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罗敦·西哈努克生于1922年10月31日，在金边和西贡完成了他的学业。在其外祖父去世后，1941年9月，他被确定为柬埔寨的国王。1953年，他流亡泰国，与此同时，柬埔寨摆脱了法国殖民主义的奴役。1955年，为其父亲而退位，被任命为总理。1963年，成为终身国家元首，掌控所有的权力。越南战争中，他先持中立立场，后又倒向北越一边，开始和中国来往。在1970年的政变中，他被废黜，得到北京的收留，从而又支持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也是红色高棉允许他于1975年重返祖国，但是剥夺了他的部分权力。1979年，越南侵略柬埔寨后，他又一次流亡，持续12年。1992年回国，次年重新加冕，直到2004年10月7日退位。从那时候起，他被视为“父王”，继续行使一些自己作为君主形象的礼仪职责。他以怪诞和异乎寻常的生活作风而闻名，他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网站（www.norodomsihanouk.info），这是一条有关政府活动的真正的信息渠道，也是有关他酷爱当歌唱家和导演的新闻来源。
他在铁托为他安排的布里俄尼岛上的一所别墅里接见了我。他在那些拒绝承认朗诺[1]的柬埔寨的国家里已经旅行了几个星期，南斯拉夫是这次旅程的倒数第二站。之后，他将离开这里前往罗马尼亚，再由罗马尼亚回北京。从1970年3月起，也就是从朗诺在美国的同意下废黜了他，并取代了他时起，他一直在北京过着受人尊敬和爱戴的生活。
铁托以接待一个现任国家元首应有的礼仪在贝尔格莱德接待了他，并以同接待一位国王和朋友相称的规格招待他去布里俄尼岛，似乎他们是莫逆之交，也许他们具有相同的反抗精神，并对当今变得越来越艰苦的争取独立斗争的方法存在一致的见解。显然，西哈努克为此而感到高兴，因此他向我伸开双臂迎上前来。我们决定见面几乎已有一年之久。我们之间的书信和电报来往频繁不断。只要是北京来的电报，我不用打开就能知道是谁拍来的，是西哈努克拍来的。他曾在红色高棉游击队占领下的柬埔寨做过一次旅行，这是向朗诺发起的一次绝妙的挑战。我知道他早就想去那里，我以为他将不会从那里活着出来。当我从报上获悉他不仅到了那里，而且还好端端地回来的消息，我想见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电报和书信的来往成倍地增加。后来，我收到了他要我去布里俄尼岛的邀请。在那里我进行了这次长达7小时的采访。
由于午后1点半钟他邀请我吃饭，这次7小时的采访被分成了两段。他可以放弃一切，唯独不能放弃进食，而且食必珍馐美味。他喜欢食物的程度至少可以同他对自己祖国的热爱相比拟。他曾经成功地使这个国家在16年中没有发生战争，然而他遭到废黜后，这个悲惨的国家便成了一片血海。如果是我，决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餐桌上。听他讲话是一种乐趣，我敢说是一种安慰，西哈努克是一个你愿意怎样形容他都可以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可恶的说谎者，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一个骗子，一个冒险家，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小丑。但即便你这样评价他，你也不能否认在一个似乎只产生灰暗的、迟钝的和令人讨厌的政治人物——总之只产生缺乏想象力的人物的时代中，他是个奇迹，连美国人也承认这点。他们有一句名言：“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不一致，像西哈努克那样的人在地球上是绝无仅有的。”在餐桌上，我一心想赶紧吃完饭，尽快回到我的录音机旁。他的妻子——莫妮克公主对这次采访并无好感。几个月来，她一直担心丈夫和我之间将进行的这次会见。她对丈夫说：“谁知道你会对她说些什么！谁知道她会诱惑你说些什么！”但是他耸了耸肩膀回答说：“我喜欢冒险。”事实上，难道这不是一次有着胜利把握，其结果也会在他意料之中的冒险吗？认识他导致了我对他的理解。这也正好说明，在认识他之前，我一点也不理解他。当时，我真的摸不透他。我没有能把他政治家的责任感同他的花花公子的一意孤行调和起来。例如，他创作歌曲，指挥爵士乐乐团。他拍摄可笑的电影，并在电影中充当男主角，由他的妻子充当女主角，然后，像课税一样，把电影强加给他的臣民。有时，他扮演现代开明政治家的角色，有时，又扮演腹中灌满奶油鹅肝和鱼子酱的昏庸暴君。不论是在发生朗诺政变以前，还是在那以后，我听说过不少有关西哈努克的事：为了同意让越共游击队驻扎在柬埔寨，他向他们收取费用；为了请求美国人宽容越共游击队驻扎在柬埔寨，他同他们保持各种关系；他的岳母向每辆来到西哈努克市的北越卡车征收交通费。还听说过他为区区小事而大发雷霆的事以及他散播的种种谎言。每一次我都在微笑中阅读他的来电或起草给他的电报，但我对此仍有所保留。我把他看做一种可以取乐的玩意。
然而我在布里俄尼岛见到的西哈努克并不是可以取乐的玩意，而是个自感绝望的人。尽管他性情乖戾，但他恰好代表着那些仗义执言者，他们敢于向威胁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的任何人说“不”。如果一个人错了，那么犯错误是他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与众不同，那么这也是他的权利。西哈努克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他不是个有才能的政治家，而是个艺术家。他更乐于创作歌曲、戏剧和指挥乐团，而不是去主宰别人的命运。他不否认自己当君主的历史，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否定自己是个恶习很深的轻浮子弟这样的细节。让采访记录本身来说话吧，这些记录所显示的是最真实的自画像之一。遗憾的是书面语言不可能表达出他那刺耳的声音，不可能表现出他那双闪烁着怒火，并不断转动着的小眼睛和他那不停地挥动着的细小胳臂。我们作为朋友而相见，又作为朋友而分手。他甚至向我许下诺言，他将去说服周恩来发给我签证，我则答应他，在我到北京时给他带两公斤新鲜奶油鹅肝，作为对他的酬劳。但我白白地等了几年。临分手的时候，他赠送给我书籍、照片和唱片，唱片中灌制了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阁下的歌词和乐曲。实际上，现在西哈努克正在为中国人谱写歌曲。这不奇怪吗？
我始终没有得到中国的签证。显然，连西哈努克也没有说服周恩来。他也因此而失去了两公斤奶油鹅肝。不过，西哈努克给我发了一封电报，感谢我所发表的采访记，聊作弥补。而且电报写得很长，且写得很亲切，没有计较电报费用的多少。我还应该说些什么呢？西哈努克是唯一的一位屈尊亲自来电感谢我为其作报道的国家元首和有权威的人。这真是一件少见的事。仅就这点而言，他也应该得到两百公斤的奶油鹅肝。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谈到西哈努克，我认为，最令人惊讶的事是：人们听他说话，越听越想听；人们讨论他，越讨论越不能理解他。殿下，尽管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一下，通过这次采访来给他画像？从下面这个具体问题谈起：他是否觉得自己最近几年变了很多？
诺罗敦·西哈努克（以下简称“西”）：变了？我真的变了吗？噢，小姐，我没有变。尽管现在我不在金边生活，而在北京生活，但我始终是同一个西哈努克。他有点与众不同，您愿意说他有点古怪也未尝不可；他有点不被人理解，您愿意说他是个难以理解的人也未尝不可。但是他的信念坚定不移，人格不变。举例来说吧，我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人。我还是认为自己是粉红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我并没有沉默不言，而是继续不顾一切后果地竭力表明我对各种事情和各种人的看法。我无意作为一个流亡的花花公子而告终，而愿意重返金边，了却我绞死朗诺的夙愿，作为有德之士而告终。昨天的西哈努克与今天的西哈努克之间存在的唯一区别是，今天的西哈努克再也不会把卖国贼错当做爱国者，而把爱国者错当做卖国贼。现在我已百分之百地站在红色高棉游击队一边。我同他们一起肩并肩地为打败美国人和建立共产党的柬埔寨而战。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我的国家和不失自己的体面。小姐，您可知道，失体面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失去王位并不有失体面，有时取得王位或保持王位反而有失体面。我对成为裕仁天皇式的人或成为精于养马术的伊丽莎白式的人丝毫不感兴趣。
