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奥·安德烈奥蒂1919年1月14日出生于罗马。1974年3月奥里亚娜·法拉奇对他进行采访后，他一直处在意大利政治生活的中心，多次就任总理和部长职务。1991年，被弗朗切斯科·科西加[1]任命为终身参议员。曾面临多次诉讼事件，但在长时间的、引起不同舆论反响的诉讼中免于起诉。除了从政外，他还从事记者和作家生涯，出版过有关历史的书籍和回忆录。
他讲话慢条斯理，显得颇有教养，像一个忏悔者在背诵经文，向你作祈祷似的。对此，我感到有一种莫名的不安。蓦然间，我意识到这不是不安，而是害怕。此人使我感到害怕，那是为什么呢？他彬彬有礼、热诚亲切地接见我；他使我放声大笑；他为人尖刻，但外貌并不凶恶。他那畸形的肩膀窄小得像孩童的肩膀一样，他的短脖子几乎使人感到可爱，他那光滑的脸上很难想象会有胡子，他那柔弱的手长着蜡烛似的长长的、洁白的手指。他时刻处于守势：蜷缩着身子，把头缩进衬衫的领子里，像一个在滂沱大雨中躲在雨伞下面的病鬼，或者一只战战兢兢地正从甲壳中探头的乌龟。谁会害怕一个病鬼？谁会害怕一只乌龟？他们会伤害谁呢？只有到后来，几乎是到了最后，我才知道我的害怕正是由于上述这一切，以及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力量。真正的权威不需要傲慢、长胡须和大声叱呵，真正的权威能用丝带、谦恭、智慧把你勒死。
天哪！智慧他是有的，甚至达到善于自制而不形于色的程度。他滑得像条泥鳅，善于绕开对手提出的每个问题，迂回地向你作出内容丰富和语言朴素的回答。他说话高度幽默，但极其尖刻，只是不像针刺那样立即使你感到刺人，只有在事后，当伤口冒出鲜血，你才感到难受。我生气地凝视着他。他坐在一张堆满纸张的写字桌后面，在他背后垂着淡褐色丝绒幔子的墙壁上挂着圣母与圣子的肖像。圣母的右手垂向他的头部，为他祝福。不，从来没有人损害过他，而总是他，以他的平静、时间、坚强的信念或以他的教义去损害别人。他相信存在天堂和地狱。清晨，他去做弥撒，他比辅祭的人还周到。他像国务卿[2]那样毫不拘束地与教皇频繁交往。我可以打赌，要是你激起了他的无声的愤怒，你便会倒霉。当我向他提出一个无礼的问题时，他的身子一动也不动，脸部毫无表情。可是，他的冰冷的目光至今仍使我不寒而栗。他说，在学校里，他的品行得十分。但是，我可以打赌，在课桌底下，他把别人的腿踢得青肿。
对于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可以写一篇论文。这是一篇迷人的、使人担忧的论文，因为他的一切远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他代表着一个意大利：一个天主教教会、天主教民主党、保守的意大利。你要是给它一拳，那只会损害自己的指节铜套[3]。这是罗马的意大利：那里有梵蒂冈、怀疑论、智慧、生存的能力，能对付一切的能力。来到这里的人，不管是野蛮人还是来自火星上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带到圣彼得堡教堂去祈祷。他不是故意去从事政治，因为他否认自己具备这方面的才能。他也不是通过斗争和冒风险去获得权力的，因为他没有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是命运安排他去从事政治和执掌权力，又出于自己的意愿，他始终待在这个岗位上。这是一种不平凡的、值得羡慕的意愿，只有忘我工作的苦干者才具有这种意愿。他统治我们已近30年，也就是开始于他25岁的那一年。他将继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统治我们，直到他临终涂油礼的那一天。他是德加斯贝利的知己、咨询机构成员、立宪会议成员、历届众议员，曾六次任总统府次长，又当过总理府秘书、议会党团主席、内政部长、国库部长，两次任财政部长和工业部长，七次任国防部长，三次任总理[4]。连孩子都知道他这个人的名字，有关这个人物的一些故事以及他如何从富人和穷人、年轻人和老人、学问渊博的人和不识字的人中获得大量选票的事情。他喜欢观看足球赛，热衷于赛马。他也喜欢智力测验电视节目，爱好收集小铃。他没有恶习。他是个忠实的、幸福的丈夫，他的妻子是一位文学教授，他们有四个漂亮的、有作为的、勤奋好学的儿子。但他在应付美国方面，在赛马方面，在对付诸如皮肤白嫩的已故的卡罗尔·隆巴德[5]一类金发女郎方面是个弱者。当然，谈到他对待金发女郎这类女性，只是从他思想上存有好感这个意义上说的。他有写作的才能，因此，他的书籍从来都无可非议地受到重视。可惜的是他只写那些神圣、贞洁的东西。
下面是采访记。采访分三段时间进行，共五小时，地点在研究中心他的办公室。五小时里，我这个极度渴望抽烟的人只燃了一支烟，而且是在最后的时刻。开始我没有敢抽烟，因为他不能忍受烟味，什么烟味都不行，当然更不用说破旧立新的火星了。他点燃一支蜡烛，像驱赶魔鬼撒旦那样来抗烟，抗新生事物。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尊敬的议员先生，您是我面对的第一个天主教民主党人。我有点儿担心，因为……这样说吧，因为我从来就不理解你们天主教民主党人。对我来说，你们的世界是那样扑朔迷离，是一个我无法弄清的世界。
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以下简称“安”）：您使我想起詹尼尼在众议院的一次讲话。他说：“我知道你们代表一种政治力量，但是，如果我说我理解天主教民主党，那是在说谎。”接着，他讲了一个修道院院长的故事。那位修道院院长有两只金翅雀，她希望把它们配成对，但这两只金翅雀从不曾交尾。可怜的修道院院长不明白它们不交尾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是两只同性的金翅雀。更糟糕的是，她不知道这两只同性的金翅雀究竟都是雌雀还是雄雀。一天，她愤愤地大叫道：“是驴就好了！马上可以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詹尼尼确确实实讲了这个故事，其中含有相当的真理。您瞧，在开始阶段，天主教民主党人意味着什么，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基于无可置疑的民主政治纲领上的一条基督教社会学路线，概括起来，就是唐斯图尔佐的路线。但是，今天，不能说天主教民主党的立场仍然是清楚的，也许是因为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发生了变化，也许是因为一个政党不能靠吃老本……什么事？您想要什么吗？
法：不，不，我有吸烟的习惯，但是，我知道，对于有这种恶习的人您不能忍受……
安：有一次，教皇利奥十三世[6]请一位红衣主教嗅一嗅烟草的气味。红衣主教说道：“谢谢，我没有这个恶习。”教皇答道：“要是这算做恶习的话，您应该有。”
法：那么，我和您，谁是主教呢？
安：我刚才说，我们应该重新制订天主教民主党的纲领。我们甚至可以从最初的政治纲领出发，也就是从1946年戈内拉[7]的报告——它对我们党是一部基本宪法——出发，回顾一下这个报告中的哪些方面我们已做到，哪些方面还没有做到。检查刚刚发生的问题，然后，重新制订纲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条具有明确方针的政治路线。否则，我们就会丧失主动权，让对方得分。意大利社会党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工作缺乏明确的目标是他们产生重大危机的原因。像他们一样，我们也应该少搞些宗派、派别、个人性质的集团……
