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战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英民的信心，一家杂志如此颂扬不列颠：
这座小岛是世界的贸易中心，是万国的市集；它的商人坐拥世界的财富，生活滋润如王亲贵族；它的制造商享有信誉和名望，在我们广袤的领地上各取所需，价格低廉，绝无仅有。1
贸易的迅速发展也影响了艺术，在政府海军的资助下，以海洋为主题的艺术家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大家。多米尼克·塞尔（DominicSerres）生于法国，1750年以战犯身份来到英国后，便在此定居。1768年皇家艺术学会（RoyalAcademy）成立时，他是创始人之一，后来更有幸成为国王乔治三世的第一任御用海洋画师。在其杰作《基伯龙湾战役》（BattleofQuiberonBay）中，他对云层光线的绝妙描绘让人惊叹。塞尔之子约翰·托马斯（JohnThomas）在画作上成就稍逊，但是约翰做了更多实际工作。1800年，他乘坐护卫舰“克莱德”号（Clyde）前往法国和西班牙的西海岸，以港口为背景写生，尼古拉斯·波考克（NicholasPocock）是一艘帆船的船长，他常在其航海日志上练习绘画，最终于1782年功成名就：在皇家艺术学会里开办个展。1794年，波考克随舰队出海，创作了多幅“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GloriousFirstofJune），以及其他战役、船体素描和岸边景色。托马斯·鲁尼之前也是海员出身，可能是会计或物资管理员，他于1777年首次开办个展，之后不断出海寻找灵感，最终在英格兰西南海岸的廷茅斯（Teignmouth）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菲利普·卢泰尔堡（PhilipdeLoutherbourg）于1740年出生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却成了最成功的戏剧海洋绘画大师。最初，他在特鲁里剧院（DruryLane）与演员戴维·加里克（DavidGarrick）合作，后来，他通过动态背景再现海滩实景，再后来，他转向战争场面的绘画，作品包括“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以及特拉法尔加海战。透纳（J.M.W.Turner）可能是所有英国艺术家中最有原创精神的，他的第一幅油画于1796年在皇家艺术学会展出，画作的内容便是一片汪洋大海。透纳长寿又多产，之后又绘制了许多以海洋为主题的作品。约翰·康斯太勃尔（JohnConstable）曾嗤笑船“毫无美感可言”，只能破坏风景，1803年他却在乘船从伦敦到迪尔（Deal）的途中画下了一整本的素描，其中就包括多幅“胜利”号，“有些让人愉悦，有些让人悲伤”2。
到1763年，由于北美和印度大部分已被英国掌控，法国开始寻找新的殖民目标，英国也不甘落后，紧随其后。当时流传，与北半球的大片陆地相对应，在南太平洋也应有大片陆地，而这大陆要比已经被欧洲人发现的澳大利亚更为广袤，土壤也更为肥沃。水文学家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AlexanderDalrymple）便是这一理论的忠实信徒。海洋也唤醒了哲学家的想象力，他们相信能够找到“高贵的野蛮人”——那些还未被文明侵蚀的原始人；而塔希提岛（Tahiti）传来的一些研究报告更燃起了他们的希望。自然学家也热衷于发现新的动植物种类，收获颇丰。为了航海的便利，天文学家也不遗余力，他们在已知的星体运行的基础上观测到数量惊人的恒星和行星。