法：殿下，您过去有过个人野心吗？
西：过去也没有。可以说，我过去的生活有点奇怪。我这个国家元首有点奇特，而且不是社会主义的。我喜欢赛车，热衷于追求享乐，指挥爵士乐团……一般说来，国王和总统是不指挥爵士乐团的。我吹过萨克斯管和单簧管，谱写过曲子，到小城镇去同我的人民一起演唱。但这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柬埔寨人爱好音乐。为什么一个国家元首只能组织讨厌的舞会和狩猎山鸡，一本正经地去接见大使呢？我不仅让他们唱歌，而且还让他们去劳动。是的，是的，我让他们同我的部长们一起去劳动。是的，是的，我让他们乘卡车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帮助他们收割稻子，建造粮仓，修筑堤岸，掘土翻地。看着他们手拿锄头也是一件乐事，我感到莫大的兴趣。因为在亚洲，一个呆子一旦取得文凭，或能提起笔杆，便自以为是个知识分子了，便认为弯腰参加体力劳动是有失身份的事。您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高贵阶层。当然，这一阶层的人会把我说成是疯子、狂妄自大者和伤风败俗者，把我这种奇特的做法说成是丑恶可耻的，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是接近和了解群众的聪明方法。我还干其他的工作。譬如，写剧本，并作为导演将它搬上舞台，又作为演员参加演出；从事文化事业，为红十字会募集资金，我以此为乐事。另外，我还担任影片的导演，噢，许多人认为我的影片一文不值，甚至把它说成是令人讨厌的东西，说我既不懂朗诵，也不会使用电影摄影机。但是我推崇电影，他们的闲话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我回答他们说：“为了教育人民，仅此而已。”就像影片《吴哥上空的阴影》那样来教育人民。您听说过这部片子吗？
法：殿下，我没有听说过。
西：哦，它以故事的形式描述了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贿赂我手下的一名将军而策划的一次军事政变。由于法国使馆和中国使馆提供了情报，我粉碎了这一阴谋。实际上，我的秘密机构一文不值，因为它是由朗诺领导的。背信弃义的那个军官逃到了森林里，我的士兵们跟踪追击，杀死了他。我做了些什么呢？我从中汲取了电影的题材。我既是这部影片的导演，又在影片中担任主角。我以此来表明美国威胁着我们的独立和中立，迫使我们同它结盟，加入它的反共十字军。早在那时，我就拒绝反共。共产党人对我们一直是很尊重的。我不明白，既然某个人认为共产党好，那么为什么他不应该成为共产党人。再则，我愿意同所有的人结交。电影可帮助我说明上述的一切，而不是仅仅讲述无聊的爱情史。哎，是的，小姐，当时的情况不同于现在。那时，柬埔寨没有战争，我能够根据我的思想和爱好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情趣中统治国家。我驾驶着漂亮的小汽车。我有一辆蓝旗亚小轿车、一辆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和一辆奔驰250SL小轿车。
法：所有这些您在北京都不缺吗？
西：小姐，我都不缺。我向您发誓，我什么也不缺。我要比您想象的更通情达理。一个忍受过像我所忍受的侮辱和诽谤的人，您真的以为他还会把赛车和寻欢作乐看得很重吗？一个像我现在这样为自己的祖国每天遭到B52轰炸机多达260次的空袭而难受的人，您真的以为他会为失去昔日的甜蜜生活和爵士乐团而感到惋惜吗？我丝毫也不感到惋惜。我处在极度的悲痛中，也无心回想过去无忧无虑的生活。往事一去不再复返。如果我重新得到我的蓝旗亚小轿车，我的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我的奔驰小轿车，我将不知道用它们来干什么，我几乎会把自己看成是个小丑。再则，我在北京什么也不缺。我不是出于虚伪才说这样的话。中国人待我确实很好。
法：殿下，您现在还吹奏萨克斯管吗？
西：不，我不再吹奏了，我也不再吹单簧管。但周恩来给我安排了一架上等的钢琴，这样我可以继续作曲。在这三年中，我写了好几首歌。其中有一些歌在中国各学校和革命公社中演唱，譬如，那首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的歌曲，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啊！可爱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我们目前经历的痛苦正是中国过去的经历。她的全力支持使我们完全相信，对未来的悲观失望必将一扫而光。”我还写了其他许多歌曲，献给我们的朝鲜朋友、北越朋友、老挝朋友、非洲和阿拉伯朋友。我没有感到烦恼。暂且不说我有不少的事情需要同我的部长们一起处理，有不少讲稿需要起草，有不少文告需要通过电台向他的人民宣读。而且由于中国不再是固守某一教义的国家，而是一个开放的自由国家，经常有旅游者来北京，其中有人想结识我，向我询问一些事情。这些旅游者中有美国的大学教师、记者和学生。我还经常参加体育运动，打乒乓球。我经常要求他们为我放电影。一开始他们只给我放映中国的革命影片，现在他们也给我看看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影片。中国人是如此的慷慨大方。这次我到那些承认真正的柬埔寨，承认西哈努克的国家去旅行，需要两架飞机，一架供我和30名随行人员乘坐，另一架载运我的行李。于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一架总统级的飞机伊尔–62和另一架四引擎飞机伊尔–18。机组人员是中国人。如果我需要武器，他们就给我武器；如果我需要衣服，他们就给我衣服。只要我提出要求。
法：殿下，您变得如此穷困了吗？
西：穷困？我早已身无分文了，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既没有汽车，也没有住所，一无所有。我仅存的东西是在郎诺发动政变时留在科特达祖尔的一个小小的行李。要是中国不帮助我，我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着落。朗诺—施里玛达[2]集团没收了我的全部财产：地产和个人用品。他们甚至把我的狗和我妻子的首饰也都拍卖了。有人说莫妮克把首饰安全地存放在香港，这是可耻的诽谤。她从未去过香港，她的首饰都留在金边。朗诺的军官把这些首饰连同她的衣柜和我的汽车一起都卖掉了。小姐，我成了一个比无产阶级还穷的人，现在我已经是个无产者了。
法：啊！那么谁替您支付在中国生活所需的费用？
西：中国人，全部费用都由他们支付。他们不仅承担我一家和跟随我而来的100多名柬埔寨人生活所需的开支，还承担我在世界上开展外交活动所需的费用。但是他们考虑得十分周到。为了避免给人以养活我们和恩赐我们的印象，总之，为了避免给人以有损我们尊严的印象，他们把我们当做一个现任的政府，同它签订了明确的财政协议。协议规定向我们提供长期的无息贷款，偿还期是柬埔寨取得彻底解放后再过30年。假设明年红色高棉游击队进入金边，那么我们将于公元2004年偿还他们1970年5月以来为我所花费的钱。不仅如此，我们将可以用美元、瑞尔[3]，或其他任何货币支付，且不必一次全部付清，每年支付一定数目就行。如果某一年我们缺钱，那也没有关系。您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名义上的偿还，是为了不伤害我们的自尊心而采取的策略。啊，中国是个非凡的国家。谁是亚洲人，谁就不能不为她而感到骄傲。中国不输出坦克和士兵，而是输出尊严和对别人的尊重。
法：殿下，您经常同周恩来见面吗？
