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佩德罗监狱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这座令人恐惧的建筑就建在玻利维亚拉巴斯市的大学生广场边上。它始建于1850年，原来设计用来关押300名犯人，现在却关押了2000人。监狱内部条件很差。囚犯要花钱才能住到牢房里，要么就只能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甚至睡在院子里的露天地上，遭受风吹雨打。牢房不提供食物，所以囚犯们必须设法谋生。很多人办起了自己的非法买卖：监狱里面有商店，酒吧，假货交易，各种买卖应有尽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监狱里发现了一家制造古柯膏的工厂，并且有传闻说在大墙里面的某处藏着一个设施完备的氯化氢药厂。同时，手头更宽裕的囚犯还可以向狱方行贿，到外面的城里过一夜。监狱允许女人进入，囚犯们也可以让家属进来探视甚至同住。监狱当中的毒品和腐败尽人皆知，最近，竟然演化出一种奇异的生易，看守们会安排导游，让背包旅游的人参观监狱。这一旅游的最大卖点就是可卡因，在这里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圣.佩德罗是玻利维亚唯一一个不受警察干涉的地方，对这一点人们有充足的把握。
所以，当我走进这座监狱的侧门，把我的背包交给看守检查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有点打颤。一个面无表情的看守把包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每拿出一件，就摇摇头，低声说着：“违禁品。”，到检查的最后，包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在了桌面上。除了背包本身，好象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成了违禁品。然后他又想到一件事情。他把包倒过来，认真检查包的里面。“违禁品。”他最后说道，然后把包放在那一堆东西的上面。我把东西都放回包里，然后和护照一起交给另一名看守保管（临走时，我要花钱才能把它们拿回来。）看守询问我要探视谁。“麦科.多明戈斯。”我说道，“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看守抬头看看我，眉毛一扬，在监狱的记录本上草草写上“多明戈斯”，然后说，“好的。”有人在我前臂上盖了一个章，一个看守在我手腕上用圆珠笔签上他们的名字。我们眼前有一把看守和囚犯分隔开来的门，他向着那个看门的同事点点头，这道门就弹开了，我进到了监狱里面。
在这些地方，麦科.多明戈斯有点传奇人物的味道。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他算得上玻利维亚可卡因交易中的大玩家，也许是唯一的大玩家。最后他被逮捕，送到了这里，他住到了一间宽大的单人牢房里，而且马上让人安上了电话，所以在他入狱的一段时间内，他的买卖没有受到影响。由于他卖的是可卡因，这部电话就被称为“毒品电话”，直到在禁药取缔机构坚持不懈的工作之下才被最终取缔掉。麦科毫无疑问是个大玩家，但他会不会告诉我些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也许他讨厌记者，或者讨厌说英语的人。我不知道。
与我想象的不同，圣.佩德罗内里根本不肮脏，也不是人满为患，露天的院子里非常宽阔，地面平整，还有半个篮球场地。有几个穿着体面的孩子跑来跑去，一边踢球一边大叫，而家长们坐在场边座位上望着他们，或者坐在可口可乐摊子边上，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这里实际上比外面的大街上还要好很多。啊，我的导游这样解释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正位于LaPosta,也就是监狱里的高级区，在这里的人享受星级服务，因为他们付得起钱。大人物们都住在这里。我们在院子里转了几分钟，等着有人来询问我们的来意，但似乎没有人注意我们。然后我们随意问一个过路人他是否知道我们在哪有可能遇到多明戈斯。他用手指着一个穿着整齐的中年男子，那个人穿着时髦的绿色衬衫和休闲裤，正在看别人打篮球。“麦科，有个外国佬要见你。”麦科抬头看着我。
突然间，他脸上出现了愉快的笑容，他站起身来，一蹦一跳地穿过篮球场，来到我们的身边。“你好，”他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道，“我就是麦科。”他把我们带到一间娱乐室里，那是一间带拱顶的房子，四壁粉刷洁白，屋里有一套立体声音响，还有一张台球桌。我们坐下来。我向他解释说我想知道他从事毒品业的历史，也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情况，想听听他的故事。“没问题。”他说。他愿意告诉我那些故事。但前提是他必须知道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是基督徒吗？”
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连珠炮似地说了出了一段让我吃惊的话。
我刚刚被任命为牧师，我们在我的老囚室里为其它囚犯修了一个小教堂，一间祈祷屋；我们在那里做礼拜，并且一起娱乐，我们还有吉它呢。囚犯人来到这里，皈依基督教，他们离开这里，走出监狱，他们学会了祈祷。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向上帝乞求自己的灵魂，我没念过什么书，直到我了解耶稣基督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不是个正经人。而现在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我现在只想祈祷。
哦，不！麦科已经变成了一个福音传教士了。我本来是想和他谈一些如何贩卖毒品的事情，而他却谈起了另一件事情。他现在想谈的只有上帝之爱和上帝之路，以及为什么只有祈祷才能拯救世界之类的话。我承认这些话非常有趣，但这不是原本我到玻利维亚来听的事情。我费了一番力气才把他又哄回到毒品这一话题之上，于是他才开始给我讲了几个故事。
我过去是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个前锋，身披七号或者九号球衣，效力于瓜维达德队（一支国家级球队。）（我在那里从事球员购买工作，后来我成了俱乐部的副主席。）但不管怎样，在那里的时候我没有钱，于是他们解雇了我。所以我不得不干了一段出租汽车司机，但当时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了，我真的很缺钱。我就这么干上了毒品。
1980年时，有一个朋友找到麦科，告诉他卖可卡因膏可以赚很多钱，于是麦科开始生产这种东西。他在丛林里把古柯叶捣碎，再在自己的出租车里出售古柯膏，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买了一辆丰田车，是那种最好的丰田车，价值两万美元。时间不长，他就与哥伦比亚人有了接触。
刚开始时我并没有和哥伦比亚人打交道。我每一次制作的数量很小，只不过50公斤（110磅）左右。但买卖越做越大，我开始一边做，一边卖时，我就和他们有了接触。我过去和墨西哥人（罗德里格斯.卡恰）做买卖，并与帕布罗.埃斯科巴一起工作。有一次我到离波哥大不远的帕乔去，和那个墨西哥人在一起。他是个很简单的人，他没有什么暴力性，只是很简单。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能。如果哪个人把罗德里格斯.卡恰说成“没什么暴力性”，那他不是不十分了解卡恰，就是在说谎。我没有深究这一点。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我问道。
