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是沿着"改革"和"新思维"路线前进的这艘巨轮的船长。大海波涛汹涌，巨轮的四周险象环生，而船长自己首先信心不足，船员也操作有误，加上这艘巨轮本身就不坚固，已不能高速航行，更经受不住如此大的负荷。最终，船长不能控制住操作系统，这艘巨轮在失去方向和遭受重创之后，终于搁浅了。这就是对1985~1991年间苏联所发生事件的简单描述，然而，许多西方政治观察家则用更简练的语言评论当时苏联发生的一切，例如《华盛顿邮报》的著名评论家罗伯特·凯泽曾写道："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他使自己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东欧地区推翻了苏维埃帝国，他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并吞噬了人类大量财富的冷战。"美国前国务卿贝克也指出："冷战的结束完全归功于一个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霍尔姆斯同样认为："冷战的结束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希望如此。"美国作家霍华德则表达得最为精练："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干的。"
在分析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和整个世界的格局变化中所起的作用时，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其在对外政策中的新思想应放在首位：他拒绝在第三世界开展"马克思主义制度"的援助，抛弃了阶级斗争是主导世界政治和历史的思维。戈尔巴乔夫在对待东欧国家问题上也否定了"勃列日涅夫学说"，他强调联合国的作用，提出了将全人类的价值、而不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论点。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对内政策起到了决定作用：他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主张停止阻碍了改革进行的军备竞赛。
俄罗斯有一些戈尔巴乔夫的坚定追随者，他们不仅歌颂戈尔巴乔夫在推翻极权制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伟大的历史功勋，而且他们也承认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运动遭到了彻底失败，毁灭了国家及其他想要改革的体制。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曾写道："人类历史中每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发生之前，都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思想潮流、群众运动、有影响力的组织和势力强大的政治党派。比如，概括地说：基督教的产生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败，宗教改革运动促生了一大批欧洲国家，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政党的出现则产生'十月革命。'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而是他一个人动摇了苏联社会这个庞然大物。他自行决定这么做，并自己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完全不顾及其面临的政治和物质利益。这个庞然大物挣脱了束缚后，慢慢向前移动，一步步地摧毁着看似坚固的支柱。一开始，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就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后来他遭到了许多人的谩骂，人们指责他分裂了国家、压制了人民，戈尔巴乔夫试图扫清通向正确思维道路上的障碍，但是他还是没有驾驭住这个庞然大物运行的速度，况且这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则言辞更激烈、更尖锐。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举行的讨论别列韦日协议影响的"圆桌"会议上，著名外交家的列昂尼德·斯莫利亚科夫将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这位前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发言更像是起诉书："我们曾经那么热烈地拥护您担任领导人，是的，我们曾经盲目地相信过您，但是没想到，您看似平和的外表下竟暗藏着如此巨大的破坏力。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头，便失去了曾经引以自豪的一切。在改革中您抛弃了国家最重要的部分，使强力部门的威信丧失殆尽。您在没完没了地唠叨'新思维'的同时，您拱手放弃了华沙条约，给国家的精神世界提出了闻所未闻的'异国'思想，从而破坏了维护国家团结的集体精神财富。您忘记了在我们的社会中政党和国家是唇齿相依的，您以改革政党为借口而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调整了整个国家机构。您在清除建筑中破砖烂瓦的同时，也忘记考虑保留它的支柱部分，以防止整个建筑的倒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您改革失败的结果。有人说，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摧毁整个国家的，但如果这个人是中央总书记，那么就有这个可能。"尼古拉·雷日科夫和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曾是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战友，一直到1990年12月，他们都与戈尔巴乔夫共同走在改革的道路上，甚至到1991年8月19日，他们依然并肩战斗在一起。然而，他们如今也开始指责说，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过错，戈尔巴乔夫欺骗了所有的人，他甚至已经暗中走到苏联和苏共的反对阵营中去了。