不列颠是战后最先迈开探索海洋步伐的国家，约翰·拜伦（JohnByron）上校的航行不像先辈那样走走停停，而是一直往前，他创造了环球航行的最快纪录，除此纪录，却别无收获。塞缪尔·沃利斯（SamuelWallis）上校和菲利普·卡特里特（PhilipCarteret）中尉也随即起航，塞缪尔中途返航，卡特里特则一路向南，到达了前人未及之处，却只证明南太平洋再也没有新大陆了。最强大的法国对手是路易-安东尼·布甘维尔（LouisAntoinedeBougainville），他散布关于塔希提岛的谣言，并称新赫布里底（NewHebrides）的圣埃斯皮里图（EspirituSanto）并不是大陆的一部分。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个来历不明的军官詹姆斯·库克被擢升为英国新远征军的总指挥。
但是到18世纪60年代晚期，颇具规模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开始问题百出。大多数美国战争的起因都源于海务，包括珍珠港（PearlHarbor）和北部湾事件（事件以及让美军1965年正式参与越南战争的北部湾事件GulfofTonkinaffair）亦是如此。1770年的北美反抗英国统治的起因也与海洋息息相关。只要想到那个年代的北美人或其前一两代人，无论自愿与否，多是刚刚漂洋过海来到这片陌生的大陆，抗议一事就不难理解了。除了非洲奴隶，移民美洲的人有些是在英国国内被判刑7到14年，在刑期内，他们可能被当作劳动力卖至美洲；也有些契约劳役，以自己未来的服役来换取通往新大陆的船票。大多数美利坚人住在沿海或沿河地区，内陆土地大多无人居住。所有较具规模的城镇主要都是港口或自然港，如波士顿、纽约和查尔斯敦（Charlestown）。美利坚的富人也大多靠海洋贸易为生并致富。波士顿商人是这样，南方的种植园主也不例外，他们也需要海洋贸易才能出口棉花和烟草。
英国政府坚持美利坚要为自己的防务埋单，但被殖民者眼瞧着法国的威胁不再，认为防御多余，更何况他们在这些要事上毫无发言权可言——这也是其口号“无代表，不纳税”的出处。1768年，一艘属于反政府领袖约翰·汉考克（JohnHancock）的帆船被海关以汉考克做假账为由扣留，群众愤起攻击了海关官员。1772年，缉私船“葛斯比”号（Gaspee）在罗得岛（RhodeIsland）搁浅，当地居民强行登船，射杀了船长，焚毁了船只。1773年的事件最为著名，人们扮成印第安人登上波士顿湾的驳船，抗议茶税。
那些印第安人很快登上霍尔（Hall）船长的船，吊起装载茶叶的货物箱，砸向甲板，茶箱破裂，他们将茶叶倾倒入海。清理了这艘船后，他们又冲向布鲁斯（Bruce）船长的船，然后是科芬（Coffin）船长的船。他们销毁货物的动作熟练而敏捷，在短短3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就砸碎了42个箱子……他们将货物卸在码头。当海水涨潮时，破碎的箱子随海水漂走，于是茶叶也都漂浮于水面。3
詹姆斯·库克（1728~1779）
身着船长制服的詹姆斯·库克上将。（国家海事博物馆，BHC4227）
在伟大的海军英雄中，詹姆斯·库克出身最为卑微，他出生在一位约克郡农场工人的家庭。少年时期，他便在“惠特比”号（Whitby）船上当学徒。在来往于伦敦运煤的航途中，他掌握了航行的技术，能够应对北海海域中的种种困难。库克起初只是船上的帮手，1755年，他主动提出跟随皇家海军出行，由于能力出众，之后很快就被提拔为船长。
库克发现自己有测量水文地理的才能，1758年公布了自己制作的第一张圣劳伦斯河（St.LawrenceRiver）入口的地图。第二年他便随舰队前往圣劳伦斯河，成为发现穿过特拉弗斯（Traverse）通道的船长之一。特拉弗斯是前往魁北克（Quebec）途中的主要威胁，也是桑德斯上将和沃尔夫将军那年夏天夺得的领地。1762年海军上尉注意到库克在水文地理方面的天赋和才能。库克回家后，与贝尔旅馆（位于泰晤士河决战码头）老板的女儿结婚。1763年他开始对纽芬兰（Newfoundland）海岸进行长达4年的研究。