八六，八七和八八年，那是我真正开始赚大钱的时候，我是玻利维亚做得最大的人。今天我还活着真的很走运。我现在很高兴我还活着。为此我感谢上帝。我过去是吸毒的。你看过阿尔.帕西诺的电影吗？（《疤面煞星》）我过去真的就是那个样子。我有两架直升飞机，而有多少架飞机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有玻利维亚最好的车和最好的女人。我说我生活过，但根本没有真正的生活。
我不知道，麦科，但听起来你对我说得真的很好。这时候他又偏离了话题：“你真是个基督徒吗？你研究过吗？你读过《圣经》吗？”
我没有把握这个时候应说什么，但很明显“没有”这个答案一定是不合适的。我说道我最近这些日子没有读过《圣经》，但我在业余时间研究过一点神学。麦科的眼睛瞪得象茶盘一样大了：“神学！我们一定要一起祈祷！”
他抓住我的手，我们一起来到监狱的小教堂里，这个小教堂原来是他的囚室，屋里一排排的联排椅子，配有一架电子风琴，两把木吉它，墙上挂着一系列图表，那些画代表着上帝之爱和整个世界，但我没有机会凑上去看清楚，麦科已经把我按跪在地上，把手放在我的头顶，让我和他一起重复，“NuestroPadre,queestasenelcielosantificadoseatunombre。（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都以你的名为圣。）”
祈祷完毕，麦科告诉我说他非常忙，我现在应该走了，但任何时候，只要我愿意都可以回来和他一同祈祷。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他把他妈妈在圣塔克鲁斯的电话给了我），握了好几次手，还拥抱了很多次。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说句实话，我觉得很奇怪，但八十年代发生在玻利维亚的故事也同样的奇怪。
1980年，玻利维亚产生了一次可卡因政变，此后，美国撤出了这一国家，切断了所有的经济援助。玻利维亚的毒品之王罗伯托.苏亚雷斯，他在这一时期内从这一地区获得的收入是一年近6亿美元，他自掏腰包弥补国家的亏空，缓解了美国这一行动对于本国的打击。玻利维亚放弃了一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赞助的用以偿还国际债务的项目，整个国家经济由此一落千丈。而加西亚.梅萨政权忙着填满自己的口袋，没有人真正在意这一点。
但玻利维亚新建的“平民国家”地位非常不稳定。玻内政部长路易斯.阿切.戈麦斯这位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为“可卡因部长”的人，在八十年代后期飞赴美国道歉，他向任何一个愿意聆听他说话的人宣布，他将亲自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付玻利维亚存在的毒品走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回国以后，他开始逮捕那些拒不向他足额纳贡的古柯种植者和古柯膏生产者。当然，政府的朋友们，包括所有玻利维亚可卡因活动中的大玩家，全都安然无恙。剩下的人们全都被塞进监狱，然后玻利维亚迅速宣布取得了毒品斗争的胜利。这种战术不仅美国难以相信，而且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由于很多小古柯生产商被抓起来，古柯膏出现了短缺，而恰恰此时哥伦比亚人要求更多进货。
苏亚雷斯告知阿切.戈麦斯停止四处乱搞，不要再管这可卡因买卖的事情了。戈麦斯也同意对此事假装视而不见，但他一次性索酬五千万美元。他所敲诈的人正是那些帮他掌权的人，这种做法结果变成了一个大的错误：1981年苏亚雷斯授意开除了戈麦斯。然后所有的人就都被开除掉了。当然苏亚雷斯除外。
到了四月份，整个国家全都看够了加西亚.梅萨，克劳斯.巴比和戈麦斯的丑行。玻军队方面由于对现政权的人权记录不满，并充分感受到了公众的情绪，他们开始强行解雇这些“死神的党羽们”。这些党羽们心里明白，自动下台总比让人推下去好，于是携带着大把的现金和可卡因逃到了阿根廷，但他们刚到不久就被因非法占有财产被逮捕，投入监狱，他们的结局真是罪有应得。
失去了自己的党羽，克劳斯.巴比被迫退休，他搬到了拉巴斯，整日坐在拉巴斯街头的咖啡馆，在回忆和看风景中度过余生。这家咖啡馆离美国大使馆只有几个街区远。到了1981年，终于东窗事发，一本美国杂志在全世界独家揭发了他的姓名，真实身份和住址。他被逮捕，两年后被引渡回国。1987年，巴比被宣布犯有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1991年因癌症死于狱中。
而政府其它成员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1981年八月份，一场悄无声息的政变将加西亚.梅萨赶下了台。苏亚雷斯是这场政变的后台之一。但不知怎么，情况并未象他计划的那样发展。加西亚.梅萨本人最后因为其政府残暴的人权政策受到了审判。在接受问讯的过程中，他故意说很多事情记不清了，显而易见，由于他的很多朋友身居高位，他不会受到严厉判决。结果也是如此。但到了1988年，当他受到指控将切.格瓦拉的日记卖给索斯比拍卖行以谋取私利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他隐藏起来，直到九十年代才再次出现，他被逮捕，后被宣判入狱三十年。目前，他住在康乔科洛最高安全监狱的单人牢房中，此地位于拉巴斯以北，只需一小时的路程。
内政部长路易斯.阿切.戈麦斯也未得善终。在加西亚.梅萨被赶下台之后，他逃到了阿根廷，在那里他卷入了杀人小队的事件。1989年12月他在回玻利维亚时被捕，然后被送往迈阿密受审。他的律师将其描述为一个爱家的体面男人，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年迈的母亲都被安排出庭。要不是他一再在法庭上大发雷霆，“爱家男人”这个故事也许漏洞会少一些。有一次他对着自己的律师高声尖叫，让他闭嘴。结果他也被判三十年。
罗伯托.苏亚雷斯继续干着他的毒品买卖。由于新政权对于权力掌握得并不牢固，没有人敢去惹他。他以前就推翻过政权，他也可以再来一次。在迈阿密，他因为贩送毒品，被缺席判决，据说他听到这一消息大笑不止。尽管他对此不屑一顾，但他还是遇到了问题。1984年哥伦比亚人单方面决定将购买古柯膏价格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苏亚雷斯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拒绝出售。要不是他的一个亲戚已然同意按这个价钱出售古柯膏，他的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几乎获得成功。苏亚雷斯最终被他的亲侄子，何塞.罗卡.苏亚雷斯从可卡因买卖当中排挤了出去，小苏亚雷斯一头金发，由此外号“茅草屋顶”。老苏亚雷斯一直努力想要重新掌握玻利维亚市场，但事事全都不顺。亲戚们全都被捕，货物也被截获。他损失了大量金钱。在埃尔南.西拉斯.祖阿佐（苏亚雷斯曾在八十年代阻止其上台执政）领导下的玻新政权反对毒品活动，开始紧紧跟踪他的活动。当然，苏亚雷斯也不是处处受挫：他虽然势力受到削弱，但还远远没到失败的地步。以后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全国经济也实实在在地出了大麻烦。仅1981年一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就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则上涨了百分之百，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攀升。等到伦敦金属交易市场崩盘，顺便击垮玻利维亚锡矿市场之际，通胀率已经逐步攀升至11，750%了。矿物燃料市场也一路滑坡。整个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到了1983年六月，苏亚雷斯决定进行援助。