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王路易十四不能容忍詹姆斯被篡位一事，计划重新将这一牵线木偶扶上王位，由此英法两国于1689年7月正式开战。此时，不列颠内部的分裂尚未弥合；政府和海军的高层中支持詹姆斯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不齿威廉的篡位行径，意欲帮助詹姆斯复位。与荷兰一样，法兰西也是一个海军大国，同时还是大陆上距离英国最近的国家，但是英荷战争与英法战争尚不可相提并论。法国对海洋贸易的仰赖程度较荷兰要低得多，英国不可能仅凭海军就将其打败。相较于荷兰和英国，法国的独裁政府更为高效，国内又少有矛盾斗争。法国能够征召的军队，在规模和效率上都让英国望尘莫及。因此，要想打败法国，英国必须要在大陆上寻找可靠的同盟军。
就单论海战，英国也难以触动法国核心。对战荷兰时，英国只需端坐于其出海口，掐断荷兰与世界联系的咽喉，便可稳操胜券。但是法国的港口遍及大西洋和地中海漫长的海岸线，封锁起来格外费时耗力。与荷兰一样，法国也建立了庞大的海外帝国，因而切断其大陆和海外领地之间的联系是英国必然的选择。另外，法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海岸线相对孤立，英国若想牵制法国海军，还需在此花心思，建基地。
1689年的问题有点儿棘手，因为法国此时的海军规模已经与英荷相当，关键是法国还培养了一名伟大的海务大臣。与佩皮斯一样，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Colbert）的身家背景也不显赫。与佩皮斯不一样的是，柯尔贝尔全然是个工作狂，丝毫不会被周遭俗世所扰，金钱和消遣都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柯尔贝尔近乎从零开始营建法国海军。他在荷兰订购、建造船只；在法国本土的造船师出师之前，一直引进国外优秀的造船师（其中包括佩皮斯的好朋友安东尼·迪恩）。他颁布了《航海章约》（InscriptionMaritime），至少从公文上看，他建立了比英国公平、有效得多的征兵制度。他还创建了最低从军校学生［或海军卫兵组织（GardesdelaMarine）］起的完整而规范的海军级别。虽然柯尔贝尔于1683年去世，但是他给法国留下的是一支强大的海军，拥有丰富的对英、对荷作战经验。到1689年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军有93艘战舰，而英军要算上佩皮斯新建的30艘，方能勉强与之抗衡；荷兰的战斗力更是只及其一半。
虽然双方的主战场在佛兰德（Flanders），但由于詹姆斯从爱尔兰登陆，寻求天主教徒的支持，因而早期很多小战役都在爱尔兰进行。5月1日，法国军队护卫一支舰队驶出爱尔兰西南部的班特里湾（BantryBay）时，与赫伯特上将（AdmiralHerbert）率领的一小支英军狭路相逢。短暂交火中，双方都未尽全力，因而损失也都不大。1690年，当另一支法国舰队行至英吉利海峡，计划封锁泰晤士河，以防英荷两军会师时，英国予以坚决的反击。法国大败，英荷舰队占领海峡。虽然法国舰队在数量上要有优势，但是女王仍命令托灵顿伯爵（EarlofTorrington）迎战，认为“避战之损失将远超投身此役”。两军于1690年6月30日在比奇角相遇——法军舰队拥有战列舰73艘，而英荷联军只有56艘。荷兰小分队充当先遣，全力以赴，而英国的两支分舰队负责留守待命。此次战斗中，荷军只损失1艘船，之后的战斗中也只损失3艘，但是托灵顿决定将舰队撤离到泰晤士河口的贡弗李特。英国唯一受损的船只是配备70座火炮的“安妮”号，这艘战舰是佩皮斯制造的30艘之一，其船长为约翰·泰瑞尔（JohnTyrrell）。托灵顿曾下令让它撤离险境，但是战后第二天，船长报告说：……
伤亡上百人。主桅、后桅、斜桁均破裂粉碎，前桅更是被炮弹击飞。劲风巨浪中，船身连中6炮。我爬上中桅，试图以其充当应急前桅，但是方帆太小，不能匹配。风吹东偏北22.5°及东北方向，法军顺风起势。而我方船只就被老天爷遗弃在敌军的猛击之下。1
