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英国深感他国大兴海军的威胁，为确保英国的海上优势，议会通过了《海军防务法案》。经由这一法案，皇家海军得到拨款，以保证达到“双强”标准（thetwopowerstandard）——皇家海军舰队的总吨位必须超过世界上两支最强大海军的吨位之和。海军军备竞赛由此拉开，接下来的25年见证了英国舰队的迅速膨胀。舰队扩张的第一位反对者就是经验丰富的老首相威廉·格莱斯顿。1894年，84岁高龄的格莱斯顿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出退休，以示抗议扩军。他坚持：“这样的军备竞争必然导致欧洲的大灾难：军备建设完成之时也就是狼烟四起之日。”32
美国海军舰长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T.Mahan）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istory），其中观点与英国议会不谋而合。马汉竭力劝说美国当局投入更多的钱建设舰队。但是他所列举的史实例证，除了个别经典海战以及1571年勒班陀海战（BattleofLepanto）之外，主角均是英国，而荷兰、法国、西班牙轮番成为英国发展的垫脚石。他坚信唯有掌控海洋才能赢得不朽，提出只有海军强大才能确保国家的昌盛繁荣。他声称法国在军备竞赛中恰恰显现了它这些年来的荒废和无用，海上力量的本质在于强大的海战舰队。马汉的作品在英国、德国和日本大受追捧，他被看作“新海军至上主义”（newnavalism）的鼻祖。也有人辩驳说，在铁路蔓延、陆地开放的时代，海军力量的重要性已经锐减，而潜水艇的发明和使用给军备竞赛带来了新的生机。但是之后的事实证明，以潜水艇作为主要海上武器的国家在两场战争中都失败了；而20世纪的国际争端（包括冷战），赢家靠的都是海上力量而不是陆地力量。
这一时期最大的海军灾难发生在1893年黎巴嫩海岸，“坎珀当”号战舰偶然撞沉了皇家海军舰艇“维多利亚”号（Victoria）：
桅杆、船体碎片四射，使得那些有幸逃离船体的人也受了伤，在波涛汹涌的海水中挣扎求生。之后，小艇上的我们接到命令，开始援救水里的官兵。又一阵浪潮涌来，水面如热锅滚水一般汹涌，夹带着船体的残骸，增加了救援的困难。就在小艇几码以外的地方，我们眼睁睁看着亲朋伤势严重，支撑不住，逐渐被海水淹没，却无法越过残骸将其救起。33
这一灾难不但激起了人们的无限怜悯，更成为指摘舰队管理系统松散的铁证。负责舰队管理的海军中将乔治·泰伦（GeorgeTryon）也在这场灾难中不幸丧生。少数幸存的军官出庭军事审判，免除了海军少将艾尔伯特·马卡姆（AlbertMarkham）的罪行，虽然马卡姆确实没有及时、主动地采取措施，甚至有逃避责任之嫌。与18世纪中期无异，现在的军事法庭依然强调固守舰队纪律的重要性，造成了严重的集权化。日后，海军将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帝国的事业仍在继续，温斯顿·丘吉尔——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军官兼战地记者——在1898年杰纳勒尔·基钦纳（GeneralKitchener）的远征中看到炮艇沿着尼罗河冲出一条血路：
大约是11点钟，炮艇逆流而上，到达尼罗河，现在正与两岸敌军的炮台交战。整整一天，震耳的枪炮声从未停歇，从山脊上鸟瞰战场，在煤炉的黑烟和火炮的白烟交错中，我们看到战舰正吐着蒸汽缓缓逆流向前。堡垒上近50门大炮顽强地抵御着，但是英国炮手准度无敌、火力威猛。炮孔被粉碎，德维斯炮也被摧毁。34
在此阶段，英国最大的战争是和布尔人打的。布尔人是南非的荷兰人，为了逃避英国的统治而搬到德兰士瓦（Transvaal）和奥兰治自由邦（OrangeFreeState）。与45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一样，这一场战争中，海军依然难以大展拳脚。在第一年的战斗中，陆军由于失误，备受责难，而海军却以充沛的精力和主动开炮的行为赢得赞赏。在围攻莱迪史密斯（Ladysmith）的战役以及许多其他战役中，能与德国提供给布尔人的“长射程大炮”（LongToms）相媲美的只有海军的12磅、6英寸口径的火炮了。
