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他以“刚毅木讷”的禀性和“强力努行”的治学态度，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所主持的安阳殷墟发掘表明：“一把铁锹在其他古国可以发现奇迹，在中国同样可以发现奇迹。”如果说他是推进“科学在中国生根”的实践者，胡适则是思想启蒙的大师，“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两人殊途同归，在强调知识需要实证，需要科学的考据方法这点上，有着极大的共识。
李济字济之，胡适字适之。“济”有调济之说，“适”有适应之意。有趣的是这两位留美的洋博士人生偶有交合，晚年还一起在中研院共事，李济出任代院长、副院长，协助中研院院长胡适。然两人的家庭出身、性格禀赋、成长经历、受学背景、治学方法又各有不同，济之未必适之？李光谟曾评论父亲李济与胡适的关系，“学术观点相近且不太隔行，政治观点大致相同。说老友尚可，称至交则未必。”
胡适比李济长五岁。他们最初的交往是以丁文江为纽带，二人都是丁的朋友。李济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据他回忆，胡适最初只是对他“所研究的这一行感到有兴趣……常常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不少的鼓励”，而自己对胡适也“只是单纯的佩服而已”。那时，李济是中研院史语所三组主任，胡适是史语所通信研究员。但胡适对李济的工作颇为支持。他后来的秘书、史语所当年的事务员王志维谈道，20世纪30年代，胡适特别关切史语所的安阳田野发掘及图书资料出版，曾促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1补助安阳田野工作及考古报告出版的经费。1928年史语所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中断合作后，中基会董事胡适还特地建议把当时基金会在全国唯一的文科讲座教授评授给李济；此后中基会每年还补助史语所考古组一万元工作经费。有了这种支持，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才能支撑下去。
1960年，胡适与李济在“中研院”史语所办公楼前。
胡适与李济在政治上的结盟与行为上的互动是在1934年，两人分别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 1932年年底在上海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那年年底，李济因史语所拟迁上海事由北平赴申。在与杨杏佛接触过程中，李济了解了“同盟”的宗旨和活动内容，接受了“同盟”执委会的委托，同意回去后筹建“同盟北平分会”。其后，蔡元培又力邀胡适加入“同盟”，并委托胡适在北平负责设立分会。1月30日，同盟北平分会在北平市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成立，与会者胡适、蒋梦麟、梅贻琦、任鸿隽、陈博生、成舍我等人多是曾留学欧美的学者。杨杏佛以宋庆龄代表的身份到会祝贺。胡适在开场白中明确阐述了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人权观念，最后说道，“我们成立此会目的有三：一、帮助个人；二、监督政府；三、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此次当局要杀陈独秀和牛兰，我们要营救他们。此外一切被压迫的人士也要设法保护。”2分会选出胡适、成舍我、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鸿隽、蒋梦麟、李济、马幼渔等人为执行委员，选举胡适为分会主席，李济为副主席。
2月4日，胡适在他住家的北平米粮库四号，收到同盟上海总部的一封英文快信，里面有宋庆龄署名的英文信、宋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的信函、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的两封控诉书等。控诉书痛诉政治犯在狱中备受折磨，史沫特莱据此以个人名义要求北平分会立刻营救，并在末尾声称已将控诉书全文公布，“除非你们分会迅即采取步骤，那些犯人将要受到重刑虐待。”恰恰在四天前，胡适和杨杏佛、成舍我等刚视察了那个反省院，了解到犯人最感痛苦的乃是带脚镣、伙食差，但没有提到私刑。胡适还与一个名叫刘质文的犯人用英语交谈，他也没有任何暗示。2月1日，杨杏佛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只谈到上述两点。3按说，同盟上海总部收到控诉书后，为慎重起见，理应向北平分会核实后再行决定，现在却贸然刊登；还有史沫特莱信尾的那句话说，如果北平分会不照办，就要为犯人遭受迫害承担罪名。这岂不形同胁迫？胡适当天就把这两层意见写入信中，准备寄往上海总会。4信未发出，胡适便在次日的英文报纸《燕京新闻》上读到了那份控诉书和宋庆龄的信，署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种种迹象坚定了胡适的判断，他在第二封信里认为，上海总会收到的那份控诉书是捏造的。