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绍于1923年4月5日出生在越南中部的一个沿海村庄；1963年，曾参与一次推翻当时总统的政变；1967年，成为南越总统。他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阻扰美国盟友与共产党游击队领导讲和的一切企图。1975年辞职，同年4月，北越取得战争胜利前不久他去了台湾；1979年，转而前往英国，先居住在萨里，后又到伦敦；1990年，迁居至美国波士顿，在那里鼓动越南难民武装起来，打回祖国，推翻共产党政权。就在那一年，组成不久的武装支部的秘密网被越南政府一举粉碎。1992年，在《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对他的采访中，阮文绍声称能向当时的克林顿总统提供一个与越共联系的特殊渠道。2001年9月，他在波士顿的贝丝以色列医学中心去世。
同阮文绍的晤面约定于上午8时，在西贡总统府。总统邀请我在那里与他共进早餐。8时整，阮文绍步入大厅，我、他的特别顾问黄德芽和我报的摄影记者在那里等候他。他那油光光的圆脸上笑容可掬，他的声音和目光流露着出人意料的热忱。阮文绍一面向前走来，一面向我伸出手，同时开了个玩笑。“你们两人之中谁是头头？”他用短小的食指指着摄影记者和我问。“我们两人都是头头。”摄影记者回答道。“不。”我也回敬了他一个玩笑，“尽管他长得高大，我长得矮小，但头头是我。”也许因为总统先生也长得如此矮小，甚至比我更加矮小，所以他喜欢我的回答。他立刻发出表示赞同的笑声，并高声说道：“说得对，我完全同意。权力不能被瓜分，应该独揽。”这正是他在这次采访结束时所重申的观点。他当时十分激动地说：“请您问我这里谁是头头。”我于是问道：“这里谁是头头？”他回答道：“我！我是头头！我！我是头头！”记得在此之前，有人曾向我描述过他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为此我对他在这次会面中的表现感到惊讶不已。我甚至自问，莫非是几天来对河内的大肆轰炸使他的性格变得外露和开朗了？他还没有听到美国人已经再次宣布停止轰炸和基辛格将再次会晤黎德寿的消息。
阮文绍身穿一套灰色衣服，里面是浅色的衬衫。两天前，他派人来问我，希望他穿军服还是穿便服，我回答说：“请穿便服。”他就像许多军人那样不适宜穿便服。便服使他给人以笨拙的感觉，影响了他的一举一动。例如，为了使我感到我是个受欢迎的客人，或者是为了使我能把他看成一个注重礼仪的主人，他做了种种努力。上帝啊，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是否太早了点？我已经喝过了咖啡，我会乐于领受他那简便的早餐吗？请您跟我到另一个客厅里去，请您在此就座。他在餐桌的上首坐下，把餐巾塞进衬衫领子。当摄影记者打手势要拍摄第一张照片时，黄德芽开始向他使眼色，示意他从衬衫领子上取下餐巾。天晓得，他没有明白过来，回答对方的是询问的目光，似乎在说：“你到底在说什么？要干什么？”后来，他终于明白过来了，并取下了餐巾。他感到困窘和羞愧，但是板起了面孔，似乎在说：“究竟为什么？有什么不好？现在我身上沾上了油渍，我的妻子将会为此而大发脾气。”黄德芽坐在他的左侧，纠正着他的种种错误举止。我坐在他的右侧。餐桌是精心准备好的，早餐过于丰盛，有鱼汤、豆、肉卷、甜食、茶和咖啡。他关切地说：“请吃，请吃，是美味可口的，您知道吗？快趁热吃，您不饿吗？”
我们的交谈从我提出“总统先生，您经常这么早就醒来吗”这一问题时便开始了。他正不耐烦地等待着我给他讲些什么。对我的问题，他立即回答说：“噢，是的，差不多经常是这样。”他想了想又说：“6点半醒来听电台新闻。”但是为了思考问题，他要在床上躺到7点半。8点，一切准备就绪，开始会见将军和部长，抽雪茄。“啊，只抽一支？我一整天抽一支就够了。两年来，两年半来，也就是从我不抽烟斗时起，天天如此。您觉得一位总统抽烟斗果真不合适吗？总统抽雪茄更合适，对吗？”只有上帝知道，是谁告诉他总统不抽烟斗而抽雪茄。但无论如何，讲这种话的人只可能是美国人。这些废话马上会使你产生某种怜悯心。“总统先生，当然是对的。”夜里，他很晚才睡觉，不到凌晨2点他是从来不睡的。他让收音机开着入睡，就这样他睡觉时也开着收音机。他习惯于开着收音机睡觉，而且在沉睡中能分清音乐声和讲话声。当音乐声中止，新闻广播开始时，他立即睁开眼睛，清醒地收听。尽管如此，我不相信他不懂得生活的乐趣。有时他打网球和骑马，每周看三四次电影：爱情片、西部片、柔道拳术片。他唯一无暇顾及的事是读书。太忙了，不是吗？“当然，总统先生，我理解。”
他一面津津有味地甚至狼吞虎咽地吃着，一面向我讲述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历史、戎马生涯和参加反吴庭艳[1]的政变的历史，吴庭艳的名字使他产生了一丝意想不到的忧伤。“他们曾向我保证不杀害他。于是我回答他们说：‘好吧，在他免遭杀害的情况下我将参加。’然而那些白痴，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和疯子却杀害了他。此事刺伤了我，痛苦至今犹留在我的脑海中和我的内心。每逢他的忌辰，我总要请人在我的小教堂里为他做弥撒。我总是为他和他的亡灵祈祷。”他似乎是个诚实的人，他身上没有暴露出他那魔鬼般的狡诈的任何痕迹，而正是由于那狡诈，他至今仍是一个暴君，受到一支一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和一支四处进行屠杀的警察队伍的保护。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你会惊讶地自问他是否真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卑鄙。你甚至会想，也许他是因为炸弹落在河内的土地上而闷闷不乐，他的兴高采烈不过是装模作样，旨在掩饰他的农民出身的腼腆。他用“权力不能被瓜分”、“这里我是头头”这样的言词向你进攻，也许不是因为他傲慢，而只是因为他害怕得不到别人的正视。奇怪的，也许是荒谬的，甚至是幼稚的是，尽管你知道他是个阴沉可怕的独裁者，尽管你知道南越的监狱里关满了越共游击队员，尽管你现在和过去都始终憎恶他所代表的一切，篡权、无知、腐化、对强者唯命是从、营私舞弊，尽管你甚至对他怀着满腔怒火，但最终你将会对他怀有人类的某种同情心。他看来是如此渺小，如此茫然，如此孤独。他似乎恰好象征着一个受压迫、受剥削和受欺侮的国家，它像一只玩具，受主宰着别人命运的人的利益摆布，受基辛格博士的全球战略和他同中国与俄国跳的小步舞曲的摆布，受反复无常者的犬儒哲学的摆布。某一天，这个反复无常的人唆使他说：“你应该向共产党人开战！共产党人是坏人！你应该杀死他们！”可是第二天，这个人却质问他说：“你为什么向共产党人开战？共产党人不是坏人！不应该杀死他们，明白了吗？请你在此签字，请你抽一支雪茄，别抽烟斗。美国历届总统都抽雪茄。”他起来反抗，因为他发现失去了自己的朋友，也许发现自己从未有过朋友，只有主子。现在他在寻求朋友，尽管同一位素不相识，又明知不是自己朋友的外国女记者只有一个小时或一个上午的会见。“噢！小姐，有时我觉得除了祈祷上帝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小姐！”
一个欧洲人在早晨8点喝鱼汤，会感到多么的别扭。在这种情况下吃完早餐后，他彬彬有礼地问我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采访：也许摄影记者更愿意用其他的背景拍摄照片。于是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我们几乎一直用他学过的语言法语交谈。只有当他想更好地澄清某一思想，极度渴望说明自己的意思，或者至少想得到某个人的理解时，才用英语重复他所说的话。但是他的英语并不熟练，于是他请黄德芽帮助他翻译。他泪水盈眶，有时因强忍呜咽而失声，因愤怒、痛苦和激动而颤抖，也出于尊严而颤抖。“我曾对美国先生们说过，美国先生们，我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可出卖给俄国和中国！对我来说，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活呢还是死！”总之，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悲剧中有着某种尊严感。难道我们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吗？难道他不再是我们过去想象中的美国人的可笑傀儡吗？既然开脱任何一个人，包括开脱的是一个坏人，都是一项善举，那么我乐意向他表示谅解和一定的敬意。
