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4年《乌得勒支条约》生效时，发生了几件足以撼动时局的大事。法国有史以来最为雄心勃勃的国王——路易十四去世了。同年去世的还有英国女王安妮。汉诺威选帝侯受邀继承了不列颠的王位，成为乔治一世。乔治为人严肃，缺乏人格魅力，他的继位让詹姆斯党人再次蠢蠢欲动。大概是由于苏格兰海军势力较弱，詹姆斯党人的反叛由此开始。逆党在福斯湾截获一艘配备火炮的帆船，随后登船，渡过河口。这时，詹姆斯二世之子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Stuart）还被封锁在圣马洛，因此詹姆斯及其党羽只能乔装成海员，由陆路前往敦刻尔克，再从敦刻尔克坐船去彼得黑德（Peterhead）。由于路途坎坷，詹姆斯“在自己发动的反叛中迟到了”，给起义军留下了糟糕的印象，在此后便不得人心，受到孤立，凄惨得近于被流放。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和内战之后，英国的政客们渴求稳定。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的宪法，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做决策需要寻找先例时也多溯源于此。这一阶段根本的革新在于：由于国王对不列颠事务毫无兴趣，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RobertWalpole）承担了国王的大部分工作，其影响在当时并不明显，“首相”的称谓也只是沃波尔的政敌们对他的戏谑。
1714年之后的和平为海盗们创造了盛世，成了他们的“黄金时代”。经由海上运输的财富数量惊人，金、银、奴隶、香料、蔗糖、皮革、香烟种类繁多。海军被买通，战后贸易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数以千计空有蛮力的海员找不到糊口的工作。很多海盗原先干的都是私掠敌国船只的行当，战后突然断了生计。本杰明·霍尼戈尔德（BenjaminHornigold）船长声称没有人就条约签订咨询过他的意见，所以他就当战争仍未结束，因此拒绝对英荷商船下手，他的固执直接导致不同国籍的手下船员将他赶下了船长之位。大洋之上，各国互争海权。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以及英国在加勒比和西非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这两地又海盗盛行，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资源来巡逻海域，保其帝国利益不受侵犯。据估计，自1715年以来，在海上流窜作案的海盗在任意时段都超过2000人，但是皇家海军的总人数只有1.3万人，这些人还多有其他任务在身，实乃分身乏术。
追根溯源，海军与海盗之间本就颇有渊源。霍金斯和德雷克在海军的创始人名录和英雄榜上都声名显赫，却从来也没能甩开其海盗的身世背景。亨利·摩根（HenryMorgan）也曾于1671年在巴拿马的波托贝洛（Portobello）以海盗之名被捕，后来才受封爵位，成为牙买加的代理总督。由于此时英国已是海上的霸主，因而海盗劫掠带来的损失也最大。皇家海军历尽千辛万苦才发展成为结构分明、官阶清晰的正规组织，从现实上说也需要与其海盗的出身一刀两断。在德雷克和霍金斯的时代，奴隶贸易常常与海盗联系紧密。正是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奴隶贸易许可证（Asiento）使奴隶买卖成了大宗贸易。汉弗莱·莫里斯（HumphreyMorice）还没有骗取英格兰银行2.9万英镑巨款之前，曾任银行高管，又是议会成员，更是英国奴隶贸易的巨头，他就曾率领英国海军讨伐过海盗。北美东海岸的殖民地脆弱、不堪一击。1717年，臭名昭著的“黑胡子”爱德华·蒂奇（EdwardTeach）船长封锁了查尔斯顿（Charleston），让整个港口“陷入巨大的恐慌”。事发后，费城的贸易往来停顿了整整一周，殖民者怨声载道。“再不采取措施，整个美洲的贸易都将完蛋！”据估计，在《乌得勒支条约》签订后的短短10年间，受到攻击的船只多达2000艘，其损失与一场大战无异。