法：安德烈奥蒂，请注意，在我们等待弄清楚天使的性别，确切地说是金翅雀，更确切地说是天民党人的性别时，我愿意随意描述您这个人物。譬如说，您是一个非常虚伪执拗的人。此外，我还想知道……
安：我是一个虚伪执拗的人？如果说我执拗地去做弥撒吗，只要可能，我是去做弥撒的，这是事实。只要可能，星期五我还吃素，这也是事实。可这与执拗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就这样做，因为我出生于具有这种传统的家庭。说我在这方面从不另作打算，从不希望改变这种习惯，我可以同意。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不喝酒不吃猪肉的阿拉伯人大家都说他是个多么好的伊斯兰教徒，而对一个像我这样生活的天主教徒大家却都说他是多么虚伪执拗的人，不是教徒，而是执拗的人。
法：好吧，就说教徒吧。我想知道您除了是一位笃信宗教的人外，为什么还成了天主教民主党人。
安：我可以说，这是由于德加斯贝利的原因。一次，我去教廷图书馆收集关于梵蒂冈海运事业的材料。当时，我还不是天主教民主党人。我在那里认识了德加斯贝利。他对我说：“难道您没有更有用的事情可做吗？”那时，我才19岁，是个无名小卒，我也从未向自己提出过政治选择问题。但是，德加斯贝利具有那么大的魅力，那么大的说服力。结识这位人物就像往我心中掉进了一点火星，刹那间，它引燃了那蕴藏在我内心而我却从未察觉的信仰之火。它几乎使我必然要作出那种选择。我的意思是我始终未产生过其他选择，例如，加入社会党或自由党。谢天谢地，它们对我从来没有过诱惑力。至于共产党人吗，当时我早已确信共产主义和民主是无法调和的。1943年10月16日我给佛朗哥·罗达诺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一点。罗达诺是属于天主教共产党人这一派的。我是这些人的朋友，对他颇有好感，而教皇庇护十二世[8]对这些天主教共产党人感到惊恐不安。因此，1943年初，当他们遭到逮捕时，我马上担心教皇在6月向工人发表讲话时将会不承认他们的教籍。这样做尤其将有利于那些指责他与法西斯分子勾结的人。于是，我去找教皇，但没有找到他，我给他留了一张便条：“圣父，我为几个被抓入狱的青年的事前来拜访您，谨请您不要触及这个话题……”
法：请停一下。您去教皇那里就像我去烟草零售商店那么随便吗？给他留条子也像我给我的秘书留便条那样？
安：那当然。当时我是意大利天主教学生联合会主席，经常去找教皇。天主教行动委员会的各大支部定期两个月去拜会教皇一次，在那个时期，我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多。他对我很亲切、热情。当然，我没有忘记，他是教皇，我是一个24岁的学生，可是……总之，在我给他留下那张便条以后，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在后来向工人讲话时，没有提到天主教共产党人这一派的事。两周后，当我陪同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去参加他的一般性接见，再次到梵蒂冈时，教皇冲着我说：“你满意了吧？”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教皇讲的是什么，而我心里当然明白。我回答说：“非常满意。”啊！庇护十二世是个圣人，是一位伟大的教皇，比所有的教皇都伟大。只要站在他的身旁，注视着他，你就会感到他与众不同，最善于给人以启迪和鼓舞，是一位最杰出的人。
法：对他有相反的评价。好像他还揍过红衣主教。
安：我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他这样做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些人该揍。
法：不错，但是，你喜欢庇护十二世胜于喜欢乔瓦尼二十三世[9]，我对此感到惊诧。
安：是的。因为您瞧……总之……乔瓦尼二十三世是个爱说话的人，这使他显得平易近人。一次，我带了孩子们到他那里去，为了使孩子们不拘束，我让他们坐下后，便对教皇说：“您看了那个大柜子吗？原来都敞着，没有门，简直像个衣帽架，现在我在上面装上了门。”乔瓦尼立刻变得很亲切，举止也朴实。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举动，也就是说，它暗含着非常明确的意图……再譬如说，有一天他到罗马图斯科拉诺老百姓居住区去，原来没有安排他讲话，可是，他临时要在广场上向大家讲话，要人去找麦克风。给他送来麦克风后，他对大家说：“你们瞧，罗马是一个困难的城市，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功绩得不到承认，荣誉被授予那些并没有功绩的人。例如，说我谦卑，因为我不愿乘坐御轿。但是，我不乘坐御轿并不是因为谦卑，而是因为我太胖，坐在御轿里，我总是感到要摔下来。”当时爆发了多么大的笑声！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接着，他又说：“男青年们，请注意，我请求你们对人和蔼，要对老太太和蔼，对姑娘们你们已经和蔼得过分了。”我说明白了吗？一个教皇讲了这么两件事。之后，他花了十分钟时间像教区的神甫那样作了布道。但是，开始，他使人们大笑了一番。
法：您对他也很熟悉？
安：噢，是的，非常熟悉，是由于家庭的原因。他年轻时，就是我妻子的舅父的好朋友，也就是我岳母的兄弟的好朋友。我妻子的舅父在罗马是一位考古学家，又当神甫。他们关系很密切，例如，我妻子的舅父生病，乔瓦尼教皇就来看望他。他死后，教皇还到他的墓地去悼念他……总之，我经常与他见面。
法：哎呀！您也很熟悉保罗六世[10]吗？
安：噢，是的，当然，非常熟悉。他是我们天主教大学生组织的司铎。但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很少见到他。试想，最近一次见到他是今年的1月2日，为纪念圣托马索·达奎诺逝世七百周年，我陪同一批罗马郊区的农民去参加他的一次接见。一般来说，我避免到他那里去。您要知道，这是为了避免混淆宗教和世俗之间的界限，也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我讲清楚了吗？应该说，过去我去梵蒂冈的次数更多，但即使那时，我也是节制的。啊！我们与梵蒂冈的接触要比人们想象的少得多。我的意思是说，在大的事情上，在像与教廷订约这样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可以明白……但是，其他方面……试想，在整个庇护十二世时期，德加斯贝利只参加过两次接见。其他几次都是为了参加集会而到那里去的，例如观看克洛岱尔[11]的话剧《圣母领报》。不，我们与梵蒂冈之间并不存在您所想象的那种关系。
法：啊！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您。连孩子们都知道，要是意大利有人与宗教界联系在一起的话，除教皇之外，就是安德烈奥蒂。
