了解这点的国家之一。30年来，是美国的援助阻止了意大利沦为独裁的共产主义国家。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一直给予意大利的中间民主政党以支持。
法：科尔比先生，他们是你们的“顾客”，就像您在派克的报告中所用的称呼。在英意字典里，“client”一词译成意文是“顾客”，对您来说“顾客”是什么意思？
科：嗯……就是……您为什么聘请律师……律师为他的“顾客”做些什么？律师帮助顾客……是的，是律师的顾客。
法：那么您把自己当做意大利天民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律师喽？
科：是的，就是说……不，我不愿意评论任何的特殊情况。
法：为什么？难道您给我的回答是谎言？
科：我不撒谎。当有人指责我撒谎时，我很痛苦。真的没有对您撒谎。我有时避而不谈某件事，有时拒不提供情况，严守秘密。但我决不撒谎，即使我想这样做也不行。不论是众议院和参议院，还是新闻界，它们都不允许我撒谎。美国情报机构的首脑不像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的首脑那样可以否认事实。美国的情报机构在法律的监督下活动，而不是逍遥于法律之外。有时为了摆脱困境，只能说“无可奉告”。但是，我想就我们资助民主党一事向您提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帮助民主党来反对希特勒，那么它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呢？
法：科尔比先生，我马上可以回答您，在意大利根本不存在希特勒。受到基辛格颂扬的格雷厄姆·马丁大使想给米切利将军的80万美元最终根本没有落到民主党人的手里，而是落到了希特勒的走狗们的手里。
科：我不想讨论中央情报局的某个特殊行动。但是我告诉您我很尊敬马丁大使。我们一起去过世界许多地方。我一向认为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持公正立场和真正负责的人。此外，我认为在这一类活动中，中央情报局可以有一种观点，而我们的政府可以有另一种观点。决策不是中央情报局作出的，是总统作出的。请不要忘记中央情报局的每个行动都是为政府服务的，是按照政府的指示行事的。虽然政府的指示有时可以接受有时则不然，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央情报局都严格执行。至少在一年前，也就是在通过新法律之前是如此。总统可以召见中央情报局局长，指示他说：“去做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法：如此说来，恰恰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要把那些钱给米切利，而中央情报局确实是反对的。如果您见到他们，请您向他们致谢，因为法西斯分子用这些钱制造了炸弹。
科：我不能谈这个。但是我知道新法西斯分子只拥有8%的选票。尽管他们中间有极端分子，但是不存在“向罗马进军”的危险。我知道你们的危险来自共产党人。我知道战后我们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帮助各种民主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这已经延续了25年，甚至30年了。
法：其结果是共产党人目前已经到了政府的大门口，而且他们在每次选举中所得的选票都有所增加。您认为那些钱花得恰当吗？您认为你们的情报机构明智吗？
科：一般来说，我们不乱花钱。有些事情不能只根据某个因素来判断。对这件事就不能根据共产党在最近几次选举中得到33%的选票来作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意大利的介入也许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它是有益的，积极的。我讲的也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马歇尔计划。当我住在罗马时，即1953年，人们乘坐摩托车去旅行，而如今人们旅行时乘坐汽车。如果1948年或1960年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那么你们今天就不会生活得这么好。一个普通的意大利人要比一个普通的波兰人生活得好。由此看来，美国的对意政策不是错误的。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当你们说日子不好过时，你们是在重弹1955年的老调。那时候你们叫嚷过政府糟糕透顶，一切都要垮台。在意大利你们总是把一切都看成是灾难性的，你们总觉得自己处于悬崖上。但是1955年并没有发生灾难，现在也不会发生，因为有善良的意大利人。
法：科尔比先生，当然他们不是您的“顾客”。
科：我指的是一般老百姓。
法：您在意大利时最喜欢哪一位政治家？
科：我想是德加斯贝利。但是我不能点名，我不应该点名。而且当时还有很多人我并不认识……我是一个青年官员，我的工作是收集情报，并与政治团体保持接触，因为我会讲意大利语。我只能告诉您，那时候，我主张向左派开放。是的，向社会党人开放。过去我尊敬他们，现在我仍然尊敬他们，因为社会党人是西方人，是欧洲人，他们确实信仰自由和民主。早在50年代，我就认为他们与共产党结成联盟是犯了一个大错。但是我也认为那样的联盟是不会长久的。为此，我确实主张向他们开放。但是，这并不是美国当时对意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法：是的，那时的大使是克莱尔·布思·卢斯。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人，您过去和现在与美国大使馆的合作达到了什么程度？
科：显然，过去我与大使馆进行过很多合作。我那时是政治专员。中央情报局总是同各使馆一起行动，大部分情报来自我国的各驻外使馆。卢斯太太工作得很出色，好极了。我至今还是卢斯太太的朋友。她是一位风趣而能干的妇女。
法：在干涉我国的事务上尤其能干，尽管我的国家不是她的殖民地。但是你们在意大利的活动不仅仅通过使馆。谁都知道中央情报局在意大利的真正立足点是国防情报处。请问，您有什么权利擅自利用我国的秘密情报机构监视我在家里的行动？比如说，您有什么权利来监听我的电话？
