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1917年11月21日出生于罗马。1974年1月接受奥里亚娜采访后，他继续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任职，但是也培养了自己对写作的爱好，出版过重要的作品。1980年6月5日，因病在罗马逝世。他去世后几小时，他的法籍妻子热尔梅娜·勒科克因悲伤过度，相继离世。他们是在他流亡巴黎时相识的。
我想从他那里知道的事情很多。任何一个非共产党人想从一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那里知道的，自1974年以来的一切事情我都想知道：要是就离婚法举行公民投票，意共会采取什么态度；当时议论纷纷而又未必可行的历史性妥协的实质是什么；意共与社会党人之间，与那些认为意共精神不振并称意共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议会外的极左小组之间是什么关系；最后，还有它与苏联的关系和自由问题。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表现出独立于莫斯科？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它所说的不抛弃多元制？的确，30年来他们几乎一直玩弄着民主的把戏，当反对派也当得不错，但是，要是进入政府参与掌权，他们还会这样干吗？这样干是他们的策略呢还是出于真心？贝林格基本上缄默不语，他当时羞于见人，不接受采访，需要1976年那样的大选才能看到他露面，与新闻界接触。如果想得到我所寻求的东西，那么，必须求助于别的人，这个人就是乔治·阿门多拉。因为实际上他是唯一的一个不缄口、不害怕回答最棘手的问题的人。
他作为人，作为一个要人，我尤其想了解他。我认为他是意大利最使人感兴趣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生平富有传奇色彩，难怪在一些很受欢迎的书里记载着他的故事。他是极伟大的自由党人乔瓦尼·阿门多拉和非凡的女杰埃娃·科恩的儿子，他出生于和成长于一个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家庭，因此，他是一名没有共产党先天特征的共产党人。20岁以前，他也是一位自由党人，在他转变为共产党人之前，人们猜测他至多会参加“正义和自由运动”。他是贝内代托·克罗齐的学生，也是加莱亚佐·齐亚诺[1]的朋友。他与贾恩卡洛·巴叶塔、隆哥[2]或斯科奇马罗[3]这些人不能相提并论。无论从哪方面说，他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充满出人意料和离奇的事情。作为反法西斯战士，他战斗得不错，遭到过驱逐和流亡。他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参加了抵抗运动，不久便惹人注目地、令人痛心地成为抵抗运动领袖之一。此外，他还参加了拉塞腊大街的行动。为此，德国人制造了阿尔德阿蒂内惨案进行报复。[4]从1940年到1945年期间，意共的根基是如此稳固以至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共产党，这一点也应归功于他。但是，他的观点和行动始终保持着明显的独立性。例如，他是唯一敢于违抗陶里亚蒂的人；他忠于斯大林，但也是最早意识到斯大林主义已经名誉扫地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因而意共实行非斯大林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有人讥讽他，称他为“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偶然的。可是，看起来他是个旧式的共产党人。他给人的印象是强硬、严肃和冷淡，这也许是由于他的外表：高大、魁梧的身材，常常面带怒容，像个农民的红润脸盘，军人式的短头发以及沉重、坚定的步伐。据说，他还爱发脾气。他讲话时喜欢用指关节敲桌子以加强语气，敲桌子时声音响得像枪声。
因此，当我采访他时，他的和蔼可亲使我十分惊讶。起初我当然以为这种和霭可亲是矫揉造作，就像一位旧式教授在劝告一个笨学生，要他多学并学好一样。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印象是由于他那指关节敲桌子的声音和强有力的训斥人的声音，他说话时往往把嗓门提高到会使人惊跳起来。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这只是他的表面举止，他实际上是和蔼可亲的。甚至在感情激动时，他依然显得颇有教养、彬彬有礼。我的提问没有一次使他发怒，他也从未以沉默或以外交辞令来回避我的任何提问。对于任何挑衅性的和蛮横的提问，他回答时总是耐心地进行说理，看来教条并没有束缚住他或使他变得僵化。“你们共产党人令人讨厌……”“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总是摆出那副气呼呼的、阴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气。”“是的，是的。”关于这个细节值得多写几笔，因为那时意大利共产党人有一种恶习，在同一个非共产党人讲话时，或用嘲讽的口气，或表现出一种慷慨的迁就，似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既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又没有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笨蛋。嘲讽时而变成蔑视，迁就又变成近乎目中无人的傲慢，因而常常令人感到生气，决意不跟他们保持任何关系。当然，这个缺点至今并未完全消失，在基层仍很严重。我的看法是，越是无知的共产党员，越自以为是，在对待政敌时气量越狭窄。诚然，今天在他们的领导人中这种现象已难以找到，但重要的是阿门多拉在那时就已经与其他领导人不同，至少在跟我接触时从没有犯他的同志们的典型错误，尽管谈话的时间很长，前后三次，将近六小时。这本来是有可能使他露出真相的。
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我毫不犹豫地称它为友谊，尽管这种友谊未经过精心培育。后来由于别的原因，我们之间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在我采访他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刚刚38岁的女儿正病得厉害，数月后便与世长辞了。我知道他对此悲痛万分，便写信安慰他。他给我写了一封极好的、令人忧伤的回信。当我们失去心爱的人时，总觉得自己没有为他做足够的事，这是人之常情。正是这种由于工作而未能好好照顾自己女儿的内疚使他心绪不宁，当他知道我也处在母亲身患不治之症的悲剧之中时，便告诫我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在信中写道：“对为了去布鲁塞尔而少陪她一小时的悔恨会使你受不了。”这句话像个噩梦久久萦回在我的脑海中。总有一天我要告诉阿门多拉它对我多么有用！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亲切的事。我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问世了。我给他寄了一本。他给我写了第二封信，告诉我在读这本书时他流泪了。因为他在主人公——一个等待孩子出生而又失去孩子的妇女身上看到了自己，而在孩子身上，甚至在胚胎中看到了他的女儿。他在信中写道，也许更多的人认为那本书是一首对怀疑、堕胎或爱的颂歌，而他认为是一本叙述死亡和痛苦的书。他感到有必要安慰我，因为他深信我已尝到和明白了什么叫痛苦。这次是我读他的信时流泪了。在这位粗暴的、肤色红润、冷若冰霜的男子汉身上却有着近似女性的温柔。
只用一个章节来谈意共问题即使以极快的速度也不可能保证完整。尤其所涉及的某些问题部分已成为历史或已解决。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人，人们要说的事情太多了，对于他们的疑问也是无穷无尽的。至于乔治·阿门多拉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值得谈的事情要比1974年初那次谈话中所涉及的多得多。但为了遵守我的诺言，即我的采访记应如实反映采访时发生的事情，我在发表这次谈话时也不考虑那些在那以后已发生变化，或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再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篇关于意大利共产主义的采访记，而是关于某个人的一幅画像，尽管在政治上我跟此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但我愿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再次与他并肩战斗。下面是我们谈话的正文。谈话是从阿门多拉当时刚刚出版的书《从米兰寄来的信件》开始的。我又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坐在一张写字桌前，我坐在他的对面。他的办公室挂满了名画，但没有一张宣传画，也没有列宁和马克思的肖像。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首先，祝贺您，阿门多拉议员阁下，我读了您的书，竟没有感到厌烦！对不起，唉，你们共产党人通常是那么令人讨厌，你们的话是那么杂乱无章，令人难以忍受。读你们的书或叫你们讲话的人没有不打哈欠的……