安：个人关系？是的。联系？是的。但是对宗教界的大部分人士，我都是在我还毫不关心政治、不考虑政治问题的时候就认识的。不管怎么说，我跟他们的关系不是宗教关系。就跟您说这么一件事吧：教会学校里甚至充塞了那些自认为与教会不共戴天的人的子女，而我，却从没有打算过要把我的孩子送进教会学校。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这个事实并没有使我给自己立下清规戒律，相反，能使我排除障碍。许多年以来，在这里，罗马，一直建不成一座清真寺，因为这会影响“这座城市的神圣性”，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后来，在我组阁的短短的几个月里，费萨尔国王[12]来访，就是只喝橘子水的那个人。我想说的就是那个不喝烈性酒，但人们并不认为他伪善执拗的人。他跟我谈了这件事，我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我很快得到为伊斯兰教徒建立一座清真寺的许可。
法：请注意，安德烈奥蒂，您从没想过要当神甫吗？
安：很难说这个问题。也许我可以当，我不知道。或许从下面的情况中您能得出一些看法。童年时，我经常与两个跟我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度假。其中的一个人现在是教廷的使节，另一个人在基耶蒂当大主教。但是，我对我在家庭中的丈夫和父亲的地位感到很满意，而且愈来愈喜欢。我从未感到遗憾，也许是因为我很幸运，有一位极好的妻子，孩子们也都正常、好学……不管怎样，我不能说我放弃过当神甫的愿望。我只放弃过一个愿望，就是当医生。噢，我非常喜欢当医生。但是，我的家庭不富裕，不允许我学六年医学。我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在我生下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因此，我一进大学，就不得不开始工作。我学的是法律，我希望毕业后当刑事律师。可是我非常遗憾，是的，非常遗憾。事实上，我至今还感到遗憾。算了吧！这已经过去了。有意思的是，我的孩子中没有一个愿意学医。一个孩子已毕业于哲学系，一个读工程，现在正要毕业，第三个学法律，第四个正在考古系上二年级。
法：不过，要是您当了医生，今天您就成不了意大利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了。事实上您无法否认像您这样的情况，政治是权力的同义词。
安：我说不对。就我的情况而论，我绝不把政治这个词与权力这个词连在一起，因为，请注意，当我从事写作或参与讨论某项问题时，我的政治热情比我在执掌形式上和具体的权力时的政治热情更高。25年来，我最满意的事情是在众议院当党团领袖。当然，必须明确权力的定义。例如，新闻界只是从形式上来看待权力。要是某人是一位不管部的部长，他说今天是星期五，他们就毕恭毕敬地报道他的话：“不管部部长宣布今天是星期五。”相反，如果某人创立了一种学说或提出一种见解，他们是难得去传播它们的。换句话说，如果权力指的是具有某种使自己的意见举足轻重、使别人重视这种意见的力量，那么，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相当权力的人，即使有时缺少指挥的手段。
法：谁缺少？谁缺少？像您这样一个对警察、军队，甚至地方行政官的职位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的人缺少手段吗？您这样一个与三个教皇都是朋友，又以部长为职业，掌握意大利所有政治人物的档案材料的人缺少手段吗？
安：这些纯粹是神话。如果您愿意查阅我这里的档案，我就提供给您看。确实可以供您任意使用。当然，一个当了多年国防部长的人会认识许多人。我认识许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权力就是准备卷宗，进行敲诈。我也没有密码。我只有一本日记本，每晚在上面写下上帝使世界发生的事情，从来不少于一页纸。偶尔某一天晚上我头疼，不能写了，那么，第二天我就立刻补上。要是我现在要写一篇文章，记述一件发生在20年前的事，那么我可以参阅我的日记，从中我将得到在报纸上肯定找不到的材料。当然，我记录事情的方法是除了我自己以外，任何人都看不懂的。我写日记完全为自己所用，除了我以外，谁也不应该看。记录的材料中确实都是秘密，我希望在我死去的那天，我的孩子们就把它销毁。请相信，我的卷宗里全部是剪报。要是您想查阅某一份，我可以向您提供。请说个名字吧，请您说吧。
法：范范尼[13]。他又名为意大利的主人。范范尼不是您的大敌吗？他没有能成为共和国总统应感谢安德烈奥蒂，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安：不，不是事实。除极少的几个人外，我们这一派都投了他的票。天主教民主党是投他的票的。但是，谁都知道，天主教民主党独家是选不出共和国总统的，范范尼缺少的是反对派的支持。自中左政府发生危机以后才产生的这种敌意是来自社会党人的。他们同意跟共产党人搞联合行动……他们可以支持莫罗[14]、但是绝对不愿支持范范尼。至于称他为意大利的主人，我不知道是否是对他的恭维。鉴于情况就是这样……范范尼是意大利最大的政党的书记，但单凭这一点就像您那样去称呼他嘛……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处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的时期……报纸时而给他一个称呼，时而给他另一个称呼，我可以没有理由去相信……
法：总而言之，你们究竟是不是敌人？
安：请注意，我认为天主教民主党内部的团结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观点，有大小不同的派别，也有合法的利益……我不单讲那种不义的而且无节制的野心……与别的人相比，今天范范尼所处的地位相当有利，因为他比我们大十来岁，这一点能使他制订出从根本上说并不干扰任何人的计划……此外，他表现出很大的善于挽回局面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就这方面来说，他确实代表着强有力的因素……不去发挥他强有力的方面而把注意力放到别处去，那是荒唐的。您想要我说什么呢？我和范范尼曾共事过几次，但不是很多次，时间也不是很长……因此，我不能说与他合作的机会太多了……特别是党务活动，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注意，鉴于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我关心的只是要使车子回到轨道上。至于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使车子回到轨道上，这对我来说是次要的。谁能作出贡献我都欢迎。
法：我无法使您生气。您是否总是这么能控制自己，这么镇静，这么不动声色？
安：是的，因为不值得让希望我生气的人得到满足。像根火柴那样一触即发又有什么用处？况且，我讨厌那些提高嗓门，甚至讲丑话的人！我认为，这说明他不善于以理服人。对某件事，一个人如果深信自己的看法正确，他就完全没有必要用拳头敲桌子、出汗、激动！那些动怒甚至冒犯别人的人是可笑的。他们常常要在事后向别人讲尽好话以请求原谅，一反其常态而且又做得很过分，低声下气……在意大利有一种扯着嗓子大声争论的风气。但是，我是罗马人，不喜欢没有必要地使事情戏剧化，因为罗马人处理问题时非常善于斟酌。罗马几乎从来都不是罗马人管理的，这确是件憾事。试想，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一个罗马人当过总理，不是南方人就是北方人……虽然也有托斯卡纳区的人，但对我们来说，托斯卡纳省已属北方了……不管怎么说，即使我去观看一场颇有兴趣的足球赛，我也总是很平静，观看赛马时也是如此。是的，我更喜欢观看赛马。人来人往、五光十色、扣人心弦、孤注一掷……不管是赢还是输，谁也看不出我是否激动或紧张。我几乎总是赢的，因为我是个走运的人。我很少玩牌，很少打赌，但是一般来说，我总是赢的。
