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东北二十来公里的夏县西阴村，原是一个偏僻的村落，却因李济1926年的一次考古发掘而驰誉全国。李济与同伴袁复礼经过一个半月的辛苦发掘，终于认定这个西阴村遗址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遗址，遗存中未见金属器具，却在众多陶片与石器遗物中找到半个蚕茧，上面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痕。后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是一种家蚕的茧。这半个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蚕茧，却因意识形态的争端，几十年来聚讼不已。
1927年年初，清华国学研究院考古学讲师李济和北大地质学教授袁复礼组织人将西阴村发掘出土的器物装了七十余箱，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运输，终于平安运回北京。1月10日夜，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欢迎会，教务长梅贻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与会。李济先介绍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袁复礼插话补充，随即展示实物——
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甲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1
李济在1927年发表的正式发掘报告中写道：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2
刘崇乐是著名的昆虫学家，他对蚕茧的鉴定，应该具有权威性。但科学必须经过反复验证。于是，李济1928年重访美国时，又特意将这个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那里的博物家帮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的茧壳。李济在后来的论著中，如《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1954年）、《安阳》英文本（1977年）、《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1981年）等，都谨慎地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但只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未作肯定的结论。
那半个茧壳先由清华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移交中研院史语所，后又归中博院保管，1948年迁台后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存藏。故宫十分精心，唯恐陈列展览对原物有损，几十年一直将其存放在恒温、恒湿、恒光的库内，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
1925—1926年，山西西阴村的发掘。
“半个蚕茧”面世后，尽管有不同的学术争论，但多是对蚕茧本身的见仁见智，还没有人对其真伪产生过怀疑。
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自主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主持人李济是位严肃正直的学者。徐志摩1920年在美国留学时，曾在信中评价他：“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直道而行，一丝不苟，是李济为人为学的一贯品质。他提出：“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绝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所能办到的……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与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错误的观察或不经心的记录一旦渗入报告，“严重的后果就是谬种流传，无形中构成这学业前进的一大障碍。”1979年李济去世后，张光直在悼词中写道：“他的每一个学术论断都是建立在许多坚实可靠的事实之上的。”“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李济自1928年起担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与中博院主任。他培养造就了一个学风优良、工作踏实的考古学团体。夏鼐就是李济最器重的弟子。
夏鼐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他原打算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8月他在清华研究院入学考试中，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胜出；10月2日，留美考试放榜，他又以绝对优势的成绩荣登榜首。然而，当年留美考试规定的专业是“考古学门”。他当天在《日记》中记道：“……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3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良师。李济为帮助夏鼐完成出国前的实习要求，除了亲自教导他，还安排他到最好的实习现场——安阳侯家庄西北岗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工地，交由最好的导师梁思永培养。但夏鼐“对于田野工作的兴趣远不及对于书本的爱好。”他在日记中写道：
