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峰文史集英才，北大愚生老大回。故旧重逢惊岁月，暂时谈宴亦心开。”为纪念1992年6月26日在北京的一次同学会，海外知名的校雠学大家王叔岷题了这首小诗。“栗峰”一词，是指1941年至1946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栗峰山庄，他们在那里完成学业。“惊岁月”是因海峡阻隔，当年同学一别重逢竟用了四十五年。可堪告慰的是聚会者任继愈、张政烺、马学良等，分别在哲学、史学、语言学等领域，已卓然大家，著作等身。此次聚会，还有一段花絮：王叔岷想去看看梦寐已久的北大校园，当驱车来到北大，“抵校门，有卫兵把守，遂不愿进入，摄影而去”。他叹道：“岷为北大生，未进入北大校门一步，既可笑，亦可怪也！”1山坳上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只是不为史载，亦鲜为人知。
北大文科研究所自1918年草创，那时的名称叫北京大学国文门（此外还有英文门和哲学门），导师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陈汉章、田北湖、黄侃、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等，学生有傅斯年、冯友兰、范文澜、陈钟凡、孙本文、顾名、袁振英、崔龙文约四十人。此阶段办学的主要形式是集会（讲演会、讨论会）、办刊、调查，既似英美现代高校的Seminar（研讨班），又有中国传统书院的意味。
1991年原栗峰书院的北大文科研究生同学会上，王叔岷（左）、任继愈（右）合影。
1921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长蔡元培，委员有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研究的范围包括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及考古学等五大类，并以此建立了五个研究室。此时的导师有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陈万里、林语堂、马衡、顾颉刚、常维钧、单不庵等，可谓盛极一时；学生有魏建功、罗庸、张煦、郑天挺、容庚、冯淑兰、董作宾、李正奋等三十二人，尽皆一时之选。
1932年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主持北大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经他提议，北大研究院文史部易名为北大文科研究所（以下简称“北大文研所”）。北大校长蒋梦麟把胡适与傅斯年，视为治校的两位高参。他说，“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那时，中研院史语所办公地在北平北海静心斋。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回到母校兼任教授，在文研所开课，科目有“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等。他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介绍中国及欧洲的史学观点、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史料之整理方法等；讲授“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此科所讲，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如地理与历史、古代部落与种姓、封建、东夷、考古学上之夏、周与西土、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战国之大统一思想、由部落至帝国、秦汉大统一之因素”等。傅斯年的汪洋恣肆，让北大学生大开眼界。他对北大的另一贡献是推荐了一批史语所的研究员到北大兼任教授。他怕影响所里工作，只允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董作宾、劳榦等几位。涉足北大，傅斯年暗藏心思：为史语所选才。时在北大读书的邓广铭回忆：“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选拔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学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人。”此外还有何兹全、全汉升、逯钦立等。而今这都是些响当当的名字。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南迁，在湖南长沙筹组“临时大学”。不久，长沙遭轰炸，学校再迁昆明，经傅斯年建议，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昆明复校，按西南联大的规定，研究所由三校分设，导师、研究生均各自负责。1939年5月，经傅斯年提议，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录取入学后由政府按月发给助学金。
所址设在史语所原租用的靛花巷3号一幢三层楼的宿舍。所长由傅斯年兼任，副所长是北大史学教授郑天挺。文研所设有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史学等组，语言组导师有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魏建功等，文字组导师由唐兰担任，文学组导师有罗庸、杨振声等，哲学组导师有汤用彤，史学组导师有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
乱世之中的读书种子闻讯如得佳音。只是战火阻隔，道路迢递，要来读书，也不容易。王明于1939年2月4日致函傅斯年：“闻历史语言研究所已徙昆明，生以前考取之研究生资格，请求入所研究，可否？敬乞核示。”傅斯年很快回信应允。但王明6月12日再函傅斯年：“生本拟即日离桂，奈何忽患疟疾缠身未痊，俟病愈则俶装入滇。” 2
