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个世纪以来，海军军官都是从某一上校那儿习得航海以及军事知识，但是自1857年成功训练了第一支童子军后，海军将1803年制造的74门火炮旧船“辉煌”号（Illustrious）改造为海军训练场，海军学员在此受训，成为预备军官。8月，第一批学员共计23人登船。由于要建造更多的宿舍，并且扩大入风口，1859年新年当天，学员们搬至三层甲板船“大不列颠”号。后来由于朴次茅斯附近的哈斯勒溪（HaslarCreek）的水质不佳，船被移至波特兰，又于1863年被转移到德文郡美丽的达特茅斯避风港。
在“大不列颠”号上受训已经成为培养海军军官主要（几乎是唯一）的方式。马克·克尔（MarkKerr）于1877年登船受训：
我们睡在吊床上，衣物放置在储物箱内，日后我们出海，这储物箱也会跟着我们走。岸上的山脚下有健身房，山上有板球、曲棍球和足球场，还有一个小卖部。“大不列颠”号旁边有一艘名为“海豚”号（Dolphin）的小帆船，上一届的学员曾经驾驶这艘帆船尝试出海。有不少帆布和划桨的切割机，学员以此练习扬帆、收帆的技术。
我们是在海军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在我们周围都是水手和水兵，水兵也充当我们的随从。我们的教官都是海军士官长或海军军士，他们负责教导我们海务知识。有专门的驳船工人负责护送我们上岸、回船……其中有个叫约（Yeo）的老头，自称曾经参加过特拉法尔加海战。18
自1815年后，军官的制服也慢慢得到了改进，从战时的相对轻松随意转向挺括的维多利亚风格。其中最显著的改变当属袖口和肩头用来表示官衔的金色条纹——一条为上尉，两条为中校，三条为上校。1863年，中尉这一级别得到认可，标志也为一条条纹，由此往上，上校军衔则增加为四条。这样的级别标志被绝大多数国家的海军采用，后来商船船主也仿效分级，而如今，连民用飞机的高级飞行员也采用类似的分级标志。这样的军衔标志大概意味着一个高级飞行员——即使是小型飞机的飞行员——也具有与一艘200到1000名船员的战舰船长相同级别的权威。反观海军自身倒是在授衔方面颇为小心谨慎，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战舰舰长也只是三条条纹的中校而已。
19世纪50年代见证了海军队伍中普通水手的职业化。在此之前，这些水手们可能大多出身商船，因为某一次航行的需要而被征召加入海军的队伍，他们要么穿自己的衣服，要么从船上的事务长那儿购买水手服。从50年代起，海军决定招募有成为水手潜质的小男孩，从小教导海务知识。受训结束后能够服役10年到12年，而服役超过22年的人，还能享受退休金待遇。此后，海军船上的水手开始有别于商船上的船员，其生活方式、文化甚至衣着都有明显的区别。1857年，海军底层水手也拥有了自己的制服。制服的颜色是军官们穿了一个多世纪的蓝色，但除了颜色以外，水手与军官的制服毫无共通之处。之前，水手的制服多为流行的方领上衣和喇叭裤。随着时间流逝，水手们也根据自己的习俗偏好对制服的样式略加修改。也有严格的军官禁止水手修改制服，但由于水手们自己支付制服的费用，因此在他们看来，修改自己买来的衣服是天经地义之事，矛盾由此产生。海军委员会偶尔也会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但结果一般都会偏向水手一边，采用他们的修改并作为新的制服标准。
由于特殊的领子形状，水手的制服素有“方帆”的别号。关于制服有很多不解之谜——传言制服上的三条条纹是为了纪念纳尔逊之战，事实又似乎并非如此。这制服总是与童装有着奇特的联系，最早身穿水手制服童装的是威尔士亲王，他在1846年登上皇家游艇时穿了一套。水手制服格外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尤其是其改良版“方特勒罗伊公子”（LordFauntleroy）款套装。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水手的形象特征——流行、可亲，但多少带点儿孩子气。
国王爱德华七世及其子，日后的乔治五世，在某次视察海军时身着海军军官制服，王子们则穿着当时所有孩子都喜欢的水手装。（康威）