我当时的判断错了吗？现在我正担心我当时的判断是错了。事实上，几乎每当我向一位有权势的人表示理解和敬意以后，每当我开脱，即使部分地开脱一个臭名昭著的无赖以后，我总是痛苦地后悔莫及。尽管阮文绍品头论足地说了不少话，但他还是很快地签署了基辛格想要签署的文件。签署文件之后，他的监狱依然人满为患，他拒绝举行自己先前承诺的选举，从来没有同越共游击队进行过谈判。当西贡行将陷落时，他像个胆小鬼，甚至像个小偷似的逃之夭夭。他到了伦敦避难，那里存放着他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钱财。“在这里我是头头。”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总统先生，今天，在您和美国人之间与其说存在着友谊，不如说存在着敌意，这已经不再是个秘密了。10月，您拒绝基辛格所接受的协议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圣诞节期间，您在接见黑格将军[2]时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凡此种种都表明你们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人们纷纷在问：阮文绍是如何看待这一悲剧的？
阮文绍（以下简称“阮”）：小姐……我不是许多人所想象的那种富于神秘色彩的人。恰恰相反，我是个非常开诚布公的人。我从不掩饰什么，即使在政治上也如此。我不听从那些要我不说真话而说反话的规劝。对这种规劝，我总是这样回答：“应该说出心里话，和盘托出。”但是对于当前这个论题，我不得不牢记我是南越的代表。作为总统，我不能允许自己擅自声称我是美国的敌人。不管怎样，它还是我的朋友和盟友。何况，我还答应过尼克松，即使产生分歧，我们仍然是盟友，互不敌视。小姐，难道夫妻之间就不争吵吗？难道一发生争吵就必须反目，互相敌视吗？不仅不应如此，而且夫妻之间的争吵应该在紧锁着门的卧室里进行，而不应该让子女看到他们的父母在互揪头发打架。朋友之间也应如此。避免有利于共产党人的一切公开争吵是我的利益所在，也是美国人的利益所在。
法：我明白，总统先生。但是当我采访基辛格博士时，我得到的印象是你们两人之间并没有那种疯狂的爱，他的小心谨慎使我感到有点惊讶。
阮：小姐，您要知道……应该学会消释前嫌。是的，消释前嫌。当人们要推动国家前进时，挟嫌记恨会带来祸害。我同基辛格博士讨论问题时双方都是非常直率的，有时甚至是强硬的，我敢说是十分强硬的。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朋友之间的讨论……总之，对他我应该以朋友相待。他离开后，所有驻西贡的记者纷纷来问我：“怎么办？你们发生了分歧。”我回答说：“当人们议论分歧时，应该谈一致。我们两人之间有一致之处，也有分歧。”小姐，我对美国人说了“不”，您还要我再说什么呢？我说不就是不，但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需要向全世界宣称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和平的希望还是存在的。我对和平的来临依然怀有信心。它可能在几周之后、一个月之后来临。我还没有陷于绝望。
法：那么您的“不”就是对越南人说的“不”，也就是说可以意味着“是”的“不”。
阮：完全不是这样。我重申一遍，我说不就是不。当我说“美国先生们，尽管我是你们的朋友，但我完全不同意你们的观点”时，它就是意味着这些，没有别的意思。我一直认为，作为尼克松的谈判者和代表，基辛格博士具有神圣的职责同我协商，使我的观点与美国人的观点相一致。我一直期待着美国政府支持我的意见，帮助我说服共产党人改变他们的要求。为了不含糊其辞，我将告诉您已经为基辛格所接受，而遭到我拒绝的两个基本点：一是北越驻军南越，二是北越人强加给我们的有关我们未来的政治方案。就像整个协议一样，这两点是共产党人经过酝酿后在巴黎提出的。于是我向基辛格博士解释，接受这两点意味着屈服于北越人的要求。北越人要求的是南越的失败、南越的覆灭。这就是问题所在。
法：总统先生，您不能说得更清楚些吗？
阮：小姐，您要知道，简单极了！美国人宣称在南越有14.5万名北越人，而我说有30万北越人。但不管怎样，这种争执是多余的。无论是他们提供的数字准确，还是我提供的数字准确（实际上，我的数字才是准确的），我决不能容忍由一个合法协议认可，并由国际会议核准，即由全世界核准，让30万北越人留在南越。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他们有权自命为解放者，有权认为从河内到西贡只有一个越南，但它属于河内，而不属于西贡。小姐，我说明白了吗？我认为允许一支30万人的军队驻在某个国家意味着这支军队对这个国家拥有主权，意味着把北越人视为解放者，而不是侵略者，进而意味着把南越的军队视为美国人的一支雇佣军。总之，意味着改变调子。我对基辛格说：“基辛格博士，难道您不知道，您这样做就是把南越的合法政府置于一个由美国人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地位吗？”
法：但是北越人不是将在停战以后撒出南越吗？
阮：协议草案根本没有提及。不，没有提及。我这样回答北越人：“我们应该老老实实。你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如果真的不打算再次侵略南越，那么为什么还要执意重弹让一支军队留在南越的老调？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你们硬要美国军队在60天内撤走，硬要我踢开我们的盟友，还要我把侵略者收容在我的家中吗？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疯狂的！是不理智的！”
法：总统先生，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您指挥着一支一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有什么可怕的呢？
阮：问题就在于此。大家都这样问我：“总统先生，既然从军事和政治观点来看您是如此强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现在我给您解释一下我担心的是什么。对一个北越人来说，要学会南越人的口音，打扮成南越人毫不困难，因为都是越南人。识别北越人和南越人可不像识别越南人和美国人那样容易。在老挝，他们不是同老挝爱国阵线玩弄过这种花招吗？1962年，当美国人从老挝撤走时，北越人理应也撤走。但是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美国人来到机场，从第一位将军到最后一名士兵逐一登记撤离。人们甚至都知道确切的人数：48人。但是北越人却打扮成老挝爱国阵线的人，说老挝爱国阵线的话，仍旧留在老挝丛林中。有多少人？监督委员会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小姐……这是他们的方法，这里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现在不是已经发生了吗？他们学着南越人的口音，散居在各个村庄中，渗透到越共游击队里，成了30万名积极分子，准备重新集结成一支军队。我说，美国先生们，你们觉得能接受吗？你们怎么改变了想法？