科：因为这可以使我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至于监听电话……我可以肯定我的电话在很多国家多次受到监听，但我从来就不在乎。即使现在受到监视，至少在感情上，我也毫不在乎。但是我排除监视的可能性。试图去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去了解人们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这又不是去窃听别人的隐私，只是为了弄清您是否有一支要向我瞄准的手枪或者用来对我下毒手的其他武器。总而言之，您要问我的是：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在另一个国家通过地下活动来使用它的情报机构？当然，每个国家都有一条法律回答说不行，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却几乎在每个国家都行得通。因为从道义上说人们有权利了解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借以保护自己。它是不合法的，但是人们有权利这样做。
法：让我们来看看我是否理解得对。您承认是不合法的，但是却又认为通过别的国家的情报机构进行活动则是合理的，例如通过我国的情报机构。
科：并不尽然，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一种情况是，一个外国的情报机构帮助我们，这是由那个国家的政策决定的。另一种情况是，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例如这是两个邻近的盟国，他们都担心受到入侵，于是就一起工作。
法：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处最杰出的行动是斯维特兰娜·斯大林[5]从莫斯科的叛逃，对不对？
科：我不能说，特别是在调查期间，我不能谈论我们的伙伴和我们与外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关系。如果我这样做，如果我们中间的某个人这样做，那么人们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们的情报机构了。一个情报机构不应该谈论它的伙伴。您无法想象曾经发生过的事给中央情报局带来了多大危害。大极了，其影响遍及整个世界。现在就有人对我们说：“我怎么能和你们在一起？我真的能把生命交给你们吗？或许你们会把一切都告诉参议院和国会。”很多人和我们翻脸，很多过去和我们一起共事的人对我们说：“不，够了，我不再继续干了。”甚至某些外国的情报机构也对我们说：“不，够了，我们过去给过你们那么多的秘密材料，从今以后我们什么也不给你们了。”我们失去了很多合作机会和很多代理人。
法：仅仅是代理人呢，还是还有顾客？
科：也有顾客。有些人对我们说：“请你们不要再给我们什么了，否则你们过后会说出去。”这些人中有新的顾客也有老的顾客。他们感到被出卖了。为了不泄露他们的名字，我们中央情报局进行过多次的斗争，我认为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围绕这种事所做的宣传仍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这种事不会发生在克格勃身上。在意大利有大批克格勃的代理人，很多。当然，其中也有意大利人。克格勃在意大利除了依靠意共以外自身还做了很大的努力，非常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求克格勃透露它的代理人的名字、它的主顾的名字和它的活动情况，没有一个人要求它以民主和自由的方式来行事。人们既不指责克格勃的罪过，也不透露克格勃的任何内情，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有谁指控过克格勃干涉了你们国家的内政呢？
法：科尔比先生，您错了。事实的真相恰恰是我们既不要你们也不要他们。我们已经受够了你们和他们的罪。
科：好，好。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谈论意大利共产党人从同东欧的贸易中赚到的钱呢？所有同苏联以及其卫星国做生意的来往物资都是通过代理公司引进的，而这些代理公司按一定的比例把它们的一部分利润分给意大利共产党人。这是个好办法，虽然很复杂，但是很好。他们这种办法在过去30年中日趋完善。如果美国与意大利进行政府间的贸易，并把利润分成给意大利某个政党，那么您会怎么说呢？
法：难道中央情报局不想这样做吗？马丁那样的大使不想这样做吗？洛克希德航空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埃索石油公司和其他石油公司难道不想这样做吗？
科：您的论理方法和间接论证的方法与众不同。您说其他的人都是棒小伙子、好人、纯洁的人、出众的人。苏联人把与意大利做买卖挣得的钱分成给某些人，然后再由这些人转交给意大利共产党，而您却说：这同我们是一回事。是的，过去他们在波兰就做过这样的事，以便使波兰共产党能进入政府，从而能掌权。开始的过程总是这样：资助共产党，然后促使它进入政府，从而掌权，并且留在政府里掌权。如果它不按苏联要求的那样留在政府里掌权，那就会祸从天降！莫斯科就会派一个代表团来同中央委员会一起坐在谈判桌旁，并告诫说“要表现得好一点”。您想让意大利也落到这步田地吗？假设意大利的腐败只是某个方面独有的现象，假设意大利的共产党人都是纯洁的棒小伙子，在这种情况下您愿允许他们进入政府吗？您愿冒这个风险吗？请您找出一个这样的国家，它曾经是共产主义国家，而现在已经不是。您只要能找出一个就够了！在这个国家里，共产党曾掌过权，后来又根据民主的原则自行引退，将管理国家的权力转交给另一个政党。请您说出一个这样的国家的名字，只要说出一个，只要一个！
法：科尔比先生，如果共产党在意大利选举中取胜，你们美国人将会怎样做？
科：请您说出一个这样的国家的名字！只要说出一个这样的国家的名字！
法：科尔比先生，你们会像在智利那样搞政变吗？
科：请您说出一个这样的国家的名字！只要说出一个这样的国家的名字！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波兰？
法：科尔比先生，请您回答我：会出现另一个智利吗？
科：如果以后不再有选举呢？如果以后发生了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的事件呢？难道您不明白这些年来共产党人玩弄民主的手段是因为这对他们有利吗？难道您不明白只要他们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民主制度就对他们有用吗？您真的相信他们进入政府以后，还能继续保持民主吗？人们决不可对他们这种人说：“因为你们是好人，我们让你们来掌一下权。”他们的民主集中制与民主毫不相干。你们可以采取更好的办法而不采取让他们通过选举取胜的办法来解决你们的困难。请记住这一点，否则，你们永远别希望取得选举胜利。