戈尔巴乔夫本人却从不承认自己希望苏联的解体，他甚至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在客观上促使这场灾难的发生，他将苏联解体的所有责任推到叶利钦、民主派、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的叛乱分子的身上，甚至推到雷日科夫和巴甫洛夫领导的政府的身上。戈尔巴乔夫在波士顿出售自己回忆录时对美国的读者说："从本质上说，别洛韦日协议的签订者和那些叛乱分子是一丘之貉，因此，我对苏联的解体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是历史。"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曾以《别洛韦日五年后的成果与展望》为题进行过讨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鲜明立场，他说："我认为，许多人事后用一种貌似科学的论断将偶然的事件描述成是具有必然性。苏联改革的所有先决条件在1991年的时候就已经确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解体呢？我认为，首要原因就是叶利钦及其班子所实施的政策，他们于1990年夏进人俄联邦政权后，推行破坏苏联路线，向法律宣战，掀起了主权国家的独立浪潮。"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美国的一所大学讲演时，有人问到："如果您事先知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策划者的企图和叶利钦的计划，那么您会怎么办？"戈尔巴乔夫当时回答说："那么我在1991年8月初就不会去休假了"，他的回答竟引起美国听众的一片笑声。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执政期间的活动从动机和结果来看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从未将瓦解苏联和解散苏共作为自己工作的公开或者是秘密的目的。在最初阶段，戈尔巴乔夫力图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和加快苏联经济的发展。此后，他以"人道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决定促进苏联和苏共的民主化进程。公开性的发展和重新审议苏联历史中许多教条的、错误的评价，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工作的成绩。但戈尔巴乔夫在行动中却疏忽大意，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对可能出现的敌对力量估计不足。他对产生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考虑不周，他没有依靠人民大众的支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多棘手的问题和复杂的情况，所有这些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掌握控制像苏联和苏共这样复杂机器的必要技能。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两年，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进行改革，而是保住政权的问题，他不仅要保住苏共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要保住个人的权力。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主要功绩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尽量避免了使用武力的可能。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很多，他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尽管并不像他的反对派认为得那么严重。下面我将列举出我本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和过失。
错误地安排工作重点 1985~1986年戈尔巴乔夫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他没能正确把握工作重点。当时我国最突出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便是广大人民群众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军人都热切地盼望着新领导人能够解决这个大问题，这是当时最主要的环节，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其他一连串的问题。的确，扩大民主化进程和缓解冷战给国家带来的压力是必要的，但党和国家领导人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工资和退休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地方的粮食供应等问题。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保证国家新的领导人赢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从而为实施其他改革提供先决条件。1989年国内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民意调查，其中6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首先需要解决问题，只有15％的被调查者将"扩大政治权"的要求放在首位。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时，有40％的人回答是"物质富足", 30％的人认为是"农村及农业的复兴", 25％的人则认为是"没有特权的平等"，只有18％的人回答的是"民主的社会"。而改革恰恰在人民物质福利方面没有带来任何的成果。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提出将发展机器制造业作为经济领域的首要任务，而在国内政策方面则开展禁酒运动，提倡"合理的生活方式"，同时反对"非劳动所得的收人"。众所周知，发展机器制造业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是优先发展目标，而依靠行政措施开展"合理生活方式"的运动除了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不满之外，一无所获。
为了扭转局面，戈尔巴乔夫于1987~1988年期间将民主化、公开化和政治改革提到首要位置，这一举措得到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但由于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恶化，普通老百姓对此反应冷淡。因考虑不周即仓促上马的政治改革导致国家政权的削弱，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而是直接针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末已成为民主批评的主要对象，从而大大动摇了其统治地位……。