1768年一支探险队被派往太平洋，观察金星凌日，这对天文测量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只探险队也在暗中寻找传说中辽阔的南方大陆，为国王乔治三世开疆扩土。探险队决定选一位海军指挥官，而那年只有库克通过了上尉选拔测试，自然成为不二人选。库克早年的航行经历多与运煤相关，现在被任命为“奋力”号（Endeavour）的指挥官。在船上，他身兼天文学家，同行的还有一群博物学家。这些博物学家的组织者是约瑟夫·班克斯（JosephBanks），他虽然并非专家，但贵在财力丰厚、技艺娴熟。虽然旅途并不如预期那般顺利，库克围着合恩角绕行，还是得以及时从塔希提岛观察到金星凌日。接着库克就开始执行下一个任务，寻找南方大陆。在抵达新西兰之后，库克耗时6个月在新西兰海岸进行详细准确的考察。随后继续向西行驶，他在大堡礁（GreatBarrier）周围发现一条路，可以通往澳大利亚寸草不生的东海岸。在大多数旅途中，库克带领的船员死伤很少，但是在巴达维亚（Batavia）荷属殖民地，许多人都因感染疾病而死。3年航海生涯过后，库克于1771年返航归来。这时他成了众所周知的英雄，被提拔为司令官。
1772年库克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航海之旅，他率领两艘海船——“决议”号（Resolution）和“冒险”号（Adventure）。这次航海库克受命在纬度尽可能高的地段环球航行，这是最后一次尝试寻找传说中的南方大陆。库克为此尝试过三次，是第一位横穿南极的船长，还曾在北极群岛过冬。
库克原本已经退休，后又被任命为船长，于1776年进行第三次航海探险。这一次库克要在太平洋尽头寻找一条南北通道，在此之前许多探险家在大西洋都寻找未果。库克对北美洲从俄勒冈（Oregon）到阿拉斯加（Alaska）的整个海岸都做了详细考察，但是为冰山所阻，无法再向北航行。库克抵达夏威夷，当地人几乎把他当成神一样招待，但是由于前桅破损，库克不得不返航，此时当地人就开始敌视他。库克和一批海军陆战队员上岸修复刀具，但是在一次混战中他和4个队员都被杀害。根据当地风俗，夏威夷人很显然会把库克的尸体挖割干净。
库克或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他解除了人们对大西洋的疑虑，发现了新大陆和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绘制了极其准确的海岸路线图。库克在远程航海中所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应该受到重视，特别是与其他航海家［如其前下属威廉·布莱（WilliamBligh）］所遇到的问题相比。
英国政府对波士顿处以重罚，税收也更为严苛。到1775年春，公众的反抗最终爆发时，也正是停在波士顿港口的海军在邦克山（BunkerHill）战胜了起义军。
那时，英国陆军正在大西洋作战，只在美洲海岸的个别重要港口稍有驻军。“英军在美洲用的任何东西，饼干、子弹乃至人员都要漂洋过海3000英里才能运来。”到1779年底，英政府用于运输物资的船已达300余艘，总吨位达10万多吨。运输队大多需要护卫才能成行，这就占用了海军的有限资源，也因此常常延误。1782年，有人抱怨说：“按地区安置现在的货物，查尔斯顿2000~3000吨，纽约5700吨，背风群岛（LeewardIslands）大约7000吨，所以，我们这儿总计有18000吨待运货物，却不知道去哪儿寻条船来。”4
英军指挥本以为只要给美利坚以重击，比如攻占纽约，就能灭了群众的反抗士气。这一方法在1759年攻占魁北克、终结法国在北美的统治时尚能奏效，但在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全民抗议时，怕再难成功。英国海军和陆军之间的协调问题应该是英军指挥体系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但在这儿倒不是问题。理查德·豪伊上将（AdmiralRichardHowe）和威廉·豪伊将军（SirWilliamHowe）本为兄弟，二人分别统领海、陆两军。海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殖民地总部从叛乱的波士顿移至相对顺从的纽约。1776年8月，叛军宣布独立于大英帝国后近一个月，豪伊兄弟的军队就在纽约长岛的格雷夫森德湾（GravesendBay）登陆，开始作战。叛军首领是华盛顿将军。反对独立者从四面八方涌来，英军队伍一下子从1.7万人扩充到3万余人。经过几番交火后，纽约已然是“脏乱、荒凉、可悲之地”5。到1783年11月25日，英军最终由此撤离，纽约人将这天定为“英军撤退纪念日”（EvacuationDay），年年庆祝。