法：也许您说得有道理。但是我要提醒您，恰恰是你们美国人使一些国家投入了共产党人的怀抱，因为你们在世界各地收买、腐蚀和保护法西斯分子。科尔比先生，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共产党人的工厂。
科：这是带有思想偏见的侮辱，我拒绝接受。
法：拒绝吧，拒绝吧。但是请您告诉我：作为中央情报局的首脑，您经常得到情报。难道根据这些情报，您还看不出库尼亚尔的共产党与卡里略、马歇[6]和贝林格的共产党之间的区别吗？
科：意大利共产党和葛兰西与陶里亚蒂时期的党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它是个想在苏联制度和西方制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便在两个阵营之间栖身的党。意大利共产党有其矛盾之处，而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人只是极力模仿而已。实际上您想问我是否信任意共中某些主张多元论和持有其他主张的人。我对您的回答是：我不认识那些人，但是问题不在于信任不信任这些人。问题在于他们的政治需要。目前，在一个相当团结强大并受到美国保护的西欧面前，共产党人政治上需要使自己成为西欧的一部分。明天，如果欧洲出现经济问题，或者苏联领导机构发生变化，那么他们的政治需要有可能改变。他们会变得更加专制，对苏联人更加忠诚。
法：近来，意共、西共和法共对苏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公开攻击。
科：啊，这很容易做到。1968年他们在捷克问题上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作为弥补的方法，他们多次支持苏联，并继续与莫斯科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政策是既不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不要华沙条约组织。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抛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件简单的事，而要摆脱华沙条约组织就困难了。他们的目标是减少意大利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贡献。为此他们说，行了，至于华沙条约组织由我们以后来处理。但是有朝一日你们的总理是共产党人时，意大利军队和美国军队之间，意大利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合作能达到什么程度呢？您真的相信还会存在有利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合作吗？我相信会出现重重困难。
法：也许。我坚持要问那个您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如果意大利共产党进入政府，美国人将会怎样做？
科：我不知道。这涉及美国的政策。我不知道。
法：科尔比先生，您是知道的。另一个智利？
科：未必如此。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假设，我不能回答您。它取决于许多方面的因素。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也许会发生一些事，也许会出现一些错误。
法：像智利那样的错误？科尔比先生，勇敢些！您认为如果共产党人进入政府，美国用皮诺切特那样的人物来干涉意大利是合法的吗？
科：我想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们的皮诺切特不在美国，而在意大利。
法：我知道，但他需要你们。科尔比先生，没有你们，他将一事无成。我力求使您承认意大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是一个香蕉共和国，不是你们的殖民地！你们不能永远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清楚了吗？
科：清楚，但是错了。请听我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历过一个“不介入”历史时期。我曾经说过那次大战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打得很糟。我们曾有过一段清白的历史时期。我们把军队裁减到15万人左右，我们执行开放外交，国务卿解散了情报机构，以为做个正人君子是不应偷看别人信件的。总而言之，我们准备在正人君子的世界里生活，并宣布不再卷入外国事务中去。欧洲出现了问题，我们没有介入；满洲出现了问题，我们也没有介入；西班牙爆发了战争，我们宣布中立，我们甚至通过了一项中立的法律。但是这些都没有用。后来爆发了经济危机，出现了一些认为可以统治邻国的专制领导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不得不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又从头开始：1945年，我们解散了军队和战略情报局，宣告和平。但是开始了冷战。很快就看清楚了斯大林并没有走我们所走的道路。在希腊、土耳其和伊朗，俄国共产主义成了威胁。我们由此吸取了教训，重建了我们的秘密情报机构，把它称做中央情报局。我们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马歇尔计划和中央情报局来遏制苏联独裁主义的扩张。这一回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们都相信必须给国外以援助。我是那些自由党人中的一员。我从小就是个激进分子……
法：天哪，您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
科：马克·吐温说，无胆量的人青年时肯定不是激进分子，有头脑的人年老时一定是保守派。请您让我把话说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起了作用，对遏制苏联扩张主义产生了效果。各国共产党的颠覆计划被挫败了。这不是意味着我们站在法西斯一边，也不是意味着右派反对左派，而是意味着寻求实现民主的办法。这就是中央情报局接受的并从那时起就奉行的美国的政策，这一政策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自由而战。当然……是的，在这不惜一切代价而进行的战斗的过程中，过去和现在都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出现一些相当独裁的领导人，或者说是比人们期待的更为独裁的领导人。