到7月3日时，天气越发糟糕，涨潮时“安妮”号在黑斯廷斯搁浅。泰瑞尔写道：“我中枪倒地，被潮水冲上了岸，退潮时，人们可以围着船走动。如果法军炮船不曾乘胜追击至此，我定会全力保其周全。”愿虽如此，泰瑞尔还是没能逃过法军的袭击。5号，法军在拉伊（Rye）海岸造成了不小的恐慌，据当地商人塞缪尔·吉克（SamuelJeake）回忆：“……他们来此就是为了焚毁、劫掠这个镇子……”2泰瑞尔船长下令焚毁“安妮”号，直到今天，潮落之时，“安妮”号的残骸仍然依稀可见。
1690年6月的比奇角战役中距离观察者最近的英荷小分队。右侧的荷军完全投入战斗，英军的中央分舰队还没有投入。（作者收藏）
托灵顿战败的消息与威廉三世在都柏林附近的博因（Boyne）战胜詹姆斯党人的消息同时传到伦敦，城中一片恐慌。与之前交战的荷兰不同，法国有足够的陆军可以入侵英伦，并且此时，法军已然控制了海峡。万幸的是，法军意不在此。托灵顿为自己的决策辩护时称，他确保“船队完整”事出有因，因为只要英国海军实力尚存，法军就不敢轻易犯境。这显然违背了女王全海岸作战的方针，女王的计划也是海洋战略家和历史学家多少年来的所思所想。但事实证明，托灵顿才是正确的，法军的攻击确实只是虚张声势。
英荷两国于次年大兴船建，而法国碍于资源紧缺，只建造了区区几艘战船。时至1691年末1692年初，两军都做好了再度开战的准备。英国建造了驳船，训练了炮手，准备从圣马洛（StMalo）或是布雷斯特登岸。与此同时，法王路易和前英王詹姆斯也在科唐坦半岛（Cotentinpeninsula）的拉霍格（LaHogue）召集了军队，准备进攻托贝，此处正是当年威廉的登陆点。英荷联合舰队的战船数达近百艘，1692年5月19日，英荷舰队在巴夫勒尔（Barfleur）不远处遇见规模尚不及自己一半的法军。在天气多变的英吉利海峡，两军短兵相接，佩皮斯所建的90门火炮规格的“奥索雷”号（Ossory）也在舰队之列，船上军官记下了当时的战况：
5月19日下午2点，我们占尽天时，迎击敌军。荷军本欲张帆鼓风，风向却略有偏差，只得作罢；我军红队与蓝队少将包围了他们。我方操作熟稔，重填炮弹，沉着应对。大约3点的时候，风向突变朝东，大雾弥漫中我军难以辨清敌军的位置，无从开火。4点左右，迷雾渐散，敌军此时在我军北面。7点时，法军中将所在之船被我炮舰击中，船毁人亡。3艘三等船着火，2艘三层战舰被击沉。当夜幕降临时，风向转为东北向，敌军处于上风，到9点时，已昏暗不见敌踪。3
法军退至拉霍格，联军于23日又率战船火炮围而攻之。很快，战场变为水陆双向——法国骑兵在浅水滩攻击战船，联军在船上以钩竿回应。前英王詹姆斯就随军驻营在不远处，看到此情不免感叹：“唉，唯有我英勇的大英战士能如此奋战。”法国此役共损失大船十数艘，放弃了入侵英伦的计划，伦敦为此欢呼雀跃。
由于法军的主力舰队损失惨重，再想营建新的船只匹敌英荷已属奢望，就连重拾海军强国的雄风，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法军改变海战策略，采用游击战术消耗英荷。全副武装的私人战舰和私掠船在圣马洛和敦刻尔克的港口徘徊，他们都手握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以防其船员在被捕后被以海盗之名处死。他们希望通过劫掠和出售英、荷的商船发笔横财，其中不少也确实能够得偿所愿。1692年一年，仅圣马洛一处的59艘私掠船就劫掠200艘英荷船只。英国海军不得不建立护航和巡游体系来保护商人利益，但是可用的资源分散而稀少，颇为议会中的商人集团诟病。
1693年，贸易保护与地中海地区的利益增长产生矛盾。与土耳其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等了近两年时间才盼来自己的护航队，帮助他们穿越那些危险的法国海域。5月，乔治·鲁克（GeorgeRooke）受命率领小分队护送400艘商船出航。英国舰队只护送了整个航程的一小部分，就掉转船头回去保护祖国海岸，留给鲁克的只有21艘战船作为防备。他们不知道的是法国已经提前得知英国船队的计划，从布雷斯特和土伦（Toulon）调集船只90艘，埋伏于葡萄牙南岸的拉各斯海湾（LagosBay）。当埋伏的法船突然袭击时，鲁克需要当机立断：
