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燏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曾孙女。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使用政策时说：“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的。”她因此成为最早钦定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典型化的过程，也是在改天换地的大时代中脱胎换骨的过程。何能脱胎，遑论换骨？她的血管里流淌着“原罪”，她与旧政权与台海那边都有太多的粘连，她留在大陆的亲友也不断有人罹难。尽管她选择了背叛阶级的革命，也获得一连串的桂冠。但政治的权杖并不因此就放过她，良心的拷打也使她人格分裂。唯有学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成为她人生最大的支撑。蔡元培评价过一种女性，“对于研究学问或改造社会有特别兴会，超乎性欲与狭义的爱情之上，那自可守独身主义，抛弃为妻为母的职责，而委身于学问、社会。”20世纪50年代曾流传着一段关于曾昭燏的佳话，一位苏联专家在来访时问：“曾小姐打算何时出嫁？”曾昭燏意味深长地回答道：“我早就嫁给了博物院。”
落叶欲解红尘泪，看似无情却有情。
1929年，曾昭燏考入中央大学外语系，二嫂俞大絪是这个系的教授，二哥曾昭抡在该校任化学系教授兼化工系主任。曾氏兄妹是湖南娄底双峰县曾国潢的曾孙辈，父亲曾广祚（1879—1931）与母亲陈氏（季瑛）育成昭承、昭抡、绍杰（昭拯）三个儿子和昭燏、昭懿、昭鏻、昭楣四个女儿。那时曾昭抡在南京傅厚岗购地建宅，1931年转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后，曾昭燏把母亲和昭鏻、昭楣两个妹妹接来南京，一同居住在曾昭抡的家宅中。据游寿说：“有一天遇到曾昭燏，她在外语系一年级，我叫她转到中文系，学文字学，再学一点文献、考古文物，这样前途较广阔。她在第二年转到中文系，以后我们共同构写了甲骨文前后编，用蝉翼笺影写，请胡小石先生题词。”1曾昭燏记下师生诗词唱和，其乐融融的情景：“师生平喜诵吴梦窗《点绛唇》‘明月茫茫，夜来应照南桥路……’一词，用其韵至再至三，群弟子亦和之。余和曰：‘小阁飞空，一池碧映垂杨路；绛云深处，听尽潇潇雨。’”
青年时期的曾昭燏。
1935年3月，曾昭燏告别师友，自费去英国留学。尽管后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主编的《文史丛刊·小学研究》上还刊有她的论文《读契文举例》，但她的研究方向已开始从文字转向器物，从案头走向田野……
1937年年初，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应邀到欧洲讲学。他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组织了数次安阳发掘，赢得了国际声誉。他在英国受到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的热情追随，其中有吴金鼎与陪读夫人王介忱、夏鼐和曾昭燏。他们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祖国的师友十分敬慕。在伦敦期间，李济患骨节病住进医院，异国他乡多有不便，幸亏有王介忱与曾昭燏两位女性跑上跑下，悉心照料，经过二十余天的治疗才逐渐康复。夏鼐日记有载：1月23日“约了李先生，及吴君夫妇、向觉民、曾昭燏等，到北平楼聚餐”。1月26日“晚间赴曾君之约，为李先生洗尘。他们看戏去，自己不去”。1月30日“晚间赴吴君之约聚餐，李先生及曾女士皆在座，谈至10时半始散”。2月22日“下午至李先生处，曾君亦在，闲谈着考古学方面的事情，至傍晚始返”。3月21日“至皇家丘陵看李先生，他的骨节病仍没痊愈，……有一个小灶房，每天中午由吴太太来做，晚餐由曾女士来做。”4月1日“傍晚至李先生处，约他明天到大学学院参观博物馆，曾、俞二女士皆在座，坐到夜深12时许始散。他们所谈的，几可作《儒林外史》读。”2李济也关心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并动员他们日后回国到史语所或中博院工作。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慈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此时，曾昭燏已得到中博院的津贴，并按照要求，前往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和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实习考察，了解发达国家的博物馆现状。这多半出于李济的安排，意在培养未来的工作伙伴。数月前，李济考察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后，感叹“真是如入宝山！看了十天，尚未尽兴”，他印象最深的是，飞行器的陈列竟是从昆虫及飞鸟的飞行姿态开始的。由这些标本再看到各种现代的飞机及模型，“对于飞机的结构，好像自己已是解人了”。借助博物馆普及科学知识，推进科学在中国生根，是他最大的心愿。
