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部分的殖民地都发端于个人的努力，在其壮大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皇家海军的保护。有成为海军基地潜质的地方，如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往往被海军亲自掌控，而澳大利亚在很多方面都是个例外。在占领这片大陆的诸多理由中，海洋的重要性最为突出。
定居此地的好处数不胜数，它可以作为去往中国途中的休憩站；可以监视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及其阿卡普尔科（Acapulco）的贸易；还可以作为罪犯的流放地和美洲难民的收容所；对海军而言，此处也不失为一个修整工厂，本地就能提供大麻和索具；美洲西北海岸的皮毛贸易也能在此中转。12
然而，在这诸多理由中，只有罪犯流放的问题引起政府的重视，并依言行之。由于英国不能再向美洲殖民地流放罪犯，政府只得让他们在废船——皇家造船厂内闲置的老旧战船上终日辛苦劳作。虽然18世纪的犯罪率并不高，但是很快这里就拥挤不堪了，新近扩建的纽盖特监狱（NewgateGaol）也不足应对。据坊间传言，行不义之事的犯罪团伙规模庞大，伦敦尤其严重。他们中有很多人专事劫掠泰晤士河上的船运，还给自己起了诸如“混世大盗”、“胖骑士”这样生动的别号。据估计，每年被他们抢劫的货物价值达数百万之多。虽然此时的英国号称海上霸主，但是对那些主要贸易航道上的细枝末节，仍是控制不够。泰晤士河警卫队直到1789年才成立，却仍是国内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警备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与这样的混乱相反，新大陆上只有原住民，但也还没达到知识分子心目中“高贵的野蛮人”的标准，因而都无须顾虑其生死存亡。虽然英国国内时不时地执行死刑，但仍不足以震慑不法分子前赴后继，统治阶级难免臆想，有没有可能将数量如此庞大的犯罪分子都送到世界彼端，只要他们还臣服于帝国，就任其生自灭呢？
1787年5月13日，前往澳大利亚的“第一舰队”（FirstFleet）从索伦特海峡（Solent）出发。舰队由亚瑟·菲利普（ArthurPhillip）上校指挥，在刚刚过去的两场战争中，菲利普上校都有参与，他也曾与葡萄牙海军一起押送罪犯，经验丰富，只可惜朝中无人，才被派去做这不讨好的差事。舰队共有11艘船，船上除却船员和护卫，共载男、女罪犯736名。由此开启了向澳大利亚大规模移民的先河，最后总人数达16万人。罪犯对于这段漫长的航行心生恐惧，这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他们对于船只驶过的大洋全然陌生，即将前往的大陆更是连典狱长都不熟悉。在长达数月的航行中，他们被关在狭小的船舱内，被围栏和镣铐束缚，疾病如影随形。
图中是位于伍利奇的正义监狱的船坞，犯人脚缚铁镣，做着船厂最为繁重的劳役。他们一边建设着工程，一边等待着押送战犯的船只到来，将他们发配至澳大利亚。（国家海事博物馆，PZ9265）
在漫长的航行中，（我们）被两两绑在一起，关在舱内……分得的食物勉强果腹，水更是奢侈难得；你知道的，我从来都不是胃口多大的人，但是每日的份餐，我至少能吃下3到4份……若与我们绑在一起的同伴不幸去世，我们尽可能地拖延上报，直到死尸腐烂发臭，无法隐瞒，这么做只是为了得到他们那份口粮。13
北美被英国人逐渐占领时，海军的保卫之责尚属间接。而如今，澳大利亚则完全归属海军负责。澳大利亚岸边的宜居地是库克远征时发现的。殖民地的建立也只是为了满足海军所需；海军运送来的流放犯是最早的定居者，由海军陆战队负责看守。新南威尔士（NewSouthWales）以及之后的殖民地总督都出身于海军军官。