李先生问我：“觉得田野工作滋味如何？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只得苦笑而已。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只能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4
1935年春，考古组同人在安阳袁家花园合影：左起王湘、胡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刘燿（尹达）、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
夏鼐补习考古学课程，最先研读的就是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从选学校到选导师，从读书到田野调查，都给了夏鼐切实的帮助，还颇费周折地将他的赴美留学计划改为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
1937年初李济赴英国讲学，受到中国留学生夏鼐、曾昭燏、吴金鼎等人的热情追随。夏鼐在这年的日记中写道：（1月21日）“李先生别来年余，风采依昔，肥胖的身体穿上西装，更加精神勃发，谈去年安阳发掘及山东日照发掘，随意地谈着，谈至10时始散。”1月30日“上午赴李先生寓所……李先生询及我的今后计划”。2月8日，为延长清华大学的奖学金事宜，“取得格兰维尔教授之信，晚间至李先生处，请其过目，李先生允亦代为修书致梅校长（梅贻琦）请求。”2月23日，“晚间至李先生处，据云明天出院，即赴爱丁堡大学讲演，帮他的忙，整理幻灯片。吴君夫妇亦在此处，至10时许始别。”3月16日，“至皇家亚洲学会，听李先生讲演《考古发掘所见古代中国》。”4月2日，“偕李先生至大学学院，与格兰维尔教授晤谈，纵谈博物院之陈列品。我趁机与李先生谈及将来计划，埃及发掘回来后，拟以串珠作一论文，以求一学位。李先生谓学位不关重要，惟以大学学院收藏之珠子为基本，作一比较研究，则极值得。”4月6日，“上午至李先生处，帮着整理行装，下午至圣潘克拉斯车站送行。”5……
夏鼐在伦敦大学攻读完埃及考古学博士课程后，又在埃及作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1939年6月，李济和傅斯年、梁思永商妥，在史语所或中博院内，为夏鼐预留了一适当位置。11月1日，夏鼐给李济写信：“原拟勾留英国至明春或明夏返国，不幸欧战爆发，计划成为画饼，现拟在开罗工作数月，然后返国，未知返国后即㙪工作之机会否，禹铭兄组织苍洱考察团不知现已出发否，明春仍有考查团或发掘团之组织否？”6在得到李济的准信后，三十一岁的夏鼐于1941年回国，去到李庄。李济即聘他担任中博院的专门设计委员，并派他参加川康古迹考察团的彭山考古发掘。
1936年2月24日，考古组同人在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楼前的合影。后排右起：胡厚宣、李光宇、高去寻、李济、梁思永、徐中舒；前排左起：王湘、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刘耀（尹达）、李景聃、祁延霈。
不久，夏鼐因离家多年而冒险返故乡浙江温州探亲，遭遇日寇再占温州，本拟在家完成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因逃难而搁置下来。日寇退出温州后，就在1942年10月间，他接到李济的电报，告知已与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商妥，聘他到中研院史语所任副研究员。朱家骅还通知浙江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徐浩垫，先借给夏鼐返川路费，以后由史语所归还。困境中的夏鼐大喜过望，10月24日他写信给恩师李济：“一俟此项工作完毕（撰写《埃及古珠考》一文），此后余生即可用全力从事于中国考古学，决不辜负吾师提拔后进之苦心，唯恐以不舞之鹤为羊公辱耳。”7“不舞之鹤”典出《世说新语·排调》：“昔羊叔子有窑主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氃氋而不肯舞。”以不舞蹈的鹤，喻自己名不副实，既是自谦，也表达了对老师的谢意。
1943年，夏鼐来到四川李庄，按照李济的安排，参加了史语所与北大文研所、中研院地理所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赴敦煌调查。行前，李济对弟子面授机宜。夏鼐在1943年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晨李济之先生特别唤我到他办公室中去，叫我将来到西北以前，应先与傅所长及向先生接洽好下列诸事：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之合作条件（最好用明文规定经费报销之办法，报告及收集品之分配，合作之期限），考察团与后方之联络关系（经费之支拨手续，今年后经费之筹划及需用品之供给，谁行负责。工作报告交与何处。工作计划之决定及更改，由何人决定）。考察团内部之分工合作（谁为团长，指挥一切。会计及庶务之分派。关于发掘事宜，谁负全责。考察之路线及发掘地点之选定，临时报告及正式报告之分工办法）等等，皆须于离开李庄前决定。因傅、李交恶后，李先生不便管理此事，故要我自己与傅先生接洽。李先生又提到自己之经验，关于助理员及工头，顶好由自己训练出来，难用现成者，以不便指挥也。个人关于发掘技能，最好能各种皆可有能力自任，不得已可作One man team［光杆队］。8
1941年，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四川彭山调查崖墓时的合影。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李济于夏鼐可谓舐犊情深，用心良苦。
因交通受阻、人事纠葛及身体患病等原因，西北考察一时难以成行。夏鼐利用这段时间，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研读了斯坦因的考察报告《中国新疆和甘肃地理研究报告》《沙埋契丹废墟记》《亚洲腹地》《古代和阗》，以及其他中外学者的重要著作，如《西北古地研究》《辛卯伺行记》《中国佛教艺术》《新疆地下宝藏》《敦煌洞窟》《西域佛教的研究》《敦煌发现绘画目录》《敦煌画的研究》《敦煌石室真迹录》《汉简西陲木简汇编》《居延汉简考释》等，对敦煌的研究现状了然于心，对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也有了参照的摹本。
