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8年，罗伯特·詹金斯（RobertJenkins）船长被要求出庭，协助下院的委员会调查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地区对英国船只的劫掠。詹金斯曾是双桅横帆船“瑞贝卡”号（Rebecca）上的商人。在调查中，他并未出庭，但是他之前的证词让人浮想联翩。据说，他被戍卫科斯塔（Costa）的军官毒打，甚至差点儿被勒死，还被削掉了半只耳朵。国人受虐如此，复仇之火在20多年的相对安宁后又熊熊燃起。人们相信西班牙帝国的衰落之际正是自己的发家之时，而帝国无力管辖的地区里多的是传说中的金山银山。沃波尔政府不愿意为了自己都不信的流言，去耗费巨资发动战争；议会倒都是些好战之徒，却谈钱色变——这种情形不免让人想起1664年，以及那场灾难性的第二次英荷战争。好战的议会总是有办法的，“詹金斯耳之战”（WarofJenkinsEar）于次年10月正式打响。沃波尔直言：“现在他们擂响战鼓、神气十足，不多会儿就该抓耳挠腮、不知所措了。”
在坚定的主战派中，有一个名叫爱德华·弗农（EdwardVernon）的人，他官居中将，还是位议员。他声称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夺取西班牙的港口波托贝洛（在今天的委内瑞拉境内），11月时，他确实成功占领该港口，这部分要归功于西班牙人的懈怠——他们的火药都是湿的。弗农成了民族英雄，一时间冒出了许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镇和街道。弗农下一个远征的目标是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Cartagena），这一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疾病在水手间蔓延，远征的结果也因此一败涂地。远征带来的最为持久的影响就是海军的酒瘾和民族感。给船员分发当地的饮料早已成为惯例，而朗姆酒则成了西印度群岛的代表。为了减轻醉酒的情况，弗农坚持朗姆酒要以水和酒2∶1的比例冲兑，这种冲兑出来的东西后来以上将的外号命名为“格罗格”（grog）：在穿戴制服成为定制之前，上将的穿着是出了名的邋遢，他常穿格罗格兰母呢（grogram）或罗缎（grosgrain）制的大衣。弗农回国后变得更为激进，喋喋不休地批评海军的管理。
1740年9月19日，乔治·安森（GeorgeAnson）准将率领一支由5艘战船、2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启程出发，一路上突显了海军的各种弱点。其一，观念陈旧：他们居然试图仿效一个半世纪前德雷克的方式，准备劫掠西班牙的船只。其二，人员不整：尽管允诺了劫后分赃，水手的素质还是太过参差。军队理应为舰队提供士兵，但是他们狡辩说自己是陆军士兵，不应远征，因而派遣的都是切尔西退伍军人。这些退伍兵大多想尽办法逃离部队，没能成功逃走的也都死在了远航途中。舰队的起航由于管理问题被一再延误，绕过合恩角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其中艰辛足以消磨斗志。当船员们看到“那以平静出名的太平洋时”，
……第二天一大早，大概一两点钟的时候，我们正面朝北，空中的迷雾到此时才突然散去，前方的“粉红”号（Pink）发出了看见陆地的信号，说距离陆地不过两英里，一时间大家都有了干劲，急速向岸边驶去。15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绕过合恩角，他们只是在逆风中退了回去。数周之后，一行人才到达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uanFernandez），亚历山大·塞尔柯克（AlexanderSelkirk）被困于此，这才给了笛福写作《鲁滨孙漂流记》的灵感。其他船只转头返航，但船不是沉没就是被弃，只剩下装载60门火炮的旗舰“百夫长”号。更糟糕的是，船员深受坏血病之苦。出发参与这次远航的有近千人，但是到达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时，只剩下了351人；疾病第二次爆发之后，还能起身劳作的只剩下71人。16安森坚持了下来，驶过了太平洋，并俘获了一艘从马尼拉出发的西班牙宝藏船。经过整整4年的环球航行，他才回到祖国。