乔治·阿门多拉（以下简称“阿”）：我知道。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例如，陶里亚蒂、隆哥都受到过。严肃性跟纪律一样，是我们党的一个特征，而严肃性包含着乏味。当然，在我们当中有的人更惹人讨厌，而有的人稍好一些。可是……我也曾经惹人讨厌过。多年来，我常到意大利的街头广场去发表非常令人讨厌的演讲，两小时的讲话里充满了数字和经济概念……为了避免讲错，事先我都拟出讲稿，仔细修改，在演讲前充分地预习……严肃性像个金箍紧紧地束缚着我，使我成了个“瘸子”，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撂下这根“拐杖”，较随意地讲话。您知道吗？这是不容易的，需要成熟和自信，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谁代表它讲话都会感到责任的重大。由于纪律性加上怕犯错误，使你存有戒心，担心讲话讲出了格或讲得不好，这就束缚着你，压抑着你，使你窒息……对我那本书，我的同志们原来以为不会有什么趣味，但读了它以后，他们既惊奇又高兴地对我说：“简直像读一本侦探小说！”这话使我高兴。显然，我们也能打破冰窖，并运用潜在其中的、人人皆有的财富。请相信，我们是有这种财富的。
法：尽管冰窖中存在这种财富，但你们总也摆脱不了神甫特有的那种严峻。你们总是摆着一副气呼呼的、阴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气……就像一个神甫对那些不信存在天堂和地狱的人流露着憎恨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呢？
阿：嗯，是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尽管也有例外。例如，迪维托里奥[5]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像迪维托里奥了。贾恩卡洛·巴叶塔性格外露，敏捷、活跃。我们并不是冷漠的人，知道吗？我们是充满激情的人。我曾经开列了一份名单，有关死于发表演讲之后出现的心肌梗塞的同志，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名单：陶里亚蒂、迪维托里奥、阿利卡塔、罗马尼奥利、格列科……我们有大批领导人死于激情，死于工作和激情。
法：阿门多拉，开始我的采访吧！随便谈，不要受金箍的束缚，也不要担心七零八落。我们就从您与隆哥正在进行的历史性争论开始。这次争论十分有趣，因为两个共产党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吵嘴，这还是第一次。这件事就像听到您在1943年曾反抗陶里亚蒂一样使人吃惊。
阿：请注意，作为个人，我跟陶里亚蒂很合得来。我一直是陶里亚蒂的崇拜者。可是当1943年底我们收到那封无线电报，命令我们与巴多利奥[6]合作时，我坚决不执行。我的回答是断然的：“这是个建议，仅仅是个建议而已。我们就是这样对待它的。陶里亚蒂在莫斯科不可能判明我们所处的境况，也不可能了解别人的反应，例如社会党人与行动党人的反应。他是党的领袖，这是事实。但是他只有在回到意大利时，才能执行党的领导职务；只要他不在意大利，人们就不能接受他的领导，不能接受远距离的领导。领导应该在这里。”甚至在后来他回来时，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他笑了，并对我说：“你有道理。”陶里亚蒂总是说别人有理。
法：但这次您确实有理。
阿：确实，我完全有理。事实上当时这样想的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在罗马的人都反对那份电报。斯科奇马罗是一位教授，有点天真，他反对是出于他那常常表现出来的刻板的教条；我反对是由于政治原因……您看，在9月8日以前，我始终是一个最倾向于与巴多利奥接触的人。我在许多事情上批评他，但不愿与他中断关系。巴多利奥代表着一种力量，民族解放委员会[7]的其他一些成员是倾向于它的。巴多利奥手中掌握着那些被流放和监禁的同志的命运……当时我们最优秀的朋友或遭到流放或被监禁，例如巴叶塔，还有我的兄弟彼得罗。我打算营救他们，为此甚至设想过在停战以后与巴多利奥一起组织政府。可是9月8日那天，那些人全部逃跑了。罗阿塔[8]手下的人四处逃窜，乱成一团……您不了解那时发生的事。当我到劳资组合部找皮卡尔迪时，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可怜的皮卡尔迪。我们感到被人触犯了，受到了欺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起初，巴多利奥给我们作出了一大堆保证，后来却突然抛弃了我们，逃跑时什么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他要是想把国王带到南方去，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呢？为什么不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像个样子呢？整个罗马地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讨厌这种做法，采取了反巴多利奥的态度。天主教民主党人反对巴多利奥，社会党人和行动党人的反对尤其激烈。我不愿意与行动党、与佩尔蒂尼[9]、与南尼失去联系，我愿意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收到了陶里亚蒂的那份电报。显然，我作了我应该作出的反应。
法：是的。但到1944年您就改变了想法。您为什么改变得那么快？为什么前后如此不一致？
阿：请注意，有的人总是希望前后一致。可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党同样如此。党的路线不是像一个完整的鸡蛋那样诞生的，它在形成以前要经过一系列的修改。我也曾经偏离过航道，走过弯路……发生过两件事。第一，在行动党人和社会党人中曾形成一个最高纲领派，他们竭力反对巴多利奥，拒绝同秘密的保皇党人接触。这个派别的首领是安德烈奥尼。他甚至说：“让我们把将军和保守党人消灭掉。目前打德国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明天我们要反对的正是那些将军和保守党人。”我断然拒绝这种立场。当时在罗马有许多军官和士兵是真心实意反对德国人的，为什么要放弃与他们结盟呢？再说，领导保皇党人的是蒙泰泽莫洛将军，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后来被枪杀在阿尔德阿蒂内土坑中了。我同他一起组织过几次破坏活动，其中一次在圣诞夜，炸了罗马—卡西诺铁路线上的一列火车。您要知道，一般来说，社会党人是过左的。
法：过左吗？
阿：是的。1944年2月，南尼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权力归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章。那篇文章没有任何论据，只是最高纲领派的宣传，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翻版。事实上，民族解放委员会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意识到过分地往左拉绳子会分裂民族解放委员会。于是，我通过斯科奇马罗做工作，想弥合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但是比起我来，斯科奇马罗跟社会党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争论……简单说来，1944年3月我开始改变主意，当博诺米[10]向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辞职时，我的危机达到了顶点。那天，我们正在拉塞腊大街进行破坏活动，也是那天，我重新考虑了陶里亚蒂的电报。
法：隆哥在引证1944年5月写的一封信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您，指责您否认抗拒陶里亚蒂，并且把那次抗拒的全部责任推给斯科奇马罗。他称您为“野心家、变色龙”。
阿：隆哥说了一句更为严重的话。他说：“你是雅各布式的人物。”雅各布·贝尔蒂是一位同志，因狡猾、推卸责任而受到批评。我对隆哥的话非常恼火。我对他嚷道：“不，你不应该这样说。”但是那次争吵不是书面的而是口头的。隆哥的那封信我从没有看到过。我猜想是，信到罗马时我已到米兰去了。5月7日我到达米兰，与隆哥的会见开始是很亲切的，又是接吻，又是拥抱等等。可是很快就争吵起来，因为他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品德上批评我。他指责我多变，不只是因为我改变了立场，而且根据米兰同志的看法，我改变立场是出于野心。多变是真的，我并不否认自己改变了立场，但我认为指责我出于野心是对我的侮辱。关于与巴多利奥合作的必要性，隆哥一直同意陶里亚蒂的意见。但是，隆哥待在北方，而北方对巴多利奥并不太感到失望。此外，北方还面临一个现实问题，要与一支来自法国并正向巴多利奥求助的武装力量的主力部队接触。这是一支无论装备或经费都极为充足的部队。