法：从佛朗哥到卡埃塔诺[7]，从吴庭艳到阮文绍，从帕帕多普洛斯[8]到皮诺切特，还不算拉丁美洲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独裁者，例如巴西残暴的统治者。于是，你们假借自由的名义，支持所有扼杀自由的人。
科：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为了反对当时的主要威胁希特勒，我们支持了斯大林的俄国。是的，就像那时候我们与斯大林共事一样，现在我们与……总而言之，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和其他人共事。50年代以来，共产主义的扩张取代了纳粹的威胁，而我们……就是说，在支持某些专制的领导人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时，对我们来说仍然存在选择的余地。这个专制领导人的国家将来有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对共产党人就不存在什么将来的希望。因此，我看不出我们的一些联盟有什么不光彩之处。人们结成联盟往往是为了对付更大的威胁，而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最大的威胁依然是共产主义。是的，我国政府承认皮诺切特的政府为智利的合法政府。但是，难道我们没有接受两亿俄国人生活在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这个既成事实？何况，皮诺切特没有征服世界的企图，谁需要为皮诺切特感到担忧呢？
法：科尔比先生，我来告诉您是谁。首先是智利人感到担忧，两年多来他们被监禁、迫害、折磨和残杀；其次是那些真正相信自由，而不是像您这样口头上相信自由的人感到担忧；最后是那些像我国那样害怕成为第二个智利的国家感到担忧。谢谢美国人。
科：您选择智利作为例子，恰好犯了个错误。如果您仔细阅读参议院不顾我的反对而发表的有关智利情况的报告，那么就会看到，从1964年以来，我们仅限于帮助中间民主力量去反对声称已经同卡斯特罗和共产党联合的阿连德。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1973年推翻阿连德的事件。参议院委员会没有找到一个证据，足以证明1970年以后我们曾有过合作。
法：真的？资助罢工呢？还有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资助呢？
科：是的，给了一点儿钱，极小的援助。我们是通过别人给的，也就是说，把钱从一个小组转到另一个小组，是微不足道的。您可以看看我在参议员丘奇面前是怎样否认的：“只有1970年的六个星期是个例外。”
法：我认为还不如说是1970年“开始”的，是从11月2日，即尼克松和基辛格召见当时中央情报局的头目理查德·海尔姆斯并命令他组织政变推翻阿连德时开始的。
科：只延续了六个星期……我们没有成功……我们在智利的另一部分计划是支持中间民主力量反对左派的威胁。1973年推翻阿连德的行动并未纳入我们的政策范围之内。我们当时等待着1976年的选举，希望民主力量在1976年获胜。当然，我们没有帮助阿连德，但是在1973年的政变中我们是清白无辜的。那次政变是阿连德自己造成的，就像国会和最高法院所说的那样。因为他破坏智利的社会和经济，反对民主，压制反对派的报刊，违反宪法……
法：科尔比先生，您在捏造什么鬼东西呀？您怎么能允许自己这样伪造历史？恰恰是反对派的报刊把阿连德折磨到最后的时刻。
科：认为阿连德是民主党人，那是您个人的看法。他本人声言要镇压反对派和资产阶级。镇压！您的阿连德是个极端主义者，是个压迫者。我知道这一点，我有确切的情报。
法：科尔比先生，如果您的所有情报都与此类同，那么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经常洋相百出。我想从您这个为民主而战的人那里了解：如果阿连德以民主的方法取得选举的胜利，那么他是否有权管理自己的国家？
科：嗯，这个……
法：科尔比先生，别犹豫，快回答我。
科：难道墨索里尼没有在选举中取胜吗？希特勒不是靠选举才成为德国总理的吗？
法：科尔比先生，您不能如此怀有恶意。您不能把阿连德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提并论。这太过分了。
科：并不过分。我信仰西方的民主自由。
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信仰民主自由？是以残杀的手段吗？请您给我讲讲阿连德的参谋长施奈德将军遇害事件。
科：我们中央情报局与谋杀施奈德将军事件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参议院关于智利情况的报告说：显然企图绑架他的小组不是从中央情报局接受武器的小组。问题仍然是，六个星期。啊，您对中央情报局的看法实在太偏激。您像美国新闻界对黑手枪事件一样激动，就是参议员丘奇讲的带有箭头的黑手枪。这种武器从来没有使用过，从来没有。啊，是你们新闻界给中央情报局抹黑，进行捏造和歪曲。当然，我们在国外活动时，有人被杀死……当然……既有我们的特工人员，又有对方营垒的人。但不是暗杀。我知道谁在为我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是善良的美国人，是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保卫自由的权利而战的真正的爱国者……
法：你们为什么不向皮诺切特去要这样的权利呢？
科：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且这是我国政府的事。您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您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我不是搞意识形态的。我是个民族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作为一个地道的实用主义者，我告诉您应由美国人决定哪里需要帮助，哪里不需要帮助。帮助欧洲人阻挡共产主义的推进是我们的权利。同样，支持阿连德的反对派也是我们的权利。中央情报局已经这样干了30年。我再一次重申，它干得很出色。我再一次重申，意大利是最好的例子。
法：科尔比先生，请您告诉我，在那个实用主义的名义下有没有发生过中央情报局建议政府同意大利和欧洲的共产党人进行对话的事？