人们用了整整32辆大马车才得以将宝藏船上的财物从朴次茅斯运往伦敦塔。“百夫长”号上的神父理查德·沃尔特（RichardWalter）出版了航行传记，畅销数年。安森由此发家：被英国大法官招为贤婿，加封了男爵，成了海军部改良派一员，而他在海军部的努力和贡献在数十年后才被赏识、激赞。
在海战中，海军的战术过于依赖《战争指南》，这份指南还是90年前的战时将领所拟。这么多年来，指南虽稍做了修改添补，也无济于其缺乏灵活性的本质。1744年2月，当时英国正与西班牙而不是法国交战，托马斯·马修斯上将（AdmiralThomasMathews）所率的海上巡逻队在土伦附近遇到了一支法西联合舰队。马修斯下令作战，却没有得到由其副指挥员莱斯托克上将（AdmiralLestock）率领的小分队的有效支持，战争全程只俘获了一艘西班牙帆船。之后，莱斯托克多次受到军事法庭的审理，他在为自己的辩护中坚持，马修斯所布的阵线不符合《战争指南》的规范。结果，马修斯因此被免职，拘谨则成为海军的处事准则。
1740年4月，英军的3艘70门火炮战舰与西班牙战舰“公主”号（Princessa）交火，两者火力相近但是西班牙的船规模更大。英军耗了整整6个小时才将其击退。英国海军船只的劣势在这场小战役中显现无疑。70门火炮的火力显然不足以应对战事，因为如今的战场在大洋彼岸，而不仅仅在北海或地中海地区。而三层的80门火炮船的问题更为严峻，它们在结构上就不稳定。马修斯上将指出，这些船中大部分都打不开底层的射击孔，因而火力最大的炮弹都无法使用。“现在，在风力足够的情况下，我也只有2艘90门火炮船和3艘80门火炮船能打开底层炮口……其他船只的底层炮口根本打不开。”171741年，人们对船只的建造规格稍做修正，但是要等到4年之后，在安森的强制之下，船建才有了更大的改变。造船厂中技艺精湛者在德特福德的模具阁楼中齐聚一堂，共同商议船舶设计的改良方案。但是由海军部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否决了安森关于弃用80门火炮船型的提议。他们回复说：“与大人的意见相左，为此我们深表遗憾。经过调查研究，三层80门火炮的船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性能都要优于双层或单层船。出于保证任务完成质量的考量，委员会决定继续使用这一经典船型。”18
爱德华·弗农（1684~1757）
海军上将爱德华·弗农——18世纪的雕刻品。（康威）
弗农是一位报纸编辑的儿子，后来成为威廉三世时期的国务大臣。他于1700年参军，志愿成为上将乔治·鲁克舰队的一员。在早期海军生涯中，他主要担任海军上将的职务。1704年，弗农上将和克劳兹利·肖维尔一起参加马拉加战役，这场战役无足轻重，但是1706年弗农上将却因此第一次取得了领导权，跟随肖维尔上将和乔治·拜恩上将左右。
1708年弗农上将跟随拜恩上将带领的舰队出行。这只舰队曾成功阻止詹姆斯二世党人远征队在苏格兰登陆，不过唯一一艘被俘舰艇中也有其成员。1708年晚些时候，弗农上将在牙买加的皇家港口（PortRoyal）海军基地，确信西班牙军队在海上不堪一击，这种信念在弗农上将的海军生涯中影响深远。作为一名政治家，弗农上将与辉格党之间的关系让他在安妮女王统治后期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乔治一世上台之后，弗农就时来运转，受到重用，成为出使土耳其的大使。在1718年至1720年与西班牙交战期间，弗农上将在牙买加指挥军队，与3艘西班牙战舰搏斗，但是他自己却从不参加舰队大战。
1722年，弗农上将进入康沃尔（Cornwall）的彭林（Penryn）小镇议会，这里是法尔茅斯（Falmouth）子爵控制的城镇之一。弗农上将是位强硬的辉格党人。1727年乔治一世去世后，弗农上将把对舰队的忠诚转移到新任国王乔治二世身上，从波罗的海打道回府。之后，弗农上将越来越直接地批评政府海军软弱无能。
在西印度群岛，霍希尔上将带领的海军大多数都死于热病，此时弗农上将认为没有必要封锁西班牙港口，直接进行袭击会简单许多。他还宣称自己只需300名海军就能拿下西班牙的波托贝洛贸易港。18世纪30年代，弗农上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萨福克（Suffolk）的纳克顿（Nacton）庄园上，但是1738年西班牙再次挑起战争时，他仍然是好战人士眼中的将领首选：之前弗农上将已多次在西印度群岛指挥海战，非常熟悉那里的情况；作为司令官，他的精力也很充沛。众望所归，弗农上将被任命为海军中将，1739年11月他凭借6艘战船（而不是300名海军）拿下波托贝洛，成为民族英雄。