保守派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在1989~1990年进行的各种辩论中，部分知识分子也建议戈尔巴乔夫调整工作重点，应更有效地解决与人民物质需求相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许多人提出借鉴60~70年代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的经验，还有8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诸多经验。经济和政治改革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应以改善、而不是恶化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为目的，为此，在国家权力中不仅要使用民主的杠杆，也要使用原来强制性的手段，党的威信也必不可少。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经济改革应优先于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对人们提出的大部分建议表示赞同，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必要措施，取消了禁酒运动，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饮料的生产开始缓步上升。扩大了个体劳动、合作经营和私营贸易的范围，在城市和乡镇出现了第一批的合作经营的咖啡店、小吃店及饭店。允许自由买卖城市郊区的个人住房，城市住宅也开始实行私有化。取消了园圃和庄园经营中许多不合理的限制，扩大了郊区别墅建设规模。所有这一切都是正确合理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破坏性进程的发展速度甚至比建设性进程的发展得更快，主要包括对苏联经济贸然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破坏了所有以苏共为基础的政权体系。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大部分民主派的知识分子都建议他加快经济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步伐，这些人坚信，只要城市中实行的还是中央集权的"行政指令式"经济，或者农村中实行的还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模式的经济，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任何基础，尤其是在保留现行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保守的党组织机构也不允许市场经济的改革。因此，首先应弱化党组织机构的无上权力，建立与之相对立的、拥有实权的新型权力制度。正如"改革设计者"之一的伊戈尔·克利亚姆金所说的："俄罗斯应进行民主化，以此来唤起社会的觉醒。而民主化进程应为改革者加强个人权力开辟道路，改革者的权力应从旧有的权力机构中分离出来。"当年安德烈·萨哈罗夫举着"所有权力属于苏维埃！"的标语站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厅门口，而现在这个标语却用来反对"苏共的领导和指引作用"。
戈尔巴乔夫对类似的各种建议和意见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但是苏共政治局、书记处和其他党组织机构对他的监督又使其喘不过气来，他的个人权力虽然很大，但却受制于党内其他同志的影响和意志。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实行的政治改革主要包括改变选举制度、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确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为常设机构，所有这些政治改革都是由伊戈尔·克利亚姆金及其同事制定的改革纲要，这个纲要还成为此后实行的宪法改革的基础，而宪法改革的成果便是1990年在苏联实行了总统制。这些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但是改革的速度太快了。在1988~1990年的现实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和克利亚姆金推行的改革纲要，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取消国内已经形成的各种党组织机构，建立一种新的、甚至比苏共总书记权力更大的体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作为"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如果能够依靠自己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他才能获得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但在1988~1989年的时候，要想取得这样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威望，只有依靠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果，依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民的安全程度水平，依靠其他有关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成就。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1988年，尤其是在1989~1990年，他已经彻底丧失了这种政治资本。因此随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年后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出现，苏联原有的党组织机构的影响和权力逐步削弱，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影响和权力也随之不断下降。党内的领导同志对戈尔巴乔夫支持民主化相当不满，新政权机构中的激进民主派又很不满意戈尔巴乔夫的保守主义，他失去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支持，在此情况下他无法建立权威的政权中心。苏联总统的职位并不能保障戈尔巴乔夫的权威，也不能保障政权的权威。虽然戈尔巴乔夫没有完全理解社会内部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的本质，他也感觉到了反对派的势力在不断增长，因此他没有把握通过全民投票来推选总统，他对自己能够获胜缺乏信心。在没有经过全民投票而当选总统的情况下，他能做什么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和在苏联人民代表中间的威信不断降低。无论是作为苏共总书记，还是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已陷入了绝境，他找不到任何出路。
