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倒台、苏共解散、苏联部长会议辞职，以及俄罗斯的实权已转移到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这一切不能不改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命运。1989年选举产生的、任期五年的新一届苏联议会只走完了它不到一半的历程。
早在1990年，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就已宣布拥有主权，但在当时这并不表明它们要从苏联分离出去，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民代表仍继续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然而，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8月23～30日期间，许多加盟共和国不仅重新宣布本国的独立地位，而且决定要从苏联分离出去，并相应地终止本国的人民代表在苏联议会中的活动。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对此无动于衷，而叶利钦却于1991年8月24日签署了关于承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独立地位的命令。当时俄外交部的一些官员曾试图劝阻叶利钦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这涉及保护俄罗斯族居民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权利问题、退伍军人问题、军事基地、雷达站和海军军事基地的命运，以及其他与成千上万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此外，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和摩尔达维亚等地区的形势也日益严峻，并随时有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在此情况下，苏联议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几乎已不可能开展正常的工作，我本人于1989年被选举为苏联议会代表。
即使是在1991年7月，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还都没有预见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事件。7月末至8月上旬，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几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然后我们一直休假到9月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在基斯洛沃茨克市最好的疗养院中休假，当时在此度假和疗养的有大约20名苏联人民代表。8月19日上午，在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后，我们就聚集到疗养院的大厅中来交换意见。同一天，最高苏维埃通知我们不要擅自返回莫斯科，也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
由于我当时是苏共中央委员，因此是苏共中央将这一消息通知我的。当时被召回莫斯科的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人民代表皮沃瓦罗夫。直到8月25日早晨，我们才从电视节目中了解到了莫斯科发生的一切，并于当天晚上回到了首都。
1991年8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召开，此次大会并不是由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主持，有人通知我们说他已经辞职，会议是由民族委员会主席拉菲克·尼沙诺夫主持的，卢基扬诺夫则和其他代表一起坐在大厅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和不知所措，而更多的代表则表现得十分激动和愤慨，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那些已经被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而是为了苏共的命运。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苏共中央书记瓦连京·法林和亚历山大·扎索霍夫，戈尔巴乔夫也曾几次到会，但在他的简短发言中既没有介绍任何新情况，也没有提出任何新建议。这些会议召开时并没有制定明确的议事日程，国内外的许多记者都参加了会议，他们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一个内容，那就是“是否要保留苏联？”在本次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由来自摩尔曼斯克州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奥博连斯基领导的调查政变原因和过程的委员会，此人不久前已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同时，还成立了苏共活动情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彼尔姆州的纸浆造纸联合工厂的厂长瓦连京·塔塔尔丘克担任。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取消卢基扬诺夫的人大代表豁免权问题，他不久前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而如今却已陷入被人孤立的境地。
当年的苏联人民代表、乌克兰诗人鲍里斯·奥列伊尼克自8月20日起便目睹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他后来曾这样写道：“如果当时卢基扬诺夫立即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这也许正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所希望的），那么多数代表在胁迫之下会以‘国难当头’为由而支持实行紧急状态。”鲍里斯·奥列伊尼克：《黑暗的大公》，莫斯科，1992，第39页。人大代表、来自卡累利阿的教师谢尔盖·别洛泽尔采夫则更加自信地指出：“我完全相信，如果8月19日将人大代表集合在一起，那么他们会立即同意实行紧急状态。”阿·卢基扬诺夫：《虚构的叛乱和真正的叛乱》，莫斯科，1993，第20页。然而，从我个人的观察以及我与人大代表们的交谈来看，这种观点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确，如果当时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绝大多数代表将会支持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如果只是卢基扬诺夫或者是亚纳耶夫提出这样的建议，而我们在对此事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立场的情况下，那么大多数代表未必会同意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8月19～20日期间，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戈尔巴乔夫在哪里？