海盗船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标榜的是船员的整体利益，大家不是在为船主、商人或政府卖命。他们类似于近代的快艇队，也有相似的组织结构。一个行事高效的队伍中，船员会制定出航的目标，同时，在执行任务时能够尊重船长的权威。海盗船上由舵手代表船员，对重大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但是在“战斗、追击和逃遁”时，船长的命令就是必须要遵守的律法。与乔治时期的严谨保守相反，海盗确实有些离经叛道的浪漫气息，但他们绝不是马克思主义里的无产阶级：一来他们从未生产过什么，倒是在破坏上肆意妄为；二来，他们的规模从来没能达到推动整个社会变革的程度。更何况，海盗的队伍中最不缺乏的就是残忍、野蛮的暴徒。巴塞洛缪·罗伯茨（BatholomewRoberts）的船员就曾在对方拒付赎金后，一怒之下火烧运奴船，船上俘虏无一逃脱。
亨利·摩根爵士自幼就被绑架到巴巴多斯，在那里他加入了海盗的队伍。在多次劫掠加勒比地区后，他被英军逮捕，以安抚西班牙人。不久之后，他却被查理二世授爵，成了牙买加的代理总督。（康威）
到1718年，事情开始出现转机。原先的私掠船船长伍兹·罗杰斯（WoodesRogers）受命成为巴哈马的州长，海盗的发展之势才得以遏制。罗杰斯接到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击海盗。他在当地的居民中颇有威望，之前以劫掠为生的莽夫们此时也开始渴望起生活的安宁。罗杰斯向这些愿意悔改者签发赦令，一意孤行者只有“黑胡子”和爱德华·范（EdwardVane）。罗杰斯下令，在领得赦令后若有人再行海盗之罪，将受审并被绞死。此处的海盗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很多人转向了大西洋的另一边，劫掠那里的奴隶贸易，还有收取赎金的可能，而贩奴船也很容易被改造成海盗船。1721年，查利纳·奥格尔（ChalenorOgle）上校率领皇家“吞噬”号（Swallow）和“鼬鼠”号（Weasel）前往西非海岸，途中遇到臭名昭著的海盗头子巴塞洛缪·罗伯茨，罗伯茨拥有的船只数量庞大，近来，他又在原有的400艘的基础上新斩获了10艘战利品。奥格尔上校乔装成商人的样子，遭到对方“兰杰”号（Ranger）和“皇家财富”号（RoyalFortune）的轮番攻击。海军的武器装备更胜一筹，在两轮攻击中均击败对手，并俘获了海盗船。262名被俘海盗中，非洲人被出售为奴，其余大多数人在海岸角城堡（CapeCoastCastle）的边界处受审，包括罗伯茨在内的52人被处以绞刑。罗伯茨倒是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人生苦短，纵乐为先。”奥格尔回国后被授予爵位。虽然海盗的问题还没有根除，却也不再是贸易和殖民的重大威胁了。一如某位近代史学家所言：“击败罗伯茨，以及日后根除非洲海岸的海盗，几乎可以被视作贸易的转折点，甚至是更广大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3与其同时代的詹姆斯党人境遇不同，虽然在当时海盗们并非要角，但在后世，却更为人津津乐道。
海洋对于文学似乎也贡献良多。因为《格列佛游记》（Gulliver’sTravels）和《鲁滨孙漂流记》这两部著作均以海难为题材，而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1721~1771）原本就是海军外科医生。海洋艺术也在此时诞生。17世纪70年代，凡·德·费尔德父子从尼德兰到英格兰为查理二世作画，其第一批学徒诸如伊萨·塞尔梅克（IsaacSailmaker）及其学派众人，对透视法一无所知。来自泽西的画家彼得·莫纳米（PeterMonamy）以模仿凡·德·费尔德才得以崭露头角。而塞缪尔·斯科特（SamuelScott）也是在卡纳莱托（Canaletto）的启发下，画下了著名的泰晤士河。约翰·克利弗雷（JohnCleveley）通过描绘泰晤士河边的诸多船坞，开启了海洋绘画的新篇章。查尔斯·布鲁金（CharlesBrooking）的父亲曾是格林尼治医院的画匠和装裱师，查尔斯自父亲那儿习得绘画技巧，1740年时，年仅17岁的查尔斯就有成熟的画作问世。这些画家多以画作之静谧风格而闻名于世，而布鲁金也因其对徐风吹拂的生动描绘而为世人称道。
提及乔治王时期的国家砥柱，海军当之无愧，捍之有道。正是在海军的保护之下，海外贸易和殖民地才得以成为英国经济腾飞的助力。发达的经济会鼓动起人们建造地标、彰显实力的念头，海军也难免俗。在18世纪中，海军部为自己立了不少精巧建筑，其中就包括约翰·纳什（JohnNash）设计的用以抵挡叛乱海员的海军部大厦屏风。查塔姆造船厂的专员办公楼中，有一幅画作取自“皇家霸主”号（RoyalSovereign）的船舱。而雄伟的皇家造船厂（RoyalDockyards）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露出庐山真面目，为众人所知。