法：在什么事情上改变了想法？
阮：小姐……我给您举个例子。当一个小偷进入您家时，您要么把警察找来，要么自行处置。如果您找来了警察，但警察不但不逮捕小偷，反而这样劝您：“算了，你同这个小偷讲和吧，你应该接受他已进入你家这个事实，鼓起勇气吧！在这张纸上签个字，使他在你家的行窃行为合法化……”对这个警察，我当然要发火，我回答道：“嗨，警察先生，我们岂不成了疯子？原先，您告诉我说发现小偷时，应该抓住他，应该叫来警察，应该自卫；而现在您却对我说，应该写一张文书来接纳小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先，警察非常害怕小偷，难道现在他不再害怕小偷？现在居然允许小偷窃取我的财物？警察先生，可是当初您为何那么说！”
法：总统先生，他真的把您弄得晕头转向了，对吗？
阮：当然，小姐，那种让北越人有权在此保留其部队的和平是一种什么和平呢？使他们的实际存在合法化的条约是一种什么条约呢？我曾建议采取另一种解决办法，尽管它是不利于我的。我说：“我们让北越的部队在美国部队撤走的同时撤走，之后，我保证遣散同样数量的士兵。例如，如果北越人撤走14.5万名士兵，那么我也相应遣散14.5万名士兵，如果他们撤走30万名士兵，那么我也遣散30万名士兵。”他们没有接受。为什么呢？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们需要自己的所有部队，以挑起一场血战。
法：总统先生，您以为停火可能导致一场血战吗？
阮：当然会！这是不可避免的。对范文同[3]在接见记者时所说的话和所作的宣传不能信以为真。他反复强调北越人无意在南越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无意在南越挑起一场血战，无意占领南越。但是，他这样反复强调只是为了安抚担心发生一场血战的美国人。难道我们应该忘记在广治周围，在安禄，在现在被称为“恐怖之路”的1号公路上的大屠杀吗？难道我们应该忘记1968年春季攻势时，他们在顺化的所作所为吗？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后在河内又干了什么勾当呢？我也同基辛格谈过此事，我对他说：“基辛格博士，看来，我们还应该打18年仗，我们还应该为停战之后被砍掉的一百万人头而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吗？我是愿意作为和平的使者被载入史册的。但是，如果我签署了您希望签署的文件，那么六个月之内就会有一场血战。对我来说，‘好，好，好！和平万岁！’一类的欢呼声以及掌声是不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是以后将会发生的事。”
法：根据您的看法，尼克松和基辛格犯了一个错误。总统先生，您如何解释他们犯的这个错误？
阮：很简单，他们对于同北越讲和过分心急，对于同他们谈判和签订一项协定过分心急。当你同共产党打交道时，切不可提出谈判的期限，切不可告诉他们说，你想尽快遣返战俘，尽快缔结和平，否则，他们就会钻空子。如果天真地向他们吐露你的真心话，说：“战俘应该在圣诞节前回家。和平应该在总统任期届满之前，在新的选举之前，在新年来到之前实现……”那将带来灾难。这将是个莫大的错误，因为他们了解西方人的心理和西方的民主，并善于借此进行讹诈。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国总统确定了谈判的期限，那么整个国会将会敦促他，并要求他恪守诺言。而他们能证实什么呢？他们将证实尼克松总统没有能力在由他本人确定的期限内带来和平。他们会利用美国的反对派，使美国政府名誉扫地……我曾告诫过美国人：“请你们耐心些。同共产党人打交道非耐心不可，要比我们更耐心。”但是我徒费口舌。
法：总统先生，换句话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
阮：小姐！不管是南越人还是北越人，我们都是越南人，对越南人的了解，我比美国人更透彻些。1968年，当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时，许多人问我：“阮文绍先生，您认为会议将在何时结束？”我回答说：“你们要知道……如果共产党人接受谈判，那就是说他们需要谈判，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和平。他们要的是停止轰炸，以便获得喘息的机会，并发动一次新的攻势。他们将利用轰炸的间歇，向我们发起另一次奠边府战役[4]。”这同他们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所作所为多少是一样的。在日内瓦，他们当时只是浪费时间，玩弄着近四年来在巴黎玩弄的同一伎俩。但是当他们在奠边府取得胜利时，他们马上变得干脆利落起来，结束了会议。如果当时没有奠边府战役，那么日内瓦会议将延续到今天。
法：总统先生，请您恕我直言，我不相信您只对基辛格说了有关耐心的那番话。您还对他说了些什么？
阮：我这样对他说，您是位巨人，对您来说，任何事情都微不足道，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难住您。您体重100公斤，您即使误食了一颗药丸，也将难以觉察，您的机体将自行抵消药丸的作用。但我是个侏儒，也许身上还有一点毛病。我体重只有50公斤，如果吞下同样的药丸，我将会一命呜呼。您是个身材魁梧的拳术家，有着宽阔的肩膀和发达的肌肉。您走在路上，如果有人对准您的胸部猛击一拳，您甚至会难以觉察，至多轻蔑地一笑，回头瞧他一眼。但我是个身材矮小的拳击手，也许连拳击手也算不上，因为我的体格不允许我从事这类体育运动。如果有人给我同样一拳，那么我会像个孱弱的人那样跌倒在地。因此，您可以允许自己接受诸如此类的协议，而我不能。一个不光彩的协议对您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够了！对您来说，30万北越人算得了什么？一个逗点，什么也不是。对您来说，失去南越算得了什么？只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丧失南越甚至会对您有利，它有助于遏制中国，有助于您的世界战略。但是对我来说，美国先生们，这不是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作选择的问题，而是在生死之间作选择的问题。
法：我很愿意知道他回答了什么……
阮：小姐，他的世界战略思想是十分出众的：一个由俄国人控制的东南亚，或一个由俄国人控制的印度支那，以遏制和制约中国。俄国人不如中国人危险，所以应该要求俄国人来遏制中国人，把印度支那作为对中国南部边界的威胁，以此来对付中国人，等等等等。阿门。好，好极了！这就像一位注视着地图的将军，正用他的指示棒指着图上的战略点示意。但是对于一个率领着步兵涉水穿林的可怜连长来说，对于一个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山头，在壕堑中和泥地里露宿的可怜连长来说，这并不那么合适。他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全球的利益，没有任何东西可用来与人交换，例如，用越南同中东交换，用日本同德国交换，用中国同俄国交换。他只有个涉及1750万居民生死存亡的问题。他面临的风险是陷入河内，或者莫斯科和北京的武力统治之下，而不管在谁的武力统治下，对它来说都是一样的。问题就在于此。美国先生们！你们看得很远，看得太远，但我们不能允许自己照此行事。你们不仅是身材魁梧的拳术家、巨人，而且还是强大无比的商人，你们能允许自己说：“我用1美元去做一笔交易，我只希望尽快成交，不在乎是否赚钱，哪怕只换回10美分的东西，而损失90美分……谁在乎这些钱？90美分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则不然。如果我付1美元买进一支雪茄，再把它售出时，我必须得到1美元10美分才行。我需要那10美分来糊口度日。我亲爱的美国朋友们，我们是个小国。我没有你们那样的全球利益，我唯一的利益是求得生存。啊，这些瓜分着世界的强国，它们到处都有自由市场。如果在某个市场成交一笔生意需要它们以一个小国人民的生命为代价，对它们来说有什么关系呢？