在他看来，政府需要资金，而他能提供资金。同时，他需要受到保护，而政府能够保护他。在与西拉斯总统禁毒事务助理拉法埃尔.奥塔佐（苏亚雷斯乘飞机来到其位于贝尼的一座农庄）时，苏亚雷斯不太情愿地提出用二十亿美元来换取免于政府起诉，这笔钱中包括给他本人的五亿美元。当这一提议被拒绝以后，苏亚雷斯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吹牛说自己的私人军队可以与政府军队一较高下。据他自己说，他拥有一支由利比亚人训练的陆军，几架“鹞式”垂直起降飞机和一支巴西战斗机编队，借助这些力量，他完全有意推翻西拉斯政府，把自己推上总统宝座。这种事情虽然没有真的发生，但不管怎样，事实证明在搞垮政府这一方面他进行了巨大的破坏。1984年苏亚雷斯与奥塔佐会晤一事一经泄露，就召致公众的一片抗议之声，而且弹劾总统的程序也就此启动。为了平息众怒，西拉斯开除了奥塔佐，声明其行动没有得到他的认可。谁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在奥塔佐向国会极为详尽地讲述整个事件全过程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美国新闻界把这一事件称为“玻利维亚的水门事件”，西拉斯最后终于辞职。
新总统巴斯.埃斯滕索罗上任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关闭一些资金亏损最快的国家企业。在一项世界银行名为“结构调整”计划指导下，整个国家28000名矿工中有22000名下岗。这种做法使可卡因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因为很多矿工都收拾好行李去种古柯了。依照传统，玻利维亚的两大古柯叶产区，云加斯和查帕尔为不同的市场提供古柯叶：云加斯古柯叶较小，咀嚼起来口感很好，而查帕尔古柯叶较大生物碱较多，根本不能口嚼，但非常适合加工成古柯膏。失业的矿工都奔向了查帕尔，因为那里的古柯价格最高。这样，玻利维亚的经济就完全被卖可卡因的人掌握了，因为毕竟古柯膏业是唯一一个能真正提供就业机会的产业。
从1984到1989年间，查帕尔的人口翻了一番。1982年，根据美国的卫星对于玻得维亚古柯种植情况拍摄的照片显示，他们拥有年生产90，000吨古柯叶的能力。价格也一再飞涨。到1986年时古柯膏卖到了历史的最高价位：哥伦比亚人有着无尽的需求。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对于古柯叶的需求如此之大，连云加斯的古柯都被人大宗买去，以便加工成为可卡因。在玻利维亚也许连口嚼用的古柯叶都没有了，但人们至少可以养活自己了。到了1987年，古柯的年产值达到近15亿美元，占了玻利维亚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据《经济家》杂志估计，每三个具有购买力的玻利维亚人中，就有一个人的收入是从古柯中获得的。玻利维亚政府最终决定，如果要想彻底清除古柯，那么美国政府就要负责弥补财政方面的不足。一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奉命来确定玻利维亚可卡因贸易的真正价值，然后交给美国政府一张全面清除这一产业的费用清单。整个数目到达了35亿美元。美方对此事就不那么热衷了。
古柯种植深深扎根在这个国家，根本不可能禁止。政府采用一些压制手段就会招致种古柯的人开始反对警察，而与此同时，农民们的不妥协也就意味着警察要与种古柯的人针锋相对。这样就产生了冲突。1982年十月，云加斯一名种古柯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被警察绑架并强奸，当地局爆发了冲突。当地人自行武装起来，游行到初鲁玛尼警署门前，将警署大楼夷为平地，并将警察阉割并处决。其后五年间警察再也没有回到这一地区。没有人愿意干预这样愤怒的人群。除此之外，古柯贸易产生巨大的利润，贩毒者可以付给执法特工大量金钱，让他们远离此地。如果他们真想打上一仗，他们不妨试试运气，可警察们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和贩毒者根不能比，贩毒者总是有最先进的武器。在玻利维亚的毒品控制活动非常努力，但也只能保证不退步而已。与此同时美国又重新与玻军事组织进行联系，以便就一些事情得出结论：禁止人们种植古柯有多困难？这个国家到底控制在谁的手里？
玻利维亚政府在禁毒领域成绩了了，这一情况一旦明确，美方马上开始行动。1986年七月，禁药取缔机构携六架黑鹰直升机及二百名人员大规模进驻玻利维亚，以便打击贝尼地区的贩毒活动。这就是“鼓风炉行动”。美方捣毁了一批秘密药厂，但并没有抓获重要毒犯：早在几个星期以前他们就全都听说了这个“秘密”行动。美国军方很快就发现，在一些地区，当地人根本不想禁毒，如果不对当地人施以重击，就很难禁毒。在一次行动中，一组“鼓风炉行动”的特工人员遇到了一群猖狂的暴民，他们手持木棒和弯刀，高喊“宰了美国佬”，特工人员不得不匆忙撤退。对于这种问题该如何处理。使用暴力是肯定不行的。不到四个月时间，大部分“鼓风炉行动”的设备就全都送回国内了。禁药取缔机构行动小组副组长，大卫.威斯特雷特1988年向国会汇报时说“我们到了最后才终于明白，我们没办法重新来过了……以后，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在这种执行环境，特别是在拉美国家部署美国军队。”
美国认识到古柯生产问题不可能通过武力来解决，于是又试验了另一种策略：也许可以强迫这些农民除掉这些作物。很明显，除非给这些农民一些可供谋生的选择，否则他们不会停止种植古柯。美方尽了很大的努力，发现了一个办法。以一项由滥用药品控制机构的国家基金资助的发展计划做掩护，美国建立了一项清除古柯作物的援助计划。这项计划被称为“云加斯农业计划”。如果玻利维亚农民同意种植古柯以外的作物，并且签署了协议，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新设备，例如管件或者电力配线等。玻利维亚人对此产生了兴趣，可除了古柯还能种什么呢？联合国的答案是种咖啡，这种作物在国际市场上卖价很高，而且在玻利维亚长势很好。咖啡售价低于古柯，为了补偿这一点，联合国为玻利维亚人提供了一种新品种的产量极高的咖啡。当地人同意试种。但不幸的是，虽然他们得到的这种咖啡的确比一般玻利维亚咖啡产量高，但它们需要大量化肥，可谁也买不起这么多的化肥。接下来，国际咖啡市场又垮了下来，这些“接受补偿者”种的咖啡的价值连种植成本都收不回来。咖啡全都烂在了地里：根本不值得去收。
雪上加霜的是，后来发现联合国提供的咖啡豆里有一种害虫，专门吸食咖啡豆中的汁液。不仅新品种咖啡被毁，害虫也扩展到了在本地生长多年的品种，大批咖啡被毁。如果此事发生在其它地区，也许还可以喷施杀虫剂，但安地斯山区的种植园面积都很小，而且座落于群山之中。人们真的无计可施。最后所有人一致承认用咖啡来代替古柯根本不奏效。同时，参与试验计划的农民请求政府免去他们的债务。有些人拿到了赔偿，而大部分人一无所获。于是所有人又全都改种那种他们知道一定会有回报的作物：古柯。
其它种种形式的作物替代计划也同样不成功。例如柑桔之类的大众型水果在玻利维亚市场售价极低，根本不可能产生象古柯那样高的收入。而利润更高的水果，如澳大利亚坚果和西番莲果难以运输，而且需要很多年的照料才能收获。此外，收获以后，玻利维亚缺乏出口这些货物的基础设施。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联合国开始在古柯种植区修筑新路，以方便他们将要种植的水果出口运输。如同作物替代计划一样，这个主意虽好，却也注定要失败。新修的道路使得古柯贸易更加猖獗，因为古柯膏商人只需要把飞机停在新路上即可，而不必再自行修建简易跑道。所以筑路计划也迅速中止。
事实上，一公顷古柯叶要卖到2600美元，利润比柑桔和鳄梨之类只卖650美元一公顷的作物高得多。1986年时，一个古柯叶商人一天平均赚得40美元，比一个学校老师赚得多很多，学校老师一个月只赚23美元。与此同时，少数几种成功的替代作物品种也受到来自其它不同组织的压力而中止。由于替代作物计划，玻利维亚每年出口五万吨大豆，消息一经传出，美国农业游说团大为恼火。他们说，自己的政府把自己人排挤破产了。实际上有人指出玻利维亚根本不可能对美国构成那么大的威胁，因为美国当时每年出口一千七百万吨大豆。到了1990年，云加斯农业计划最终被迫终止。