我估约敌军此次出动了整支舰队，商船若想全身而退已属奢望。我原打算竭尽所能保全他们，就算搭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但转念间，想到中将的言论可能陷我于不义，若不能生还辩解，我就只等骂名传世。
我没有时间左思右虑，如果应战，我们最多只能撑上一个多小时；敌军的先遣战舰就足以让我军瘫痪，而对方那些后备的船只只需在此时上前，协助补刀，我军必死无疑。而那些先遣部队就能突破防线，直击商船，为所欲为。因此，我确信，倘若当时我们硬做抵抗，当晚整支船队就会一败涂地。4
鲁克撤退了，抛下92位商人被俘，其损失堪比当年的伦敦大火。法军售卖战利品，获得300万里弗的不义之财，抵销了自己近一年的海军开支。而在英国国内，破产者不计其数，议会也吵得乌烟瘴气。
比奇角战役的失败已经让政府感到恐慌。1691年，议会在1677年佩皮斯法案的基础之上，再次通过法案，决议增建海军船只。只可惜此时的英国再也找不出佩皮斯那样的人才，能够贯彻法案的执行，而国王威廉也深陷战争泥淖，腾不出手修改法案。人们已经意识到，与法军相比，英军的战列舰吨位太小；但是议会到此时还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劣势。1677年他们曾批准建造20艘配备70门火炮的战舰，而如今也只是将船的规格提高到80门火炮、双层甲板而已。这次船建的结果并不理想。1694年，“苏塞克斯”号（Sussex）在直布罗陀海峡沉没。此后，未完成的船被加建了一层，而已建成的船只也在不久后重建。事与愿违，这些改建只让船况更糟，由于重心过高，造成船身不稳，而且船身过高还容易招风。
法案中欲建造的另一种船型是装载50门火炮的小型船。当时英国海上的主要威胁是私掠船而非战舰，这一船型尤显得应时。从理论上说，50门火炮的数量将达到列队的规模，但这种船型灵活且价格低廉，能够大规模生产，投入海上巡逻和商队护卫使用。可实践结果却并不能让人满意。许久之后，议会终于吸取教训，将船只的设计和建造交还给专家。
战争耗资巨靡，其中大部分被威廉用于佛兰德的战场。为了应对军队在佛兰德的开支，也为了筹集海战军费，1694年，英国成立了英格兰银行。银行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威廉·佩特森（WilliamPaterson），他于日后带领苏格兰民众，试图在巴拿马的达连湾（Darien）建立殖民地，却未能成功。银行的第一位行长名叫约翰·霍布伦（JohnHoublon），是个伦敦商人，也是位金融家，近来升任海军大臣，其所在的委员会负责的正是海军的粮食储备。银行的建立引进了国债这一新概念，政府通过签发债券募集战款，这就避免了时时为了军费与议会口角。在最初的投资人中，有一位就是塞缪尔·吉克，他曾目睹法军入侵拉伊的暴行，在银行中一次性存入500英镑巨资。与吉克一起购买债券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国王、王后（投资1万英镑），下至砖瓦匠和佣工。
尽管不断有战船损耗，海军规模仍然在战争中得到了扩大，战舰的数量从109艘增长到了176艘。为了支持海军的建设，所有工业的规模都相应扩大了。这些产业除了造船本身，还包括木材供应、铸铁制作、火炮浇铸以及食物补给。一艘标准的战舰需要5吨铁钉。安布罗斯·克罗利（AmbroseCrowley）在泰恩赛德（Tyneside）设厂，以原始的批量生产模式专事生产铁钉。
食物同样重要。1701年，政府下达一系列命令，规定每位海员每天需要“1磅健康、干净的罐装食物，以及用马鞍毯裹好的烘焙到位、储放良好的全麦饼干”。每周要有两天能够吃到“2磅牛肉，所用牛肉均来自精心饲养的牛，并需要在英国本土被屠宰和腌制”，还有两天要能吃到“1磅培根或英国腌猪肉，猪也必须是精心饲养的，且体重不低于0.75英担的；以及以温切斯特的计量衡为标准的1品脱的豌豆”。除却这4天，海员们在剩下的3天中应该能吃到“一份8小块的北海鳕鱼，鱼长24英寸”以及“2盎司黄油和4盎司萨福克奶酪（或是2/3盎司的柴郡奶酪）”。海外服役的标准会稍做改变，例如以甜面包取代饼干，米饭取代鱼，橄榄油取代黄油或奶酪。海员每天都能喝上1加仑的啤酒，如果没有啤酒，就以半品脱的白兰地取而代之。5