赴西北之前（2月21日下午），夏鼐“至中博院，谒见李济先生，关于西北考察团事允许帮忙，中博院可以资助若干”。9
1944年4月，西北科学考察团飞到到兰州，22日，向达、夏鼐致函傅斯年与李济，“在兰州附近调查得彩陶残片十余片，抵酒泉后拟开始作调查工作，就近赴文殊口调查佛寺及壁画，又拟赴金塔调查汉长城烽燧遗址。……”105月，他们坐汽车进入戈壁。在敦煌、洮沙、民权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并对佛爷庙墓地进行初步发掘。夏鼐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开工，掘1001墓，工人6名，工作一日，墓道已露。另有工人4名，留在工作站中修理房子。选定1001墓，以其为规模较大者中最近工作站者， 离站有2公里许。墓南有一砾石墓道，遂横贯墓道掘广2米、长5米之探沟，其初不见扰土之痕迹，砾石间杂沙土，质颇坚硬，有类千佛洞一带之砾石岩……此墓无墓道，故即在坟南半，掘一广2米、长4米之探沟，深达1米，皆为砾石及沙，至收工时未得端倪。11
8月至10月，考察团发掘了敦煌月牙泉墓地。10月在玉门关外发掘，获汉简三十余片。10月25日夏鼐向傅斯年、李济报告：“关于采集品之运输问题，西北公路局允免费一吨运兰，生拟返东后在兰过冬，将已运到之物开箱稍作整理并作较详之记载，然后返川。”121945年1月至2月，西北科学考察团继续在大方盘长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夏鼐等多次致信傅斯年、李济，报告敦煌附近的发掘所得、玉门关遗址的考察、采掘品的运输方式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傅斯年、李济分别电函夏鼐：“运发掘品返川之事，今又寄院长一信，请其重新考虑；兄买到之卷子，大佳大佳；兄之工作似可再在甘肃作一夏天。……”13“兄既有留甘肃之意，甚好，费用到重庆后必为筹得。标本运否当决于朱先生（朱家骅）。兄之计划以至秋季为宜，在兰存物及工作之处，袁翰青先生前面允设法。六朝花砖墓之工，可喜可喜！”14
大漠荒野，风沙漫漫。西北考古的艰险非当事人难以想象。1946年2月25日夏鼐由兰州寄信给在重庆的李济，汇报了面临的困难，并希望恩师向傅斯年代为陈词：
傅先生来示，令生再作一季，秋间再返川，经费俟傅先生三月中旬来渝时当再筹划。在现下情况之下，设备不周，交通不便，田野工作实在困难，故生不拟在外久留；但傅先生如能筹得经费，生自当遵其命令，工作至秋间返川，否则亦可以去年余款作小规模之考察工作。……前接家电，谓家父病危。闻讯之下，忧心如焚，急欲返家一视，奈交通已断。生现拟最晚当于秋间返川，一俟渝温交通恢复，即行请假返里，不欲久滞西北，以免将来一旦交通恢复，而工作在手不易脱身。家父虽年近古稀（今年七旬），而身体素健，此次获疾， 当由于去秋故乡三度沦陷时筹划全家避难事宜过于辛苦所致。翘首东望，泫然欲涕。15
1947年5月，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发掘墓坑时，夏鼐在回填土中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片，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安特生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
1944年8月3日，夏鼐致李济的信。
夏鼐等人西北考古的成功，也是史语所“集团研究”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至194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傅斯年李济与夏鼐等的往来电函竟达四十多封。夏鼐随时请示报告，李济件件及时回复，除了经济资助，也有奖掖与提携，如西北归来后，即向费正清推荐，“返后，适美国大使馆费正清夫人来，与李先生接洽明年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纪念，李先生介绍余与之谈西北考察事，见及余之照相及画绘，颇为赞赏，暗示此类材料与上述之普林斯顿大学所要求者殊为适合”。16
1947年，傅斯年出国就医，安排夏鼐代理史语所所务。夏鼐顾虑资历浅，难以服众。2月13日上午，夏鼐“与李主任（李济）商谈关于代理所务事，李主任允全力襄助，并指示以抓住Mr.Nai（那廉君，史语所秘书）则诸事好办。”四天后，“至李济之先生处，商谈代理所务问题，作最后之决定。”17次年，三十八岁的夏鼐晋升为研究员。
1948年，民国政府摇摇欲坠，人心浮动。3月21日，夏鼐致函傅斯年汇报工作，称：“现下不比李庄，在李庄生活虽苦，尚无刺激，在首都则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18这年秋，吴金鼎患胃癌在齐鲁大学宿舍辞世。噩耗传到南京，夏鼐在北极阁一间小屋里，写了一段悲凉的文字：“今天得到了吴禹铭先生的死讯，不仅是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并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知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个。”“我在这凄风苦雨的晚上，赶写这篇文章，一面以追悼吴先生，一面也借以慰唁吴太太。我们在哀悼吴先生之余，更盼望着这混乱的局面早日澄清，使我们能继承吴先生的遗志，展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1912月1日上午，史语所召开所务会，夏鼐写道：“傅所长决定先运一部分东西赴台。散会后，询余能否押运古物赴台。余拒绝之。”20夏鼐曾与好友高去寻一起商量过，高去寻愿随史语所去台湾。从保存在台湾史语所的档案看，夏鼐也曾有过犹豫：1949年4月9日，已迁到台湾的史语所曾向夏鼐来函索要证件相片，“为向台湾省警务处申请先生入境”；史语所收到夏鼐寄去的照片后，4月25日，曾电台湾省警务处：“本所现调研究员夏鼐来台工作，敬乞惠发入境证。”21夏鼐最终选择留下，他在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接到台湾方面来信，今日赴王则诚君处，转达傅先生邀请赴台之意，时局如此，谁还再走死路？”22