法：您讲的是赛马还是政治？
安：赛马并不是我用以消遣的唯一娱乐。我也爱好电影、智力测验节目或写作。写作能使我感到轻松，消除杂念，能使我忘却法令和日常事务。我的这一切爱好有一个共同特性：能使我平静和有助于我保持头脑清醒。您要知道，我非常喜欢同不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相处。我给您讲一件事。多年来我都去蒙泰卡蒂尼温泉疗养。第一次去那里时，我在总统府任次长职务。温泉的负责人出来接待我时，对我说：“我陪您去看一下我们为众议员和参议员安排的地方。”我答道：“好极了，您赶快带我去，您并且要非常精确地给我指明它的位置，这样，我就可以躲开它而住到其他地方去。”后来我正是这样做的。这不是为了避免与我的同事们在一起，而是为了不助长宗派活动。政治是一种腐蚀剂，沉溺于其中必将倒霉，其结果必然使我们除了政治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从而成为自己选民的最糟糕的代表。
法：这是您对政治的定义？
安：我……请注意……要是我能像我的同事们那样给政治下定义我是乐意的。他们认为政治是文化、道德、使命、艺术史等等。但是我无法像他们那样给政治下定义，因为这就如同要一条生活在水里的小鱼给水下定义一样。鱼不知道应如何给水下定义，它只知道水是它的生命。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我相信，当我在大学预科读书时，如果有人要预测我未来的政治生涯，我一定会大笑的。直到今天，我也不受框框的束缚。事实上我不属于那种沉溺于抽象概念中的人。例如，他们说：“劳动者不要房产，而要权利。”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担心自己表现得缺乏文化修养？还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居然那么模糊，以至于无法表达清楚呢？他们通常是那些高唱“我们接近劳动者”的人。这是一句绝妙的话，因为他们总是接近劳动者，但从不劳动。啊，我的母亲说得对，她说，电视里的人讲演，听懂一半都不到。政治词汇使我厌烦透顶。我同意下述意见：理论是必须有的，否则，工作就没有依据。可是心里也得想些得不到盐和糖的群众，想想那些希望能保证领到退休金的人……什么事？您要什么东西？
法：不，不。我下意识地在找香烟，忘了利奥十三世和红衣主教的故事。
安：好吧！要是您确实想抽烟，那么，请抽吧！我可以点燃蜡烛。您瞧，我有一支特殊的、专门制作的蜡烛。它能净化空气。这样就不会引起我头疼。我不是不能容忍吸烟的人，而是受不了烟味。烟味会使我头疼加剧。我患有剧烈的头疼病，它可以使我连续三四个小时无法工作。这个病的起因一直未能查清，也许是遗传的，我的父亲和母亲也都患有这种病，也许是风湿所致。每当感到疲劳或紧张的时候，或者处于潮湿的环境中，我都会产生这种反应。如果您确实想抽烟，就请抽吧！
法：在您向我讲了上述这些话后我再抽吗？不，不。请您继续讲吧！
安：应该从具体的问题来谈论政治。诚然，在我们这里，那些重视一般行政管理的人总是被人瞧不起。但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最满意的一件事正是发生在普通的行政管理方面，是在我任财政部长的时候。那时，石油走私成风，我没有坐在那里叹息，相反，去作了一次调查。我把经济警察的司令官找来，对他说：“我要一个能干、行动敏捷的小伙子。”他给了我一个上尉。此人现在已晋升为上校。当时，这个上尉到一家炼油厂当工人，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便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每家炼油厂的周围不是都设有一个用于消防的巨大贮水装置吗？可是，人们并没有往里面灌水，相反，从里面却可抽走石油。而在工厂大门一公里以外，就没有任何经济警察的岗哨，当然就没有人进行检查，因此，人们可以把石油注进蓄油车里拉走。就此，我制订了一条法令，规定对于不能出示一张写明装卸汽油地点的条子的油车，谁也不能为它注油……您知道那一年我们增加了280亿税款吗？啊！要是我们在大会上，在预备会上，在总支会上，在各派别中，少为争斗花费时间，而多关心些实质性的事情，那又有多好啊！
法：请原谅，安德烈奥蒂，您既然懂得这些，为什么在您的政府里还搞了那么多糟糕的事？里拉崩溃，物价上涨……
安：您这样讲我认为很不公平。每个政府总是前一届政府的儿子，又是后一届政府的父亲。我的政府的产生是由于中左政府的垮台。当时的日子非常困难，我们的余地是那么小。譬如说，参议院必须每天做具体安排，这就不可能有最起码的规划。在联合政府内，前六个月是比较团结的，但是，1月份，相当一部分部长就开始更多地去考虑未来而不是今天的现实。这样就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某些决定是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的，如里拉的双重币值，制止任何黄金外流……认为我应对里拉的崩溃负责是绝对不符合实际的。相反，要不是我的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里拉必将崩溃。我们刚忘了国际方面：由于某个产油国的投机，影响了里拉的价格，一天内，我们就损失了2000亿里拉。再如，根据共同体的规定，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间的货币交易，一半用黄金支付，一半用欧洲货币支付。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规定，那么，一个月内，我们将不再拥有一克黄金和一块美元。一个财政上受到极大破坏的意大利对欧洲有什么好处呢？
法：我可以说您讲得有道理，但是本届政府说他们只在做修补安德烈奥蒂政府搞糟了的事……
安：我觉得他们这样讲话太傲慢了，我已经这样回答了他们。我幼年时在农村的一户人家过夏天，那里的水管日夜漏水。当地虽然有水管修理工（当时找修理工并不像今天这么困难），但是他总不来修理。水不断地往地上滴。一天，修理工终于来了。人们像过节似的欢呼，表达了感激和高兴的心情。修理工在我们的一片感激声和欢乐的气氛中开始了他的工作……他把水管卸了下来，使整个房子被淹。但愿现在的修复者不要干出水管修理工干的那种事。噢！不存在中左或中右或中间的解决办法，只存在有效的解决办法。当今的问题四分之三涉及国际方面，因此，不可能一锤子解决往地上滴水的问题。当然，要是就这样发展下去，要是不提高生产率，要是不再要刺激性的货币，例如，发展旅游业……
法：什么？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吗？让影剧院午夜就关闭，饭店在11点以前就把人赶走，星期日不使用汽车以及汽油配给？
安：我不愿意使局面戏剧化，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道理在您那边。当然星期天停止使用汽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消耗原油的整个百分比中，汽车只占15%，而且每周七天中都用汽车，星期天也不例外。