西：经常见面。他是我最真诚的朋友。他是个高尚文雅的人，他关心体贴别人，懂得人情世故。有人不理解我这个非共产党人怎么会成为周恩来的朋友，我回答他们说：“他可是个比我这个亲王还要亲王的人。”当我需要见他时，就打电话问他：“我可以来找您吗？”他回答说：“不劳您的驾，我来看您，马上就来。”我提出异议说：“不，您有那么多事要做，应该由我来拜访您。”他说：“不，不，您别客气。我现在就停止工作，马上到您那里去。”后来他来了，还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吃饭。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时间来看我的。他日理万机，中国政府所有的繁重工作现在几乎都落在他的肩上。我的意思是说，毛泽东过着越来越隐退的生活，毛泽东承担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移到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事实上已经完全继承了他的工作。因此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找到时间同西哈努克交谈的。然而他却能找到时间。有时，他甚至邀请我和莫妮克上他家去吃饭。他帮助妻子准备晚饭，让我们尝尝家常便饭，然后带我到花园去散步，天南地北地跟我聊天。是的，我们的友谊是真正的友谊。这种友谊并不是最近才产生的，而必须追溯到十年前在亚洲国家第一次会议上我认识他的时候。当时，他迎面向我走来说：“西哈努克亲王，让我们建立起友谊吧！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永远不干涉你们国家的事务。”我回答说：“我没有更高的要求。”我们互相紧握着手。他又说，他准备援助柬埔寨。我告诉他，我需要使国家工业化。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为我盖起了六个工厂……工作做得尽善尽美。他的技术人员到柬埔寨后长期埋头苦干，最后悄声离开，既没有大肆宣传，也没有扶植叛乱分子。显然，当他请求我帮助北越人和越共游击队时，我是非常愿意这样做的，何况，这有哪一点违背我的利益呢？
法：殿下，您从来没有向周恩来谈起过您让外交官唱歌的事吗？
西：噢，没有！从来不谈我当花花公子时干的事情，就像不谈我有5个宠妃的情况一样。何况，我不相信周恩来能够理解。中国人是那么的慎重和严肃，他们从不触及某些话题，至多也不过是暗示一下，而口气是那么的郑重。总之，他们不像我们那么随便开玩笑……
法：请原谅，您谈到了5个宠妃吗？
西：是的，小姐。我有5个宠妃。我的13个子女中的11个是她们生的，现在有两个在柬埔寨，同红色高棉游击队一起在战斗。我的妻子莫妮克仅生下两个儿子：在布拉格学习的诺罗敦·西哈莫尼和在莫斯科学习的诺罗敦·诺林德拉蓬。我的祖父有60个妃子，我的曾祖父有300个妃子。与他们相比，我有5个妃子不算多。我的父亲情况不同，他除了妻子，即我的母亲外，只有一个妃子。假若我效仿他的话，我不会感到遗憾。可是在我1941年至1955年当国王期间，母亲不愿意我结婚，因为她不喜欢出现第二个王后同她竞争。她说：“你现在结婚还太年轻！”她只允许我有妃子，很快我就有了5个宠妃。实际上，在我退位后同莫妮克结婚的日子里，我感到这样做很好。现在我已经51岁，我真的只满足于一个妻子。这不仅是因为莫妮克长得聪明漂亮，有教养，能理解人（当然我希望她是忠诚的），还因为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占有5个女人。我也不能把她们收留在北京，因为中国人马上会为这一丑闻而感到愤怒，或者他们会让我吃避孕药。我们不谈这些。美国人喜欢一些无聊的事，而真正的西哈努克并不是个迷恋于后宫的人物。他是一个在1954年禅位，而让人们自由选举他的人，是一个成功地使柬埔寨保持和平达16年的人，最后他还是一个有洞察力，并善于向那些“聋子”们提出下述忠告的人：“你们别受美国人的诱惑。跟他们走，我们连用山姆大叔的美元买下的第二个泰国也当不成，而会成为第二个越南。”
法：殿下，您一直都是这样憎恨那些美国人的吗？
西：噢！噢！早在我只有妃子，还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时起，我就憎恨他们。我永远也忘不了1953年我与他们的初次接触。那时，我正在说服法国人离开柬埔寨，红色高棉游击队却找我的麻烦，指责我是个卖身给法国人的叛徒。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有人告诉我说，美国人不同于法国人，他们信仰自由和民主，不搞殖民主义。于是我飞往华盛顿，要求同福斯特·杜勒斯[4]会晤。我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要求他支援，而他却傲慢地回答我说：“您回家去吧！陛下，您应该感谢上帝把法国人安排在您的身边。没有他们，胡志明在两周内就能把您吞掉。再见吧！”从那天起，我就憎恨他们，憎恨他们这帮人，憎恨他们的假民主、假自由和在基督教文明的幌子下所干的帝国主义行径，憎恨他们对我发动的政变及其他类似的政变。
法：殿下，您可知道1970年6月间人们说了些什么吗？人们说，发动反西哈努克政变的正是西哈努克本人，他为了摆脱当时难以支撑的局面。
西：什么？这种说法实在不光彩，是相当愚蠢的。如果我真是为了摆脱困境，甚至如此的不择手段，那么，为什么我还要反对朗诺呢？为什么要待在北京，而不到科特达祖尔这个有我爱吃的新鲜奶油鹅肝的地方去享清福呢？说真的，现在尽人皆知，要推翻我的是尼克松。他们梦寐以求的，是那并未能得逞的反对卡斯特罗的吉隆滩事件[5]在我身上重演。多年来，他们纠集了出生于柬埔寨的泰国人和越南人，把这些人组织成突击队，沿着边境潜入柬埔寨境内，在朗诺的支持下挑起动乱。咳！我犯了一个错误，选择朗诺作为我的助手，成为我的总参谋长和总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是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劳的卖国贼，而是把他当做一个爱国者。在法国人时代，他同我一起工作，同我一起为柬埔寨的独立而战。谁能想到美国人竟会利用他呢？况且他是这样的一个白痴！他什么也不懂，总是用牛一样的眼睛瞧着我，在祈祷中打发时间。更糟糕的是，在擤鼻子之前，他得求签问卜，看擤鼻子时的星相是否吉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说谎骗人。多么令人恼火呀！我还对范文同这样说过：“历史上不乏卖国贼，在我身边出现朗诺也不足为怪。但通常情况下，卖国贼总是聪明的，永远也不是朗诺那样的笨蛋。我为我们的种族而感到羞耻，因为它产生了像朗诺那样的白痴。但比白痴还要白痴的不是朗诺，而是选择了朗诺的西哈努克。哦！我并不为自己而感到骄傲。”小姐，实际上，我是个天真幼稚的人。
法：殿下，您是个天真幼稚的人吗？
西：有时天真幼稚得像个孩子。人们以为我像马基雅弗利那样的不择手段。马基雅弗利给他的君主出了不少妙计，但结果反而受了君王之骗。我比他更为糊涂。我的外交手腕似乎表现得不正派，给人以居心叵测的印象，但实际上，我连耍滑头都不会。因为我总是害怕暗箭伤人，总是担心同对手当面翻脸。更糟糕的是我说话直爽，毫不含糊。这是不择手段呢，还是天真幼稚？啊！谁都会犯错误，每个政治家的生活中都有错误。但是信任朗诺，受他的骗这样的错误是不应该犯的。这个错误实在太大。您想想，他向我射出暗箭，把伪装成柬埔寨的泰国人和越南人收留在我的军队中，我居然没有发现。有一天，他到我这儿来说：“西哈努克亲王，我已经说服那些突击队投降了，他们已经翻悔。他们承认是受了美国人的利用，并表示愿意为柬埔寨的中立而战，希望得到您的宽恕。我们要收留他们吗？”我回答说：“收留他们。”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次对话中，我自己扮演了一个傻瓜的角色。听了这些，人们会想：“哦，原来这个朗诺不是个傻瓜。”可是计划并不是他制定的，出谋划策的是我的堂兄弟施里玛达。那个家伙是个聪明人，是个阴险毒辣、不守信义、嫉妒成性的恶棍，但是个聪明人。是的，起作用的是那个家伙。美国中央情报局更喜欢朗诺绝非偶然。
法：殿下，有一点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1970年3月他们进攻北越和越共游击队驻金边使馆时，您不返回柬埔寨，而是留在法国？