1990年夏天，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一所大学的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一些政治学家举行了一场独特的"脑力冲锋"，主题就是探讨戈尔巴乔夫政治失败的原因。加拿大的研究者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错误地安排工作的重点。多伦多的学者在总结分析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斯大林的粗暴做法，但在1985~1987年间，他的经济政策带有传统的计划经济特点。尽管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他仍坚持老生常谈的宏观经济战略，即将所有的资源都用来进行技术现代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机械制造、化工、电子工业、能源设施建设等重工业部门仍发挥关键性作用。后来实行的'半公开性'进程并未达到与人民对话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官僚主义的厌恶。戈尔巴乔夫执政五年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他拉开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使党和政府陷人瘫痪状态，使党的先锋队体制处于全面危机。后来将用于工业现代化的资源转向生产日用消费品，但为时已晚，根本无法改变日用消费品严重匿乏的局面。戈尔巴乔夫失去了人们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但他又没有建立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和人民的机制。在苏联政权体系中，党一直是'苏联'这个大公司的董事会，党还像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和工会的领导。由于戈尔巴乔夫将危机的责任推托到党内干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层干部的极大愤慨，使共产党的士气一落千丈。在解决经济混乱和非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时，如果没有党的积极参与，那么苏联经济只能陷人困境。"我认为这些分析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析和结论是在苏联解体前一年半的时候提出来的。
"民主改革"操之过急 戈尔巴乔夫是在1987~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号的，这显然过于仓促。与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缺乏耐心，而且喜欢心血来潮。他自己甚至从来就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改革纲领。由完全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践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个科学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社会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是非常现实的做法。
俄罗斯一些极端的爱国者和共产主义学者企图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其中以怪诞理论著称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苏联解体之后曾写道："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舞台出现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产生是试图将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拉回到专制的斯大林主义。戈尔巴乔夫主义的本质在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生活方式和高层领导所希望的社会进化通过强制性的手段、从上至下地强加给国家和人民。戈尔巴乔夫试图建立一个脱离党组织并凌驾于共产党之上的权力机构，由此便开始了无休止的改革，实际上摧毁了整个国家、经济、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要求赋予'总统制'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一种类似于斯大林的领袖独裁制的权力体系。"我认为，将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的政权目标、性质和体制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我也认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某些学者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其中包括普列特尼科夫、萨普雷金、特鲁什科夫和沙巴诺夫等，他们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成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政变"。这些学者认为："领导这次反革命行动的政治中心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最高领导层，包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基层中有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比克宁和扎格拉金等人。"这一新生的反革命运动的基础和"摧毁社会主义的冲击力"正是依靠从事影子经济的投机者、腐败的官僚阶层、外交部机关、苏共中央中"从事与西方有关"的国际部门、以个体户和合资经营者为代表的第一批"新俄罗斯人"、大城市中的边缘阶层，以及社会各阶层中的无业游民。此外，反革命运动还依靠一部分工人，特别是矿工，这些人中的刑事犯罪比例相当高，它还依赖部分从事创作的精英、大众传媒机构、各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对低收人不满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社会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强大的反对派，怎么还能称为"发达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和建立某种"超权力"体系，他的目标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些目标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善良愿望，甚至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清晰地描述它们，这是我在1989~1990年与他们多次交谈中体会到的。