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梁思成在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这年春天，国立中央研究院选出首届院士，梁思成以“主持中国营造学多年；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物，实地搜求，发现甚多”的业绩，高票当选。“同榜翰林”中，有与他在抗战中一路结伴逃难，最后流寓李庄的老朋友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董作宾等，还有他的胞弟梁思永、挚友金岳霖。他们中或已定居美国（如赵元任、李方桂等），更多的人则在撤退台湾和留在大陆之间徘徊不定。当时，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劝梁思成：“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到美国来吧？”梁思成轻松作答：“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得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两年前（1946年）的10月，结束战时苦难岁月，刚回到清华园的梁思成便接到耶鲁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向世界建筑学界介绍中国的古建筑。他列举了北京的故宫和天坛、山西的应县木塔和佛光寺等处。佛光寺是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十多天，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助手莫宗江等，在山西五台山的一处荒野，一个叫豆村的地方发现的。那座唐代寺庙，萃集了佛殿、塑像、绘画和书法等艺术。梁思成讲演的丰富内容和精湛分析，博得了国外同行的崇敬和赞扬。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古代文化瑰宝也在美国产生了影响。梁思成被指名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将与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同室共事。
1947年，梁思成（左三）在美国纽约与国际著名建筑师一起讨论联合国大厦设计方案。
梁思成访美期间，开始为祖国的战后重建作准备。他把日程排得很满，马不停蹄地考察美国的建筑教育，访问著名大学的建筑系，结识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大师。1948年他出席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发表了《唐宋雕塑》和《建筑发展》两项学术报告，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这些迟到的桂冠是名至实归。在我国古代，建造房屋等土木工程活动，历来被视为“匠人之术”，施工要诀仅凭师徒言传身教，罕有文字记载。因此，直到19世纪，西方学者描绘的世界建筑体系大树，主干是希腊、罗马建筑，以及由此派生的体系。而远东中国和日本的建筑，不过是旁枝末节。20世纪20年代梁思成留学哈佛时，就决心写《中国建筑史》。战前，他与夫人林徽因带着助手，跑了两百多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座古建筑。战争中，一路西迁，由长沙而昆明，最后落籍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度过了艰难的六年。访问过李庄的费正清曾感叹道：“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在长江边上的李庄，重新聚合了星散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在茅屋油灯下，梁思成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捧出了由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
战后，林徽因从西南回到北平，被清华大学聘为一级教授。尽管重病在身，她仍同许多教师一起倾力筹创初生的建筑系。梁思成从美国回来，买了许多书，包括战后美国出版的关于都市规划方面的新著。带着建筑教育和城市规划的新思路，梁思成将城市设计的概念首次引入这个新兴的国家，决定将清华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并设立建筑组与市镇规划组两个专业。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准备描绘出新的蓝图，最为关注的就是所在的这座千年帝都。美国建筑学家贝肯在《城市建设》一书中赞叹道：“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城市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住所而设计的，企图表现出这里乃是宇宙的中心。整个城市深深沉浸在礼仪规范和宗教意识之中……它的设计是如此之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1
梁思成在李庄写成的《中国艺术史建筑篇》手稿，出版时易名《中国建筑史》。
1948年年底，中共开始部署平津战役，决定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万一非打不可，也要全力保护古建与文物的安全。战前，毛泽东曾向前线指挥部发出指示电，“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校和市郊名胜古迹等”。一天，两名年轻的军官在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的引领下，来到清华园新林院8号梁林寓所，他们拿出一张北平城的作战地图，请梁思成标出重要的古建筑。他们告诉梁思成，此图作为攻城之用，宁愿多流血也得尽可能保护古建筑。二战中，梁思成曾为盟军的大反攻绘制过古都、古建和文物保护地图，也许这些军人是领命而来。这正是梁思成日夜担心的事情。他立即投入工作。
在中共军队进入北平前，沈从文在《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文中，公开表达了他的“美育代替政治”的理念。他假借“苏格拉底”之口诉说自己对北平未来发展的设想。“苏格拉底”认为，像北平这样一座历史古都，“应有一治哲学，懂美术，爱音乐之多能市长。北平应建成一个历史文物的花园，警察员工的工资应提高到园艺师的水平；他们如果检查私人住宅，只是为了卫生和绿化问题提出建议；故宫博物院也将改变其机关制度而按学校制度组织，真正发扬文化而非发卖文化；作为美丽园中的大学，将被重新设计为花木掩映的花园，学生多于温暖阳光下读书谈诗，课堂及长廊均挂有风景画等美术作品；宣传标语通知均被限制到约手掌大小，且只能于盥洗间、饭堂这类地方张贴，免破坏学校整洁……”而古建筑专家、联合国大厦建筑设计委员之一梁思成如若能够出任副市长，则“实为中国一大光荣事”。2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22万国民党守军起义投诚，北平实现和平解放。接着，朱德和毛泽东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两位军代表再去清华园，请梁思成组织师生编写一份《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以下简称“简目”）和《古建筑保护须知》，以便印发给南下作战部队。于是，一份长达百页的“简目”，成了梁思成和清华大学营建系献给新生政权的一份厚礼：它在战争中保护了古建文物免遭误炸，还对50年代初全国开展的古建文物调查保护起了铺垫作用。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即是以“简目”作为蓝本。