西：因为当时我已得知美国人做好了暗杀我的一切准备，我不愿意使他们的这一企图得逞。那几天，我正在医院里，幸好母后给我发了一份这样的电报：“你别回来了，朗诺已经用那些突击队中的假柬埔寨人取代了王家卫队，他们将会杀害你。”要不是这封电报，他们进攻使馆的消息一定会使我从病床上跳起来的。实际上，一切都已周密组织好：在机场，我将受到假王家卫队和外交使团的欢迎。在外交使团在场的情况下，他们还不敢马上对我下毒手。当我乘上官方的汽车，汽车将不是开往金边，而是把我带到离金边300公里的一个山区。假王家卫队在那里将我处决，再把我的尸体埋在森林里。这是后来各方面向我证实了的情报。
法：您感到如此意外，可是如何解释甚至连苏联驻金边大使也预见到了这次政变？在您动身前往法国的那天，他就断言：“谁知道他们是否会允许他回来。”
西：小姐……当然，苏联人是无所不知的！他们早已同美国人商量好决定选择朗诺。莫斯科始终是反对我的。就在叛乱发生之前，我曾同勃列日涅夫进行过一次讨论。他坚持要我参加东南亚安全条约[6]，为此，我不耐烦地脱口说道：“勃列日涅夫先生，让我们来瞧瞧吧，您清楚地知道我们那里的不安全因素来自美帝国主义。如果您抱有诚意的话，为什么不支持我们抵抗美国人？为什么不说服他们给我们以和平，并放弃在亚洲建立他们的帝国？勃列日涅夫先生，您瞧瞧地图吧，美国在亚洲建立的帝国自泰国到南越、老挝、菲律宾、台湾、韩国和日本。更不用说印度尼西亚了，在那里美国推翻了苏加诺[7]，安插了苏哈托[8]。也不用说受英国保护和美国影响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勃列日涅夫先生，希望您不是个虚伪的人。您通过这个安全条约要我接受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吧，要我接受四个打扮成大国的宪兵。是哪些大国？是法国和英国吗？它们无足轻重，只是听命于别人。勃列日涅夫先生，是你们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你们两个大国想主宰亚洲，主宰全世界。为了避免争吵，你们坐地分赃。勃列日涅夫先生，您的建议对我不适用。”对，我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甚至是个容易冲动的人。我不知道是否用了激动的语气，但我知道他一点也不喜欢我的回答。小姐，苏联人对美国在亚洲的出现十分重视，因为没有美国人，他们将如何遏制中国呢？
法：殿下，请原谅……
西：请您让我把话讲完。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您想对我说，俄国人帮助了北越呀。说得对，请您别被那些赠送给河内的陈旧枪支和出售给它的坦克所迷惑。苏联人只援助听话的共产党人。您瞧，他们是多么的仇恨红色高棉游击队。这些红色高棉游击队队员首先是柬埔寨人，而不是共产党人，首先看重的是独立，而不是社会主义。他们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包括不受中国朋友的影响，这使苏联人大为扫兴。从苏联人那里我们没有得到过一枪一弹，也没有听到过一句同情的话。苏联人却与朗诺搞得火热。他们像美国人一样也是帝国主义者。您瞧，为了把手伸到印度洋，他们在印度和孟加拉国干了些什么。他们指控我是个卖国贼，岂有此理！如果我的统治是专制统治，那么朗诺的统治又算什么呢？我以逊位来向群众表明，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圣权的东西，谁都不是由上天派来统治人民的。在我执政期间，柬埔寨定期举行选举，从红色高棉游击队到极右派，人人都参加选举。我把政府各部的职务分配给从红色高棉游击队到极右派的所有人。也许我有点别出心裁，我同意这种说法，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个艺术家，生来就是如此。但我是个聪明人，不当别人的奴仆。至于朗诺，并不是我出于任性而举荐他为总理的。他是极右派选出的代表，而极右派是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才取得选举胜利的。但是柬埔寨的战争对俄国人有利。俄国人……
法：殿下，除俄国人外，您不认为柬埔寨是黎德寿和基辛格的牺牲品吗？
西：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们曾强烈地要求黎德寿和基辛格会谈时不要涉及柬埔寨。我个人还给黎德寿先生发去了一份正式电文。我对他说：“先生，您是个伟大的外交家。您善于为您的祖国谋利益，但是我恳请您别考虑为我的国家谋利益。请您别谈及柬埔寨。就是在同基辛格会谈时，您也别涉及它。您不必为我们操心，谢谢。”小姐，我不能允许黎德寿代表我讲话，他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我们不是北越的卫星国。美国人想驱使北越人谈柬埔寨。老奸巨猾的尼克松先生不遗余力地要让全世界相信，基辛格和黎德寿会晤是为了谈柬埔寨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北越人曾帮助过我们，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靠他们才得到了中国赠送的武器。但是我们现在不再需要他们的援助，也不再需要他们转运武器。咳！在基辛格和黎德寿签署的条约中有一条规定，即第20条，它涉及柬埔寨，要求双方都撤军，不向任何一方提供援助。且不说美国人向朗诺提供军备，用B52轰炸机、鬼怪式轰炸机和F111轰炸机轰炸柬埔寨，从而可耻地违背了这一条款，从来就没有人授权北越人签订这一条款。河内接受停火是河内自己的事，不是我们的事。红色高棉游击队永远也不会接受停火，他们永不妥协，永不妥协。
法：殿下，您从未谋求同基辛格谈一谈吗？
西：咳！当然想同他谈一谈。他来到中国时，我通过周恩来转告他，我将高兴见他。他回答周恩来说，尼克松总统没有授权他来见我。他去河内时，我又通过范文同转告他，我将高兴见他，他以同样的话回答了范文同。我一点也不了解基辛格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通过别人对他的议论和您所写的采访记才对他有所了解。小姐，我还试图通过塞内加尔总统、几内亚总统和摩洛哥国王同尼克松进行接触。我传话给他说，一旦他不再保护朗诺，我的解放军就同意与他接触。他的回话是他对我传去的这些信息不感兴趣。后来他后悔了。为了同我达成妥协，他命令朗诺释放被囚禁在金边的我的母亲和我的子女。可是为时太晚了。我的母亲是个伟大的女性，她传话给我说：“你不要作出反应，让他们把我们重新抓起来吧。”小姐，接受停火等于把柬埔寨一分为二，就像北越和南越、朝鲜和韩国那样。朗诺留在金边，红色高棉游击队重新撤退到丛林中去。不，谢谢，我们不要分裂的柬埔寨，我们要一个完整的柬埔寨。
法：殿下，在这方面，连北越人和越共游击队都没有取得成功，你们怎么可能取得成功呢？
西：我马上解释给您听。首先，我们没有北越人的致命弱点。没有人能像破坏北越的海防港、堤坝或河内那样破坏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没有港口，没有堤坝，也没有城市，我们只有河流和森林。B52轰炸机继续不断地在它们的上空投下成吨成吨的炸弹，然而却一无所获。总之，我们处于一个比北越人更为有利的地理环境中。其次，我们没有像阮文绍那样聪明的卖国贼反对我们，也没有阮文绍那样强大的军队反对我们。反对我们的是个无能的人，名叫朗诺；反对我们的军队是一支一触即溃的部队，逃窜时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连鞋也顾不上穿。最后，我们几乎控制着整个柬埔寨，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在我们手中，只剩下金边和其他几个城市有待我们去解放。我们甚至封锁了通往金边的所有道路。目前，我们解放金边的唯一障碍是美国空军。但迟早它将被迫停止对我们的轰炸。尼克松已经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水门丑闻对他十分不利。参议院和整个国会最终将会否决他计划用于柬埔寨的预算开支。即便精通邪门歪道的尼克松能够欺骗参议院和整个国会，我们也能舒舒服服地等待他任期的结束。我还必须重申这一点：因为我们不像北越人那么脆弱。
法：殿下，您认为谁是越南战争的胜利者？
