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南尼于1891年2月9日在法恩扎出生。在法拉奇1971年4月对他的采访后，南尼作为意大利社会党的名誉主席，继续关注党内事务和参加参议院的活动。1970年，他被朱塞佩·萨拉盖特[1]指定为终身参议员。1974年，他在关于赞成离婚法案的公投中起到了关键的支持作用。1980年1月1日，他在罗马去世。当时，党的总书记贝蒂诺·克拉克西[2]被认为是他的继承人。
现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把自己关在对他不适宜的象牙塔里，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他年逾八旬，80年来，他把生命的四分之三用于从事政治活动，贡献了一个人所能献出的一切，甚至一个女儿。她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死前她写信对她的法国同志说：“请告诉我父亲，我从来没有背叛他的理想。”他有时住在他在罗马的住宅里，有时则住在福尔米亚的另一所住宅里。这就是他的象牙塔，只是为了去参加参议院的会议，他才走出这座象牙塔。他被任命为终身参议员，但他在接受这个职务时曾表示十分犹豫。他几乎被选为共和国总统。他已成为社会党的一面旗帜，人们在需要时把它拿出来摇一摇，平时就把它束之高阁。他不是胜利者，他在政治斗争中遭到很惨重的失败，并为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烦恼。1968年，当他走出党代会的会议厅时，有人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南尼在这里已经没有朋友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他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还有许多事需要他去做。唯一说明他年事已高的是他那常常显露出来的倦容。实际上，他身体的各方面都还很好。他每天早晨7点钟起床，然后就骑在专供老人活动腿脚的轮椅上，一边蹬动轮子，一边读当天的报纸。这项活动需要持续相当于骑车走五公里的时间。他打起滚木球来仍和青年人一样有劲，这使医生们感到难以理解。然而，这头从不屈服的雄狮最使人惊奇的是他的头脑，它仍然像计算机一样准确。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阅读和写作中度过的。他正在撰写一本书，这本来是一部自传，但由于他叙述自己时很谨慎，这本书最终将不能被称为自传。他想把书名定为《百年见闻录》。许多人认为，当他写到最后一章时，他将会谈一谈他一直不愿谈或没有明确谈过的话题，就是他今天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已经和50年前不同，也和25年前不同。他今天主张的社会主义已经抛弃了教条、框框和抽象的模式，而充满对自由、民主和人的盲目信仰。对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异端邪说。要是你坚持和他谈论这个问题，他就把话题引开，或说些无关紧要的话，有时则含含糊糊地承认，随后又加以否认。然而他看到了真理。他认识到：世界不仅仅建筑在经济上，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差别，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更为专制。因为它不受批评、市场和竞争规律的制约，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句空话。可以反对阿涅利这个老板，但不能反对国家这个老板。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工人遭到屠杀，[3]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被投入监狱和送进疯人院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我在斯德哥尔摩要比在列宁格勒更加心情舒畅。”这是他唯一敢于说出的，也不伤害任何人的一句话。他爱瑞典的没有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它比教条的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好处。也许在他身上又复活了他年轻时对无政府主义的热爱，那时的无政府主义意味着保卫人权。不知道在发现这个现实之前，他经历和忍受了多少痛苦。也不知道他由于对青年一代的担忧而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精神上受了多少折磨。晚年，他经受了，而且还在经受着一场悲剧，像一个神学家发现自己不再相信上帝，或者虽然相信上帝，但不再相信教会那样。
由于他头脑清醒，才智过人，我要求他谈谈意大利在7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并阐述他的观点。他这样做了，但由于他身体不太好，我们的谈话分几次进行，并持续多日：有时在福尔米亚（他有机会或在周末就去那里），有时在罗马（他在罗马的家位于阿德里安娜广场一幢房子的最高层）。一般我们都是在上午他打完滚木球后开始交谈，谈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一起不慌不忙地进餐，品尝上等法国葡萄酒。吃完饭他去午睡，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再继续谈下去。所以，这次采访进行得很慢。他讲话也很慢，回答每一个问题都慢得令人着急，如同对秘书作口授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在句号和逗号处都要停顿很长时间，毫不吝啬时间。就这样，一句又一句，一个想法又一个想法，一直谈到黄昏，我被他阐述的思想所吸引，甚至忘了开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我们谈到天黑，但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意识到。那是在他福尔米亚的书房里，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沙发床、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架和两把椅子。他的女管家皮娜走进来嚷道：“怎么了？怎么一谈起话来，天黑了都不知道？”我们也曾多次在他罗马的书房里迎来黄昏。那间书房也很小，倒很像一个小纪念堂。在长沙发的上方有一幅他已故妻子的大幅画像，那是一幅油画，还有牺牲在奥斯维辛的女儿维多利亚的照片。那不是普通的照片，不是幸福的照片，是在她进入集中营时照的，一张照了正面，一张照了侧面。她系着囚徒的条纹围裙，在一角上印有号码。为什么挂这两张照片，我百思不解。难道是为了在任何时候，哪怕是闭上眼睛睡觉以前或醒来时都记住他女儿的牺牲吗？在罗马的书房里，我们主要是核对和讨论从磁带中整理下来的福尔米亚谈话记录。
大家都知道，采访彼得罗·南尼很不容易。他本人就是记者，在他看来，与其让别人采访他，不如自己采访自己，自己写文章。这样他可以斟酌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形容词、每一个逗点，哪怕是随后全部勾掉，从头开始。他对自己写的东西从来不满意。在他担任《前进报》社长时，他一写好稿子就强迫自己马上把稿子送到排字房去，以免在最后的时刻又作修改。据此，我们可以设想，他对谈话录音能满意吗？“我不喜欢您那部录音机，它很危险。”如果你像我一样分几次去采访他，从第二次开始，每次见面时他就总要拿出一大堆字迹潦草的字条，要求对上一次的谈话作修改或补充，或者提出必须引起注意的地方。他伸出布满皱纹的食指指着，念给你听，与上次的谈话对照，这无疑是一种新提法，是经过核实并加以提炼的说法。与其说是念条子，还不如说是给你口授文章。但是口授完以后，他又要没完没了地补充修改。“去掉那个‘我’字，总是‘我’、‘我’、‘我’，这样不好。去掉那个‘他们’，换上‘我们’。把我自己同样有责任的过失推给别人，这样不好。”你真想发火，但却被他感动了：真是个正直的人啊！多么忠厚的教授，多么宽宏大量的教授啊！他在评价别人时唯恐伤害他们。他不喜欢丘吉尔，这本来也无可非议，因为丘吉尔目空一切，但他请我不要对丘吉尔品头论足。他说：“归根结底，要是没有他，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谈话。”他会见过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毛泽东、赫鲁晓夫、肯尼迪、尼克松、葛兰西[4]、屠拉梯[5]、马拉泰斯塔[6]和英国的伊丽莎白，而且不是一面之交。他常说：“记得毛泽东对我说过……记得戴高乐对我说过……”他是主张共和政体的，但有一次却不得不登上玛格丽特公主殿下的金色四轮马车。提起这事他就说：“算了吧，别对我提这件事。”在一次正式宴会上，他被安排在希腊大使旁边，他气愤地换了个座位，说：“难以容忍，令人痛心，我感到恶心！”听他讲话是一种乐趣，如同得到奖赏；但听后要把它写下来则是一种折磨，如同遭到惩罚。