法：传说您与隆哥老是水火不相容，是这样吗？
阿：不，只是在那个时期，时间也不长。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交谈以后，我、隆哥和塞基亚便很快在一起工作了，我成了隆哥的得力助手。自从1931年我到达巴黎以来，隆哥一直是我的偶像。他是起决定作用的人物，甚至有人说发生转折是出于隆哥的意愿，连陶里亚蒂也接受这样的转折。尽管当时我22岁，而他30岁，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亲热的。我跟陶里亚蒂也是一见如故。我去巴黎时，原以为隆哥和陶里亚蒂是两个可怕的人物，可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平易近人。我在巴黎时经常要挨饿，因此常到隆哥家吃面食，而到陶里亚蒂家吃米饭。请注意，我还要指出，米兰的争论与其说是隆哥和阿门多拉之争，还不如说是隆哥和斯科奇马罗之争。那次是我提高嗓门，而不是隆哥，因为他有皮埃蒙特人的好脾气，跟陶里亚蒂一样，他从不提高嗓门。是我的脾气不好，而不是隆哥。我和隆哥之间的关系即使在解放后也一直是很好的。在开发南方的斗争中，我不是求助于隆哥吗？
法：是的，但听说您指责他“把酒倒在菜汤里，弄得乱七八糟”。人们认为缺乏互相理解是由于你们出身不同，您的出身更加接近资产阶级，而隆哥更接近无产阶级。
阿：胡说八道。隆哥从未在菜汤里掺酒，我也从未这样指责过他，而是隆哥讲述过他的祖父母在菜汤里掺酒的事，而且也没有把汤搞得乱七八糟，而是一种汤的喝法。我与隆哥在饮食方面的唯一不同是：我喜欢面食，因为我是生活在罗马的那不勒斯人；而他喜欢米饭，因为他是都灵人。至于有人想把我说成是贵族，隆哥是无产者，那是错误的。我们两人都是资产阶级出身。我是罗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他是皮埃蒙特的小资产阶级商人出身。是的，他的家庭原先务农，但后来他的父亲迁至都灵，开了一家酒店。我与隆哥不同之处是，我的青年时代更加美好，加入共产党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参加了许多体育运动，尽情娱乐。从政治上说，我来自自由党。而隆哥从17岁起就是共产党员了。
法：好吧，好吧，我们不讲隆哥了，讲陶里亚蒂吧！您的那次抗拒，是不是也有点因为对陶里亚蒂不在意大利冒生命危险感到不满？
阿：不……绝不是这个原因。不幸的人被阻在莫斯科，怎能参加意大利的抵抗运动呢？我们参加了抵抗运动，因为我们能从法国回来，在政治上是幸运的。陶里亚蒂在法国被捕并被判刑，1940年又被送往莫斯科，因为那时还有共产国际。问题不是我们在冒生命危险，而陶里亚蒂不在冒生命危险。战争期间莫斯科不是指挥所。当然也不能说陶里亚蒂缺乏勇气。他的勇气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生理上的。在西班牙战争中，他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这难道不能反映他的勇气吗？请注意，我对陶里亚蒂的批评只涉及他在不了解意大利的现实情况下要从莫斯科领导党。我和他是真正的朋友。
法：然而，我听说您与陶里亚蒂之间发生过激烈冲突。我还读过他的一次讲话，他指责您是个讲私情而不讲原则的人。
阿：不，不……陶里亚蒂是一个十分有礼貌的人。他对人越严厉时，越有礼貌。他从不辱骂我，因为他极有自制力。请让我告诉您，陶里亚蒂是怎样表现的。在1962年的党代会上，我做了一个赫鲁晓夫式的发言。陶里亚蒂不赞同再责难斯大林，便冷冷地说：“我要对你作出回答。”可是，下面就是他的回答：“讨论太受感情支配了。例如，阿门多拉同志表现出他并未很好地理解苏联。也许他的见识太狭窄了，也许他旅行的机会太少了，今后有必要让他更多地出去旅行。”陶里亚蒂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从来不大声叫嚷，也不辱骂人。跟他在一起时遇到的唯一麻烦是难以冲破他的腼腆的障碍，他总是同我们保持距离。对斯大林的某些攻击使他恼怒是因为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法：对不起，阿门多拉，您是否也曾是个十足的斯大林分子？
阿：是的，是的，啊，是的。看到西方民主对待希特勒的胜利所持的态度，怎能使我不成为斯大林分子呢？1937年我抵达巴黎时，法兰西共和国腐败至极。只要自己能活命，资产阶级准备竭尽全力与人民政权为敌。他们就像举着长柄平底锅高喊反对阿连德[11]的智利妇女一样。在一片混乱面前，只有斯大林执行雅各宾式的纪律进行战斗。实际上，革命都以恐怖手段进行自卫，难道法国革命不以恐怖手段进行自卫吗？难道它不吃掉自己的子女吗？斯大林的冷酷无情几乎使我们感到有了保障。是的，我曾经是一个极端的斯大林分子。当时我把德苏条约也看成是为了推迟对俄国的战争而进行的暂时妥协。直到战争结束，我始终是斯大林分子。战争一结束，我的疑问油然而生，一方面是由于划分势力范围引起的，同时，我认为苏联人民的成熟已达到了可以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束缚的程度……之后，二十大进一步解放了我的思想。
法：二十大是否也把您从苏联的长期诱惑中解放了出来？
阿：我认为没有苏联的力量世界早就完蛋了。有人说：“为了避免大国间达成协议，我们愿意欧洲独立。”说这种话的人使我感到可笑。幸好大国之间达成了协议，否则，靠我们欧洲人能制约苏联和美国吗？尼克松决定实行美元贬值就使意大利的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恶果。观察今天的世界不能脱离现实。讲上述那些话的人会说：两个大国之间的协议是制约我们的！可是让炸弹制约我们要比让协议制约我们坏得多！我不知道，在国际社会没有得到两个大国协议的保证的情况下，欧洲怎么能生存。欧洲是有它自己的作用的，但这种作用不是去同美国和苏联竞争的第三个大国的作用，此外，欧洲经济不是建立在军费开支的基础上。要是我们去建造萨姆导弹和原子弹，我们就会倒霉！
法：啊！您确实不相信欧洲联合。
阿：欧洲联合对我来说也不是乌托邦，但我认为只有文化、科学、贸易方面的意义，而没有军事方面的意义。欧洲是参差不齐的。欧洲在历史上有过分裂，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只能从发挥她的思想宝库出发，别忘记世界是建立在欧洲的思想基础上的，应据此去寻求谅解。我再重复一遍：欧洲只能起促进和平的作用而不能同两个超级大国敌对。中立的政策适合于欧洲。
法：我不想再讨论下去了。我们扯得太远了，应该谈谈今天的意大利，谈谈历史性妥协和那些离我们更近的事情。但是首先我想简单谈一下您，阿门多拉，因为我认为这有助于了解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您是出身自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员……
阿：是的。但不应对我所生活的那个意大利的旧世界有所误解。那个世界是很严厉和严肃的，而不是轻浮的。我经常向那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作解释。我说：“请注意，其他人不都是无赖，他们是一些可以与之接触，而且也应该与之接触的人。”我还要告诉您，我把我的自由派经验和我对其他人的了解，例如我对贝内代托·克罗齐的怀念带到党内是件好事。当有人问我克罗齐是否对我起过指引作用时，我的回答是：“是的，但不是思想方面的指引。他是我生活和工作的榜样。”克罗齐住在修道院里，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早晨六点开始工作直到下午一点，这是他的午餐时间，有时我陪伴他去散步，然后他又投入工作。他对人朴直、亲切，但毫不温柔。一天我向他借一本书，他回答说：“不，您想读的话，请到这里来读。我的图书馆供您使用。”我从陶里亚蒂身上看到了克罗齐那种有节制的严厉，并发现他对研究克罗齐极感兴趣。陶里亚蒂如果看到我们不读书或只是装模作样地读书，他也要发脾气的。而我喜欢严肃的人。
法：那么您怎么会跟加莱亚佐·齐亚诺那样友好？
阿：我和加莱亚佐对戏剧有共同的爱好。当时，皮兰德娄[12]红极一时，我们这些小伙子对马尔科·普拉加[13]那样的资产阶级旧式戏剧总是喝倒彩。加莱亚佐常为《国家报》写戏剧评论。我不记得是给哪个剧本喝了倒彩后而第一次被捕。我在狱中认识了加莱亚佐，后来我们跟其他几位评论家一起被释放。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因为他是那么活跃，那么聪明，也许聪明里渗透着玩世不恭，而这种玩世不恭限制了他的聪明……一天，我对加莱亚佐说：“事实上，我们想的是同样的事，为什么您不反对法西斯？”他说：“如果我是傻子，我就会反对。你是一位反法西斯领导人的儿子，而我是众议院议长科斯坦佐·齐亚诺的儿子。难道要我抛弃我的锦绣前程吗？”当他被法西斯分子枪杀时，我曾想起了他的这些话。有时玩世不恭似乎会给人带来好处，实际上坚持自己的理想才更安全。从我被流放起，我就中断了与加莱亚佐的友谊。1937年我结束流放回到罗马时，他想见我。当时他已当上了部长。我托人捎话对他说，不可能见面。他坚持说：“你来，我很愿意知道你对事情的看法。”我坚持不去，不过，我是强制自己这样做的。其实，人的内心往往跟外表不一致，对法西斯主义也应该深入地了解它。我们总是把法西斯主义看成铁板一块，忘记了每一个政权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