没人能如此藐视死亡，在自己的坟墓之上吃喝拉撒；无人能如此无惧风暴，只因醉酒后头昏脑涨。无数次死里逃生，已让他的心如其布满老茧的手掌一样坚硬麻木。他不再噩梦连连，虽然仍逃不开沉没和死亡，但这些威胁已不足以扰乱心绪。
别人委顿时，他却格外坚强；恶劣的气候下，你见他头戴毡帽身披大衣，恍惚间仿若莫斯科归来的沙皇；虽然，他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但在气派的外套下，他无坚不摧，一如穿上盔甲的公猪。6
1697年，法国终于同意签订合约，承认威廉三世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治。自此往后，1688到1697年间的英法战争就鲜有艺术家或作家问津。少数那几部事关海战的回忆录，主角也枯燥乏味，所用之船形体笨拙，既无法媲美查理二世时期的奢华，也不及后世的轻便敏捷。而史学家甚至都无法统一口径，为此战命名——“威廉王之战”、“九年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英国王位继承战”，莫衷一是。尽管如此，这场战争还是为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定下了反法的基调，也创造了海战策略中两个著名的短语——“fleetinbeing”（现存舰队）以及“guerredecourse”（种族战争）——虽然这两个短语主要都是英格兰的敌人在用。
克里斯托弗·雷恩建造的格林尼治海军医院（NavalHospitalatGreenwich），却让这场战争成为英国海洋大业中最值得铭记的时刻。事情起因于1692年，玛丽女王关心离船海员的安置问题，遂在格林尼治划出大片土地用于安置老兵，国王查理之前在此建过要塞。女王任命克里斯托弗·雷恩为这些老兵建造一所医院（或者现代意义的招待所、疗养院）。医院的修建耗时半个多世纪，1694年女王去世时，也未能见得医院全貌。但建成之后的医院被称为“我们拥有的最庄严雄伟的建筑群”7。其壮丽的绘画厅并不常对那些领抚恤金的老兵开放，却因詹姆斯·桑希尔爵士（SirJamesThornhill）那幅庆祝胜利的画作而声名远播。绘画位于大厅中央，图中国王威廉击败路易十四，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与繁荣。对于17世纪90年代来说，提出这个胜利的预言还为时太早。大厅直到1726年才得以完成，此时，这幅画作所言之物确已凿凿。这绘画厅让人忆及西斯廷大教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展示了不列颠对海洋霸权的憧憬和向往。
托马斯·基普（ThomasKip）1699年根据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Wren）的计划所绘制的格林尼治医院鸟瞰图。
航海术
早期的水手对海岸线、地标、暗礁和险滩了如指掌，一如乔叟笔下15世纪的海员：
每个港口他都烂熟于心，
从哥得兰岛（Gotland）到菲尼斯特雷角（CapeofFinisterre），
再到布列塔尼（Britanny）和西班牙海岸的每一个小港……
这便是引航术，沿用至今。
早在15世纪，航海家就应用指南针指引方向。然而，指南针并非直接指向北极，而是指向反复无定的地磁北极。说到测量船速，航海家的方法是首先将打结的绳子绑在一截圆木上，将圆木从船尾抛进水里，然后计算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个绳结滑出船尾，以此绳结的数量来表达船速。海潮、风压差、方向以及航行距离等因素都被用来测量船的位置。假使一步演算出错，就可能会使航船偏离数英里远，因此当航行途中观测到前方陆地时，他们便会紧绷神经，格外小心。
自古以来，航海家就利用恒星进行导航，政府也大力资助天文学的发展。例如，1675年，查理二世在约翰·佛兰斯蒂德（JohnFlamsteed）的协助下在格林尼治建立了皇家天文台（RoyalObservatory）。约翰得到国王的指示，呕心沥血修正天体运行情况的记录以及恒星方位的记录，以确定最理想的经度位置来完善航海术。