1949年9月3日，夏鼐接受浙大聘书，秋季即开始在浙大开设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课。20世纪50年代初，郭宝钧在新中国的科学院考古所的学习会上谈到当时的情况，“作铭（夏鼐）给我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1950年，夏鼐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而傅斯年、李济及史语所的大多数人则渡海去了台湾。
政权易迭，破旧立新。在大陆的考古学家开始铲除李济、董作宾等人的影响。史语所安阳发掘的成绩，是国人的骄傲。范文澜在1942年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说：“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钩，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作矢镞。”到1949年9月重新修订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一句话，“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到“文革”后期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只有“地下发掘证明”六个字。一夕之间，鲁迅博物馆取下正在展出的一张李济、鲁迅、杨杏佛1933年的合影照，裁去李济，重新挂出时变成了两人照。重新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删去了1946年郭沫若到南京参加旧政协筹备会回来写的《南京印象》中的一节。郭氏写到，李济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破旧汗衫，使他非常感动，“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一面”。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写了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对李济、董作宾等人所作的“旧中国考古发掘”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认为他们“或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的‘殷谱’，真可以说是捧着金碗讨饭了”。
夏鼐主持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否定过去所受的教育，否定过去考古发掘的实绩，彻底与去台的师友一刀两断的同时，仍在“汉承秦制”。如李济1929年主持考古组工作之始，就与同人约定：一切出土物归公，私人绝不收藏古物；50年代初，新成立黄河考古队时，队长夏鼐也对队员作出不收藏古董的规定。再如，李济推翻了把古器物学局限在三代有文字的范围内的观点，突破了王国维考古研究只有带款式的完整器物才有价值的看法，提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都能显现其学术价值；夏鼐也在各种考古训练会上强调：衡量考古的成绩，主要不是看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不要有“挖宝思想”，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片，但其研究价值却往往胜过有珍贵随葬品的墓葬……
然而，顺应时代，自觉改造，毕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从出版的《夏鼐日记》中，能看到他后来改写《日记》的心路历程，及他当时的处境。如他在1947年7月24日评价尹达《中国原始社会》时，原文为：“以刘君攻考古学，故对于考古学上之材料，认识较真切，对于龙山文化尤多新材料，以马列主义为□□（此处原文为方框“□”），故有时不免陷入幼稚……”后改为：“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故有时颇多新见解……”23这一改，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就是全然相反的意义。1950年年初，在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考古所主办的《考古通讯》上发表了青年考古学者刘启益的一篇文章《清除考古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者写道：
在目前批判我国考古学研究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很必要的……如果我们把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三本考古学报和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的几本考古报告加以比较，就会觉得它们的内容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不同。这正说明了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研究方法上还缺乏应有的变化，还被资产阶级思想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我国的考古学界过去和现在都局限在枝枝节节的琐碎研究的圈子里，缺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判明了的原则研究整个社会生活。这种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显然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我认为结合目前对古典文学领域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考古学研究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也应加以批判。我们必须把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清除出考古阵地，让无产阶级思想彻底占领阵地。24