他指出：“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他进一步表态，倘若一二私人能够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则北平的朋友们“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5胡适不赞成上海同盟会总部的逻辑推理：“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既然中国监狱里普遍存在拷打，那么每一所中国监狱都存在拷打；北平的反省院里一定存在酷刑拷打。他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态度，既然没有获得北平反省院严刑拷打的直接证据，就无法扭曲具体去迎合那个哪怕是正确的抽象。2月5日，胡适写了一封致成舍我、李济、陈博生三人的信，大意是说：收到史沫特莱和孙夫人的信，以及署名“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的呼吁一篇，感到失望；已作长信（4日、5日）致蔡元培、林语堂。胡致蔡、林的长信中有这样的内容：如果一二私人擅用“同盟”执委会名义公布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现将原信及回信送成、李、陈三人“大鉴”，如蒙同意，请成君留一副稿，将原信快邮寄出，如三位认为应召集执委会讨论，“乞示知”，云云。6
胡适的上述两封抗议信经过同盟北平分会的执行委员成舍我、李济、陈博生传阅之后，由成舍我用航空快邮寄往上海。信中胡适表示“是绝对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然而不待他退出，同盟就于3月4日将他开除了。胡适被开除后，李济以及四十余位教授、校长组成的同盟北平分会也在3月28日停止了活动。从蔡元培、林语堂二位在2月13日致胡的信中可以证实，他们已及时收到胡的长信。这就间接证明，李济与成舍我、陈博生三人是同意了胡适信中的意见的；否则就会把信留下，要求执委会讨论。因此可以推断，他们三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或默认胡的长信的最后一段话的精神，愿与胡适共进退。
以上只是胡适与李济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契合。他们彼此真正地了解，是即将离开大陆前的1948年，在武汉共同度过的几天日子。那年10月，李济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与北大校长胡适联袂赴武汉讲学。《胡适日记》中写道：“1948年10月1日早七点出门，邀了李济之同到国际联欢社，与周鲠生、熊□□（此处原文为方框“□”）同到招商局码头，搭小火轮上江泰轮船。十一点后，始开船。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夜，自南京坐轮船往汉口，到今天已十一年。”李济在武昌和汉口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是《青铜时代之初期》和《日本一个月》。当胡适、李济两人同时出现在武汉大学讲坛上时，大礼堂挤满了听众。校长周鲠生站在讲台正中，环视全场，微笑致辞：“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姓胡名适、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姓李名济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啊！胡适校长昨天跟我开玩笑说我把他们两人‘押上（珞珈）山’来了！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是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7
此行的朝夕相处，胡适曾向李济介绍了一些生活小常识，比如建议演讲前的一顿饭，只能吃半饱，否则会造成不适，可以喝少许一点酒或许有益，还讲到怎样才是正确的刷牙方法等。当时，他们比邻而居，共用一个浴室。有一天李济问胡适，你这么累，何不洗个热水浴？胡回答，太累了，洗完后没有精力再去擦浴盆，又不想麻烦工友，免了吧。“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言），李济反躬自省，自己似乎就没考虑得这么细微。总之，这是一次愉快的学术之旅，只是无论李济还是胡适，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他们在大陆最后的光影。
李济、胡适、董作宾、芮逸夫（从右到左）视察台湾“中央研究院”筹建院址。
1948年年底，李济随中研院押运文物去了台湾。第二年，胡适去了美国。
20世纪50年代初，胡适常到台湾讲学。1952年至1953年间，李济正在写一篇研究殷墟出土的一座石雕人像的论文，因缺乏参考材料遂向胡适求教。胡适介绍他去翻阅朱子的《跪坐拜说》，李济后来一查果然有用，从而完成了《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弄清了中国人跪坐的历史。李济由此对胡适的学识渊博和读书用功深感钦佩。胡适对李济的这篇考证文章也报以好评。