曾昭燏到达柏林的那天，突闻卢沟桥事变爆发，她“感觉沉闷愤激”。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她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1938年9月，曾昭燏舍弃在伦敦大学考古学院任助教的优裕条件，离开英国，经德国到法国乘海轮回国，同船的还有费孝通、杨周翰等人。他们从香港经越南10月29日始抵昆明。11月，曾昭燏欲回湘迎接母亲，后在桂林，母女俩竟意外重逢。
1939年1月曾昭燏携母到达昆明。她来到城郊龙泉镇的中博院，担任专门设计委员。此时的中博院，可谓考古学的重镇。曾昭燏与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吴金鼎及夫人王介忱等，“所从事的田野工作及其方法正代表了当时英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较高水平”。信心满满的李济拟订了一份西南考古计划：“过去十余年来，华北考古之结果，证明中华远古之文化，确有一部分来自西南，吾人为欲了解全部中国文化之渊源起见，现拟按照下列计划，从事西南考古。
曾昭燏（中）1938年在德国柏林。
兹拟实地调查西南古迹，颁藉吾人所熟知之汉族遗物为线索，先求汉族遗迹之分布，再就地层先后，以推求汉化以前之他族文化，及汉化后所产出之特色……”3他派吴金鼎先去滇西摸底。吴金鼎11月中旬出发，经大理、邓川、洱源、鹤庆、丽江、滨川诸县，在大理境内发现了数处史前遗址。
1939年春，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三人组织发掘团，前往大理调查古迹。洱海之滨苍山脚下，他们就地招聘白族青壮年四十多人参加田野发掘， 自3月开工，一鼓作气完成马龙佛顶峰的发掘。“于此万里投荒，绝圣弃智，反易安详。”闲暇之时，曾昭燏写了几首小诗，兹录其《寄怀子淋约廉柏林》，诗曰：
金袂凌风绝世姿，参天雕柱亦威仪。
一城芳草终季绿，惆怅无繇共赋诗。
丧乱飘流各海涯，月明同动故园思。
秦鬟妆镜今犹昨，休话莫愁夜泛时。4
11月23日，尚在佛顶峰考古工地的曾昭燏，忽得母亲病亡的电报，顿时如五雷轰顶。“伤哉！遂为无母之人，此生尚有何趣味也！”她急赴昆明，为母亲吊丧。此时，昭抡、昭鏻、昭楣均在昆明，昭承、绍杰也从重庆赶来奔丧，唯有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攻读博士的昭懿远在北方，无法回来送别母亲。曾昭燏泪眼和墨写下祭文，内中有“烽燧满天，乡邦难返，谨奉遗体暂厝昆明近郊，一俟寇氛肃清，江南底定，当扶柩而北归，庶合葬于先垄”等愿语。1940年1月2日，曾氏兄妹将母亲葬于龙泉镇瓦窑村的右山上。1月14日，曾昭燏即忍悲吞泣返回大理考古工地。直到2月15日，始完成在大理马龙、佛顶、中和、龙泉等遗址的考察，共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汉、晋和南诏大理国时期文化遗址三十八处，以及南诏大理国以来的古墓葬十七座。此次考古发掘的收获，“证明此次在大理之发现，实代表一特殊系统之史前文化，似可与黄河流域之仰韶、龙山两文化并列。此文化之初次发现，即在点苍山与洱海附近，故定名曰‘苍洱文化’”；“足证其与中华远古之其他文化有相当关系”。返回昆明，他们开始整理发掘出土物，撰写发掘报告。战乱之时，何处安放平静的书桌？直到1942年，曾昭燏、吴金鼎、王介忱才联合署名出版《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其中“点苍山下所出古代有字残瓦”一章，由曾昭燏执笔，全书的英文摘要亦由她撰写。由于当时印刷条件极为困难，全书数十万字均由她用毛笔誊写，在李庄石印出版。后人评说：“这本书对研究云南地区的远古文化及大理国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且有开创性的功绩。”51940年，日机轰炸昆明，中博院与中研院史语所等单位将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行前，曾昭燏“陪仲兄（曾昭承）往拜母亲墓，于瓦窑村一带山上徘徊甚久”。
1940年11月底，中博院迁到李庄。1941年2月，曾昭燏被任命为中博院总干事，襄助主任李济，负责日常工作。中博院绘图员索予明回忆：
我的顶头上司曾昭燏小姐，她是一位工作十分认真的主管……她学识好，能力高，受到傅斯年赏识，礼聘进入中博院。三十八年抵台，胡适之先生到了台中，就询问：曾小姐来了没？没有来，好可惜，那是个人材啊！这是大家对她的评价。我认识的曾小姐：干练，有抱负，外文好，工作严肃又认真。我们尊敬她又怕她，跟她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除了跑厕所，差不多都坐在位子上工作，一点都不敢偷懒马虎。曾小姐也是位考古学者，她的考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6