1898年，杰纳勒尔·基钦纳将军远征中尼罗河时，用海军的炮船拖着当地的帆船逆流而上。每一艘炮船都配备了各种武器。（国家海事博物馆，PW2118）
由于英军在海上的绝对优势，从来没有其他外国势力敢于代表布尔人与英军一较高下，但处于劣势的布尔人毫无疑问得到了全欧洲的同情。人们（特别是德国）大肆报道英军对布尔人的暴行，其中甚至不乏夸张之作。受到如此敌视，英国人颇感震惊，他们发现自己“光辉孤立”（splendidisolation）的外交政策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成功。1899年秋天，德国人通过了新的《海军法》（NavyLaw），旨在将他们现有的舰队规模扩大一倍，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转移欧洲大陆群众对英国的敌视。1903年，厄斯金·奇尔德斯（ErskineChilders）出版了他的小说《沙岸之谜》（RiddleoftheSands），此举更是火上浇油。故事讲述两个勇士驾驶帆船阻止了德国侵略英国的计划。英国人原本对俾斯麦（Bismarck）领导的1871年的德国革新并无敌意，但是德国意识到自己在殖民地竞争中落后，着实需要与其他列强争上几寸立足之地。对德国来说，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只是提升国家实力和地位的一方面；但对英国来说，德国如此扩军定是将自己当作假想敌，是要在贸易和殖民问题上与自己一争高下的信号。
两个发明家大大推动了海军的发展。1897年，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Parsons）带着他的船“涡轮机”号（Turbinia）来到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石婚纪念阅舰式上，向众人展示了新型的蒸汽动力。帕森斯所研发的涡轮机代替汽缸的上下运动，其中的高压蒸汽形成旋转运动。他成功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不久之后，海军的驱逐舰都由涡轮机提供动力了。约翰·菲利普·霍兰（JohnPhilipHolland）和帕森斯一样都是爱尔兰人，但两人对大英帝国的事务持完全相反的观点。霍兰是个美国人，其研发的“芬尼亚·拉姆”号（FenianRam）——第一艘实用潜水艇——光看名字就知道他同情哪方。1901年，极端讽刺的是，英国政府恰巧在德国建造它的第一艘U型潜水艇（Uboat）之前，定制了英国的第一艘潜水艇——“霍兰1号”（HollandNo.1）。如此的技术飞跃让海军中诸多高级官员都意识到，潜水艇作为战争武器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1904年，海军上将“杰基”·费舍尔（“Jackie”Fisher）成为第一海务大臣，统领英国海务，其首要任务就是削减开支。很快，他就开始处理遍布帝国的炮艇舰队。他将这些炮艇分为四类：“战斗船”包括所有现役的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老式的巡洋舰和鱼雷艇“其价值令人怀疑”；有很多“就战斗而言，完全无用的船”，它们可能难以成为补给舰，需要“仔细考虑（归属）”；还有“完全无用的船”，它们“毫无用处！毁了就行！”35。1907年的皇家联赛中，一大亮点就是野战炮比赛（filedgunrace）。来自查塔姆、朴次茅斯、普利茅斯的海军师代表把枪炮拆散，带着零部件越过一系列障碍。这种比赛早已过时，因为费舍尔的新海军并不热衷于此类战事；水手集中在本国周边的海域，强大的舰队被用于保家卫国。
