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随春草绿 缘定山坳间娶在李庄的学者

香樟豆,圆又圆。研究学问不值钱。
来到李庄四年整,没人问俺热和冷。
光身汉,下决心,娶个太太待俺亲!1

这首《香樟豆谣》的作者董作宾是个恂恂儒者,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一群青年才俊流寓李庄,在当地婚娶的浪漫故事。那时,迁到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与社会所、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以及同济大学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其中多已到了婚龄,甚至老大不小。在那个孤寂沉闷的环境中,男女青年的彼此相遇有如涸辙之鱼,而藏在心灵深处的苦闷就是汩汩长流的清泉。于是,尽管是战时他乡,但还是有人敢把情丝系于这块土地,也有当地姑娘敢把绣球抛向那些外乡的先生。

山茶花,朵朵红。三院学士最多情。
折一把茶花求婚去,第一个成功是逯卓亭。

诗中的山茶花,代指史语所历史组,即“三院”驻地,因房子年资浅,当地人又叫“新房子”。院内有两株大红山茶,茶花从秋冬一直开到暮春,又名“茶花院”。“卓亭”是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逯钦立的字。

1941年3月,春到栗峰,桃花盛开。右起逯钦立、董作宾、陈启华等。

逯钦立是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同学何兹全夫人郭良玉的记忆中,这位同乡“木讷质朴,但聪明过人”。1940年,他去李庄继续研究生学业,他在9月25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谈道:

生于九月十二日离滇,十八日到达李庄,沿途托庇,顺利异常。抵此后,承董代所长及丁、汪等先生之照顾,食宿诸问题均已解决,敬祈吾师释念为幸。……此地气候近已凉爽,生之工作即可顺利开始,吾师存藏陶靖节各集,生极须用,闻师将于十月中莅此,希届时能以此种书赐闻也。
又生离滇之时,曾与杨志玖、周法高二兄深谈一次,杨兄处数接齐大延聘之信,许以该校讲师职并研究所编辑员,而文研所则欲留作研究助教,杨兄念吾师擢掖之心,极愿来此继续所业,仅以薪遇和路费问题,稍涉踌躇耳!而周兄之离校或来此,所犹豫者也不外乎斯节。近不知彼等有信呈吾师未?2

逯钦立的去向,如信中所举的同学杨志玖,也有多种选择,他自愿到李庄,是冲着史语所做学问的条件。逯钦立无负导师傅斯年的栽培,到李庄两年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修业毕业,留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除了业务上的收获,还成功地俘获了小学女教师罗筱蕖的芳心。

罗筱蕖人称罗九姐,是乡绅罗南陔的九女。她在晚年给弟弟罗萼芬的信中这样回忆儿时:那时家境尚好,每到年底,打炒米糖、蒸黄粑、杀年猪。大年三十是祖父的生日,全家去石板田扫墓,抬着大猪头。这时祖父坟地两边的红梅、绿梅已经开了,坟前石桌石凳上摆满了上供祭品……3抗战期间,罗南陔出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参与了中研院与同济迁来的筹备工作,如出面说服乡绅及行帮组织,牵线房屋租赁,维护地方治安,斡旋原住民与迁入者的关系等。他有十个子女,有的加入国民党,有的加入中共。罗筱蕖曾回忆五哥莼芬(叔谐)对她的影响:

记得当年,五哥在智育小学教书,我跟他在一起有一年半,他帮助我读书,领我参加民先队抗战剧团、晨呼队。共产党员金汉民、严亮绸等就在这时认识的。在这段时期我学了很多知识,懂得许多道理,能演剧、跳舞、唱歌,能宣传、能讲演。第二年就被抗战剧团介绍到南溪县政府管的战时民训督察室工作。这组织完全是宣传抗日、组织民众的领导机构,我刚到十六岁(并不是县政府科员)就能同另一位女同事池梦渔把一个县城的抗战民训组织起来,搞下去,这本领是君绿九哥和五哥培养支持得来的。4

后来,罗筱蕖从李庄去成都读书,先读华中会计专科学校,后读西川无线电专科学校。学校遭日机轰炸,没毕业,1941年又回到李庄,受聘为板栗坳栗峰小学教师。

板栗坳本弹丸之地,过去过来就那么几个人。此时,一个清纯活泼的女子闯入逯钦立的视野,很快他就开始狂热地追求这位年轻女教师。六十多年后,我曾听当事人细说原委:

那时牌坊头有个大礼堂,单身汉在那里吃饭,我们在旁边上课。逯钦立也天天在那里吃饭。他住的老房子,属第一组历史组。他时常在我们教室外转悠,我也明白他的心思。他有时就在教室的黑板上画画,画马还画得很好。他在黑板上画屈原,我问是谁画的,梁柏有(梁思永的女儿)说是逯先生画的。我每天到校早,其他老师多有家属太太,事多。一次他画我的像有意放在黑板上,我把画收起来,后来就有了第一封信。梁柏有也给我转过他的信。5