这次战役依然在西印度群岛，但是与托马斯·温特沃斯（ThomasWentworth）合作的海陆部队行动远不如以前顺利。起初，温特沃斯上将非常尊重弗农上将有海战经验；然而弗农上将没有与温特沃斯上将商量，就计划独自袭击古巴。与霍希尔上将的舰队遭遇一样，弗农的船员也感染了热病，不断有死讯传来。尽管如此，弗农上将也很少阻止他们上岸。
1742年末，弗农上将披甲归来，依然声名显赫，一时间无人能出其右。1745年发生叛乱，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支持者欲逃出佛兰德，弗农上将率领一支海军成功将其拦截，但是他与英国海军部的关系却不断恶化。弗农上将对许多海事政策都嗤之以鼻，指责舰船的设计不足，特别是臭名昭著的80门火炮船。坊间已经流传了数本由其署名的宣传册，但是弗农上将对自己是否参与撰写却并不表态。因此，毫无意外地，他被划出舰队司令名单之外。
在1757年去世以前，弗农上将一直都是议会中的活跃分子，但是海军已不会再重用他。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对海军优劣势的分析也相当到位，但是作为一名海军英雄，他曾经的辉煌在新人的闪耀下已经黯然；而他的浮夸作风也只会适得其反。
当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EdwardStuart）王子想在苏格兰起兵，支持其父（被赶下台的詹姆斯二世之子）的复辟大业时，其智囊团曾好心劝阻，原因之一在于英国海军已经封锁了法国海岸。尽管如此，查尔斯仍一意孤行，于1745年7月扬帆起航。查尔斯一行只有两艘战舰，本就势单力薄，不想较大那艘还出师不利，很快便被皇家海军击败，被迫返航。因此，与查尔斯一道登陆苏格兰的人数很少，据传只有“7名莫伊达特人”。随着叛军势力的增长，海军部决定将科佩将军（GeneralCope）的军队从阿伯丁（Aberdeen）调往爱丁堡东部，但是部队在普雷斯顿潘斯（Prestonpans）被叛军歼灭。无独有偶，单桅帆船“冒险”号（Hazard）也在蒙特罗斯（Montrose）被逆党俘获。虽然偶有败绩，但是总体来说，海军的封锁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在海军的逼迫下，叛军只能向南部的内陆地区行进。越远离根据地，叛军越孤立无援，行至德比就只能无奈回撤。英军将叛军赶至苏格兰，1746年4月，停靠在因弗内斯（Inverness）岸边的“鲨鱼”号（Shark）便目睹了这场陆战：“中午时分，我们看见皇家陆军和叛军在距离因弗内斯东南方向3英里外的克里登沼泽处（ClydonMoor）交火……看见一队骑兵前来岸边，指挥船只前去打探消息：下午3点左右，船只回来，告诉骑兵皇家军队已经完胜叛军。”19二世党人在卡洛登（Culloden）大败，叛军也随之偃旗息鼓。
“查理王子”（BonniePrinceCharlie）乘乱逃遁，被海军四处通缉。追捕者中最难缠的当属约翰·弗尔格森上校（CaptainJohnFergusson）。弗尔格森自己也是苏格兰人，却坚定地反对詹姆斯党人。北尤伊斯特（NorthUist）的休·麦克唐纳（HughMacDonald）说，上校是“我所知道的追捕王子的人中决心最大的一位”。斯凯岛（Skye）的纳尼·麦克唐纳（NanieMacDonald）则认为上校“冷酷无情，铁石心肠”，“对于自己认定之事尤为固执不折”20。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追捕方式极其残酷。他“令一位名叫达尔林普尔（Dalrymple）的中尉在岸上处死政敌，将拉塞（Rasay）的房子付之一炬，整个小岛上除了两个小村落幸免于难，所有的屋舍、家具通通化为灰烬。据他们记录，被焚毁的房屋数量超过300间”21。弗尔格森的残暴行径并无助于他找到王子，却给苏格兰留下了苦涩的记忆。
相较于1588年和1688年来说，此时保卫新教已经不再是英国海军的首要任务，这一宗旨似乎都已经成为历史，难觅踪迹了。二世党人的叛乱渐已消弭，苏格兰的世家大族们也多顺从了汉诺威的统治。艾尔芬斯顿斯（Elphinstones）家就是如此，其子乔治（George）后来还成了海军上将，受封为基思勋爵（AdmiralLordKeith）。总之，殖民的竞争取代了宗教派别的斗争，成了日后战争的主因，社会革命也远比王朝更迭来得惊心动魄。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皇家海军制止了奴隶贸易，这本是值得骄傲的功绩，但其初衷却并不磊落。当时，英国不过是为了捍卫自己在奴隶贸易中的合法份额。尽管战事未歇，奴隶贸易依然不减繁荣之态。仅1743年一年时间，英国38艘运奴船就贩卖奴隶近9000人，这一数据是1734这一和平时期的两倍。来自沃平（Wapping）的年轻人约翰·牛顿（JohnNewton），对于自己能够参与其中本满心欢喜，毕竟贸易背后有海军撑腰。在“阿盖尔公爵”号（DukeofArgyle）的航海日记中，他笔触冷漠：