事实上，相较于其他海上强国，英国海军以及广大群众格外痴迷于船只尤其是战舰的数量。为了满足公众对海事的热情，1895年英国成立了海军联盟（NavyLeague）。联盟的宗旨就是吸引所有阶层，尤其是工人阶层组成的、有和平主义倾向的社会党派。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英国大多数粮食和原材料都依赖进口，所以对海域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接下来20年中，这一政策大获成功。
到目前为止，船只拥有型号各异的武器装备：12英寸和13.5英寸口径的火炮具有超长的射程和强大的打击力；6英寸的火炮具有更高的射击速率；轻型霍奇基斯机枪（lightHotchkissguns）能有效对阵鱼雷艇；而9.2英寸的火炮刚好能够穿透19世纪90年代最新的装甲。费舍尔曾说，一个战舰拥有“所有口径的枪炮”，就好像“身处诺亚方舟之上”36。舰长珀西·斯科特（PercyScott）提议枪炮齐射，用以观察炮弹的落点，如有需要，可以调整。如果所有的火炮口径相同，这一提议不难实现。费舍尔遂决定将这一提议应用于新的战舰设计中。新型战舰将装载10座12英寸口径的火炮，其中一座用于抵御鱼雷袭击的二级炮台。为了提高舰船行进的速度，费舍尔还为军舰配备涡轮发动机，正如他时常引用的，或者说错误引用的格拉斯女士（Mrs.Glasse）的那句烹饪名言：“先得抓到兔子。”被命名为无畏战舰的新型战舰只用了1年时间就得以完成（以往战船建造耗时3年左右）。1906建成的无畏战舰与现役的任何主力舰相比，速度更快、火力更强。自此以后，其他战舰难逃被淘汰的厄运。不久的将来，海军的实力将由舰队中无畏战舰的数量来衡量。就像费舍尔希望的那样，德国人措手不及。德国在18个月后才研制出他们的无畏战舰，由于德军使用的是往复式动力机，火炮火力也不及英军，因而依然难以抗衡英军。
事实上费舍尔最先属意的并不是无畏战舰。他清楚地意识到英国对粮食和原材料进口的高度依赖，他想要打造的巡洋舰，要能打败任何敌人在远海中带来的任何威胁。当时，装甲巡洋舰几乎已经和战舰一般巨大，但是现在费舍尔设计的巡洋战舰（battlecruiser）拥有无畏战舰的武器装备，但是速度更快、航程更远——要达到这一目标，只能使用更轻的装甲。这类巡洋战舰的前三艘都属于“无敌”级（Invincibleclass），到1908年就停止建造、使用了，而无畏战舰到现在仍在服役。但是很快，费舍尔一反其精明的决断，着迷于建造更多的无畏战舰。
无畏战舰的建造淘汰了英国积聚多年的大量老式战舰，这新旧交替的当口倒是给了德国人一些追赶的机会。海军军备竞赛的新阶段就此开启，不久后，这轮竞赛将人尽皆知。自由党执政时期致力于削减海军经费，推进一系列社会改革计划，其中就包括国民保险制度和退休金制度。1909年，海军联盟组织了游行示威，要求建造更多的无畏战舰，民众高呼口号“8艘战舰，急不可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Pankhurst）——妇女参政权论者中最激进的一员——发行了名为“妇女的‘无畏’号”（Women’sDreadnought）的报纸，当她转投工党（Labourpolitics）时，她把报纸重新命名为“工人的‘无畏’号”（Workers’Dreadnought）。海军建设的经费和社会改革给英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劳合·乔治（LloydGeorge）1909年提议对富人增税，被上议院否决了，这引发了宪政危机，斗争的结果是上议院的权力被压制。自由党在传统上是反对军备上的巨大开销的。温斯顿·丘吉尔成为海军大臣之后，他的表妹写信给他：“你现在越来越像个纯粹的‘海军军人’了，你忘了你要在自由党中成为一位伟大领袖、建功立业的理想了吗？这太危险了。”37她的预言是准确的，丘吉尔最终回到了保守党，自由党在这之后一蹶不振，再也没能上台组阁。
基尔维斯顿男爵——约翰·费舍尔（1841~1920）