六分仪，通过观测某一天体与地平线之间夹角的角度来确定经纬的设备。六分仪的使用需要观测天体，是天文导航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夹角的角度以及测量时间来计算自己在航海图中的位置线。（康威）
在北半球，每个海员都能利用北极星来确认北方。除此之外，海员还要对存在疑问的天体以及水平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测量船的方位时，若仅参照一颗恒星，那么船的方位只能用地球表面某一弧形表示。所以航海家需要至少两颗恒星才能确认航船位置，若想核对度数，选取三颗恒星会更好。
古代的直角仪结构简单，仅用一块木片沿着标杆移动，然后标上刻度。航海家把标杆对着水天线做基准，移动木片至标杆顶端，与恒星或其他行星重合成一线，在刻度弧上直接读出观测数据。象限仪是一个铜质弧面，顶端垂着一根测量线。操作者将象限仪一端指向恒星，透过小孔观察，在线落到刻度盘的位置标记上刻度。然而，海员们直视太阳一般不会长于两秒，由此人们发明了日晷。这是一种铜质圆盘，上面标有刻度，“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起着立竿的作用。在旋轴上有两个小孔，小孔对准太阳，影子则会投射在铜制刻度盘上，形成角度，然后便可读出刻度。观测者也可利用竿式投影仪（backstaff）或英式象限仪（Englishquadrant）测量角度，他们需背朝太阳，并利用投射在仪器上的影子计量角度。
1731年，约翰·哈德利（JohnHadley）发明了八分仪，成为航海史上的重大突破。八分仪采用镜子扩大角度覆盖面，利用五彩玻璃使眼睛免受伤害。进而，六分仪在八分仪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它由黄铜和游标尺制作而成，其测量更为精确。以当时的技术来看，六分仪的设计堪称完美，和目前使用的没有多大区别。
通过在海平面上测量正午太阳高度角，海员们便可轻而易举地计算出纬度。然而，经度的计算与地球的运行息息相关，因此必然也和时间有关。1707年，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SirCloudesleyShovell）的舰队在锡利群岛（ScillyIsles）沉没之后，经度委员会（BoardofLongitude）决定提供2万英镑奖金，奖给能想出经度测算方法的人。人们纷纷建言献策，有人甚至提议用灯塔或犬吠来测算。
而后，在约克郡（Yorkshire），一位名叫约翰·哈里森（JohnHarrison）的木匠发明了一个钟表，能在几个月之内保持精确，并且能够承受海水压力，抵消世界范围内的温度差异。1735年，哈里森发明了第一台经线仪，并命名为H1，但他只得到500英镑的经费来完善其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1764年H4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中试验成功。然而，委员会还是没有兑现给哈里森的报偿。直到哈里森去世的3年前，国会通过特别法案才让哈里森得到了最终的报酬，哈里森于1776年与世长辞。
当然，伟大的建筑师并不能帮助海员解决燃眉之急。桑希尔画作中的形象及其寓意都不是海员们所能理解的，他们仍屈从于强征兵役的制度，受到各种压迫。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情况不见好转，甚至有越发糟糕的趋势。海员以兵变和逃役的方式表示不满，但是在海上或战斗中，仍保持着高度的献身精神和职业道德——他们才是不列颠帝国所拥有的最伟大的财富。
在相对和平的年月里，威廉·丹皮尔（WilliamDampier）这位身兼海盗与科学家的奇人，被任命指挥“罗巴克”号（Roebuck）前往南太平洋，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科学探索之旅。途中，他自己的船只失事，只得跟着一艘东印度商船回了国。丹皮尔带回了诸多植物样本，还有许多重大的发现。