英国海军的主要职责还是日常的巡逻和搜查港口，塞缪尔·格雷夫斯（SamuelGraves）中将在请求旧式50门火炮船这一过时船型达数十年而不得时，道出了海军的些许难处：
……它们操作方便，它们的排水力能让其毫无障碍地进出港口，无须等待，而我现在使用的船则不行。由于此处的主要任务都是由小木筏完成，我恳请大人下令，以后在制造帆船和单桅船时能额外顺带建造一艘小木船，这种船型才更适用于美洲。6
正当海军忙于解决自己在河运和部队运输方面的重重问题时，宿敌法国又来添乱。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与美利坚起义军毫无共同之处，但法国人在美利坚的独立战争中看见了自己一雪1763年之耻的机会。于是，法国于1778年向英国宣战。在和平时期，法国在海上的活动就不曾局限于远航勘探。舒瓦瑟尔公爵（DucDeChoiseul）曾任外交大臣和外交部长，于1761年成为法国海军部长。他没能在1763年扭转败局，但他下定决心要报仇雪恨。法国政府财政也不宽裕，但是它向地方城镇和那些想命名船只以示荣耀的人寻求协助。用这样的方式，布列塔尼议会捐助建造了110门火炮船“布列塔尼”号（Bretagne），首都捐建了90门火炮船“巴黎”号（VilledeParis），以及农民税征收部门（FarmersGeneraloftaxes）捐建了54门火炮船“协助”号（Utile）和“农场”号（Ferme）。如今法国在74门火炮船和护卫舰的基础上，也开始建造三层战舰，还设计建造出火力更为强劲的双层80门火炮船“舒瓦瑟尔”号。之后，其侄子普拉兰公爵（DucdePraslin）试图改革法国的军官体系，但收效甚微；他还建造了皇家造船厂来准备与英国的战争。1778年法军拥有战列舰52艘，虽在数量上不及英军的66艘，但胜在技术先进且型号集中。英国没能通过外交手段在大陆寻得强大的盟友，法军因而得以大胆地建设海军，不需太过顾及陆军得失。来年西班牙向英军宣战更让法国士气大振。1780年，荷兰也加入了反英行列。
1778年，法国向英国宣战，7月底的一场大战值得史家铭记。在整整4日的追逐后，奥古斯都·凯佩尔（AugustusKeppel）上将率领的英国舰队在布雷斯特外的韦桑岛（Ushant）追上了法军。英军指挥曾一度失误，让法军占了优势。之后两军又零星交火，双方都未有船只损耗。战后的问责让人忆及马修斯和拜恩事件，因为凯佩尔及其副将都经历了军事法庭漫长的审讯，心力交瘁。
1779年西班牙加入战斗后，法西联军的战列舰达到46艘之多。自1689年以降，每一场大战都带有英格兰会被入侵的隐患，但这一次法西联军带来的威胁远甚于比奇角之役，甚至要大于当年无敌舰队带来的威胁。韦桑战役后英军指挥权落在查尔斯·哈代（CharlesHardy）手中，此人能力不足，又过于谨慎小心。所幸的是，法西双方的合作也不融洽，极为误事；而巴黎当局就进攻怀特岛（IsleofWight）还是康沃尔争执不下。联军舰队在英国海岸处逗留太久，全无屏障遮拦，船只损耗严重，8000士兵病弱不堪。9月中旬，恶劣的气候条件迫使联军返航，入侵的警报才得以解除。联军此行确实让英国国民吃惊不小，但他们并未与皇家海军交战，只俘获了一艘在迷雾中误闯入敌营的64门火炮船“燃烧”号（Ardent）。
在大洋彼岸，美利坚起义军最初并没有自己的海军，但各大港口都有众多人从事私掠活动。约翰·保罗·琼斯（JohnPaulJones）于1747年出生于苏格兰，后在一艘怀特黑文（Whitehaven）的商船上做学徒，往返于英美两地。1775年起义开始时，他正在美国。当起义军成立“大陆海军”时，他当上了海军上尉。他在陆军基地指挥一艘18门火炮船“兰杰”号（Ranger），袭击了少有外国军队问津的苏格兰东海岸。他在离自己家乡不远处登陆，本想俘获当地领主塞尔科克伯爵（EarlofSelkirk）。在岸上，他纵容自己的手下打家劫舍，因为“在美利坚，英军也未手下留情”。他在贝尔法斯特港（BelfastLough）俘获了一艘小型战船，随后返航布雷斯特。1779年8月，他得以指挥一艘较大的帆船，42门火炮的“老好人理查德”号（BonhommeRichard），绕转到苏格兰北部。凭借着3艘帆船，他成功唬住了福斯湾当地的居民。