法：阿门多拉，您的意思是什么？
阿：我的意思是，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政权，各种不同的力量都在其中起作用，有代表君主制和大金融集团的保守力量，也有代表民众派别和工会的力量。这必然导致其内部发生斗争，这种斗争的确是一个政权内部的各种力量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36年即战胜埃塞俄比亚为止，墨索里尼一直控制着这个政权。不说明这一点，就不能解释1943年意大利发生的事情与德国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不同。另一点要说明的是，法西斯主义镇压行动也是多变的。开始几年施行了残忍的暴力，我的父亲就在当时惨遭杀害。继而实行有节制的镇压，伴之以诱骗、收买的手法。从1926年至1943年，法西斯镇压基本上采取了讹诈的手段，如“请你快加入法西斯组织”等等。这同德国的纳粹主义不同。还需要提醒的是，不是所有依附于它的人都是出于怯懦，例如，为什么皮兰德娄加入法西斯党？他是于1924年9月马泰奥蒂惨案[14]之后加入的，他的世界观肯定不符合法西斯主义……他的戏剧是反邓南遮[15]的……是的，依附于法西斯主义的人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占有很高的比例，例如，大部分意大利人不谴责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他们要选择“向阳的小地方”。
法：您不是在告诉我，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是法西斯分子吧！
阿：我是说，我们这些反法西斯分子是受到普遍怀疑的，是反潮流的少数派。“乔治，我了解你的心情，他们杀害了你的父亲，但是，你把自己也牵连进去了，算了！”这是亲戚和朋友们的劝告。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抵抗运动是可歌可泣的。啊！为了要使囚犯在赦免申请书上签字，他们施加了多少压力！“你瞧，签个字就可以了，不要求你加入法西斯党，只要签个字。要是你不签字，你的妻儿都要挨饿！”这就是我所讲的讹诈式镇压。很明显，我并不想以此淡化这个政权所干的暴行。我只是想说明，自1926年至1943年的法西斯镇压，不是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期的那种镇压。我只是想强调，跟残酷的镇压作斗争比跟这种拉拢人的镇压作斗争更容易些。例如，“乔治，谁让你这样干的”。这也就是受外国人统治了几个世纪的意大利人的一种传统的精神状态：“不管它是法国还是西班牙，只要给饭吃就行。”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写历史应该讲真话。对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或意大利人民是任人摆布、没有头脑的人民，但我并不以为是这样。或者这是在一定时期处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表现。如果对法西斯主义只看到它滑稽可笑的一面，那么，就不能理解它中断意大利的发展几乎达四十年之久的罪过。
法：阿门多拉，我们回过来谈您的历史吧！为什么您成了共产党人？
阿：起先我是反法西斯的自由党人，戈贝蒂[16]分子，我属于自由大学生联合会。那是一个联合了社会党人，人民党人和像乌戈·拉马尔法、塞尔焦·费纳尔泰亚和巴索这样的共和党人的学生运动。我愿意抗击法西斯主义，尤其是我的父亲去世后，我不知道空谈还有什么用处。但当时几乎所有老一代的自由党人都迁居国外，留在意大利的那些人不愿搞非法活动。克罗齐对我说：“愚蠢，愚蠢，读书吧！读书！需要培养将来的领导人。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懂得读书对我，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够了。只有共产党人在战斗。每天都有共产党人被捕、受审、遭到流放，而反法西斯的自由党人却生活在世外桃源。1928年我以接运我父亲的遗体为借口去了巴黎，特雷韦斯也住在巴黎。他在我们年轻人中是一个最严肃的反法西斯的自由党人。我带给他一份备忘录，要求建立一个国外中心以支持在意大利进行的斗争，避免共产党人垄断这一斗争。特雷韦斯读了备忘录后失声痛哭，并对我说：“你们不要靠我们了，我们是战败者，你们自找出路去吧。”我心绪纷乱，问他应该去找谁。他答道：“谁也不要找，这里到处是间谍，你单独干吧！”我回到意大利，先在都灵停留了一下，见了加罗希，后又到罗马见了拉马尔法，但收获很小，因为发生了暗杀国王的事，警察抓了不少人。我又回到那不勒斯，处在孤立的境地，开始思考问题。当时塞雷尼[17]在那不勒斯，他已是共产党员。在跟他交谈中，我开始懂得只有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进行斗争。
法：您就这样成了共产党人？
阿：不，我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才作出决定，我考虑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其实我参加的小组是由“正义与自由”的先驱组成的。我与埃内斯托·罗西[18]是莫逆之交，要是我不加入共产党，我会成为“正义与自由”组织的一员。可是当埃内斯托·罗西来找我，打算在那不勒斯组织“正义与自由”小组时，我已决定加入共产党。事实是，在他找我以后的十天，即1929年11月7日，我正式加入了共产党。是的，我加入共产党是由于看到这个党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作用，也由于与其他方面已经联系不上。当然，在这之前我已读过《资本论》的第一卷，也深受苏联榜样的影响……例如，当时在苏联正谈论五年计划，而西方资本主义则陷入经济危机。我在罗马停留时，拉马尔法对我说：“你没有能力估计形势。”我当时非常生气，回答他道：“你才没有能力估计形势！”拉马尔法总想卖弄学问，当时就是如此。
法：我不禁要问，你的自由党人的出身是否与您今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右派有关。
阿：贴在我身上的标签可多啦，试想，一度甚至有人称我为毛分子。但是，标签就像时装那样变化多端。我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右派，也不再认为自己比我的同志们更宽宏大量。我已说过我曾经是个狂热的斯大林分子，我执行的政治路线始终是党的政治路线。我已说过我一直是跟随陶里亚蒂的，我跟他吵嘴也只是出于战术方面的分歧，例如，参加巴多利奥政府是否适宜这类事情。像所有的新党员一样，我犯的某些公式化错误显得特别突出，只有党承认这些错误时我才承认。毫无疑问我必须与我的过去和我的朋友们决裂，而这一点正使我成了与人们笔下的我截然不同的人。例如，我写过语言极其粗鲁的东西反对南尼，但他回答我时，公正地注意到我身上存在着一个新党员的粗暴。我与我的政敌争论时始终是非常激烈的，用句运动场上的术语，我的打法一直很粗野。这也是由于我的暴躁的性格所致……
法：那么，自由派共产党人这个特征是从哪里来的？
阿：这可能是由于我一直主张民主力量团结的政策，讨厌并摒弃60年代的左倾公式化，也由于我多次强调，那种把凭空设想的、教条的公式应用于意大利社会的尝试是个错误。我还认为，当人们还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为搞社会主义而提出改革的主张也是个错误！如果人们，所有的人都愿意搞社会主义……那么就搞，不是这样吗？我始终认为，改革不是为了达到某一个战略目标，而是为了满足客观需要。医疗制度需要改革，是因为病人应该得到很好的治疗；学校须要改革，是因为学生应该得到良好的学习条件。脱离全国的现实是糟糕的，因为等于脱离群众的利益。请注意，我得到社会民主党的称号是因为当时我正与一些被称为议会外的小组——例如宣言派——进行激烈争论。我对他们说，你们不会有好结果，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不接受异化组织。这是一个具有现实力量和有过血的教训的政党。开始阶段它可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但是以后你们将作为异化物被抛弃，因为你们是些脱离现实、令人厌恶的人。
法：您曾称那些议会外分子为“红色法西斯主义”，是吗？