费舍尔出生于锡兰，据散布的流言称，他有中国血统。其父曾是当地陆军上尉，但是不久后转行种植咖啡豆，从此不再过问费舍尔的生活。费舍尔6岁的时候被送回英国，由其祖母抚养长大。1854年费舍尔加入海军的时候，海军学员还没有开始在达特茅斯受训，而只是在装备简陋的帆船上进行简单的练习。这种训练显然是不够的，后来远征波罗的海、与俄军的交战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其日后的职业生涯中，费舍尔一直是先锋的形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当口，他任英军代理上尉，参加了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回到英国后，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航海考试，在“杰出”号（HMSExcellent）上表现出了惊人的炮术天赋。这为他赢得了新“勇士”号上射击指挥官的职务。此外，他还特别学习了地雷知识，后来成了鱼雷研制的倡导者。1874年，他得到机会，成为前往位于阜姆港（Fiume）的怀特海德工厂进修的军官之一。升任上校后，费舍尔麾下有数艘新型的装甲舰。他还常常作为旗舰船长直接听命于海军上将的指挥。1882年，费舍尔参加了轰炸亚历山大港的行动，但由于不幸感染了痢疾，他不得不离船上岸，后来耗时4年才得以痊愈。他在出版界结交甚广，在1884年的海军恐慌中，费舍尔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泄露了一些机密。后来他出任海军部海军军械署署长，负责在舰队的武器装备中增加速射炮的数量，以应对鱼雷艇的威胁。1894年，他升任海军中将，成为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地区的总指挥。在与法军的冲突危机中，费舍尔大胆计划、行动，救出了被错误地关押在恶魔岛（Devil’sIsland）上的德雷福斯上校（CaptainDreyfus）。
1899年，费舍尔受命指挥地中海舰队，直至今日，这在海军中仍是最高的肯定和荣耀。在任期内，他改进了舰队的武器和战斗策略，却与当时的副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CharlesBeresford）相处并不融洽。甚至有一次，在马耳他的大哈伯岛（GreatHarbour），在岸上官兵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下令贝雷斯福德绕道，重新靠岸。1902年，费舍尔任职第二海务大臣，主管海军人事局，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塞尔伯恩方案（SelborneScheme），正是这一方案让轮机工程师得以加入海军的管理层。
1904，费舍尔又升任第一海务大臣，上任初期的工作任务在于削减海军开支。虽然也曾对用潜水艇作为国防主力的想法心动，但他最后投资建设的还是无畏战舰，而且对巡洋战舰更为偏爱。虽然费舍尔好战和寡言的性格让他树敌无数，但这不能掩盖他那些种类繁多的改革对英国海军的贡献。热爱、支持费舍尔的人被戏称为身处“鱼塘”（Fishpond，因为“Fisher”有“渔夫”之意），而由贝雷斯福德领衔的反对者被斥责为“反动分子”（reactionary），虽然贝雷斯福德自己也有不少奇思妙想。
1910年，费舍尔从海军部退休，但是“一战”爆发数月后，他又被丘吉尔劝回，重掌海军。但是即便机构大如战时的海军部，也容不下两个自负的灵魂，1915年，费舍尔因不满远征达达尼尔一事，再次辞职。他投身专事研发的部门，亲自操刀ASDIC（潜艇探测器）的研发，最终ASDIC成了“探测潜艇”的代名词。即便到今日，费舍尔还是人们的争论焦点，其对海军改革的重大贡献和他破坏团结的领导方式让他毁誉参半。