西：谁也不是。就目前来说，谁也不是胜利者。明天谁将得胜，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北越人很聪明，很有远见。如果说现在他们接受停止进军，那就是说日前停止进军对他们有利。我认为他们绝不会忘记胡志明关于统一越南的遗训，也绝不会再受美国人的骗。有人认为越共游击队是北越人和黎德寿的牺牲品，我不认为是这样。黎德寿之所以签字是为了等待。无论是北越人，还是越共游击队，他们都十分懂得等待的策略，也就是忍耐的策略。靠忍耐他们可以赢得一切。人们说，尼克松长久不了，为此我们必须同时设法使我们与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然后事情就会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慢慢转化。阮文绍更是长久不了。他一旦下台，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他。在越南不存在第三种力量。佛教徒的力量等于零，高台教徒[9]的力量也等于零。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共产党。南越将成为共产党的南越，这种命运现在已经是无法摆脱的了。非共产党国家可以感谢美国人帮助自己成为共产党国家。我常常说：“注意，威胁东南亚的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胡志明。”如果整个印度支那都变成共产党的天下，那么大家必须感谢美国人，感谢美国人的错误、美国人的过失和美国人的罪行，必须感谢美帝国主义，它专门保护和扶植腐朽的、专制的和反人民的政权，只要这个政权反共就行。本来唯一能摆脱成为共产党命运的国家是柬埔寨。但是他们把我赶走的同时就为共产主义进入柬埔寨打开了大门。也许这样更好。
法：殿下，我发现您谈阮文绍时是相当奉承他的。您把他说成是个聪明的人，您真是这样想的吗？
西：我对他的看法在我与范文同谈论朗诺时曾经提到过。我是这样说的：“先生，我为您的种族而感到高兴，因为它只产生聪明人。即便成为卖国贼时，他们也是聪明人。我的种族产生了像朗诺这样的一个卖国贼，而您的种族却产生了像阮文绍那样聪明的卖国贼。”范文同回答我说：“您说得有道理。”在背信弃义和自私自利方面，阮文绍是个首屈一指的人。他原是个农民，具有丰富的感性知识，而且还有勇气和胆量。您采访他时他所说的那许多事都是事实。我……无意挖苦讽刺他，但在必要时，我应该说……这位阮文绍帮了我不少忙。战争结束后，我一定很乐意去认识他，并向他致谢。我把这个想法也告诉了范文同：“我渴望宴请阮文绍，以感谢他为我做的种种好事。”第一件好事是他派遣穷凶极恶的军队到柬埔寨。咳！施里玛达曾经说过北越人和越共游击队在柬埔寨胡作非为，但是当他看到凶如虎狼的阮文绍军队屠杀儿童、奸淫妇女、焚烧民房和捣毁庙宇时不得不承认：“相比之下还是西哈努克的越南人更好些。”总之，如果阮文绍不派遣这些兽兵来柬埔寨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红色高棉游击队队员，柬埔寨的年轻人也就不会组织成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一支支游击队伍。阮文绍为我做的第二件好事是他在华盛顿与河内之间设置障碍，他至今还在这么做。每次他这样做时，我多么愿意为他焚香祈祷。啊！这位阮文绍是个可爱的人，是个宝贝，我喜欢他。只要华盛顿和河内打算达成谅解，他就会跳出来声嘶力竭地叫喊：“不行，不行，不行！我不允许，我不愿意！我反对，我反对！”这帮了我的大忙，因为他们两国在更大程度上，或者更快地达成谅解对我们柬埔寨人并不有利。如果北越人和美国人很快达成一致的话，那就糟了。北越人就会不顾风险来插手我们的事务。河内的利益并不总是同柬埔寨的利益相一致的。是的，我应该多多地感谢阮文绍。您见到他时，请务必把我的这些话转告给他。
法：殿下，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您的红色高棉游击队吧。请允许我提醒您，虽然您现在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可是过去您对待他们一点也不好。只要想想马德望地区的屠杀就行了。
西：您可以相信我，也可以不相信我，但我可以向您证明，马德望的屠杀是朗诺和施里玛达干的。当时，我正在科特达祖尔的一家医院里治病。他们屠杀的也不是红色高棉游击队，而是农民，起因是这两个无赖去征用他们的土地。我没有必要派朗诺去夺取他们的土地，因为我自己的土地已经太多了。与其说我要掠夺他们的土地，还不如说我要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他们。不仅如此，在农民的心目中，我是个民族英雄，是上帝。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他们的信任。难道我发了疯，非得与他们作对不可？至于红色高棉游击队，在对待他们的问题上我犯有错误，这我知道。朗诺向我提供了假材料，证明他们想推翻现政权，于是我就同他们格斗。我把他们作为卖国贼对待。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但并不像朗诺造谣所说的那样，说我杀害了他们。这点已被以下的事实所证明：所有传闻中已被枪决的人今天都成了我的部长。柬埔寨爱国抵抗运动的领袖乔森潘[10]难道不正是朗诺所说的被我杀死的人吗？三个月前，当我到达柬埔寨时，他伸开双臂迎接了我。他对我说：“殿下，我们一直知道反对我们的不是你们，追击我们的是朗诺。我们一直知道朗诺是个卖国贼，他早就想干掉您。”
法：您如何回答？
西：我生气了，责问他说：“怎么搞的？你们既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他们回答说：“殿下，您应该明白，朗诺对我们有利。没有朗诺，我们要掌握政权非得等上40年不可。”他们不止一次说过：“让他去背叛西哈努克吧。西哈努克坐在宝座上，美国人就永远不会发动进攻，我们将不得不等到西哈努克寿终正寝，革命将永远搞不起来。殿下，您的不幸恰好是我们的走运。”我说：“怎么？”他们继续说：“是的，殿下，要是我们告诉了您，那么您会作出反应的，这样，柬埔寨也就不再需要我们了。殿下，这是一种战术。”啊！这是奇妙的战术？确实奇妙！我没有谴责他们。我明白这样更好，因为尽管我的思想是相当社会主义的，但柬埔寨同我一样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些红色高棉游击队对我是不客气的。如果要谈马基雅弗利式的不择手段，那么应该承认谁也不是共产党人的对手。我曾接受这些红色高棉游击队队员在政府各部中任职，如公共卫生部、公共教育部和国民经济部。但是他们在我手下当部长时，从不开展工作，只是消极怠工。因此当我看到他们把解放区管理得如此有条不紊时，我隐约地感到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我责问他们说：“怎么搞的？你们都有能力，有才干，为什么同我一起工作时你们不这样做？”他们回答说：“殿下，如果我们那时好好为您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将有助于您变得更加强大。这样……革命岂不断送。”我不禁哑然失笑，但心中却怏怏不乐。我自言自语地说：“西哈努克，你是多么的天真幼稚啊！”
法：殿下，让我们来说实话吧，为什么您在保护北越人和越共游击队多年之后，突然在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他们在柬埔寨的存在？
西：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讨厌的话题。是朗诺要求我这样做的，而且他置我于非这样做不可的境地。1969年初，他到我这里来，讲述了在蒙多基里省、腊塔纳基里省和其他一些地区发生的情况，说越南共产党人正在反对我的政权。我不相信，就亲自到那些地方去看了看……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时我见到的那些令人十分不快的事，究竟是像越南人所说的只是朗诺和施里玛达导演的一出戏呢，还是事实的真相。首先是那些平时总要出来迎接我，高兴地拜倒在我脚下的农民在我途经他们村庄时纷纷躲避，仿佛躲避瘟疫似的。街道上空无一人，茅屋的门紧闭着。他们的家里不再挂我的像，换成了胡志明的像。我恼火了，是的，我恼火了。我愤愤地说：“这些越共游击队太不像话了。我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把他们收留在这里，甚至不顾美国人为此而更加敌视我。而他们却把我的国家当做胡志明的国家，揭下了我的像，挂上了胡志明的像，以此来酬谢我。”我一回到金边就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了他们。我秉性如此，是个性情急躁、容易激动的人，有时，还带有几分孩子气。也许我应该三思而后行。