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但是到了8月26日，国家局势逆转，代表们的情绪也都有所变化。虽然苏共的活动被禁止，苏共中央机关也被洗劫，但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苏共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工作。仅仅在一年前，也就是1990年秋，苏联人民代表分成了几个党团，其中苏共议员团有700多位代表，我本人于1991年初进入苏共议员团。尽管共产党的活动被禁止，戈尔巴乔夫也已经辞职，但是任何人都无权解散议会中的苏共议员团，我认为在确定苏共命运之前，议会中的苏共议员团可以暂时履行苏共中央的职权，但是，没有一位代表支持我的意见，而且当时只有大约40名代表参加了议员团的会议。8月26日深夜，我来到位于议会大厦四层的卢基扬诺夫办公室，过去总是人来人往的会客室，现在除了他的私人秘书之外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已注定成为失败者的卢基扬诺夫此时倒显得很平静，甚至有些兴奋。他说：“我很快就会被捕。”我还曾试图反驳，但看来他对局势的发展和自己的未来已经一清二楚。卢基扬诺夫把他在8月19～22日期间对所发生事件的笔记拿给我看，这些笔记不是以天，而是以小时和分钟来记录的。卢基扬诺夫对我说道：“对于您这个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笔记很重要。”8月27日上午，最高苏维埃的工作照常进行，会议从讨论卢基扬诺夫的问题开始，结果最高苏维埃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取消了卢基扬诺夫人大代表的豁免权，他离开会场后不久即被逮捕。然后，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停止苏共在全联盟范围内一切活动的决议，后来只有乌兹别克斯坦没有执行这一决定。我记得，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反对这一决定的代表之一。根据最高苏维埃的章程，任何代表都可以就本人的投票理由作阐述。我感觉到了很多代表对我的支持，但是他们迫于压力而被引入歧途。此外，我还公开反对将苏维埃各部委屈从于俄联邦的决定。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的决定，并制定了大会的议事日程和条例。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其短暂历史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大会于1991年9月2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伊万·拉普捷夫担任主席，显而易见，他只是负责完成技术性工作。没有人想起本次大会预先制定的议事日程，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都被人们忽视了。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宣读了由苏联总统和其他10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关于8月19～21日事件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在前一天深夜和9月2日早晨才拟定的。此外，纳扎尔巴耶夫还提出了大会新的议事日程，并建议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组成本次大会新的“工作主席团”。随后，大会宣布休会到14点，下午的会议则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共有来自12个加盟共和国约19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其中1780名代表参加了前几轮的投票。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通过《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关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苏联部长会议由跨国经济委员会所取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被撤销，最高苏维埃也将重新改组，它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成员和地位的无组织的协商机构。新的苏维埃联盟及新的共和国联盟院不仅由150～200名苏联人民代表组成，而且还包括常驻莫斯科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议会代表。苏联总统的职位虽然被保留，而且仍然由戈尔巴乔夫担任，但他的职权却被由10个加盟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组成的苏联国务会议削弱。戈尔巴乔夫虽然担任国务会议主席，但只拥有一席之位而已。新法令的第四条规定：“承认举行苏联人民代表例会的不合理性，保留所有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在整个任期的代表地位。”
大会讨论进行得混乱无序，很多代表没有被允许发言，主席团中的各加盟共和国总统对许多问题都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
9月3日上午，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时他不仅是此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而且他还积极参与了主席团和大会各主要小组的工作。伊万·希拉耶夫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报告，他当时不仅领导俄联邦部长会议，而且还兼管苏联部长会议。会议代表们的发言被严格控制，由几百名代表组成的“联盟议员团”主席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上校甚至都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发言支持戈尔巴乔夫，而代表奥博连斯基则严厉地抨击戈尔巴乔夫，他甚至宣称应该讨论关于撤销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的问题。我当时代表苏共议员团进行了发言，尽管当时苏共已名存实亡，但是仍有大约20名苏共中央的成员参加了9月2～3日召开的大会。我走上讲台，阐述了反对大会通过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的观点。