一来二去,彼此眉目间活泛了春山秋水。但要迈那道坎尚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罗筱蕖的小弟罗萼芬告诉我:“傅斯年跟我父亲熟,当时他们迁来,是父亲、堂兄罗伯希等人商定下来的。后来人们说研究院吃人,搞得人人自危。是我父亲提出举办展览的方法开启愚昧。傅斯年多次夸父亲‘南陔不愧川南才子’。中央研究院迁来板栗坳一晃就是几年,很多男光棍择偶安家,成了老大难问题。李庄的姑娘就是想也不敢嫁给他们,他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件事成了傅斯年、陶孟和几个头头的心事。当时我家恰好有两个姐姐未出阁。”于是,“傅斯年为弟子逯钦立作伐提亲。”6

栗峰山庄的中研院子弟校。

撮合信是写给罗南陔的族侄罗伯希的。罗伯希战前曾任“三军”7成都办事处参谋,解甲归田,在当地仍有余威。傅斯年在信中介绍逯钦立的身份:“助理研究员之资格,依法律所规定,等于大学之专任讲师。然中央研究院之标准,远比各大学平均之程度为高,此时敝所助理研究员就业大学者,至少为副教授。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若在战事结束后,固不宜如此,惟值此遽变之世,一切未可测耳。”8皂隶是黑衣差役,虽是自嘲,亦近实情。学者是远离经济仕途的“夫子”,战时尤为窘困。只有说到学养及未来的造就,傅斯年才对弟子有信心:“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中知名之士无疑也。”

罗伯希的覆信,唯一担心的是逯钦立在故乡山东巨野是否有妻室。史语所档案中,有傅斯年一封覆信。信上写道:

伯希先生左右:
惠书敬启,此点正为弟所注意而不敢苟者,故前信发出之前,已经查照逯君并未婚娶。先是逯君友人托弟写信,弟即对之云,此点最重要,须证明。其同事友人遂共来一信,证明其事,故弟乃敢着笔也。
彼时又查其入此填表及在北大填表,均未婚娶。当时办法,家人多一口即多一口之米,故未有有家室而无填者。逯君平时笃实,不闻其说不实之话,故几经调查而后以前书相呈也。先是彼在昆明时,其父曾来信嘱其在外完婚,事隔三年,又经迁动,原书不存。彼最近又向其家说明一切,当有回信。惟彼家在沦陷共产党区交错之处,信每不达,回信当在半年以上耳。
傅斯年谨启二月二十一日9

这封信的后面还附有史语所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有张政烺、傅乐焕、王明、劳榦等,证明逯钦立“年逾三十,尚无家室,以上所具,确系实情”。

得到准信,罗家一块石头落了地,开始张罗婚事。这桩喜事,多少有些让代理所务的董作宾准备不及。1944年4月25日,他给傅斯年写信:“均一住家房子誊出后,济之兄要为三组同人作宿舍,逯钦立拟亦要此房作结婚新房,如何之处,请决定?”10傅斯年是如何处理这难题的,已不得而知。总之,良缘走进佳期。三十四岁的逯钦立牵手二十二岁的罗筱蕖。李济的老父亲李权写有一首《贺婚礼》,词曰:“环绕花舆笑,争把老师拍手呼。老师俯首作新娘,依旧弦歌起一堂。绛幔未悬纱曳地,群称福禄好鸳鸯。”

大喜之日,红烛之下,逯钦立把傅斯年代自己说项的那封信,虔诚地用小楷抄录下来,信末有“弟子钦立录副”一语。

李庄六年,逯钦立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说文笔》《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述酒诗题注释疑》《陶渊明年谱稿》等十几篇论文。但他用功最勤者,仍是傅斯年所言的那部“诗史”。逯钦立深感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搜括靡遗”,有功于世,却仍有缺失,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谣,另谋新编。傅斯年将史语所珍藏的杨守敬的《古诗存目》抄本交他比勘。红袖添香,焚膏继晷,几度寒暑,逯钦立完成了《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的资料收集和前期准备工作。此项工程,除了时间、毅力之外,更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如浏览前后汉书、三国志等书,了解彼时的历史地理;校勘诗家之作,须精熟传记及生平;要熟知乐府诗之组织及内容;要熟识那个时代的风物;要了解汉魏别体字;要熟知汉魏韵部分合等。此时的逯钦立已万事俱备,假以时日,必大功告成。

逯钦立罗筱蕖结婚照。

山茶花,年年开。戴一朵茶花下山来。
自从大桥会一会,李光涛相思苦难捱!
拿起笔,写封信,要给小姐通音讯。
情书一束送上去,果然打动了小姐的心。
风吹竹叶颤簌簌,小姐在门前望情哥。
嫂问姑:“你在那儿看啥子?”
“我看那,长丰轮客人恁样多。”
张打铁,李打铁,买点礼物送小姐。
几次下山等长丰,又怕人说“是把衣料接”。
月亮光光,打水洗衣裳;
洗得干干净净,穿着上仓房。
仓房头,有高楼;楼下歇,遇到张三姐。

1945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二十一),董作宾在板栗坳牌坊头举行的李光涛与张素萱的婚礼上,以证婚人的身份朗诵了这首“新乐府”。诗中的“长丰轮”,是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返还于宜宾与重庆的长江客轮。在码头上接衣料的细节,或写实或虚构,但传神地描绘出特定时期李庄姑娘对山外世界的渴望。

李光涛1902年7月5日生于安徽怀宁。父亲早逝,母亲矢志守节,家故寒素。光涛姐弟三人常随母亲到族中的清节堂寄食。清节堂为抚恤孤寡,办有塾教。李光涛在清节堂读到十三岁,不愿看族人冷眼,遂泣别母亲,独自到外面闯荡。他一边打工补贴家用,一边膏火自给,苦读书本,终于考入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后任职于安庆海关。