平民手无寸铁，难以抵御；直到风向改变，琼斯才驶离此地。终了，“老好人理查德”号遇到了44门火炮的“塞拉皮斯”号（Serapis），一场血战后，琼斯将后者制服，但“老好人理查德”号自身也由于多处受损，于第二日沉没。琼斯的事迹在大洋两岸为人传颂，如此擅驭海洋，似乎只有德雷克才能比肩。他被视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军创始人，不要看如今美国的海军实力如此之大，想当初基本也是白手起家。1945年海军军校的学生们还需牢记，琼斯是“重要的传统缔造者”，三明治伯爵也曾写道：“如果你要自比约翰·保罗·琼斯，你至少要有战胜联军舰队的实力。”7美国海军至今仍沿用古英语，如“Aye，aye”（好的，明白），“boatswain”（水手长），以及后来皇家海军用的“showaleg”（起床）和“wardroom”（军官室）在科幻小说《联邦星舰企业号》（USSEnterprise）中，就算船长能够通过分子分散和重组来瞬间转移，也还是依照海军惯例，从管道中登船。
攻占约克镇，上页图显示由于法军舰队封锁了约克河的入口，英军在约克河南岸的位置，以及海航的困难。切萨皮克湾战役（BattleofChesapeakeBay）就在这河口处打响，但是战争中托马斯·格雷夫斯（ThomasGraves）没能成功地驱逐法军。（美国国会图书馆）
1781年，身陷美国独立战争的英军遇到严重危机。康沃利斯（Cornwallis）将军指挥的英国陆军主力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遭到围攻，法军上将格拉斯（DeGrasse）率24艘战列舰以及一支陆军部队到达切萨皮克湾，想助美利坚人一臂之力，恰好遇上英军中将托马斯·格雷夫斯率领的19艘战列舰队。两军并未真正交火，战斗也未起任何影响战局的决定性作用，但却极具战略意义。战斗中，格雷夫斯没有认真应战，这就意味着约克镇的英军得不到解救，康沃利斯将军被迫投降，这几乎可以算是这一世纪来大英帝国最为耻辱的时刻。英国在这场殖民地战争中已然失败，承认美利坚的独立只是时间早晚的事。现如今，英国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是，在法国及其盟友海陆夹击、步步紧逼之下，大英帝国如何自保。1782到1783年间，英军上将爱德华·休斯（SirEdwardHughes）的分舰队与法军上将叙弗朗（Suffren）5次交手，虽然双方均未有船只损失，但在战斗中，法军多占上风。
到18世纪80年代早期，在海务大臣三明治伯爵的支持下，海军管理者查尔斯·米德尔顿（CharlesMiddleton）所走的科学振兴之路开始稍见成效。人们原先并不清楚为什么三明治伯爵在如此重要的职位上安排了这么一个平凡无奇的上校；人们的猜测五花八门，有人说米德尔顿的政治人脉广泛，更有甚者说伯爵对米德尔顿的偏爱源于两人都挚爱古典音乐。尽管刚开始时人心难服，但人们很快都为米德尔顿的高效管理所折服了。他手下一位书记官就曾写道：“委员会、财务部、海军部以及大人自己家的工作量大得惊人，除大人外，难有胜任者。”8
通过使用船舶模型，三明治伯爵和米德尔顿向国王说明了给船底镀铜的重要性。自此到战争结束，这一程序虽然昂贵，但仍被贯彻执行，收效显著。自从船底镀铜后，大型舰队再也不惧西印度群岛那些潮湿的码头腐蚀船底了。除了防腐，镀铜还有策略上的作用，某船上校曾致信米德尔顿：
仅这一铜盔便好处无穷，其耐磨效果立竿见影，它能确保船体紧凑坚固，修补船坞粗心未察的裂缝，在任何水况下都能提高航速，在风平浪静时，效果尤佳。其优势之大，任何海域都不成问题，若是远洋航行，更见其功力。9
这就带动了制铜业的发展。康沃尔的铜产量从18世纪70年代的每年3万吨增加到90年代的每年5万吨。虽然没有记录流传于世，但安格尔西（Anglesey）铜矿的增长应该更为惊人。一位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希里曼（BenjaminSilliman）于1805年参观康沃尔最大的铜矿多尔科西（Dolcoath）时说道：