我说：“我们国家早已病入膏肓，自1985年以来，我们曾尝试通过各种办法来改变现状，但每种办法试用不久又都被草率地否定，导致国家状况和各民族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1991年，我们又抛弃了所有的方法，转而开始实行以前曾被我们否定过的休克疗法。”我在发言中指出，使国家遭受沉重打击的不仅仅是以失败告终的那场叛乱，而更重要的是解散苏共、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职务，以及没收苏共的资产。“昨天上午举行的会议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它不仅违反了大会规定的章程，而且践踏了苏联宪法。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为执行权力机构最高代表的主席团成员，他们并没有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却反而申斥和教训这些立法者。”我认为，草率地改变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名称和结构是错误的、不理智的。同时我认为，将苏共从国家政治舞台上赶走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我在发言中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不是只有政权形式决定一个民主国家的生活，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最主要的是存在着由各种组织、运动、党派以及它们之间的文明竞争所构成的公民社会。如果说我们国家过去的极权制度从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其他政治潮流和党派（包括执政党内部的政治潮流）的行为是非法和犯罪，那么现在取消共产党、停止其活动和没收其全部物质财产的企图也同样地肆意与非法。在此，我不想论述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与广大普通党员的区别。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经受挫折与苦难未必是坏事，苏共不能从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让那些民主派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建立一个或者两个强大的民主党派，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共产党员在法律和宪法的范围内从事自己的活动……”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第3期简报，1991年9月3日，第11～12页。
我很清楚，我的发言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出于追求最起码的公平，一方面是抗议对宪法的肆意践踏和对代表大会的公然侮辱，我不想辜负自己短暂的苏联人民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的使命。在会议休息和9月3日及4日晚上，许多代表向我表达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我还收到了许多电报，从其中几封的内容可以看出，许多地区的党员害怕遭到迫害，并希望寻求代表大会对其予以保护。
9月3日下午的会议有1700 名代表出席，许多代表的发言再次谴责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表示欢迎叶利钦，也欢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联合，还有人号召诞生“新的戈尔巴乔夫”。会议期间，尤里·卡里亚金走上讲台，宣布他本人拒绝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的发言简短模糊，他建议实行某种新的国家联盟体制，并希望建立全新的主权国家联盟，代表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发言反应冷淡，会场只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
9月4日召开的会议秩序仍然是很混乱，会议常常中断，大会主席团曾几次离开会场，进行长时间的开会协商。很少有人听发言人的讲话，大厅里有时甚至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代表，而叶利钦几次单独召集俄联邦的代表商讨问题。另一方面，在9月2日和3日的大会上没有得到发言机会的许多代表现在可以上台做简短发言了，但是他们的讲话既不会在电视上转播，也不会刊登在报纸上。纳扎尔巴耶夫在9月2日代表所有共和国领导人和苏联总统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未被通过。通过这一宪法法令的法定人数应为1483人，而当时只有1200名代表投了赞成票。这一结果在主席团中引起了骚动，于是各党团分别召开分组会议，以寻求折中方案。最终，大会宣布休会到第二天上午10点，当天的各大报纸评论说大会出现了“意外情况”。
1991年9月5日上午的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当时有1792名代表到会。《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是逐条被通过的，部分条款甚至是逐段逐句通过的，这期间当然不乏劝诫、施压，甚至是威胁，这一法令最后终于被通过了。这个议程结束之后，《公民权利与自由宣言》和《关于改变苏联人民代表地位的法令》也很容易地被通过，在克里姆林宫开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苏联人民代表被赋予了一些新的特权。
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不仅全体苏联人民，而且整个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此次大会。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大会秘书处的统计，会议期间克里姆林宫共收到2500封来信和电报，而这比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所收到的来信和电报少了几十倍。在大会收到的电报中，只有59份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方针和行动纲领。在大会上最后一个发表讲话的代表是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他号召大家“圆满结束本次大会的工作”，并建议通过关于《按照宗教和民族传统将列宁遗体安葬在列宁格勒市沃尔科夫公墓》的决定，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大会讨论，他随后宣布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闭幕，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与前四次代表大会不同的是，此次大会闭幕时没有奏苏联国歌。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第6期简报，1991年9月5日，第20页。当我们走出克里姆林宫的代表会堂时，当时的感受和心情就像是刚刚从葬礼上归来。
