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终决定是在1991年8月18日的午夜做出的。因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苏联人民发布公告的落款日期应是8月18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所有文件都是在8月19日凌晨3点之前签署的，其中包括将国家政权转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那些全权代表人物的1号决议。所有这些公告、决议、命令都在凌晨4点左右交给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塔斯社。当天早晨6点钟，苏联大众传媒的所有频道一起对外宣读这些文件。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各个州和区，以及莫斯科市的党政领导和普通群众都是通过这一渠道才获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只有某些特殊部门提前几个小时得到了通知。凌晨4点，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悄悄包围了叶利钦在莫斯科郊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别墅，并在这座别墅附近的所有路口布置了岗哨。凌晨4点30分，国防部长亚佐夫给各大军区、各军种和空降兵司令员，以及国防部所有副部长发去密码电报，命令所有部队进入临战状态。一个小时以后，亚佐夫又下达一项口头命令，要求坎捷米洛夫卡坦克师和图马摩托化步兵师的部分兵力进驻莫斯科。空降兵司令巴维尔·格拉乔夫接到调动图拉空降师进驻莫斯科的命令。
叶利钦8月18日一整天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他此次访哈的正式日程已经结束，主人对宾客的热情款待使访问的非正式活动日程持续很长时间，以至于叶利钦专机的起飞时间一拖再拖。叶利钦访问哈萨克斯坦的准备时间不长，戈尔巴乔夫在8月18日早晨才知道这个消息，他觉得这可不是玩笑，由此非常焦躁不安。戈尔巴乔夫担心叶利钦将要与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领袖就分立问题进行谈判，可能会给新联盟条约的签订提出新条件。叶利钦在哈萨克斯坦却对迟迟不能离开感到不满，他甚至怀疑这是纳扎尔巴耶夫从中作梗。叶利钦的专机在当天夜晚才飞抵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回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叶利钦很快就躺下睡觉了。8月19日清晨，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急匆匆地把父亲叫醒：“爸爸！快起来！发生政变了！”塔季扬娜接着对叶利钦说起“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还有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等人的名字。叶利钦起初还不相信，他对女儿说：“你都说些什么？这是非法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79页。半小时过后，叶利钦的警卫局长科尔扎科夫匆忙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开始在别墅附近布置岗哨，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谢尔盖·沙赫赖、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格纳季·布尔布利斯和俄罗斯政府总理伊万·希拉耶夫随即都赶到这里。就是这些人，在8月事件中扮演了叶利钦左膀右臂的角色。别墅的电视可以正常接收节目，电话一切正常，甚至传真也畅通无阻。大家一起起草了《俄罗斯领导人告俄罗斯公民书》，要求紧急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还政权于戈尔巴乔夫，取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决议，举行全国无限期大罢工。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和希拉耶夫在当天上午9点签署了这份文件，大家利用手头现有的地址将文件用传真发到外面。很多单位在接到这个传真以后，纷纷给叶利钦打电话表示声援。叶利钦不停地打电话，把人叫到自己家里或者去“白宫”开会。叶利钦自己都有些奇怪，他在这时候竟然能享受如此顺畅的通讯自由。他把这种自由归咎于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缺乏远见”。叶利钦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老人，根本就无法想象新的信息手段的广度和深度，伫立在他们面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按照‘党的做法’悄悄地组织人所不知的政变，可想不到会被一场完全公开的决斗所代替。”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83页。
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有关叶利钦的问题在克留奇科夫周围，在克里姆林宫都讨论了不止一次。8月18日夜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会议上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一个方案是将叶利钦的飞机迫降在契卡洛夫军用机场，就地在那儿逮捕他。另一个方案是在伏努科沃机场羁押叶利钦，然后把他带到扎维多沃的一个别墅隔离起来。对克格勃来说，切断叶利钦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的所有电话和传真，不会有任何困难。叶利钦的行踪、发布的命令和谈话内容，以及他左右那些人的行动都处在克格勃专门小组的监控之下。但克格勃里没有任何一人接到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采取行动的命令。这种犹豫不决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心理原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里的人，并没有制定推翻苏联合法总统和不久前刚刚产生的俄罗斯民选总统的目标。这些人没有篡夺国家所有政权、在苏联建立独裁统治的思想准备。这种独裁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迫害，甚至会导致恐怖事件的发生。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亚纳耶夫、巴甫洛夫等人，在开始冒险行动的时候，还是寄希望于最后能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达成协议。卢基扬诺夫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对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动用什么武力行为的，卢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他是苏联政权中排在总统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任何人也无法想象出这样情景：一个总统被软禁在福罗斯别墅，另一个总统被囚禁在扎维多沃别墅。正因如此，才做出至少一个昼夜内不对叶利钦实行隔离的决定。大家还知道，叶利钦非常不情愿地在新联盟条约的最后一稿上签了字，着急签订这个条约的是戈尔巴乔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袖们计划在8月19日与叶利钦举行一次会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政治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对方将如何行动。所有人因此都尽量回避可能造成难以收拾后果的不可逆武力行为。叶利钦在关键时刻的行为，与其说是靠精心计算，还不如说是靠直觉来决定的。叶利钦后来回忆说：“直觉告诉我，国家的命运不仅是在广场上通过公开演讲的方式来确定，更主要的东西发生在事件的背后。”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83页。