1988年4月，罗伯托.苏亚雷斯又亮出一件法宝，他发行了一盘录相带，带子上拍的是他与一批玻利维亚高官亲密交谈的情况。带子上显示这些绅士们与他接触是为了要他为前任总统乌戈.班赛尔再次竞选总统捐款。这一丑闻被称为“录相带门”事件，它轰动一时，最终使得班赛尔总统的竞选活动中断。但为了对出版这盘录相带进行报复，政府最终下决心追捕这名头号海洛因毒犯。1988年7月20日，政府终于抓到了苏亚雷斯，在他的农庄里没经过战斗就逮捕了他。后来据称，他实际上是向政府自首的，他和政府做了一个交易，他如果不再继续出版这种让人尴尬的录相带，他就能得到宽大处理。他本人同意这种说法，“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他说道，“我当时准备好了东西，穿好了衣服，正在抽雪茄。”
当他来到圣.佩德罗时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宣布说自己不是那个叫罗伯托.苏亚雷斯的毒贩，而是一个同名同姓的正直商人，他是一个无情的反对可卡因的斗士，对所有指控他都是清白无辜的。他接着宣称，只有在由教皇监督的大陪审团的裁决之下，他才会接受审判。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判入狱十二年。
克莱尔.哈格里维斯在1991年在监狱里采访他的时候，发现他和妻子，孩子以及女朋友住在一间宽大的单人牢房里，那座牢房被称为“圣.佩德罗旅馆”，在那里他看着电视，喝着百氏可乐。他一直在询问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情况（很明显他是她的崇拜者），然后他突然让哈格里维斯离开，因为有一名政府官员要与他进行一次私人会面。在我到达玻利维亚的时候，我本来希望能够安排自己对他进行采访，但这已经不可能了：罗伯托.苏亚雷斯，玻利维亚伟大的可卡因老人于2000年七月20日死于心脏病。《经济家》上登出了整整一个版面的讣告。
当然，苏亚雷斯并不是唯一的大毒贩。圣塔.阿纳镇上住着三十多位大毒枭，这个地方可以被称为“玻利维亚的麦德林市”。正如苏亚雷斯的情况一样，大毒贩们在慷慨大方方面一个胜似一个。如果今天参观圣塔.阿纳镇，进入它的文化宫，整个文化宫就是毒贩们送给小镇的礼物，完全是用卖可卡因的钱盖成的。或者在晚上在镇上安全地散步，这种安全来自于街上的路灯，这些路灯也是可卡因的功劳。到1985年，据估计玻利维亚的外汇有一半来自可卡因，所以有大量的钱可以四处花费。苏亚雷斯也不是唯一一个用钱在政府中铺路的人，每个人都在这样做。
八九十年代时，玻利维亚政府与可卡因贸易沆瀣一气，其真实的程度到现在刚刚才显现出来。但种种零零碎碎的证据表明，这种腐败一直延续到政府最高层。当麦科.多明戈斯被捕后才得知他一直在与MIR政党进行交易，从1987年起就为其总统选举捐资。有的时候他会亲自到维鲁维鲁机场去接总统哈米.巴斯.萨莫拉，将他带到同事伊萨克.查维里阿的住宅，在那里他们通宵达旦地谈论政治问题。
我在玻利维亚康桥科洛最高安全监狱中采访过的另一个毒贩告诉我说，他曾通买通过维利维亚一名前副总统，名叫努弗罗.查维斯.奥尔蒂斯，他为这名毒贩提供安全保护作为回报。两个人关系非常紧密，查维斯甚至把自己在圣塔克鲁斯的房产外加汽车和保镖全都借给了他。那辆车带有外交牌照，可以不受警察的搜查，所以经常用它在全国各地运送可卡因。
另外毒贩们还花钱买通各个执法机构，以保护不会出现令人不快的查扣情况。在两次祈祷之间，麦科告诉我，他过去经常安排在某个地方运送少量的古柯膏，故意让警方发现，而实际上他的手下人却从另一个地方把大宗的货物安全地偷运过去。为了让UMOPAR（玻利维亚禁毒机构）对这类活动视而不见，他们每次都会收取100，000美元。在康桥科洛监狱里，我的这位毒贩朋友告诉我，这是件非常合适的买卖。
的确，我确实也会付一些保护费。情况大约是这样的：他们（警察）会不会采取行动呢？他们会不会捣毁一些窝点呢？我们会买通他们，让他们找个借口不干。“哦，我们改天再行动吧！”我们也会花钱买消息。如果禁药取缔机构下决心行动，那他们就一定会干，因为他们不受贿。所以我们会事先得到消息。警察们知道我们的电台频率，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收听警察的广播，他们都有自己的绰号，就象一种暗号一样，当我们听到某个暗号进行呼叫我们就知道要出事了，于是赶紧跑掉。
到了1989年，玻利维亚的禁毒机构腐败横行，美方决定召集军队。这一行动引起了一些人的震惊。每个人都明白把民众管理权交给军队是一件冒险的事情：长期以来，玻利维亚的军队一直有着出名的历史，只要给一点机会就会篡权。谁也信不过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快速发动政变。而如果军队也因为收受毒贩的金钱而腐败，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玻利维亚海军曾经受命阻断古柯运输，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1988年对于一支海军“食品供给”队进行的随机抽查表明，他们只实际上是靠古柯膏的供养生活的。转过年来，海军当中的腐败程度变得一目了然。禁药取缔机构和玻利维亚禁毒机构突袭圣塔.阿纳，却遭到了来自海军炮火的攻击，海军已经被人收买，负责保护这一地区的安全。玻利维亚空军也同样的充斥着腐败。八十年代玻利维亚的主要毒贩之一埃尔文.岗兹曼中尉就是一名退役空军军官。他与自己以前的同僚们保持着亲密关系：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是空军运输禁毒品军官进行突袭，他总能提前得到消息。
有人说削减毒品贸易其实不是个好主意，雷斯拉埃尔.李在1989年写道
如果明天可卡因工业销声匿迹，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至少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如此：硬通货储备消失殆尽，大量的失业人口，农村地区犯罪和颠覆活动增加，新移民象潮水一样涌入城市，如此等等。这种情况只有那些极“左”和极右翼组织才会称心如意。例如，假如200，000名种植古柯的农民涌入拉巴斯，那玻利维亚的民主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白色迷宫》，李，1989
这些事情是不会挫败美国人的热情的。1990年5月，美国同意捐助价值超过三千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前提是有1500名士兵奉命阻止古柯贸易活动。玻利维亚人大惊失色。在他们看来，派驻军队就几乎肯定意味着暴力程度升级。甚至连军队本身也大吃一惊。他们认为，一旦受到美国指派，如果这场可卡因战争无法取胜，那么错误就完全落在了他们的身上。所有人都会说是他们不想打赢这场战胜。虽然如此，这种想法并没有影响到他们接受这笔捐助：美国人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接受就要切断经济援助。
玻利维亚人不喜欢美国的反可卡因行动。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民族的骄傲：玻利维亚为什么要听命于美国指手划脚？而不管怎样，可卡因是一个美国的问题。在玻利维亚人看来，如果是美国人自己的问题美国人应该自己花钱解决，而不是让一个贫穷的南美共和国自己掏腰包。玻利维亚人愿意指出加利福尼亚州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就是大麻。如果美国有那么多金钱和技术，都解决不了一个州的毒品问题，那么玻利维亚这个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的国家，又怎么能消灭毒品呢？除此之外，还存在更为紧迫的危险：正如苏亚雷斯在1980年证明的那样，可卡因有能力威胁到玻利维亚脆弱的民主政权。而使可卡因变得令人生畏的金钱并非产生于玻利维亚：可卡因市场存在于美国。错误到底在谁？当然不在玻利维亚一边。