林徽因和清华建筑系第一届学生在一起。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春天，解放军已在作渡江准备，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协助工作。第四野战军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平津两地招收了一万名青年学生参军。二十岁的梁再冰正在北大西语系读三年级，也毅然报了名。父亲梁思成脊椎有病，佝偻得厉害；母亲林徽因患肺结核，已卧床多年；弟弟梁从诫正在上高中三年级。当她向父母提出自己的选择时，担心父母会不同意。夫妇俩的确感到突然，感情上也难以割舍，更担心女儿的学业因此半途而废。但梁再冰态度坚决，他们也不再坚持，最后双方妥协，等参军一年后，梁再冰再回北大完成学业。那时人们有所不知，参加了革命，就是党的人，一切得听党的安排，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年4月，梁思成把女儿送上了南下的列车。
一个月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5月22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的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梁思成、林徽因与北平市副市长张友渔、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及工程师华南圭等人一起，讨论了有关北平建设发展的系列计划，形成的一份决议是“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营建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设计”。梁思成在这年6月写下的《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中，有这样一段话：“有限度的市区是不许蔓延过大的市区。最理想的是以五六万人为最大限度。超过此数就应在至少三四公里距离之外，另建一区。两区之间必须绝对禁止建造工商住宅建筑，保留着农田或林地。这种疏散的分布，可使每区居民，不必长途跋涉，即可与大自然接触。”他想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更有效的集中领导”，汲取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百余年来的发展经验，解决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问题，希望把北京建设成像华盛顿那样“风景优美、高度绿化、不发展大规模工业的政治文化中心”，“能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世界旅游城市”。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女儿梁再冰。
新生时代，只争朝夕。一身是病的梁林夫妇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梁思成担负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仍在清华教课，讲“中外建筑史”，给低年级的学生讲“建筑概论”、“建筑设计”；逐字逐句地审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他要求师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那些建筑的形象。据青年教师、梁思成的助手郑孝燮回忆：“梁先生重任在肩，异常繁忙。他在清华园住的新林院8号宅院的客厅，不但变成了这位建筑系主任的会议室，同时又等于主要来自全国政协的重大任务研讨方案和设计绘图的工作室，有时是夜以继日地忙着。他的夫人林徽因和建筑系的部分教师都是他完成任务的核心骨干。那一段难忘的时间，新林院8号客厅的灯光常是彻夜通明。”
1949年9月下旬，林徽因和营建系的十名教师一起参加了国徽的图案设计工作。她为这项设计竭智尽忠呕心沥血。据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介绍，林徽因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意见，比如用色要着力精简，要便于雕塑、作证章和钢印与印刷不走样等。“梁先生和林先生以病弱之躯，不辞辛劳带头做方案，并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徽图案。”
9月30日，梁思成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过意不去，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欢乐还在继续。1949年10月2日，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梁思成领着全家人席地而坐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清华园里，金色的秋风中飘扬着热血震颤的和声。
1950年，林徽因与病中的梁思成商讨国徽图案。
梁再冰曾回忆，“当时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后回家，还担心他们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结果发现他们也非常积极。”
新春的鹅黄嫩绿，很快就遭遇一场冻雨。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苏联老大哥看来，也是自己的胜利。对胜利后城市建设和规划，他们天经地义地认为是自己的义务与权利。
作为一个城市规划的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预见到北京城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必然面临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为了迎接这个大发展，必须有一个较全面的、有远见的发展规划。承接下北京新市区设计的梁思成有些惶恐，自己是学建筑的，城市规划并非长项，因此请来曾在南京政府内政部营建司担任工程师的陈占祥共同商议。陈占祥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两人一拍即合，心心相印。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向北京市当局递交了他们草拟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从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详加论证，认为从北京的长远发展考虑，应将新的行政中心区放在京城西郊；而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存有众多文化遗迹的古都，应将它完整地保留下来。在梁思成眼中，这座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在他组织编制的那份“简目”中，第一项要保存的文物就是整座北平城。