周法高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上大三时，卢沟桥事件爆发，他随校迁到重庆沙坪坝。大学毕业，报考北大文研所。那时大学四年级通常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他的论文利用了《经典释文》的部分材料，使用陈澧《切韵考》系联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写了一篇《经典释文反切考》。他将论文寄往昆明，取得考试资格，笔试过后，又在重庆上清寺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周法高答辩的时间很长，也很放得开。外国人喜欢在会间吃茶点，据说周法高就是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的问题。傅斯年对他相当满意，最后对他说：“你的研究属于历史音韵学的范畴，将来可以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几句话就铸定了一个未来的语言学家的模型。
语言学者周法高。
南开历史系学生杨志玖随校南迁，先在云南蒙自县读西南联大分校，1938年暑期毕业后到达昆明。据他回忆：
学校推荐我和同班同学余文豪（行迈）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汪籛到史语所。傅先生对我们说史语所暂不招研究生，但所里有一笔中英庚款，你们可从中每月领取三十元，自己看书学习。那时三十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伙食、买书和零用。中间先生还召集我们座谈，询问我们学习情况并予指导。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元代回回初考稿》。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由先生任所长，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先生劝我们报考。先生对这次考试非常重视，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3
新恢复的文研所首届招收了十名研究生，其中语言组有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文学组有阴法鲁、逯钦立，哲学组有任继愈、王明，史学组有杨志玖、汪籛、阎文儒等。师生们同灶吃饭，彼此关系亲密。文研所傅斯年与郑天挺的姓氏与正副所长音同义乖。治音韵学的周法高编过一副对联：“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对仗并不工稳，同学喊起倒也有趣。后来传到周法高的导师罗常培耳中，他把周法高叫来，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任继愈回忆：
研究所刚成立时，这里住的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这一间房间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陈先生身体素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时以后，他要休息（左右邻居，楼上楼下，研究生的导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形诸先生都住在这里），大家都不敢高声说笑。有一天，楼下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高谈阔论，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响。傅、罗、郑几位连忙停止了议论，一时变得“四壁悄然”。4
在敌机的轰炸下，北大文研所很快结束了这段在城里的日子，迁到史语所所在的龙泉镇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傅斯年既是史语所所长，又兼北大文研所所长，有时两头受累顾此失彼。他在1940年8月14日给胡适的信中诉：“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汤用彤）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罗常培）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郑天挺）、公超（叶公超）、膺中（罗庸）皆热心，只有从吾（姚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出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5对此，傅斯年也有顾虑，几次想推掉北大文研所的事。因昆明再遭轰炸，史语所拟迁四川南溪县李庄。他也就想借坡下驴。9月7日郑天挺致信傅斯年：“此外尚有一事，即北大研究所所址，非随史语所不可，此事已数向兄言之，而兄皆似不甚以为然。但细思之，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养成一般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韧始，岂不大糟！”6文科研究生治学主要靠图书资料。而战时中国唯有史语所拥有最完善的图书。
卢沟桥战事一开，北大仓皇南迁，图书资料全都陷在沦陷区，南开的校园整个被日军夷为平地，清华的图书只抢运出一部分，后在重庆又遭轰炸。1937年11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办临时大学开学，中外文图书仅有六千册。1938年年初到昆明，西南联大的中外文图书总数也只有四万八千册。傅斯年未雨绸缪，战事未爆发前，史语所就将珍贵的中西文图书杂志昼夜挑选，装为六十箱运赴南昌。至8月间，所有图书完全装妥为321箱，分三批运至长沙。1937年年底，存藏南昌和运至长沙的220箱精品书转运重庆，后又转昆明。“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王船山语）在傅斯年看来，抢救图书文物不仅是做学问的需要，也是一次保存历史文化的“衣冠南渡”。郑天挺是比傅斯年低一届的北大国学门研究生，他知道傅斯年的性格，劝解不如激将。再说，他也不会无视那些嗷嗷待哺的雏鹰。
20世纪40年代龙泉镇的响应寺。