这篇文章有明确的针对性。当时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主要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局长，副所长梁思永经常卧病在床，夏鼐是考古所实际负责人，兼任《考古通讯》主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针对自己的文章，显然不会是夏鼐本人的授意。
紧接着一期的《考古通讯》上，夏鼐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文，从搜集材料、整理材料、提出结论等方面对“前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发表的考古论文和报告”作了全面的否定。文中写道：
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问题，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提倡中国文化西来说，为“种族优劣说”找根据，帝国主义于是便有理由可以侵略所谓“劣等民族”。胡适也看不起祖国的古代文化，这是买办阶级崇外心理的表现……
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曾说：“殷墟文化是多元的……出土品确可指为原始于东方的为骨卜、龟卜、蚕桑业……确与中亚及西亚有关者为青铜业、矛、空头锛等。显然与东亚有关者为肩斧、锡、稻、象、水牛等。”（安阳发掘报告，四册，576页）我们并不否认有借用，但不能将内因和外因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外因看成比内因更重要。25
圈内人都知道，李济就是文中被点的“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文中批评的是李济撰写的《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等篇文章的观点。事实上李济出语谨慎，他提出殷墟铜器形制来源较复杂，部分铜器与西伯利亚，尤其是叶尼塞河中上游，甚至远至欧洲的锋刃器有相近之处，空头斧与矛大约全为西方式；但句兵却为中国产，大部分礼器为中国发明。因此“说这种青铜器完全是欧洲，或西伯利亚传到中国的，都说不通。要说这种文化竟是中国自己演化出来的，我们又没有一点可靠的证据”。这本是学术问题，完全不必与“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提倡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理论联系在一起。
1959年庐山会议后，开始“反右倾”，大陆考古学界开展了对李济的彻底清算。《考古》杂志上一篇题为《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的文章，一开始就写到，“李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所谓‘考古学家’，过去在中国考古界长期篡窃着领导地位……”文章认为李济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这样的资产阶级考古学家“只能以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代替历史学和考古学”，他的“学术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观点”，“研究方法是最粗俗的繁琐主义和形式主义”。文章结尾指出：“这些资产阶级考古学的毒素，严重地侵袭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阵地和阻碍了它的飞跃发展。为了奠定共产主义考古事业的基础，我们坚决按照《红旗》发刊词的指示：‘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粉碎李济之流的资产阶级的考古学！”26
1960年，李济偕夫人应哈佛大学之邀赴美访问，8月乘船取道檀香山、日本回台湾。得知这一信息，大陆有关方面即筹划了几种方案，动员考古界知名人士和李济的亲属参与，打算以“约请参观访问”的名义邀李济夫妇回大陆。李济拒绝了，理由是“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牵连台湾的人太多，必然令在台的亲友遭受大不幸；即便参访，回去也要冒极大风险……”几乎与此同时，夏鼐约见了李济的儿子李光谟，让他带一封信转交李济。据李光谟回忆：
李济主编的《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
这封信是没封口而经过我手的。我看了信的内容，颇感“兹事体大”，就拿去找尹达过一下目。信的全文笔者已记不真切了，但其中引用的一段中国文学史上极其著名的文字不妨转录于下：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这是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千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然而尽管文字清丽感人，毕竟这是一封劝降书。
记得当时尹达读完这封劝降书沉默了好一阵，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夏作铭好糊涂！”他把信留下了没让带走。27