1928年,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后,接手了八千麻袋明清内库档案,移存于午门楼上,准备整理。由傅斯年、徐中舒筹划,招雇临时书记十人,工友二十人。李光涛与徐中舒是怀宁同乡,又是校友,1929年9月经徐中舒推荐,李光涛进史语所任临时书记,负责明清档案的清理。

明清档案是清廷存放于内阁大库中的诏令、奏章、则例、贺表、卷案、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宣统二年,内阁大库屋坏,大学士张之洞曾拟奏请销毁,最后采纳参事罗振玉建议,将档案移存国子监,足足有八千麻袋。民国六年,版本学家傅增湘出任教育部长,陈垣任教育部次长,这批明清档案一部分调给北京大学,其余藏历史博物馆。数年之后,历史博物馆以四千元贱卖给重造纸料的同懋增纸店。罗振玉闻讯,又以一万二千元从同懋增纸店买回,寄存商部。不久,商部移出故宫,传闻日本人有意洽购。寓居天津的李盛铎又以一万六千元从罗振玉手上买过来,并在天津、北京两处租房分贮。1928年9月,史语所一成立,傅斯年便向蔡元培提出要收购这些大库档案。他致函蔡元培:“此事如任其失落,实为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蔡元培筹足两万元,国宝档案终于回归史语所。

20世纪40年代的李光涛。

档案整理之初,史语所制定了严格的十二条工作规则。如“休息时间,上午九时四十分至十时,下午三时至三时二十分,每次计休息二十分钟,地点在工作室外走廊。所有应用早点或吸烟吃茶以及上厕所事,俱在休息时间内为之。”“在进入工作室时,其工作室大门,由管理人将锁锁上,一切工作人等不得随意出入,并不得在室内有交头接耳或谈话行为。”傅斯年规定,必须逐日写工作日志,并指定李光涛负责。大库档案的初步整理,据罗振玉预言:十夫之力约十年完成。照此估算,二十五人至少需要四年。但自1929年9月开始,至1930年9月30日已全部完工。李光涛回忆说:“工作这样之快,自然还是那十二条规则定得太好了。”

1931年,《明清史料甲编》出版,这是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大规模刊行问世的开端,主要工作多出自李光涛之手。1935年,在傅斯年的鼓励下,李光涛为《明清史料乙编》增写补例。此后,逃难长沙,暂居昆明,流寓李庄,最后蛰居台岛,李光涛依次完成了明清史料丙、丁、己、庚、辛、壬、癸等编“补例”的编辑。说起那些岁月,他无怨无悔:

我把一些烂册取下来,一本一本地检查,有的真正无法揭开的就算了,有的也可以揭得一二页如三藩史料,也是可喜,便即编入《明清史料丁编》了。最令人高兴的是,当为迟起龙回书稿,是用高丽纸写的,叠成数叠,夹在烂册中,取出一看便轻易揭开,依然无恙。相反,如用其它纸张写的,水湿以后,就与烂册结为一体同归于尽。所以有些重要文册,都因此被永远埋没了。11

在清理档案,编辑出版的同时,李光涛也开始研究史料,撰写论文。他陆续发表《论建州与流寇相应亡明》《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等文章,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本是废纸弃物,经他智慧筛选,理性分析,竟捡起许多遗落在历史缝隙间的散珠碎玉:

他发现,清人不知古,“凡事揣摩而行”,照搬《三国演义》中的故伎。如萨尔浒之役,奴尔哈赤“用杜松阵亡衣甲旗帜,诡称我兵,乘胜督战,綎(明将刘綎)始开营,遂为所败”。套用东吴以孙夫人招亲以悦刘备的美人计,选用名妓,控制了抚顺额驸李永方、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等。他们还效仿曹操五日一大宴以厚待关公的把戏,厚待辽人……这本是鲁夫玩聪明人的游戏,极易识破,却也意外地“以汉制汉”,无不得逞。12

《明史·流贼传》载,多尔衮与李自成山海关之战,“四月二十二日一战摧之”。李光涛参看当日的档案发现,清兵在关上实际上只与“流贼”大战了一天。这天的战况是“从辰时到酉时接连打了十几个回合,杀死流贼无数”。除此之外,“更有大获奇捷”的上报。由此可见,山海关之战,是四月二十一日在清兵还未增援的时候就已制敌。那么四月二十二日的战斗,多尔衮不劳一兵一卒,也自然获胜。13

学术上的光辉,也掩不住内心的孤独。李光涛原有妻室,夫人蔡氏因风寒染病身亡。他随史语所颠沛流离,来到李庄,一晃就四十多岁,个不高又有些秃顶,本打算鳏居一身。焉知千里良缘一线牵,经史语所汪和宗介绍,在栗峰山庄攀上了一门亲事。农耕社会的小山村,多是盘根错节的“竹根亲”。罗萼芬告诉我:“张素萱我喊张三姐,她大姐是我的大嫂。张三姐在南溪女中读书,毕业回来。住在江边仓房头。我九姐罗筱蕖已在栗峰小学教书。结了婚,做栗峰小学教务主任,学校聘了张素萱做老师。我姐夫逯钦立与李光涛要好。就通过九姐把张素萱介绍给李光涛。研究院的两个光棍一前一后娶了一对表姊妹。”14

李光涛手稿。

四十三岁的李光涛,娶了十七岁的小妹妹张素萱,老夫少妻,好不羡煞人。董作宾写道:

三姐咪咪笑,喜得光涛双脚跳。
一跳跳到板栗坳,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八月十五桂花香,十六月亮明光光。
素萱光涛成婚礼。他们俩:花好月圆乐未央!