1941年春，曾昭燏参加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三家合组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团长吴金鼎，团员有夏鼐、曾昭燏、王介忱、赵青芳、高去寻、陈明达等。首选目标是位于岷江中游的彭山江口镇汉墓。她在《永元残墓清理报告》中写道：
1941年6月12日，与吴金鼎君自寂照庵北行，往寨子山调查。于山之西向半腰上，见有近代石工所开之大缺口，其近处有一洞，盖一已开之崖墓。入其内，见墓室尚完好，唯石椁破片与泥土堆积不平。吴君忽于墓之尽头处左侧，发现一内室，室门外两侧石上，各有刻字一行。向内一行过暗，不能读。向洞口一行，有“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字样。既已知墓之年代，当即决意全部加以清理。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中博院的催粮信函。
15日，再往访此墓，为内室门侧刻字二行作拓片。内室不见天光，甚暗，持灯入，见瓦棺残片及泥土堆积，于土中拾得残陶数十片而归。
16日，率一工人往，将内室瓦棺碎片，堆于一处，室内泥土，全清理一遍，凡遗物皆为拾出。19日，清理外室左面石椁内之积土。20日，为内外二室作平面剖面各图，工作遂毕。7
曾的文字表明，当时的发掘已按照现代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操作，其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总干事曾昭燏不能长久在外。她写道：“1942年3月，因博物馆的需要，我从彭山绕道重庆回李庄，在博物馆里面工作……李济对我非常信任，我一面作博物馆的基本工作，例如保管、编目等，打下基础，一方面保持着我这部门不被腐化……同事中只有王天木支持我。”8为改变这种状况，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关心来培养新人。
1939年，曾昭燏与吴金鼎、王介忱在大理上末村作考古发掘时，认识了青年画家李霖灿。当时李在大理“三月街”写生，被人误为“画地图”，被警察押送至县政府。县长知道抓错了人，就对李霖灿说：“你既然认识中央研究院的，就到乡下取个‘保’回来，也好了结这桩公案”。随即派一名警察陪同李霖灿到上末村工地。不多一会儿，曾小姐的公文写好交给警察，李霖灿始得脱身。李也由此见识了曾昭燏的一手好书法，及指挥考古发掘的技能。于是他在上末村工作站住下来，晴天跟他们上苍山坡头学考古。李霖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接触到学术机关的空气温馨，这一点温馨，影响到我后来的终身要从事研究工作的决定。”来到李庄，在李济、董作宾和曾昭燏等人的关心下，李霖灿开始编写世界上第一部《磨西东巴文字字典》。晚年李霖灿曾委托访台的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宋伯胤，代他将一篇纪念文稿带到曾昭燏的坟前焚烧。文中充满深情地回忆，是曾昭燏赏识他，帮助他到中博院工作，指导他撰写学术论文、专著，还为他补习英语。李霖灿在祭文中哭道：“昭燏女史，我以八十二岁老翁的年纪，在三十年之后来为你含泪作传……”。
1940年，李霖灿画的大理三月街。
毕业于同济大学测绘系的索予明写道：
曾小姐好学，也鼓励属下用功，她中午不休息，教我们英文。李霖灿先生曾形容她的教学：“真是讲得好，原原本本，清清楚楚，首尾贯串，左右逢源。”我们也知道她教得好，教得认真，但对我们西言真是苦不堪言。9
1943年7月，曾昭燏与李济合著的《博物馆》一书由国府教育部署刊，重庆正中书局出版。这是在曾昭燏留学期间，到柏林国家博物馆和慕尼黑博物院两次实习所完成的报告的基础上撰写的。她通过对欧美尤其是德国博物馆的考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博物馆的组织、管理、建筑设备及收藏、陈列、研究、教育等项工作的原则和要求，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作者指出：中国历史悠久，文献丰富，而科学不发达，故历代收藏，专重古物，对于科学物品，素来忽视；欧洲各国于18世纪时已确定博物馆应为大众而设，中国直至满清晚世，一切收藏还只供少数人玩赏。10这部书的初稿由曾昭燏1939年在昆明完成。事前，她与李济共同研究，事后经李济修订。全书也体现了李济的一贯思想。李济认为，博物馆、科学馆的目标就是通过展示来教育民众，如搞一个实物展览来说明现代动力发展的历史，不能只限于陈列几台蒸汽机、内燃机，应该从人类开始利用自身以外的动力说起，如猎人利用自然弹力，农人利用水力，以及利用驯服的兽力等，都是开发现代动力的预备知识，由此再说到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及原子能的利用，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部很自然的历史。为此，他曾在重庆的电台上专门作过关于“博物馆”的科普讲座。1943年下半年，曾昭燏还协助李济，在成都、李庄和重庆三地筹办了“远古石器展”。仅在李庄的展出，一日参观者就达八千人……