法：或者可以通过用多种语言公布我们丑闻的办法来刺激旅游业，甚至以腐败的政治来取代拉丁情人对人们的吸引力。
安：也许现在还没有到晚上，而超灾难性的看法是必须等到晚上才能得出的。我不希望自己表现为一个永恒的调解人，但是某些事情往往以起积极作用和使东倒西歪的一切重获平衡而告终。总之，也许这次“地震”能重新调整许多事情。我担心的是这次“地震”只有利于投机倒把的一方。在没有起诉、裁决、诉讼、最后判决以前，不能说某人违反了法律。不，在一星期内，由于吵吵嚷嚷的指责而对某人进行判决是不公正的。因为即使到以后又宣告他完全无罪，他的名誉也已受到了损害。对一个制度也是如此。我们曾经发生过几次对政治人物起诉的大案件，但在种种借口下，就在诉讼阶段，甚至审讯阶段就不了了之。问题在于需要保证秘密预审的内容不被泄露，而在意大利，秘密预审是被嘲弄的对象。从警官到法官，谁都可以举行记者招待会，然后把责任推给记者：“您怎么会这样写的？”其实告诉记者的也正是警官和法官。天哪！在英国，要是您称一个自己承认是罪犯但还没有受审判的凶手是杀人犯的话，那么他可以对你提出控告和要求赔偿损失。可是，我们这里……
法：是的，瓦尔普雷达[15]的情况就是如此。“这就是凶手”，某家自命进步的周刊在它的封面这样写，但是，我……
安：同意释放瓦尔普雷达的法律正是我的政府遭到指责的软弱行为之一，您知道这件事的底细吗？当某些人前来对我说：“那么，你是站在瓦尔普雷达这一边的了？”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瓦尔普雷达是否有责任。这不属于应由我弄清的问题，到审判时，事情将会弄清楚。如果你的儿子在罪责尚难确定的情况下被关进监狱，你愿意他在那里面待上二三年，以等待法官们商定由谁来审判他吗？”谁知道！也许这是个教养问题，甚至是因缺乏教养而产生的问题。也许这是由于缺乏一种以尊重人为基础的文化。不管由于何种原因，我们的制度是一种鼓励私刑的制度，而且这种私刑给人以精神上的折磨甚于肉体上的痛苦。瓦尔普雷达的案例也是属于这种情况。我说“也”，是因为当他们称他为“芭蕾舞演员”时，我想起了皮乔尼[16]的情况，还有蒙泰西事件。您记得塞佩法官吗？一天，我问塞佩：“对不起，说皮乔尼认识蒙泰西有什么证据？”塞佩说：“您认识皮乔尼？一个爵士音乐的作曲者！一个演员的情人！”我讨厌听这样的话，于是，我回答说：“请原谅，阁下，要是有人像在独立广场上出售花圈的公司那样姓范范尼和巴尔塔雷利[17]，那么，您自然就会认为他是个无可怀疑的人！”在意大利有一种坏习惯：先定罪再找证据。这是司法上的一种倒行逆施。我们大家多少都有点自认为是被上帝派来打扫奥革阿斯王的牛厩[18]的塞佩。塞佩！……我当了财政部长后，他写信给我，表示希望成为我的立法办公室主任！
法：对，对，对，讲得千真万确。但是，这改变不了在意大利存在腐败的奇耻大辱。您改了话题。丑闻是存在的，而且政党也卷进去了。
安：我已经说过，还没有到晚上。譬如说，还没有谈论到共产党人，他们的财政是怎样维持的。说他们接受外国资助并不是恶言，而是事实。欧金尼奥·雷亚莱是他们的行政官员，他是可以咨询的人物之一。也许他能告诉您一些事情。去吧！说每个政党都接受外援简直是发现了新大陆！或者说他们接受国家经费……但是，应该相信所谓国家提供经费的传闻吗？例如，德加斯贝利就不相信。他说公众舆论对此不会同意或者会作出不安的反应：“国家向政党提供经费的说法不动听。”也许，如果谁真的能说服政党把它们的账目公布于众，不对他们的收入和支出保密……但是，各政党从来不公布他们的财政收支，甚至对他们的成员也不公开。我是天主教民主党领导机构成员，30年来我从未看到过账目。我想别的政党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在1945和1946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行政书记还作报告，可是现在连这样的报告也不作了。
法：安德烈奥蒂，刚才您告诉我，“地震”可以调整一些事情。可是，您应该知道，在意大利，“地震”就调整不了任何事情，因为在喧哗一阵后，人们就再也不谈它了。
安：也许因为同时放入火锅的东西太多了。在一个火锅中，必然看不到主要的东西。您瞧，每届政府都提出15年也实现不了的庞大规划。它们再也不像过去的政府那样办事，例如尼蒂组成的政府就实现了人寿保险国有化。当然，这个计划很有限，但是非常明确，能检查它的效果。德加斯贝利提出土地改革，制定了一项有关的法律，人们不管喜欢与否，都要执行。瓦诺尼进行税收改革，虽然人们嘟哝着，但当人们手中拿到表格时，可以说瓦诺尼好歹已做了一些事情。今天，政党间进行抽象的对话：“我比你先进！”“不，我比你更先进！”“我比你漂亮！”“你比我丑！”当然不是指的外貌，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家都不能取胜……总之，现在再也不谈论实际的事情了。政府已没有时间干事情，因为在政府组成后，谁也不知道明天它是否还存在。就拿电话窃听来说……
法：您的电话也被控制？
安：我不知道，但愿没有，可我一点也不知道。您一直没有见到1972—1973年罗马电话簿的封面吗？请注意，就在这个封面上写着：“托尼·蓬齐私家侦探。金假面奖。使用小型电子装置亲自进行控制并进行工业与私人调查。处处服务。”此外，要是有人因为他的电话被窃听而不满的话，怀有恶意的人就会说：是否因有不可告人的事，才不愿让别人听到自己的讲话。
法：讲得好。那么您执政时，做了哪些工作来反对这种使人厌恶的窃听电话呢？
安：就像刚才我正要跟您说的那样，我揭露问题，然后委托我的部长们拿出个解决方案来。方案倒是准备了，但是我们得离开政府了……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不给一定的时间怎么能干事情。应该对任何政府首脑说：“让你任职两年。要是两年后，你连两三件基本的事也没有办成的话，要是你干不了的话，我就撤你的职，取消你任职的资格。十年内你不能再参加政府。”可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根本不考虑一个政府首脑每天还要操心小米的价格和哥本哈根会议，而一天也只有24小时。
法：你们的24小时应该得到更好的利用，不要去操心小米的价格，也不是去参加哥本哈根会议。干了这些事，所以在意大利未能起任何作用。我们的自由面临着自取灭亡的危险。
安：也许您言过其实了。我不想否认您稍加丑化了的事是有某些根据的，但如果说，在意大利什么也不起作用，那也是不公正的。首先，自称能使什么都起作用的人，他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不存在的。此外，是否也有可能他只看到不起作用的一面而忽视了起作用的另一面呢？有些事情还是在运行的。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正常地工作、学习、大学毕业。需要注意，别破坏一切。我不说破坏一切会导致军事政变，但至少会把我们带到詹尼尼时代，也就是使我们处在无助于加强民主的那种永不满足的状态。我们不能说现在我们还处于零。我不想去应用那些骗人的统计数字，但是上帝！20年中，学生的人数从100万增加到650万，大学生从20万增加到80万。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多，现在人们吃得不错……这些对我来说已是很大的成绩了。民主是一种艰难的制度：充满艰辛和陷阱。需要耐心，也允许犯错误。
法：说得对。但是，沾沾自喜会导致专制，批评才有助于民主。试问，作为一个执掌权力的人，作为一个起领导作用的政治阶层，您能心安理得吗？