科：对话？我看不出存在我们和他们对话的可能性。而且他们的立场很鲜明，我们了解他们的政策和纲领。我们对个别人的诚意不感兴趣，一个有诚意的人常常可能被另一个人取代。至于他们的许诺……葛罗米柯[9]也作过许诺，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10]也同样作过许诺，郑重其事的许诺。
法：那么当塞格雷和纳波利塔诺[11]受到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邀请时，是中央情报局告诫不发给他们签证的喽？
科：我认为没有必要向共产党人指出我们准备接受他们的历史性妥协，更没有必要向共产党人指出我们准备接受意共与美国的历史性妥协。不，我不接受这种货色，我不接受那种一上台就轻视美国友谊的人。我对这种人没有任何好感。
法：那么对阿尔米兰特的华盛顿之行呢？
科：这要去问国务院，不要来问我。我不认识这个阿尔米兰特，我只知道他是中间民主派以外的法西斯分子。我不喜欢法西斯分子。中央情报局同他的美国之行确实毫无关系，我对此一无所知。
法：怎么？你们在意大利各政党里安插了那么多的间谍，难道竟会不知道这个情报？你们派间谍就是为了得到情报，不是吗？在意大利共产党里也有你们的间谍。
科：当然，我们有兴趣了解他们的计划和秘密。当然，我们想知道他们的动向，想知道他们声称要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是否是真诚的。克格勃也有这方面的特工人员。但是我们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情报，例如通过读书。就拿历史性妥协来说吧，通过认真读书就会明白在那些战术性的讲话背后隐藏着他们的战略性声明。因此，经过两年以后，从所有那些战术性的讲话中就可以发现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观。不要忘记斯大林可以先与希特勒签约然后再毁约。我相信读书，因为读到的东西正是人们声称要做的事。也许以后他们真的会这样做。如果我们更仔细地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那么……
法：科尔比先生，您把中央情报局当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里的童子军组织来向我作介绍。首先，你们是间谍……
科：等一下。是的，过去情报机构只是个间谍组织，如玛塔·哈丽[12]等等。而今天情报机构是一个智力活动过程，主要在于收集情报，然后让专家们加以集中并研究。情报是从收音机、报刊、书籍和演说中取得的。为此我们把它称为中央情报局。除此以外还有电子学，有计算机，总而言之，有技术。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改变了情报工作的面貌，以至于不再需要像玛塔·哈丽那样窃取秘密情报送给将军的人。我的意思是说：过去我们要去向苏联人打听有多少枚导弹，而现在我们计算他们的导弹，就能得知它们的威力多大，射程多远……当然，秘密工作还存在，特别是在那些不开放的国家里。但是作为绝密形式的陈旧情报工作已经结束。“间谍”一词已失去了它的本意，正是因为情报工作不只意味着间谍工作。它意味着分析，意味着技术，它的活动远比玛塔·哈丽式的工作要庞杂，要有吸引力。这就使中央情报局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秘密情报机构。
法：比克格勃还好吗？
科：啊，克格勃是另一回事。克格勃的大部分工作在苏联国内展开，它既是苏联的联邦调查局，又是苏联的中央情报局；既是国家警察，又是宪兵，包罗万象。当然克格勃也从事其他的工作。为刺探原子弹的秘密而进行间谍活动那个时期，他们曾在美国组织过一些出色的行动，确实很出色。例如他们吸收了我们司法部门反间谍处的一个姑娘，她把我们掌握的有关他们的间谍的全部情况都泄露给了对方。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行动，非常出色。当他们在我们的一个外交官的鞋跟里装上了一个发报机时，他们也干得很漂亮，很漂亮。您要知道，这些人是为他们的政府工作的。我不同意他们的哲学，并不意味着我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当然，必须把他们的能力和目的加以区分。能力可能很强，目的可能很坏。不管怎样，我告诉您吧，目前，克格勃正在模仿中央情报局的做法。俄国人也开始把情报工作看成是智力活动过程，是仔细的研究和分析。
法：科尔比先生，中央情报局比这要糟。它是一支搞阴谋和组织政变的秘密政治力量。它是一个用来惩罚一切反对美国利益和政策的人的工具。它是……
科：您讲的那些只占我们预算的5%。只有5%的预算用于我们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上。显然，秘密活动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是必要的。我们很现实：给一些国家和朋友以帮助，可以避免危机的发展，甚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在50年代，那些活动占了我们预算的30%。在80年代，如果世界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那我们有可能把这个比例重新恢复到30%，也许更多。但是，就目前来说，只占5%。对这一点儿你们就大叫大嚷“非法”。非法，是的。靠资助某些人来自卫不是比靠作战来自卫更好吗？
法：是的。但是这里并不仅仅是资助的问题，而是去暗杀外国的领导人。我讲的是你们用以杀害卡斯特罗、卢蒙巴[13]和……的毒药和病菌液。
科：1973年，早在发生这类事情以前，我就下了明确的指示，反对暗杀。在我就任期间，尤其是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我多次抵制过暗杀的建议。我经常说，暗杀是不对的。但是很多人将会回答您说，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被暗杀的话，那么今天的世界会更好一些。
法：别提希特勒了！卡斯特罗不是希特勒。
科：卡斯特罗答应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这样使密西西比河东南地区的所有美国城市都处在核威胁之中。
法：这件事驱使您去暗杀卡斯特罗吗？
科：我向您保证，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内外的很多人，曾经就赞成或反对诛戮暴君这一问题展开过讨论。这样的讨论甚至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由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开创了先例。恺撒是怎么死的？意大利各公国的亲王是怎么死的？暗杀是一种政治武器，作为这样的武器，它不是昨天早晨在美国发明的。请您不要来给我讲伦理道德，作为意大利人，您没有资格给我在这个问题上上道德课。