正当澳大利亚开始建立极端的极权社会，离英国不远的法国却开始焕发出自由的勃勃生机。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很多英国人拍手称快，以为这是英国式议会君主制的胜利，但是很快，国家权力就落入了极权者的手中。虽然在英国有不少中产阶级支持伦敦通信会（CorrespondingSociety）的观点，也有团体呼吁增加议会席位，但是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仍让他们大为吃惊：断头台成为法国当局常用的武器，法国国王和王后也被处决，一时民怨四起，抗议不断。
最初，英国皇家海军的任务非常简单。由于原先法国海军的军官多是保王党，在革命中不是逃窜在外就是被捕、处决，剩下的低级士官和商船船长就难成气候了。革命中，起义遍布全国，土伦也发生起义，偌大的海军基地就落入了联军之手。但是联军之间合作不当，而革命军的首领拿破仑·波拿巴年轻有为，战术超群，打得联军节节败退。从土伦撤军时，英军也没能抓住机会摧毁港口内的所有法军船只。科西嘉（Corsica）被法军占领历史尚短，不过几十年，当地人民也加入了起义的行列，英军抓住了这次机遇，与民粹主义者帕斯夸里·保利（PasqualePaoli）合作，一路向北攻下了3个法军据点，才夺取了该岛的控制权。他们需要攻下莫尔泰拉塔（MortellaTower）才能直取圣弗洛朗（St.Florent），为此，英军损失了众多船只，士兵伤亡也颇为惨重。巴斯蒂亚（Bastia）是被围攻下来的；而在攻打卡尔维（Calvi）时，年轻的纳尔逊上校被击中右眼，从此右眼失明。到此为止，阿雅克肖（Ajaccio）已有两个港口可供英军使用，但是没有当地民众的支持，占领注定是要被颠覆的。对科西嘉人来说，赶走法军意味着民族就此得到了解放，而英国却想要像统治爱尔兰一样控制科西嘉。正由于双方观点迥异，英军于1796年撤离科西嘉。
在法属大西洋沿岸，英国海军也支持了一些更加不成气候的起义军，并封锁了法军港口。1794年，一支英军舰队受命出航，企图阻止法国舰队从美国运送粮食返回法国。大革命中的法国粮食紧缺，正等待来自远方的救援。英军于大西洋外400英里处拦截了这支护送队，这是那个时代唯一一场远离陆地的海战。两军交火，英国大胜，俘获法船6艘。英国人骄傲地将这场战斗命名为“光荣的六月一日”。但是法国的运粮队还是逃开了，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法军才是胜者。英军重又开始封锁布雷斯特周边的海域，豪伊勋爵采用一种相对“开放”的封锁方式，英国的舰队大部分停靠在托贝（Torbay）或是索伦特，但是护航舰就在法国港口外徘徊，一旦有船逃离封锁，就紧追而上，同时通知主舰队。
小威廉·皮特。他在议会以雄辩著称，是一位伟大的财政大臣。但是他对大革命中的法国开战的政策，并不为历史学家称道。（康威）
首相小皮特以其和平政策留名于史册，但却不擅长抓住良机，在进攻方面也难有嘉言。依之前的战争来看，那些富饶的舒格岛理应由“拥有最强大海军的国家占领”，所以，小皮特在西印度群岛大量驻军。因为圣多明戈岛（St.Domingue，日后的海地）在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L’Ouverture）的领导下，爆发奴隶起义，英军占领舒格岛并未花费大力气。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英国人自己也未尝善待奴隶，而且占领之后也没能好好经营，收获并不如预期。虽然如此，英国还是在该地派遣大规模的海军，也确实夺取了不少岛屿。值得质疑的是，英国这种以经济支撑军事的国家真的能战胜革命中的法国吗？