因此，当整理这次采访记录时，我遇到了良心的问题：是按我的方式还是按他的方式整理？是把他在修改前告诉我的全部写下来，还是只按他非常谨慎的要求来报道？我尊敬他，同时又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小事。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好几天，有时我决定按他的要求去做，有时我又决定不听他那一套。最后我找到了一种折中的方法，也就是说，按我认为正确的方式整理，同时也接受他的某些意见。
这件事成功了。南尼读了报纸后对我说，我既没有歪曲他的思想，也没有背叛他本人。从此，在我们之间开始了使我感到自豪的友谊。这对我是莫大的宽慰，正如他的女儿维多利亚在奥斯维辛牺牲时的心情一样，因为她的父亲没有遭到背叛。有许多人背叛了他，而且这样的人很多，包括那些要选他当共和国总统的人，实际上是想借此使他光荣地退休。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好的总统，他坐在奎里纳莱宫[7]中会给我们做许多好事。但首先是他的朋友，其次是他的敌人，都没有允许他这样做，没有允许我们这样做。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阿瑟·施莱辛格在接见《欧洲人》周刊记者时谈起意大利人，他说：“要是你们自己首先不能理解你们自己，那么谁能理解你们呢？”参议员南尼，我是来请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和意大利今天发生的事件的。我知道，您是有名的悲观主义者。但是……
彼得罗·南尼（以下简称“南”）：不对，我只有在估计当前的情况时才是个悲观主义者。例如您问我今天晚上将发生什么事情，我将回答您说大概会发生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是，如果您问我在将来的若干年里将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相信人们的进取精神；因为我把人看做是任何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我确信人总是决定的因素，只有改变人才能改变社会。我在65年的政治斗争中，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人努力自我改进，也帮助战友们自我改进，这一直是我的工作。只要理解了人，这不是不可能的。施莱辛格对意大利的评价是随便说的。实际上，意大利人不比别的人更难以理解，也不比别的人坏，只是不善于合理安排自己的集体生活，不认真对待某些威胁。瓦莱里奥·博尔盖塞[8]的未遂政变就是一个例子。很明显，危险并不在于瓦莱里奥·博尔盖塞本身，而在于民主国家的解体。我们的所作所为助长了民主国家的解体，以致在遇到类似瓦莱里奥·博尔盖塞这样的事件时就手足无措。
法：您承认要认真对待一个瓦莱里奥·博尔盖塞，甚至对待以他为首的独裁制度是困难的吗？
南：您的话使我想起了1920—1922年的危机。那时，许多人对我说：“你把那个墨索里尼看得太认真了！一定是因为你和他一起坐过牢。像他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掌握政权呢？难道意大利缺乏实行专制的人吗？”“缺乏人”是什么意思？并不是需要一种特殊的人物才能成为某种形势的象征！只要有一个被吹捧的人、被认为无害的狂人、利欲熏心的人就够了。此外，1920、1921和1922年的墨索里尼是什么人呢？他在1919年的选举中仅仅获得了4000张选票。这4000张选票是在米兰这个自从他于1913年担任《前进报》社长时起就实际上处于他的统治之下的城市获得的。他那时准备逃往瑞士。他当时认为他更大的可能是到瑞士去，而不是去罗马组阁。但是他却去了罗马，这是我当时所担心的。因为我知道，生活在病态社会里的冒险家，甚至“统帅”，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所以，有人微笑着说：“今天的墨索里尼在哪里，今天的希特勒在哪里？”这是无知。要哄抬出一个墨索里尼或者一个希特勒来并非难事，只要有上百家报纸天天叫喊“他是个伟大的人物”，只要有教皇宣称“他是上帝安排的人”，哪怕是有一个丘吉尔说“他是第一个体现意大利意志的人”，就足够了。墨索里尼就是这样上台的，难道现在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哄抬出一个已经成为亲王和上校，曾经击沉盟国军舰的前第十鱼雷艇队司令博尔盖塞吗？当然，他的未遂政变显得有些滑稽，仅仅通过占领齐吉宫[9]和广播电视台就想占领意大利是不可能的，除非得到政权内部的同谋者，例如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今天，这样的政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并得到国家首脑机关中的同谋者的配合才能实现。我们不要忘记，墨索里尼正是在接到国王邀请他去奎里纳莱宫的电报以后才动身去上火车的。今天在奎里纳莱宫里没有国王，有萨拉盖特。所以需要分析的不是这一点，而是……
法：参议员南尼，等一等。您正在提出一种可怕的理论。您认为1971年的意大利和1922年的意大利有相似之处，是这样吗？
南：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很明显，1971年的意大利不是1922年的意大利。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而现在我们对它了解得太清楚了。我们不准备再次忍受法西斯主义。但是，1971年的意大利和1922年的意大利也有其相似之处，那就是我在参议院指出过的：我们在1922年的失败，并不是出于法西斯的进攻，而是由于政治领导阶层内部的软弱，由于政治家们相互嫉妒、猜疑、观望并发展成分歧。当时谁也不相信存在着威胁，大家都在观望。乔利蒂[10]在法国维希观望和等待，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在想克伦威尔的可怕的名言：“事情只有在恶化以后才有好转的希望。”今天的政治家中有多少人持有这种观点？难道不可能有一天早晨，当他们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吗？我们不要忘记，1967年的那个晚上，雅典人带着人民群众在游行中欢呼老帕潘德里欧[11]的美好回忆睡去，而第二天，当他们醒来时，上校们已经掌握了政权。[12]
法：但是，参议员南尼，意大利不是希腊，在意大利左派力量很强。
南：我们在1920年也是强大的。但是这还不够，必须使国家、政府和议会发挥作用，从而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不能总是拖延，拖延，拖延。我们近年来对这种做法的让步太多了。我多年来一直提醒人们要对相互嫉妒和猜疑、办事拖拉和行为卑鄙提高警惕，并反复说明，对法西斯上台的危险，夸大一点总比警惕不足要好。人们不听我的话。在1964年夏天，就几乎没有人听，共产党人甚至认为我的揭发是“捕风捉影”，是“掩盖中左政府失职的遁词”。但我揭发的都是事实，想想我们后来了解到的关于“武装力量情报局”和一些军事司令部的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总而言之，要问为什么佛朗哥·西乔之流能够在雷焦卡拉布里亚起到马萨涅洛的作用？为什么在拉奎拉没有政党出现？当然那是市一级的暴动。但是，他们袭击的目标是左派政党的党部和市政府，不是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党部。所以我说要对其进行分析的不是瓦莱里奥·博尔盖塞本人，而是为什么瓦莱里奥·博尔盖塞相信通过袭击齐吉宫和广播电视台可以把政变搞成功，并得到国家的感激。
法：有答案吗？
