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世纪中叶，英国民众对其海军的期盼是战无不胜，这多出自善意的爱国情怀，而非现实。1756年，奥古斯塔斯·赫维（AugustusHervey）能够写下：“那些赞歌，曾颂扬我们在荷兰战争中英勇的将领，现在由我们传唱。”24但正是赫维的挚友约翰·拜恩（JohnByng）上校向世人证明英国海军体系的脆弱。
到1756年，人们已经意识到1748年英法和约难以维系，英法两军在印度、北美都有武装冲突发生。在北美，陆军上校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率领一支人手不足的远征军单挑法军在迪尤肯堡（FortDuquesne）的军事基地，以被迫投降的结局惨淡收场。在得知法军将加派13艘满载援军的战船时，伦敦政府授命爱德华·博斯科恩（EdwardBoscawen）上校前往拦截。法军中3艘船在迷雾中与主队走散，在纽芬兰的格兰德班克（GrandBanks）被博斯科恩上校俘获。这样的损失对法军来说虽不致命，但也够让他们恼火的了。
有情报显示，法军在土伦基地装备大支舰队，攻击目标显然就是梅诺卡。约翰·拜恩上校，帕塞罗角之战的胜利者之子，受命前往干预，终于在诸多滞后以后，于1756年4月6日从朴次茅斯起航。与此同时，加利申内尔（Galissionère）上将的军队已经登陆梅诺卡岛，包围了圣菲利普堡的英军。82岁高龄的老将威廉·布莱克尼（WilliamBlakeney）上校誓死守堡，布莱克尼曾在1745~1746年詹姆斯党人叛乱之时成功守住了斯特灵堡（StirlingCastle）。拜恩到达直布罗陀，与当地总督就兵权归属问题发生口角。到达梅诺卡后，拜恩发现法军舰队规模与自己不相上下。他占有天时——风，处于上风位置，理应有优势，但两军相向而行却擦肩而过。拜恩命船抢风逆行，留在战场，不料优势就此转为劣势。舰队中不少船列位有误，整个舰队也离敌军太远。拜恩想用“侧斜前进”（lasking）的方法让战船靠拢，但简陋的信号系统那天又不巧失灵，无法在行进中矫正阵形，混乱不可避免。拜恩曾出席审理马修斯的军事法庭，他知道战斗中阵形混乱的严重后果。因此，他撤离了。由于他还受命保护直布罗陀，因此，他只得丢下梅诺卡岛去驻防海峡。
法军胜利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法国，而拜恩的信经由海路到达英国要晚得多。走私商从海峡对岸寻来了法国的报刊，其中不乏夸饰之词，报刊上标注法军大胜，称英军上将都没好好打上一仗就撤离了战场。数十份刊物发文指责拜恩，说他被其父亲的魂魄附体，又说他的精力全在保护他那些价值连城的瓷器收藏；其他报纸也多强调大英雄狮受辱之窘态。被召回的拜恩面对的是无知群众的愤怒，以及军事法庭的冷眼。起初，他最突出的罪行应是懦弱，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他并非因懦弱才撤逃。但是，他仍然被判刑，因为他触犯了冷酷的《战争条例》第十二条：
舰中所有人，由于懦弱、过失、不满，在行动中撤退、不前，或没有参战，或未尽全力俘获、摧毁理应交战的敌舰……因此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将被处以死刑。25
虽然他并非出于懦弱撤离，但军事法庭仍以他在面敌时“未尽全力”将他治罪。拜恩被判死刑，可以想见，不管是海军部还是国王都会愿意为其开口求情。但大家忽略了伦敦暴民的力量，可能在当时那个公民权只是少数人的特权的时代，他们是这个国家中最后的民主的力量。他们怀疑统治阶级又要徇私舞弊，遂在街头巷尾写满那句臭名昭著的“救拜恩、迷惑国王”的标语。群情激愤之下，谁也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而海军内部，还有人在煽风点火，安森公爵此时也不耐寂寞，深感自己有责任告诫执法官员“失败本身便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拜恩被带到朴次茅斯，枪决在其旗舰的后甲板上进行。为顾其尊严，他被允许摘下面巾，自己下令射击。伏尔泰笔下的赣第德（Candide）目睹了这一场景，并被告知：“在这一国家，时不时地杀一两个高官并非恶事，以儆效尤。”