1795年，威廉·霍瑟姆（WilliamHotham）上将率领的舰队在地中海与敌军两次交火，未分胜负。次年，约翰·杰维斯（JohnJervis）爵士成为该舰队指挥。此人性格专横，极为重视海军的义务和纪律。与此同时，拿破仑·波拿巴成了法国陆军在意大利的总指挥，骁勇善战，势如破竹。当西班牙在1796年对英国宣战时，杰维斯决定完全撤离地中海，转而让自己的大部队去看守位于加的斯的西班牙海军主力。1797年2月14日，一支西班牙舰队保护一支护航队离开圣文森特角（CapeofSt.Vincent），两军交火，杰维斯大胜。虽然最初杰维斯反应迟钝，但幸得纳尔逊准将在命令下达前就驶出阵列，提前行动，若非如此，这支西班牙的舰队定能逃走。结果，英军俘获西班牙4艘战列舰，其中2艘吨位巨大——在陆战频频失利的情况下，这样的胜利对于英国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也正因为这场战斗，凯旋后的杰维斯被封为圣文森特伯爵。
封锁政策的影响之一就是在这数周内，水手纷纷失业，无所事事。皇家海军的历史上，兵变之事多不胜数，但多发生在船只停泊靠岸之后。而1789年“赏金”号（Bounty）上发生的事却是个例外，船长也因此事遭到免职的处罚。在那个年代，海员在出海执行海外任务之前，一般会事先拿到报酬，若非如此，他们常常拒绝升锚起航。由此产生的小规模冲突很少会被上报，烦扰上层高官。
但是1797年的水手们怨气冲天，远胜以往。他们已然参战4年有余，却看不见半点儿战胜或退役归家的希望。他们的薪金还维持在克伦威尔时期的水平，但这么多年来的物价上涨，使得这点儿微薄的工资根本难以养家糊口。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受到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影响，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问也不懂政治，但是追根究底，旧价值观的消亡是毋庸置疑的。舰队中有很多爱尔兰人，方便了别有用心者在其中挑拨离间，将他们与国内的爱尔兰起义相提并论，当然，这并不是这场兵变的主因。真正的矛盾在于水手本身，他们维系着海军的日常工作，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在港口耐心等待，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常常被政客甚至纳税人遗忘。由于海军扩军，人数从过去的1.6万猛增至12万人，低级军官的待遇也随之下降，而古老的等级尊卑的价值体系也正分崩离析。水手们必须忍受脾气暴躁的军官，以及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残酷又花样百出的惩罚”，“荣耀”号（Glory）上的希克斯（Hicks）和菲兹-帕特里克（Fitzpatrick）中尉就是如此：
在1797年海军海员短缺危机时期，苏萨克斯郡的招募广告。“rendezvous”（集结地）是当地的募军部，可能就是在小旅馆里租的一间屋子。（国家海事博物馆，F3642）
前者待人一如暴君，打起人来毫不手软……拳打脚踢、暴晒、涂焦油、用布袋罩住脑袋，在全船人面前极尽侮辱之事……14
其他船上的船员也多有怨言：“我们宁可坐牢或立即被杀！”也有人写道：“我们的处境堪比罪犯，根本不像英国的自由公民。”15
水手心中怀有公平正义，1797年，海峡舰队（ChannelFleet）停泊在朴次茅斯的斯皮特黑德（Spithead），开始以行动反对暴行。4月，他们联名上书海军部，详述了“这些年来我们的艰苦和所受的压迫，希望大人能心怀怜悯，尽快解决”。其中，他们迫切希望提高工资，“让我们有能力给妻儿老小更舒适的生活”。他们请求改变海军财政中1英磅等于14盎司，另外2盎司作为船上事务长的回扣的惯例。同时，他们要求港口能提供更多的面粉和蔬菜，以及对病弱士兵更周到地照看。最后，他们对离船上岸也要求海军部给予相应保证：