阿：是的。我曾经说过，现在仍这样说。法西斯主义可以戴着黑色面具出现，也可以戴着红色面具出现，但终究是法西斯主义。他们有同样的心理基础，也有同样的反民主论据。我永远不会忘记，法西斯分子的旗帜开始时五分之三是红色的，五分之一是白色的，还有五分之一是绿色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它！再说，法西斯主义不是以革命力量的面目出现的吗？纳粹主义不也是这样吗？啊！对年轻人，我们成年人能起的最好作用是跟他们说心里话，不要为了讨好他们，讨好左倾观点，而装做自己似乎也很年轻。我对那些年轻人始终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从不跟他们挤眉弄眼。1968年5月我曾写文章指出法国的五月运动不是革命形势而是社会危机。这是我与他们的第一次破裂。拉丁区不是巴黎，巴黎不是法国。法国是一个带有乡土气的、农民式的、往往是保守的大国，即在五月运动里使人们感到它的力量的国家。算了吧！靠竖起白铁皮的路障是搞不了革命的，真正的革命要死人，而法国的五月运动没有死者。
法：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可是您不认为年轻人在一些小问题上是有道理的吗？
阿：是的，但他们没有我所称的工人阶级的记忆。工人阶级牢记他们的历史经验，懂得不存在捷径。工人阶级有耐心进行长期和艰苦的斗争，尽管斗争有时会遭到失败，因此他们不像那些年轻人那样容易随声附和。而这些资产阶级的子弟盲目追随潮流。不是有格瓦拉吗？那就跟着格瓦拉跑吧。不是有越南吗？那也跟着越南跑吧。不是有巴勒斯坦游击队吗？那就跟着巴勒斯坦游击队跑吧。凡能打破他们单调生活的一切事情都能使他们跟着走。这些人的确是从我们共产党人手里溜跑的。他们的突如其来的行动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或者说，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发展，那可能也是真的。可是后来我们又使他们中间不少人回头了，尽管过程是缓慢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动作缓慢的……是一种行动缓慢的厚皮动物……但总是在前进和发展。后来我发现他们中有些人还赞赏我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贯性。总之，他们明白了他们是资产阶级……
法：阿门多拉，他们说你们才是资产阶级，说意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化了。因此你们再也吓不了谁。
阿：我们不愿吓人，我们曾经使人害怕过，这是错误的，类似不咬人但喜欢吠的狗的错误。我们知道，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希望获得多数，那就不应该使人害怕你。陶里亚蒂多次告诫我们：应该寻求支持，应该使人了解我们，尊重我们。今天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事实上已经受到尊重，否则我们怎能得到数百万张选票呢？这些选票不是来自非共产党方面还能来自哪里？投意共的票不是出于对它的尊重还能出于什么？共产党人可以使人喜欢，也可以使人不喜欢，但他们是严肃的人。现在已是众口一词了。由于我们的修养和诚实，我们才是严肃的人。我们从不乱说，对事物也从不毫无根据地轻信，我们说一不二，从不食言。我们的诚实是纯真的。我们的工资只留一半用于自己的生活，另一半交由党支配。我们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下，然而，从未被找到应受责难的事……
法：这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执政。
阿：我们管理了好几个地区，难道这不是一种经济权力的形式吗？可是，在我们管理的几个地区里没有发生过丑闻。我告诉您这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人经过某种程度的挑选，人都是一样的……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人比别人强。我们有一个制度，它保证了我们的诚实，这是一个伟大而又使人感到亲切的监督制度。例如，我在韦莱特里乡下造了一所小房子，为了造这所房子，我向西西里银行借了一千万里拉，陶里亚蒂便立刻担心起来，说我负了债。他去俄国之前（后来死在那里）还去看了这所房子，临走时讲了一句俏皮话：“我看到你建了幢红房子，不过，是波旁家族的红色。”是的，党对我们的私生话也有不少监督，可不是要求过分虔诚的行为。
法：你们可是有点过分虔诚。神甫都是过分虔诚的人。
阿：我们不是过分虔诚的人。过分虔诚往往掩盖实质上的放荡和不道德。我们不是伤风败俗的人。工人运动一直对个人品行有严格的要求。我们是严肃的人，也可说有点像清教徒。但革命始终是清教主义的，请看越南、中国、俄国。当然我们中间也有例外……贾恩卡洛·巴叶塔不是清教徒式的人，但没有人指责他，连我的妻子也不指责他，但她对我却那么严厉。要是我的妻子能允许我做贾恩卡洛所做的十分之一……这只是开玩笑，我自己对待某些事也是很严肃的。我喜欢一个安定和睦的家庭，我对跟同一个女人过了35年的婚后生活感到满意。当我看到我的周围和近亲中有那么多离了婚的人……不，请别误会，这不是天主教徒的态度，无疑我不是一个教徒，在加入共产党前，我就不是教徒，我是无神论者。我曾被邀请在一个教士讨论会上作无神论报告。唉……当他们说我是个不自觉的天主教徒，要为我祈祷时……刚才谈的事情跟天主教无关，而是跟严肃性有关。不能容忍我行我素，我行我素不是自由，而是放纵和缺乏意志。生活应该受意志支配。
法：阿门多拉，请允许我插一句重要的话，是否也出于这种清教主义，你们共产党人在离婚问题上表现得如此糟糕？开始是投票反对离婚法，随后又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阿：过去，我们不愿为发生一场宗教战争提供口实。我们不愿让帕切利教皇[19]有理由把教徒逐出教会。我们没有忘记战争刚结束时，在南方的集会上教区神甫煽动群众与我们对立。我是在群众向我们扔石块的情况下组织集会的。应该承认，在我们从事抵抗运动时，对梵蒂冈和天主教会的确切态度并不了解。当我到罗马，德拉托雷伯爵询问我们将如何对待拉特兰协议[20]时，我才意识到这点。我当时对他所提的问题还从未考虑过，面对突然的提问，我当时回答说：“我们将遵守拉特兰政治协议，但要废除教廷与政府之间签订的宗教协定。”德拉托雷伯爵是一位颇有礼貌的绅士，他回答道：“要废除它有些困难，最好你们重新考虑一下。”后来，我结识了德加斯贝利。他在解放运动中显示出他是个强有力的人物，我意识到在营垒的另一端的自由党人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的力量是德加斯贝利。通过他，我对梵蒂冈的作用才有了确切的认识。当陶里亚蒂告诫我们“不要陷入一场宗教战争”时，他也有了同样的认识。请注意，要是我们在离婚问题上的斗争不采取温和的态度，要是我们一味搞激进的极端主义……
法：首先你们必须考虑那些在教堂结婚，星期日做弥撒的意共党员。
阿：是的。在意大利共产党人中，正如意大利人民一样，虔诚的信徒占少数，自觉的无神论者也是少数，大部分人视洗礼、结婚、临终涂油礼为人生三件大事，因此我们的非宗教活动是缓和的。不应该再发生折磨老社会党家庭内部的那种戏剧性事件了：丈夫不是教徒，妻子则望弥撒，而教育子女和给他们洗礼的都是妻子。意大利的家庭已经遭受过折磨和苦难，不能为了使家庭持现代立场，使它们陷入新的“内战”。要理解离婚必须靠自己去认识。大多数意大利人已经不把离婚视为世界的末日，而认识到只是当一个家庭实际已经解体时才导致离婚。这种认识的改变已是一大收获。
法：阿门多拉……要是举行公民投票，你们共产党人能依靠你们的选民吗？
阿：我想能靠得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认为能依靠我们所表现的理智。要是我们持激进态度，我们就依靠不了他们。公民投票嘛，要是我们该投票，我们就投票。到那时，一股强烈的党的自豪感就会迸发出来。我们非常清楚地懂得政治上的胜利意味着什么。但是应该基于信念去搞公民投票，而不是出于教条的原因去进行冒险。我认为要是举行公民投票，支持离婚法的会获胜。因为现代力量，即城市里的力量，其他政党的力量以及投天民党票的一部分公民赞成允许离婚。唯一的未知数是我们的一部分妇女，例如，那些丈夫在国外谋生的妇女。目前的移民有五百万，他们的妻子担负着抚养子女的责任。对这部分妻子来说，丈夫离婚后与外国女人结婚绝不是好事。一旦离婚，他们将不再寄钱回来……是的，这是一个未知数。
法：结束插话，让我们回到前面的话题。阿门多拉，您对于你们共产党人已成为资产阶级分子的这一指责还没有作出回答。
阿：人家跟我这样说时，我的回答是，你们对资产阶级分子是怎么理解的？当然今天我们不去扔炸弹。过去由于需要，我们进行了武装斗争，我希望再也不需要了。没有比武装斗争更残酷的事情了，我们再也不愿搞了。再说，也应该看到，我们过去从事武装斗争，是以密切联系群众为基础的；要是没有群众的赞同，只是少数脱离群众的人搞武装斗争，那是政治冒险主义的行动。我们也曾被指责为政治冒险主义，然而我们是得到人民赞同的：我们扔炸弹时，人民掩护我们，工人以总罢工来支持我们。有些小伙子是非常喜欢武装斗争的……我不是说像菲乌米奇诺发生的那种令人厌恶的事件，显然搞那种事件是挑衅。我讲的是像消灭卡雷罗·布兰科[21]这样的严肃事件。某些事情应该由那些接受了后果的人来做恰如其分的评价，我再重复一遍，不然就会成为小集团的冒险行为。
法：您这样说使人感到很奇怪，正是您组织了拉塞腊大街的谋害事件，据说，您对……感到作呕。