法：上道德课，也许没有资格，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今天，我有这种权利。而且，我有资格来上历史课。我提醒您，恺撒是被罗马人，而不是被美国人杀死的。伯里克利[14]为杀死希腊暴君的希腊人立碑，而不为杀死古巴人的美国人立碑。
科：但是维钦托利是被恺撒杀死的，阿提略·累基拉斯是被迦太基人杀死的。还有一大批的外国首领是被卢克雷齐娅·博尔贾杀死的。我并不想辩解，我只想说历来如此。一个国家要给另一个国家上道德课是很困难的。
法：是你们自称比别人更讲道德，是你们自诩为加百利天使、民主、自由等等。而现在你们却想从卢克雷齐娅·博尔贾那里寻找保护？
科：也许我们并不具有十全十美的道德，但是要比别人的高尚。美国的政策在全世界被视为自由的灯塔，而你们诬蔑中央情报局的目的只是为了侮辱和咒骂美国。我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8年。我可以断言，在这28年中我们很少做不是必须做的事，例如拆检邮件。但是，在50年代的某一个时期里，我们拆检寄往苏联和来自苏联的邮件。事出有因，那时美国到处充斥着苏联的间谍。但是，我们不应该……
法：谁在说邮件！科尔比先生，这里讲的是暗杀！
科：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暗杀过任何人，也没有暗杀过吴庭艳。指责我们搞暗杀是不公正的。是的，有时我们去了，也打算干，但从未成功。我们从来没有实现过我们的计划。
法：科尔比先生，尽管您讲了实话，但是您没有为中央情报局像江洋大盗阿尔·卡彭[15]那样谋害他的对手而感到惭愧吗？
科：世上的人无论聪明与否都这样干。世界上到处有谋杀国家首脑的计划。我知道，我知道……我重申我一向反对暗杀这种行动方式。为此我在1973年作了一项规定。我还亲自解雇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主任，因为他们建议我搞诸如此类的行动。我警告他们说：“您不能那样干！”在向您澄清了这一点之后，我要再引用杰斐逊[16]的一句格言：“自由之树每隔20年都必须用暴君的鲜血进行浇灌。”
法：总而言之，合适就干。科尔比先生，您信教吗？
科：信，很虔诚。我是一个遵守教规、严于律己的天主教徒。
法：每星期日早晨去教堂做弥撒的信徒之一？
科：是的，当然。今天早晨我还去了。
法：相信存在天堂和地狱的信徒之一？
科：是的，当然。我相信教会的一切教诲。为什么要问这些？
法：问问而已。给我讲讲黑手党吧，讲讲中央情报局怎样利用黑手党。
科：一次，只有一次！那是1960年，为了卡斯特罗！当卡斯特罗在古巴上台时，我们认为有可能与那些在古巴还有一些朋友的人一起工作。我指的是黑手党的那些人，黑手党的朋友们。我们与他们接触。他们要根据我们的计划暗杀卡斯特罗。但是很……就是说，事情没有办成。那时阿伦·杜勒斯和麦科恩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麦科恩说他对此一无所知。
法：但是博比·肯尼迪[17]知道此事。因为约翰·肯尼迪总统也知道此事。您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这件事情的泄露并没有使中央情报局声名狼藉，而是使美国总统声名狼藉。
科：这件事的泄露表明中央情报局从来就不是一头野象，不是一个国中之国，不是政府以外的政府，而是始终作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在工作。现在国家正在经历一个纠正过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情报局有点像一头替罪羊……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总统要求采取一些特殊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不清楚总统是否知道这些事。但是事实的确表明，中央情报局是在某一政策范围内行动，而这种政策似乎授权它去做某些事。
法：事实上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谁也摆脱不了这种困境。约翰逊执政时你们干了些什么样的可恶勾当？啊，是的，帕帕多普洛斯的政变。
科：中央情报局不支持，我再重复一遍，不支持希腊校官的政变。那些校官……当然我们没有摒弃他们，但是也没有支持他们。总之，我们可以说曾经同他们一起工作过。帕帕多普洛斯上台后，我们为交换情报而与他联系。出于同样的目的，中央情报局与约安尼迪斯[18]也保持了同样的联系。传说中的其他事情纯系荒诞无稽之谈。同某个独裁领导人保持良好的关系绝不意味着支持他。啊，您就是不愿意接受一个与您所臆想的中央情报局不同的形象。您使我想起了瞎子和大象的故事。您知道是哪一个故事？有四个瞎子走近一头大象的身边。一个瞎子摸到它的鼻子，说是一根长矛；另一个瞎子摸到它的脚，说是一棵树；第三个瞎子摸到它的尾巴，说是一条蛇；最后一个瞎子摸到它的侧身，说是一堵墙。他们谁也不知道，加在一起是一头大象。当然，我们也有一部分过错。情报工作应该是绝密的。当施莱辛格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他就问：“为什么没有在高速公路上竖立一块牌子，指明中央情报局大楼的所在？”我们回答他说：“以前曾经竖过这样的牌子，但是在肯尼迪成为总统以后，他命令我们摘下了这块牌子。他认为秘密情报机构在高速公路上用牌子标出它的所在是可笑的。”而施莱辛格回答说：“把它重新竖起来。”于是我们又重新竖了起来……难道民主不靠秘密？难道投票不是秘密的？
法：而您正好是泄密的人。您对调查委员会的人透露了那么多事情，不感到后悔吗？难道不能拒绝回答他们的提问吗？
科：当然，说了实话我并不后悔。我从不怀疑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应说实话，也从来没有犹豫过。至于拒绝作证，即使我愿意也做不到。因为法律不允许。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甚至没有期望我讲的话会不被透露出去。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些事情传出去后竟会如此轰动一时。事实是生活在美国这样开放的国家里不很方便。请您考虑一下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理查德·韦尔什在雅典被害的事件。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年前，一个名叫约翰·马奇的官员在华盛顿写了一篇文章，声称他知道怎样来识别在各大使馆中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并且说明了这种识别的方法。我们能阻止他吗？不能。我们能阻止许多名字被公开吗？不能。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立法是软弱的。要使派克的报告不公布于世，必须有议会的干预。而为了使议会做到这一点，韦尔什就必须去死。对我们中央情报局来说，这是一大损失。一大损失。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法：他也在智利待过吗？