2002年10月,我在李庄采撷口述史料。板栗坳张家的后人多已星散,近处只有张远甫与张伯森两位。论辈分,前者是后者的叔伯;论年龄,后者要长好几岁。10月12日一早,我在宜宾找到张远甫。他是李庄糖厂供销科退休职工,前些年胃癌作了切除手术,当年在外地读书,对板栗坳的事知之不多。为我大老远来访而不能提供更多的材料,他不断自责,决定抱病带我去找张伯森。他说,“伯森一定知情,一是他老者(父亲)当过团总,研究院住的牌坊头就是他家的院子;二是他妹妹张锦云就嫁了研究院的杨志玖。”

有些事仿佛心灵感应。此刻,七十五岁的宜宾工商银行退休人员张伯森独自一人,正坐在家里,静候我们的到来。进屋,落座。张伯森待客不是沏茶,而是拎出一个酒瓶,我们一人面前摆一个酒杯。张远甫是病人不能喝。我不推辞,任他斟个满。他说,喝酒说话才打得开话匣子。我们谁也不动杯子,他就径直往嘴里连倾了两杯。

当时研究院住在板栗坳,新房子、田边上,桂花院都是。我们家只住了一间,其余都腾出来让给他们住。董作宾的办公室在戏园子,他有个助手叫刘渊临,就是这李庄的人,后来跟着去了台湾。当时刘渊临帮董作宾整理甲骨文,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也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我常去看,董作宾也教我,后来我还学会了打字。15

听杨志玖的内兄张伯森讲述往事。

我听来最动情的故事,还是说他妹妹锦云。几杯酒下肚,老人脸上的毛细血管像悄然爬出的小线虫又细又密。他的父亲当过团总。在地方上也是说得起话的人物。一天十二岁的张伯森放学,在一个大堰塘游泳,只会“狗刨骚”,多刨几下手脚就不灵了。父亲正巧经过这里,闭口气栽下去,把儿子顶上岸,自己挣扎了几下,脚下被杂草缠住,又扳几下,再无动静。“我老汉儿是我害的”,张伯森喝着酒,涕泗纵横。

父亲一死,天垮了。家里妈妈、我和一个妹妹。妹妹在南溪女中读书。有人提亲,是我堂妹张素萱,她已经和李光涛结婚,她的介绍人又是我们张家亲戚栗峰小学的教务长罗筱蕖,听素萱介绍,妈妈一口就回绝了。长兄当父。我同意了这门亲事。其实我也没多想,就定下来了。妹妹初中还没毕业就嫁给研究院的杨志玖。16

杨志玖1915年生于山东长山县周村镇一个回族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依靠母亲和兄长劳作和借贷,读完了小学、初中。1931年考入山东省济南高级中学,获得县教育局贷金。高中毕业,在全省会考中取得第三名,获得奖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卢沟桥事变后,随校迁往长沙、昆明。

张伯森搬出一堆证物。最早的照片是妹妹锦云和杨志玖1947年在天津照的。杨先生意气风发,张锦云小鸟依人;杨先生西服笔挺,锦云头发烫过。那时他们都还年轻,杨志玖三十七八岁,张锦云只十八九岁,谁都不知道未来的命运。

板栗坳每个先生的来龙去脉都很清晰。唯独杨志玖与史语所的关系似觉暖昧。问起这一点,他的内兄张伯森说,他不是研究院的人,研究院请他帮忙编一本书——《朔方备乘》。(讲述或有误,《朔方备乘》系古书,抑或是校注整理?)

之前,我查过相关的资料。对这一段经历,杨志玖这样写道:

1939年9月,我考进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1年秋季我毕业之前,傅先生给我来信,问我毕业后的去向。他说,最好留在北大或到史语所来。我那时好幼稚,对个人的前途抱无所谓的态度,竟听从导师姚从吾先生的推荐,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去,真是太轻率了。
1944年2、3月间,傅先生给我信说“太平洋学会”接到“条子”(蒋介石手谕),要他们写一部《中国边疆史》,该学会又将此任务推给史语所。先生要我去帮他修这部书。我应命前往李庄。因南开不放我,只算借调。我从重庆溯大江而到李庄,又从李庄步行至板栗坳……
我虽以借调名义来所,但到所不久即接到重庆中央研究院的聘书,作为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史语所发我工资,南开大学则每月给我寄生活补贴,其数目大于正式工资若干倍,使我记住自己仍是南开的教员。17

两年半的板栗坳岁月,杨志玖作了李庄的女婿。1944年6月,杨志玖与史语所房东的女儿张锦云结婚。李庄镇文化乡二保——现在的李庄镇永胜六村村民张汉青,向我讲述了那次婚礼的不寻常场面:

板栗坳从牌坊头到田边上也就不过百米。而锦云和杨先生的婚礼却融合了新旧两种形式。先是坐轿子。从田边上抬到牌坊头,包含了搭盖头、上轿、起轿、拦轿、颠轿、哭轿、下轿。完成了这个过程,山乡少女张锦云,一脱下童子军服,就变成了“先生娘子”。然后是在上厅房行新式婚礼。张锦云穿婚纱,杨先生穿西服,主婚人宣布,证婚人讲话,新郎新娘行点头礼。在研究院同人和地方上贺喜的人的祝福中,两个人的肩,靠在一起。十六岁的锦云比三十五岁的杨先生要高出一截。

我婚后不久,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来信说,南开大学将于本年下学期在天津开学,要我回去上课。我以本系借调而来,理应回去,便写信告诉傅先生,哪想很使先生恼火。他未复我信,欲令史语所停发我的工资。事后我才醒悟,先生把我借调,本有意把我留在史语所,借调本是名义或手法,好比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至今思之,犹有遗憾!有一次,南开大学历史系开的思想检讨会上,郑天挺先生说,听说傅先生本有意送我到美国进修,因我结婚而罢。18

1947年,杨志玖、张锦云夫妇于天津。

傅斯年显然不赞成这桩婚姻。杨志玖回忆:

我写信告诉傅先生。先生来信不赞成这桩婚事。他说,那和某同事不同,不应忙着结婚,而且“今后天下将大乱,日子更难过也”。他劝我退婚或订婚而暂不结婚。我以已答应同人家结婚,如反悔,道义上过不去,未听从先生的规劝。我结婚后,先生来信祝贺说,南宋时北方将士与江南妇女结婚者甚多。不知是否有委婉讽喻之意。在我结婚之前,已有两位山东同事与当地人结婚。先生对此不以为然说,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19

傅斯年自己是山东人,傅太太俞大綵是江南人。山东人逯钦立娶罗筱蕖,也是他做的媒。他讲那些话显然有特定的对象与涵义。

那天,在张伯森家里,他拿出来一本订得整整齐齐的信。是前些年妹妹锦云从南开校园写来的。我翻开第一封信,是锦云劝哥哥戒酒,并说起父亲淹没在堰塘里也有喝酒过量的原因。透过这些信,我似乎看到了当初板栗坳两兄妹相依为命掩面而泣的背影。

2002年10月12日,我刚从李庄返家。第二天,李庄友人打电话告诉我,张彦云的妹妹彦遐刚陪台湾的客人到过李庄。他已向彦遐介绍了我,并代我提出访谈的要求。他把彦遐在南溪的住宅电话也告诉了我。

电话那端,终于传来了彦遐年轻的声音。直呼彦遐其名这种感觉很滑稽:这些天我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幻影中,仿佛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展开六十年的历史画卷,我窥看她们晨起懒梳妆的剪影;眺望她们款款走过秋水田的倒影;凝视她们把手交给异乡男子,红烛前的叠影;码头送别,追踪她们泪湿鲛绡,渐远渐小的帆影……有时一想,纵是健在,她们已是七老八十的母亲和祖母,那时我的父母也还是年轻人,我尚不在人世。

张彦遐那年七十一岁,往事早已退进了记忆深处,岁月的湖面已难现涟漪——

父亲张九一出生那年,正好他的奶奶、我的老祖母满九十一岁。所以爷爷为他取名“九一”。父亲知书识墨,解放后一直在李庄中学教书,1964年病逝。现在南溪县党史上有他的记载。他曾参加过地下党,还任过板栗坳的书记,领导过1928年的李庄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他与党失去了联系。先是跑到邻水县一个叔叔家躲起来,后来风平浪静了,又回到李庄。一惊一吓意志消沉。染上了鸦片,精神颓靡,从此家业不振。姊妹又多,记忆中他总是佝偻着身子,坐守愁城。20

革命和暴动如烈火烹油,有时却会加速燃烧自己。半成灰烬的人生,有时就把未来延伸到女儿身上。

张家姑娘素萱是我们堂姐,她和研究院的李光涛结婚算是个很大的新闻。李先生是外地人,在李庄待得了几年是个未知数。但是看到他们和和美美的情形也让很多人心动。况且,先生们有学问,收入稳定,跟上他们一辈子不愁吃穿。我和姐姐在南溪上学,从李庄进进出出,蹦蹦跳跳。研究院的太太就上门向我妈提亲。起初妈不同意,后来再三撮合,妈妈心动了。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妹,要读书已成问题。再说研究院也来了好几年了,天天照面,这些先生的品行是信得过的。介绍的是图书管理员王志维。王大哥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没有一点人们说的“京油子”的油滑世故,人高大帅气,又本本分分,见人很礼貌和颜悦色。妈妈就同意了。

王志维是1940年7月23日被聘为史语所书记员的。此前,他是从北平流落昆明的青年学生。书记员是最低等的文员。当时的月薪定为80元,另有一点生活补助费,仅为研究员收入的五分之一。我查过史语所的档案,他留在发黄的纸片上的印迹,既频繁又琐碎:

1942年12月31日,史语所派他前往民生公司提运肥皂三百块,望军警关卡查照放行;

1943年2月8日,史语所开证明,王志维因公由李庄经泸县前往重庆,公毕后仍循原路返回李庄,希沿途运警关卡查照;7月22日,前往李济处取回所存书籍予以登记;8月30日,前去合众轮船公司面洽,为傅所长赴渝购买船票;