南：当然有！这次也与1922年一样，法西斯分子指望得到右派——传统的右派，一贯的右派，在选举中得票甚少但拥有经济实力的右派，在国家行政机构和军队里有基础的右派，企图吸收天民党中温和派分子的右派，企图重新建立已经日落西山的资产阶级秩序的右派——的帮助。右派则利用法西斯分子进行挑衅。因为他们需要混乱，也就是制造恐怖。混乱总是对民主的敌人有利，甚至也对共产党有利，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命为法律、秩序的卫道士。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是否对右派有利。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家在阉割改革的实质时所不能理解的一点，这就是议会外小团体的青年们所不能理解的一点，他们的暴力助长了反动派和意大利社会运动。
法：参议员南尼，您认为意大利社会运动进入议会是对的吗？
南：不，我不认为是对的。因为意大利社会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法西斯政党的特点。承认它的合法性，是我们意大利人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我们对任何事情从来就不那么认真。是的，在意大利社会运动的问题上，民主国家也没有行使它的权力，没有执行宪法第12条的规定，也没有执行1952年的“谢尔巴法”。这项法律明确禁止组织与法西斯有联系的团体或党派。但是，我对议会中存在一个法西斯式的党这个事实的重视是相对的，因为我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您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任何方式解散它，但这还不足以镇压法西斯分子。要想镇压法西斯分子，必须铲除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政治和心理根源。但是在意大利，这些根源并没有被铲除，只是在表面上看不到了。
法：参议员南尼，这正是我要谈的问题，也就是意大利人对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这种病患的态度。法西斯主义首先意味着暴力和蔑视民主，所以不能说只有它是黑暗的。难道您不认为那些还没有铲除的根源会由于极左分子的暴力而复苏吗？
南：是的，那些自称为毛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新无政府主义者的年轻人使用暴力。他们因此为别人提供了先例和借口，煽动了仇恨和恐惧。然而他们却不明白从仇恨和恐惧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但不能把他们与法西斯分子混为一谈。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种极端主义运动，法西斯就是法西斯。我们在墨索里尼统治下和萨洛共和国[13]时期所受的折磨就是法西斯的黑暗统治。法西斯主义不想把社会推向前进，而是企图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我的意思是：是的，毛派分子的暴力行为和法西斯分子的暴力行为在形式上可能是一回事，但从思想上和历史上看，他们却有很大的区别。法西斯分子很危险，因为他们承袭了我国不久前的一种恶习，在他们背后有反动势力的支持。而所谓的毛派分子并不危险，因为他们的造反只不过是幼稚的举动。他们的理想并不是可恶的，而是乌托邦的，脱离意大利的现实，甚至脱离欧洲的现实。我们看到，1968年5月，这些人在法国走上街头。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由于那个5月发生的事情，法国社会发生了演变，重新回到保守的基础上。如果说今天的法国仍然存在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它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这也应该“归功”于青年运动制造的恐惧。我在参议院曾引用过列宁的一句话，他说：“你们首先要避免制造无益的恐惧。”这些年轻人应该珍视这句话。
法：当他们在都灵用嘘声欢迎南尼的时候，您的感觉如何？在那个事件中，他们对待您的态度是卑劣的。
南：不是，那只是一个没有得到克制的插曲。我丝毫没有为此担心。他们的一个同志被捕了，于是要向代表政府的人进行抗议。在他们看来，我就是政府，应对逮捕负责……我们不要忘记，青年的极端主义是对权威的历史性的惩罚。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在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中，都多多少少存在着权威。如果20来岁的人思想方法同我这个80岁的老人一样，那是不好的，甚至同40来岁的人思维方法一样也不好。您要知道，我对他们宽容并不是出于气馁，而是出于对历史的认识。在我们的社会里，青年人造反的现象有明显的周期性。本世纪初，青年造反是最强大的运动之一。那时的青年造反也有国际背景，思想也是复杂多样的：有反对军国主义的，有反对教权主义的，有未来主义的，也有因同父辈的思想抵触而造反的……尽管形式不同。我们那时也造了我们家庭的反，我们不接受当农民的妈妈的说教。她们摇着头说：“算了吧！事情向来如此，今后还会如此。”这些，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曾是这种造反运动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
法：那么历史在重演，詹巴蒂斯塔·维柯[14]是有道理的。
南：他当然有道理。历史会重演，但不会在同样的条件下重演。那时也有极端的工联主义，也有野蛮的罢工。最典型的表现是“火柴罢工”，放火烧毁成熟的庄稼。在博洛尼亚、帕尔马和摩德纳都发生过。那时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和佃农的斗争。对我们来说，高潮是“红色周”[15]。我有幸与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在这以后，我曾被送上拉奎拉的巡回法庭，被指控犯有企图颠覆国家罪。在“红色周”之前，1909年，我们曾试图组织一次声援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费雷尔[16]的大规模的国际罢工，他因犯“思想罪”在巴塞罗那被枪决。在那次罢工中，我是卡拉拉市罢工发起人之一，因为那个城市是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共和的。我在弗利还组织过一次反对的黎波里战争[17]的罢工。那时我们认为罢工能迫使资本主义势力投降，还认为罢工是制止战争、保证人民之间和平的手段……我再重复一遍：这种怀疑一切的危机是有周期性的，有时以文化问题的形式出现，有时以社会问题的形式出现，但本质是一样的。我们那个时候都倾向于乔治·索雷尔[18]，倾向于他的《暴力论》。今天都倾向毛泽东的思想。受毛泽东的影响也好，受索雷尔的影响也好，这种现象都说明同一条规律。这条规律就是：青年人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今天的青年人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世界。青年人总是认为世界是从他们开始的。
法：参议员南尼，你们造反是由于贫困和压迫，那与今天是无法相比的。您是否认为你们使用暴力要比今天的青年人使用暴力更有道理呢？