扣下那封信的尹达，时任考古所所长，是中共老党员，早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就告别师友，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是李济的学生，夏鼐的师兄。1931年春，尹达（原名刘燿，字照林）以河南中州大学国文系学生的身份，参加李济主持下的殷墟发掘的实习，毕业后留在史语所作研究生，后升为助理员，先后参加了小屯、后冈、卫墓及大赉店等地的发掘。
当年，就在殷墟发掘的工地上，有一天深夜，李济忽然到标本室去查看某个刚出土的标本，正好刘燿就睡在标本室。李济一进来，刘赶忙把一本书藏在枕头底下。于是李就走过来问刘：“照林，你在看什么？”刘不好再隐瞒，就拿出这本小册子（是一本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俗读本）。李济翻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尹达回忆说：“我向李先生辩解了一下，大意是说我觉得扩大一些知识面有好处。李先生好像又重复了一下刚说的那句话，我也说了一些我的看法，李先生没再说什么，找到标本后他就出去了。”28尹达显然比夏鼐更清楚老师李济的政治态度。
1933年秋，刘燿与关百益、王老生、李济、张嘉谋、郭宝钧坐马车赴河南濬县辛村工地。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台湾的李济对记者李青来发表了一篇自传式的谈话，后由记者整理发表于《新时代》杂志创刊号，题为《我与中国考古工作》。文中谈到安阳考古发现鸟兽骨时提到有孔雀骨和犀牛骨；在李济写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都提到了这两类动物骨殖，例如写于1957年的《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文本和后来的中译本，1956年的《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69年的《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1977年的《安阳》（Anyang）等。当夏鼐读到此文时，他用铅笔在复印件上批注：“似未见孔雀和犀牛的骨头……”影响不胫而走。
1926年李济的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一件最重要的出土物是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夏鼐在他的几篇文章中都对那“半个蚕茧”持否定意见，其主要论点是：蚕茧在黄土层中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六千年前的生产技术太落后，养蚕织绸可能吗？石刀切割不可能切得如此平直等。按说这些问题他曾有足够的时间与李济当面切磋的，但他似乎从未发表过不同见解；当年他也应该是亲眼看到过那个蚕茧标本的，却偏要在文章中写成传闻：“从前有人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半割的’蚕茧，边沿整齐……”；李济在西阴村发掘报告中特别提到蚕茧的位置在坑的下部，“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而夏鼐的文章不经考证就武断地说“大概是后世混入的”。29
殷墟发掘物到底是否有孔雀骨和犀牛骨；西阴村发现的蚕茧究竟是后世混入的，或是当时发现出土的，这不仅关涉学者的业务水平，更显出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
就在夏鼐极力否定“半个蚕茧”之时，有一批学者开始辨正去讹，缜密考证。1967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专程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搞到为西阴村茧壳拍摄的反转片，并复原为照片。他从大小、形状上判断：那个茧壳应与现在桑树上的被称为桑蝗的野蚕属于同一品种，布目顺郎还证明了黄土层中长久保存蚕茧，和用石刀平直切割蚕茧的可能性。30日本学者池田宪司在经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31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首位亚裔会长何炳棣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32一书中写道：
20世纪20年代的西阴村。
1927年，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南部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半个被切割过的蚕茧（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虽然这半个蚕茧是否属于仰韶文化最近受到了质疑（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一些商代青铜器上的织品印记经鉴定是很好的丝绸（“1937 Silk from the Yin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C. C.YOUNG）。商代甲骨文中有桑树、丝绸和某些丝织品的文字。在《诗经》中如果黍和稷单独计算的话，那么桑就是提到次数最多的植物，达20次。这些提到桑的诗所包括的地区范围说明桑树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得多。
2005年9月7日，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中国先秦史学会、山西省社科院等联办的“全国虞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上说：“1926年，夏县西阴村出土了半个蚕茧化石，证明了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的史实，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轰动……”33近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写的《古代服饰》34一书，论证了我国从北京山顶洞发掘的项饰，到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半个蚕茧，再至浙江钱山漾的炭化丝织物等历代服饰史。