还有另一些人认为可卡因对于玻利维亚起到积极有利的作用。无可否认，八十年代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因为可卡因而大幅增涨。没有其它哪个产业能够产生这么高的产值。有人阐述道，在这个国家处于经济危机当中时，古柯保证了玻利维亚农村人口不至于饿死。而且赚钱的也不仅仅是种古柯的人和古柯膏商人。无论哪里只要古柯叶和古柯膏交易一旦形成，这个小型经济区就会繁荣发展。任何一个突然出现于蛮荒之地的毒品小镇都会有其完备的经济系统，建筑工人，司机，手工劳动者，酒吧招待，等等，没有可卡因，这些东西根本不会存在。
但是，就在这一片混乱与腐败之中，这个国家逐步走向了正确的方向。苏亚雷斯被捕不久，在美国的重压之下（美国冻结了百分之五十的经济援助，直到玻国会同意为止），玻利维亚起草了一项异常严厉的法案，称为1008号法案，法案规定全面根除查帕尔的所有古柯作物，只在云加斯地区保留12，000（29600）公顷古柯地作为合法生产古柯之用。这一法案引起了各种问题。玻利维亚古柯种植者工会发现自己即将失业，因此大为愤怒，他们动员起来，准备打仗，并且开始罢工。为了表明立场，他们派出15000人将科恰班巴市周围的道路全部阻断，使全国大部基本陷于瘫痪。
这种罢工活动在玻利维亚人的生活中司空见惯。1995年，美国再次威胁要切断对玻的经济援助（总数达四千二百万美元），玻利维亚派军队到查帕尔地区丈量古柯种植园的土地以便开始新一轮的清除计划。而军队被古柯种植者挡在庄园之外，接下来又爆发了一次罢工。罢工者的要求和以往一样：要么停止清除活动，要么提供一种合适的替代作物。但不幸的是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绝大多数农民并非真正的农民，而是在八十年代涌入这一地区的移民，所以他们除了种古柯，什么也不会种；第二，即使他们是真正的农民，也找不到合适的替代作物，只有古柯才能养活这一地区这么多的人口。政府宣布国家进入戒严状态，包围并逮捕了五百名工会领导人。根据新的1008号法案，这些人都被拘留起来。
直到如今，1008号法案仍然引发争议。其中一个条款与法律的原则背道而驰：根据1008号法案，贩毒嫌疑犯不是首先被视为无罪，直到找到其犯罪证据为止；而是先被视为有罪，需要自己证明自己无罪。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直被关在监狱中。在拉巴斯，一个律师告诉我：
因为这项法案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被起诉的人先被视为有罪，必须要证明自己清白。实际上应该是相反的：公诉人一方应该证明另一方有罪，谁也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种做法被称为反向举证。它完全无视一人拥有的合法辩护权。这里还存在滥用权利的问题。例如，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与贩毒活动有关，即使你对此全不知情，他们在逮捕我之后也可以逮捕你，因为你立刻成为了同谋犯。现在你要证明你是清白的。但你证明这一点很难。
虽然牵涉到人权方面的问题，但1008号法案还是取得了成果。到1990年为止，在该法案的影响下，云加斯地区有超过400公顷（990英亩）古柯叶被销毁，在查帕尔被销毁的有320公顷（790英亩），有上千名可卡因毒犯被捕。但这项法律的实施显然令人生疑：古柯种植者因古柯被销毁得到两千美元赔偿金，但清除古柯的人为了证明确实销毁了古柯，要向他们收取检验费和证明费。大部分赔偿的现金都花在这些费用上了。有报道说古柯种植者收了钱以后销毁了他们的古柯，然后就有玻利维亚禁毒机构上门来搜查他们的农庄，找到那些赔偿的现金，并将其充公，借口是这些钱可能来自毒品交易。这样，古柯种植者又一次变得一文不名，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就象美国颁布反对大麻烟法律的情况一样，1008号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触及到真正的毒贩子的利益，而是使穷人受到打击。身无分文的穷人最后因为生产古柯而住进了监狱。监狱人口暴增，导致大批囚犯等待审判。通常情况下，一个根据1008号法案被逮捕的种古柯的农民平均要在监狱里等上二至四年，才轮得到他的案子上庭，而到这个时候他的服刑时间早已超过了他应得判决的最长时间。而最后他有可能被判无罪。这类案件受害者得不到任何赔偿。1999年，科恰班巴市1400名囚犯中就有1000多名是从未被宣判过的。当年四月，五个当地监狱的囚犯举行了绝食抗议，四名妇女用线把嘴缝起来，还有十个人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古柯膏还在流通之中。而且腐败现象也未被触及。1991年总统哈米.巴斯.萨莫拉任命一名知名的大毒贩法斯蒂诺（魔术师）.里科.托洛为禁毒品行动组的组长。用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让里科.托洛掌管禁毒活动，“就象是让猫去看守一罐头沙丁鱼。”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传闻说总统与里科的女儿有染，她进入了世界小姐选美比赛的决赛，一张两人共舞的照片被登在了报纸上。作为回应，美国又一次冻结了对玻利维亚的一揽子经济援助计划。里科.托洛被迫下台，现在正在科恰班巴监狱中度过漫长的刑期。同样。内政部长吉耶尔墨.卡玻比安科也被迫下台，原因是他与可卡因贸易有牵连的种种细节适时地泄露给了新闻界（麦科.多明戈斯承认为卡玻比安科提供现金。）到1994年，诸多此类的传言包围着巴斯.萨莫拉政府，因此针对总统本人开始了一项调查。
巧合的是，尽管玻利维亚腐败横行，多次禁毒行动均告失利，但古柯贸易却开始减少。这并不是由于任何一项清除措施造成的，而是由于一种趋势最终导致了这种作物的衰落，这就是市场的力量。九十年代早期，哥伦比亚人开始自己种植古柯，这也就是玻利维亚人开始由古柯市场引退的时候。由于哥伦比亚人使用自己的产品更加便宜，就再也不用从外国飞机运输，因此，玻利维亚的古柯与古柯膏价格大幅下落。同时，国家的经济也稳定下来，通胀率由1985年的23000%降到1995年时更为合理的11%。人们身边又有了各种其它的工作。据估计，玻利维亚的古柯工人在1991至1992年间有100，000到200，000万人，到了1995年下降到不足74，000人。
由于这一产业的规模缩小，也改变了玻利维亚毒品走私的本质。由于通过古柯膏走私进入玻利维亚的金钱数量下降，这类活动的规模也随之下降，毒贩们的地位也随之垮了下来。现在在玻利维亚已经再也没有大毒枭了。FELCN（打击贩毒特种力量机构）的领导塔利发将军告诉我，
以前，这里有罗伯托.苏亚雷斯那样的人，他们操纵着庞大的贩毒组织，现在一切都变了。再也没有那样的大老板了。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小组进行，常常是那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股人马。过去我们曾经抓到过大宗毒品，或者抓到某个组织的领导人物，只有发生这种事情时，才说明你真正打击了贩毒活动。但现在不存在那种很明显的领袖人物了。一切都是在一个网络当中进行，小股毒贩子，少量毒品：50公斤，40公斤，甚至只有10公斤。不象以前那样成吨成吨地运输毒品。