小艇带回了11个奴隶：成年男子3个，成年女子1个，男孩2个，男童（4英尺高）1个，身高不足的男孩1个、女孩3个，这样我们就有26个奴隶了……
又带回了2个小女孩，一个3英尺高，另一个3英尺4英寸。管事又乘坐小船上岸，他受命去购买1个成年女奴。晚上，他带回了1个，第46号奴隶，尽管她的牙口很糟糕，管事还是花费了65英镑的高价才买回了她。
1804年贩奴船“尤瓦娜”号（Juverna）的航海日记，记录了每次运上船的男奴、女奴数量，以及船上黑奴总数。（国家海事博物馆，F7415002）
最终，牛顿看清了奴隶贸易的罪恶，成为废奴运动的领袖之一。
奥拉达·艾奎亚诺（OlaudahEquiano）来自西非，10岁时被贩卖为奴：
甫及岸边，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无垠汪洋，和一艘运奴船……在等待它的货物……一登上船，我就被绑了起来，被推来搡去，被检查是否健康……当时，我以为自己进入了恶魔的地狱……他们与我们迥异的肤色，他们的长发、语言……都坚定了我的认知。22
虽然殖民战争才是英国海军的新重心，安森仍然相信，封锁布雷斯特对英国来说至关重要。由于法国的海岸中没有较大的自然港，布雷斯特是唯一一处既可以为较大舰队提供给养，又能让舰队轻松驶入英吉利海峡的地方。只要从布雷斯特派遣一小支舰队就能扼住海峡的入口。正如弗农1744年所写，“我们要尽可能去强化西边的军队”，才能“尽快探得对方底细。期间可能会遭遇联军，但也要保护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周全；围追联军时要不遗余力，同时还要能确保商船往来于东、西印度群岛时安全无虞”23。
安森以中将的身份重回海上。1747年5月3日，他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一支武装舰队，印度的均衡局势即将被打破。法军指挥德·拉·戎基耶尔（DeLaJonquière）摆出阵形，其中还有巨大的东印度商船。安森也列队迎战，他命令舰队进击，正面迎敌。但东印度船长一时胆怯，没能跟上列队的前进速度，战线很快便被打乱。安森知道《战争指南》的漏洞，这才让他得以不顾战线整齐与否，仍坚持追击企图撤离的敌军，很快，安森舰队俘获了敌军8艘战船，3艘东印度商船，虽然对手的实力和自己并不在同一水平之上，但仍不失为一场让人精神一振的胜利。这场战斗说明没有列队阵形，也是可以获胜的，让人们欣慰的是，皇家海军终于抛却陋习，轻松成长。
1748年74门火炮船“不可征服”号（Invincible）在其被俘之后，其船桅和帆具都被改装成英式，但其船尾的雕刻装饰仍是法国的风格。（国家海事博物馆，PU8491）
74门火炮船“不可征服”号也在战利品之列，这艘船由皮埃尔·莫里诺（PierreMorineau）设计，于1744年建于法国的罗什福尔（Rochefort），排水量达1793吨，几乎与英国的100门火炮船同等大小，但是它的火炮装载则只需两层甲板，这就增加了它的稳定性，在逆风中也能平稳航行。相较于英国的70门火炮船，它在火炮数量上只多出4门，但法军的火炮要重得多，法船侧舷更是比英船大出70%。它是为新型的战争设计的，适用于各个大洋，而不似老式的战船，只能勉强应付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地区的战斗。英国的将领们已经意识到，“不可征服”号这样的船型才是船建的未来，但是造船工人对此却并不信服。此时，英国正处于本世纪的设计低潮期。
同年10月，爱德华·霍克（EdwardHawke）爵士重演了安森的辉煌，在几乎同片海域再次大胜法军。第二次菲尼斯特雷战争几乎打消了法国的奢望，英国仍牢牢掌握着海上的霸权。法国及其联盟在陆地上耀武，英国则在海上扬威，这样的场景在日后还会反复上演。三明治伯爵参与了和谈，战争于1748年结束。在这9年之中，庆幸的是，英国海军终于看清了自鸣得意的虚妄，认识到改进势在必行；可惜的是，除此以外，英国的收获乏善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