安：是这样。谁都一样，永远也不能心安理得，因为他总想做得更好些，做得更多些。况且政治这玩意不是个人的事，就像踢足球一样，是分队进行的。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只顾自己……
法：我不是说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个人就够了，我是说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作为政权的代表，作为起领导作用的政治阶层的代表。
安：那么请让我这样讲：作为一个政治阶层，开始时我们是毫无经验的。要是早在20年前我们就有今天的经验来指导重建意大利的话，我们就会少犯错误，会多做三倍的好事。当时，我们在大庭广众中连话都不会说。我们是多么缺乏准备！我认为只要看一下军队中的青年人就足以认识昨天和今天的差别，他们竟能当着许多人发表讲话。如果一切都根据小事情，根据我们的缺陷，根据日常错误来判断的话，那么，有理由说我们是撒了气的皮球。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问题的话，那么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我们对付得还不坏。我是乐观主义者。
法：您真是个有福气的人。
安：是的，因为我从来不以激动的心情来看待事物，那样既无用，又危险。我即使要对某件事表示担忧，也保持一定的分寸。例如，在其他几次采访时，您提出了意大利人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个问题。的确是这样，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小小策源地，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拒绝待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会要关心公民的投票问题，区域组织要关心越南问题……尽管宪法上既讲权利又讲义务，但每个人只讲权利，从不讲义务。讲义务被认为是反民主的。从这方面看来，我们简直是孩子。可是……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们比任何国家都盛行投票。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当要求我们不使用汽车时，我们就步行。我们不喜欢秩序，但我们对混乱也反感……总之，我并不像您那样认为我们的自由危在旦夕。啊！我知道我存在着被视为疯子的危险，但是，请看一下“我们意大利”[19]的例子。似乎所有的人都感到可以去任意地破坏风景，然而“我们意大利”稳定了局面。
法：安德烈奥蒂，我讲的是自由，您跟我讲风景。要是在意大利发生军事政变……
安：我不相信会发生如此复杂的事情。某些事情的发生必须具备一个处于沉睡的环境，而意大利并没有沉睡，它在政体方面相当生气勃勃。
法：您这样说，我更加放心。您知道外面有什么传说吗？人们传说要是在意大利发生政变的话，那么知道这件事的第一个人就是您。
安：我不认为是这样。我想我会是首先被逮捕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总而言之，我再重复一遍，我不相信会发生政变。我倒是担心另外的问题，我怕人们感觉不到这个民主制度能保证平静和正常的生活。丢失邮件，犯罪率增加……同我家紧邻的药店昨晚被盗，药店老板肯定对现状不满。总之，我不认为自己会是知道您所说的那种糟糕事情的第一个人。
法：这一点也使我感到宽慰。请注意，安德烈奥蒂，您知道人们称您为右派吧！您拒绝还是接受这样的称呼？
安：我拒绝接受，因为在意大利称某人为右派并不是为了授给他一个适宜的称号，而是为了使他为难，给他制造障碍。唯名论是意大利人的又一种毛病，“右”、“左”这些词包含着极大的伪善。我更乐意别人称我为保守分子。在很多方面，我是个保守分子，即使对民主制度的危机的担心，我也是如此。我看到的事实是，如果有谁要改变事物，那么，结果往往是越改越坏。因此还是维持原状更好些。此外，我似乎已经跟您谈过，我从未受过社会主义的诱惑，甚至年轻时也未曾受过。咳……人们并不十分懂得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改革？要是好的话，我也喜欢改革，可是改革往往只是空谈而已，其结果只能像医院的改革那样使事情更糟，白白地浪费时间。我也可以进行一项改革，让您当英国女王，可是最后您还是当不了。
法：我不愿当英国女王，我不喜欢菲利普[20]。安德烈奥蒂，我是指其他事情说的，例如，指您拥抱格拉齐亚尼元帅[21]的事。
安：我立刻告诉您这件事的真相，立刻。意大利社会运动在阿尔奇纳佐召开会议，当时格拉齐亚尼是意大利社会运动的主席。我当时感到担心，因为在乔恰里亚地区几乎每户人家都曾接受过格拉齐亚尼的小恩小惠，而我不愿意他捞到选票。针对这一情况，我通知召开一次天主教民主党会议。我刚走进会场就发现警官脸色苍白，他对我说：“在人群中，有格拉齐亚尼元帅。”我回答说，没有关系，我开我的会，我要解释民主是不容讨论的。会议刚结束，一个声音大声嚷道：“我能讲话吗？”这是他的声音。我对他说：“请，请讲吧！我们是讲民主的。”他走到麦克风前讲了下面的话：“啊！我不懂政治，但应该承认，如果说在这里的山上和山谷中种植了树，这个功劳应归功于德加斯贝利。”这简直是演戏，当时就有个属于天主教民主党的老人走上前来问道：“元帅，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说天主教民主党是头号敌人呢？”格拉齐亚尼说：“说这种话的人是混蛋。”老人又说：“元帅，这是德马尔萨尼希说的。”于是，格拉齐亚尼说：“那德马尔萨尼希也是混蛋。”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过程。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发生过所谓“拥抱”。关于拥抱的传说，是空前的、最大的谎言。
法：另外，我还指的是别人多次指责您接受社会运动分子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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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这又是另一个谎言。事实俱在。正当我们天主教民主党感到选票不足的时候，我们对阿尔米兰特提出起诉。为了对他起诉，我亲自给议会党团写了一封信。不，社会运动分子投我的票不是事实，主要是社会运动分子对支持我的政府不感兴趣。支持中左政府对他们更有用，因为他们可以说：我们早告诉你们了，天主教民主党倾向左派。啊！有人还指责我那次在电视讨论会上，对阿尔米兰特的态度温和。然而，我通常不大叫大嚷，而只注意自己讲话的实质。况且，我的讲话不是针对阿尔米兰特，而是对我们的一部分选民，他们并不是法西斯分子或新法西斯分子，但他们投阿尔米兰特的票。我急于要把他们争取过来。您知道，我认为人们投社会运动分子的票，并不是他们有能耐，而是因为我们无能。有时，由于我们的错误，我们把选票放在银盘里赠送给他们。可以想一想在那不勒斯的情况。
法：安德烈奥蒂，我向您提一个我也向马拉戈迪[22]提过的问题：您对年轻时没有成为一名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感到遗憾吗？