南：毫无疑问。您的问题使我想起了一篇关于“温和派”南尼的文章。文章说，“红色周”时代的人今天要求放弃暴力。这篇文章还承认我有逻辑上的一贯性。亲爱的朋友，我身上的确有这种一贯性。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需要我们去加以保卫的东西，而在“红色周”时代，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我们去保卫它，即使有也很少。今天任何人都有思想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而在我们年轻的时代是根本没有的；今天要求改造现实社会和公共秩序并不受到禁止，而在我们年轻的时代是受到禁止的。一句话，任何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都应当包括捍卫已经取得的自由。今天的青年人只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遗憾：他们似乎陶醉于越来越时髦的暴力神话。是的，暴力是历史的接生婆。但应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使用，目前在我国不存在使用暴力的条件。是的，当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获得正义时，暴力是对压迫的最好回答。但是，我们有其他手段可以用来反对压迫的残余。如果那些青年人在思想领域里进行活动，那会更有成效。糟糕的是，并不是所有这些叛逆者都有理想，他们许多人将是明天的工业家和资产阶级分子，正如本世纪初走上街头的许多叛逆者后来成了法西斯分子，甚至法西斯主义的部长一样。请您相信：我有时怀疑他们在广场上和大学里造反是为了赶时髦，是一种发泄的方式，是一时义愤的表现，而不是经过周密思考后决定要放弃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所属的世界。
法：参议员南尼，他们给民主抹黑。他们也经常给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抹黑。他们企图通过毛泽东把与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社会当做我们的榜样。您曾经去过中国，认识毛泽东，那么……
南：是的。但与一个陌生的国家匆忙接触一次是不足以使我们了解某一场革命、某一种制度和某一个人的。我对某些访问是没有什么信心的。有一次赫鲁晓夫对我说，斯大林对俄国了解甚微。他看到我十分惊讶，就解释说：“我们为他制作电影，然后放映给他看。那些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场面都是编造出来的。”我开玩笑地回答说：“当我们来到俄国时，你们也给我们看同样的东西。”事实就是这样。即使我们去过苏联，也对它了解不多。我们去过中国，对它了解也不会更多。例如，怎样才能深入了解中国革命最后这个阶段的奥妙呢？如果解释为争取自由的革命，我看是积极的。然而，这仅仅是争取自由的革命吗？我们还必须继续观察。至于毛泽东，事情是这样的：当你去见毛泽东时，并不是去见街上随便一个有着毛泽东相貌的人，而是去会见一场伟大革命的创始人。我们就是带着这种不寻常的心情去见他的。我见到毛泽东时就像我当年见到斯大林时一样。面对面地见到斯大林，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貌不惊人、个子矮小的普通人。他彬彬有礼，他那种朴实甚至给人一种不拘小节的印象。然而不要忘记，斯大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胜利者的话），是俄国的伟大领袖。
法：让我们再来谈毛泽东。您喜欢他吗？
南：当然喜欢！也许是我最喜欢的人。但要我说出喜欢他的原因却很困难，因为这是本能的感觉。我想我喜欢他大概是因为他是农民出身。我也是农民的后裔，没有沾染任何城市资产者的习气。至于毛泽东，您想要我说些什么呢？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但其中一半的时间用来翻译我们的谈话，因为我们是通过翻译谈话的。周恩来也是通过翻译和我谈话的，尽管他在比利时当过矿工，一定精通法语，也懂英语。毛泽东和蔼可亲，他甚至问我“南尼行动”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个时候在报纸上谈得很多。所以我向他解释说，那是对天民党执行开放政策的尝试，是为了促使它向左转。他听了以后没有发表意见。很明显，这不是他谈话的主题。后来我们又讨论了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两国相互承认的问题以及传说中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遭到屠杀的问题。我觉得他是个很活跃的人。我喜欢和活跃的人在一起。赫鲁晓夫也是这样，而且更活跃。苏联领导人都是冷冰冰的，他们讲话从来不带人情味。他们不懂诙谐，总是说教。赫鲁晓夫不说教，甚至在我这样一个外人面前也是这样。他喝酒，开玩笑，取笑他的助手。谈到莫洛托夫[19]，他对我说：“您知道吗？他是匹骡子！”至于他是不是一匹骡子，我本人在与他讨论的里雅斯特问题[20]时已经领教过了。啊，回忆这些有什么用？我们不是要谈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吗？
法：是的。我有一个很多人都想向您提出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要由天主教人士和共产党人组成“联席会议共和国”，您认为这种结合不久就将实现或者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南：没有可能，我不大相信。“联席会议共和国”的模式像“智利式面条”[21]一样令人垂涎。但作为一个模式，我完全不认为它将在不久实现，不认为它是可能的。因为它没有牢固的现实基础，反对它的因素太多了：有深知自己的作用和珍视自己的独立地位的社会党，有像共和党这样的许多党所代表的世俗势力，有致力于保卫自由的意大利文化界。诚然，这样的前景对天民党和共产党来说具有很强烈的诱惑力。总而言之，两党制是他们的政治梦想。当然，有些派别正为此而努力，甚至在天民党和共产党之外也有人抱有幻想，认为“黑色神甫”[22]与“红色神甫”[23]的联合能保证几年的相对社会和平，能保持现状。我不是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吗？“向左开放”不是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吗？那时许多人认为，向社会党打开政府的大门能使意大利保持现状。但是，我再说一遍，我不太相信这件如此艰难的事是可能实现的。不可能，不可能。这话太悲观了，我不想说了。
法：我们还是谈一谈吧！哪怕只是作为政治梦想。参议员南尼，“联席会议共和国”是什么东西？对我们会产生什么后果？
南：很显然，那将是两个完整主义[24]的结合。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那就是排除一切珍视民主和自由原则的力量。是的，这两种完整主义能看到一些问题，但不能看到我认为是根本的问题，如个人自由、民主生活。有了“联席会议共和国”，我们将会看到两个教会平分权力。一个教会掌握国家的领导权，另一个教会掌握在野派的领导权。同时我们还会看到，所有中间力量和能起制约作用的力量即将消失或被镇压。社会党实际上将会消失，世俗力量集团[25]将会消失，有基督教思想倾向的，为意大利民主和世俗力量的再生做过巨大贡献的广大阶层也将消失。我讲得很抽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完整主义都是针对我们的。您看，这种结合正在引起外国观察家的幻想，正如“智利式面条”一样。事实上，共产党人参政的问题，不管有没有天民党，在国外是被当做意大利的问题提出来的。我不把这个问题当做唯一的问题，而把它当做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在于共产党。
法：这是什么意思？
南：我的意思是说，应该由他们澄清，他们将在民主联合政府中采取什么立场。在我看来，共产党还没有这样做。是的，他们有时变换手法和战术。只要想一想1944年的萨莱诺转折[26]，以及陶里亚蒂[27]与国王的会见就够了。是的，他们发表过讲话，冒过风险。但共产党人的目标仍然是在他们党的专制主义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在国际上，尽管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波兰事件持有保留，尽管他们知道苏联准备像干涉布拉格那样干涉华沙，但他们的历史地位仍然在以莫斯科为首的苏联体系之内。总而言之，共产党人是真正在向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靠近吗？他们是否准备接受以新的内容对社会主义进行修正呢？
法：参议员南尼，您认为可能吗？