……我们又下降了200多英尺，这样一来，我们距离地面大约是600英尺，这只是工人正常工作的深度。在这里，众多矿工各司其职：或在岩石上钻孔；或往已经凿好的洞内填充炸药；或用锤子敲下矿石；或用斧头撬下矿石；或将矿石装入筐中，运往地面；或操作铰机，一层层地将垃圾运送出去，总之都忙忙碌碌。虽然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工作仍不免悲惨，但从他们脸上却能看到一丝满足和愉悦。10
与此同时，苏格兰的卡伦铸铁厂（CarronIronWorks）制造出了一种新型火炮，成为不列颠工业革命的成就之一。短炮（carronade）形状短粗，但其发射的炮弹重量是传统火炮的4倍，法军舰长们就曾惊诧于如此威猛的火力攻击居然来自小型船只。但短炮并不能完全取代长炮，因为投产后不久，人们便发现其劣势所在：短炮射程过于有限，敌军常常显得遥不可及。所以，它常被置于护卫舰和战列舰的后甲板处，作为火力补充。随着海战局势的改变，船底镀铜和短炮共同体现了其价值所在。
虽然在改革海军和推动技术发展这两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三明治伯爵所领导的海军部因战败而备受苛责。英国驻北美的政府于1782年倒台，三明治伯爵也随之下野；此后，英国的国运确有好转。战场开始转向西印度群岛，此处对英、法两国的经济都至关重要。西印度群岛至少有三大主要优势：首先，宜人的气候特别适合种植经济作物，如甘蔗、咖啡以及后来的棉花；其次，群岛靠近北大西洋环流，方便船只在此地与欧洲之间贸易往来；最后，岛屿面积都不大，因而种植园均距离岸边不远，这同时意味着海权实力强大的国家完全能够掌控此地。由于军队的运输转移在此并非难事，因而方便镇压奴隶起义或是从他国手中夺取殖民地。在1772年到1773年间，群岛的产值达到300万英镑，占据英国进口总值的1/3。利物浦半数船只的贸易来源于此，格拉斯哥（Glasgow）与此地的贸易量也在不断增长。除却巨大的经济效益，群岛还是“水手的摇篮”，在战时为海军供给大量海员。因而对于法国，其经济作用更为重要，法国每年近1/3的外贸交易仰赖于此。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已经将英国手中的10处大岛夺走了7处。11如果法军再夺下牙买加或者巴巴多斯，那对英国经济和海军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乔治·罗德尼上将（SirGeorgeRodney）并不具备多大的人格魅力，好在还算和蔼可亲，但他是个不可救药的赌徒，常在战前逃到巴黎，只为躲债。他任人唯亲，又缺乏识人的眼光，最过分的是，他曾任命自己年仅15岁、毫无经验可言的幼子为一船之长；尽管如此，在战场上他仍不失为一员良将，而这正是英国所匮乏的。1779年，他受命在背风岛指挥舰队。在途中，他一反常规，深夜作战，从西班牙手中夺回了直布罗陀海峡。当荷兰向英国宣战时，他抓住机会占领了圣尤斯达求斯岛（St.Eustatius），在此地与交战双方做生意，大发战争之财。他被那价值300万英镑的战利品迷惑了心志，忽视了自身的责任。他如此罔顾军法，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包板和镀铜
木船底部经常会出现两大问题。船底附着生长的水草和藤壶会降低船只行驶速度，而一艘高速船每隔4个月就必须清理一次。每次清理的时候，需要把船停泊在干船坞，而干船坞只有在本国领海的皇家造船厂（RoyalDockyard）才可以找到；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先把船倒向一侧，再倒向另一侧，不过这样操作比较困难，而且对大型船只来说，这样做也很危险。所有这些都会限制战船在战斗中的效率，特别是那些在地中海和西印度群岛海域执行任务的战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蛀船虫。这种虫最初出现在热带海域，但是经由船只开始迁徙到一些海军工厂。蛀船虫啃噬木板，神不知鬼不觉地摧毁船只，直到船身脆弱到不堪一击，人们才会真正察觉。