1757年3月14日，拜恩上将在自己之前的旗舰后甲板上被处决。（国家海事博物馆，BHC0380）
虽然在拜恩事件中，安森行事难称君子，但是他摆出的改革方案却对海军的发展至为重要。他本就是个不顾定制的人，直到1744年，英国海军只有9名上将，红、白、蓝三大分舰队各有3名。之后海军部开始肆意封衔，到1812年时，海军上将人数已达188人。另一革新在于擢升一些不够格的或超龄的上校为准将，麾下却并无确实的舰队，这样就可以只支付他们年薪，却无须再委以职位了——这在当时是最接近退休金政策的措施了。
从中尉到上校，再到准将，可能是军旅生涯中的关键所在，在此之前多以考核成绩任命，在此之后则全仰赖靠山背景。“关系”在其中影响巨大，朝中若有亲朋，升迁并非难事。这样的风气仅凭安森一人之力定难转变，更何况安森也不一定就有意改之，不管怎样，安森引入了一种更能促使“能者居上”的晋升机制，只有在战斗中——不管是舰队混战还是两船单挑——获胜的中尉才得以晋级。与此同时，安森还重订了海军官员的官衔等级，海军上校与陆军上校平级，海军中尉则与陆军上尉平级——这一体系基本沿用至今。此外，安森还为海军鼓起了新的斗志：拜恩被处决，虽然残忍野蛮，但让“失败之罪当诛”的理念深入人心，确实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
就在弗农因自己的格罗格兰母呢大衣被嘲笑，获外号“老格罗格”后不久，海军军官们就自行请命，要求制作统一的制服。1747年，一群军官联名向海军部请愿：“请制定海军着装，以辨明各自官级。”最后有幸被选中的是一套蓝色制服，其灵感来自传说中的贝德福德（Bedford）公爵夫人的骑行服。由此，这一风格在海军和时尚界都广受追捧，至今不衰。陆军服装的颜色在日后变化多端，一来为了展示，二来出于隐藏需要。但是历数世界海军，却难有深蓝色以外的色调。
安森改革中最大的成就当属船舶设计，他很快便弃用了1745年的建制，这本是他自己提议的，结果却并不理想。海军检测员约翰·阿林爵士（SirJosephAllin）在英国与法国大战在即之时，在船建经费分拨到位之时，还极力阻拦。所以，1755年在得知阿林身体不适后，安森忙不迭地敦其退休，随即以自己人托马斯·斯莱德（ThomasSlade）补位。斯莱德一上任，便受命着手建造74门火炮的船型。这一船型灵感来自法国战船，但并非全然照搬。到1757年时，他设计完成了“柏罗娜”号（Bellona），成为之后半个世纪中74门火炮船的样板。同时，他还在学习法国船的过程中建造了第一艘真正的护卫舰“南安普敦”号（Southampton），并于1757年下水试航。
斯莱德最为世人所知并称道的当属100门火炮船“胜利”号，这艘船直到战争快结束时才建造完成并下海，至今仍被保存在朴次茅斯历史造船厂（PortsmouthHistoricDockyard）。斯莱德对船舶设计的贡献也不在于革新创举，而在于能够综合现有条件和英国对战舰的要求对原设计进行相应的改进。一位斯莱德的钦慕者称：“他是业界真正的伟人，有些夸张地说，可能前无古人，怕也后无来者了。”26
乔治·安森（1697～1762）
这张出自无名氏之手的画像显示出安森一贯的沉默寡言。他身上穿着的并非真正的海军军服，从而可推断出这幅作品完成于1748年前。（国家海事博物馆，BHC2517）
安森生于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一个小地主家庭。1712年，他以相对较大的年龄参加了海军，4年之后晋升为海军上尉，并在1718年的帕塞罗角战役中辅佐拜恩。1722年，他成为装备20门主炮的“斯卡波罗”号（Scarborough）的船长。后又被派往南卡罗来纳州，护卫殖民地，打击海盗行为。安森在那儿驻守的6年间，还投资了土地，他本人也名声大噪。1737年，他被提拔为装备60门火炮的“百夫长”号舰船船长。最初，他被派至西印度群岛，后在1739年被召回国，为制衡西班牙的环球航行做准备。