法：总统先生，换句话说，您认为基辛格正在以世界战略的名义出卖南越。
阮：那么……我不知道这是否正是他们的打算，也可能他真诚地相信这是一个好协议。但不管怎样，我已经对他说过：“博士……是死是活，这是我们的问题！”
法：您通过讲这番话而取得了胜利，至少目前是如此。您的“不”阻止了协议的签订，至少目前是如此。但是一直要阻止到什么时候呢？总统先生，如果美国人在没有您参加的情况下签字，您将怎么办？基辛格在他最近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已明确地谈到：“我们尊重西贡。如果我们能够达成总统认为公正的协议，那么我们将继续走下去。”
阮：够了！为了签什么字？如果他们想单独签字的话，那么早就签字了。他们绝不会等到今天！不管是否得到南越的同意，他们没能在自己确定的日期内签字一事，使我有理由认为尼克松总统考虑到并理解到，这样的签字将意味着抛弃南越。小姐，您不是第一个向我提出“如果美国人抛弃了您，您将怎么办”这一问题的人，我愿意更直接地回答您。我的答案是：“我想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梭子弹，之后，共产党人将征服我们。”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1954年，法国人抛弃了我们，结果越南的半壁江山落到了共产党人的手中。如果美国人重蹈法国人的覆辙，那么越南的另外半壁江山也将得到同样的结局。因为在美国人签了字离开后，俄国人和中国人将不会给我们安宁。能像美国那样援助我们的另一个大国在哪里呢？也许我们能找到另一些准备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国家，但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有美国那样的能力。不，不，如果美国人抛弃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完蛋，绝对的完蛋，彻底的完蛋，再讨论也没有用。当一个国家抵挡不住入侵时，就只能任人入侵。
法：总统先生，您不觉得自己太依赖美国人了吗？
阮：现在我还不能作出一种类似的判断。小姐！我还没有到该说“我已被抛弃”的时候。我应该继续向看得太远的美国人表明自己的意愿，您明白吗？真的，也许我过分依赖他们了。但您若处于我的地位，您也会这样做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国需要一切，从军事援助到经济援助。噢，我肯定非常依赖美国人，肯定！尽管如此，我现在仍依赖他们！如果对朋友都不信赖，那么又该信赖谁呢？朋友如同妻子，只要她还没有抛弃你，或者你还没有抛弃她，只要你们还没有离婚，那么就应该互相信任。不对吗？
法：说得对，当美国人恢复对河内的轰炸时，您会重新产生一点信任感。现在我们在西贡，这里有人说：“当这个消息传到阮文绍的耳朵里时，他将用香槟酒干杯。”
阮：让我们马上澄清一件事：谁也不喜欢战争，被迫去进行战争不会给我以任何欢乐。因此，轰炸河内不会促使我去喝香槟酒，就像西贡上空的火箭不会使我去喝香槟酒一样。但是坦率地说，既然这场战争已经发生，就必须进行下去。到轰炸再次停止的那一天，我将会问尼克松先生：“为什么？您以为能得到什么？您得到了什么？”不，不应该由我来请求停止轰炸。他们有一个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进行轰炸。小姐，现在我作为一名军人来告诉您吧，战争延续的时间越短，其残酷性越小。
法：总统先生，原子弹的拥护者也是这么说的。
阮：我不是原子弹的拥护者。我没有指原子弹，我指……您从来没有听说过渐进主义吗？好吧，我来说明我的观点。渐进主义不是治病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久病的人来说，必须尽快把他治好，这就需要下重药。小姐，战争是一种病，谁也不喜欢它。但是当战争降临到我们头上时，就必须迅速解决它，而不能采用渐进主义。约翰逊总统的渐进主义是站不住脚的，他从来没有按照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行事：要么战，要么和。继约翰逊总统之后的美国人所奉行的渐进主义也是同样的货色。美国人年复一年地进行轰炸，停止轰炸，再进行轰炸，在20度线上下徘徊[5]……这究竟是什么货色？战争吗？这不是战争，只能说是半个战争，是半个战争。至今他们进行的是半个战争，半个战争。我告诉您吧，如果当时他们用传统的战争方式进攻北越，如果他们接连不断地轰炸北越，如果他们在北越登陆，那么今天战争早就结束了。我还应该说，如果现在和平谈判告吹，那么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方法是：把战争引向北越，采取各种手段，包括一次登陆。
法：这是否意味着登陆仍然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行动呢？
阮：如果美国准备登陆的话，为什么不登陆呢？美国人办不到的事别人也都办不到！但是请您允许我更好地解释一下。1965年6月，当美国人开始轰炸的时候，当时我是国防部长，有人问我：“部长先生，您认为这次轰炸能导致战争在三个月之内结束吗？”我回答说：“这取决于你们美国人。”后来，我又举了拳术家的例子：“你们是身材魁梧的拳术家，北越是个矮小的拳击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么便能在第一个回合中将对方击倒在地。如果你们不愿意这样做，并且将比赛延长到第九个回合，公众将会大失所望，要求退票。还有更糟的是：由于比赛的拖延，你们可能会抽筋，反而被那个矮小的对手打倒。够了！但愿你们是身材魁梧的拳术家！那么请你们在第一个回台中就把对手打倒在地！靠渐进的轰炸，你们休想达到任何目的。相反，你们将会给武元甲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像北越那样的一个小国能够抵挡住强大的美国。美国先生们，他们正在考验你们。你们别再进行形式上的轰炸，你们别进行心理战，你们进行战争吧！”小姐，我们所有的人都遭受过美国人的轰炸。1942年，当日本人在这里时，我也挨过轰炸。我提醒您，对付轰炸并不那么困难，无需多久，人们便能适应它。在拥有牢固的防空洞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这样，在轰炸之初，北越人缺乏信心，居民的精神不振。人们期待着美国人在河内登陆，但是美国人没有坚持下去……美国人厮杀了五分钟，然后给予四分钟的喘息，接着又厮杀……
法：总统先生，请您允许我直言不讳，或者简单地说，请您允许我讲一讲人性。当您想到那些在河内遭受轰炸的不幸者是像您一样的越南人时，您不觉得难受吗？
阮：小姐！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像我一样的越南人，在我的内心深处毫无乐趣可言。但是我也知道为了结束战争，必须轰炸他们。我知道南越战争的结束就是北越战争的结束。您以为他们还没有尝够战争的苦吗？您以为他们只尝过轰炸的苦吗？您能不能想象那种因派一支远征军到南方而承受的压力意味着什么？由于维持这支远征军，北越的食品匮乏。他们已经死了很多人！从1964年至今，他们同越共游击队一共死亡105.7万人。您瞧，就在我的秘密文件中记载着这个数字。另外，北越人还受到其他方面的折磨：他们生活在一个不符合他们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制度之下。共产主义不适用于越南人，越南人是异乎寻常的个人主义者。我向您担保，在北方的两千万人口中只有几百万共产党员。一旦发动登陆，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会揭竿而起。