1957年秋，朱家骅请辞中研院院长一职。年底，该院评议委员会投票，选出胡适。蒋介石签署院长任命书，并致电催其尽快到任。胡适回电称病，要求先任命李济为代院长，得蒋允准。到1958年春，李济领导的该院第三届院士大会筹备工作告一段落，胡适始到任履新。院长一职，因有李济慨然“济之”，遂有胡适欣然“适之”。西方有一则寓言：两只刺猬在寒冷的冬天，要相依取暖，相互间得保持适当的距离，若距离太近，各自的刺或将对方刺得鲜血淋漓。胡适与李济原来遥相辉映，从此成为同事，会不会也有“刺猬难题”？
回台湾定居前，胡适从美国写信给史语所所长李济，拜托找一小块位于傅斯年图书馆附近的地，他想买下盖几间小房潜心读书，但绝不要所里补贴。以胡适的地位和影响，李济感到兹事体大不得擅专，遂报告了中研院总办事处。最后呈报到台湾最高当局。蒋介石向来对士林领袖优渥有加，如抗战时曾以高车驷马迎送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此后又曾拨专款为钱穆在台北市建外双溪素书楼。于是蒋氏下令拨一块地盖一幢小房赠与胡适，经费由自己的稿费中列支。李济未料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只得听之任之。胡适得知此讯深感不安，他在信中对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1）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2）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元，并表示“如有不敷，乞即示知。”8最终结果，似无更多的材料。但显然这件事胡适对李济有怨尤，或许觉得有损自己的清誉，尽管李济没有责任，但毕竟是当事人。或谓“济之不济”。
1958年，胡适从美国赴任“中研院”院长，李济在台北机场贵宾室迎接。左起李济、胡适、胡柏棠（胡适之孙）。
胡适回到台湾直至逝世的近四年时间里，他是中研院的院长，李济是中研院副院长兼史语所所长，二人大体保持了信任、配合和支持的态度。但也有诸多不适。李光谟在《胡适与李济》一文中曾说李济担任史语所所长和中研院代院长时，“多以元老身份颐指气使的事屡有发生，特别是对待研究院某几任总干事，关系十分紧张，乃至无法共事”。其中即有杨树人。
1961年10月4日台湾《大华晚报》的一篇有关中研院账簿不清的报道，引起媒体关注，并导致中研院评议会秘书杨树人辞职。杨是前任中研院总干事，对院里情况熟悉，对经济问题也有研究。胡适本想请他回任总干事一职，他因身体缘故，一再谦让，而任评议会秘书，却仍帮助中研院处理经费的运用。所谓“账簿不清”的谣言，使杨树人深受牵累。胡适虽写信劝留，仍无济于事。在这一年的5月，胡适说：“我接事以后第一次主持院务会议时，看见□□□（此处原文为方框“□”）那种令人讨厌的态度，我就晓得树人是没有法子帮忙了。树人不是不肯为我帮忙的，他连一个车马费也不要，他是早已决定不预备长久帮忙；除非□□□（此处原文为方框“□”）大彻大悟，否则，树人是无法来担任的。□□□（此处原文为方框“□”）的态度真叫人讨厌；但人倒是不坏，他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从来不替别人想想。”9方框的三个字即李济之，因为用人问题的分歧，遭致胡适对李济的严厉批评。然而，三个月后，在胡适的去世原因上，李济受到更多的腹议与指责，还有人危言耸听地称李济对胡适曾“临门一脚”10。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研院在台北南港召开第五次院士会，应邀来宾到了一百多人。胡适主持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新增选七位院士。中午，招待院士午餐。下午五时举行酒会。据说，胡适事前吩咐过秘书王志维：“人文组请副院长李济做代表发言，如果婉辞不必坚持。”
酒会上，胡适首先致辞，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大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与胡适的高调不同，接下来李济的讲话语调低沉：“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舶来品。”后来吴大猷和胡适的发言均认为李济的想法太过悲观，不免让人气馁。不久，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倒地身亡。
在场的近代史学者吕实强，在《忆胡适最后的一次讲话》中这样写道，下午五时酒会开始，胡适“高高兴兴地走到麦克风前致辞”。接着，胡先生邀请讲话的“第一位是凌鸿勋先生”，“接着起来讲话的为李济先生”。他说，“……去年十一月间，胡先生接受外国人的邀请，发表了一篇‘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其中的内容，虽然有些小的地方和我的看法并不全然相同，但大致我都是赞成的。谁知却引起很大的讨论。”李济讲完，胡先生说，在台的院士就只请两位（指凌、李），国外的院士，一位是从三位物理学家中推定的吴健雄，另外一位则请刘大中。“吴健雄表示，在中午时他们已推定吴大猷，于是胡先生便请吴大猷先生”讲话。吴大猷讲完，继之，胡先生再请刘大中讲话，刘客气，只谢谢“中研院”送他的书刊。“于是胡先生再起来讲话。这一次，他的心情相当的激动，这主要应该是因为李济先生对于国内的科学发展，感到悲观，并且提到他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后，遭受许多人的批评和攻击。