南：我知道，50年来这没有成为可能，近10年来也没有成为可能。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知道，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任何从人道主义出发修正社会主义的尝试都遭到暴力和恐怖的镇压。我们知道，北京说苏联是一小撮垄断资本官僚的天堂，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监狱。我们也知道，莫斯科对北京反唇相讥，说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大的叛徒之一，只有希特勒与他不相上下”。在这些根本性的冲突中，意大利共产党从来没有明确表态。因此，把没有达到的水平说成已经达到的水平，把可能产生也可能不产生的结果说成已经产生的结果是荒唐可笑的。当然，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意大利共产党参加过政府，从1944年到1947年，我们一起参加过政府。那时德加斯贝利[28]曾为他们的温和程度感到震惊。他对我说：“你看，我不能与你在政治上做交易，因为当你给我10个时，陶里亚蒂来了，他答应给我50个。”他们今后还会这样干吗？谁也不知道。只有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看出进行另一次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历史进程的条件是否成熟。所以，我多年来说的话今天仍然有效：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应该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请相信我的话：今天意大利的关键不在于成立“联席会议共和国”，也不在于“智利式面条”。关键，甚至症结在于中左政府的危机，是这种危机使民主国家遭到削弱。
法：参议员南尼，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因为中左政府是您的创造。应该说是危机还是失败？
南：失败？我们应该把这个经验看做失败，还是应该把它看做危机，并研究怎样使它恢复生命力呢？当然，我们这方面也有错误，有过矛盾、拖拉，以致延误时机的过错。还有更糟的是：在政权上曾经有过蜕化为寡头政治的倾向，在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的关系上有过腐化和理想价值衰弱。由此产生了对一切和一切人的不信任，产生了公众舆论对政治领导阶层的失望。但是，如果说指出中左政府的错误是正确的，那么全面否定中左政府的工作就不公正了。而且右派和共产党人更希望这样否定。有一点非常重要，请不要忘记，那就是中左政府不仅要对付法西斯遗留下来的创伤，而且还要对付折磨整个世界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您想想，全世界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整个青年一代摆脱了学校和家庭传统的控制，冲入政治舞台，要成为自己未来的创造者。想想劳动者的新要求，想想自动化给劳动者带来的悲剧——人为机器服务，而不是机器为人服务。想想性解放，想想性解放给家庭关系造成的影响……
法：我同意您的意见。中左政府是在最困难的时期掌权的。在这个时期里，老的框框被打破了，文化价值在变化，人类经历着危机。但是其他国家也受到了同样的震动，他们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他们今天就不需要使用您恰当地使用过的那些严重的字眼：政权的蜕化、腐化，理想价值的衰弱。
南：我知道。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小小的联合政府仅有五六票的微弱多数。但勃兰特靠这五六票的多数却解决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譬如同苏联签订互不诉诸武力的协定和签订西德—波兰条约。在意大利，中左政府有100票的多数，但每天都在困难面前停滞不前，而且大多数困难是内部性质的，如各派别和小组之间的争权夺利、浪费精力，缺乏勇气和干劲。有时我不禁要自问：中间这一代人，也就是处在我这一代和正要推门而入的新一代之间的这代人，是不是太容易地达到了政权的顶峰？正如法国人诺贝古在答《欧洲人》杂志记者问中所说的那样：从杰梅利神甫的神学院直接进入强人的角逐场。当然，我不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我们许多人都承担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沉重负担，不幸地经历了本世纪最黑暗的年代。但是……
法：但是有些小小的障碍对他们并不是坏事。参议员南尼，您说是不是？您曾经感慨地说过：他们生来就是部长！
南：我们是公正的。我们应该说，他们的问题也是很棘手的。拿农村人口外流来说，成千上万的家庭盲目地流入城市，突然接触到另一种现实。还有学校的急剧发展，8年内，在校学生人数由不满200万猛增到700多万，但没有相应地建造校舍和制定教育方针。还有税收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和市政建设的改革以及需要整顿的大区。这是一些可怕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意大利比其他国家更尖锐。
法：参议员南尼，您现在承认自己是悲观主义者吗？
南：不承认。一切都还没有达到不能挽救的地步，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会使我们束手无策，那就是经济和货币危机，伴随政府不稳定而产生的生产危机。那时将会冲破堤防，淹没一切。但这也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挽起袖子来干，只要进行改革，只要停止对未来历史进程中的新平衡——未来10年将干什么这类事情——的无用争论。我不是预言家，也不是预言家的儿子，但我认为关于新平衡的说法的立足点是含糊不清的，它的前提——共产党的进化——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在这些难题上谈论过多，就会使人们产生幻想，使前功尽弃。天民党就有可能不再支持社会进步的政策，重新回到右派的怀抱。
法：参议员南尼，如果社会党是一个像您所期望的那样的党，那么可以同意您对悲观主义的否认。但是社会党并不像您所期望的那样，它是个分裂的党，您已经不能通过它来决定国家大事。因此，我要向您提一个无礼的，也许是很坏的问题。当您完成了党的统一时曾经说过：“我现在可以死而瞑目了。”那么今天如何？
南：今天……我感到很遗憾，但并未感到内疚。我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我应善于接受失败，何况80岁的人也没有多少复仇的机会了。然而，承认失败并不意味着把失败看做是绝对的和最后的。我已经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尽了我的努力。如果我看到共和政体和大众的民主自由处在危险之中，我还会再次作出我的贡献。我认为我的某些成就说明我已经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我的最大胜利在于意大利共和国的建立，谁也没有像我那样迫切希望建立共和国。我没有能够巩固社会党的统一，那是因为我过高估计了党员维护党的统一的自觉性。事实上，他们的觉悟和思想没能经受住考验，没有经受住1968年选举时的局部失败的考验，也没有经受住关于是否参政的争论和关于新的平衡的讨论的考验。您想让我对您说什么呢？分歧和分裂是典型的意大利现象。谁也不想等待事实来证明自己是否正确，大家都说自己是正确的。我所希望的是一个能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的党，一个致力于争取重新得到工人群众支持和恢复自1947年分裂时所丧失的地位的党，一个能在中左政府范围内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的党。如果不可能的话，那我只期望中左政府重新振作起来，把自己的政策贯彻到底。
法：参议员南尼，难道只有教条主义和教会才合意大利人的胃口吗？
南：不是，尽管他们觉得掌权者也不错。这是因为他们对几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外国奴役和本国暴君的压迫仍然心有余悸。他们所说的“我需要养家，我有六个子女，八个子女”，就是这种“余悸”的表现。由于对社会缺乏安全感，这种恐惧心理越发严重，以至以“需要养家”为借口来逃避斗争现实。或者说，他们放弃斗争是由于他们具有怀疑、破坏和取消一切的“智慧”。有了这种“智慧”，就不愿做建设性的工作。批评一切事和一切人，就等于对谁也不批评。那只能使自己处于斗争之外。在这一点上我们是非常“能干”的。但是，说只有教条主义和教会才合意大利人的胃口是不确切的。对于压迫和妥协，意大利的反应是强烈的，甚至可以说总是会起来反对的。这一点大大抵偿了在民族、社会和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消极因素。当然，与其他民族相比，我们是落后的。