低级士官，如水手长助手及常驻炮手等，往往就是海军底层的主心骨，指挥、管理水手，也充当船员与上级军官的中间人。但是他们的地位并不稳固，这些人大多由船长个人任命，因而如果他们去了别的船上或是船长换人，就有可能丢了士官职位。1827年起，海军也授予低级士官军衔，这样，他们的官级就比较固定了。后来，水手中的佼佼者也开始被授予军级，以资鼓励。上等水兵一般都由上级任命，可以拥有较高的薪水、独立的膳食以及军官款式的制服。为了鼓励船员，海军已经为其建立了正规的职业结构，只要工作出色，就能得到升迁。
虽然由于水手在岸上常常被爆出酗酒闹事的丑闻，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小说界的宠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水手就是诸如帕西法尔（Parsifal）或者“鳄鱼邓迪”（CrocodileDundee）这样的傻子，愚笨中透露着高尚。在风暴中，在保家卫国、抵抗敌军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能力毋庸置疑。而在岸上，他们又出手阔绰、疾恶如仇。一如大量报纸、漫画中描绘的，他们将海上的行事准则带到岸上，结果往往出人意料。水手往往能够得到免费配发的烟丝（用来咀嚼或是装进烟斗），他们开始将烟草捻成长条，以此可以切成小段制成香烟。约翰·普莱耶（JohnPlayer）和诺丁汉之子（SonsofNottingham）在1888年生产“普莱耶海员烟”（PlayersNavyCut）之前，就已经将一名“皇家英雄”号上的水手当作他们烟斗烟丝的代言人，水手与纸烟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1887年，海军大臣在下议院发言：
如今，海军似乎已经成了大家趋之若鹜的职业。为了控制兵源，我们已经提高了准入标准和门槛，尽管如此，竞争依然激烈。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家长鼓励自己的孩子投身海军的同时，也有不少人被海军解雇，这是从未有过的状况。19
在招募的时候，海军虽然偏爱乡童，但是学员大多还是来自城市或者英格兰南部。1875年，萨姆·诺贝尔（SamNoble）被招募进海军成为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军士，其苏格兰的籍贯实属罕见，
他随后道出了海边生活的闲暇舒适：我终日无所事事，坐享清风拂面；传统的梅子布丁和烤牛肉让人垂涎，香烟美酒取之不尽；纵阅世界奇观，往来名媛美伶——啊！这才是生活！20
一位于1885年参加了“战无不胜”号（Impregnable）海军训练的小男孩如此描述他的训练船：
……是那种旧式的“木壁”（海防军舰），除了上层船尾和船首的甲板，它还有三层甲板专供火炮射击之用。船体共有五层甲板——上层甲板、主甲板、中层甲板、底部甲板以及最下层用于储物的甲板。它有三根桅杆，各自带有中桅和上桅，在适宜用帆的季节里，它也有帆布、绳索、齿轮这一整套装置。21
钢铁造船
铁以及之后钢的使用给予造船极大的发展空间，船舶工程师们已经学着使用这种新材料了。在私人的造船厂（自1889年颁布《海军防务法案》后，这些造船厂建造了大量的战舰)中，造船工人遭到排挤，被禁止观摩船只的组建过程。造船工人逐渐被金属制造方面的行家所替代，如铁匠、锅匠、铁甲工以及铆工等。只有在皇家造船厂，造船工人才适应了新的技术要求，保住了饭碗。
一如当年建造木船，如今铁船也依然在斜坡上建造。船体结构也还是由龙骨、框架、内壳、外壳构成，但是细节的部件已经全部替换掉了。垂直的龙骨不再超出船体以下，而是作为纵线的一部分融于船体内部。横向的龙骨板直接被架在砖块上，是船只建造装配的第一步。现在，船体的框架是由钢板切割而成，带有L形的闩条，做固定之用。甲板的横梁通常是铁质的横杆，两段呈灯泡形状，横杆用千斤顶顶弯，与钢板契合，再用铁钉固定成型。船壳丢弃了以往的长木板，以矩形钢板作为代替。每块钢板与其上下左右的其他钢板用铆钉固定，这就使得船身更为坚固：这样的钢板被称为壳板，是船体结构中最中央的部分。