反过来说，这种情况也影响到毒贩收买政客的能力。但腐败这一话题仍然回荡在玻利维亚的权力走廊之中。有的时候还会一直向上，涉及到现任总统乌戈.班赛尔本人。就在我到这里的十八个月之前，一个运输8吨古柯膏的走私团伙被破获，那时就有对于总统的指控见诸报端。这一组织组织异常严密，他们事先窃听了FELCN组织的电话，以便确认在运输毒品时无人巡逻。这个团伙的领导之一名叫迪奥达托，后来被证实是班赛尔的侄女婿。班赛尔否认与这个人有任何关系，但有一张照片，照得是迪奥达托在公开场合表演特技，乘降落伞从空中跳下，手中挥动写有“支持班赛尔做总统”字样的旗帜。对此班赛尔无从解释。同样还有一系列传言，涉及到玻利维亚打击最后的一名大毒贩阿玛多.“巴巴施卡斯”.帕切科，他的一架飞机运送了7吨古柯膏出现在委内瑞拉，此后被别人告发。对此大家都所知甚少，但所有人都认定运送如此大宗的古柯膏如果没有某种政府的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玻利维亚的可卡因工业日益减少，打击起来就变得简单了。禁毒工作进展非常成功，因此在1998年一月，乌戈.班赛尔与美国签订了一项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协定，称为“庄严计划”。这一计划中玻利维亚承诺到2002年时将全国所有的非法古柯全部清除，总统评论说，“我们连一厘米都不会后退，我们严正承诺到2002年将使玻利维亚变成无毒国家，彻底退出毒品圈子。”有人说班赛尔全心全意支持“庄严计划”是试图在美国人面前为自己正名，弥补自己并不太清白的过去。但这是真是假呢？有传言说关于腐败的更为深入的证据也许马上就会出现。我在康乔科洛的毒犯朋友告诉我说，在我到达的前几天，他偶然遇到了前任总统路易斯.加西亚.梅萨。梅萨对于自己在旧日同伴手中受到的对待深感不满：
班赛尔应该为我在这里做点什么。他欠我的。如果他再坐视不管，我就要出一本关于他的书，然后他就完蛋了。
比起加西亚.梅萨会不会泄秘的问题，班赛尔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关心，自从“庄严计划”签署以来，一切都变得不顺利了。据估计种种清除方案从玻利维亚的国民经济中除去了近五亿美元的产值，将玻利维亚从世界第二号古柯生产国（仅次于哥伦比亚）降为第三号，并将可卡因在玻利维亚经济中的输入量由百分之八到十（1990年）降为百分之二。但这一切成绩并非毫无代价，白白得来的。1999年四月，古柯种植者抗议实行这一方案，他们在从科恰班巴到圣塔克鲁斯的道路上进行一系列封路活动。班赛尔派来了军队，军队用步枪向人群射击。五个月以后，事态依然没有好转：15，000名工业在科恰班巴游行要求班赛尔下台。军队又一次介入，这一次使用了催泪弹。五名示威者被杀，使得自1995年被警察以各种形式杀害的农民人数增加到29人（其中四名为婴儿，死于吸入过量催泪瓦斯）。到了2000年春季，事态依旧处于沸腾状态。同年四月，整个工会在古柯种植者的领导下进行了总罢工。不到一星期时间，大部分道路被堵塞，拉巴斯市内已经没有新鲜水果和奶制品供应。到了第二周，班赛尔宣布紧急状态令，再次派来了军队。军队到达现场后开始拆除路障，但刚刚拆除不久，抗议者就又建起新路障并在路上挖掘壕沟。由于罢工者封锁了通向智利的道路，仅罢工的前十天，玻利维亚在出口方面就损失了一亿美元。局势非常严重，人们开始争论班赛尔政府的去留问题。
到了五月初，局势似乎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控制，但暴力活动的威胁持续存在。就在我到达这个国家的那个月中，查帕尔地区就有四名警察神秘失踪。失踪不久以后，他们被发现已被折磨致死。另一名警察在监督清除古柯活动时中弹身亡，据信是被狙击手打死的。班赛尔总统非常清楚这一切背后的主使者是谁，一定是工会。这是一个阴谋：“在反可卡因走私战役中，我们绝不投降”他说道，“那些认为我们会投降的人打错了算盘，我们绝不容许有更多的暴力和混乱。”作为回应，农民古柯种植者工会的领袖，古柯种植者发言人（及议会议员）埃沃.默拉雷斯的反应尤其强硬，“班赛尔总统如果同意下台，那就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古柯对我们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默拉雷斯说得有道理。毫无疑问，清除古柯就等于破坏查帕尔人们的工作。但并非每个人都相信他的动机。FELCN领导人塔利发将军向我保证说，最近查帕尔地区的罢工并非是由于人们害怕失业才组织的，而是一种分散政府注意力的手段，这样就可以在政府在其它地方忙于应付的时候运送更多的古柯膏。
这次堵路活动是用来转移那些贮存在这里的可卡因用的……当他们发现一星期时间不够，就把罢工延长到一个月。我们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查获了大量的可卡因，在圣塔克鲁斯抓到了100多公斤（220磅），在这里抓到100公斤，在那里抓到80公斤，所有这些可卡因都是在危机之中刚刚离开查帕尔的。他们进行规模庞大的堵路活动，搭设很多障碍以阻断交通，然后他们就转移毒品。
同样，人们也询问默拉雷斯他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人而战，这些人种古柯很明显就是为了生产古柯膏的。通常的回答是玻利维亚人不从事贩毒活动，贩毒的是外国人，是那些哥伦比亚人，是他们进来制造了这些麻烦。玻利维亚人古柯农只管种古柯，他们与此事无关。对这种说法，塔利发将军也根本无法加以辩驳。
查帕尔的毒贩们不是外国人。他们就是古柯农，因为他们在可卡因交易圈中赚钱最少，为了多赚一点钱，他们不仅种植古柯，还建设工厂以便多赚一点钱。他们就是贩毒者。贩毒者不是到这里来的外国人……我们不抓外国人。在查帕尔百分之九十被抓获的人都是古柯农，他们因为制造或者贩运毒品被抓。没有外国人。
接着塔利发将军更加深入地说，他坚持默拉雷斯是在进行一次敲诈活动，以维持他的工会中的人们并阻止他们放弃种植古柯的事业。从本质上说，他不仅在操作一个古柯工会，而且在操作一个可卡因的黑帮：
查帕尔地区有一个移民，他生了病无法参加罢工活动。因为不能参加罢工，他被罚了三千到四千美元。他说他没有钱，于是那些人抢走了他的土地。他（默拉雷斯）向人民施加压力，强迫他们做事情。不愿意做的人就会被他抢劫，变得一无所有。
埃沃.默拉雷斯也并不是玻利维亚政府需要对付的唯一问题。“庄严计划”中有一部分是解决查帕尔地区的失业问题：只要人口太多，工作不足，就会有人去种古柯。所以计划要把古柯种植地20，000个家庭迁移到国家的其它地区，例如波托西或者楚齐萨卡去。这个主意不错，但问题在于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八十年代由波托西和楚齐萨卡来的，那里没有工作。把他们送回去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吗？或者仅仅是把贫困转移到其它地区而已？除此之外，好象谁也搞不清玻利维亚距离实现“零古柯”的目标有多么接近。我到达的时候听说百分之九十五的非法古柯已经被清除，只剩下查帕尔地区还有2000公顷（5000英亩）的非法古柯。据那些官员充满希望地估计，这2000公顷可望在圣诞节时候被清除掉。但离圣诞节越近，这种可能性看上去就越小。不仅这一数字停止下降，而且实际上又开始增涨。我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在机场拿起一张报纸，报上说“零古柯”目标现已被推迟，至少要到明年二月份。完全清除古柯的活动就到此为止。
为了了解查帕尔地区的实际情况，我坐公共汽车奔向科恰班巴，然后从科恰班巴倒车，去往查帕尔的行政首府维拉图那里。在一个名叫圣.赫辛托的地方我们遇到了堵车，一切全都停了下来。后来我得知这个地方是玻利维亚防御毒品走私的最内部防线。全副武装的玻利维亚禁毒机构士兵四处走来走去，盯着游客，而他们的同事们搜查着经过的每辆车。两个方面的车辆都要查，查验进入查帕尔的化学品和从查帕尔带出的古柯膏。
由于这种努力使得玻利维亚的古柯膏工业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可以使用飞机运走大量的货物。而现在古柯膏在丛林里被制成小包装，然后交给“骡队”（每运一趟要付200-300美元），骡队送货这些货物穿过森林，一次运量很少，只有20-30公斤（44-66磅）。这些人们身背古柯膏要走八到九天，穿过中部防线，在事先约定的交货地点碰头。二十至三十支骡队从各地聚到一处交货，古柯膏集中到一起，当到达足够数量后，然后空运离开去进行加工。由于运送数量小，人数多，而且走的都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林间小道，完全停止这种交易活动极为困难，因为无法将他们一网打尽。