法：殿下，施里玛达说您收留北越人和越共游击队是为了赚钱，因为他们向您支付房租和通行税。
西：我以我的名誉向您发誓，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岳母从来没有像施里玛达这个无赖所说的那样，从越共游击队那里接受过一分钱，我也不能容忍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因为它太有损于一个人的尊严和他一家人的尊严。我帮助越共游击队是因为周恩来向我提出过这个要求，而且我也觉得帮助他们是对的。
法：殿下，您刚才说，柬埔寨未来的命运将是成为共产党国家，您愿意更好地阐明这一预见吗？
西：柬埔寨将成为共产党国家。它变成共产党国家也是公正的，因为红色高棉游击队在解放区进行的革命是成功的。我是在亲自目睹后才相信的。红色高棉游击队都是办事认真的人，他们懂得如何建设国家。他们取得了我从未取得的成果，如消灭了贪污和贿赂。在我领导下的柬埔寨，存在贪污贿赂和走私，在朗诺统治下的柬埔寨，连医院中的药品也被盗卖，而在红色高棉游击队解放的柬埔寨，这些现象都已不复存在，社会是干净的，人民遵纪守法地工作。啊！他们现在已不能与西哈努克执政时期相提并论。那时，人人都懒洋洋地待在棕榈树下或香蕉树下，哼着西哈努克的曲调。也许战争使他们变得坚强了起来，也许行乐的年代已经过去。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我知道他们学会了辛勤劳动，这样也就不再挨饿。解放区不虞匮乏。那里不缺肉类，不缺蔬菜，不缺水果，不缺大米，也不缺衣服。尽管有战争，但稻米生产却增长了一倍多。我当国家元首时，每公顷土地只生产稻米一吨半，而现在每公顷土地生产两吨半到三吨，而且品种优良。尽管人们使用同一种货币——瑞尔，但物价低廉。解放区没有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而金边则不然，因为它现在只能依靠美国人空运食品，或由阮文绍的军舰运来食品。当人们看到解放区的成果时，应该承认取得这些成果的人有权管理国家。小姐，在腐败的朗诺政权与纪律严明的红色高棉政权之间作选择是不难的。如果您处于我的地位，如果您是个爱国者，如果您是个爱国高于一切的西哈努克，那么您也会说出同样的话。是的，小姐，转向共产党人祝贺说：“你们是有才能的人，应该永远掌权，没有人能代替你们，西哈努克也代替不了，他再也不该取代你们掌权，因为他没有能做出你们所做的事。他愿意这样做，也梦想着这样做，但他无能为力。再说，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即使到了你们要赶走他的那天，他仍将坚持现在的看法。是的，他是个古怪的人。但他不是个无耻之徒，也不是个傻瓜。”我认为这样说是正确的。
法：殿下，您真的没有变成共产党人？
西：没有！小姐，没有！我向您发誓，并重申：我的信念没有改变。我还应该告诉您，没有任何人企图让我改变信念，在北京是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中国人从未冒昧地对我说过一句不该说的话，或让我去阅读某本书。我不是共产党人，但也不是反共分子，我不怕共产党。我认为既然人民需要成为共产党，那么他有权利成为这样的人。要是这有助于国家的独立，那他有双倍的权利成为共产党人。我知道捷克斯洛伐克不是个独立的国家，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等国也不是独立的国家。但罗马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南斯拉夫是独立的国家。为什么柬埔寨就不应该成为像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那样的国家呢？我一度认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是越共游击队、北越人和中国人的仆从，甚至是俄国人的仆从。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不是任何人的仆从，而且俄国人憎恶他们至少可以同我憎恶俄国人相比拟。我发现他们也不是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做了有益的工作，还需要什么才能使我站到他们一边呢？小姐，我现在不是在向共产党人作自我批评：“这是我的过错，这是我的过错，我不好，请宽恕。”我只不过是承认自己犯有错误。
法：殿下，要是您再次估计错了呢？您能肯定红色高棉游击队爱您就像您爱他们一样吗？
西：小姐，我已经说过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超过我，为此他们取代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没有说过他们是我的朋友。咳！我还没有天真幼稚到那种地步！红色高棉游击队一点也不爱我，这我知道。咳！我十分清楚，他们把我置于他们一边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值得的，是因为我可以为他们效劳，是因为没有我，他们就没有农民。在柬埔寨，没有农民的支持是干不成革命的。我十分清楚，等到我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用处时，他们就会把我像樱桃核那样吐掉。小姐……在这里有个红色高棉游击队的代表同我在一起，他从早到晚跟着我。我知道这个人是被派来监视我的，我知道他对我恨之入骨。咳！我知道这个人是我最可怕的敌人，而且他使我产生反感。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他们有朝一日要暗杀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他们不是正在为反对我的同一敌人而战斗吗？要是我的一切都受个人和个人好恶的支配，那么我成了什么样的爱国者？要是我拒不对崇敬我的农民说：“你们跟着红色高棉游击队走吧！”那么我成了什么样的柬埔寨人？小姐，我对共产党人不抱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我还可以说他们是我的敌人，就像那个寸步不离我左右的讨厌家伙。但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义上，我都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中国人以无穷的智慧告诫我必须善于分清主要的敌人和次要的敌人。对中国来说，主要敌人是苏联，次要敌人是美国。因此它必须先顾及苏联的事，然后再顾及美国的事。而对我来说，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法西斯主义，次要敌人是共产党人。结论是：我选择了次要敌人，同他们站在一起去战胜主要敌人。明白了吗？
法：殿下，明白了。
西：现在我继续说下去，我告诉您吧：我知道美国人和朗诺被打败后，我将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并被击败，但是这仅仅涉及我一个人。有人告诫我说：“西哈努克，你得注意共产党人呀。”我回答他们说：“你们不可能理解。”我不要以菲律宾、台湾、南越和韩国为样板的柬埔寨，也不要像日本那样出口照相机的国家。我要一个受人尊敬的柬埔寨，像中国那样的柬埔寨。如果这会使它变得过分严厉的话，也只好听天由命。如果我过去用电影和歌曲播下的欢乐种子会在柬埔寨被夺走的话，也只好听天由命。有人对我说：“这里有人身自由、思想自由的问题呀！”说得对，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其他的解决办法在哪里呢？哪里也没有。让我们用逻辑来进行推理吧，即便有另外的某个解决办法，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会放弃政权。30年前的欧洲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共产党人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战争结束后，他们让第三种力量上台执政，因为欧洲共产党人没有军队。但是柬埔寨共产党人却有军队。像越南一样，柬埔寨也不存在第三种力量——一种可取代的力量，它连西哈努克主义也没有，只有西哈努克其人。他一旦被推翻，唯一剩下的力量是他们。我是个悲剧人物。小姐，从外表上看，我是个快乐的人，实际上，我是个悲剧人物。我代表着所有那些被紧夹在两个营垒之间，迫不得已在仅有的两种解决办法中作选择的自由思想家。