法：总统先生，鉴于尼克松在国会、参议院和受够了战争之苦而要求他放弃战争的公众面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我觉得登陆是不可能的。
阮：这是另一码事。我了解尼克松的问题，我成为第一个为他的理论拍手叫好的人并非偶然。1969年6月，当我在台湾和韩国访问时，蒋介石和朴正熙[6]问我：“到底发生着什么事？美国人想从越南撤军，这是真的吗？为什么您接受这件事？为什么您不要求美国人一直待到战争结束呢？”我回答说：“这并不是阻止美国人撤军的问题，而是用我的军队来接替他们的军队，以便解决难题。也就是他们本来早就应该交给我军队。”是的，小姐，早在1954年，法国人撤离时，美国人便预见到了北越人将会像朝鲜人进攻韩国那样进攻我们。如果他们当时提供给我们一支军队的话，那么后来也就没有必要请他们来帮助我们了。我们要求他们帮助解决的是眼前的问题，而不是长远的问题。当我发现他们驻军南越有可能使两位总统遭到失败时，我就说：“请你们帮助我们，以便我助你们一臂之力。请你们给我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将单独作战。”我同意尼克松的越南化观点，尼克松开始撤走他的部队，在战争史上有谁见过一支50多万人的军队在四年中撤走！现在只剩下美国的空军。正如大家公认的那样，越南化成果辉煌。事情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发展。我还说过将在美国选举前发起一次进攻，1973年发起另一次进攻……
法：总统先生，请允许我发表一个看法，我不能肯定大家公认越南化的成功。若不是因为美国空军的缘故，北越人就会在复活节的攻势中获胜。
阮：对，我同意这种看法。小姐，但是越南化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实现，也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实现。我们知道需要五年到七年的时间，因此目前还没有完成。确实，如果没有美国飞机，我们将在武元甲的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但是谁收复了广治和平定呢？谁阻止了在安禄和昆嵩的北越人呢？难道是美国人吗？只有当我们自己的空军得到加强时，越南化才能大功告成。
法：总统先生，加强什么？你们有数不胜数的飞机，直升机、侦察机和大型运输机，而北越人仅有两三架米格战斗机。如果有人到达西贡机场，那么……
阮：小姐，我们有飞机，但没有飞行员。我们没有技术人员，我们必须培养和训练他们，这就需要一两年时间。为什么我们过去没有训练飞行员呢？因为当时我们必须抓陆军。我常常说，1973年以前，我们不可能准备就绪。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要求扼杀越南化，害怕越南化的原因。可是您知道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需要多久吗？
法：总统先生，真把我搞糊涂了。我们开始时或多或少地谈了和平，现在又回过来谈战争。您究竟愿意结束战争呢还是愿意取得战争的胜利？
阮：我愿意结束战争，小姐。我不像武元甲那样去谋求胜利。我现在以一名军人的名义，而不是以政治家的名义再说几句：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将赢得什么？如果明天我们签订和平协议，那么我们将在越南赢得什么？我现在来告诉您，这将是通货膨胀，几十万人死亡，天晓得有多少城市将被摧毁，将出现一百万难民，准备每月给一百万士兵发军饷……在自己这一方的土地上进行战争就预示着战败，即使最后在停战协议上明确记载着胜利。事实上，战争的艺术就是把战争引向敌人的土地，在敌人的土地上进行破坏，就像武元甲会清清楚楚地向您解释的那样。就这个意义来说，他有充分的权利说自已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我现在再次问您：如果明天我们签订和平协议，那么我们将赢得什么呢？难道我们征服了北越的一寸土地吗？难道我们在北越的议会中争得了一个席位吗？我们将什么也没有赢得，什么也没有。我们之所以输是因为我们以自己的失败换取和平条约。小姐！有人把我说成是个强硬的人。人们怎么能把一个准备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在选举前一个月提出辞呈的人说成是个强硬的人呢？难道范文同、黎笋[7]和武元甲之流准备同我谈判？准备提出辞呈？
法：总统先生，这场战争将延续多久？几年，几个月，几周？
阮：您从未向武元甲提过这个问题吗？
法：提过，但是在大约四年以前。
阮：他如何回答？
法：他回答我说，战争也可能延续二十年。
阮：这就是问题的答案。这场战争将延续到武元甲不需要的那一天，也就是延续到他不想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能像他把战争引向南方那样把战争引向北方的话，那么您有充分的权利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并要求答复。不过，现在我只能向您提供一种看法：譬如说，和平将在短短的几周之内，如一个月之内来临，或者战争还将延续三四年。要制止一场建立在游击战基础上的战争太难了。过去，在马来亚有多少游击队员？一万人？英国人为了击溃他们花费了多少时间？12年。匪徒们发动的战争不好对付。
法：当黑格将军来到这里时，您对他说了这些吗？因为据我所知，您和黑格之间并不亲近。
阮：那么，小姐，您要知道……他叫我总统先生，我称他将军先生，不，干脆称他将军。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题。我对他说：“噢，将军，既然您在这里，那么请您说明您是以什么身份来的。”他回答说：“我来这里是为了解释尼克松总统的观点。”于是我向他指出他不是作为谈判者，而是作为使者前来这里的：“将军，让我们来听听总统的观点。”他向我作了陈述。我听后只是告诉他说，我将写一封私人的信件直接答复尼克松，我将把这封信交给作为使者的黑格。黑格走了。第二天，他再来时，我把信交给了他：“将军先生，这是我的信，祝您一路平安，再见。”我继续向美国人表明我的想法，继续不断地这样做，以期得到他们的理解，直到有一天，他们会对我说：“阮文绍先生，我们理解不了您，因此我们要抛弃您。”你们将会看到我对他们的和平作出的反应。只要那一天还没有来到……我一定准备再次接待基辛格！我一直等待着他来西贡见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迟迟不来。也许他考虑到时间不合适……也许他正在达成一个他自以为公正的协议……也许他将很快来到并准备对我说：“总统先生，依我之见，签订和平协议的时机已经来到。”那么我将回答他说：“请坐，让我们看一看您讲的是什么和平。”
法：您准备像请我用早餐这样也请他用早餐吗？
阮：为什么不呢？既然北越人用茶点招待了他，为什么我不应该请他用早餐呢？我丝毫也不比黎德寿更缺少教养。只要不影响消化，总是可以边吃边讨论的。我不是基辛格博士的敌人，也不是北越人的敌人。我唯一的敌人是想在这里推行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家里，他们想怎么维护共产主义都行。小姐，一旦战争结束，我将随时准备与武元甲握手，甚至前去他家吃晚饭。在那里，我准备对他说：“将军先生，让我们来交谈一下吧。您是属于北方的，我是属于南方的。您有大批的煤，我有大量的米。让我们共建一条贯通河内和西贡的铁路，交换我们的产品。现在我感谢您的晚餐招待，什么时候，我将能荣幸地在西贡接待您这位客人呢？”
法：总统先生，您那么多次提到武元甲的名字。据说，这个名字常萦回在您的脑海中。那么您对武元甲是怎么看的？