李济与曾昭燏，一个是中博院筹备处主任，一个是总干事，一男一女配合默契，免不了招人非议。李庄的圈子中也流传过两人的绯闻。我曾就此话题询问过李济之子李光谟教授11。他说：
父亲一辈子热心博物馆事业，在这一点上，他与傅，（斯年）先生有分歧。傅先生是不太重视博物馆的。父亲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在人类之间增加知识和传播知识”，这是19世纪末的化学家史密森的原话。史密森把钱捐给了博物馆，留下遗嘱。史密森博物馆是美国著名的博物馆，在这块招牌下，很多博物馆都归了史密森。父亲在《安阳》那本书里讲，大量的发掘，所有的年轻人都参加到推进历史知识的最前线去了。他在西阴村的报告前部也用了这句话。我还看过他晚年的文章还有这句话。因此，李济、曾昭燏合著的《博物馆》专著，书中是肯定有父亲的思想的，父亲也必然增加了一些内容。但应该说主要是曾先生的著作，当时为了提高曾先生的知名度，父亲不过是看过稿子，就挂了个名。12
李光谟认为，傅斯年先生对博物馆事业兴趣不大，父亲与他的分歧所在，也正是与曾昭燏默契的原因。接下来，他不忌谈父亲的“隐私”：
关于李济和曾昭燏的事，有人传过，后来中博院、史语所也传过，傅先生的一份已公开的日记中好像也影射过这件事。当时这种传言，也闹到母亲那里了。母亲很生气。曾先生人长得也不是很漂亮，老小姐一个。我父亲至不至于跟她有什么不轨的事，我很难想象。这桩事我以为有点不正常，恐怕有人际关系的纠葛在里面。 曾先生管事很多也很细，不清楚的都要问，因此会开罪一些人。她当时四十上下，父亲也就五十岁左右，他们谈工作的时候不一定都在大庭广众之中，有时需要在办公室谈，比如研究人事之类的事。就有人风言风语……李庄张家祠那个地方，百鹤门窗，人在外面往里看，什么都一览无遗。13
2005年9月3日李庄，李光谟在父亲李济当年的办公室前。
我多次参观过那间“主任室”，那是四川李庄张家祠堂西北角的一间房子，木地板，外面一壁的雕花木窗户。众目睽睽，何藏“隐私”？
当时，李济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两个女儿先后病逝，心绪极坏。再者，史语所属中研院系统，经费由财政部拨付，中博院隶属教育部，经费由教育部发，李济同时兼任史语所三组主任和中博院筹备处主任，矛盾就难以回避。总干事曾昭燏作为工作上的助手、学术上的同仁，思想感情上也许与李济走得较近，甚至也不乏一些生活上的关心。从曾昭燏致李济的信即可看出两人关系的渐进。收入《曾昭燏纪念》文集中的第一封信是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六日，署名“曾制昭燏”；民国三十二年，署名“曾昭燏”，到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以后的署名皆为“昭燏”。信中除却谈工作，也有生活上的关心，如“奉二月二十一日手书，敬悉一一。重庆生活之苦，在人意料之中。只望诸事得早日完毕，能于月底返李庄则幸甚矣。伤风愈否？极念极念……傅先生于十二日从此乘飞龙轮动身至南溪。昨日早乘巫山轮往渝，燏送至南溪，闻船上甚拥挤……现从筲箕背至李庄有长天、永昌二轮对开，惟南溪至筲箕背一段需起早耳。南溪旅馆极坏，不能住，可住张官周之征收处。”14关切之情跃然纸上。难怪，傅斯年会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曾于济之信服之至，亦怪事也。”15
其实，曾昭燏的独身是自觉舍弃了做女人的权利，“而委身于学问、社会”。情欲对于李济这样的学者，也是奢侈品。他曾说过：“所谓研究自然科学的真精神者，至少应该保持如荀卿所说‘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的态度。养成这态度最大的阻碍，自然是感情。尤其是在人文科学范围以内，感情最难抑制；结果多少总是‘蔽于一曲’而失其真。”16所以，我相信，李庄时期的曾昭燏，也就是李济的红颜知己。
1945年12月，曾昭燏参加了李济主持的“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10月中博院迁回南京，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辞去了中博院筹备处主任职，交给曾昭燏代理。后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兼任，曾昭燏仍担任总干事。此阶段，在她的主持下，中博院开始了陈列大殿的基建工程。
1941年11月6日，曾昭燏致李济信。