的确，戈尔巴乔夫削弱了党组织的权力机关，当我被选举为苏共中央委员并开始在老广场的办公楼里工作时，党的各级机关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它们只是随着惯性在徒劳地工作。苏联总统办公厅同样没有任何权力，它只是未被改组，苏联最高苏维埃也没有实权。戈尔巴乔夫建立的不是"超权力"，而是"无权力"体制，这个权力的真空由那些在二三年前还没有任何影响的人物和机构填充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当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带着困惑观察着国家和党内发生的一切，回避所有令他不愉快的问题。1990年夏，苏联著名的文化活动家维利切克在《电影艺术》杂志中曾指出："戈尔巴乔夫是否明白，他打开通向民主道路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他是否想过，过去那个在没有自由民主条件下的反自然的权力体系迅速瓦解后，却没有进人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反而陷人了到处是毁灭、混乱、为所欲为和充满挑衅的对立面。是否存在危险性更小一些的道路呢？许多社会学家确信，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国家必须经受动荡和混乱。这些社会学家还认为，刚开始改革时，戈尔巴乔夫曾被典型的自由倾向的党员思想所束缚，而现在他明白了，事态已经失去了控制，这一切是客观和合理的，他的历史使命在于利用一切战术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由此产生了一种怪论，似乎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认为，这是用谎言编织的神话，戈尔巴乔夫犯下了一系列重大失误，他的改革纲领是不现实的中派主义和妥协的，是模棱两可和不定型的，加之戈尔巴乔夫行动上的优柔寡断，这一切导致改革丧失时机和主动，产生危险的权力真空、离心倾向和破坏倾向。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把握主动权，那么他将带领国家不是走向新的民主制和联邦制国家，而是走向国家的解体、暴民统治，或者是由新一代偶像人物掌权的民族社会主义专制" 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具备这种主动性，因此到了1990年末，苏联解体实际上已不可避免。
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的薄弱性 在苏联意识形态一直是社会和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规模的改革都需要意识形态的依据：这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因为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是可以兼有合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和私有财产的新观念。但戈尔巴乔夫不是思想家，并且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许多问题的表述也是一知半解。戈尔巴乔夫曾掌握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就此停滞不前，并从未想过再将其发扬光大。对于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国家建设等其他方面的科学理论，戈尔巴乔夫都是略知皮毛。的确，戈尔巴乔夫提出过"新思维"的口号和要求，但他并没有创立任何新的思想。在其《改革和新思维》的书中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思维，更别说是新概念了。戈尔巴乔夫多次指出，到1985年时，苏联的发展已经完全远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方向，因此目前必须使1917年之后被孤立的苏联与世界重新融合，共同组成国际社会的新秩序。他还号召苏联公民"按照国际法和文明世界的准则"行事，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空洞的、抽象的无稽之谈。它们就像2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将苏联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企图一样，是错误和危险的。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应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这也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西方专家有一段时间曾对这些提法表示怀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苏联领导人玩的"花招"。后来他们又惊奇地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的"老实"，但这不是赞美之辞，而是对其如此幼稚感到惊奇。即使是西方最乐观的政治学家都承认，对于国际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严格地说来对于传统的苏联理论学说没有进行任何革新。他只是向这种政治注人了新的声音、温和主义和理智，同时他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供讨论。然而接下来该如何做呢？在1987~1988年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专家对该问题予以回答。一些悲观的西方学者当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旧商品如果经常以"新的"和"完善的"来广而告之，那么就不愁没有销路。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的"天鹅绒"革命，尤其是德国的统一，所有这些事件不仅令西方国家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也感到莫名其妙。如何解释苏联的突然临阵退缩？其背后是否有隐情？对此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今后还会发生什么？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波尔·马兰茨在这些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之后曾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并不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政策那样明确。他说："这些前苏联领导人都已经离开国际舞台多年了，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他上演的还是第二幕。"然而，这第一幕也是最后的一幕：苏联解体了。