法：关于取消一切的思想，施莱辛格在答《欧洲人》记者问时说，现在意大利的真正悲剧在于失去了行动党[29]。
南：施莱辛格认识行动党的领导人，对他们正确地作了高度评价，因为行动党的领导都是德才兼备的人。他们对反法西斯斗争、对共和国的建立和宪法的诞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行动党却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党，注定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原因就在于我们谈到过的那种只破不立的思想。另外，它在掌权以前便不幸地失去了最有威信的发起人——卡洛·罗塞利[30]。我认识卡洛·罗塞利，那还是在他与他的哥哥在法国被法西斯分子暗杀以前很多年的事。那是1925年，我曾给我的同志们写过一封信，认为必须把我们的斗争扩大到欧洲，不应热衷于搞暗杀这类带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行动。在这以后的一天早晨，有一个陌生人敲我的门，我请他进来。他对我讲了以下的话：“我叫卡洛·罗塞利，热那亚大学的教授。我读了您写给党的领导机构的信，我很欣赏这封信。你们很多人都存在经济上的困难，我和你们不同，我有钱。我请求您让我同您一起工作。”于是我们走到了一块，创办了《第四等级》。这本杂志的部分合作者后来成为行动党的重要人物。但是，我再说一遍，在他们那种良好的智慧中存在着取消一切的精神。所以，在失去行动党以后……
法：那些重要人物分别加入了其他政党，而你们大家都受到了那种良好智慧中的取消主义的影响，首先是你们社会党人。您的意见是这样吗？
南：是的。但是社会党遇到的困难与此不同。社会党是政治上处在界线上的党。这种处境使它左右为难，它不能很好地保卫自己的独立性。它只要向左迈出一小步就有被共产党吞没的危险；反之，向右迈出一小步则会显得过于温和。如果希望自己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希望保卫社会主义，那就要有明确的思想。
法：参议员南尼，您说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今天，您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50年前的社会主义了。
南：是50年前的社会主义，也不是50年前的社会主义。因为50年前所说的社会主义有一部分是空想的，今天看来也还是空想的。它经历了每天的斗争现实——工人的斗争和农民的斗争。但它那时还没有“未来城”[31]作为自己仿效的样板，而今天却存在着具体的样板。有两种社会主义的样板：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和瑞典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但那种社会主义是封闭的社会，没有任何个人自由和民主生活，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压迫是残暴的。瑞典的社会主义把人类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群众的民主生活推到了最高水平，可是并没有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我在斯德哥尔摩而不是在列宁格勒感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是，问题并不是通过简单的选择就能解决，因为问题的解决要靠两种经验的综合，也就是把交换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同人的最大自由结合起来的制度。人的主要目标究竟是什么呢？是获得最高限度的自由，不受剥削，没有暴政……但是这种话拿到学术研究小组去谈更合适，在关于70年代的意大利的答记者问中是不适合的。
法：我不同意这种看法。70年代的意大利有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所有意识到不能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不能接受通过扼杀自由来实行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的人都关心这个问题。您认为您的社会主义是可能实现的吗？
南：是可能实现的，尽管我不知道以什么具体形式去实现。我对您这样说，是因为我已经不再犯预先设想未来社会的毛病。每个人迟早都会犯这个毛病，不过我已经获得免疫力了。另外，这样的社会主义不是正在意大利和世界大部分地方成为现实吗？一百年来，社会主义一直是人们为自由平等而斗争的动力，为个人和民族独立而战斗的推动力。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深入到各种社会里，甚至深入到那些似乎不存在的社会里。它不仅改变了生活条件和阶级关系，而且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们的思想方式与生存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实践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概念产生了新的内容。它向我们表明，在民主社会里，国家逐渐成为公众所有。而在共产党国家里却不是这样。马克思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特殊的政权形式。但是，在共产党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成了共产党对整个社会和劳动人民的专政，在党内成了领导机构对全党的专政，在党的领导机构内成了像斯大林那样的神化了的领袖的专政。总而言之，大家已经看到：如果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精神作为指导思想，甚至无产阶级革命也能蜕化为官僚政治、技术官僚政治、警察和暴政。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身并没有解决生产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和自治化的问题。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发展成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它与私人资本主义没有区别，而且还像私人资本主义那样进行压迫和互相排斥。事实上，以公式表达的原则总是令人神往的。人们总是不能意识到，当原则转化为现实时就会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原因就在于它来自一个公式。
法：事实上，很多意大利人相信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包括您在内。但您第一次去俄国时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吗？