早晨6点左右，一个坦克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一些小股队伍已经接近莫斯科的环城公路。空降兵部队是由巴维尔·格拉乔夫中将亲自指挥，他的第一副手是亚历山大·列别德少将。巴维尔·格拉乔夫不仅和亚佐夫保持电话联系，而且还亲自和叶利钦保持联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的时候，年轻的格拉乔夫将军给他介绍有关情况，叶利钦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将军。他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巴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兑现诺言的时间真的来到了。
交通警察在环城公路附近迎接赶到这里的军队，然后护送他们到市中心指定位置。军队行进的道路并没有实行交通管制，几百辆坦克、装甲车、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就这样穿越整个城市向市中心的目标挺进，军用车辆沿途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这一景象让常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大开眼界，他们在自己的报道中写道：这根本就不像是什么军事政变。很多外交官向国内发回消息说，这不是政变，而是展示力量。就连叶利钦都感到疑惑不解。他对自己的战友说：“应该主动发起倡议，而且要到‘白宫’去。”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试图阻止叶利钦的想法，他提议让叶利钦装扮成打鱼的人，乘小船沿着莫斯科河溜走，有人还建议他从莫斯科逃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或者俄罗斯其他城市。但叶利钦根本不理睬这些建议，早晨9点他派希拉耶夫去打探情况，希拉耶夫从办公室里给叶利钦打来电话之后，叶利钦马上坐上自己的专车直奔“白宫”，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坐在叶利钦的身旁，冲锋枪就端在膝盖上面，但叶利钦在沿途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负责人卡尔普辛少将没有接到拘捕叶利钦的任何命令，放走了俄罗斯领导人所有进入莫斯科市的车辆。当然，“阿尔法”小组肯定跟着这些汽车，并按照命令在“白宫”附近占领有利地形。
叶利钦到达“白宫”的时候，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到了那里。除此之外，在场的还有很多俄罗斯和苏联的人民代表和几十个新闻记者。所有电话、传真和专用通讯工具都处于正常状态，《告俄罗斯公民书》从这里向全国散发出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紧急做出决定，马上召集正在休假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出席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中央电报局不仅接收了叶利钦和哈斯布拉多夫签发的几百封电报，而且都以政府电报的名义发往全国。后来的案件调查表明，克格勃的一个副主席拟了一个在危机情况下将要扣押的70人名单，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希拉耶夫、布里布利斯等人的名字都在这个名单之上。但这份名单没有转变成命令。9月19日这一天只逮捕了两个人，一个是苏联人民代表戈德良，另一个是俄罗斯人民代表乌拉日采夫，后者是保护军人和军人家属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有人问起逮捕这两个人的原因，巴维尔·格拉乔夫是这样回答的：“他们制造混乱已经很久了。”
到了“白宫”以后，叶利钦和他的战友们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讲话一个接一个。几千名首都群众赶到“白宫”，没人在途中阻拦他们，大家在“白宫”附近搭起防护栏。俄罗斯总统、副总统、总理、议长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之间持续不断地交换信息。叶利钦签署组建俄罗斯国防部的命令，任命康斯坦丁·科别茨担任国防部长。康斯坦丁·科别茨将军此前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对叶利钦极其忠诚和顺从。“白宫”里除了建立自卫指挥部以外，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上校还组建了一个分队，这个分队直接听从他的指挥。俄罗斯领导人还做出秘密决定，在叶卡捷琳堡建立俄罗斯领导的备用指挥部。正在国外访问的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也接到一个秘密指令：如果叶利钦和希拉耶夫被捕，要他在巴黎组建俄罗斯的流亡政府。
与此同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方面却看不出有什么积极的表现。他们的工作仅仅局限于分发文件和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很多，但谁也没着急给这个新的政权机关提供现实协助。上午10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在克里姆林宫集合，对目前的形势做一个初步的总结。大家对国内局势保持平稳比较满意，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和机关采取罢工行动。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没人理会俄罗斯领导人发出的全民罢工呼吁，但也没有几个人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示当回事。坦克停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孩子们爬到上面玩耍，莫斯科市民心平气和地和官兵们聊天。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眼前发生一切的实质，没人想要动用武力，没人愿意流血。
上午11点，舍宁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因病住在医院。伊瓦什科来莫斯科工作时间不长，他因此没有被卷入事件的具体细节中。苏共中央书记处事后补上了同意通过组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有关决定的手续。中央书记处向各个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党组织发去密码电报，要求它们全方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工作。但具体需要做些什么，他们自己也不太清楚。