阮：小姐，我想他是个出色的将军，但绝不是他所自诩的亚洲拿破仑。武元甲的伟大是奠边府战役之后由法国新闻界杜撰出来的。尽管奠边府战役不是像他认为的和法国人在其报纸上始终认为的特大胜利，但它依然是他唯一的一次大捷。从军事观点来看，对武元甲来说，奠边府是一次轻而易举的战役。法国人在奠边府一无所有，既无飞机，又无坦克和大炮。武元甲仅仅使用了人海战术和投入士气高昂的兵力的战术。我们坦率地说，其实法国人在奠边府损失了什么呢？损失了不到十分之一的军队。当时在印度支那的任何一名法国将军都会向您讲述法国军队并没有全军覆没。如果他们能从巴黎得到援军的话，那么他们甚至能守住北越。奠边府法国人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武元甲的缘故，奠边府的战败是因为法国早已在政治、心理和道义上失利，使武元甲决定在奠边府采取某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行动。从那时起，他一直在寻求新的奠边府，但他不明白今天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同50年代的法国军队已经很少有共同之处。在这场战争中武元甲所犯的错误是不了解美国军队的异乎寻常的力量，并低估了我的军队。
法：总统先生，关于北越人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我觉得现在应该谈谈越共游击队以及您和基辛格之间的另一个分歧点。
阮：很好。我认为美国人在10月份接受的政治方案是不可信的方案，北越人企图通过它强加给我们一个联合政府。我认为不管这个方案以什么面目出现，我们永远不应该予以接受。因为我不强加给河内任何政府，也不愿意河内强加给西贡什么东西。北越的宪法规定，越南只有一个，从老街到金瓯，不可分割。南越的宪法也同样规定：越南从金瓯到老街，只有一个，等等。但现实依然是：在同一民族中存在两个国家，北越国和南越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会和自己的宪法。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该在不受另一国干涉的前提下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就像德国一样，就像朝鲜一样。我说清楚了吗？我说的是两个国家，两个国家，两个国家，就像朝鲜，就像德国一样，有待于统一的两个国家。这种统一何时实现，唯有上帝知道。依我个人之见，我排除在20年之内实现统一的可能性。为此我总是要求北越和南越同时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
法：总统先生，但是还存在着越共游击队，他们是南越人，应该参加到南越的政治生活中去。
阮：是的，但应该在没有北越干涉的情况下参加。这么说吧：让我们和南越的共产党人来决定南越的政治前途。我接受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我接受同他们一起组织选举，我接受他们作为未来的政党。但这是南越的政治事务，不是北越的政治事务！我不要河内强加的东西，我要同民族解放阵线自由地谈判！但如果北越人打扮成越共游击队留在这里的话，我怎么能这样做呢？小姐，解放阵线也不可能自由地同我谈判，因为他们身后有大炮武装起来的30万北越人！我再重复一遍：请让我们和越共游击队单独谈判。我们能更好更快地相互理解，我们都是南越人，我知道打了20年仗的越共游击队员们大部分不想侵犯南越！他们是南越人，怎么能侵犯南越呢？我知道他们只是想参加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
法：总统先生，您从未做过同他们进行对话的尝试？
阮：北越人在这里，我怎么能做这种尝试呢？这就是我要继续向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美国人反复指出的事情！假设我愿意会晤阮氏萍[8]女士——这也是可以使我感到高兴的事，但我怎么做呢？她又怎么做呢？阮氏萍女士不能自由地同我交谈，她的代言人是北越人！小姐，我告诉您吧，只有当北越人离开时，越共游击队才能自由地前来同我交谈。他们一定会来的，因为我将向他们发出邀请，因为他们将不再受到别人的控制。小姐，事实是……两三年前，这里出现了一种现象，称之为“离队运动”。离队大致意味着越共游击队员开小差。好吧，到了某一时期，离队者的数字很高：约20万人。这使北越人感到无比担心，显而易见，任凭离队现象继续发展下去，民族解放阵线也就不复存在。为此，北越人干了什么呢？他们散居到村庄中和越共游击队中，以取代越共游击队或阻止他们开小差。还有……但是您不知道我同基辛格博士的第二个分歧是由第一个分歧引起的？您不知道主要的问题仍然是30万北越人的存在吗？
法：总统先生，我知道。但是当您立即拒绝组建联合政府的建议时，您走得过分远了点。如果您准备接受越共游击队参与南越的政治，那么为什么拒绝联合政府的想法？
阮：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这些绝不意味着联合政府，而纯粹是意味着越共游击队参加选举！因为我所拒绝的东西是他人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奢望！政府是选举的结果，对不对？那么即使有朝一日在西贡出现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政府，那么它也应该是选举的结果。对不对？不是一个预先建立起来的政府，不是一个由河内强加的政府。究竟我要求什么呢？用三个月的时间同民族解放阵线讨论，再用三个月的时间同民族解放阵线谋求协议和组织选举，最后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够了！人们想从我这里要求什么呢？除了这些还能要求什么？我代表着一个合法政府，准备作出让步，同那些想非法取代我的人讨论，同意他们参加选举……天哪！我甚至可以接受他们在选举中的胜利，如果他们能取得胜利的话。诚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敢打赌，如果他们能取胜，我就砍下自己的脑袋……不，不，小姐，在居民中，他们的人只占很小的比例，总数约为十万人，或在五万人到十万人之间……
法：总统先生，应加上那些现在囚禁在狱中的人。您的分析也可能是有说服力的，但联系那些您没有谈到的事实来考虑，说服力就差了。几千名越共游击队队员和嫌疑分子拥挤在南越的监狱里和集中营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组织一次真正的选举呢？
阮：我马上回答您的指责。处于战争时期，当然要把那些效忠于发动战争的敌人的人投入监狱。这是正常的，各国无不如此。小姐，今天，囚禁在监狱里的人是那些参加暗杀行动，或者介入其他暴行的人，而且人数比您想的要少。但是一旦和平来临，他们的问题将随之得到解决。现在我只要求交换包括俘虏、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在内的所有人员。可好，北越人连这一要求也拒绝了。我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准备用一万名北越战俘和几千名在押的文职人员交换五百名美国俘虏。我准备释放所有的人，包括北越人、柬埔寨人、老挝人、越共游击队队员、文职人员在内的所有人。他们还不满足吗？”当然，这种交换只能等到战争结束时再进行，绝不能在战争结束之前！您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吗？问题在于美国人为被关押在河内的五百名战俘表现得过于急躁，过于担心，这使得北越人犹如得到了一张王牌，利用这张王牌提出政治条件，准备强加于人。这是令人讨厌、作呕的。
法：总统先生，中立主义者呢？就我所知，他们代表着居民的大多数。阮文绍、越共游击队、美国人、北越人……已经使他们受够了，战争……已经使他们受够了。