在历时4年的远洋航行中，安森尽显雄韬伟略、运筹帷幄的大将本色。他指出当时在海军招募、舰船设计方面存在的诸多不足。在劫掠了一艘西班牙帝国的财宝运输船后，他也一夜暴富，而后凯旋而归。在入选英国议会议员后，安森成了能力非凡的海军成员，与贝德福德公爵和三明治伯爵结成强大的合作关系。
安森舰队夺取胜利，其成功之处在于将几支小队合并组成西部中队（WesternSquadron），驻扎在布雷斯特附近，而该军队后来成了英国航海时代海军战略的中流砥柱。1747年，他亲自率领舰队，取得菲尼斯特雷战役的成功。得胜回朝后，安森被封为男爵，并娶大法官哈德威克勋爵（LordHardwicke）之女伊丽莎白·约克（ElitzabathYorke）为妻。伊丽莎白比安森年轻几岁，但社交甚广。两人婚后虽无子嗣，但也其乐融融。
1748年，在三明治伯爵忙于商讨和平协议之际，安森在海军部挑起大梁，并在1751年成为第一海务大臣。除了1757年由坦普尔勋爵（LordTemples）短期代职，安森大部分时间都在其位谋其政，直至去世。安森对于威廉·皮特（WilliamPitt）政府不可或缺，该政府领导并夺取了“七年战争”的胜利。任职期间，安森对英国海军实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其中涉及：舰船、官员晋升、海军军服、食品供应、人员配备、策略以及战术。他慧眼识人，同时也为海军注入一种敢作敢为、不可战胜的新精神。安森战功卓著，但也有失败的时候。其最大的败笔是1756年丢失了梅诺卡岛，随后又陆续爆出丑闻；还徒劳无益地试图通过强征入伍的方式来招募海员。
安森是佩皮斯和纳尔逊海军之间的重要纽带，这种纽带的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其时间段的连接上。不同于后两者的是，作为舰队指挥官和伦敦行政长官，安森都堪当大任；正是他的一系列改革打下的基础，纳尔逊才得以高效地部署海军行动。
安森环球航行的经历让他开始质疑陆军在船上安插海陆作战队的权力。到1755年，海军陆战队员的招募、训练和任命的权力已经完全收归海军所有，至今如是。在成就背后，安森也非一帆风顺，他在人员安排上就稍显失败，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他需要议会支持他的改革措施，所以在这些地方妥协了。当海军部1749年修订《战争条例》时，安森企图将官员半薪的条款添进条例中，后由于受到强烈反对，才无奈撤回。他还试图建立海员的半薪体制，领取半薪的海员需在紧急征召时回归舰队，如果成功，则能减轻征兵的压力，可惜一样无果。强制征兵政策始终是战时的主要征兵手段。
海军一向自视为自由的卫士，强制征兵无疑是记响亮的耳光。苏格兰哲学家、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就有言，人民有权利在“暴力和强夺”中受到保护，但强征海员显然是个例外：“这一非法行径得到了国王的默许。”由于没能废除或以他法取代征召制度，安森转而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提高现行制度的改革之上。过去，有组织的征召主要集中在英格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安森扩大了征召范围，任命国王的上校专事征召，前往不列颠各大港口，还派出被称为“征兵船”的小船作为辅助，入伍奖金如旧，但鲜有人志愿入伍。相反，军队想尽办法，连内陆的男子、男孩都成为其征召目标。1756年成立的英国海事学会（MarineSociety）就征召年少的孤儿入伍，并赋予极为基础的海军训练。偶尔，海军也接受外国人志愿入伍，特殊情况下战犯也能列队参战。某些城市被要求给志愿入伍的士兵额外的奖励。放债人和走私犯一旦被抓，只要体魄尚可，就不会被投入监狱，而是以充军代罚。