海军学生也需要学习船舶的建造知识，以正确使用引擎和煤炉。船尾的螺旋桨轴需要以一种特定的角度固定在船尾，才能保证防水并保持直线，否则引擎就难以正常运作。由于船舵不再与船尾柱相连，船尾的外形就有了更多的可能，可以是倾斜的、巡洋舰式的、平的，或者加有横栏。相反，船舵的平衡有了保证，转轴就在船舵的中央或周边，因而转动船舵就省力多了。当然，体形更大的船只还是需要额外的引擎辅助才能转动船舵。
1900年左右的某艘装甲舰横剖图，主要的装甲部位以“O”标记，内部也有弯曲成型的装甲，用于保护引擎、弹药库和方向控制系统免受弹壳火星的破坏。（作者收藏）
球鼻形船首（rambow）在战舰和巡洋舰中都很常见，通常在其中有巨大的锻造框架用以塑形。船首在古代也是武器装备的架设之处，如今到了19世纪中叶，又重新成为海军的火力发射点，因为人们相信，这样全副武装的铁甲战舰，以当今世界的武器火力来说，即便被近攻，也是难以伤及筋骨的。因此，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船首成了很多战舰的主要火力发射点，船首两侧都有防震带以做固定，增加结构的完整性。
整个船体结构由各式各样的铆钉连接固定而成，这大概是为了避免钻孔过多，影响表面的光滑度，有时候面板之间的连接处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摇晃或下沉。
钢铁船的造价要比木质船大得多，因此，到1914年，所有战舰的建造都集中到14座主要的造船厂中，毕竟它们拥有更多的设备。
根据规定，每艘船上都有小提琴手，便于孩子们跳舞，“鼓舞士气”。船上的警察负责“制止恶言和恶行”。按规定，违者判罚并不重：鞭刑只适用于“偷盗或者极不道德的行径”，笞杖“很少被使用”22。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870年11月，查尔斯·汉弗莱（CharlesHumphrey）在波特兰加入了“皇家博斯科恩”号（HMSBoscawen），“在船上学习纪律的那12个月，其中辛苦难以言喻。我们常常食不果腹，受鞭笞更是常事。我们的导师无比残暴，我估计，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船长也特别严格”23。
1859年，法国的包铁巨轮“光荣”号（Gloire）试航，拉开了世界范围的海军军备竞赛的序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小试几艘铁甲炮船，以及商船多次改进为铁船后，法国首先在战船的设计上做出创举。英国不甘落后，很快建造出更为庞大威武的“勇士”号（Warrior），1860年，“勇士”号从泰晤士河畔的布莱克沃尔（Blackwall）下水。其排水量达到9210吨，轮船几乎全部用铁建造而成，而“光荣”号只是包铁船。其框架与老式的木质船并无两样，同样装配了全套的桅杆，火炮也多置于船舷两侧。当然，这只是船建大变革的前奏，在之后整整30年间，船舶设计一直朝前发展。球鼻形船首很快被“勇士”号的后来者所取代，而其效力在1866年对战奥地利和意大利联军的利萨海战（BattleofLissa）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与此同时，美国内战证明了将火炮装载在炮塔上的优势，虽然在航船上建造炮塔并非易事。退而求其次，建造炮台舰（batteryship）也是不错的选择。在炮台之上装载几座重型火炮，炮台配有轨道，可以在射击孔之间移动。1870年建造的“上校”号（Captain）意欲在大帆船上建造炮塔，出航不久后却在比斯开湾（BayofBiscay）不幸失事。1871年建造的“毁灭”号（Devastation）突破性地抛弃了所有风帆装置，其动力全部依赖引擎，也就意味着它的航行范围有限，更适用于海岸防御。10年之后，“上将”船级建造了更大的炮台，取代了过去的小炮塔，这种炮垛能比火炮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弹药仓库以及前往仓库的路。在火力升温的同时，船体的防弹能力也在提升。技术发展到这个时候，船型已经繁多到不可能在战斗中保持战列队形。到19世纪80年代，现役的战舰包括如“勇士”号那样庞大的装甲舰，中央动力的铁甲舰，装甲撞击舰，海防舰，如“毁灭”号那样无桅杆的炮塔船，以及普遍炮台船。由于技术的发展不定，以及竞争对手不时研发出新武器，人们开始质疑海军保卫国家的能力。虽然为巩固海军基地，英国建设了帕默斯顿（Palmerston）要塞，但是此时，不得不承认陆军的重要性以及受欢迎程度要超过海军。