对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末和9月初的所作所为曾有过很多评价，其中大部分是批评性的。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乌特金曾指出，在1991年9月，戈尔巴乔夫当时是有能力扭转历史的车轮、改变自己的命运、避免苏联解体的。乌特金认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的决定性时刻发生在1991年9月，当时惊慌失措的戈尔巴乔夫试图紧紧把握自己超凡的意志，他像赶牲口一样拼命地将苏联最高苏维埃逐出政治舞台。短短一个月里，这位已显苍老的政治家的脸上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表情：正义的愤怒、办事的严肃、意味深长的乐观、对最高利益的狂热、对不理解者的鄙视、对新人的信任，最主要的是对自身能力和对目前战胜残酷命运的绝对自信。这个自信的无耻之徒在这场戏剧中不可能不被世人所唾弃。戈尔巴乔夫以为他是在建一座凯旋门，其实他已经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戈尔巴乔夫当时像是突然从噩梦中醒来，整个国家都在关注着他，他对大厅里的人们说：‘你们是我们国家唯一合法的议会，而我是这个国家中唯一合法的总统。’整个政治局势已转向另外不同的方面，12月份如何收场却成了问题。但是，这位自信得失去理智（这是新奥加廖沃过程的继续和纯粹的胡说八道）的政治家却没有听从众多理智的怀疑。所有其他事情也都有了愚蠢的结局。”《在十字路口，新世纪：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第211页。他的这些描述与事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比较客观的评价来自于另外一些观察家们的叙述：“戈尔巴乔夫的权力马车早在8月就已翻倒了，而他到了9月试图挽回这一切，这注定是徒劳的。”1991年12月5日《共青团真理报》。我本人曾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戈尔巴乔夫，有几次是在代表大会的会场上和休息厅里，还有一次是在协商会议上，当时那里聚集了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总统和一些?大代表，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在戈尔巴乔夫的脸上读到“绝对的自信”、“超凡的意志”、“正义的愤怒”等表情。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能力采取果断的哪怕是冒险的挽救措施。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人民代表的支持，有不少于500～600名人大代表已经公开在大会上支持叶利钦，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人民代表对本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建议则是言听计从，来自乌克兰的代表们不是向戈尔巴乔夫征求意见，而是去询问克拉夫丘克，而乌兹别克斯坦的代表们则直接与卡里莫夫商讨，等等。当时议会制社会学研究所曾向苏联人民代表做过书面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目前有哪5～6人可称得上是国家领袖？”1000多名代表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的655人，即占6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叶利钦，480人（占483%）认为是索布恰克，而只有411人（占413%）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纳扎尔巴耶夫在此项调查中得到了372票（374%），克拉夫丘克获得37票（3.7%），雷日科夫得到24票，而布尔布利斯只得到15票。
然而，叶利钦在本次代表大会上并未表现出他在1991年8月时所具有的自信与热情，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当时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俄联邦，任何新的权力机构都还没有确立，而叶利钦却决定去索契休假，而且一直到10月份他才返回莫斯科。叶利钦的这一举动甚至引起了他身边亲信的困惑与不满：应该是继续扩大对叛乱者和戈尔巴乔夫的胜利成果的时候，这时候怎么能有闲心去休假呢？然而叶利钦认为应该静下心来，仔细地评估和确定自己在国家中新的地位，并相应地制订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政治上所采取的任何步骤都有其意义，从1991年9月那次‘备受关注’的索契休假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思考所发生的事件的真正意义。我感到，我国历史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至于是怎样的时代，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是我知道，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将是极其艰难而痛苦的时期，其中难免有大起大落。无论对于国家政治，还是我个人，都已进入一个新的急剧的转折期。可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转折。因此，我虽然是在休假，表面看起来轻松，但内心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对国家将要发生的主要事件的脉络很清楚：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新的谈判历程，以及戈尔巴乔夫新一轮的频繁任免。在此情况下，最需解决的就是确立自己的圈子，从而完成一个飞跃，加快俄政府内部的运转，吸收其他的关键人物。”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62～163页。这些新的“关键人物”，就是叶利钦后来提拔的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亚历山大·绍欣、阿纳托利·丘拜斯、叶戈尔·盖达尔等人。
1991年9月，苏联议会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历程和全部的活动。作为苏联人民代表，我本人被莫斯科的一个选区推选为人民代表，并在1992年进入了俄罗斯苏维埃议会，但我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众所周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也只支撑到1993年10月，而它的结局比苏联最高苏维埃更具有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