因为国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保卫的职责，因而强征商船水手入伍的现象大为减少。然后在“詹金斯耳之战”中，由于主战场在西印度群岛，热病肆虐，海军人手短缺，才又大规模强征商船水手入伍打仗。为此，不少商船海员对海军又恨又惧。年轻的威廉姆·斯帕文（WilliamSpavens）恰是个例外，他于1756年在赫尔（Hull）被强征推上被称为“浮游监狱”的征兵船，在海上漂了一个月才加入大部队，登上70门火炮船“格洛斯特”号（Gloucester）。对他而言，船上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后来，他写道：“从很多方面来看，服兵役都是不错的选择。首先，如若商船失事，船员、官员就会因此失去经济来源……其次，军船上的食物供给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优于商船。”27在和平时期，商船和海军给水手的工资差距并不大，可到战时，商船的工资就会上涨3到4倍，而被强征的海员就无此财运了。而且航程的结束并不代表海军水手工作的终结，他们会被“移”到下一艘要出航的船上，没有人顾及他们的意愿和感受，这也是最为水手诟病和痛恨的地方。在安森的时代，本有机会推行的改革却错失了良机。随着海军在随后几十年中的不断扩军，水手的境遇只会越发糟糕。强征制度甚至对英国的语言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最初“gang”这个词指的仅是一支执行特定任务的海员小队；但如今，这词显然涵盖暴力、罪恶的贬义。“Press”的意思有很多，其中的一条是强迫别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pressgang”则要用在更为强硬的语境下。
老威廉·皮特（WilliamPitttheElder）曾是在野党中的激进分子，他于1756年当选首相，次年被迫离职，在群众的呼吁下，又恢复原职。正当这个国家要将拜恩抛诸脑后之时，是皮特一人的眼界和谋略为英国赢得了战争。1756年安森也卸任国务卿一职，又在海军部重拾威望，成为第一海务大臣。皮特和安森这一组合已经准备在世界范围里大展拳脚了。他们的政策激进有力，虽然在实施的早期效果喜忧参半，两次试图清剿圣马洛港的布列塔尼海盗行动失败，局势也曾一度危急，幸好1757~1758年间胜利喜讯不断。在印度，英国的封锁政策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得以赶超法国，成为当地一枝独秀。查尔斯·华生（SirCharlesWaston）上校也派遣罗伯特·克里夫（RobertClive）于1757年6月将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从孟买转移到加尔各答（Calcutta），这才赢得1757年6月普拉西（Plassey）之战的伟大胜利。英国又于1758年占领了西非的达喀尔（Dakar），确保了通往东方航线的安全。同年，英军还收获了路易斯堡的要塞，由此扫清了通往加拿大至劳伦斯河的入口。
1759年开年便有捷报传来，5月，英军夺取了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上的舒格岛（SugarIsland）。8月，博斯科恩（Boscawen）上校在葡萄牙南部的拉各斯（Lagos）袭击了一支法国舰队，俘获或摧毁敌军12艘战舰中的5艘。安森的门客之一，查尔斯·桑德斯中将（SirCharlesSaunders）与此同时正慢慢顺着劳伦斯河逆流而上。舰队中有战列舰22艘，船上载着由詹姆斯·沃尔夫（JamesWolfe）上校率领的士兵8000人，詹姆斯·库克（JamesCook）为舰队向导，桑德斯在6月下旬时到达魁北克城外，下令围城。沃尔夫在亚伯拉罕（Abraham）的高地外登陆，战事告捷却不幸牺牲了自己的性命。现在法属加拿大的首都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北美其他地方也难以抵抗英军的铁锤，只能接受被占领的命运。