勃列日涅夫也不是思想家，但是他却有一个以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为首的固定的"意识形态参谋部"，而戈尔巴乔夫的身边就没有这样的智囊团，也没有任何"总思想家"。在1987年年中前，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局的领导人是叶戈尔·利加乔夫领导，到了1987年下半年，利加乔夫作为政治局委员又负责领导农业部的工作，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由他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分管。但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致，因此他们之间常产生矛盾。1988年末，戈尔巴乔夫分工雅科夫列夫负责国际事务，于是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1988年9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之后，由他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他是品行端正和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作为学者型的领导则缺乏坚强的意志力。从专业上来说他是经济学家，但是当时在国内已自发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意识形态浪潮，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戈尔巴乔夫，他们都无法控制。如果我们相信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的描述，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权威便是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她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后来成为哲学副博士，她的副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关于斯塔夫罗波尔农村中的一些社会变化。
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方面无所作为引起了苏共各级领导的不满，同时也令西方一些思想深刻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则感到不解，甚至是担忧。罗伯特·希埃尔在自己的书中就这样写道："对于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他要完成许多具体任务，他还面临许多没有具体答案的问题。"迄今为止，许多社会学家对这些问题还是没有理出头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许多陈旧的观念，已无法跟上时代的辩证的发展过程。生活本身并不像电影《赤色》所展示的那样，它要复杂和愚蠢得多。这位苏联新的领袖怎样用新的劳动道德准则取代原有的模式呢？公开性对于作家来说，就像是喝了一口伏特加酒那样爽快，而对于那些排着队来买真正的伏特加酒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使他们感到压抑气愤。这些人对戈尔巴乔夫禁酒的愤怒甚至比对得知斯大林的不光彩历史或者是高层腐败的愤怒要严重得多。最让人感到忧虑的是，在克格勃反对、军队得过且过、社会抗议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退缩了。没有人会比戈尔巴乔夫更清楚，事情走得太远了。他承认说，他必须领导一个已经接近于无法控制的社会。那些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中失去特权和权力的人会站出来说话吗？没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的诚心，但是正如他本人所说的，社会局势变得异常紧张，许多人开始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一切进行得有意义吗？"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担任苏联这样非同寻常的国家的领袖，戈尔巴乔夫不要说解决苏联的众多问题，他甚至连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都是力不从心。
戈尔巴乔夫的班子软弱无能 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我国在科技领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领导干部队伍，在其他许多社会生活的领域也出现了不少富有经验和学识的领导人才，但惟独在政治领域领导人才寥寥无几。就政治能力、知识水平和意志品质方面的整体水平来说，斯大林时期的领导队伍已经弱于列宁时期，这种退步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到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依然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的周围已没有像柯西金、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这样的70年代国家政治领导的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经常撤换高层领导，常常新任命的领导，他们比被撤的领导更无能，但更听话。即便是这样的领导，他们上任不久也会与戈尔巴乔夫产生矛盾与冲突。
戈尔巴乔夫不知人善任，此外，他还有一个对这种层次国家领导人来说最不应有的、最糟糕的特点：在与自己身边的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以及文化界的活动家会见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他不愿听、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讲话，甚至干脆不给对方发言的机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是邀请一位学识渊博的专家来进行咨询，但是一两个小时的会谈时间都是戈尔巴乔夫在讲话，最后分手的时候他还不忘感谢对方的认真听讲。戈尔巴乔夫十分不愿听到负面的、令其不快的消息，如此一来，苏共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都不愿接受总书记的会见和听他作报告。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有些交谈者享有一定特权，这其中大部分是文化界的活动家，然而就连他们在后来也对戈尔巴乔夫不善于听取意见给予了批评。比如，《星火》杂志的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在1987~1988年间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常客，有一次他决定告诉戈尔巴乔夫，目前在国内，尤其是在党内，戈尔巴乔夫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了。科罗季奇回忆道："当时已是晚上6点多了，戈尔巴乔夫看起来疲惫不堪，我也很累了，现在想想，如果换了是在早晨，我未必会对他说那番话的：'您知道吗，现在许多人都对您有意见，您知道为什么吗？您自己不喝酒，还不允许别人喝酒；您既不给自己挂奖章，也不给别人挂。这些虽然也瞧不起勃列日涅夫，但还能忍受他的原因就是，他不但自己生活得好好的，而且也不妨碍老百姓的生活……'戈尔巴乔夫则不耐烦地回答说：'你说什么呢？我每天都与人们交流意见，我经常打电话。你知道吗，现在国家蒸蒸日上，人民精神饱满！可你说了些什么呀！'……"。