战舰中火炮不再分布于各层甲板，因此，之前将单层炮舰称为“护卫舰”（frigate）的方式就不再适用。在中型、快速且适用于远距离任务的战舰中，护卫舰逐渐被巡洋舰取代，后者更适用于巡视贸易航线，管理帝国。1875年下海的“香农”号成为英国第一艘防弹巡洋舰，19世纪80年代晚期，有保护措施的巡洋舰开始得到大量生产，其防弹措施以及分散的煤炉能够有效防御敌人的攻击。
自1863年起，英国海军开始每年巡视英伦三岛的各个港口。在以前，要想从英吉利海峡撤出这么多战舰，在战舰巡视完岛屿回归海峡之前，政府必然已经顶不住埋怨，站在危机边缘了。而如今，电报可以将召回的命令迅速传到各个港口，而蒸汽动力则可以让船只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能全速返航。
第一队巡视船队有装甲战舰和护卫舰共计5艘，在出发之前，“勇士”号的船长阿瑟·科克伦（ArthurCochrane）在船员面前致辞，布置任务：
为了向民众展示大英帝国的新式海军，我们身负特殊的使命。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我们需要巡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东、西海岸，最终达到都柏林。民众可以上船参观，船员若有需要也可以准假上岸。毫无疑问，若有逾期未归或其他不端行为，定将严肃处置。24
利物浦的市民真心爱戴海军，因此船队在此受到最为热烈的欢迎。当地40名船主每人捐出10英镑用以招待800名水手和200名海军陆战队员，因而仅仅登上“勇士”号参观的就多达5.7万人。有游客如此描述当时的盛况：
宽阔的白色甲板一如敞亮的街道，人们漫步其上，可以看到缰绳、木架、吊床以及扶手绳的制作过程。哨兵丝毫不受周边游客影响，依旧静静地巡视船身，我们走下楼梯，刚来到主甲板，就听见胆小鬼们的惊呼，以及飞禽的鸣叫。这些鸟儿所住的鸟笼宽敞，饲料精良，倒也怡然。大块的肉已经切完挂好，就待入锅。伙夫们在厨房中忙碌，准备着各种吃食——菜香四溢，让人胃口大开。25
这一时期，电报的出现掀起了通讯革命，电报通过摩尔斯电码能够发送即时信息。到1851年英国在加来和多佛之间成功建立起第一条跨越海峡的电报线路时，英国陆地上的电报网已经基本建成。之后在地中海深处也建了数条电报线，联系帝国殖民地的电报网也逐渐建起。最艰难却也最有用的电报铺设路段是跨越大西洋的那段，其中一条最短的路径连接了英国在爱尔兰和纽芬兰的属地，并与联系美国的电报网相连。1858年春，英国战舰“阿伽门农”号与美国护卫舰“尼亚加拉”号（Niagara）在大西洋正中碰头，双方都载有足够铺设半个大洋的电缆。由于风暴，双方直到6月16日才完成对接，之后，两船分别向东、西方向前行，继续电缆铺设的工作。期间遭到不少的挫折，不得不多次返工，8月4日，“阿伽门农”号成功到达爱尔兰西南部的瓦伦西亚湾（ValentiaBay），17日，成功发送了第一封跨越大西洋的电报。但好景不长，电缆只用了20天就出现问题，停止工作了。1865年，布鲁内尔指挥巨轮“伟大的东方”号（GreatEastern）重铺电缆，这一次终于成功了。
电报在英国商业海运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深陷内战泥淖、海运发展衰落时，英国逐渐垄断了世界船运。现在，商船分为定期船与不定期船两类，前者无论载人还是载物都有固定的路线和时间，后者则主要依赖电报的信息，在世界各地接单运货。蒸汽机的普及和发展在商用和军用两处速度无差。直到1884年，英国登记在册的汽船总吨位才超过了帆船，但是由于此后应用了新型的三胀式蒸汽机，大大节约了运输的成本，因此汽船迅速普及。到19世纪末，英国的汽船总吨位达到了700万吨，而帆船吨位总数只有200万吨，当然，汽船的工作量也极为庞大。
1858年在大西洋铺设电缆的战舰“阿伽门农”号，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船尾的装置在放置电缆，而突然出现并穿过电缆的鲸鱼让人大为紧张。（国家海事博物馆，PU6204）