法：您疯狂地爱着这个虽然属于您，但毕竟给您带来不少痛苦的国家。您的这种感情来自哪里？
西：来自我的母亲。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在一旁指导，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从来没有脱离过母亲的影响，相信以后也不会脱离她。我从来不钦佩我的父亲，而始终钦佩着我的母亲。我从来没有受过父亲的影响，而始终受着母亲的影响。她是个独断专行、别具一格的可怕女人，但由于她的智慧、尊严、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她又是非凡的女人。她教我懂得了热爱独立，憎恨殖民主义。法国人在把我推上王位时，以为可以把我像木偶那样任意摆布。她说：“在法国或其他强国的胯下当国王是一种耻辱。”咳！我就是在这种“耻辱的学校”里成长起来的。譬如，必须签署禁止我的人民使用国货的法令。冬天，我们需要被子，法国人却说：“我们对此不感兴趣，这些被子都到北越人那里去了。”又如，必须接受在1月1日庆祝元旦。而对我们来说，4月13日才是元旦。为什么我们非得在1月1日庆祝元旦不可呢？又如，必须用拉丁字母来书写我们的语言，而我们的字母是不同的……唯有我的母亲敢于同法国的强权相抗衡。我把一切都归功于她。归根到底，连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得归功于她。她相信星占学家，所以在我出生时，星占学家说我不应该留在王宫内，否则会有生命之虞时，她把我送到她祖母居住的乡下。她的祖母把我寄居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我在乡村中与农民一起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只是为了上学，我才离开了那个村庄。与此同时，她又说服了我父亲，把我送进一个平民学校，而不送进贵族学校。后来，我父亲同意了她的意见，把我送进西贡的一个法国中学。学校里有许多激进的青年谈论国际社会主义。您瞧……我站在左派一边的历史应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
法：殿下，法国人不知道这些吗？
西：从他们喜欢我胜过喜欢我的叔父这一点来看，我猜想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我的叔父因在尼斯的法国中学念过书而被他们视为内乱分子，这岂不可笑有趣？我确实是贵族出身，我的家庭确实是世代相传的帝王家族。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王位让给了共产党人。这岂不可笑有趣？特别是我是以尊严的名义而逊位的。这岂不更可笑有趣？实际上，当一个人像我那样丧失了一切时，他唯一能保留下来的是尊严。我也是出于尊严而去柬埔寨的。早在三年前，我就希望到柬埔寨去。但是去那里的唯一通道是胡志明小道，我的行程取决于北越人。北越人说：“西哈努克亲王，我们不能送您去，美国人轰炸得太厉害，至少有60%的死亡可能性，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我还恳求过范文同说：“你们让我冒这个险吧！”范文同一口回绝说：“不，我不承担这个责任。”我还给红色高棉游击队发了一份电报：“你们愿意帮助我吗？”他们回答说：“殿下，没有必要去冒险，应该等待。”于是我猜测他们可能不愿意让我去。我还听到过这样的谣言，说即使我去那里，他们也不会接待我。后来，对胡志明小道的轰炸停止了，我给共产党人发了第二封电报：“现在你们那里要我去吗？”他们回答说：“我们太欢迎了。”北越人说：“现在安全的可能性达90%，我们将助您一臂之力。”3月，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开始了那次艰苦而奇妙的旅行。这也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奇遇。
法：殿下，请您讲给我听听。
西：在河内组成的这支车队是支名副其实的车队，护送我们的北越人就有150人之多。范文同给我派来了一支装备有重炮的防空部队和一个流动医院，以防不测。医院设施齐全，也就是说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护士、血浆等等。他甚至还为我们配备了一组厨师。他们乘坐卡车，我们乘坐刚从莫斯科运来的苏制吉普车。吉普车是如此的新颖漂亮，以至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心里想：“哟，俄国人下了决心，要在战争结束后给北越人一些并不陈旧的东西了！”我对范文同说：“您不认为您让我乘坐苏制吉普车是为了取悦苏联人吗？”范文同回答说：“不，不，我不愿意取悦任何人。这些吉普车已经不再是苏联的了！它们是越南的，完全由我支配。”我们走的是最长的那条小道，没有走穿越老挝的小道。这是为了避免给我们的老挝朋友制造麻烦。我们走的小道紧靠老挝边境，即所谓的白垩之路。美国的侦察机，还有飞往柬埔寨去空袭的鬼怪式轰炸机、F105和B52轰炸机一直盘旋在我们的上空。但是这里的景色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色之一，它尽收我们的眼底。在九天中，我们尽情地欣赏着它。我们常常要停下来排除地雷。小道上还布满着地雷，定时炸弹不时地发生爆炸。但是我的妻子表现得很好，不愧是一夫一妻制的典范。晚上，我们在两棵树之间张起尼龙吊床来睡觉。第九天，我们到了同柬埔寨接壤的边境，在那里受到了红色高棉游击队的接待。北越的车队掉头返回。
法：这就是说，现在柬埔寨已经不再有北越人了？
西：没有了，没有了。我向您发誓，从1970年下半年起，柬埔寨境内已不再有北越部队。我向您发誓，在柬埔寨只有柬埔寨部队。真的，我不说谎。反对朗诺的战争完全是由柬埔寨人进行的。我们不再需要北越人和越共游击队，既不需要他们来训练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的帮助。同红色高棉游击队一起战斗的士兵有20万之多，经过三年的斗争，他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装备绰绰有余。他们是强大的，完全独立于河内。有时，您也可能在柬埔寨境内见到北越部队，那不过是要求我们给予过境权，开往南越的部队。显然，我们给予了他们这一权利。
法：殿下，等战争结束，您离开北京的时候，您将去何处定居安身？
西：去吴哥。我将设法买一辆奔驰牌小轿车，在吴哥定居安身。我再也不该去执政。即便在红色高棉游击队的挽留下我继续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在吴哥定居安身也是非常合适的。那里有一个机场，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将来我去金边只是出于礼宾活动的需要，但在此之前，我要到那里去亲眼看看绞死朗诺。我对金边深恶痛绝，这个负心的城市使我作呕。我过去爱它太深，为它做的事太多。我把它打扮得美丽动人，我把它……您应该知道，金边根本不是法国人建造起来的。在法国人统治时期，那里原是个村庄。是我建造起了花园、街道、林荫大道和高楼大厦。这个可惜的城市，我为它费尽了心血，而它却以咒骂、诬蔑和背叛来报答我。我愿意住在吴哥。它是那么的漂亮，它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已经遭到了破坏。即使红色高棉游击队不再愿意让我当国家元首，我也愿意住在吴哥。我不愿意去法国，也不再爱它，因为它抛弃了我，凌辱了我，因为它承认朗诺。我不愿意去意大利，也不再爱它。我曾经像一个罗马人、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那样的爱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现在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些城市，因为它们是一个承认朗诺政权的国家的组成部分。对我来说，意大利已经完蛋，法国也已经完蛋，它们的政府只知道去讨俄国人和美国人的欢心。小姐，柬埔寨有句成语说：“患难之中识敌友。”我现在看清了敌友。我不愿意到那些抛弃了我的国家中去，也不允许它们的领袖、大使和代表到我的国家来。勃列日涅夫先生和蓬皮杜[11]先生曾转告我说，战争一结束，他们将很高兴地重新同我们言归于好。我火冒三丈，回答他们说，他们的口信等于是谩骂。他们两个是寡廉鲜耻的伪君子。“勃列日涅夫先生！蓬皮杜先生！请你们守在自己的家里吧，别来自讨苦吃。”