戈尔巴乔夫不是暴君，也不是独裁者，他在与人交往中也容易接近，但是他非常专制，这一点就使他成为不了伟大的民主领袖。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主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对他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相比之下，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主持会议就游刃有余得多。在苏共中央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很难克制自己，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与反对派对话是不可能的"、"关于多元化的问题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等等。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内心极度的不自信和外表的过于自信矛盾地融合在一起。他喜欢说，但从来不做，他经常拖延许多重要的事情和决定。一位研究戈尔巴乔夫个性的心理学家别尔金曾写道："戈尔巴乔夫在为人处事方面犯下了许多惊人的、不可理解的错误，这是他的个人性格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明白，应该珍惜自己身边才华横溢、忠心耿耿、善于独立思考的朋友，正是应该从这些人中寻求支持！但是嫉贤妒能的人就常常使自己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一个人的朋友经常与他争论，反对他，打破他的'无所不知'和'无上权力'的神话，那么这个人就将经常处于尴尬和艰难的境地，他不可能与别人分享成功和喜悦。这种内心的非理性的声音掩盖了一切，也导致产生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失误。否则如何解释，他将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像巴甫洛夫、亚纳耶夫和已故的普戈这样人的身上呢？秘密正是在于，戈尔巴乔夫没有给自己的亲信提出过高的个性和知识方面的要求。太阳并不需要其他发光体的陪衬，他认为自己就足够了，其他人的使命只是反射他的无所不在的光芒而已。"
错失良机和不尽职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在其担任总书记的最初两年改革并没有真正开始，这是谈话和构想的时间，而不是改革的时候。为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投人到实际需要的方向上去。如火如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于1987~1988年开始实行，但是改革进行得很仓促，因而收效甚微，甚至在许多方面产生了破坏作用。这几年里戈尔巴乔夫工作得很紧张，他每件事都要管，但最后却总不能善始善终。到了1989年下半年，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已经进攻转为防守了，在几个月之后，又由防守转为撤退了。无论是对于国内的保守派和激进派，还是对于西方的压制，戈尔巴乔夫都全线撤退了。他允许保守派建立俄共，允许激进派占据俄联邦权力机构的重要位置，而对于西方，他则无条件地放弃了苏联在东欧和德国原有的统治地位。一位美国著名的外交官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写道："他在我们的脚下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退让。"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苏联总统以后，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报纸《洛杉矶时报》向我约写一篇《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一百天》的文章，我与这家报纸的合作始于70年代末。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将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比较，后者是1933年1月上台的美国总统，在其就任总统后的100天内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确，我比其他人更加关注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4~6月的活动，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这段时期的表现乏善可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久即走访了乌拉尔地区，而该地区一直是叶利钦的势力范围。戈尔巴乔夫在乌拉尔各地进行了多次讲演，每次讲话都冗长琐细，但其中的内容模棱两可，他主要是论述其不久前提出的实现"向市场飞跃"的号召。根据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没有制度法规方面的协调配合而贸然转向市场经济，那么这将导致约1500万~2000万人失业。戈尔巴乔夫又撤回原来的意见，他在叶卡捷琳堡的讲话中指出，关于"休克疗法"的传言是不属实的：改变经济政策的决定将在年底通过，而且必须经过仔细的研究。1990年5~6月，戈尔巴乔夫还访问了法国、加拿大和美国，但是没有签署任何重大的协议，他希望得到西方大规模援助的要求被拒绝了。截至1990年年中，苏联外债高达到400亿美元，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巨额外债不知被用到了何处。戈尔巴乔夫就任后的100天内，他没有向最高苏维埃提交任何重要的法律草案，也没有签署任何值得历史学家记载的命令。苏联总统在这些天签署的最主要的命令大概要算是关于成立总统委员会的命令了，这个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包括钦吉兹·艾特马托夫和瓦连京·拉斯普京两位作家。