“开辟新区，保护古城”的“梁陈方案”，一开始就遭到否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策略，确定将来的北京除了是政治、文化中心外，还要发展为工业中心。1950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广场以南一带，兴奋地告诉身边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苏联专家团作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提出，应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即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及东西长安街一线上。他们还认为，北京的工人太少，要把北京建成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以提高工人阶级的人口百分比。他们反驳了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认为那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上书中央，建议保护古城，把中央行政中心另建在北京西郊。
梁思成据理力争，提出把北京行政中心建在旧城会导致大量的拆迁，造成更大的浪费；人们城外居住，城里上班，会造成跨区域的交通问题；北京也不宜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应该像美国的华盛顿一样，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1950年5月，梁思成卷入了一场“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他大声疾呼：“城墙不但不应拆除，且应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于作用，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有利的，仍为现代所重用的一座纪念性的古代工程。”他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这应该成为一个全长将近四十公里的这么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环城公园。登上去之后，可以壮阔我们的胸襟，能够休息人民疲劳的筋骨，壮阔他们的胸襟，古老的城墙确实可以担负起新的使命。”“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同北京人民同甘共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
梁思成不断地向北京市和中央国家领导人“冒昧上书”，提出他对中南海新建宿舍、长安街的规划，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这一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她坚定地站在丈夫一边，大声疾呼保护古城区，保护古城墙。但他们微弱而执拗的呼声顷刻间即被时代的高强音淹没。一些报刊甚至开始对梁思成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世界上最大的城墙被拆除了，梁思成唯一能做的只是多看几眼。不谙事理的梁思成不明不白地失败了。他留下一段箴言：“北京古城所承载的信息，不是皇帝个人以及封建王公大臣的，是全民族的，是勤劳聪明的中国人用砖石垒成的史书。现在，人们不懂得她的珍贵，把她大卸八块随意糟蹋，五十年后，相信会有人后悔！”
古代中国的房屋建筑在力学上有三个特色——飞檐、藻井与斗拱。飞檐是力的延伸，藻井是力的凝聚，斗拱是力的分配。梁思成与林徽因很快又找到平衡的支点。1950年6月30日，林徽因主持清华营建系师生设计的方案被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选定为国徽，当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通过时，被特邀列席这次会议的林徽因无比激动地目睹了这一历史时刻。1952年，梁思成担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简称“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主持人，林徽因也被任命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他就纪念碑的设计问题写信给北京市长彭真，根据北京城故宫中轴线这一体形环境，及纪念碑所处的具体位置，并从构图原理等各个方面来分析论证纪念碑应采取什么样的体形。梁思成几次生病住院，仍与夫人一起对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作了无数次的修改。在碑的体形与环境的配合，及各细部的艺术处理上，他们反复推敲，考虑得无微不至。核心问题是寻找一种体现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的建筑形式。冥思苦想中，灵感如电光石火，骤然降临。1939年秋，梁思成曾带领营造学社的同事从昆明入川，沿着岷江、嘉陵江考察，他们兴奋地发现了四川遗存的汉阙——那是汉代建于宫殿、祠庙、陵墓门侧的一种石砌建筑，状如碑，上覆檐，檐下多有斗拱……于是，他提出纪念碑的设计可参考借鉴汉阙的造型，并获得了一致通过。林徽因与助手关肇邺一起，认真推敲，反复研究，先后画了数百张草图，终于完成了纪念碑须弥座的图案设计和碑身的全套纹饰。回忆那段日子，梁思成曾自豪地说：“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高兴愉快的一天。”
北京城的破旧立新正突飞猛进。建设单位为了改善城内的东西交通状况，准备拆毁位于古城中心的团城，以便把马路修得一平二直。中国向有临水筑台的传统，如秦代长乐宫有鸿台，三国时曹操筑铜雀台，南朝金陵建凤凰台等，但这些古迹早已不存，仅见史载。唯有这座团城古台还存活在世上，而今又要遭遇不测。忧心忡忡的梁思成首先苦口婆心地说服了苏联专家，但一些行政领导却坚持非拆不可。温文尔雅的梁思成一改平素的书生气，竟冲天一怒，拍案而起。他离开会场，径直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恳切陈词。周恩来终为所动，亲到现场勘察，最终保住了团城。
梁思成的“上谏”只能保住一些“盆景”，却不能守护一座城市。北京市委常委郑天翔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另建“新北京”是“错误思想”。这年5月4日，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请示中央：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同年5月9日，方案照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他不理解为什么当初解放军宁可流血牺牲也要保护下来的古建筑，现在却一定要把它们拆掉。其后不久，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在这次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后来回忆：“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