1948年秋冬之交，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南迁。当时，由于对中国政治前途的不同判断，曾氏家族的后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离开大陆，如曾昭燏的哥哥曾昭承、妹妹曾昭楣以及至亲俞大维家族等去了台湾、香港。二哥曾昭抡、妹妹曾昭懿等留在大陆。曾昭燏在1951年的“干部履历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的一位堂侄女曾宪楷忽到南京，住在我这里。她与我是中学同学。她有一位胞妹曾宪植在大革命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叶剑英将军的爱人。在抗战初期的时候，宪楷因之而与叶剑英、周恩来认识……她和我谈了她所知道的共产党的事，她说共产党绝对要文化，绝不会仇视知识分子，她劝我尽力保存着博物院这个国家文化的库藏，以待新时代的来临。她的言辞使我消除了一切的忧虑。”17曾昭抡还希望她与二嫂俞大絪一起赴解放区，“可为学术界服务，做些纯粹的研究，对人类的贡献更大。”18
11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议作出决议，决定精挑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曾昭燏坚决反对，12月6日她致函杭立武：“此次遵照理事会决议所选诸物皆国宝，若存京文物安然无恙，而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职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然。”1912月22日，海军派出中鼎轮装载着史语所和数学所重要图书、仪器、设备以及故宫迁运文物，由李济督运开往台湾，28日抵基隆港。1949年3月6日，曾昭燏与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等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了题为《搬回古物图书》的文章。一月后，曾昭燏又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将已运往台湾之文物运回大陆。
李光谟曾向我讲过李济对此事的态度。他说：
父亲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记得好像不是他一个人署名，还有另外几位。声明中说，你们说这批东西应该运回大陆，意思是运到台湾去就不是国内了？我们又没运到国外去。我工作了一辈子经过的事太多了。一件事是战后被国民政府派到战区查询日本人抢掠的东西，到了长春。我可知道，俄国人进到长春去解放长春抓走溥仪的时候，伪满洲行宫即溥仪宫殿里头，北京故宫最珍贵的东西都在那里，全部一抢而空。这个账可是怎样算？另一件事，历史上曾老九20打南京的时候，屠城三日，不但杀人，金银财宝满地都是，文物也是。南京太平天国掠了好多民间的财物，最后一概都被曾老九抢走了——这是有所指的，陶先生那篇东西，你曾昭燏可签了字！21
1951年，曾昭燏在南京博物院。
过去这批人大致可归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类，偏左偏右色彩不同。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迫使他们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当初，圈子里流传李济与曾昭燏的绯闻，虽属无稽，但也可见两人感情不薄。而今，楚河汉界，真刀真枪，互相攻击，真让人扼腕叹息。
随着新政权的诞生，曾昭燏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1951年她被文化部任命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1954年任院长。她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中，1950年主持了南唐二陵的发掘。她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住在荒芜的祖堂山下的幽栖寺内，过着艰苦的野外考古生活。发掘工作结束后，在她主持下出版了大型专著《南唐二陵》。1954年她又主持了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发掘。她还与尹焕章合撰了《湖熟文化》和《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文。