法：殿下，可是中国却承认了军官统治下的希腊和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呀！它在雅典和马德里开设了使馆！
西：中国是中国，西哈努克是西哈努克，中国做它想做的事，我做我想做的事。中国有八亿人口，我有七百万人口。中国有它自身的利益，我有我自身的利益。我曾经写过一首歌，歌词写道：“我的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而现在我应该另外再写一首，歌词是：“我的朋友的朋友不一定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不愿意触犯那些支持我的国家。显然，我不是指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我指的是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乍得，也就是那些深受干旱之害的穷国。它们因拒不承认朗诺政权而遭到美国人和苏联人的惩罚。美国人和苏联人甚至中断了对它们的急救药品和食物的援助。但是它们没有让步。它们把这当做原则问题，忍受了由此而引起的后果。我能像对待勃列日涅夫和蓬皮杜那样地对待它们吗？太随便了。我也对红色高棉游击队谈到过这个情况，并确信他们会听从我的意见。
法：殿下，您身上的政治色彩不是很浓厚吗？
西：是的，小姐，我在政治中陷得很深。我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得到的是恶报，这意味着我在无谓的努力中虚度了青春。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这种无谓的努力呢？今后我能贡献的最大力量是把我这个人、我的声望和知识用于柬埔寨，我自己洗手不干了。即使如此，我也能心安理得地光荣而死。我打发走了法国人，我保卫了国家的独立，我为代表着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今后我可以少问政治，少去冒险。我将生活得更好。过于活跃是错误的，在生活中不应该做过多的事，否则就有碰得头破血流的危险。
法：殿下，照您这样说，好像您并不喜欢您自己。
西：确实如此，我一点也不喜欢我自己。小姐，我不喜欢我这个人的一切。如果我能重新投胎的话，我真的不会选择昔日的我。您只要想想我身在战争中而不能忍受战争、武器、军服、勋章、爆炸、骚动声、鲜血和死亡就行了。我的反军国主义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以致当我成为国王，法国人强迫我上军事学校时，我刚能分辨出中士和上尉。越南爱国阵线曾以驱赶法国人为借口进入柬埔寨境内，1953年我不发一枪一弹就把越南爱国阵线赶走了。我训斥他们说：“你们在这里搞什么鬼名堂？快滚出去！”去年朝鲜的一位元帅对我说：“您的总参谋长之所以能发动推翻您的政变，是因为您没有直接掌握军队。”我看了他一眼说：“先生，您天生就是个职业军人，而我是个艺术家。我生来就是个艺术家，我喜欢从事戏剧、电影、音乐和文学。您的军事学校从来不能吸引住我。”小姐，正因为如此，我完全错了，或者说是命运的误会，因为我非常清楚我所需要的东西。是我自己要求听讲古典文学课程和从事文学生涯的，是我自己要求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历史、哲学、音乐和艺术的。可是事与愿违，最后我不得不去当国王和从事政治活动。政治是个可怕的齿轮装置，你陷进去之后就别想再出来。我陷进了齿轮装置，做了不少蠢事，犯了不少过错。我想……您要知道我现在正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如果我不搞政治，如果我只从事歌曲创作，我的一生将会更加光辉夺目。您是怎么想的？
法：殿下，我想您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1973年6月于布里俄尼岛
[1]朗诺（1913—1985），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1970年初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后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高棉共和国”，自任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1972年当选为“高棉共和国”总统。1975年柬埔寨民族解放阵线解放金边前夕仓惶出逃，流亡美国。
[2]施里玛达（1914—1975），柬埔寨王室成员，西哈努克的堂兄，副首相。1970年伙同朗诺发动政变。1975年被红色高棉处决。
[3]瑞尔，柬埔寨货币单位。
[4]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美国政治家、外交家。1953—1959年任国务卿。对共产主义持强硬态度，是“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的主要制定人。
[5]吉隆滩事件，也称猪湾事件。1961年4月17日，1500余名古巴流亡分子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突袭古巴，占领长滩和吉隆滩，被古巴军队和民兵全歼。
[6]原文如此。应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勃列日涅夫于1969年6月提出，宣称亚洲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合作，相互承认，互不侵犯，号召各国实行区域合作，企图分化和控制亚洲国家，成为亚洲的盟主。这一主张遭到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反对，一直未能实现。
[7]苏加诺（Sukarno, 1901—1970），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联盟主席、印度尼西亚党主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1965年总统权力被军人集团剥夺，1967年3月被撤销总统职权并遭软禁。1970年6月21日在雅加达病逝。
[8]苏哈托（Haji Suharto, 1921—2008），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67—1998在位。在任期间，他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通过高压手段打压政治异己来维护稳定。
[9]高台教，20世纪初兴起的越南宗教，在越南是仅次于佛教和天主教的第三大宗教。
[10]乔森潘（1931— ），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1985年在名义上取代波尔布特，成为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1998年宣布向柬埔寨政府投降，正式结束了红色高棉的武装斗争。
[11]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 1911—1974），法国政治家。1969—1974年任法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