随着军备竞赛的激化，新建的无畏战舰吨位也在不断增加。无畏战舰本身装备12英寸口径的火炮，排水量达到17900吨。1909年订购的“猎户座”级（Orionclass）“超级无畏战舰”（superDreadnoughts）排水量达22000吨，火炮口径也升级到13.5英寸。建于1912年的“伊丽莎白女王”级（QueenElizabethclass）排水量33000吨，火炮口径15英寸。到1914年8月为止，皇家海军有40艘无畏战舰和巡洋战舰，或在建造中，或下了订单准备建造，这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无独有偶，在珀西·斯科特的领导下，提高海军炮击精准度成为硬性指标。舰队的炮击结果公布出来，《喷趣》（Punch）用漫画进行炫耀，图中，“大不列颠”（在这里是女神而非船只）向威廉大帝（KaiserWilhelm）展示了英国炮舰的射击准确率从1904年的42%提升到1906年的71%，威廉深感震惊——这可能是海军演习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受到新闻界如此重视，版面几乎与体育活动等重。但军备竞赛远未结束。1905年，日本在对马岛（Tsushima）战胜俄罗斯，充分证明了远程炮击的价值，指挥系统也得到了改进，船上只要有一座发射塔就能控制所有火炮向目标开火，精准度大大提升。不幸的是，海军部选择使用由上尉弗雷德里克·德雷尔（FrederickDreyer）研发的火力控制系统，而不是由才华横溢的业余发明家查尔斯·波伦（CharlesPollen）开发的一个更优越的系统。
自1911年起，温斯顿·丘吉尔开始担任英国海军大臣，他清楚地意识到下层船员日益增多的问题：
水手的生活异常艰苦。相较于12年前或14年前，如今在一艘战舰上服役不仅艰苦，而且更不舒服。年轻的水手不再有机会巡游世界，他们只认识北海及其沿岸的几处战用锚地。现代军舰的构造作为一个居住场所来说，既不舒服，也不健康。船上不再有专门用来娱乐的房间，也没有任何设施可以用来休息、保护隐私、提供乐趣。水手们唯一可去的地方就只有混乱的甲板，在那儿和其他数百名十六七岁的少年混在一起。他们若想寻个地方安静地读书写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由于船体的防盾甲被置于上层甲板，水手们只能依靠人工照明和通风设备生存。水手们若是想要吸烟或者看见日光，需要到甲板上面去，甲板之上连个荫蔽处都没有。若在海外执勤时，遇到的多是朗朗晴天，那这样的条件还能忍受。但是身处大英本土和北海范围内最先进、最精良的战舰之上，又在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船建日新月异之时，水手和司炉工人要想在战舰上过得舒适，完全是痴人说梦。38
海军帆船的淘汰和消亡最终导致了传统水兵的认同危机。正如1903年海军大臣在下议院引用的那段话：
现代舰队上的一切都由机械完成，我们有蒸汽、液压（hydraulic）、压缩空气、电，而在不久的未来，硝化甘油（explosiveoil）和液态空气也会被加以应用。我们的战舰不单单是由机械推动，更是由机械控制的。其主要的武器——火炮和鱼雷——都由机械操作。船员们靠机械照明；他们在船上吃、喝、洗刷用的水都是由机械提供的。老式的通话管（voicepipe）现在被电话取代。过去，海军上将给舰队下达指令，白天靠人力挥舞旗子，晚上用照明设备传达，现在可以使用电力，即通过无线电报机和电动闪光信号灯（electricflashingsignallamps）来传达。曾经必须手写的命令，现在可以用打字机打印或印刷机印刷。以前海军上将要去另一艘船，需要靠手拉的驳船引渡，如今他能够乘坐蒸汽船轻松抵达。锚以前用手拉起，现在则靠引擎带动升降。以前海员的肉类食物来自船上饲养的活牛，如今屠宰切割完毕的牛肉被储存在船上的机械冷冻箱内。如果船上失火了，会由蒸汽泵扑灭；如果船体出现漏洞，蒸汽泵也能控制水量。船上甲板间用来呼吸的空气也由机器驱动的风扇提供。39