安：我当然感到遗憾。最初十年的民主时期，在意大利，能干得漂亮的原因之一，甚至根本的原因，是那些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的道义所表现出来的推动力。例如，1948年的战斗并不是一次粗野的冲突，而是以民主方式进行斗争的能力得到恢复的表现。这种力量也来自全国解放委员会。全国解放委员会很了不起，这是民主的学校。
法：那么，我向您提另一个问题，这往往是我向社会运动分子提的：您跟法西斯分子谈得来吗？
安：请注意，一个人在议会待了25年，而且总是同某一些人朝夕相处，当然不能不同他们谈话，甚至在一起喝咖啡。当他去议员席观看足球赛时，能不向他们道一声早安吗？显然，我跟阿尔米兰特谈过话，不过谈得不深入，但是……况且，跟自己的对手交谈难道不是每一个文明的议员的特征吗？我跟任何人交谈，既不感到反感，也不感到不自在。交换意见和情况绝不意味着设圈套或企图改变别人的信仰。对共产党人也如此。在讨论离婚法时，我跟共产党人曾经有过非常深入的交谈。暂不说他们中有一些人是我童年时就认识的，另一些人还是我的朋友。例如，马里奥·梅洛尼始终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过去他是《人民报》报社社长，天主教民主党人。在他身上发生的危机确实没有使我感到与他无法交谈。我非常喜欢跟有些共产党人在一起，如巴叶塔[23]、布法利尼[24]。
法：贝林格[25]呢？
安：我对他不太了解。他属于比我年轻的一代。我更熟悉他的父亲，当时他参加行动党，后来又属于社会党。但是我知道贝林格是一个非常含蓄的年轻人，是家庭中的好父亲。这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是一个平衡因素。您瞧，我和共产党人的关系是相当清楚的。事实上，我非常尊重他们以牺牲为代价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在工作中表现的献身精神以及他们的工作方法本身。他们确实是严肃认真的人。在议会中，他们从不处于无准备状态。他们表现得比我们勤奋，他们有很能发挥作用的研究问题的小组。他们有信念……作为反对派，他们是非凡的。一个坚定的、训练有素的反对派比一个只是来投你的票的支持者更使我满意。可是……可是，我深信共产主义是一种专政。因此，要绝对阻止它取得成功。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一种附加的东西，也不是简单的分红和治理工厂。就像教会认为存在上帝一样，共产主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就像教皇不能只在大月才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样，一个共产党人也不能只在大月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我讲明白了吗？应该区分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我就是这样区分的。例如，我认为巴叶塔并不适合搞无产阶级专政。
法：我好像明白了，您不像某些人那样愿意支持历史性妥协[26]。
安：噢，不！我与共产党人交谈，但不是为了当克伦斯基。再说，我认为，历史性妥协是意识形态、文化、纲领、历史严重混乱的产物。从实际情况看来，它只能带来两方面的灾难：教权主义和共产党的集体主义。许多人说，反正共产党人是存在的，他们人数多，起作用，他们能严明纪律，约束他们的选民，使其行为端正等等。我认为，是讲这种话的人稍为把眼睛睁开一下的时候了。我们的制度建立在多党制的基础上，而在这些党派中，社会党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历史性妥协意味着不仅取消各党派，尤其是取消社会党。社会党往往认为自己能代表共产党的群众讲话，说它自己的实际力量超过选票所反映的力量。总之，它强称自己能起调解人的作用。但是，当共产党人为自己说话的那一天到来时，那就不需要调解人了。
法：然而不少天主教民主党人相信它。
安：也许就是那些人，他们说，既然教皇把明森蒂[27]送走了，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建立共产党一天民党联合政权了。不是共产党而是考虑这种可能性的人犯了自由党人和人民党人同样的错误。他们在1922年曾经幻想，要制约法西斯主义，可以通过同它搞联合来实现。那个历史性的错误只持续了短短的几个月，但足以证明与独裁者合作是一种可笑的幻想。独裁者先挤你，然后扔掉你。请注意，也许50年后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是，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我认为也不必为这个如此危险的公式去当实验动物。这是我出于对天主教教徒的尊敬而得出的结论，如果允许我说的话，这个结论对共产党人同样适用。贝林格的意见是错误的。这个意见只能对那些轻率地说“至少我们会有秩序和平静”的人产生诱惑力，但却是错误的。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普通百姓不会上钩。
法：希望如此。但是普通百姓不起作用。
安：谁说的？
法：普通百姓。
安：在重要时刻，他们起作用。您认为我好挖苦人，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点也不是挖苦人。我说：归根结底我们的最大保证正是普通百姓，因为他们虽然不会以理论说明自由是什么，但他们认真地维护自由。我深信在共产党的选民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正捍卫着一种在共产党的制度下不能得到的生活。
法：咱们来看一看，在对离婚的公民投票中，你们是怎样操纵老百姓的。你们如果真的尊重老百姓，那为什么不就你们在那次公民投票中与社会运动分子站在一起的做法请求他们原谅呢？
安：我们不认为这属于处理政党关系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没有要求在议会中废除“福尔图纳法”。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是可以要求废除的，因为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垮台后，议会中不再存在支持离婚的多数派。今天，尽管我们与意大利社会运动在一起能构成议会的多数，但是这样的联合选票有着一种政治含义，因此，我们不愿意。
法：安德烈奥蒂，如果每更换一届议会，我们就得改变所有的法律，我们将陷入困境。离婚法的通过并不是因为撒旦的反复无常，而是民主多数派的支持。宪法法庭两次肯定它有效。
安：宪法法庭说离婚并不违反教廷与各国订立的协定，但是宪法法庭不能阻止一项法律的废除。如果众议院愿意废除一项法律，它任何时候都能这样做。我认为，出于种种原因，离婚法是错误的。如果法律规定，当离婚给子女和夫妇的一方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时，法官可以中止离婚的法律程序的话……如果不是讨论赡养费这一类毛病颇多的事，而是给离婚的夫妇规定合情合理的经济地位……总之，如果有一个更好的法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必把它看成是原则问题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既然如此，我认为这就是原则问题。撇开我作为天主教徒反对离婚这一点不说，事实上，如果说离婚真能医治某些创伤的话，那么，它把矛头指向婚姻的基本原则也是真的。