科：不知道，他到过拉美很多国家。
法：我们来谈一下派克的报告。即使在丘奇的报告里，中央情报局也是出乖露丑的。而在派克的报告中，老实说，它简直成了蠢货。真让人哭笑不得。
科：派克的报告是绝对片面的，完全带有成见的，目的在于诋毁中央情报局。而丘奇的报告，也就是关于暗杀问题和智利问题的那个报告是相当公正的。派克的那个报告是……是……其中连我已经讲到的那些事都没有提及！他声称中央情报局的谍报工作是如此无能，甚至说一旦美国遭到袭击，中央情报局根本不可能在事前就知道。这种说法是凭空臆想的，是糊涂的，是轻率的。派克的这些说法并不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而是从我们的一些检讨中得出的结论。他只是拿着我们的文件照抄而已。而那不是我们记录我们的成绩的文件，而是叙述我们的失败的文件！以中东为例。在1973年春季，我们向政府报告，如果不进行政治干预，中东有可能发生战争。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我们提供了所有的情报。10月5日晚上，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有了改变：“有一些迹象表明将不会发生战争。总的说来，我们认为将不会发生战争。”是的，这第二个电文是错误的。但是，几个月前，我们曾说过可能会发生战争，而中央情报局并不是透过水晶球来预测未来的。不是吗？我们又不能百分之百地知道明天将会发生的一切事情，不是吗？
法：科尔比先生，作为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我认为这种错误是不小的。几乎同你们在捷克所犯的错误一样大，那时，有两个星期你们“失去”了苏联军队的行踪，还是苏联大使把当时正在发生的事告诉了约翰逊。至于葡萄牙……你们对葡萄牙也一无所知。
科：不管派克先生就此说了些什么话，我们是知道一些情况的。我们知道军队里有意见分歧，有不满。我们向政府反映了这些情况。葡萄牙，您看……就像某个人对待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他可以了解到整体的情况，但可能会犯局部的错误。至于葡萄牙，我们没有密切注视它的动态，因为那时候它并不重要。
法：但是后来，你们密切注视了。不是吗？
科：嗯，是的，当然。无疑我们现在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人们不会把今天发生在南极的事情看得很重要。但是，如果在南极发生了战争，情况就不同了。
法：我指的是当天主教徒起来造库尼亚尔的反时发生在葡萄牙北部的暴动。中央情报局的魔爪……是吗？
科：您这样的人竟认为中央情报局是无孔不入的，甚至在每年最佳家犬评选中都能看到它的形象。但是我再重复一遍，那些事情只占中央情报局活动的5%。我们没有时间到世界的每一个村庄里去。葡萄牙……您要我向您叙述葡萄牙的什么事呢？说我们后来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这一推论是合理的。
法：这里给点帮助，那里给点援助……
科：无可奉告，无论是关于意大利还是葡萄牙和某个特定的国家的问题，都无可奉告。
法：科尔比先生，算了吧。别想让我们相信意大利是中央情报局唯一花了几十亿元钱的国家。比如说您为什么不给我讲讲德国？
科：有的事情是不能作对比的。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很关心欧洲的每个国家。欧洲对美国来说很重要，整个欧洲都很重要。我并不认为意大利是我们要花更多力气的国家。至于德国……它有足够的钱。我只能告诉您，西欧毫无疑问是我们中央情报局在世界上取得最大成功的地方。我们的计划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法：科尔比先生，是谁让您离开中央情报局领导职位的？基辛格？
科：不。基辛格一向是情报局的重要支持者。我和他之间有时意见一致，有时不一致，但我们绝不是敌人。对于基辛格我不得不说一大堆好话：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国务卿，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的，为了中东他应该再次获奖。我离开中央情报局是因为总统告诉我他准备给我另一项工作……总统更换中央情报局局长可能有很多理由，这是他的特权……他分配给我另一项工作，但是我拒绝了。我对他说，我将写一本介绍中央情报局真相的书，更好地为它效劳……此外，当参议院开始调查时，是我首先提出，需要有一位新人来接替我的位置。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心里一点也不难受。
法：我看出来了。任何东西都动摇不了您那冷若冰霜、泰然自若的态度。
科：我承认，我不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但是有些事情刺伤着我。当我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一群匿名者在华盛顿贴满了标语，说我是杀人犯。这件事大大地刺伤了我，正像听到您说中央情报局是杀人犯协会时一样。有好几个星期，我的孩子们都不得不在贴满了这种标语的环境中生活……
法：您的子女有没有称呼过您为“卑鄙丑恶的反动派”？
科：反动派……没有。有可能说我是保守派。家里也进行讨论。我的子女是反对越南战争的，瞧您问的……我不否认自己是个保守派。我投尼克松的票，直至今日我还认为在国际政策方面，他干得很出色。您想想中国吧……想想……
法：……想想智利和塞浦路斯吧，想想给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资助吧。科尔比先生，我已经筋疲力竭。只有当我采访库尼亚尔时，才像现在采访您这样受罪。
科：告诉我，告诉我，库尼亚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法：我已经告诉过您，事实上，他是像您一样的人。
科：什么？