……我们也曾因保家卫国有功，而被人称扬；因此，当我们完成使命，从海上归来，在港口登岸之时，也理应能够一尝自由之甜美。16
海峡舰队上的船员拒绝起锚，并选举代表，接管了队内船只。英军主力舰队瘫痪，法军在海峡对岸却捷报频传，被逼无奈之下，英国政府只能选择和解：提高了海员的工资，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不少妥协。
在泰晤士河口处的诺尔（Nore）也停靠了不少船只，他们听闻反叛成功的消息，一时掀起了“斯皮特黑德热潮”。北海舰队（NorthSeaFleet）的亚当·邓肯（AdamDuncan）上校吊起了自己船上煽动闹事的祸首：“孩子们，看看这个东西，就凭他，也敢忤逆驱逐我，还妄想夺船？”这杀鸡儆猴的一招只平息了邓肯船上的骚动。5月，诺尔区的船员集体起义，要求政府做出更大的妥协，并撤去诸多军官的职务。但是这一次，政府决定守住底线，隔离了那些叛变的水手，并拒绝供应口粮，很快，水手们就招架不住，投降了。
有些人将兵变之祸归咎于配额军（Quotaman）的突然流入，他们被称为“小皮特的人”，是为了迅速扩充海军由各地政府征召的。这些人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却并不熟悉航海，肯定会成为不安定的因素，但所有斯皮特黑德兵变的领头人都是水手中的佼佼者或者低级军官，年龄普遍较大，想来应该是因为家累负担才铤而走险。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诺尔兵变煽动者，也多是这类人。这些人是船上众人的天然领袖。当然，诺尔事件的领导者理查德·帕克（RichardParker）确实是以配额军的身份入伍的，但是他在此之前就是海员，还上过海军学校。帕克与其他28名诺尔闹事者一起被处以绞刑；军事法庭共审理了400多人，多数人都被赦免。17
在整个乔治王时期，兵变可能就是最为严重的国内危机。水手们本无意乱了战争中英军的阵脚，让法军的进攻得逞，但是他们的行为确实加大了英国战败的可能。所幸的是，闹剧及时被制止，当法国前来纠缠时，兵变早已平定。这场叛乱对法国也产生了影响，那就是给其政府一个虚幻的假象：英国的统治阶层软弱无能，中产阶级愤愤不平，工人阶级满腔怒气，爱尔兰起义不断，水手也喧嚣难安——英国整个就是一盘散沙。
理查德·帕克，诺尔起义的煽动者，他曾经是一名准尉，但是在战事艰难的时候离队，后来以水手身份重回海上。暴动后，他被处以绞刑。（国家海事博物馆，PU3034）
虽然法国对英国的此番印象有误，但皇家海军应该称得上是身陷大革命的法国之外，最接近精英管理的机构体系。当然，军官还是要依靠亲朋的帮衬来获得晋升，这多少让海军队伍带点儿贵族统治的味道。巴兹尔·霍尔（BazilHall）上校就相当纵容这样的晋升方式，认为唯此才能吸引出身高贵者加入海军，才能遮蔽海军的暴戾，添点儿教养和贵气。如果没有“给世家子弟这种迅速或大家所谓的不公平的晋升……这些人早就统统离开海军队伍了”18。但这也并非全部事实。简·奥斯汀（JaneAusten）对海军知根知底，因为她的两个兄弟都是海军军官。在其《劝导》（Persuasion）一书中，伪善又高傲的沃尔特（Walter）爵士就曾抱怨海军：“我对它（海军）的做法有两点极不顺眼。其一，擢升那些寒门子弟，让他们坐享其祖辈不敢奢求的荣华富贵；其二，此处最是耗人精力，白瞎了大好的青春。”19