虽然自1690年比奇角战役之后，皇家海军就不曾遭遇过什么重大的威胁挑战，但这仍遏制不住海军自恃战无不胜的骄傲之心。1740年，人们第一次唱响了《统治大不列颠》（RuleBritannia）。到18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海军的章程似乎已成定制，无须更改，却也因此就逐渐僵化了，船舶的设计尤其如是。依当时的习惯，100、90、80门火炮的船只必须是三层船型，70、60、50门火炮对应的是双层船型，单层船则配备火炮20门，30门火炮的船型由于对称问题逐渐被淘汰。在每组船型中，最小型号的船只总是问题百出。例如，80门火炮船是出了名的不稳定，50门火炮船在列队中又太过脆弱，20门火炮船的规格注定了它在武力方面难有作为。虽然如此，海军部还是没有改进船只设计的动向。如有船只失事，也只会订购同类型的船以做弥补。而老旧、耗损的船只也只能以相同规格“重建”。“重建”原指旧船上的一些主要部件会被重新利用，但到18世纪20年代时，人们已经很少使用旧材料来重建船只了。造船厂遵循的“几何尺寸规范”还是1677年佩皮斯建那30艘船时制定下来的。到1706年，每一级别的船都有详细的规格标准，从舱口的尺寸大小到周边防止海员绊倒的围坎高低都在规范之内。曾经尚属明智的规范化在此时看来却过于腐旧僵化。1719年到1733年的船建过程中，这些僵化的规范也稍稍进行了调整，50门火炮级别的船只逐渐被60门火炮的船只所取代，但改变也仅限于此。
海峡对岸的法国海军开始复兴，其复兴之路丝毫不受过往牵绊。年仅22岁的莫尔帕伯爵（ComtedeMaurepas）成为海军建设的总负责人。这位出了名的花花公子“甚至不知海水颜色，更是船建的门外汉”，但是由他开创的船建程序能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预算。伯爵清楚法国海军不可能在数量上超过英国的皇家海军，因此，他发展出一套“任务理论”。法国海军的目的不会向英军那样，试图去控制海岸或歼灭敌军，法军每次出动都带有特定的任务：去占领某一偏远的殖民地；加强护送某一重要船队；支持苏格兰或爱尔兰的叛乱；如果地方长官陷落，也有可能进攻英格兰。这些小威胁恰如其分地分散了英格兰的精力和资源。
就像历史上所有处于弱势的海军一样，法军无力提升整支舰队的数量，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在个别舰船的营造上精益求精。英国严格的船建规范束缚了英国造船人发挥的手脚，但是法国却给予设计师，如布莱斯·奥利维尔（BlaiseOllivier）和皮埃尔·莫里诺（PierreMorineau）等人绝对的自由。那是一个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时代，布莱斯和皮埃尔也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创建，但是他们调整了作战和巡航的船只规格。他们不建造三层船，而只建造了单层甲板的护卫舰，以及日后成为世界海战主力舰的74门火炮舰。
判断一支海军传承的优劣要看其在和平时期的作为，要看其在现实中没有直接威胁时的自保能力。从这一点上说，乔治王时期的英国海军算是相当成功了。在1727到1760这几十年间，乔治王一世、二世对海军毫无兴趣，他们认识的航线估计只有通往汉诺威领地的那几条，而总揽大权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也只关心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只有民众热爱他们的海军，倾慕他们的传统。在漫长的和平时期，现役船员人数从4万减至1万，船只“依惯例”被闲置在家，幸得维护，才能为将来的不时之需做好准备。海军军官也多停职、领半薪，如有需要则随时召回。除了商人，没有船队拥有长期的海员储备，也正因为此，商人的船队被当作“培养海员的训练场”，被寄予厚望。乔治王早期的英国海军自视甚高，不可一世，即便也遭遇了政治危机，但却不再像查理二世的舰队那样，会被遗弃、废置而衰退。
1714到1739年间也并非全然和平安稳，1718到1719年间、1726到1727年间，英格兰和西班牙之间也有两场小战。由于西班牙海军的劣势过于明显，两场战争都很快结束。1718年8月11日，乔治·拜恩（GeorgeByng）上将在西西里的帕塞罗角（CapePassero）遇到了一支西班牙舰队。英军俘获并焚毁了对方大半船只。乔治·沃尔顿（GeorgeWalton）在行动中也俘获了几艘敌船，由此就骄傲宣称：“在这片海域，我们已全歼敌军，大获全胜。”在当时冗长、浮夸的文风下，这样精练有力的发言为他博得了美名。