阿：作呕不是正确的语言，因为武装斗争代表着一个崇高、神圣的时刻。但是肯定地说，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方式使双方遭受的痛苦太大，应该尽力避免采用这种方式。当我想起那些充当狙击手的青年法西斯分子在都灵采取自杀性行动，即向我们开枪时……啊，多么难受！他们不是强盗，他们还是一些孩子，自以为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要消灭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件比抵抗运动更惨的事。请注意，有些结论是在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得到的。我认为，政策是知识的结晶，而且是知识的最美的体现，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和思索过程。缺乏这样的过程的政策将是糟糕的政策。我认为，我和隆哥的争论是正常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争论到一定的时候就必须对问题进行研究和思索，如果不……当政策真正是知识的结晶时，它就可以用来分析很多事情。
法：或者说可以解释许多事情。阿门多拉，我们是否来谈谈历史性妥协？
阿：根据我的看法，历史性妥协的深刻根源来自抵抗运动。我这样说不是考虑到德加斯贝利、斯科奇罗马和南尼的会晤，尽管那次会晤也是重要的。我讲的是具有巨大力量的抵抗运动：官兵为了不遭袭击躲进丛林，工人为了不被逮捕上了山，农民帮助工人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牛……在这般巨大的力量里，你怎能区分红色游击队和白色游击队呢？天民党在艾米利亚和威尼托大区有几支游击队，可是在加里波第支队里也有天民党人和教区神甫，也有不是共产党人的爱国者。在激烈的战争中，一种我们与天民党人结合的思想成熟起来了，这不是偶然的。在都灵，共产党、社会党、天民党签署了使行动党人大为恼火的协议，也并非偶然。那就是历史性妥协的协议。三党联合几乎都发生在北方和第一届德加斯贝利共和政府中，这不是偶然的，关于三党联合已经取得了这样的进展。德加斯贝利不是谈论“基督与人道主义和非宗教团结一致”吗？冷战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使这种言论中止了。在都灵，当社会党人同天民党接近时，陶里亚蒂说：“好极了。你们这样走下去，对我们是帮助。只要你们与我们保持接触，好极了。”这是他公开说的话。后来关系破裂是因为南尼一反常态，想孤立我们，单独与天民党搞协议。陶里亚蒂并不反对中左联合，但反对那种中左联合。现在……
法：请听，阿门多拉：把天民党人说成是抵抗运动的样板似乎有点勉强，撇开这点不说……这种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共产党人……
阿：我刚才正说，现在10年已经过去，国家发生了危机，要是不采用左翼民主替代的办法怎么能解决这场危机呢？我做过统计，在意大利政坛的力量对比中，整个左派从来没有超过44%，而且这44%当中还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而他们是不愿同我们站在一起的，所以不是清一色的44%。我们和社会党加在一起则从未超过32%或33%。自1946年以来，两个加数有过变化，但总数始终不变。至于天民党则仍然维持一支与1946年时不相上下的力量，在35%至37%之间，只在1948年4月18日那次选举中例外地获得48%的选票，但这是唯一的一次，对天民党人来说在那以后这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结果是，我们与天民党较量了25年，这种较量损害了国家。尽管双方都有曲折和反复，尽管我们从19%上升到27%，他们从48%下降到37%，但作为这种较量的基础，力量对比依然如故。较量还没有停止，但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使国家继续受到损害。由此产生了结合的必要性。
法：结合呢还是共同组成政府？
阿：我们谈历史性妥协并不是说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政府。所谓历史性妥协是一种政策，它将导致反对派和多数派之间新的关系的形成，也可以说，它将形成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多数派。共产党是否参政是次要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陶里亚蒂所称的“政府区域”，即共产党人作为一种负有责任的力量出现在区域里。进入政府区域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地盘，在那里由于我们的力量，我们对某些决定是负有共同责任的。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我的意思是，在我们应该达到的大的战略目标下，我们与天民党之间建立的新关系的具体形式是次要的。我们不排斥参加政府，但我们不把参加政府作为一种条件。我们也可以去尽参加政府的责任，但要是别人讲闲话，我们不参加也并不感到可惜。我们不在乎部长肥缺，我们关心的是能及时地发表意见，作出贡献。这样的情况正在出现，但太少了。换言之，我们说，既然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能干些什么吗？我称它为“利用雨伞”，因为他们常说：“宁愿受雨淋，也不接受共产党的雨伞。”现在该作这样的回答了：“请注意，共产党的雨伞是可用的。”
法：你们谈到天民党时，是指整个天民党还是指天民党的左翼？
阿：关于这一点，确实前后有所不同。我们最初考虑的是整个天民党，后来曾经考虑那些可能从天民党中分裂出来的天民党人，最后仍然回到整个天民党。我们曾经认为阶级合作论的危机可能像法国那样导致天民党的分裂。可是天民党却保持了团结，内部冲突和多派别反而使它获得好处。自然我从没有依靠宗教界中的不同意见者，某些现象反映了困难，但不是政治问题。现在我们对问题的兴趣已经减少了。天民党应该懂得不能轻率地从向右开门转为向左开门，从中右联合转为中左联合。我们只支持它面向左翼。
法：在这一美好的结合中，其他人，例如社会党人怎么办？
阿：我赞同社会党参加，因为有一个使社会党没有陷入全盘错误的社会党基层，它的忠诚在意大利是很杰出的。尽管有这样的忠实，社会党人还是从19%下降到10%，加上社会民主党的5%，共占15%。社会党的总体将由我们去使它窒息呢，还是让它经历几代后自行消亡？如果社会党参加历史性妥协，那再好也没有。他们能起联系和调解作用，因为他们表达的是既非共产党也非天民党的见解。但是他们是否参加历史性妥协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他们。要是他们继续吵架，闹分裂……您知道我可以根据第一手材料写社会党的分裂史吗？第一手材料！根据到我这里来向我发泄和倾诉的社会党人所讲的事……简直是部没完没了、毫无道理的吵架史。您说社会党里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即巴枯宁[22]分子。我们共产党人中也有巴枯宁分子！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到处都有，或者几乎到处都有。可是我们共产党人能抵消他们的作用，至少能吸取他们好的一面，也就是自由意志论方面。我主张发扬共产党的自由意志论成分。暂且不说无政府主义运动曾是件大事，但不能忘记他的精神仍留在我们这里。试想，甚至共产党在意大利也不能实行专制领导。但发扬它和忍受它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别的！
法：请听，阿门多拉，不是我没有耐心等待，相反，我以为你们越推迟作出结合的决定越好。但天民党一共产党的姻缘究竟何时实现？
阿：谁知道，据我所知，某些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可是……实现的时间往往取决于偶然事件和戏剧性的次要事件。总之，这不是按部就班所能实现的事情，需要……我不知怎么说……
法：要一种强力的外因？
阿：也许是的，例如发生法西斯威胁或者经济恶化，或者两者一起发生。经济危机始于越南战争，即发生了美元贬值，贸易混乱，美欧关系变化……要是不对世界货币与贸易进行整顿，我们将面临一个长期的经济不稳定时期，阶级斗争也将随之激化。要是危机加重，统治阶级将设法把困难转嫁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劳动人民的身上，后者必将反抗，而至今一直生活得不错的小资产阶级也会反抗。小资产阶级不会轻易放弃它的既得利益，因此动员他们起来反民主是很容易的。历史告诉我们，法西斯的阴谋诡计总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法西斯的威胁成为现实，那么，天民党内主张共和与反法西斯的人就会作出反应，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接受历史性妥协。
法：我提一个向所有人都提的问题：您是正在谈论发生政变的问题？