自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CornLaws）之后，自由贸易一直都是英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所在。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大国。此时，英国对进口的依赖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不仅仅是过去贸易中的奢侈品，粮食也成了英国进口商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炭的出口成为英国经济中的重要因素，1856年，英国出口煤炭总数560万吨，到了1884年，总数达到了2200万吨。
在战争时代，所有这些进口贸易都受到海军的保护。军事家察觉到打击、追捕私人劫掠的问题所在，他们推崇的是相对无趣的护卫工作。为了更好地执行护卫工作，海军研发、建造了巡洋舰，这种大型的战舰既能为船队提供有效的侦察服务，又能够在世界范围里宣扬国威。与19世纪晚期的战舰一样，巡洋舰没有船桅，有防弹外壳，也载有各种火炮，体形狭长，因而速度极佳。巡洋舰一般配备数个引擎，4个烟囱，外形可能并不美观，却格外易于识别。
除了巡洋舰，英国海军还有一支队伍游弋于世界各地，周旋于大英帝国与殖民地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诞生的蒸汽炮艇，适用于诸如芬兰旁边的奥兰群岛（A。landIslands），或者克里米亚附近的亚速海（SeaofAzov）的浅滩或者狭小水域的战斗。战后，这种炮艇重获生机，成了大英帝国充当世界警察的助推器。当殖民地总督、领事或是一队商人用电报与附近的海军总部或伦敦联系、请求支援时，这种小炮艇就会被派出。在1857年到1861年这5年间，这一类请求达数百次，其中多数都得到了满足。当然，并不是每次出兵都带有侵略的性质，很多时候，其威慑作用要大过直接动粗。例如1858年2月，“艾丽丝”号（Iris）被派往新赫布里底群岛（NewHebrides）去协助调查一起谋杀案，显然，没有接受过相关训练的水手们定然是无助于侦案本身的。贸易部也申请派遣船只前往巴哈马的洛沃斯岛（CayLobos），协助建造灯塔；在前往赞比西（Zambesi）的探险中，戴维·列文斯顿（DavidLivingstone）也得到了炮艇的协助；而当新西兰的总督“检查当地居民”26的时候，原本在中国执行任务的两艘炮艇也前往支援。炮艇在构建“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中功不可没，其支持者曾经宣称，大英帝国所继承的是古代罗马帝国的伟大事业——将法律和秩序普及到所知的世界的各个角落。
英国海军同时还是欧洲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政治因素。虽然在本质上，英国海军的组织是保守的，但是它常常被用以支持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1860年，伟大的意大利领袖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Garibaldi）在西西里成功领导了反对那不勒斯政权的起义。当他渡洋前往意大利大陆时，正是皇家海军的分舰队护送其左右，防止了那不勒斯海军的袭击。而在加里波第的领导下，意大利终于完成了统一。
这一时期，自巴尔干叛乱被土耳其镇压之后，欧洲陷入重大危机，着实让自由党的领袖威廉·格莱斯顿心生恐慌。当俄国陆军进攻土耳其时，时任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领导的保守党，害怕俄国会在地中海地区获得海军基地，从而打破欧洲均势。因此，皇家海军派遣杰弗里·菲普斯·霍恩比（GeoffreyPhippsHornby）率舰队穿越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以示警告。俄国未做反抗，双方在柏林会谈、协商。迪斯雷利称此为“有面子的和平”。