本来他的心情便相当低沉，只是因为开院士会议，尤其是吴大猷、袁家骝、吴健雄、刘大中等院士的到来，使他的心情为之一振。所以在酒会开始时致辞，能够平和愉快。但李济的讲话不免使他再陷入低沉”。“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点激动。”现在想来，倘若胡适就此打住，不再讲下去，不让自己继续激动，或许后来的事也就不会发生。“先生正在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刹住，也许感到不适了”，胡适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六点半，客人开始回去了。先生还站在刚刚讲话的地方，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正要转向和谁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出手来扶他，已来不及了……
1962年2月24日下午六时，胡适生前最后遗照。
胡适辞世后，蒋介石写下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看望了胡适夫人，劝她好好保重。27日，蒋介石又送来挽额，上书“智德兼隆”四个大字。3月1日是公开瞻仰死者遗容的一天，蒋介石前来吊唁。鲜花、挽联、祭幛、花圈、哭声和哀乐，整个台岛哀荣备至。
在悼念胡适的追悼会上，李济送的挽词只是三句小诗：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挽词的出处，是丁文江生前最喜欢的两句名言，傅斯年在纪念丁的文章里引述过，“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永远活着的”，这三句话是从一本书里摘录下来的，英文是“Be ready to die tomorrow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当年丁文江曾请教过胡适怎样翻译才好，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把这段话译成了如下白话韵文：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李济的挽联，既是对1936年去世的丁文江，1950年去世的傅斯年和新逝的胡适的共缅，也是一种自勉。古人谓“既念逝者，行自悼也”。
也许胡适最初的预感是正确的，那就是根本不能让李济讲话。于是，围绕胡适的死便有各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胡适的病情发作，是受了围剿的刺激，而李济就是参与围剿的一类人。也有更多的人指责李济不该在那种场合唱对台戏。11
李济为何要讲那些话，那些话是否冲犯了胡适？回答这些问题得研究李济在1962年2月24日前后的心态，也要追踪他的思想根源。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根，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中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12这些观点深深地刺激着李济。1952年8月，他在为石璋如编著的《考古年表》作序时说：
中国学术界接受科学方法是很晚近的事，不必讳言。有一次斯文赫定告诉中国的科学家说：“李希霍芬在中国调查地质总算有凿空之功了，他的能力与见识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他始终不相信，中国的斯文秀才会放弃蓄长指甲、出门坐轿子并带一个书童侍候的习惯。”他的意思，就是“田野工作”是欧洲科学家的法门；中国秀才不但不会学，也学不会的。但是斯文赫定说：“假如李希霍芬晚生五十年，他的意见就一定不是这样。”13
1953年8月，李济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他首先转述罗素关于中国人面子观念的印象：罗素说，他在北京教中国学生，也同在剑桥教英国学生一样，学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业不够标准的话，他总是尽责直率地教导他们。但中国学生的反应却有些两样，要是不努力而告诫他的话，他们总表现得忸怩不安，而不是恭敬受教；好像所教导的话，使他们失去了“面子”。在罗素看来，人与人相处，完全以直道而行，也许要使精神过分地紧张，人生乐趣减去不少；但是若把诚意隐藏一部分以将就面子，岂不有伤追求真理的精神？讲面子与追求真理，有时是不相容的。进一步地说，愈是讲究面子的人，愈不会对于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同时就没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李济认为罗素的看法切中肯綮，阻碍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推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礼”为核心培植的中国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称”的等差，这就是中国社会最讲究“面子”的理论基础，这样就跟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日渐分歧。