海军中的职业分工越来越细，这反映在水手佩戴的徽章之上。海军士官佩戴的徽章是交叉的锚或者一个顶着王冠的锚，一等兵佩戴的是一个锚。水兵也会因为一段时间的优秀表现被授予V形臂章，这就足以让他们骄傲的了。能得到三个徽章的水兵定会成为传奇，因为他至少需要服役13年，在此期间一直表现良好，无违规记录，也从不追求晋升。那些在“杰出”号或者其他炮兵学校受训并通过考试的人将佩戴枪炮徽章。但是1890年出现了大量的新徽章，鱼雷兵最终从炮手中分离出来，战舰上病房里的侍卫、通讯兵、海军的警察技工（navalpoliceartisans）和健身教练也都有各自专门的徽章。自1900年以来，随着帆船的淘汰弃用，水手们也没了运动项目，健身教练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费舍尔在1903年曾写道：“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体育锻炼方面，我们就像‘树林里的婴孩’，体育锻炼对健康和身体发育都至关重要。看看我们干瘪无力的水手和大腹便便的海军士官们。”40
由于帆船的弃用，水手必须在空间狭小的船上找机会健身。威廉·詹姆斯中校于1910年至1913年间，为无畏战舰“海王星”号（Neptune）和“玛丽女王”号（QueenMary）做的一些锻炼计划图。选自《新战舰组织》（NewBattleshipOrganisation，作者收藏）。
在这期间，海军内部的阶级分化越发明显、僵化。在纳尔逊的时代里，水兵获得军官委任是常事，一来是因为他们多数是从商船上征募来的，二来其中不少人都受到过良好教育。这种情况到维多利亚时期就很少见了，普通授衔的士官长晋升到上尉，这一过程已经艰难且缓慢了，一般到了这个位置，他的年龄也大了，再难有所作为或者获得晋升。然而，军官委任成了达特茅斯学院学员的特权，但是那里的大门只对有钱或有海军关系的人开放。亨利·卡珀（HenryCapper）发起了一场抗议运动，要求对下层水手开放晋升军官的渠道。某个中尉的母亲曾对他说：“从个人情感上说，我对你这份求晋升的渴望深感同情。但是孩子啊，你选择了错误的行当。海军是属于我们的，你想要赢得你所要求的委任状，那就等同于剥夺我们的儿子或侄子与生俱来的权利。”41费舍尔也曾尝试给有前途的年轻海员授予官衔。1912年，丘吉尔启动了一项训练计划，被选中的水手可以从小接受军官训练，但是下层水手的生活环境根本不适合学习，因而通过这一计划获得军衔的人数一直不多。
19世纪90年代，海军开始向岸上转移。议会出资，在查塔姆、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等主要基地建造岸上兵营，取代了大部分从纳尔逊时代就留在那里的废船。这个时代留给现代最伟大的纪念就是位于达特茅斯的海军学院，学院的选址可以俯瞰这个城镇，取代了当地老旧的木质战列舰。学院气势恢宏，可以与朴次茅斯新建的军官食堂一比高下；学院建筑呈现出佛兰德的风格，内设炮塔以及托斯卡纳风格的入口走廊。在里面，宏伟的楼梯旁镌刻着英国海军历史上的伟大胜利，给每个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院内还有一个不错的餐厅，屋顶是木拱悬托梁的结构，和许多由海事艺术家威廉·莱昂内尔·怀利（W.L.Wyllie）创作的战争场景。
费舍尔决定让工程官加入海军军官的队伍。根据塞尔伯恩方案，自1903年起，包括皇家海军陆战队（RoyalMarines）的所有军官都要接受训练，之后他们就能成为机械、航海、射击方面的专业人才。当他们获得更高的军衔后，他们都能指挥战舰，甚至有可能晋升为海军上将。但是这项计划最后失败了，工程师仍然是游走在海军边缘的专家。
相较于老式发动机，涡轮发动机的燃油效率并不算高，而且它们的大马力需要消耗大量的煤，而煤是需要由船员人工运送的。正常情况下，船每次执行完任务，就要回来重新装煤，但往往这时候船员已经疲惫不堪了。装煤是一项肮脏、辛苦的工作，几乎船上的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就像指挥官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曾写的：“有一句格言总是对的：每一个在场的灵魂都应该为大量装煤做出这些贡献。”42