于是，史语所迁川，因导师归属不同，刚恢复一年的北大文研所分置昆明和四川两地。首届研究生阴法鲁、王明、汪籛与阎文儒留在昆明，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杨志玖等随同史语所前往四川；第二届招收二十名研究生刚发录取通知，魏明经、李埏、程溯洛、王永兴、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董庶、高华年等前往昆明求学，李孝定、王叔岷、王利器、胡庆钧诸生则直接到李庄板栗坳完成学业。
那时陆上交通困难，主要借助河道舟楫之利。李庄，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上叙府（今宜宾市）下南溪县两地皆二十五公里。李庄也是“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集散地。傅斯年曾感叹：“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后先相踵。”1940年年底，小小的李庄镇，除了勉强塞进先期到达的同济大学、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中研院社会所和史语所都只能安置在乡下。史语所选在距离李庄镇七八里地的板栗坳。当地还有几位老人至今记得，栗峰书院的一户农舍门前曾挂过“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那是一块柏木牌匾，字是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出自董作宾之手。何兹全曾详述史语所的分布情况：
田边上斜对面是傅斯年先生住的桂花院。田边上是图书馆，也有几间研究室。进大门往右手转，三间厢房还住了两家青年研究员，我和胡庆钧各占一头。图书馆面对大门。后面还有院子，单身职工都住在这里。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也住在这里。柴门口是眷属宿舍，长方形四合院，主房五大间，各有隔扇隔开。中间一间空着，左手间劳榦家住，右手间潘悫家住。左手头上还有一间，逯钦立家住，向跨院开门。右手头上一间，是管财务的萧家住，向院中开门。岑仲勉先生家、黄彰健家、何兹全家、董同龢家、李连春家住对面。芮逸夫家住左手边偏房，劳榦的父亲住在对面。柴门口去牌坊头过道处有个跨房，王叔岷家住。牌坊头是主院，史语所占用前厅，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主人家住。前厅中间大厅是史语所子弟小学的课堂。左手边是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日用品；右手是职工食堂，没有家属的人都在这里吃饭。小卖部的后面有个小跨院，住着董彦堂先生一家。戏楼院，真有个戏楼，可见四川地方乡绅的气派。考古组住在这里。戏楼院外顺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院子不大，院中有两棵茶花，枝叶茂盛，可遮盖大半个院子。傅乐焕、陈槃庵，住在这院子里。7
20世纪40年代李庄镇的长江码头。
板栗坳的绿树丛中，掩隐着一座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一大批学人如蝶恋花、蜂采蜜，含英咀华，日复一日。邓广铭写道：“我跟傅先生去，除了想求得他指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大、南开、武汉大学南迁，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后方南迁的，只有史语所带了个图书馆，大家都要利用它的图书资料。有了这个便利条件，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宋史的论文、著作。”8
王利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恰逢首届全国大学生会考，他的毕业论文《风俗通义校注》得了满分。其时，北大文研所在重庆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试通知时已误了考期。他奔赴重庆找到傅斯年。傅先生对他单独考试。当时敌机来袭，王利器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轰炸七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饭时告诉他：“你明天回江津去，敌机滥炸很危险，不要考了。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随你选择。昆明有教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9
王利器到了李庄，成了傅斯年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回忆那段岁月，王利器写道：“李庄，古六同地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离李庄十来里地的板栗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那里设有办事处，由邓广铭先生负责。其时，文科研究所的同学王明、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逯钦立、胡庆钧、王叔岷、李孝定诸人已在那里。……我和任继愈、马学良、李孝定同住一屋，是书斋和寝室合为一体的，傅先生时常下来检查我们的工作，逐事加以具体指导。”他很感激傅先生的教诲：“我选定《吕氏春秋》为研究题目，采用注疏体来写论文，并取高诱序意，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我拿半天来写论文，半天来读书，主要是读我尚未读过的书。史语所藏书丰富，因得纵观群碧楼藏书，并通读了《大藏》和《道藏》。所里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傅先生指定我作一次报告。我遵命作了《“家”、“人”对文》的报告，颇获得傅先生和其他先生的赞许。”10
李庄栗峰山庄田边上的史语所图书馆。
1941年6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北大文研所副所长郑天挺和教授罗常培从昆明来到板栗坳，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罗常培写道：
二十八日下午四点，方桂领我们到田边上参观西文书库，第二组办公室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生留在李庄的有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四个人。