18世纪以前，人们通常会把有毒混合物撒在船身上用以解决水草问题。这种混合物掺有鸦片，主要成分是焦油和海洛因，里面还包含了松脂、石油和硫黄。而为了解决蛀船虫问题，人们采用了各种办法，如给船身加包板，附着薄薄的木质牺牲层，以及利用蛀虫无法吃透的毛发焦油混合物隔离船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完全解决问题。
早在17世纪70年代，前往地中海的船只身上已经刷了好几层铅，结果导致船上的铁制品特别是船舵被腐蚀得特别厉害。1761年，海军部起初尝试在护卫舰“警钟”号（Alarm）镀一层铜作为防护物，但是当两种金属之间发生电解现象之后，腐蚀问题依然存在。1780年，三明治伯爵和米德尔顿决定把整个舰队的船只都镀上铜，但是需要用焦油纸把铜和船上的铁螺栓分开。这让舰队能够撑到美国战争结束，不过战争一结束，就有必要研制像螺栓一样足够结实的铜合金。舰队中的每艘船只进港维修时，它们的船底的铁螺栓都会被替换掉。这一维修过程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刚好赶在下一次大战爆发前完成。
约翰·蒙太古，第四任三明治伯爵。（国家海事博物馆，BHC3009）
早在大战之前，英法两国海军在西印度群岛就常发生零星冲突。1782年在圣基茨边的战斗最为人熟知。这是英国位于西印度岛上最老的殖民地，法军却攻而夺之，进入并包围了硫黄山（BrimstoneHill），而此山素有“加勒比海的直布罗陀海峡”之称。英军上校塞缪尔·霍兹（SamuelHoods）本欲攻法军于不备，却未成功。聪明的霍兹转而守卫弗里吉特湾（FrigateBay），因而有效抵御了法军的攻击，但他令舰队迎风排开V字阵形的抵抗，很难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对局势已于事无补。
终于，1782年4月，在桑特（Saintes）不远处的瓜德罗普和多米尼加（Dominica）两岛间，英军上校罗德尼与法军上校格拉斯大打出手。9日的小战无须赘述，12日，两军终于在季候风中相向。法军大致朝南奋进，而英军也排起列队，北向推进。在两舰队擦身瞬间，罗德尼的官兵们发现了法军舰队中的缺口，而此时风向也对英军有利。英军上校以往行事颇为保守，这次却破例不再拘泥于列队阵形，可能是其参谋霍华德·道格拉斯（SirHowardDouglas）劝诫的功劳，也可能是上校自己一时心血来潮，列队边缘的霍兹上校也紧随其后。就这样，英军在靠近法船后充分利用自己的火力优势，将法军舰队打散，甚至将不少船只围困了起来。英军俘获敌方5艘战列舰，其中包括宏伟的旗舰“巴黎”号。桑特之战充分证明了打破《战争指南》，不拘泥列队也能赢得战斗。与基伯龙湾战役以及菲尼斯特雷的那两场战斗不一样，桑特战役中英军所迎战的舰队近于完好无损，更为强大，这也预示着英国日后的对手不好对付。罗德尼拒绝下令围堵逃跑的法国舰队，错失了良机。他说：“够了，够了，我们做得够好了。”确实，这场战斗已经减弱了法军在西印度群岛的威胁，也打消了他们攻取牙买加的计划。
但是这场胜利并没能吹散人们心头的阴霾，8月皇家海军伟大的旗舰“皇家乔治”号在离英国不远处被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导致旗舰被俘，失去千余人（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水手的“妻子”在船上）的祸事，定是船术不精和指挥失误，但最后背黑锅的却是船建本身，已为人诟病的海军委员会此时又遭了殃。
1783签订的《巴黎和约》上，英国极不情愿地承认了美国的独立地位，英国代表深感颜面无光，在官方的纪念绘画中都拒绝起立。法国虽然未曾赢得哪场战役的胜利，在殖民地战争中也无甚收获，但此时却像是胜利的一方。而大英帝国所受损耗远不致命，随着政府开始着力开发新的殖民地，即将迎来崭新的篇章。美国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英美之间从此再无瓜葛，双方的贸易往来依旧繁荣。18世纪70年代早期，战争开始之前，英国每年出口大约275万英镑商品，到18世纪90年代早期，数额已达480万英镑，到1796年更达到600万英镑。随着经济往来的频繁，政治上的控制已非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