阿：发生政变往往有国际基础。要是只靠内部力量在意大利发动一次政变，我预计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内部力量并不独自行事而是以外国力量为依据。我并不影射美国，我们知道在美国各种矛盾力量在发展……我指的是与一般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外国力量……究竟为什么找不到丰塔纳广场事件[23]的罪魁祸首？为什么搞不清楚谁愿意制造菲乌米奇诺事件？佩尔蒂尼也说这些事，对吗？天晓得！只有我们这些反法西斯主义老战士才有这样的敏感性，我们才到处嗅出法西斯主义的臭味，我们才会充分估计法西斯的危险，因为我们曾目睹法西斯主义的诞生，而且我们在法西斯统治下生活过。我们有责任把某些不安告诉别人。我一点也不喜欢目前地中海的形势！在地中海，专制政权太多了。意大利是该地区唯一的民主半岛，也许是欧洲最民主的国家，可以说是政治文化最活跃的国家。有的人可能讨厌这一点。是的，意大利是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得最多的国家，那里形势紧张，参加政治斗争的人也多，这一点使那些想以某种方式控制地中海的人感到不安。在意大利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是与世界形势、欧洲安全问题，尤其是地中海安全密切相关的。危险是存在的，是的，是存在的。
法：若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有能力自卫吗？
阿：我的回答是：对于这样的事情不能等到最后时刻才进行斗争。要是今晚他们来抓我，他们能在家里找到我。我不喜欢在家门口设保镖，也不喜欢保镖在街上护卫我，要是他们突然逮捕我们，我们将难以自卫。因为工人领袖一旦被消除，工人被砍头的趋势也就难以阻挡。可是我要补充的是，无论在智利还是在希腊，政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因此我们的任务是预先发出警告，不要等到迫不得已时才实行自卫。请注意，发动政变需要军队，我没有任何理由对意大利军队的忠诚表示怀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和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正在司法部门和军队里大显身手。但是军队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联系的，且外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和意大利的秘密情报机构互相勾结，这种勾结是现实的。例如，电话窃听使我不安，它表明我们的国家已控制不了一些秘密机构。我讲明白了吗？对于它的实际效果我倒不太担心。能想象他们窃听到的只是许多人的杂乱无章的讲话吗？他们从偷听我的妻子和岳母间的口角中能得到什么呢？从偷听我的家里人的对话中能得到什么呢？意大利人也变得老练了，他们不愿让人家知道的事就不在电话里讲。但是，五千部、一万部或两万部受控制的电话使我担忧，因为这意味着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受国家雇佣的庞大组织，因而是政变的工具。这是对自由的威胁。
法：对不起，阿门多拉，现在我要跟你讲点使你为难的事情。我们已谈了数小时的民主和自由，我敢发誓我承认您个人是相信民主和自由的，您的生活经历已证明了这一点。您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人对自由总是有保留的。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没有自由，你们的模式始终是苏联的模式，它肯定不是自由的象征。那么，我们怎么看呢？
阿：且慢，讲苏联模式并不确切。苏联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它不同于意大利的现实。不管怎样，您寻求的自由保障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赞同的。我首先承认，当我们说要尊重自由时，有人可以不相信……我们的生活和证据只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自由的真正保障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提供的。我们是一个不能容忍任何限制的国家。近30年来意大利生活在自由中，使她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因而要捍卫它，而且没有人会认为在意大利能独家搞社会主义。在意大利只有通过自由、多政党和各种力量的参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它是根据客观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教条主义的逻辑推理。我已说过，我们不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才搞改革，而是因为改革是一种需要。我已说过，人们或者许多人可以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可是，难道能接受所谓我们党内缺少自由的说法吗？即使在突出陶里亚蒂个人的那些年代里，也总有共产党员提出一些傲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别的党看来简直是失礼！近20年来，意大利人民受到自由的熏陶……我说的是意大利，但不仅意大利，我应该说英国、法国、德国，总之整个西欧，那里的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有了自由的实践，例如，他们有罢工的权利。
法：得了。
阿：我同意现在有滥用罢工的现象，事实上我们是这样说的。但并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其他阶层的劳动者滥用罢工。我认为某些基本服务部门，例如医院应该到万不得已才采取罢工的做法，应该从病人的利益出发而不能做与此相反的事。今天工团主义[24]对罢工起着破坏作用。需要有更多的自我约束力，更高的政治觉悟。要是工会运动没有政治意识，就会陷入工团主义，各人自行其是，国家就会崩溃。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不干预，我的回答是：“亲爱的先生们，你们一直指责我们不愿建立独立工会，现在有了独立工会，你们却要我们干预，不能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我们只能说，我们认为有些罢工是不合适的。”事情也正是如此。过去他们谴责我们利用工会进行阶级斗争，尽管我认为我们并不这样，但应该承认，在旧的工会主义里确实存在着党的影响。今天这样的情况已不存在，今天工会的团结是坚强的，工会已经成熟，人们却抱怨我们做得不合适。耐心点！生活中也有一些不合适的事。我不同意那些人说“意大利受工会指挥”。是的，工会对政党产生影响，但是政党仍然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不是政党，谁代表普选？如果不是政党，谁决定国家生活的路线？如果不是政党，谁在议会制订法律？请听着，我对今天的意大利并不作否定的评价。
法：不否定吗？
阿：不，不否定。
法：您越来越使我吃惊，阿门多拉。是的，你们不愿再让人害怕，你们也不再是过去的你们。但是这样就能说今天的意大利已经行了吗？也许这是对你们所属的政治阶级的错误佯作不知的一种方式？
阿：这里不存在一个政治阶级。这是从美国社会学引入意大利的一个概念。我属于一个从未参政的政党，我不能与那些执政的人，那些在意大利发号施令达二十多年之久的人混杂在一起。我的唯一责任是没有取得成功，即没有能改变现状。很明显，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能实现国家所需要的政治转折。很明显，我们没有能在意大利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是国家不要社会主义革命，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国家赞同天民党是我们的过错吗？社会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有时也有社会党人，总之，中左力量让天民党当主角难道也是我们的过错？然而，我再重复一遍，我对今天意大利的评价不是否定的。
法：作为一个反对派的代表，这样讲是严重的。