南：当然意识到了。事实上，我那时也是社会党人而不是共产党人。要认识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去俄国。我们社会党人一向不承认苏联的模式。当苏联在军事上还没有赶上美国时，我们捍卫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那是事实。因为我们当时把这些事情看做是俄国社会落后造成的困难，看做是在一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国家里进行工业化所造成的困难。另外还有我们当时正从事反对纳粹法西斯的斗争，我们不得不在国内寻求共产党的合作和在国际上寻求苏联的帮助。您会说：怎么会这样？没有看到莫斯科的审讯吗？没有看到审讯后大部分领导过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遭到屠杀吗？您知道，当时我在我们于巴黎出版的《新前进报》上发表了四篇文章。在那四篇文章里，我谴责了莫斯科的审讯，否定了它的任何道德和法律的意义。但我没有下生硬的结论，也没有为此而宣布会轰动舆论的同苏联决裂。为什么？因为我们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在西班牙战斗。当然，我们共同冒着危险这一点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成败，从政治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的胜利对纳粹法西斯将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而我们的失败将加速希特勒走向战争的进程。我们用的步枪是苏联的步枪，我们拥有的少量坦克是苏联制造的，只有苏联帮助我们。法国和英国只是在口头上同情我们。使我震惊的是后来的事，即匈牙利事件[32]。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始终不能相信的唯一的事情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怎么可能用坦克镇压人民的运动，一场要求自由的人民运动？
法：就在那个时候，您退回了斯大林和平奖金。
南：我不喜欢“退回”这个词，因为它带有戏剧性的色彩，这与我的气质是不相符的。应该这样说：1952年，我接受了那项奖金。在匈牙利危机爆发的同时，爆发了中东危机，我想这笔和平奖金应该用于和平。于是我把这笔钱捐赠给国际红十字会，用于匈牙利难民和英法与埃及间的战争的受害者。但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法：为了表明在意大利还有正直的人。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意大利。您怎么看意大利在整个欧洲的地位？
南：谈论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意味着谈论欧洲。当美国专栏作家艾尔索普[33]说欧洲不存在，欧洲无足轻重时，他讲的是一个冷酷的现实。我也认为世界的未来不再取决于欧洲，也不仅仅取决于美国。还有一个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应该考虑的亚洲因素，我指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日本、印度。如果欧洲能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合，它将在世界上起巨大作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伟大思想。25年过去了，欧洲没有联合起来，也没有在为联合作努力。各个国家的本位主义压倒了共同的利益。在意大利甚至连卡坦扎罗和雷焦卡拉布里亚，以及拉奎拉和佩斯卡拉各市之间的本位主义都没有克服，这就不难理解各国之间的本位主义了！在欧洲联合问题上表现出本位主义的首先是英国，接着是法国，这成了戴高乐的历史性错误。从这方面来看，戴高乐对欧洲做了一件大坏事，对法国也是坏事。是的，法国避免了痛苦的考验，戴高乐大概是唯一能够取消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可怕冒险的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的行为起了拖延的作用，在自由、民主和外交方面起到了这种作用。欧洲没有联合起来也是由于他的过错。
法：您也认识他，是吗？
南：是的，战争一结束我就认识他，与他一起讨论对意和约。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我并不以为他很有吸引力，因为他把自己置于所有人之上，这不能不使人讨厌。但是在与我国的边界问题上他是开明的。例如在瓦莱达奥斯塔的问题上，他拒绝了军人和政治家们要求法国并吞瓦莱达奥斯塔的建议。但在布里克和坦达问题上，他却接受了同样的建议，他对我说这是要对意大利进行“道义上的制裁”，因为意大利毫无理由地参与了反对法国的战争。您看，对于戴高乐主义，我推崇它的地方是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反对法国无条件投降。但也有我所不能接受的戴高乐主义，就是直到1958年，他还存有君主政体观念的残余。[34]戴高乐反对欧洲联合就是从此产生的。您会对我说：但是他否定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有在接受欧洲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否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各国已经不能单独摆脱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影响。如果说今天世界现状是处在苏美两国平分势力范围的基础上，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实现欧洲联合。关于这一点，我没有怀疑。
法：参议员南尼，怀疑在您的一生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
南：总是起很大作用。我常常怀疑，有时甚至有些过分。我与葛兰西进行过一次关于怀疑的争论。我记得勒内[35]说过：“如果没有怀疑，我们就失去了对事物的确切评价；确信的癖好是通往狂热的前厅。”有了确信的癖好就会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我随时准备听取别人的意见，以便从中得到积极的东西。怀疑并没有使我无所作为，因为怀疑要求自由，不一定会引起信念和战斗意志的丧失，即使可能犯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
法：不可避免的痛苦、牺牲和忧愁，这些您都经历过，而且保留到今天。参议员南尼，您有没有想过这是否值得？
南：从来没有。甚至现在已经到了晚年，我也没有觉得不值得。当我回忆过去，回忆我年轻时的理想和一生所付出的代价时，我也不感到惋惜。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因为我觉得为了人类的进步而斗争是值得的。请相信我的话，是值得的。我亲眼见到三代人的成长：我自己，我的儿子和我的孙子。现在我即将看到我的曾孙这一代人的成长。我看到他们时是这样想的：几十年的奋斗并没有白费，今天的生活比我那时好多了。是的，今天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艰难。与我出生时的年代不能相比，更不用说我父亲和祖父出生的年代了。我们现在的文明生活的水平要比过去高得多，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在自由方面也是如此。我感到您似乎在这个充满动荡和不满的意大利面前不知所措。我理解您。而且我还认为，每一个不知所措的人都是对我们的警告，而我们却往往不听。但是要注意，当你对事物的各个部分孤立地进行分析时，似乎一切即将崩溃。但从整体上对它加以分析时，就会发现整个结构是稳固的。
法：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恐惧、暴力和对现实的不满呢？
南：因为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或者很多问题又接着产生。这是人的特点。人总是不安于现状，永远不会说：“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要是这样说就不好了，人们就会止步不前，苟且偷安，失去改善生活的动力。也就是说，不去经常寻求更美好的东西。亲爱的朋友，观察生活需要智慧上的悲观主义，需要怀疑和批判的眼光，但同时也需要意志上的乐现主义。有了意志，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救药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我在开始时就说过：我相信人。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
法：谢谢，参议员南尼。
1971年4月于罗马