马刘两君受李方桂、丁梧梓两先生指导，李君受董彦堂先生指导，李董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致忘记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
这一天听说有空袭警报，但是史语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没受影响，专从这一点来说，就比住在都市里强得多。天还是照样闷热，汗不断地在淌， 中午太阳晒在背上好像火烤一样。11
1941年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叔岷得到北大文研所的录取，背一包书、抱一张古琴，兴冲冲赴李庄报到。沿途所见，异常兴奋，抵李庄栗峰，欣然作五古抒怀：
李庄栗峰山庄祠堂。1941年3月31日，徐旭生来此讲学后与史语所同人合影。
宿读李庄书，今向李庄行。
行行八百里，山水路纵横。
秋色澹无际，秋兴转凄清。
适然居得所，山坳屋数楹。
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
素琴常在壁，信手陶吾情。
庭前多好鸟，时时弄巧声。
户外多修竹，翠色拂新晴。
人生适志耳，即此寄浮生。12
“李庄”，暗寓李耳与庄周，仿佛冥冥中有个约定。王叔岷回忆第一次见到傅斯年的情景：
我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我震惊而敬慕；我又奇怪，傅先生并不老，怎么头发都花白了！（那时傅先生才四十六岁。）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蝴蝶”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话入手，才切实。”怎么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要从校勘训话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傅先生继续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13
王叔岷吟诗弹琴，恃才傲物。傅斯年背后夸他“有才性”。“才性”典出《世说新语》，指有史才、史识，悟性好。其实那正好是傅斯年本人，讲到《左传》他背一段《左传》，讲到《国语》背一段《国语》。王叔岷回忆：
随后傅先生赠我《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南华真经》一部五册，卷末附有孙毓修《庄子札记》即校勘记一卷。傅先生虽叫我洗净才子气，却又赠我《四部备要》本王士祯《古诗选》一部六册，及姚鼐《今体诗钞》一部两册。傅先生函请在昆明北大教书的汤用形（字锡予）先生挂名为我的导师，我写信去请教，言及研究《庄子·齐物论》，参考章太炎先生《齐物论释》。《齐物论释》贯通道、释，学术界莫不称道。不料汤先生回信说：“参考章先生《齐物论释》要小心，他在乱扯。”真使我惊心动魄！汤先生信中又谈到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功夫。14
王叔岷的论文选题为“庄子研究”。庄子既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在史语所缜密学风影响下，王叔岷逐渐深入史料考据，他以校勘训话为基础，博览群书，广辑资料，于1943年秋完成了有关《庄子》考校及思想论文十余篇，集成《读庄论丛》，毕业论文评审通过，再由汤用彤、罗庸两先生自昆明寄题笔试，成绩优异，获准毕业。他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继续校释《庄子》，于1944年8月20日完成《庄子校释》专书及附录共六册，二十余万字。任继愈回忆：“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刚完成的时候，傅斯年要给他写个序推荐，他不用，这不只是表明他很傲气。北大的学生有独创性，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是一盘散沙。胡适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说，老虎狮子都是单独作战，只有狼才一群一群的。”15
研究古文字学的李孝定也在板栗坳开始研究生学业，他跟随董作宾研究甲骨文。他回忆：
民国三十年的春天，我就到重庆拜见傅先生。傅先生听我说明来由之后，哈哈大笑曰：“此北京大学之所以为北京大学也。”然后傅先生说：“如果你愿意上课，就去昆明；如果你愿意自修，现在史语所搬到四川李庄，那儿的参考书及第一手资料最为丰富，你就到那儿看书好了。”当时我选择了自修，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身份，到史语所借读。16
李孝定的学业受到师长们的关照。1941年，罗常培写道：“李君孝定今年春天才到李庄，他的研究范围是古文字学，彦堂教他先把甲骨文现有的材料编成一部字典，等完成后，再定论文题目。他能够跟着董先生看到外边罕见的材料，受到踏实谨严的训练，将来的成就应该很可观的。”17研究生毕业后，李孝定留史语所作助理研究员，在李庄栗峰山庄一个叫戏楼台的小院里，作董作宾（字彦堂）的学术助手。他回忆：
20世纪40年代李孝定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的戏楼台。
彦堂将自藏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篇》借我，我将研治诸家考释甲骨文字之作，以毛边纸录成笺条，尽行粘贴其上，天地图中，也朱墨灿然，批注殆满。如此又一年，那本《文字篇》，成了胖胖厚厚的一大本，第三年才开始撰写《甲骨文字集释》，又一年而成书。这三年中，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我是跑龙套的，戏码就是这本《集释》，彦堂先生是京朝名角，唱的是大轴，戏码是《殷历谱》。这可算学术界的一段小掌故。18