玻利维亚禁毒机构驻查帕尔总部就处在维拉图那里之外。在基地内部，一名警官正在准备为一群前来参观的美国参议员讲上一课，但他们还能挤出时间来和我很快地谈一会儿。他告诉我，查帕尔面积有二百万公顷（五百万英亩），上面共布有九个玻利维亚禁毒机构哨卡，这个哨卡大约有250-300人正在努力工作。“眼下的人手不能完全覆盖这个区域，”他说道，“这里实在太大了。”他说，这一地区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古柯和可卡因交易已经改变了整个地区人们的工作道德。八十年代以来，金钱简直是从天而降，人们不再努力工作，总是希望不劳而获。
这里的农民受到帮助，但不幸的他们现在已经习惯轻轻松松赚钱。有了古柯他们就不用工作。他们来到这里，种上古柯，三个月以后再回来把这个地方清理一下就可以了。古柯不用施肥，也不用人照顾。很多人都回到科恰班巴或者自己的老家，三个月以后再回来收集古柯叶，然后就可以赚钱。由于这种情况这里的农民都已经不习惯于工作了。镇上有很多人，整个白天无所事事，除去闲逛就是喝酒，到了晚上就出去干那些非法勾当，就是毒品交易。
这个警官搞不清查帕尔地区到底还剩下多少古柯，但他觉得大约在5000-7000公顷左右（12400-17300英亩），而在此时政府的估计是2000公顷（5000英亩），他承认“零古柯”目标不可能在十二月份实现：“古柯会一直存在，因为农民们一直在种。”他说道，并且下结论说很可能军队需要一直在查帕尔驻扎下去才能够阻止他们。如果农民们反抗怎么办？我来之前的两个月，有六名警察失踪，不久又出现了，也是被折磨致死，事情就发生在离这里几英里的地方。对于这一点他怎么看？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行为了。这种行为说明（农民）正在组织起来。有人传言说这一带有哥伦比亚人，但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证实。农民们组织成为小股人马以便袭击清除部队。我们（玻利维亚禁毒机构）还没有受到过袭击。我们还没有真正接触到这种情况，但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我们也许最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警官的办公室背后是一个小型监狱，用来关押刚刚被捕的毒贩和制造古柯膏的人，他们在这里等待宣判。我决定去看一看。
与这些毒贩最终可能落脚的其它的一些地方相比，玻利维亚禁毒机构的监狱很可能要舒服得多。但在我看来这个地方依旧非常可怕。它大约有30米长，10米宽（98乘33英尺），里面关着150-200人。监狱里而狭窄闷热，臭气薰天。所有被关押的人都在等待着判决，很多人把自己的家属带进来同住，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些家属在外面无人照管，就会被饿死。这样，监狱就显得更加拥挤和喧闹。四处望去到处都是孩子们哭喊，尖叫和玩耍，不一而足。我信步走到监狱中，向经过身边的人点头致意，最后找到了两个愿意和我讲一讲他们经历的囚犯。
埃德温刚满十七岁，眼下他遇到了大麻烦。他在一星期以前因为用古柯叶踩烂制作古柯膏而被捕。他的一个朋友原先是制作古柯膏的踩手，后来不干了，他才得到了这项工作。当时看起来是一个好主意，他开始一个月赚400玻利瓦诺，由于手脚利索，老板立即把他的工资加高了一倍。他向我解释如何踩制古柯叶。
首先，先要用木棍在地上做一个盒子。然后在盒子里上加上塑料片，然后放入5至7包古柯叶，大概350-450磅的叶子。然后加入水和一些酸，然后三四个人穿上靴子踩来踩去。大概需要踩上六个小时。当水颜色变深，几乎变成黑色的时候，把水弄出来放在另外一个盒子里，其它的人把酸倒进去，然后就得到毒品了，我知道有好几个人做这个，但他们做这个就是为了钱。而我情况不同，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干这个是为了养家。
对于他的困境他表现得很达观。
我觉得这件事（我被抓进监狱）非常公平。但另一方面，政府并没有帮助我们。如果他们给我们其它的选择，比如在种植园工作之类的，那样我们就有真正的工作了……我认为不可能（清除古柯）。但如果他们真能做到，我们又该干什么吗？如果种水果，我们得不到持续的收入——水果一年只能带给我们三个月的收入，我们怎么才能靠水果维持生计呢？
比翠兹二十八岁，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年龄分别为三岁和两岁）和她一起坐监狱。她因为贩毒在出租车内被捕。
有一个男人找到我，交给我一个袋子，要我把它由一个镇子送到另一个镇子去。里面有两个小包，两个都很小，还有一个更小的包。他说运完包会给我50个玻利瓦诺，我于是就干了。我的丈夫不和我住在一起，他是个公共汽车司机，给我的钱不够，所以我需要自己赚点钱，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我坐在一辆出租车里，经过一个警方盘查点时，他们抓住了我。
她和她的孩子已经在监狱里呆了一个半月，和其它十五个人一起睡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她认为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自己会离开玻利维亚禁毒机构的监狱，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监狱去，但她也说不准。她请不起律师，而公派律师什么也没有告诉她。她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服刑，她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她将会把两个女儿带在身边。她的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他还太小，不能进监狱，所以交给了亲戚。她觉得她会和儿子分离多长时间呢？她知道自己会服多长的刑期吗？“我不知道。”她说道。
正是象埃德温和比翠兹这样的案件令玻利维亚古柯种植工会的人们愤怒不已。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毒品交易中的真正坏人，他们不过是贫困的不识字的农民，他们没办法找到出路为自己赚得一份体面的生活。虽然他们无从知晓，但按照玻利维亚的现行法律，制作古柯膏最高可判五年徒刑，而携带古柯膏被抓获要判八至十二年。比翠兹会有很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儿子，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50个玻利瓦诺而已。
这就是1008号法案的后果。正是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来自于完全失业的威胁，使得古柯农们采取了暴力手段。
为了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观点，我采访了一位政客，就是古柯种植工会领导人埃沃.默拉雷斯。默拉雷斯以对于欧美记者冷淡而闻名。在他看来，他所辖组织成员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由于“我们”这些欧美人使用可卡因造成的。但无论他什么时候这样说，他总会被视为一个贩毒者。为了理解他的观点，我追踪他来到位于科恰班巴的一家农民合作组织的办公室。走上一段摇摇欲坠的楼梯，我找到了古柯工会的办公室，门上有一个手写的标志Coca-Poder-Territorio(古柯-权力-地域)。工会代表们告诉我默拉雷斯今天早晨会在这里，让我在此等候。房间的墙上钉满了宣传社会主义游行和集会的海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还挂了一张剪报，报纸上写道默拉雷斯最近被授予一项特别人权奖——是由利比亚的卡扎菲中校授予的。我正在试图搞清此事是好是坏，默拉雷斯就在其助手的簇拥下冲进屋来，他很快地和手下说了几句鼓励的话，然后走过来向我问好。