水手詹姆斯·伍德（JamesWood）参与了在桑给巴尔（Zanzibar）阻截阿拉伯贩奴贸易的行动——当他发现奴隶们的生活本来颇为舒适，倒是在英国人的追捕中以及解放后反而要比身为奴隶时艰难得多时，也曾心生疑虑。2719世纪60~70年代同样也是海军成长的黄金时段，在此期间，从新西兰到多米尼加，从南非到埃及，英国海军进行了大约16次较大的军事活动。在这些战斗中，水手们经历了不同的战斗形式。“皇家沙王”号（Shah）上的军士威廉·詹金（WilliamJenkin）曾于1879年参加了与祖鲁军（Zulu）的战斗：
我们的侦察员早上6点的时候发现了敌军。我们得到“进入沟壕，所有人立刻到位”的命令。6点30分，祖鲁人以马蹄形的阵形前进，开始向我们进攻，人数大约在1500到3000人之间。敌人大约走到800码处时，我方的加特林机枪（Gatling）和6把冲锋枪（pdr）同时开射，却未能吓住他们前进的步伐。敌人勇敢又无知地前进，距离我们的沟壑不过30码，其中一人对着加特林机关枪投掷了长矛。28
单桅帆船和炮艇在设计上更为保守，使用的是木质船体，从而使船只即使缺乏造船厂的设备也能被修复。由于驻地煤炭供应不足，它们同时应用风帆和蒸汽动力。传统的水手和造船工人仍有用武之地，引擎舱内的专家则需要主动负责机械的维修与革新。
1869年，法国工程师斐迪南德·德·雷赛布（FerdinanddeLesseps）开通了苏伊士运河，英国人一开始对此毫无反应，事后才意识到这条通往印度的航线有多重要。1875年，迪斯雷利从破产的埃及政府手中购买了运河大量股权。1881年，埃及军队起义，反抗外国列强。来年春季，一支欧洲联合军队前往埃及镇压起义。联军抵达亚历山大港，引起了当地群众反基督教的暴乱。7月，由8艘战舰和其他船只组成的一支英国舰队开始轰炸这座城市。水兵托马斯·霍尔曼（ThomasHolman）大致描述了这一轰炸：“这个攻击从一开始就不公平，而且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几乎毫发无损，他们却损失惨重。”最有戏剧性的海军事件是炮艇“秃鹰”号（Condor），它到达港口并救下皇家海军军舰“大胆”号（Temeraire），之后又折回到马拉波特堡（FortMarabout）外1200码处，炮轰城镇，迫其投降。这场战役为它赢得了著名的“干得漂亮秃鹰”号（WelldoneCondor）的美誉，也铺就了其舰长查理·贝雷斯福德（CharlesBeresford）的锦绣前程。托马斯·霍尔曼详细描述了袭击之后的情景：
在结束了水手的工作之后，我们不得不扣紧毯子和水瓶，小心翼翼地防备那些潜伏的阿拉伯小偷洗劫这座城镇。正因如此，我们让一个海军军官作为警察局长带我们登陆；又凭借机关枪、步枪以及刺刀，有时甚至是拳头，暴打了那些家伙一顿，让他们变得礼貌听话了一些。29
在一支军队登陆并在岸上打了几仗之后，英国将埃及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至关重要的苏伊士运河也因此得到了保障。
由于现代军舰完全依赖引擎作为动力的来源，轮机工程官（engineerofficer）的重要性也被不断突显。每一艘战舰或者是巡洋舰都带着几个现役的轮机工程官，尽管他们的地位与指挥这艘船、负责值守的执行军官并不等同。从1880年开始，轮机工程官在普利茅斯海军工厂位于基汉姆（Keyham）区域的一所大学内接受完整而专业的训练。但是作为军官，和商船的轮机工程师不同，他们无意让自己的手沾满油污，因此新的课程应运而生。轮机技师都是直接从民间招募的熟练工，在岸上他们身份各异，上了船就都是水手或是伙夫。
在战船上，他们发现自己周围的人成长环境迥异，因此自己曾经觉得习以为常的言行在他人眼中可能格外难以理解，反之亦然。30