曾昭燏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后，立了一条不成文的院规：凡是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尤其是做考古工作的，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她自己身体力行，不玩古董，还把收藏使用的清同治年间的瓷茶具捐给了国家。其实这条铁律即来自李济。1928年，李济入主史语所考古组之初，他就与同人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他一生经手发掘保存研究的文物无数。到他去世后，人们清点遗物，在他家里没发现一件文物古董。在这一点上，分隔海峡两边的考古学家仍是心有灵犀。
曾昭燏在南京博物院库房向工作人员讲解文物知识。
傅斯年娶曾昭抡夫人俞大絪的妹妹俞大綵为妻，与曾昭燏有亲戚之谊。在曾昭燏的回忆中，自认为受他思想的影响最大。当曾昭燏听说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在中国台湾不幸去世时，竟如晴天霹雳、悲痛万分，在办公室掩门恸哭。
受到重用的曾昭燏为努力跟上时代，阅读也在开始转向。她读刘少奇《论党》、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托里亚蒂《人类的唯一正确道路》、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伏契克《绞刑下的报告》等。从接受思想改造，到后来身先垂范。她在日记22中写道，1951年11月20日，她主动要求参加土改，“同罗宗真到西范井庄组织群众开会，斗争地主四人，令其自报财产，通夜未眠。”1952年3月29日上午，“向全院广播，检查南唐二陵发掘团的浪费与官僚主义。”8月2日，在全院大会上作自我检查一整日，“回忆前事，痛苦万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她捐款300万元及22枚银元，用于造飞机大炮。1953年2月24日，“听说毛主席已到南京，以为可能到博物院来，无心做事。”3月6日，“惊闻斯大林于昨日下午九时五十分逝世，悲痛不已，写誓词稿及唁电稿，七时起开追悼会。”年终时写道：“今年得见到毛主席是生平最大的幸福。”1955年3月3日，“撰写批判胡适思想委员会历史组工作计划。”她把胡适题赠她的《胡适文存》上交给组织。5月16日，晚七时半，向南京博物院全体干部作关于“美蒋劫运文物事”的报告，并进行座谈；18日夜，起信稿与《人民日报》，“为美帝企图劫掠我国文物事”。6月20日，“夜，写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9月17日，“同徐平羽谈解放前与李济在一起工作的旧事。”
1957年6月6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的知名学者、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开座谈会，与会者在会上谈了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反右”运动开始后，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时为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是我国引进西方近代化学的先驱，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者。曾昭燏对这位“投身民主运动，纵论时局风云”的二哥素来崇敬。7月14日她赶到北京，“住在高教部宿舍，同曾昭抡俞大絪夫妇长谈。”15日“上午，与曾昭抡俞大絪夫妇谈话。11时到高教部黄松龄副部长谈曾昭抡的右派问题。下午，写信给统战部李维汉，要求同他见面”。7月18日“读曾昭抡这一年的日记，并作摘录”。19日“同曾昭抡挖‘章罗联盟’的阴谋资料一整日”。8月6日“到卫生学校看王淑娟，得知曾昭懿的神经已错乱。”9月2日“上午为曾昭抡口述材料做记录。写信与民族学院请追查费孝通。”——此时的曾昭燏从思想不通，到主动开始配合。
与此同时，曾昭燏的侄儿曾宪洛也同样遭遇不幸。曾宪洛与夫人郑秀琴生有曾宁、曾卫两个儿子，那时他们一家与曾昭燏一起住在南京博物院的宿舍里。戏剧理论工作者曾宪洛因与几位文艺界同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江苏戏曲工作的矛盾何在？》一文，被打成“江南草”右派反党集团的头目之一，受到最严厉的处置，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曾昭燏有几个兄妹去了中国台湾，她配合南京军区政治部，参与电台的向台湾同胞喊话，开展攻心战……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指示。8月中旬福建前线万炮齐发，轰击金门。曾昭燏写诗：
重洋制敌古今稀，运筹帷幄费苦思。
系得瘟神留海角，东风一着见高棋。