国王威廉于1702年去世，王位由其妻之妹安妮继承。英法关系在此时又一次走到了战争边缘。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二世（CharlesⅡ）因近亲结婚深受疾病困扰，在当时的条件下居然能活到将近40岁，倒是让人吃惊不小。法国以波旁家族的继承权之名要求夺回王位。战争起因于“绅士”（出身高贵的军官）和“防水布”（出身卑微者）之间的矛盾，加勒比的那次行动臭名昭著。当时，本博上将（AdmiralBenbow）耗时6日围堵一支法国小分队。大概是由于上将出身卑微，其手下不少将领都心怀不屑和嫉恨，6名上校中至少有4名不服指挥，其中理查德·柯克比上校（CaptainRichardKirkby）又是出了名的欺软怕硬，他自己的水手长就可以作证：
……在交战全程中，未曾听闻上校鼓励船员，倒是听说上校因胆怯而躲在后桅杆下，踱步徘徊中还不慎摔倒……
在提到库珀·韦德上校（CaptainCooperWade）时，又说：
……在那6日的交战中，他从未能保持列队阵形，所有炮弹都打空打偏，没能伤及敌军分毫。据说他曾训导自己手下的军官，说若他下令开火，就一定要照做。因为一旦炮火停歇，上将就会质疑他们。在战斗中，韦德上校被敌军击中了一次，大多数时候都是醉醺醺的……8
柯克比和韦德因临阵脱逃被审讯、处死，本博也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成为被传诵的民族英雄。
这一次的英法战争中，英国不再像之前那样倚重海军。现在，不列颠在马尔堡公爵的统领下，培养了一支高效的陆军部队。这支部队自1704年赢得布莱尼姆（Blenheim）战役后，4次大胜法军及其联军。海洋之上，鲁克上将受命出军，试图占领加的斯，却发现此举风险过大。在1704年7月举行的战争会议上，人们认为直布罗陀的戍卫羸弱，遂决定转战此地。轰炸的情景十分可怕：“……我军15艘战舰火力全开，只见岸上瓦碎砖移。我们的心也快跳出了嗓子眼。”9轰炸之后，海军登陆，虽然弹药库的意外爆炸让英军诧异了片刻，但是当地的戍军还是投降了。
法军出动舰队，意欲夺回直布罗陀。两军于8月13日在马拉加（Malaga）附近相遇。法军使用大划桨船作为战船，这种船一般只在风力欠佳的时候作为拖曳之用。爱德华·毕肖普（EdwardBishop）记录下了当时的战况：
两军交锋激烈，当时我在右舷尾部，11号火炮我就填了12次，敌军的加农炮击中了我的填弹手，几乎将其炸成两半，若非如此，我还能填更多呢。当时我以为自己的手臂也给炸没了……就跑下船舱找医生，他给我的伤口抹上了红石灰，交代我待在船舱内；但我坚持到甲板上去，要与我的伙伴们共同奋战，只要我还有手有脚，我就不下火线。当我到甲板上时，发现我的船员有4人已经战死，1人受伤。10
战争进行到夜幕降临时，双方损耗都很严重，但都还没有船只沉没或被俘。鲁克的弹药几乎用尽，绝望之余，他将船上所有能投掷的东西都用于战斗。当风向转变后，法军占有优势，却只是乘风撤离了。英军由此控制了局面。此后，法军再也没有大规模地从土伦出兵了。
1707年英格兰、苏格兰合并成为联合王国（UnitedKingdom），其中海军功不可没。在此之前，苏格兰的海军只有3艘20门火炮的战舰，用以防范法国私掠船的劫持，保护其贸易，这显然是不够的。苏格兰此时已经意识到英格兰在其帝国事业中获得的收益巨大，也曾试图在美洲中部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但是没有海军的支持，达连湾的殖民地建设一败涂地，苏格兰人只能另寻出路。1707年，英格兰承诺苏格兰将在其帝国事业中分得一杯羹，苏格兰才勉强同意两国议会的合并——“旧曲终至尾音”。这一联合被视为“英格兰的政治诉求与苏格兰的贸易野心之间的联合”11。某个反对联合的人曾预言：“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海军就会将船只拱手让给我们的荷兰盟友，也将在压迫与无奈之下，领取皇家海军中最低的那份酬劳。”12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苏格兰人为皇家海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帝国事业的扩展也尽心尽力。