阮：他们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属于居民中的大多数。小姐，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我就不可能在这里了。请您相信我，自从发生了春季攻势和复活节攻势前后的大屠杀之后，绝大多数南越人都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否则就难以解释在这里开展旗帜运动时所发生的事。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所有的人就都买了一面旗帜，或者在自己住宅的正面墙上画上我们旗帜的颜色。某些事情难道可以靠一道命令来强行实施吗？小姐……我把中立主义者看做可怜的无辜者，甚至看做可怜的傻子。我不为他们担心，而为他们感到非常痛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正符合共产党人的需要。多么幼稚。他们自以为是在搞政治，却不知道自己被共产党人牵着鼻子走。他们还不如到越共游击队中去，拿起武器向我们开战，我将会更加尊重他们。现在，他们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战士，既不必冒这种风险，也不必冒那种风险。小姐，我们不开玩笑！在越南怎么可能有中立主义者呢？
法：总统先生，您下令取缔反对党，为的就是这个吗？
阮：我的上帝啊！法令并不主张取缔它们，而是鼓励它们联合起来。在南越有27个合法政党和40个非法政党。政党如此众多，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只能是多余的装饰品而已，在战争时期，就更可想而知了。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宪法是鼓励两党制的。现在假使和平协议将在巴黎签字，假使在三个月内将同民族解放阵线达成谅解，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会发生的事是：既然我们采用所谓民主的作法去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那么就会引起一场以共产党人为一方，以27个合法政党和40个非法政党为另一方的竞选运动。如果我们想取得胜利，把我们的组织搞得集中一些不是更好吗？我是这样说的：我们把各小党组合成6个大党。小姐，这足够了！我觉得对于一个拥有1750万居民的国家来说，6个政党已足够了。政治永远也不应该是不负责任的。够了！
法：够了。总统先生，我们说了一大堆有关民主和选举的话。为此请允许我向您提出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对那些把您说成是南越独裁者的人，您将作何回答？
阮：啊，您提出这个问题！小姐，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些话也录在您的录音机上，但是……请您看一看东南亚各国，然后告诉我按照您的民主思想，哪些国家可称为民主国家。泰国？朝鲜？菲律宾？小姐！……老实说，我觉得南越还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最民主的国家。也许不是能遂您心意的民主，但是民主并没有一种人人都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实施的统一标准。在我们这里还不可能存在美国那样的民主，或者你们欧洲那样的民主。我们还不准备接受那种民主。您别忘记，越南从来没有过像您所解释的这种民主生活。直到1945年，我们还是法国的殖民地。直到1954年，我们还是受越南爱国阵线的统治。直到1963年，我们还在吴庭艳的统治之下。因此我可以断言，只是到了1965年阮文绍成为总统时这里才开始出现民主。
法：可是在选举中只提出一名候选人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总统先生，在1971年的选举中，您连一个竞选对手都没有！
阮：啊！啊！小姐！对这些事应该结合南越的实际情况来理解。我们应该记住1971年选出的总统将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与之讨论和平的总统。我们应该记住正是在那个时期，政治稳定的局面结束了，因为我的对手退出竞选，北越人把他们的师团集结在非军事区的一侧和与柬埔寨相邻的边境地区，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好，正当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有一群人来对我说：“阮文绍先生，既然其他人都退出了竞选，您也应该退出，否则就不是民主。”我回答说：“我们的宪法没有规定在只有一位候选人的情况下应该取消选举。它也没有规定单独的候选人应该被置于一旁，或者应该去寻找一位竞选对手。倘若我退出竞选，那么就必须重新修改宪法。重新修改宪法则至少需要六七个月。在六七个月中，北越人将有充裕的时间完成他们攻势的准备工作，并向我们发动进攻。我认为，如果当我们处在没有军政领导人的情况下，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南越就将寿终正寝。你们想说什么，悉从尊便，我坚持这个看法。”小姐，下一个是什么问题？
法：总统先生，一个粗暴的问题。我痛恨我的粗暴，特别是您如此殷勤地接待我，请我共进早餐，而我却带来了一连串不客气的问题。下面是第一个问题：对于您被人称为“美国的傀儡”或“美国人的人”，您如何评论？
阮：谁这么说？
法：人人都这么说，几乎人人都这么说。您真的对此感到惊讶？
阮：美国人也这么说？
法：是的，很多美国人都这么说。
阮：啊！啊！哼……小姐，我是越南人的人，而不是美国人的人。我更不是美国的傀儡。我相信自己最近已表明了这点，在这次采访中也表明了这点。我不过是美国人的一位盟友而已。请继续问下去。
法：现在我继续问。第二个问题：有人指控您是个腐败的人，是南越最腐败的人。您如何回答那些指控者？
阮：小姐，根本不值得一答。我该回答他们什么呢？当一架制造流言飞语来诽谤某个总统的机器开动马达时，没有办法制止它。提出诸如此类的指控并不是由于失误，而是由于别有用心。失误是可以收回的，而别有用心就不可能收回。我只对您说一件事：您是否见过某个总统的女儿居住在伦敦的修女院中？我的女儿就在那里生活。
法：好吧，总统先生，那么我们从另一角度提问题。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
阮：对极了。我的父亲10岁时便成了孤儿。他结婚时，我母亲靠挑大米和椰子到乡村市场去出售来维持家庭的生计。在生下第一个儿子13天后，她不得不卖掉草屋，迁居到河的对岸，因为她没有钱。依靠我母亲，我的哥哥才能在巴黎上学，弟弟才能在顺化上学。但是我不得不留在本村的学校里读书。我们是个自食其力的家庭。现在我的兄弟都当了大使，但是我的姐妹却还是在市场上卖大米和鸡的肩挑小贩，就像我母亲过去那样。是的，是真的。
法：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
阮：不对。我以我女儿和儿子的脑袋向您发誓，我在国外什么也没有。不论在伦敦和巴黎，还是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都没有住房……在瑞士有住房的荒诞故事我是前些日子通过美国人才得知的。我回答说：“美国先生们，你们拥有发现这所住房必不可少的种种技术，你们拥有拍摄这所住房必不可少的各类照相机，请你们把这所住房的照片带给我。”我仅仅在越南拥有少许家产，您想知道都是些什么吗？司令部里的一套房间。作为将军，我有权在那里享有单身住的两小套房间。我把两小套合并成一套，并做了一些现代化的布置，作为周末的去处。但它并不真正归我所有，而是属于军队所有。以后我将归还给军队，将它改变成一座博物馆。另外，我还有一幢临河的木屋，我每次到河上从事滑水运动时就住在那里。它是不久前刚建起来的预制结构的房屋，是森林劳动者工会赠送给我的。另外，在我的诞生地还有我的住房，是全村最穷的住房。人们从它门前经过时都哭着说：“瞧，阮文绍总统的住房！”最后，我还有一小块土地，在那里我以农作试验为乐。我在那里种稻种瓜，养鸡养鹅养猪，甚至还养鱼，因为那里还有一个池塘。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自从我担任总统以来，我连一辆汽车也没有买过，至今仍在使用吴庭艳总统的那辆汽车。这是一辆陈旧的奔驰轿车，发动机经常出故障。人们能想象这样的情景吗？一个越南总统在结束出访后回来，走下飞机，坐进奔驰轿车，走到半路，车抛锚了，军事警察们不得不用力推它，以便帮助发动机重新启动。发动机“蓬，蓬，蓬”响着，而总统诅咒道：“天哪！该买一辆汽车啦！”小姐，请您继续问下去。