台海那边的金门前线，亲临指挥的就是曾昭燏的表哥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俞大维的母亲曾广姗是曾国潢的孙女。俞大维是留学哈佛的博士，抗战时是国府兵工署署长，曾昭燏在1940年9月16日的中秋日记有记：与俞大维夫妇及兵工署等三十余人同至龙泉镇，大家聚于傅斯年、俞大綵家，共度“中秋大会”，下午众人散去，“四哥（大维）、六哥（俞大绂）、叔兄（昭抡）、涭妹（昭楣）等均留下”，“聚谈甚欢，四哥健谈特甚”。而今，台海那边，傅斯年墓木已拱，俞大维已为“人民公敌”。
在那个对农民起义高唱赞歌的年代，平定太平天国，攻下南京城的曾家自然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作为曾国潢的曾孙女，曾昭燏时刻不忘洗清“罪恶”。她在《读李秀成自述手迹》中，有“一火金陵万屋墟，焚身犹欲救池鱼。百年心事分明在，试读名王自白书”“鸿毛岱岳须臾事，取舍分明是丈夫。寄语世人须着意，亲仇有界莫模糊”的诗句。
1963年的曾昭燏。
作为南京博物院院长、江苏省妇联及省社科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曾昭燏在领导运动的同时，也接受运动的冲击，使得她高度紧张，身心疲惫。1962年2月11日，她敬重的老师胡小石去世，精神上再受打击。曾昭燏为先生撰写了墓志铭。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的来临，曾昭燏陷入莫名的恐惧，患了抑郁症，住进南京丁山疗养院接受医治。据中博院（后来的南京博物院）老职工尹焕章的女儿邓嘉嵋叙述，196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曾昭燏叫尹焕章到她家的凉台上说话，她告诉老同事，自己藏着一个秘密：表哥俞大维到台湾前，把他家的地契房契都托付给了她。天长日久怎样处理始终心理很矛盾，后来就把它烧了。烧了又觉得很不妥。其时，俞大维任台湾“国防部长”。这件事在当时是件大事，藏着是个问题，烧了是更说不清的问题。在尹焕章看来，这是造成她患上忧郁症的重要原因。生病期间，尹焕章曾陪老领导在附近走走。一次陪她登上灵谷寺九层塔，在第七层时，曾昭燏将身体探出了栏杆外，尹焕章一把拉住她，说：“院长，这个玩笑可开不得！”这件事让尹焕章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关于她弃世的先兆，有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曾是九三学社成员，在民主党派的座谈务虚会上，大家都说‘形势大好’，曾昭燏突然来了一句说：‘我看你们都是佞臣。’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大家群起质问曾昭燏：‘我们怎么是佞臣？’曾昭燏立即起身离开会场。”231964年12月初，她收到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证书。她对老同事凄然地说：“别再宽慰吧，我不行了。”12月22日，曾昭燏提出去散散心，她让南京博物院的小车送她在灵谷寺前。半个小时后，灵谷寺塔上，飘下一道身影。前一天，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世上已无曾昭燏。
当年一起在英国留学，后来又一起在中博院与史语所考古组同事的夏鼐，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收到宋伯胤同志来信说：曾昭燏院长于12月22日在灵谷寺塔自杀， 口袋中有遗书，说古物运台，自己有责任；隐匿湖南家中的地契，对于家庭成员中不满，实则这些事都已向组织交代过，自去年5月间入丁山医院守养，领导上很照顾，此次当由于神经错乱， 自绝于人民。事件发生后，南博即请示省委，决定不组织治丧会，不发讣告，由家属自行料理后事，院加襄助，当即火葬，尚未埋葬，此事向觉明教授知之，曾去电吊唁云。”24
今日灵谷塔。
1965年2月14日，陈寅恪听到曾昭燏的死讯，写了一首《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诗，诗云：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25
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之女曾广珊丈夫的妹妹，曾广珊的儿子俞大维，又娶陈寅恪的胞妹陈新午为妻。因由这几层关系，尽管曾陈二人不曾共事，但关系密切，1949年后仍“歌诗唱和，颇有交往”。至1963年年初，陈寅恪仍有诗《病中南京博物院长曾昭燏君过访话旧，并言将购海外新印〈李秀成供状〉，以诗纪之》。曾昭燏的死，是不堪外在压力的人格分裂所致。史家陈寅恪似早有预知。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谈及历史上值世变之际，有这样一段话：“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
（本文照片由李光谟、李在中、岱峻提供，及采自南京博物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