由于欧洲大陆上不再硝烟弥漫，贸易对于帝国的重要性很快就被凸显出来。英国海军在海外军事基地上大量投注人力、物力，以保证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舰队的自给能力，这样就避免了冬季和暴风季船只必须回国或撤退所带来的损耗。在地中海地区，梅诺卡岛的马翁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港口，但是距离法军在土伦的军事基地不到250英里。虽然英军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允许原住民在周边扎寨，但还是有意识地强化了对入海口圣菲利普堡的戍军防备。海军医院也在此营建了起来。位于马翁对岸的塞弗龙岛（SaffronIsland）也被占领，并被开发成为一处专事修整的口岸——人们将船只拖上岸，以便清理船底脏污。直到如今，美丽的马翁港口还具有英属地的遗韵。英国在安提瓜（Antigua）和西印度群岛的港口能够周全地保护船只，抵御风暴的侵袭；而位于巴巴多斯的卡莱尔湾（CarlisleBay）和多米尼加的鲁珀特湾（Rupert’sBay）只能抵御普通的信风。这些地方只要配以锚具店、木船铺、帆缆商等海军保养的必需品，就能为船只提供修葺的服务。
木船制造
就传统造船术来说，几乎所有船只都是木头做的：用榆木做龙骨，用橡木做剩下的部分。大型船只的建造在岸上的船坞完成，其他的在造船台完成。在造船台，船只的停放角度会有些倾斜，这样准备下水时就可以直接滑进水里。
造船的第一步是放置龙骨。龙骨又长又直，通常是由几个部件通过斜面嵌接而成。在龙骨的前上方是弯曲的船首柱，用来支撑肘板以及装饰性栏杆和人像。在龙骨后下方是笔直的船尾柱，会稍微偏离垂直方向，便于支撑船舵。
每个构成船只基本形状的框架都是由几个众所周知的底肋材、复肋材和上部用材部件组成。大约1815年之后，这些部件通常都是组装成对，并带有结合点，有了它，邻近部件才会出现交叉。每个炮门的顶部和底部都有一个木槛，中间会再嵌入一些其他侧肋材以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装置，之后再在上面铺板。在这些装置中，除了一些关键部分用金属连接，其他大部分都是用木栓固定。越靠近船首，木材就越向前倾斜，直到与那些位于最前面、与龙骨平行的锚链孔重合。在船尾，下部装置的主体部分主要是由横木构成；不过横木上面的装置很轻巧，在战争中特别容易被击破。
强固的甲板梁要放在框架之间，这样有助于支撑枪炮和船体结构。甲板梁必须用L形弯头固定，在这个位置，它会碰到船的侧身，再加上轻型车顶弯梁和壁架的辅助作用，枪炮可以在甲板上发射自如。船身附有重型舷板，就在炮门下面，而水下外板用扁斧削得很光滑。在船内，复肋材结合点上方和甲梁板下方都有厚木板。水下外板上方有一个强固的内部装置，由扶手和船首肘板组成。完成造船的木工活儿之后，木板之间的缝隙再用填絮和焦油填满。
到19世纪早期，随着船只在开放海域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查塔姆造船厂的罗伯特·塞宾斯（RobertSeppings）开始意识到装置中的所有部件之间都构成直角，忽视了最不济的机修工都熟知的原则“三角比直角更牢固”。罗伯特在对角支撑的基础上研制出一种新的建造方法，他没有采用旧式扶手，而是另辟蹊径让船只更强固，以便能建造更为大型的船只。
航线越长，人越容易得坏血病。但在当时来说，坏血病还不是对人最大的摧残，热病引起的死亡更让人不寒而栗，西印度群岛的情况尤为严重。1726年，弗朗西斯·霍希尔（FrancisHosier）少将率领一支由5艘战舰组成的小分队前往波托贝洛，船上水手总计近2000人。本来坏血病就已经让船员们虚弱不堪，黄热病的来袭更是雪上加霜，船队到牙买加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次船员的替换和补充，但是疾病造成的死亡甚至要比补编的人数还要多。霍希尔自己也未能幸免于难。人们为这一海难谱曲作词，以奠亡灵，以寄忧思，这首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都还在水手之间传唱：
亡灵忧泣，湿泪污襟，
怨海浪无情，也曾是帝国猛将。
骁勇不再，战栗徘徊，
只低垂脑袋，却已现惨淡未来。14
1739年理查德·格洛弗（RichardGlover）的诗，配图是霍希尔的幽灵们萦绕在前往加勒比的英国远征军周围。（国家海事博物馆，PW3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