由梁思成参与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工地。
老北京旧貌不存，一幢幢高楼在主城区拔地而起。梁思成只好退而求其次，他提出旧城内建新楼，须考量中国式的“大屋顶”元素。其实，他并不赞同简单地将古代宫殿式的屋顶生硬地套在西式建筑头上。早在1944年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就认为这类建筑“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北平）协和医学院与（成都）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历史是一条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长河。他希望通过“大屋顶”体现“中国建筑的轮廓”，保存一点点历史的基因。
1955年，一场冲着梁思成“大屋顶”而来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愈演愈烈。一篇发表在《文艺报》上题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的错误》的文章写道：“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做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看齐。”何祚麻曾在《我与自然辩证法》一文中，谈起批“大屋顶复古”之始末。他写道：
1954—1955年间，在我国的建筑工作中，曾经出现一股复古主义的美学思想，亦即片面强调在建筑里要继承民族形式，要求各个新式的建筑上都加上一个“大屋顶”，从而造成经济建设中的一些浪费。毛主席也曾好几次说：“大屋顶”也不好看。这样一种批评建筑学中错误思潮，亦即批评梁思成教授的建筑思想的任务，便交到了中宣部。1955年，在某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部长陆定一同志写了一个条子给彭真同志，请彭真同志负责领导这一批判工作，彭真同志同意了。于是于光远同志便带了我去见彭真同志。彭真同志除了召集有关同志开了一次动员会并做了讲话外，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便是下令在颐和园的畅观楼里组织了一个班子，大大小小共写出约十余篇的批判文章。其中写得最好，最有说服力的是查汝强同志所撰写的《评梁思成的建筑理论的若干问题》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当时决定先发我写的那篇文章，便刊登在《学习》杂志上。3
心力交瘁的梁思成终于住进同仁医院，成了住在夫人林徽因病房隔壁的“病友”，而林徽因的生命已走到尽头。据梁再冰回忆，1955年3月31日晚上，同仁医院打电话告诉她：林徽因病危。梁再冰立刻赶到医院，母亲已经昏迷不醒。护士把住在隔壁的梁思成搀扶过来，“父亲坐在母亲的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林徽因追悼会在北京贤良寺举行，气氛低调冷清。亲朋好友送的挽联中，金岳霖语出惊人：“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二区。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朴实、简洁，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这年5月27日，梁思成写检讨反思：
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活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演讲，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4
1956年2月6日，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的梁思成，托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转呈一封信，表达了入党的愿望。信中说：“一个多月以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陪同您坐在宴会席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毛泽东见信甚感欣慰，明确表示支持梁的入党申请。这件事的最终实现，尽管还有两年多的考验过程，但却使梁思成逃过一劫。1957年的“引蛇出洞”，设计师陈占样在“一切以人民的名义”下，被打成右派。由于彭真的出面，梁思成没有成为右派。据说，毛泽东曾问彭真：“那个梁思成保住了没有？”彭真回答：“保住了，按照主席的指示办的。”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他还是梁任公的儿子嘛。”
免遭厄运的梁思成却从此选择了沉默。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十年！多么幸福的十年。”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
梁思成说过，“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也许梁思成没有料到，在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建筑师也同样不能独善其身。一次，梁思成听说河北宝坻县（2001年撤县设区，今属天津市）一座自己曾勘察过的辽代古庙被拆毁后，哀叹道：“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辛波丝卡，在其诗集《一百种乐趣》中，有一篇题为《写于旅馆》。诗中写到“文物古迹的热爱者”梁思成。1945年，梁曾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他在为国民党政府及盟军编制敌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时，特地建议盟军在战争中要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奈良。日本把梁思成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并塑铜像纪念。诗人在诗中写道：
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摄于清华大学胜因院。
京都是幸运的，
幸运而且遍布宫殿，
带飞檐的屋顶，
如音阶的楼梯。
古老而有情调，
坚硬而富活力，
它是木质的，
但从天上朝地上长，
京都是一座城，
动人的美令人落泪。
我是说真实的泪水，
出自一位先生，
一个行家，文物古迹的热爱者，
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在一张绿色桌子后，
大声地说：
等而次之的城市多的是呀！
然后在座位上，
突然开始啜泣。
就这样京都获救了……5
获救的还有梁思成——这块不朽的“辽代的木头”。
（本文照片由梁从诫、李光谟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