司炉工人的生活一直很苦。新建的战船也需要大量的司炉工人给火炉添煤。到1910年左右，海军中他们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水兵。他们的招募标准更低，而且不需要接受海员的纪律培训，这就容易引起问题。1906年，海军上尉克拉德（Collard）负责一队不太听话的新司炉工人，他命令这些司炉工人“跪着”走（go‘ontheknee’）。这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海军命令，这么做可以让后排的人更好地看见前面发生了什么。但是克拉德用这一招惩罚他们，而且据说态度极差。司炉工人拒绝服从，在朴次茅斯掀起暴乱，其中受伤人数过百，海军陆战队被调来重整军纪。而这只是1900年到1914年之间至少24起暴动或“集体无纪律行为”中的一起，但是这一次暴动得到了最多的媒体报道，甚至还登上了《纽约时报》。43
技术的发展可以减少船只对司炉工人的依赖，不过这样的发展还需要很长时间。众所周知，对蒸汽机来说，石油是比煤更有效的燃料。同样重量的燃料，石油更持久、性能更好，用石油的话，船只加速更为便利，还免去了人工装煤的辛苦。只要把加油器靠过来，几个司炉工人就能完成管道连接，燃料就被灌到船里了。这也大大提高了在海上给船只补给燃料的可能性，但是在当时这种可能性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利用。石油燃料可以很容易地在船上运输、转移，而且它可以被贮藏在几乎任何隔间里。这就意味着船只不再需要大量的司炉工人，所以司炉工人的数量会大幅减少，他们可以专门从事器械的维护和修理，住宿的空间就被大量节省下来。石油也有其弱点，它不能像煤一样抵御敌人的炮火，而且需要进口，这对英国的战略具有长远的影响。丘吉尔和壳牌石油（ShellOil）的创始人马库斯·塞缪尔爵士（SirMarcusSamuel）协商，并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AngloPersianOilCompany）签订了保证石油供应的协议。所有的造船厂都在造燃油贮存柜，新船都是以燃油要求建造，旧船也依次进行改造。
自1905年以来，一系列的国际危机造成局势紧张，其中大多数都与海洋相关，尤其是1911年德国派遣炮舰“豹”号（Panther）去强占摩洛哥。而正是占领摩洛哥这一事件导致了最后的危机。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FranzFerdinand）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奥地利要求塞尔维亚人对此负责。这就将塞尔维亚的保护者俄国，以及之后与俄国建立同盟的法国卷入其中。英国和法国、俄国只是协约国而非正式建立同盟，眼下没有义务参战。但是德国计划在“俄国压路机”（Russiansteamroller）通电之前击败法国，而唯一能达此目的的方式就是攻击比利时，自1830年起，比利时的独立一直受到英国的保护。
在这一背景下，1914年6月基尔周帆船赛（KielWeekRegatta）期间，海军上将乔治·沃伦德（AdmiralSirGeorgeWarrender）率领4艘新型无畏战舰和4艘巡洋舰对德国进行友好访问。这个会面的地点首先就值得注意，因为基尔运河（KielCanal）最近刚刚完成了拓宽工程，以匹配新型的无畏战舰。沃伦德的舰队得到密令，要查明一切他们能查到的关于德国海军的信息，包括射击和鱼雷的装备技术，通讯技术也在探查的范围之内。表面上，大家都很友好。德国海军的乔治·冯·哈泽（GeorgevonHase）说道：“在所有的舞会和晚宴上，随处可见年轻的英国官员和德国官员共同举杯、相谈甚欢，和德国小姐打情骂俏。”相较于德国人的武器，“南安普敦”号巡洋舰的中尉斯蒂芬·金-霍尔（StephenKingHall）更关心社会学上的东西。他观察到德国海军军官比英国军官更有教养、更聪明，但是他们一旦离开上级的视线就表现得像远离老师的顽童。他还注意到德国军官更有魅力、更重礼节，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把船当作自己的家，因为每个人在岸上的军营里都拥有一个小隔间。“如果两军交战，”他总结道，“我们将面对勇敢的对手。”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