事实证明，埃沃.默拉雷斯是我本书调查过程中最难采访的对象。一开始他似乎认为我是来攻击他的——这当然不是真的，但这种感觉使他讲话变得极为简短。即使他直接回答问题（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他的回答也充满政治性辞令，几乎难以理解。他还有个不自觉的习惯，喜欢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在我回到英国之后，我分别让两个翻译单独听了我的采访录音，以便确认我的报道是否准确地表达了他说话的本意。但两个翻译都搞不清楚他到底要说什么。但最后确实听出了一些他真正的看法。至少我认为是他真正的看法。
一开始，我问他查帕尔地区有多少古柯。新闻报道说几乎所有的古柯都被清除了，这是真的吗？默拉雷斯深吸一口气说道：
首先，说这里存在古柯的不是默拉雷斯。但是，在与毒品作战的同时，据说这里有大约八千公顷的古柯。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来自中央情报局或者禁药取缔机构。一月份的时候禁药取缔机构说这里还剩下大约八九千公顷的古柯，但就在第二天，中央情报局又说这里的古柯超过两万公顷。现在，政府说大约有六到八千公顷。我个人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数字更为准确。但永远也不会实现“零古柯”。古柯叶是艾马拉和盖丘亚文化的支柱……古柯会永远存在下去。我确信即使到了2000年，2010年甚至2050年古柯会依然存在。
我很有兴趣想知道默拉雷斯认为古柯问题从何而来。可卡因问题好象是在七十年代班赛尔执政时迅速发展起来的，现在班赛尔重新执政，却开始镇压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这项产业，这难道不是有点虚伪吗？默拉雷斯同意这种说法。
我的看法是古柯种植园是在他的政府执政时候增长起来的，他甚至用班科.阿格里科拉的钱建造了更多的种植园……所有的独裁者都与毒品走私有牵连。例如，班赛尔的儿子因为拥有可卡因在加拿大被捕——本来计划他的岳父会用玻利维亚军用飞机去接他的。前任拉巴斯好好先生奇托.维利也是一样，他因为腐败被议会赶下台去。不幸的是贩送毒品是玻利维亚政府的一部分……在我看来，班赛尔通过正义计划是为了在美国政府和国际面前洗清他的形象。
默拉雷斯说班赛尔在洗清自己形象方面大做文章，但正义计划，默拉雷斯将其称为“战争计划”打击的不是古柯，而是玻利维亚的农民，这些农民正在拼命地以一种“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搞不清这句话的含义，但我还是继续问下去。我问他政府镇压古柯交易会不会导致暴力活动加剧，他同意这种看法，“是的，为什么不呢？”好象我的问题是要他想不想喝杯茶似的。
我问他，查帕尔地区生产的大部分古柯叶都是用来进行可卡因交易，这一情况难道不属实吗？默拉雷斯说查帕尔百分八十的古柯叶全都进入了合法市场（这一说法高度可疑——政府估计这一数字不到百分之五）。我问他这是不是意味着百分之二十流入了“非法”市场呢？他似乎没有把握。“我还要再调查一下。”他说道。
我问他，如果这部分古柯确实进入了非法的可卡因交易，政府就有权利清除它们，对此他是否同意？
有权利的不仅是政府。我们自己也同意自愿减少古柯的产量，用以有效地支持清除贩毒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们早就要求一些可以替代古柯种植的作物，但一直什么也没有……只要方式合法，不要忘记宪法，过量使用古柯有什么害处？要是没有前体（化学品），没有非法市场，古柯叶就不会变成可卡因。现在有人发动攻势要将古柯转入非法市场。对我们，对于盖丘亚—艾马拉人来说，不应该减少古柯。它仅仅是一种植物，就象这把椅子一样。这把椅子能造成什么危害呢？
采访进行到此，默拉雷斯对于所有人谈到的一切都持不同看法：查帕尔地区还剩下很多的古柯，正义计划不起作用。古柯会一直存在，农民们正在清除自己的古柯，他本人反对毒品贸易，查帕尔的古柯只有一小部分进入毒品交易。除了那个声明，即古柯这种植物就象是“这把椅子”（这句话也让我糊涂了一两分钟）之外，所有一切都是矛盾的。他是不是在说真话呢？我又一次接着问下去。在清除查帕尔古柯的活动中有违反人权的报道，他是否能够对此谈一点看法呢？
首先，入室抢劫，毒打民众，烧房子。甚至烧死了一个孩子，接着又杀了一个学生。此事难以置信，但这种例子确实很多。由于这种行径，他们不仅销毁了古柯，还有香蕉，柑桔以及其它几种水果……他们只想使古柯农的活动背上恶名，然后让人们认为种植古柯叶是一种罪恶行径……这就是一个钱的问题。
真的很有趣：警察说农民在杀害他们，而农民则说自己被杀。我不得不承认，采访到这里，我有点跟不上默拉雷斯的思路了。很明显古柯农受到了折磨，但我想要找到一些东西说服英国读者，证明他们的理由是值得支持的。所以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知道他一定会同意这种看法。他是否认为对于古柯开战实际上是美国在玻利维亚领土上进行的一场战争呢？
在这场所谓的战争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国际利益，巨大的计划和地缘政治利益。毒品仅仅是美国的借口，他们试图恢复自己在拉美地区的力量和对拉美国家的控制。美国单方面控制着销毁毒品活动和经济政策，在其它次发达国家不响应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遗憾的是，事实就是如此。非常感谢你。
看起来这句话就意味着采访结束了。我下决心再试一下，以便从这种对抗的态度中再挖掘出一些东西来，于是我要求并获准再提一个更深入的问题。默拉雷斯被新闻界广泛描述为一个全力拯救玻利维亚可卡因交易的人——以农民有权咀嚼古柯叶为理由大做文章。我怀疑这种说法可能并不正确，是不是他所受到的负面报道对他来说大部分是不公平的呢？我告诉他我可以给他一个机会来回应这种种指控。例如，有人说他是一名毒品贩子，或者说他操纵着一个暴力黑帮，或者说他搞这些活动是为了钱。他愿意不愿意让我记录下他的反驳呢？
但不幸的是，他完全领会错了我的意思，他认为我在指责他是一名毒贩子。他变了脸色，高声叫道，“这话是谁说的？”他想知道消息的来源。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并没有指责什么，只不过是想澄清事实，但他根本不吃这一套。“如果你是那种搞调查的人，那你干吗不去证实呢？你去走一走，问一问，找找证据。如果有人说，‘报纸说’，那实际上是政府在说，但他们什么也证实不了。我头一次受到这样的指责，证据在哪？你的调查真差劲。”
结果，我们的采访就此告终。看看谈话记录，我意识到这是我一辈子最不成功的一次采访。总的说来，我到这里来是准备支持那些古柯种植者和种植古柯叶活动的，但由于犯了错误，结果把每个人都得罪了。而且，在得罪每个人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接近任何问题的答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采访作为我在玻利维亚日子的结尾真的很合适。因为与它所得出的答案相比，它引出了更多的问题。那里到底有多少古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古柯流入了可卡因交易？没人知道。1008号法案到底是对于人权的粗暴干涉还是一种禁毒的有效手段？没人知道。藏在查帕尔暴力事件背后的到底是玻利维亚政府还是古柯农？没人知道。班赛尔总统到底是可卡因的创造者还是销毁者？没人知道。到底谁是好人？没人知道。
如果你观察的时间足够长，你会发现玻利维亚的政变数量不是多得让人吃惊，而是少得让人吃惊。局面就是如此：古柯种植者罢工，使国家陷入停滞状态，政府拼命想阻止他们，但失败了，大伙都在高声喊叫，谁也没有注意聆听别人在说什么——大量的金钱伴随着这一切缓慢而持续不断地付诸东流。这一些都是为了古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