阿：请注意，我经常跟年轻人说，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像今天生活得这样好，至少过去一直过着比今天更糟的日子。他们一直生活在更糟的条件下，吃得也更少。我年幼时，卢卡尼亚地区每人每年消费一公斤肉，今天的消费量是三四十公斤。我年幼时，卡普里岛的妇女光脚走路，背着一袋袋的煤走山路。今天在南方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人们穿着鞋。上学的人也多了。他们学习得并不好，但还是上学了。我参加大会时再也遇不到1945年那不勒斯发生的情况，大多数与会者都是目不识丁的工人。至于自由我们也扩大了，现在还没有实现宪法所规定的自由，但是我们说实话，意大利过去从未有过这么广泛的自由。当然，这样的自由是争取来的，而不是别人施舍的。但是自由还是有的。有人甚至说，这里自由过分了，游行队伍影响了交通。也许是这样。我宁愿现在这样的情况而不愿法西斯时代的坟墓，不是吗？改革是必要的，但我已作了说明，改革是出于进步的需要，而不是不要进步。目前的危机正是由于进步引起的，是由于国家在前进，在变革。关于这一点年轻人开始抗议，埋怨我为我的一代人辩护。我的回答是：对的，我是为它辩护，否则我该说我们虚度了一生。我不是说一切都完成了，我说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一部分工作，如果你们觉得不够——况且你们觉得不够也是对的——那么不够的部分就由你们去干吧！向年轻人交班不是自然规律吗？或许我们老年人有点儿过分满足于我们已干的事，而你们不满意。如果你们不满意，那么你们就要干得好些。特雷韦斯曾对我说：“我们是败北者，你去寻找你的出路吧。”我不会对你们说这样的话。不，我们不是败北者！我深信并捍卫我的立场！总结这一生的斗争，我可以坦率地说，总的情况是不错的，我以此来结束我的讲话。
法：阿门多拉阁下，感谢您并再次祝贺您。我读您的作品不感到厌烦，我听您讲话也不厌烦，相反，我感到有趣。现在唯一使我担心的是如何提醒意大利人做好穿马口铁裤衩的准备。当执拗的天民党人与你们清教徒式的共产党人结成历史性妥协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又算得了什么呢！
1974年1月于罗马
[1]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 1903—1944），墨索里尼女婿，墨索里尼政府外交大臣。1943年参与推翻墨索里尼的活动，1944年被墨索里尼以叛国罪处决。
[2]路易吉·隆哥（Luigi Longo, 1900—1980），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64年陶里亚蒂逝世后，接任意共中央总书记。1972年当选意共中央主席。
[3]毛罗·斯科奇马罗（Mauro Scoccimarro, 1895—1972），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曾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执委。二战中在罗马领导意共武装开展地下抵抗运动，先后被选为意共中央委员和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二战后历选为众议员、参议员和参议院副议长。
[4]1944年3月24日，罗马的“爱国行动小组”在拉塞腊大街闹市区袭击了纳粹德国的一个纵队，33名德军士兵丧生。事后，德军宣称一个德国人的命要用十个意大利人来偿还，在罗马郊外阿尔德阿蒂内的沟坑里屠杀了335名意大利人。
[5]朱塞佩·迪维托里奥（Giuseppe Di Vittorio, 1892—1957），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二战后担任意大利总工会总书记。
[6]彼得罗·巴多利奥（Pietro Badoglio, 1871—1956），意大利陆军元帅。曾任总参谋长、利比亚总督、侵埃（塞俄比亚）意军总司令、埃塞俄比亚总督。1943年7月参加推翻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的政变，出任新政府总理。同年9月宣布无条件投降。
[7]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意大利反法西斯各政党的联合领导机构。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行动党、天主教民主党等政党在罗马成立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博诺米任主席，领导人民展开反对德国占领军和墨索里尼傀儡政权的斗争。意大利光复后逐渐解体。
[8]马里奥·罗阿塔（Mario Roatta, 1887—1968），意大利将领，曾任军事情报处首脑，陆军总参谋长。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逃离罗马，11月被巴多利奥解职。
[9]桑德罗·佩尔蒂尼（Sandro Pertini, 1896—1990），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1978—1985年任意大利总统。
[10]伊瓦诺埃·博诺米（Ivanoe Bonomi, 1873—1951），意大利政治家。曾三次出任意大利总理。
[11]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1908—1973），智利社会党领导人。1970年当选智利总统，就职后开始推行被称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改革。1973年死于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
[12]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 1867—1936），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开拓者。193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3]马尔科·普拉加（Marco Praga, 1862—1929），意大利剧作家。
[14]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ti, 1885—1924），意大利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意大利众议员，在议会内外同法西斯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4年6月10日，法西斯党徒绑架并杀害了马泰奥蒂。这一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大多数非法西斯议员退出议会，反法西斯运动迅速高涨。法西斯党内发生分裂，大批党徒退党，一些地区的法西斯组织瘫痪。1925年，墨索里尼两度改组内阁，颁布几个特别法，取缔除法西斯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和团体，强化法西斯的独裁统治。
[15]加布里埃莱·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1938），意大利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记者、政界领袖。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意大利文坛具有广泛影响，同时也是墨索里尼的支持者。
[16]皮耶罗·戈贝蒂（Piero Gobetti, 1901—1926），意大利新闻记者，著名反法西斯活动家，自由社会主义者。1926年2月在巴黎被法西斯分子刺杀。
[17]埃米利奥·塞雷尼（Emilio Sereni, 1907—1977），意大利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45年起任意共中央委员，1948年起被选为参议员。
[18]埃内斯托·罗西（Ernesto Rossi, 1897—1967），意大利政治家、新闻记者、反法西斯积极分子。
[19]即庇护十二世。
[20]1929年意大利政府与梵蒂冈教廷签署的协议。协议规定了意大利国家与教皇教廷的相互关系。教廷承认意大利国家及其首都罗马的地位，意大利承认教皇的权威和教廷对梵蒂冈的主权。
[21]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Luis Carrero Blanco, 1904—1973），西班牙海军上将。1973年6月被佛朗哥选为接班人，出任西班牙首相。同年12月在马德里被巴斯克分离组织“埃塔”暗杀。
[22]米歇尔·巴枯宁（Michel Bakounine, 1814—1876），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依靠农民和无产者自发暴动，在24小时内废除一切国家，建立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社会。
[23]1969年12月米兰丰塔纳广场的农业银行发生一次大爆炸，死伤一百多人。当时普遍认为是法西斯分子制造的惨案，但抓住的一些嫌疑人审判了几年后又被法院赦免了。此案至今仍是一个迷。
[24]工团主义是一种以劳工运动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旨在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工会，并通过各种工业行动，使社会由资本家主导变成由工人主导。结合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政府及资本制度，由生产工人所组成的工团来取代政府，以性质不同的工团来管理和拥有各种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