法：安德烈奥蒂，请听我说：为什么您要把您对天主教的信仰强加给大家呢？迄今为止，您一直在赞颂自由，现在您又想剥夺那些想法与您不同的人离婚的自由。这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是蛮不讲理的。要是您不喜欢离婚，您就别离婚！又不存在强迫的问题。知道吗？
安：是的，有时通过立法来进行革新。是的，有些文明国家始终存在有关离婚的立法。是的，在意大利没有滥用它，而且法律可以修正。我知道其中的争议。但是我说，正当国家受到世界性的、把人引入歧途的随意主义的影响，正当人们在心理上处于如此……难的阶段，实施离婚的法律是不合时宜的。我认为，提出这问题的时机是错误的。我担心的是在当前发生严重的社会和精神危机的情况下，离婚的立法会削弱结婚的意义……我的意思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不存在离婚的法律，难道就不能再等待一下了吗？有什么可着急的呢？这不是时候，不是。
法：啊！安德烈奥蒂，这不是您应当持的论点。那么何时是改变事物的正确时机呢？如果我们坐等正确时机的到来，那我们还得待在山洞里考虑是否是制造车轮的好时光！
安：不要拿结婚开玩笑。不能说：我结婚，再离婚，然后再结婚。不应该这样做。
法：那么宗教法庭同意解除婚约又怎么说呢？而且天主教会只要得到金钱和一个有权势的人的姓名，就能解除已生育过孩子的夫妇的婚姻关系，那又怎么说呢？
安：我认为，教会应该改弦易辙，也就是应该更严厉些，而少搞些随意主义。教会应该少解除些婚约。
法：此人真的比教皇还教皇。幸亏您没有当神甫，没有成为教皇。幸亏一大批天主教民主党人跟我的想法一样，而不是跟您的想法一样。
安：许多天主教民主党人跟我的想法一样，而不跟您一样。
法：请注意，要是您使我生气，我就点燃香烟。
安：那么，我就点燃蜡烛。
法：就这么办吧！反正您总要头疼。
安：不，不，我并不像外表那样娇气。我看起来娇气是因为我的胸膛窄小。由于胸膛窄小，他们不让我当正式学生。还在年轻时，我的胸围就达不到最起码的宽度。曾经有一位来看望我的少校说：“您活不了六个月。”唉！唉！我当了国防部长后，便去找这位少校。为了让他知道我还活着，我想邀请他一起进餐取乐。但是已经不可能了，他已经去世。
法：不然的话，我可以跟他打赌。
1974年3月于罗马
[1]弗朗切斯科·科西加（Francesco Cossiga, 1928—2010），意大利政治家。1985—1992年任意大利总统。
[2]指梵蒂冈国务卿，负责行政工作和对外关系，相当于总理。
[3]一种套在四个手指上的武器。
[4]安德烈奥蒂先后七次任意大利总理，一直到1993年卸任，被任命为终身参议员。
[5]卡罗尔·隆巴德（Carole Lombard, 1908—1942），美国电影明星，影星克拉克·盖博的妻子。1942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6]利奥十三世（Leo XIII, 1818—1903），罗马教皇，1878—1903年在位。
[7]吉多·戈内拉（Guido Gonella, 1905—1982），1950—1953年任意大利天民党总书记。
[8]庇护十二世（Pius XII, 1876—1958），罗马教皇，1939—1958年在位。
[9]乔瓦尼二十三世（Giovanni XXIII, 1881—1963），即若望二十三世，罗马教皇，1958—1963年在位。
[10]保罗六世（Paul VI, 1897—1978），罗马教皇，1963—1978年在位。
[11]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法国诗人、剧作家、散文家。
[12]费萨尔（Feisal, 1906—1975），沙特阿拉伯国王。1962年即位，1975年被侄子刺杀身亡。
[13]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 1908—1999），意大利政治家。天民党总书记，六次出任意大利总理。
[14]阿尔多·莫罗（Aldo Moro, 1916—1978），意大利政治家。天民党总书记，五次出任意大利总理。1978年被意大利“红色旅”绑架杀害。
[15]彼得罗·瓦尔普雷达（Pietro Valpreda, 1933—2002），意大利作家、舞蹈家。被控为1969年“丰塔纳广场爆炸案”的主犯，因而入狱，直到16年后被判无罪释放。
[16]皮耶罗·皮乔尼（Piero Piccioni, 1921—2004），意大利音乐家，曾为多位大导演的电影配乐。在1953年“蒙泰西事件”中被指控谋杀意大利女性威尔玛·蒙泰西，但指控最终被撤销。
[17]意大利旅游俱乐部创建人之一。
[18]奥革阿斯为希腊神话里伊利斯的国王，养有3000多头牛，牛厩30年未打扫，填满了牛粪。赫拉克勒斯用河水在一日之内将其清扫干净。
[19]意大利环境文物保护组织。
[20]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
[21]鲁道夫·格拉齐亚尼（Rodolfo Graziani, 1882—1955），意大利陆军元帅。曾任索马里总督、埃塞俄比亚总督、陆军参谋长、利比亚总督兼驻北非意军总司令、萨洛共和国国防部长等职。1948年和1950年两次接受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但不久被特赦释放。获释后积极参与新法西斯党的活动。
[22]乔瓦尼·马拉戈迪（Giovanni Malagodi, 1904—1991），意大利政治家。意大利自由党总书记，曾任意大利参议院议长、自由党国际主席。
[23]贾恩卡洛·巴叶塔（Giancarlo Pajetta, 1911—1990），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
[24]保罗·布法利尼（Paolo Bufalini, 1915—2001），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
[25]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 1922—1984），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1972年起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26]1972年，意共总书记贝林格提出与意大利天民党实行“历史性妥协”，即与天民党合作，参加联合政府，共同对付法西斯的威胁，解决社会中的迫切问题。后因1978年天民党政府总理莫罗被反政府武装“红色旅”绑架杀害，两党分歧加剧。1980年，意共宣布放弃历史性妥协战略。
[27]约瑟夫·明森蒂（József Mindszenty, 1892—1975），匈牙利红衣主教。1948年被匈牙利政府以叛国罪逮捕，判处终身监禁。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被特赦，公开宣布反对共产主义，后躲进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避难。直到1971年按照梵蒂冈和匈牙利的协议流亡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