法：是的，一个像您一样的神甫。啊，科尔比先生，您永远不会知道你们俩有多么的相像。如果您出生在另一个营垒里，那么，您将是一个十足的斯大林主义者。
科：我愤怒地拒绝这种说法。但是，也许……不，不，我不是一个神甫，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清教徒。还有其他问题吗？
法：只有一个。我是否可以看看中央情报局所写的关于我的报告？
科：根据美国法律，您可以给中央情报局写信，要求阅读关于您的任何报告。您得付点儿代价，如支付邮费等等，但是他们会把一切都让您看的。除非有什么理由要对报告保密。克格勃的头头安德罗波夫[19]也可以这样去做，您不觉得可笑吗？
法：不，是令人困惑不解的，而且，您所告诉我的一切都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科尔比先生，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悲。
1976年3月于华盛顿
[1]越战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驻越美军司令部联合实行的旨在查明并根除南越境内越共基层组织的计划。该计划通过暗杀、逮捕越共分子或怀疑帮助越共的平民，劝诱越共分子向政府“投诚”，来达到破坏越共基层组织的目的，被称为“暗杀计划”。
[2]出自欧·亨利1904年的小说《白菜与国王》，影射被美国控制经济命脉的洪都拉斯。后成为政治名词，指经济命脉被国外势力控制的小国，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
[3]哈伊尔·苏斯洛夫（Михайл Суслов, 1902—1982），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长期主管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党务工作。被称为“灰衣主教”。
[4]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 1924—1984），美国参议员。1975年领导“国会负责调查政府情报行动专门委员会”（又称丘奇委员会），对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中央情报局超出它原来的收集情报的使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秘密活动。
[5]斯维特兰娜·斯大林（Swetlana Stalin, 1926—2011），斯大林女儿。1967年叛逃美国。
[6]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 1920—1997），法国政治家。1972—1994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7]马塞洛·卡埃塔诺（Marcelo Caetano, 1906—1980），葡萄牙独裁者。1968年接替萨拉查出任葡萄牙总理，1974年政权被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推翻。
[8]乔治·帕帕多普洛斯（Georgios Papadopoulos, 1919—1999），希腊独裁者，陆军上校。1967年发动军事政变，自任军政府首相兼国防大臣、教育大臣及外交大臣。1973年3月21日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当选总统。1973年11月25日下台。
[9]安德烈·葛罗米柯（, 1909—1989），苏联政治家、外交家。1957—1985年任苏联外交部长。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0]安德烈·维辛斯基（, 1883—1954），苏联法学家、外交家。1949—1953年任苏联外交部长。
[11]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 1925— ），意大利总统。中左联盟内最大党派左翼民主党（前意大利共产党）党员，是第一位当选共和国总统的前意共人士。
[12]玛塔·哈丽（Mata Hari, 1876—1917），荷兰脱衣舞女，一战时著名的法、德双面间谍。
[13]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 1925—1961），刚果（金）民族英雄。1958年10月建立刚果民族运动党。1960年6月就任刚果共和国总理，宣布独立。1961年1月死于军事政变。1961年3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宣布他为非洲英雄。
[14]伯里克利（Pericles，前495—前429），古希腊政治家。对雅典进行民主改革，开创了雅典的黄金时代。
[15]阿尔·卡彭（Al Capone, 1899—1947），美国知名罪犯，芝加哥黑手党教父，被称为“芝加哥的地下市长”。
[16]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美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独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美国总统（1801—1809），民主共和党创始人。
[17]罗伯特·肯尼迪的昵称。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1925—1968），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美国司法部长。1968年被刺身亡。
[18]迪米特里奥斯·约安尼迪斯（Dimitrios Joannidis, 1923—2010），希腊陆军准将。参加了1967年的军事政变，任军政府宪兵司令。1973年11月再次发动政变，推翻帕帕多普洛斯政权。1974年7月在塞浦路斯组织政变推翻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由此导致希腊军政府垮台。1975年被以叛国罪等罪名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19]尤里·安德罗波夫（, 1914—1984），苏联政治家。1967年起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1982年接替勃列日涅夫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