众所周知，这个委员会只存在了几个月，年底便改为安全委员会，但是也同样没有任何作为。当然，在这几个月国内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但这都不是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和领导的，相反许多事件是针对他而进行的。自1990年1月开始，苏联国内经常进行社会民意调查，统计各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并绘制成表。1990年1月的三位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排名为：戈尔巴乔夫一54%，雷日科夫一38%，叶利钦一12％。在3月末，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在回答："您认为在我国哪位政治活动家最具威信？"时，有4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戈尔巴乔夫，20％的人回答是雷日科夫，而18％的人认为是叶利钦。但是到了1990年6月末，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则下降到19%，雷日科夫下降到7%，而叶利钦的支持率则上升到40％。我后来拒绝了关于撰写苏联总统一百天的约稿，但是我却阅读了许多西方报刊中撰写这个题目的文章，作者大都抱消极悲观的态度。"戈尔巴乔夫掉进了自己亲手制造的漩涡中","当困难变得越来越棘手时，而戈尔巴乔夫却越来越毫无目的地去抓表面的权力"，"共产党已经不能领导国家，戈尔巴乔夫既不能领导党，也不能领导控制经济","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是否会失败，而是他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失败"，"苏联总统的权力高高在上，但却不可能将制度实施到农场和工厂"。这些都是1990年6月间西方媒体上的部分文章摘要，美国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地位比喻为"哈哈镜王国"，可见其统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退让仍在继续，其政治上的溃败已不可避免，然而当时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想到，苏联总统制会随着苏联解体而一同消亡。
戈尔巴乔夫在后来承认说，在1990~1991年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采取行动"对他来说就意味着使用武力，这也就是按照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精神去做，他不愿意、也不能这样做。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进行辩论时，戈尔巴乔夫对那些批评者反驳道："许多人说我缺乏政治意志力，说我没有在应该动武的时候使用武力，老实说，这些批评很庸俗。我早就注意到，指责我缺乏意志力和果断性的首先是那些借助公开性和民主改革而出名的人，正是因为我没有使用武力而使他们出了名。如果我使用了武力，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辩论，也就没有形式上的改革，稳定、保持国家地位的逻辑与改革冲动重要性的逻辑是两回事。我们大家都明白，改革是冒险的事情，但我们是在后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压力之下改革的，这种压力将我们推向苏联制度的民主化。你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承担改革和民主化风险的人如此地愚昧和幼稚，他们甚至是不知道自己该向哪里前进。改革者并不需要感谢。当你下达射击或其他采取武力的命令时，你就应该意识到这是针对人民的命令。不能一方面推进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又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顾，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有人也许会说，俄罗斯的沙皇和其他统治者的命运就应该是这样，应该时刻准备着要将人的生命置于屠刀之下。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有另外一种信念，管理国家应尽最大可能避免流血冲突。此外，我的信念的第二部分还包括：社会变革应以社会所能接受和承受的速度进行。我做到这两点了吗？这两点我都没有做到，但是否定已经形成的改革信念是毫无意义的，民主是不能靠流血来确立的，不能自欺欺人。我之所以放弃国家领导人的职位是为忠实于我坚持不懈的道德原则。"戈尔巴乔夫上述的许多观点都不能令人认同，其中包括他提到的在改革历史中的许多具体事实，以及他在极权制度下争取社会民主的原则。当然，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于严厉地指责他。1985年之前，还没有一位国家或党的领导人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过改革，苏联国内的弊病被耽搁得太久了。早在50年代就应该采取措施铲除这些弊病，只有戈尔巴乔夫勇敢地承担起了改革苏联社会和国家机制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大肆吹捧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者的成就，他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邓小平那样的层次。应该注意到，邓小平不仅自己表现出伟大和睿智的改革家的品质，而且他还善于依靠杰出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是在40~50年代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最艰难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在60年代将这些人免去职务，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劳动，其中邓小平就曾当了不止一年的放牧人。这些干部在经受了身体和政治上的迫害之后得以幸存下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们重新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中国的革命干部队伍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而在苏联这种继承性在斯大林时期就被彻底打破了。苏联1970~1985处于停滞和长老掌权时期，对干部队伍的全面否定和精英退化现象仍在继续，在这种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又会有何作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