动用军队只涉及莫斯科一个城市，不论是圣彼得堡还是其他大城市，都没有军队进驻的情况。临近上午11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经占领了接近“白宫”的要地，军官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几个坦克上的官兵倒向“白宫”的保卫者。叶利钦很快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他走出大楼去和支持者见面，叶利钦这一举动受到了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了坦克。此时是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向周围人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读了早晨签署并散发全国的《告俄罗斯公民书》。15分钟以后，叶利钦在“白宫”签署了著名的第59号总统令：以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名义颁布的所有决议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一律无效。叶利钦和他的战友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俄罗斯总统登上坦克发表讲话的片断竟然在苏联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新闻节目里播放了。估计全国所有老百姓都看到了这一场面。圣彼得堡电视台的信号覆盖苏联的很大一部分欧洲地区，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通过电视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索布恰克刚刚从莫斯科返回圣彼得堡，到机场迎接他的是当时人们还不熟悉的圣彼得堡市政府高级官员、克格勃军官弗拉季米尔·普京。全国各个城市这个时候也开始举行支持叶利钦的###。当然，也有些地方举行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但按照以往惯例，这些###都是在某些工厂的车间里举行的，外人不知道里面做些什么。
8月19日下午，按照巴维尔·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了“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列别德后来回忆说：“这个营向‘起义者’倒戈的消息激起了人们的激情。愉快的心情达到了不能再高的境界，所有这一切都汇集到前所未有的喊叫之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营的空降兵和为它增派的侦察连开始向目的地行进。计划就像两枚戈比一样简单，四个连分工守护大楼的四个方向。我走在领头车的前面，激动的人群在周围喊叫，这种热情甚至影响到我们正常行进。”把四个连的兵力布置好以后，列别德进入“白宫”，会见了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斯科科夫、科尔扎科夫和叶利钦。叶利钦问他：“军队怎么看待事变？”列别德回答说：“没什么看法，军队不了解事变的任何情况。”亚历山大·列别德：《为强国感到难过》，莫斯科，1995，第392页。
到8月19日中午，聚集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开始有些六神无主。亚纳耶夫还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寄予一点希望，他非常急躁，原定12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迫推迟。“我要被枪决的！”——亚纳耶夫歇斯底里地对科留奇科夫喊道。巴甫洛夫总理手里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政权，他此时也非常焦躁不安。他在中午紧急召集内阁会议，这次会议最后竟然成了苏联的最后一次政府会议。大家都对时局发展表示担忧，有20多人在会上发了言，其中只有5人表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人提了一些稳定生产、保持苏联内部经济联系的具体措施。2001年8月17日《议会报》。会议结束以后，巴甫洛夫感觉很不好，他的高血压病突然发作，随后被送进医院治疗。按照原定计划，巴甫洛夫当天要和叶利钦见面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很多人对这次会晤还寄予了不小希望。亚佐夫把军队调进莫斯科，但他既没有表达政治倡议的愿望，也没有这方面的可能。克留奇科夫态度坚决，而且掌握的信息最全面，但他作为克格勃主席总是尽力守在第二防线。卢基扬诺夫那天半夜告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的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过的夜，他尽力保持与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的距离，把自己与他人的谈话和会晤以分钟为单位记录下来。下午5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电视向全苏直播这个活动。发布会由亚纳耶夫主持，坐在他旁边的是巴克拉诺夫、普戈、基贾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我当时正在基斯洛沃茨科的休养院度假，和其他在那儿修养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一起收看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实况。在邻近的休养院里，久加诺夫也在观看发布会的实况，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不了解国内实施紧急状态的任何情况。新闻发布会给人留下非常沉重的印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有赢得大众的信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我们以前根本就不认识。亚纳耶夫和普戈的表现不是很自信，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这种反应。他们回答问题也非常空洞，缺少说服力。基贾科夫谈到了改革的失败、必须向市场经济转变和改善经济管理水平。亚纳耶夫说戈尔巴乔夫正在生病，他表示坚信戈氏开创的改革方向。亚纳耶夫许诺说：“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病好以后，马上就返回莫斯科继续履行他的职责。”亚纳耶夫还说，他们准备和俄罗斯领导人合作，当天已经和叶利钦通了电话。
当天晚上，一些报纸被宣布停刊，其中包括《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独立报》、《共青团真理报》、《自鸣钟》和《文学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召开非常会议，时间定在8月26日，尽管完全有可能在8月21日或者22日召开这个会议。
8月19日这一天过去了。它留给我们大家的是情况不明和恐慌不安的感觉。但几乎没有人急着采取什么行动，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领导干部，大家都宁愿等待时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