旧教育的核心是从写八股到对对子。沉浸在巧妙工仗对联中的心灵，不易接受逻辑思维。使用由对联塑定其结构和性能的文字，对推进科学思想会产生许多不便；现代科学思想不迷信文字威灵，注重官觉与外部的实物接触，文字始终只是工具；今后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应以实物认识代替文字背诵；大学中近乎职业训练的教育应放在工厂内；做研究性质的科学，学生除本国文字外兼能用一种外国文字作思想工具，方够入学资格。14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去世的那一天）。李济向海外与会院士解说安阳出土器物的情景。左起：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李济、刘大中、李光宇。
李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性充满忧患意识，但批评的目的仍是对未来抱有信心。1954年9月22日，李济在给张光直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15
促进科学在中国生根，是李济一贯的思想主张和行为动力；而科学未能在中国生根也是他内心难以消除的紧张和焦虑。1962年1月，值蔡元培诞生九十五周年，李济作了《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的讲座。他说，“把中国上古史这五个字连缀在一起，就构成一大串与自然科学分不开的问题。”他向史学家提出三条参考意见：“第一，史学家应该充分地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与研究人类有亲切关系的部门”；“第二，但是我们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是不相等的”（这里指的是伪科学以及借用科学理论发挥个人偏见的“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第三，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61962年2月，李济在亚洲史学家第二次年会上作题为《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演讲。他主张“‘中国的思想和制度’问题这个当今在美国很时髦的研究计划，应当在一个严格人类学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他倾向于认为，“这样独特的一类中国的人类学问题由中国学者来处理要容易些”。17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可以说是李济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发生在2月24日中研院酒会上的那件事，不是李济故意抢白胡适，蓄意跟他唱对台戏，而是他以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再一次警醒世人。
李济1954年摄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过去人们将李济归于科学家、考古学家一类，此后，人们发现李济的思想也异常深刻睿智。很多年后，陈省身在一篇文章中谈道，“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英国先生跟我说，你们中国还没有自己训练成的第一流科学家。李济之先生也说过，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实中国训练成的第二、第三流科学家有几人？日本汤川教授在做成meson（介子）的工作以前，没有离开过日本。相形之下，当知努力所在了。”18
20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的一本畅销书《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走红。书中一篇题为《你这样回答吗？》的附录，以直陈弊端的深刻脍炙人口。那是柏杨夫人张香华跟一位传奇的神父司礼义19的对话录，谨节录两段：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张香华）接着问。
李济在办公室研究安阳出土文物。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级，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司神父提起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他说：“其实，以上意见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一个洋神父的话，与李约瑟、爱因斯坦的观点相似，经他们的嘴一说出，仿若金科玉律。而李济深邃的思想，即使在胡适及其朋友眼里也悲观得不合时宜。我们民族的面子观念，又一次不幸被言中了……
（本文照片由李光谟、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