法：总统先生，我现在继续提问。第四个问题：您不怕被人暗杀吗？就像吴庭艳总统被人暗杀那样。
阮：不怕。老实说，不怕。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他会保佑我。当然，我并不是个十足的宿命论者。换句话说，我不相信上帝时时在那里保佑着你，因此你加以防范也是无用的。恰恰相反，我以为一个人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上帝，帮助他来保佑自己。不论何事都有一个限度，最后我得出结论说：“我履行我的义务，对由于履行义务而导致的风险，我将进行自卫。其余的就只能听从上帝的安排了。但愿上帝也对我承担起某些责任。”不对吗？总之，这是个互相信任的问题。小姐，撇开玩笑不谈，杀害我一点也不困难。我同所有的人握手，丝毫也不介意，我的保镖们对此只能埋怨。我回答他们说：“保镖先生们，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做我的工作，你们做你们的工作。万一你们没有做好工作，那么你们和我都要遭殃。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的原因是如果有人真要杀害我的话，我怎么能幸免呢？上星期，我检阅了五千名自卫队员。他们个个都荷枪实弹，要杀害我只需一支枪、一发子弹。没有比杀害南越总统更简单的事了。但是我已向他们作了解释，杀死我是不值得的，我更乐意在活着的时候离开总统这个职位，而不是想当一辈子总统。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非得杀死我不可呢？此外，死亡也吓不住我。上帝知道我自1965年以来参加了多少次战斗。最近，我还面对着北越的炮击和越共游击队的枪击。这些都表明死亡吓不住我。是谁强迫我到广治、平隆和昆嵩去的呢？我是总统，又不是负责前沿指挥的将军！但是我还是去了前线。我向圣母作祈祷后就去了。
法：啊！您笃信宗教吗？
阮：是的，是的，是的！非常虔诚，非常虔诚。每星期天，我都在我的小教堂里听弥撒，每天晚上我都祈祷。我也曾为我的部队在少流血的情况下收复广治而祈祷过。当基辛格博士来到这里企图让我接受我不能接受的东西时，我也曾祈祷过。我是个真正的天主教徒。我是在经过8年的深思熟虑之后皈依宗教的。1951年，我结婚时，我的妻子已经是个天主教徒。因为教会认为只有我皈依宗教，婚姻才能生效，所以我到神甫那里，对他说：“阁下，我是个军官，正在打仗，我无暇学习教理问答手册。请您给我时间。”我向他保证，战争结束后，我将学习教理问答手册和皈依宗教。后来，战争结束了，我践约而行。但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我想了解一切，那个可怜的神甫被我所提的问题伤透了脑筋。他是个乡村神甫，不知如何是好。我不得不为自己另找一个多明我会[9]的神甫……小姐，您会清楚地看到，我喜欢把自己从事的所有工作都做好。不管是皈依宗教，还是打网球、骑马，还是当总统掌权，都是如此。我更喜欢的是责任感，而不是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权力不应该同别人分享。这就是为什么总是由我来作出决定。总是由我！我也倾听别人的话，在作出决定之前让别人给我出主意，但后来我却作出与之相反的决定。是的，在这里，由我作决定。谁没有责任感，谁就不应该当头头……小姐，请您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这里谁是头头？”
法：这里谁是头头？
阮：我！我是头头！我！我是头头！
法：谢谢，总统先生，我想，我现在可以走了。
阮：您要走？我们谈完了吗？小姐，您满意吗？如果您不满意的话，那么您应该告诉我。小姐，我希望您是满意的，因为我没有向您掩饰任何东西，我同您讲的话完全是坦率真诚的。我向您发誓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后来……我能怎么着呢？我生来如此。咳，请您告诉我：您从来没有预想到遇见的是这样一个人吗？
法：没有，总统先生。
阮：谢谢，小姐，如果您可以的话，请您为越南的和平祈祷。越南的和平意味着世界的和平。我常常觉得似乎除了向上帝祈祷外别无他事可做。
1973年1月于西贡
[1]吴庭艳（1901—1963），1955年10月建立越南共和国（南越），并就任第一届总统。1963年11月1日在美国策动的军事政变中被杀。
[2]亚历山大·梅格斯·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 1924—2010），美国政治家、陆军上将。1966—1967年在越南战争中任陆军指挥官。1969年任基辛格的高级军事顾问，曾作为总统私人特使就越南停火及交还战俘问题与北越进行谈判。后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美国驻欧洲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
[3]范文同（1906—2000），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曾任越南总理、部长会议主席。
[4]奠边府战役，法越战争（1946—1954）中法国与越南间最后一场战役，于1954年发生在越南北部战略重地奠边府村附近。以武元甲任总指挥的越盟军队大胜法国军队，加快了战争结束的进程。
[5]1965年2月13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了代号为“滚雷”的对北越的空袭计划。开始阶段，规定只能轰炸北纬20度线以南的经参谋长联席会议选定、国防部长和总统批准的目标。但之后美军的空袭逐渐越过了这条界线。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停止轰炸北越北纬20度以北地区，随后北越即同意派代表与美国谈判。
[6]朴正熙（1917—1979），韩国政治家，1944年毕业于“满洲军官学校”（校址在今中国长春），曾任侵华日军少佐。1961年在韩国发动5·16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开始了“朴正熙”时代。担任总统达18年之久，直到1979年10月被韩国中央情报局暗杀。
[7]黎笋（1907—1986），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曾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胡志明去世后越共的主要领导人。
[8]阮氏萍（1927— ），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越美巴黎谈判时任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越南统一后曾任国家副主席。
[9]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又译道明会，亦称布道兄弟会，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以区别于“灰衣修士”和“白衣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