1869年，旅居奥地利的英国人罗伯特·怀特海德（RobertWhitehead）向世人展示了他的自推式鱼雷，海军的技术优势受到了威胁。鱼雷经由小而快的战艇发射后，可以在水下击中大型船舰，并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为了应对挑战，从1876年开始，英国加强了主力舰对鱼雷的防御功能，也加速建造了自己的鱼雷艇，从而武装了一支新型的海军。鱼雷艇非常小，最多只能承载25人，它没有独立的指挥权——有一些被设计成救生艇一样装载在主力舰上。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尚未受到广泛推崇。1859年，《劳军联合杂志》（UnitedServicesMagazine）刊载了一篇题为“与大英帝国签订契约的必要性”（OntheNecessityofContractingtheBritishEmpire）的文章。1864年，科孚岛（theislandofCorfu）回归希腊。然而，海军仍然在海外广设基地，而如今，所有战舰都需要燃煤。百慕大群岛、香港、哈利法克斯（Halifax）、直布罗陀海峡、牙买加、好望角、阿森松岛（AscensionIsland）、亭可马里（Trincomalee）、温哥华还有悉尼都见证了海军的存在和发展。
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受到了推崇，程度更甚以往。“沙文主义”这一词出现在1877年到1888年的俄国危机（RussianCrisis）中，伴随着音乐厅中的歌声回荡：
战争非我本意，但面对沙文，参战义不容辞；
我们有船只，我们有人力，我们也有钱……
所有的阶层和许多不同的政治群体都联合起来支持帝国主义。激进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是伯明翰的市长，他转而投身保守党来支持帝国的事业。从极左派开始，准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thequasiMarxist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的亨利·迈尔斯·海因德曼（H.M.Hyndman）相信大英帝国的前景大好，同时，他也认定强大海军是帝国伸张的臂膀。人们从来都不曾质疑海军在国防中的作用，而到这个世纪末为止，大家也基本相信正是海军创造并保卫了大英帝国。由于轮船在内河的应用以及之后铁路的铺建，使得殖民内陆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原先殖民地竞争中落后的新兴德国，此时也叫嚣着分一杯羹。由此开始了1884年到1885年的“瓜分非洲”（ScrambleforAfrica），此后这片大陆的大多数剩余地区都被欧洲列强瓜分、占领了。
自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来，海军曾一度偃旗息鼓，行事低调。大多数在国外服役，不再受到媒体和议会的重视。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新兴的国家开始追求海军力量（navalpower），英国便不再坐享当年遥遥领先的辉煌。威廉·托马斯·斯特德（W.T.Stead）——新新闻主义（newjournalism）的倡导人之一——在《波迈宪报》（PallMallGazette）上发表了一系列名为“关于海军的真相”（TheTruthabouttheNavy）的文章。斯特德从威廉·格莱斯顿的一个评论中获得暗示，而格莱斯顿1880年成功当选更是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格莱斯顿曾说，英国的力量“不在于与强大的军事国家结盟”，而“在于它的海军——一支足以媲美欧洲所有海军——力量的强大与卓越”。斯特德则反驳说，从殖民扩张以来，对海外贸易增长的依赖，以及他国海军的壮大使英国格外易受攻击。蒸汽舰队对海外各地装煤港的依赖尤其令他担心：这些装煤港多半都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他的海军联系人是炮舰“卓越”号（Excellent）上年轻的舰长约翰·费舍尔，在他看来，费舍尔是“可以和纳尔逊媲美的人”。斯特德所贡献的不是包含了少许真相的新闻，在他的启发下，民众敦促政府增加了350万英镑的海军预算。31英国海军这才迈开了新一轮的革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