1707年春，英荷联军试图占领法军在土伦的海军基地，未果。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因此被调回国，随行的有19艘战舰。途中遇到大雾，肖维尔错判了经度，当看到锡利岛的圣阿格尼斯灯塔，再想要掉转船头时，已经来不及了。包括肖维尔自己所在的“联合”号（Association）在内，共有3艘船触礁沉没，死亡人数达到1300人。肖维尔自己得以挣扎游上岸，却不幸被试图偷他戒指的蛮妇用棍棒活活打死。事件虽然凄惨，倒也有些许积极意义，至少人们意识到可靠的经度计算是多么重要和迫切。1714年，在剑桥数学家威廉·惠特森（WilliamWhitson）的倡议下，英国通过法案，成立了经度委员会。
船员食品
一天中，海员们从日常饮食中可摄入5000卡路里。其中主要食物是腌牛肉，通常是和板油一块儿炖了吃。其他食物还包括一种面包替代品——压缩饼干，吃起来生硬无比。
在海上漂流，最危险的疾病莫过于坏血病了。这种病起因在于缺乏维生素C，在远洋航行的船员中司空见惯。航海史上，最严重的案例发生是在1740~1744年，安森（Anson）航行船队中，有1051（超过半数）名海员死于坏血病。然而，即便对于那些幸免于难的海员们，后半生也不得不面临牙齿和头发脱落的难堪境地。显然，问题出在远离了陆地，但具体是何原因，当时的医生们还无从得知。
詹姆斯·林德（JamesLind）是首位解开坏血病谜团的医生。尽管人们在几个世纪以后才完全了解了维生素，但在当时，林德医生在朴次茅斯近郊的哈斯勒（Haslar）医院做实验时观察到：新鲜的水果能够治愈坏血病。然而，困难就在于如何保证海上水果的供给。1768~1771年，詹姆斯·库克（JamesCook）发起了第一次远洋航行，其船队载有易携带的罐头汤和酸菜。结果，船队中鲜有船员因坏血病丧生。另一位医生吉尔伯特·布兰（GilbertBlane）在任美国独立战争的随船内科医生时，曾向船员发放果汁以抵御坏血病。而在英法战争中，柠檬汁则成了海军必备品。后来，由于成本低廉，酸橙汁逐渐取代柠檬汁。
直布罗陀从此成了英国保护通往地中海航线的哨口。但是其港口直面南风，船只难以靠岸停泊，舰队的供给也存在困难。1708年，约翰·利克上将（JohnLeake）和斯坦诺普将军（Stanhope）得到消息，说梅诺卡岛（Minorca）准备支持查理三世的复辟，开始担心起直布罗陀的防御功能。梅诺卡岛距离土伦的法军基地不远，还拥有世界上条件最好的自然港。若能占领梅诺卡岛，英军的舰队就无须每年冬天返航回国，就可以全年待在地中海地区待命了。英军按计划登陆，但是通往马翁（Mahon）主港的入口圣费利佩堡（FortSanFelipe）驻有法、西联军，守卫者近千人。当时，岛上几乎没有成形的道路，士兵们生生将50多门重型火炮拖曳放置在堡垒不远处的山坳里。一顿狂轰滥炸之后，敌军终于投降弃堡了。
1714年战争结束时，皇家海军已经有自己固定的海军制服，至少在军官中穿制服已成定制。服役军官在没有出海任务的时候，酬金减半，在随后相对安稳的25年间，这种停薪留职的方式变得司空见惯。
在那场被人们称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战争中——如果名副其实的话——英国是失败了的，因为根据战后的《乌得勒支条约》（TreatyofUtrecht），波旁王朝的继承人最后确实得到了西班牙的王位。事实上，西班牙再也不复百年前的辉煌，彻底衰败落魄了。其在欧洲之外的帝国领地被分割，新任国王也必须放弃法国的王位继承权。不列颠的盟友葡萄牙自此巩固了对巴西的统治。不列颠在北美收获颇丰，又占领了直布罗陀以及英国第一个位于欧洲的军事基地——梅诺卡岛，因而在西班牙帝国的版图之上有了立足之处。由于奴隶贸易的大门终于向他们敞开了，英国人开始觉得财富如囊中之物，触手可及。虽然英军在海战中并没有赢得什么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对自己的实力却信心陡增。而之后的半个世纪也证明了英国海军确实占有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