1944年7月26日送上印度研究生狄克锡君血液二件,请代为检验,并面奉检验费用;10月5日,代为丁声树收领集刊第十一本第三、四分合刊;……

档案里的王志维是一个勤谨的办事员,与姨妹的讲述吻合。1942年10月初,傅斯年搞民意测验,推荐房舍管理员。丁声树回函傅斯年,“声树以为那廉君先生王志维先生堪受此职,敬祈鉴核决定”。21后来,那廉君与王志维一个作了傅斯年的秘书,一个做了胡适的秘书,可见慧眼识人。

张彦遐谈起姐姐的婚事,仿若昨日:

王大哥人忠厚。定了婚就开始帮补家里。离开李庄,一直到去台湾前,从不间断。他们从结婚到离开李庄,时间不长,好像不到一年。结婚是在板栗坳牌坊头的上厅房,来了很多人。傅斯年、董作宾,还有当地士绅张官周、罗南陔。父亲出面,母亲则躲在柴房里哭成一个泪人。当时姐姐还小,王大哥三十二岁,姐姐十六岁。妈妈总觉得对姐姐有愧。我们不懂事,觉得是一件好玩又奇怪的事情。22

半个世纪后,电话那端的张彦遐老人仍不平静。当初姐姐出嫁后,她才感觉到经历了一次生作死别的撕裂。

李庄姑爷王志维。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流寓李庄的“下江人”终于盼来了东归还乡的日子。停在李庄码头上的“长远”轮,天天都在装东西。罗南陔的女儿罗筱蕖女婿逯钦立及襁褓中的孩子的行李,外甥女张素萱外甥女婿李光涛的行李都装上了船。也就是说,他们就要离别羊街八号的老屋与亲人。

本是饯别的聚会,却笼罩着萧瑟的气氛。兄长们对筱蕖的离去,纷纷题赠留别。长兄罗荫芬的《送九妹随院之南京》诗,道不尽离愁别恨和殷殷牵挂:

阿娘逝世万缘枯,姊妹依依聚一庐。
若遇旌轮飘远道,休将离泪洒征途。
……

五哥罗莼芬对罗筱蕖影响最大,别离的感情也最复杂:

……
逯子廉隅重,渊娅宿士通,
静好吟书幌,峥嵘获狱骢,
复原何太速,翰苑还故宫,
京华隔巫峡,相逢梦寐中,
相期梦寐诎千首,珍重临歧酒一盅,
幸有家山能作证,桂轮斜照半江枫。
中央研究院明日还都,九妹小蕖携甥偕行夫子。汽笛机声,顷刻万里,手足分离,百感交集,相对无言,忍泪书此,用系情惆于万一,前途珍重,吾妹勉之。
卅五年十月五日 五哥叔谐涂鸦23

“爬山豆,叶叶长,爬山爬岭去看娘。娘又远,路又长,想起想起哭一场”,这是流行于川南一带的民歌。1947年,时在南开的张锦云设法与嫁在南京史语所的堂妹张彦云联系,两姐妹心一横,在离乡连年后,背着一岁的小儿,重回梦里河山。张彦遐谈起姐姐彦云这次返乡:

1946年,罗南陔家为逯钦立、罗筱蕖,李光涛、张素萱两对夫妇赴南京饯行合影。

从李庄走后,到南京就生了老大王大庆。姐姐写信说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但很快国共战争又打起来了。在南京人心惶惶。姐姐想家,想父母亲人。就找张锦云商量。锦云是我们堂姐,嫁给杨志玖先生。两姐妹决定回乡探亲。兵荒马乱,人心不宁,又都拖着一个刚一岁的孩子,两家的丈夫都不放心。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勾走了魂,茶饭不思,精神恍惚。王大哥只好再三叮嘱,同意放行。
他们怎样回来的,我当时在读书,并不十分清楚。到重庆后,她们住在一个亲戚家,又坐上木船到宜宾。那是上水,木船上漂了三天才到宜宾。码头上是我妈妈和叔叔去接的。才一年多不见,十八岁的姐姐就是个大人了,给娃娃大人缝衣服、做饭、打毛衣,样样会。姐姐在家里待了几个月。王大哥几天一封信地催。锦云堂姐先走,姐姐只好启程。那次是妈妈送到重庆。凭直觉,妈妈晓得,这一去就是永生之别。24

2004年夏天,我见到八十多岁的罗筱蕖老人,她向我讲起后事:

1946年回南京后,傅斯年介绍我到呈祥街的教育部会计科工作。那时中央大学刚复课,学潮很厉害,学生的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沈崇事件”后又加上“反美帝”。一次学生冲进教育部,我正在三楼办公。学生找朱家骅质询,骂他,还把鸡蛋砸在他的身上,他始终很克制地回答学生的问题。从始至终我没看到有警察抓学生或保镖保护朱家骅。25

1948年,逯钦立罗筱蕖夫妇离开了史语所。罗萼芬告诉我:

他们原在南京,临解放又到广西大学教书。广西大学校长陈建秋是北大老教授,傅斯年的同事。当时我五哥罗莼芬是地下党员,写信给九姐,说盼了那么久的解放,临到解放你们又要离开大陆。若真去了台湾,你们会后悔……九姐夫逯钦立本来犹豫。看大家态度如此,也坚定了留在大陆的想法。逯钦立解放后调到东北师大。我九姐现还健在,比我大四岁。26