如今，山西西阴村那个俗名叫“灰土岭”的地方，醒目地立了三块不同的“西阴村遗址”纪念碑。三块碑立于不同的时期，最早是夏县政府60年代初立的，山西省政府是20世纪70年代末立的，到了90年代则是国务院立的（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西阴村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变化，标志着对“西阴村遗址”的重要性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标志着李济当年的“发现”得到了国家认定。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是李济在台湾大学的得意门生。自从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就把目光投向中国大陆，对促进两岸考古学界的正常交往，作过“搭桥之旅”。1974年11月27日，他给夏鼐写了第一封信：
作铭所长座右：
刚写给郭院长（注：郭沫若）一信，谨将副本附上，我觉得作此一问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一试。倘能有此一行，其主要目的是去学习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学问， 同时还说不定对国内的考古以及中美两国考古学界的来往上也可以有所效劳之处，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虽然从未见过，却早自高晓梅师处常听到过去与先生共事种种，向往久矣。今署七月在台湾作考古工作时，与先生老友数人共摄的一张照片一起附上，藉博一乐也。
敬候指教，并颂
时祉
晚张光直拜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七35
此时，大陆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张光直的身份是美籍华裔学者，又是从台湾去的，是李济的高徒，这些背景足以让国人色变。张光直的信本欲拉近距离，又是提及业师高去寻，又是寄赠与李济、石璋如、高去寻等人的合影照。前尘旧事，定使夏鼐在“文革”中吃够苦头，避犹不及。这封短函是一道难题，令其措手不及，所以夏鼐的回信足足拖了两个多月，对过去的师友和收到照片事绝口不提：
张光直先生：
您1973年11月27日来函已收到。
关于您希望来国内参观访问的愿望，我是能够理解的。据我所知，近年来旅居国外的外籍中国学者，多想回国参观访问，但由于面前条件所限，未必能一一满足。不过，我觉得，您如愿自费来华，可向我驻美联络处提出申请。
此复，并致良好的祝愿。
夏鼐 1974年1月30日36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逐渐好转，夏鼐与张光直越走越近。张光直以他的谦虚博学，赢得夏鼐的好感；夏鼐对中国考古所作出的贡献，也令张光直敬佩。更何况，研究人类学的张光直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背景，领航中国考古学的夏鼐也要加强国际学术联系。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他们有一种间接的薪火相传关系：夏鼐长张光直二十一岁，李济是他们共同的老师，高去寻、石璋如等既是夏鼐昔日的好友，也是张光直的师辈。所以，这以后的往来通信中，除了讨论学术，交换信息，提供互助，还经常有问询昔日师友，代台湾的师友寻访大陆亲友一类的话题。渐渐地，夏鼐后来致张光直的信，充满了久违的温情。如1979年9月20日，转告高去寻的儿子高适际的下落，信中的人名也许是出于谨慎的原因，只用了一个姓；1982年11月24日探问高去寻的消息，转赠在海外拍的高去寻、张光直的合影；1983年7月22日转告高去寻，尹达已去世的消息；1983年9月10日，“……前承嘱托打听石二哥在大陆家属情况，现已得消息，兹另纸附奉，以便转去，并望代为问候……”37信中的“石二哥”即石璋如。20世纪30年代参加安阳发掘的十位青年以年龄或入所的先后顺序互相称呼：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刘燿，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福林，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文化大革命”期间，考古“十兄弟”变成了一个反动集团，“造反派”曾逼问“走资派”尹达：“你当年参加殷墟考古发掘时，在反动学术权威李济指使下，加入了什么反动组织？你们结拜的‘十兄弟’都干了些什么反动勾当？必须老实交代！”……几十年后，“十兄弟”分隔在海峡两岸，且大多凋零，夏鼐笔下一声“石二哥”，读来既觉亲切又备感沧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
李济之子李光谟曾给我讲了一件事：
父亲去世后，给我留了一笔钱，交给他的干女儿、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的女儿、美国加州黑华德大学人类学教授李林德代管。1982年，我向夏鼐先生建议把这笔钱捐出来设立一个“李济考古学奖”。当时，两岸考古学界已经有了交往。夏鼐一听我的建议最初非常兴奋，非常高兴。他说，应该应该。我去办，估计问题不大。
但事情的难度大大超乎我们的估计。他先是打电话告诉我，上头批准了，让我快点把钱弄回来。于是我很快托人把美元寄回来（一到国内就成了人民币）。但结果石沉大海，再无消息。
夏鼐先生后来躲着我。我去找他，问他秘书，他秘书说他不在北京，根本就见不着。这件事的结果是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设立“李济考古学奖”的风吹出去了。一次考古学理事会上，有人催问此事，夏鼐在会上说，上头不批准，“大陆上设第一个考古学奖不能以一个到台湾去的人的名义”。38