从学生到助理研究员，李孝定换了一种身份，也换了一种心情。他向史语所学术“集刊”投了一篇文稿，不久就被退回。他猛然悟道这是违背了傅所长“进所三年内不得撰文的明训”。当初的心境，李孝定说：“这是我生平所受最严重的打击，因此造成的自卑感，压抑了我至少十五年。”然而经此“打击”，李孝定继续坐“冷板凳”，日后在甲骨研究领域终成大家，撰有《甲骨文字集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两部专著，被誉为甲骨文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马学良师从李方桂，攻读语言学。他的前期学业是在田野中完成的。1940年，他随老师至云南路南调查，记录倮倮语。倮倮，也写作“罗罗”，即现代的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人口多，支脉复杂，有独特的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19
李方桂与马学良去的云南路南县尾则村不足百户，偏僻贫困，对外交流少，类似语言孤岛。李方桂选中尾则村调查，重点是倮倮语中的撒尼语。他们找到村里一位小学老师做发音人，采用随机的方法，实指现问。从身体的器官，室内的陈设，到门外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瓜果蔬菜、山川人物等，边问边用国际音标记音。当晚，把抄下来的卡片再请发音人重新核查一次。
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尾则村的住宅，是下边养牲口堆柴草上边住人的干栏式建筑。阁楼仅半人高，进出都要弯着腰。平时臭气弥漫，做饭时浓烟呛人。当地缺盐少菜，只有干胡豆和干辣椒就饭。快乐的天性总是勃发于原始蛮荒的环境。马学良发现，房东每晚都要把他那十六七岁的女儿撵出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村外有一处共房，每天晚上青年男女都要到那里唱歌跳舞，调情欢闹，寻找配偶。共房是禁止外人的。于是老师李方桂托人，把他们偷偷领进去。藏在漆黑的角落里，他们欢喜莫名地听着篝火边男女歌手的对歌……路南一月，老师和弟子都瘦了十多斤。撒尼人的词汇总算完成了记录，还整理了语音系统。囿于时间和经费，却不能再记录语法系统。回到昆明后，马学良在李方桂的安排下，找了一个撒尼人中学生作讲述人，日积月累竟记录下四五十个故事。
1940年秋，马学良随着史语所转移李庄板栗坳。当时语言组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仅有李方桂和马学良、张琨师生三人。在李方桂的指导下，马学良继续整理倮区的语言调查，写成论文。他发现了元音松紧的特性，强调了其在倮语及藏缅语系的重要性。1941年6月，语言学教授罗常培在板栗坳考察马学良的学术水准，他写道：
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订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经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自从几个文化团体流亡到西南后，大家对研究藏汉系的语言感觉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们却不想一个人包揽好些种语言，我们只想训练几个年轻的朋友各走一条路，然后汇总去作比较的研究。这几年来，除马君外，还有陈三苏女士治苗语，傅懋勣君治倮倮语和麽些语，张琨君治摆夷语和民家语，那庆兰君治仲家和水户语，葛毅卿君治苗傜语，高华年君治纳苏语和窝尼语，都有相当的成绩。20
论文《撒尼倮倮语语法》几经补充修改，终于完稿。这是语音学20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通过对撒尼倮倮语的研究，揭示了藏缅语的重大语音和语言特征。1949年后，倮倮改称彝族。1950年，马学良的论文最终以《撒尼彝语研究》为书名，由中国科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原来的序言中，马学良对恩师李方桂充满感激，后来的版本中这几句话被完全删去了，或许是迫于情势。彼时，李方桂已远渡重洋，执教美国夏威夷大学。那时的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任继愈读北大文研所的导师是汤用彤，副导师是贺麟。他做的论文是《理学探源》。理学盛于宋朝，但源自隋唐，且涉及佛教，需查考《大藏经》。当时昆明没有《大藏经》，只有史语所有一部，于是任继愈随史语所到了李庄。1941年7月4日，罗常培参加了任继愈的毕业答辩，他后来写道：
四日上午，约任君继愈来评订他的《理学探源》。他在论文节要里自述宗旨：“治哲学史首在辨其异同。同者何？心也，理也。异者何？象也，迹也。凡人同具此心则同具此理，语其真际东圣西圣若合符节。万民虽众，即是一人之心；百世虽久，即是当下之理。万象森然不碍其为一本，此即所谓同。理诚一矣，然其表诠之际，其语言文字之习惯， 当前所受之尘境，问题之结症，则各民族不尽同，各人亦异，故西洋印度各有其精彩面貌，则所谓象也，迹也，此其所以异也。”任君在汤锡予、贺自昭两位先生指导下， 两年工夫居然深造自得，穷源竟委地作出这样一篇论文来，足见他很能沉潜努力。论文全稿虽然还没抄完，看过旨要和纲目也约略可以窥见一斑了。我和他谈完话觉得很满意，只对于全文结构上表示几点意见。21
年轻的哲学家任继愈，就在板栗坳的田坎茅屋之间开始了治学生涯。
1946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迁回北平。同年，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三年后的时代大变局中，这批研究生绝大部分留在大陆，少部分如周法高、李孝定、王叔岷等跟随傅斯年去了台湾。1952年，已办了三十三年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停办。
青年学者任继愈。
1978年，当年陈寅恪指导的隋唐史研究生王永兴调回北大任教，他去天津南开大学拜谒昔日的北大文研所副所长郑天挺。回首当年，师生俩感慨人事凋零，欲说还休。最后，郑天挺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培养的二十余名研究生无一废品。你现在培养研究生，不要忘了在昆明时北大文科研究所办学的方向和精神。”囿于当时的情势，郑天挺未提及跟随所长傅斯年在李庄完成学业的那十多位毕业生。也许，他能想到那批人同样不会是废品，甚至还可能是学术精英。只是他已等不到师生重聚，三年后就与世长辞。
而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人与事已是广陵散绝矣。
（本文照片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董敏、李光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