[1]朱塞佩·萨拉盖特（Giuseppe Saragat, 1898—1988），意大利政治家。1964—1971年任意大利总统。
[2]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 1934—2000），意大利社会党书记，1983—1987年任意大利总理。1994年在有关贪污受贿案件审判中被缺席判处8年零6个月监禁，此后又因另外几起贪污腐败案件被判刑。
[3]格但斯克即但泽，波兰北部沿海地区最大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什切青是波兰第七大城市和波兰在波罗的海最大的海港。1970年12月格但斯克、什切青等沿海城市的工人、学生、市民抗议政府提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举行罢工，后来发展成流血冲突，最终导致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下台。
[4]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6年被捕，死于狱中。
[5]菲利普·屠拉梯（Filippo Turati, 1857—1932），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意大利社会党右翼改良主义派首领。
[6]埃里科·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 1853—1932），意大利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
[7]意大利总统府，前为王宫。
[8]瓦莱里奥·博尔盖塞（Valerio Borghese, 1906—1974），二战时意大利潜艇部队司令。战后从事新法西斯主义活动，1951年成为法西斯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名誉主席。1968年创立“民族阵线”。1970年在罗马郊区训练别动队，企图组织右派政变，阴谋败露后逃亡西班牙。
[9]意大利总理府。
[10]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 1842—1928），意大利自由党领袖，曾五次出任意大利首相。1921年大选时遭惨败，辞去首相职务。
[11]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ios Papandreou, 1888—1968），希腊政治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领袖，三次出任希腊总理。
[12]指1967年4月21日希腊军人发动的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建立军人独裁统治。
[13]正式名称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罢黜。9月23日墨索里尼在纳粹德国的支持下，在意大利北部小城萨洛宣布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自任领袖兼外长。1945年4月25日，萨洛共和国宣告解散。
[14]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历史学家，历史循环论者。被誉为“意大利的黑格尔”。
[15]1914年6月，由意大利社会党发起和组织的总罢工。
[16]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 1859—1909），西班牙教育家和出版商，无政府主义者。1909年被西班牙政府以煽动总罢工罪判处死刑。
[17]即意土战争。1911年9月，意大利为夺取土耳其的北非属地的黎波里，借口其在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利益受到侵犯，向土耳其发动战争。1912年10月战争结束，意大利获得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
[18]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认为通过动员非理性力量进行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方式。
[19]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1890—1986），苏联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二战时期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0]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争端。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亚得里亚海北岸的出口港。1945年被南斯拉夫占领。后规定建为自由港，由英美和南斯拉夫分甲乙两区管辖。1954年甲区交意大利管辖。1975年，正式划定意、南两国的领土和领水界线。
[21]意大利政治术语，指意大利共产党主张的按智利方式通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22]指天民党人。
[23]指共产党人。
[24]指企图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严格贯彻独家学说的思想倾向。
[25]指意大利自由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党，因为它们不属于教会。
[26]指1944年陶里亚蒂从苏联回到意大利后，宣布意共加入巴多利奥资产阶级政府，支持议会民主制度。萨莱诺为意大利南部港口，是巴多利奥政府所在地。
[27]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 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7年葛兰西被捕后，成为意共主要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意资产阶级政府，先后任政府不管部长、副总理、司法部长等职。1956年提出“结构改革论”，主张在资本主义宪法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28]阿尔奇德·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 1881—1954），意大利政治家，天民党创始人之一。1945—1953年连续八次担任意大利总理职务，是意大利历史上连任最多的总理，也是二战后意大利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
[29]1942年7月建立的反法西斯政党，后分裂，部分加入社会党，部分加入共和党。
[30]卡洛·罗塞利（Carlo Rosselli, 1899—1937），意大利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反法西斯主义积极分子。1929年创建了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正义与自由”。
[31]意为“理想的社会”。
[32]即匈牙利十月事件，又称1956年匈牙利革命，是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发生在匈牙利的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被平息。事件共造成约2700匈牙利人死亡。
[33]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 1910—1989），美国记者和报刊专栏作家。
[34]指1958年戴高乐上台后，通过独裁宪法成立第五共和国，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总统一身。
[35]欧内斯特·勒内（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著有《耶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