桑德斯返航，成功跨过大西洋，本欲与霍克上校的舰队汇合，中途又听闻喜讯传来。法军上将孔夫兰（Conflans）率领的法国舰队企图逃离英军的追击，当时霍克麾下的英舰队战列已散，好在霍克还能有效集中火力。孔夫兰撤退到基伯龙湾（QuiberonBay）附近多礁水域，本以为此处便得安全。霍克的船队驶入这边礁石时，骤起大风，舰队的旗舰“皇家乔治”号（RoyalGeorge）的船长以太过危险为由，拒绝前进。霍克公开称赞其尽责，也知道属下的警告在理，仍下令道：“敌军有路得进，我军亦应有路。你完成你的义务，告诉我前方的险峻，现在请执行我的命令，将船与‘皇家索莱尔’号（SoleilRoyal）并行。”74门火炮船“巨头”号（Magnanime）的船长在前引路，并给予法军“恐怖”号（Formidable）的侧舷以致命一击。很快，霍克也向“极致”号（Superbe）的侧舷开火，并将其击沉。他估计纳尔逊偏好近攻，遂下令各上校“直到手枪射程才许开火”。到那日战斗结束时，21艘法舰中有11艘被俘、被毁或被击沉。当时维莱讷河（RiverVilaine）正当涨潮，法军耗时数日才得以从中脱身。这是安森海军的一次大捷。法国海军从未遭遇如此重大的打击，从此再也不敢妄生入侵不列颠的野心，英国的海上霸权也最终确定。
这是当之无愧的“胜利之军”，当时海军军歌《橡木之心》（HeartofOak）已经创作完成，又被责令为这“奇迹之年”增添“溢美之言”。军歌作者是贺拉斯·沃波尔（HoraceWalpole），前首相沃波尔之子，也曾愤世嫉俗，断言人民的未来黑暗惨淡。此时，他一反常态，写下这样的语句：“胜利的钟声不曾停歇，铁钟都磨破了……”可能在基伯龙湾的穷乡僻壤处，当时刚满周岁的纳尔逊都能对庆祝胜利的活动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在联合王国真正联合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一场战争——当时苏格兰、爱尔兰未有起义，殖民地不见叛乱，民众安稳，不求改革，士兵顺从，不事兵变。这同样也是安森的新海军进行的第一场战斗，官兵们第一次身穿整齐的制服，驾驶新型船舰（74门火炮舰和护卫舰）作战，士气高昂，最终锻造成“胜利之姿，王者之态”。
魁北克之战的胜利影响深远，它确保英语成为北美洲的主要语言，并最终成了世界的通用语言。正是经过这一步，“这一15万人使用的日耳曼方言，逐步扩大成为近5亿人能说能懂的伟大的英语”28。
在赫维上校所称的“自（诺曼）征服以来，英国最长、最温和的统治”（拜恩事件是个例外29）之后，国王乔治二世于1760年去世。他年仅22岁的孙子继任，成为乔治三世。与他的老辈们不同，乔治三世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更是个坚定的议会派：“我出生在此，受教于斯，不列颠之名亦是我的荣耀。”但是他对于被他视作“血腥又昂贵的战争”毫无兴趣。他解雇了皮特，任命比特勋爵（LordBute）取而代之，开始了和平之旅。愿虽如此，英西战争还是于1762年打响，海军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西班牙海军孱弱不堪一击，法国海军亦为手下败将，夺下了古巴的哈瓦那（Havana）以及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将大英帝国的势力推至巅峰。
战争终了，英国于1763年在巴黎签署停战和约，马尼拉和哈瓦那被归为原属，而在保留富庶的瓜德罗普的舒格岛还是加拿大的问题上，人们一度争执不下，最终，英国保留其在北美的势力所得，其中包括佛罗里达（Florida）。基本上，这场被人们称为“七年战争”的军事胜利都被后来错误的政治决策挥霍一空。在全球范围南征北战后，英国也建立了世界范围的帝国，有效地控制了印度、北美以及富饶高产的西印度群岛。美国的殖民地不再惧怕法国及其联盟的侵扰，飞快的发展却带来了不列颠及帝国内部的分化。不列颠抛弃了旧时的密友普鲁士，才得以换来和平，1763年《巴黎和约》本身就暗藏了毁灭的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