1985年，夏鼐捐赠三万元稿费，设立了国内考古学的最高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
李济是位纯粹的学者，他不会在意“半个蚕茧”的非学术质疑和门生故旧迫于情势的批判。他了解夏鼐在史前考古、汉唐、中西交通和科技考古等方面的成就，了解他对大陆考古事业所起的作用。他就尹达于1959年任大陆考古所所长事在一次谈话中说：“刘照林（尹达）和夏作铭（指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20世纪70年代末，李济的生命已到晚期，费慰梅开始为老朋友李济写口述史。费慰梅在后来跟一些朋友的交谈中，几次说到李济的一个看法，他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的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
夏鼐又是如何看待恩师李济的呢？
在李济去世的当年，他在《考古》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谈到蔡元培院长在1928年任命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过程时说，“所中提名两人，一位是著名的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近代考古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39夏鼐隐曲的文字，没道出老师李济的名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对老师的重新评定。夏鼐在1979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1953年，李济与他的另一个得意弟子张光直。
昨天接李光谟同志电话，谓得美国来信，济之先生已于8月1日去世。今天又得张光直教授来信，谓死因是心脏病猝发，有养子光周在侧照料一切。张函中又说考古三期上我写的《五四运动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中对李济的评价，殊为公允。不知李在生前曾获见否？40
夏鼐希望老师在临终前听到弟子的一声忏悔。1985年，值夏鼐去世那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合编的《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夏鼐曾在“序言”中第一次正面说起李济：
回忆抗战以前的情况：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李济（1896—1980）和吴定良（1901—1969）…这些前辈学者将体质人类学引进中国，其中李、吴二位还是我们中国的学者。李济是美国哈佛大学R.B狄克松（Dixon，1875—1934）和E.A.荷顿（Hooton，1887—1954）二教授训练出来的学生，但是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 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
解放以前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如李济和梁思永，都曾在国外学过体质人类学。……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1935年春，我到殷墟发掘团参加工作时，采集人骨标本已成为一种制度。41
文中说“李济（1896—1980）”不确，李济于1979年8月1日去世。夏鼐尽管只涉及体质人类学，但到底没有回避自己与李济的关系。夏鼐写道：
1979年8月1日，李济在台北去世。
194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避居四川南溪李庄时，由山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在地的月亮田搬运人骨标本箱子到山上板果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有一个箱子被碰裂开，露出了满箱人头骨。这里的乡下人本来对于外来的下江人很不信任，加上以前几天有几位广东籍的同事捕捉一条蛇宰杀了做成佳肴打牙祭，所以，一下子谣言便传开了：这些下江人嘴馋得很，什么东西都要吃，蛇不用说，连人也要吃。满箱的人骨便是铁证。肯定人骨还不止这一箱呢！闹得满城风雨。最后还是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人开了一次群众会，向大家解释一通，这事才平静下去。
说人骨标本，说起中研院在四川李庄的前尘旧影，这在夏鼐的文章中并不多见，似乎弥漫着一种忆旧思故的情绪。
夏鼐曾在吴金鼎去世时写的一篇怀念文章中引过吴的信：“自胜利以后，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随诸兄再晒太阳也。”421948年1月，李济在纪念蔡元培的一次讲演会上说道：“……斯文赫定博士有一次告诉我说，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感到腰酸背痛。这一句话最能得到考古组同人的同情；他们却并不一定要骑在骆驼背上，他们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43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另一个世界，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尹达、夏鼐、高去寻、石璋如、张光直等一大批中国考古学前辈，他们定然又回到田野上，“与天地精神往来”，手握考古铲，快活地晒着太阳干活。
（本文照片由李光谟、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董敏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