逯钦立、罗筱蕖结婚二十周年。

其后的几十年,像这样的家庭多是人人自危,纵是姐弟间也音信稀疏。罗萼芬给我提供了一封90年代初罗筱蕖写给他的信,信中谈到了逯钦立一辈子呕心沥血的那套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了近二十年,到1963年,才交给出版社,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又是二十年,直到1983年,才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关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陶渊明集》两书,中华书局已再版四次,去年又出一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等都翻印了,美国有的大学教中国诗歌时也引用了这两本书。逯旸(逯罗夫妇的孙女)来电话说他们大学的美国教授专门向她提起这书的价值。1984年中华书局在香港办中国图书展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很受欢迎,带去参展的书卖完了,当年此书被评为国家一等学术奖。

这是一项迟到的“哀荣”,比当年傅斯年向逯钦立的岳父罗南陔的预言——“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足足晚了四十年。当事人都已看不到这个结果。罗南陔与傅斯年死于1950年,一个在南溪,一个在台湾。而逯钦立也死于1973年。死得都不轻松。

李庄前后,杨志玖写出了《阿保机郎经考辨》《新元史阿剌浅传正误》《寻寻法考》《元代中国之阿儿深人》等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分别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文史杂志》、南开《边疆人文》和天津《民国日报》等,学术上可谓蒸蒸日上。但后来自己反思,除第二篇较满意外,“其它三篇都有观点和史实上的错误”。说这话或许为应对改天换地后思想改造的需要。1955年,杨志玖又在《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胡适的反动的唯心史观》长文,既批判胡适、傅斯年的反动思想,也清算自己唯心主义的史学观。

杨志玖娶在李庄,但他对那个时期的状况并不满意,他写道:“在李庄两年半,由于工作和我本来学的衔接不上,觉得不顺手,无兴趣,虽然把清代边疆变迁情况写出交卷,但算不得研究工作。”其实,他一辈子都致力于那期间开始的一项研究。

《马可波罗游记》自1298年问世以来,即风靡欧洲,吸引了很多西方人对遥远东方的向往。但是,海内外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存在争议,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杨志玖写道:

1941年夏天,在准备写毕业论文之前,我从《永乐大典·站赤》中发现一段与马可波罗离开祖国有关的材料,写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寄给重庆《文史杂志》,主编顾颉刚先生在刊出的“编辑后记”上给予较高评价。1942年傅先生从四川给我来信,对该文的内容和写法表示赞许;并说,他已把该文推荐给中央研究院的学术评议会参加评奖。其后该文获得名誉奖。先生又委托中央大学教授何永信把它译为英文,投寄美国《哈佛大学亚洲学报》。但在1945年该学报发表时,却仅仅登了一页的摘要。27

杨志玖找到的那条“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相吻合,证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条“确凿证据”是他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

经历了“文革”十年的蛰伏后,中国的学术研究呈现出鹰扬奋发的状态。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连续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马可·波罗足迹走遍中国》《马可·波罗与中国》《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与〈南方周末〉驻京记者的谈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马可·波罗问题争论的焦点何在?》《马可·波罗书中的长老约翰——附论伍德博士的看法》等一系列论文。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应战海内外的质疑之声。

1994年,杨志玖偕夫人张锦云与博士生、硕士生弟子合影。

2002年,元史专家、国际公认的马可·波罗研究权威杨志玖去世。但这场争论并未止息。质疑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如元朝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在《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存在的重大缺失,如没有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汉字及其他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13世纪中国的任何记载,还有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等。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考察结束后,十位考察队员和二十二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1995年,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伍德著书称,马可·波罗事实上没有到过黑海以外的地区,当时在中国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如四大发明、筷子、裹脚布和长城等,马可·波罗都没有提到过。伍德最近还表示,威尼斯的档案中也根本没有提到波罗家族同中国有直接接触。据2011年8月1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英国媒体10日引述意大利一组考古学家的调查结果称,大探险家马可·波罗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是道听途说的汇集。

据说钱穆对待这场论战的回答是:我“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我想,这也应该包括对皓首穷经、“奋起”质疑的杨志玖先生。

王志维去台湾后,仍在史语所服务。因老所长傅斯年的关系,王志维跟胡适交往甚多。胡适1958年就任中研院院长后,经常出国。他在南港住宅里的私人物件都由王志维管理。胡适的小脚太太还在美国,王太太张彦云就常替胡适缝补衣扣。1961年,中研院总务主任薛世平患病请辞,胡适想把王志维从史语所调出,接替薛的位置,他给代理中研院院务的李济写了一封信:

济之兄:
昨天薛世平兄有辞去总务主任工作的信给我,我想调王志维兄为总办事处秘书,代理总务主任。我盼望老兄能同意这办法。我观察了志维兄三年之久,觉得他有才干,有操守,又有好学的热心。所以我想请他担任这件很麻烦的工作。倘蒙老兄同意,以后他可以改用总办事处的名额。
匆匆敬颂双安
弟适敬上 五十,十一,十八