而海军的船员们就五花八门了，他们国籍各异：喀里多尼亚（Caledonia）的皇家海军中有瑞典人、法国人、葡萄牙人、北美人、西印度群岛人、巴西人、日耳曼人、印度人、非洲人以及俄国人。20不同种族的待遇差距不大。从现存的记录上看，黑人水手多负责火炮，在战场上风险较大，这在当今世界亦是如此。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FrederickMarryat）曾是科克伦勋爵麾下的见习军官，因而比奥斯汀更接近、了解海军，在他广受好评的小说《准尉伊兹》（MidshipmanEasy）一书中，黑人水手美斯特（Mesty）有着那些白人水手所不及的聪明才智，还被晋升为下士。
兵变的浪潮余波尚存，1797年9月，暴力升级。护卫舰“赫敏”号（Hermione）的船长休·皮戈特（HughPigot）就是出了名的暴戾，某日在西印度群岛，他想对船员加强操练，便下令：最后跑下横杆的人将遭鞭刑。结果，有两人在操练中不慎坠落身亡。皮戈特遂下令将两人的尸体扔出船外。是夜，愤怒的船员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揭竿而起。他们屠杀了船上大部分军官，然后将船开进了西班牙的港口。消息传来，海军军官吃惊之余，人人自危。所以当1799年10月，皇家海军“惊奇”号（Surprise）在西属加勒比的卡贝略港（PuertoCabello）俘获了这一叛船，成功追剿并绞死了部分叛军时，军官们一片欢呼。
邓肯对北海舰队的指挥权已无人置喙，1797年10月，舰队在后来英国人叫作坎珀当（Camperdown）的地区遇到一支荷兰分舰队。邓肯的舰队由小型战列舰组成，其中多是64门火炮船以及改造后的东印度商船。虽然浅水处水况危险，自己的进攻又过于贸然，但是他仍决定将舰队分为两组，痛击荷军。最后，邓肯俘获了11艘荷兰战列舰，给因战事低迷而心绪不振的英国国民打了一剂大大的强心针。
英国国内，由于法国在海峡对岸重建海军，又触及了英国民众害怕被入侵的神经。相较于之前的法军进攻，这次似乎更为可怕。恐怖统治时期的断头台早已为人熟知，大街小巷到处可见臆想法军登陆后各种纵火、处决、屠杀场景的漫画。敌未动，心已慌。1799年年底，拿破仑征战埃及未果，回国夺下了政权，在而立之年坐上了法国第一执政官（FirstConsul）的交椅。他是战无不胜的将军，也是个独断专横的领袖，其恐怖程度丝毫不亚于革命派。虽有外邻烦扰，但英国人又重新找到了团结的力量，因为不是只有海军才忧国忧民。中产阶级通过伦敦通信会更紧密地参与政治活动，而法军想要与沃尔夫·图恩（WolfeTone）这样的爱尔兰民粹主义者联盟，也没能成功。志愿军在全国各地集结起来，他们常以“忠诚”二字为名，意味着他们在军事责任以外，还有政治抱负。出版商鲁道夫·阿克曼（RudolfAckermann）在1799年列出了志愿军的目标：“战胜罪恶的全民公敌（法国）；粉碎不忠的、地狱三头犬一般的敌军头目；维持安定的王国秩序；保护合法的个人财富；重中之重，保证伟大的国王及其王室的周全。”21
为了支付日益高昂的战争费用，政府不得不广发国债，同时打出旗号纳税开源。依照传统，战争费用多来自土地税收，因为土地的有无以及大小无法谎报，收入稳定，因此，传统的地主承担了大部分战费重担。此外政府已经对仆人、马车、丝带甚至窗户等一系列用品征税，因为这些东西也难以隐瞒。1799年，政府又大胆革新，开征进口税，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是唯一快速、可行的劫富救国的方式。但是这要求有相当规模的政府机构能执行评估和收税的工作，也意味着要对每一个年收入超过60英镑的英国人征税。不久之后，小皮特本人都谴责进口税“调查质询之多，让人烦不胜烦”，但他还是寄希望于进口税能给英国带来每年千万英镑的税收收入。能与进口税一较高下的便是船舶税，而船舶税的征收是由议会通过的。当战争结束后，船舶税被废止。人们坚持要撕碎委员会的征收记录，投入搅拌桶碾碎成末，以发泄心中的愤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