胡适是大学者,他选人的标准绝非仅靠忠诚和办事能力。史语所的档案里,我查了王志维的借书记录:1946/05/16借《Man》一书;1952/08/26借《自由与组织》; 1953/09/06借《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Of Civil Government》;1953/09/08借《和平的代价》《社会心理之分析》……读一个人的读书目录,也是了解其心路历程及治学路径。

1961年年底,王志维由史语所上调中研院,先作院务秘书,后任总务主任。据胡适说:“我太太最好。她去做她的,我做我的。”又说:“王志维招拂我,比我太太更周到。”胡适逝世后,王志维又作胡适纪念馆馆长。在他与夫人张彦云的苦心经营下,胡适纪念馆初具规模。有时由于经费不足,他们还自掏腰包。作家陈漱渝访台湾,在《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一书中介绍了王志维的一些情况:

胡适是1958年4月8日只身从美国飞抵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的。直到临死前四个月,他那位以打麻将为唯一特长的小脚太太才携带一张笨重而破烂的旧床到台湾来陪伴他。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王志维先生替他物色一所房子。他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斯年)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令人感慨不已。
现在,胡适在南港的这所故居已改建成纪念馆。胡适生前生活起居的地方一律保持原状;又在故居右侧添建了一座82.5平米的陈列室,展出胡适的中西文著作三十余种,以及他的部分手稿、信札、照片、衣物。纪念馆基金有五万余美金,系由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负责人史带先生捐赠。馆长王志维先生,是胡适生前的秘书,善调酒。王馆长为胡适所作的最后一次服务,是在胡适入殓时将他平日喜爱戴的那副玳瑁架眼镜重新给他戴上。28

20世纪80年代,时任胡适纪念馆馆长的王志维与夫人张彦云合影。

王志维1981年退休。80年代初,张彦云在大陆的亲人通过香港的关系,找到张素萱在美国的儿子,与彦云建立了联系。张彦遐讲述:

1988年姐姐回来,带着儿子大庆。也就是说大庆这是第二次回外婆家。第一次还在吃奶。这一回回来已是美国一家中型企业的老板。他在美国读大学,入了美国籍。姐姐在宜宾的弟弟和姐姐家住了十多天。她还在台湾上班,返程票已买好了。这以后她又回来过两次。都是一个人回来。王大哥已经很老了,身体也不怎么好,1999年去世,活了八十一岁。29

真正的爱情是能经受平淡的流年。李光涛张素萱琴瑟和谐,史语所上下深许之。有文章夸赞素萱女士“温恭淑静,内外无闲言。持家俭约,每亲市蔬果。先生谓,有豆蔬已足,何必水果?呜呼,盖亦欧阳永叔《龙冈阡表》之遗意也。”李光涛1975年8月退休后,每日照常撰述不辍。他与张素萱育下两男两女。大儿康成,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次子宁成,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赴美国攻习高分子化学,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女儿小萱卒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小女幼萱专习护理。301984年12月31日,李光涛在台北因车祸不幸逝世。

李光涛学历不高,功底很深。一辈子就在那堆明清档案中寻寻觅觅。他纂辑的史料,除《明清史料》外,还有《朝鲜壬辰倭祸史料》《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等;有专著《明季流寇始末》《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万历三十三年封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多儿衮征女朝鲜史事》《熊廷弼与辽东》等;还在“史语所集刊”和“中研院院刊”以及《大陆杂志》《东方杂志》《学原》《学术季刊》《孔孟学报》《幼狮》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上百篇。他将这些论文汇编成《明清史论集》,1971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1989年,李光涛先生的遗孀张素萱及女儿在家中。

我在羊街八号罗萼芬家看过那部大书,足有两寸多厚,重达两三公斤。罗萼芬将它视为拱壁,从不轻易示人。据说在李庄唯一看过此书的是区公安员。这部书是罗萼芬的表姐张素萱1984年从台湾地区寄过来的。那时被海峡阻断的民间交流才解禁不久,包裹皮上的“台湾”字样如针尖麦芒。几十年的政治风云,罗萼芬已成候鸟,不敢擅自启封,而是小心翼翼地捧着包裹到区派出所,请公安员检查后才敢翻阅。这部书的扉页上只有几行字:“这是亡夫李光涛的遗作,送给萼芬表弟。素萱。”那是一部在李庄很少有人看得懂的大书。

治史,从细节考证,不厌其烦,披沙拣金。四十多年的岁月,李光涛完成了由档案管理员到专任研究员、明清史学家的角色转变。据清史专家何龄修谈,在清史史料的研究和运用上,大致可分三派:一是以孟森为代表的“正史派”;二是以朱希祖为代表的“野史派”;三是以李光涛为代表,运用档案、契约文书进行研究的“档案派”,档案派在明清史的研究中起步较晚,但贡献卓著。

1946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回南京,临走时在李庄板栗坳立下一块“留别李庄栗峰碑”。碑上,刻着全所人员的名字,一些名字成了李庄人无尽的话题与永远的牵挂。他们是李庄的女儿罗筱蕖、张素萱、张锦云、张彦云;史语所的姑爷逯钦立、李光涛、杨志玖、王志维等。2005年,这块早已废弃被人取走的碑又重新在原址竖立,只是人们多已不知那碑上的人物命运,以及他们与一个时代的关系。

(本文照片由台北“中研院”及罗萼芬、罗筱蕖、张伯森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