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学人傅斯年，这些年已成学界研究的热点，甚至公众讨论的话题。我更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公众视野之外的那个“傅大炮”。他在豪放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柔韧的心，有着近乎赤子般的童真。如胡适所评价的：“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五十五岁弃世，誉满天下，谤也随之。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对生者的不幸。伤痛最深，哀莫大矣，莫过家人。
1934年，三十八岁的傅斯年挣脱樊篱之后，新筑了爱巢。
那道樊篱是祖父傅淦在1911年送给他的成人礼。在腊月的鞭炮唢呐声中，他与聊城丁馥萃女士拜堂成亲。那年他才十六岁，在天津府立一中读书。丁夫人长他三岁，是县绅丁理臣的长女。丁傅两家是世交，又是街坊。这对红绣球，像一副锁链，锁住了少年人的幸福。傅斯年早年丧父，祖父和母亲把他们兄弟培养成人，他也习惯了在长辈面前唯诺听命。婚后，丁夫人一直陪侍傅母家居。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大，六年后留学欧美，一去又七年，直到1926年才回聊城省亲。那以后傅斯年一直在外，再也没有跨进过家门。他与丁夫人相处日短，文化不同，何来感情？若要离异，对方并无过错。于是一场既要取得战果，又不能伤及无辜的战斗持续多年，直到双方身心疲惫。1934年夏天，他终于拿到了离婚契约。离异后的丁馥萃，一生未再嫁，身后无子女。傅斯年为此内疚不已。
同年8月5日，傅斯年与同窗好友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家望门。祖父俞明震，即《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 甲午战争后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俞大綵兄妹八人，她生于1907年，回忆童年：“父母亲非常注重儿女的教育，长兄大维出国深造时，大纲与我才十一二岁，其他诸兄姐们，到十二三岁，均被送入学校住读。因大纲与我最幼，留在家中，延师先读国文，另有一位陈女士教英算。”1俞大綵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她性格活泼，思想开通，兴趣广泛，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样样出众。
择偶也是选择生活。婚后的俞大綵这样定位：“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北平安好新家，傅斯年立即从济南接来母亲一同居住。傅母姓何，有蒙古人血统。他奉养母亲十分周到。俞大綵写道：“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而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2家有贤母，室有良妻，乐呵呵的傅斯年长于这边长跪，那边作揖。罗家伦评价他：“这几年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綵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
1934年，傅斯年与新婚夫人俞大綵在北平寓所。
1935年，俞大綵产下一子，按傅家班辈排，“斯”以下应为“乐”字辈，傅斯年却为儿子取名“仁轨”。罗家伦解释，“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3《旧唐书》中的刘仁轨出身寒微，“恭谨好学”，历仕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皇后四世，古稀之年建功立业，白江口海战，大败倭国水军，“百济诸城，皆复归顺”。此战之后，倭军九百多年再未踏步朝鲜半岛。借古喻今，也是祈愿国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论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为建立满洲国制造理论依据。傅斯年闻讯，立即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方谬论。该书第一卷于1932年10月在北平出版，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图劝说大家就范。与会的傅斯年拍案而起，当即表示誓死不屈。——傅斯年的家国情怀，也寄托在儿子小仁轨身上。
1936年1月28日，傅斯年移家南京。不久，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去世，代理院长朱家骅赴任浙江省省主席。于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斯年受命代理中研院总干事。他让俞大綵携两岁幼子，去江西庐山牯岭投奔岳父。又转托史语所一位职员，护送母亲前往安徽暂居。留守金陵的傅斯年开始忙碌于组织搬迁，转运文物图书等万千头绪。曾侍奉傅斯年母亲一路逃难的朱仲辉写道：
当南京空袭日频之下，傅先生忙于公务无法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遂托专人护送老太太至安徽歙县暂住。南京沦陷后，才辗转由陆路逃至汉口，历时廿余日，备极劳累，沿途辛苦，老太太每谈及，必感谢护送人之殷勤劳苦。斯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以上，虽长途劳累，终能平安健康地住在了长沙。傅先生每言老母逃难之事心实不安，说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对祖先。4
撤到长沙，史语所寄驻在城东的圣经学校和韭菜园子。1937年11月24日，日机首次轰炸长沙，凄凉的废墟和燃烧的烟火，又在催促流浪者继续逃离。此时，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语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也随之同迁。
1937年12月，傅斯年率史语所历史组岑仲勉、全汉升、劳榦、王崇武等在长沙圣经学校。
1938年春，迁到昆明的史语所，分住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两处。傅斯年致函代理所务的李济：“同仁几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在云南总是‘羁旅之人’，理当‘入门而閟禁’。同仁迁移安适，至慰。弟意在昆明可作长久想。所址租地以全租为宜，临大（联大）如建筑，似可入一股……”5秋天，傅斯年携妻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同住靛花巷宿舍。傅家住一楼，陈家住三楼。他们既是留学欧美的同窗，又是姻亲（俞大綵是陈寅恪的表妹）。为躲避敌机轰炸，人们在楼下空地挖有防空洞。每次警报一鸣，众人争先恐后往楼下跑，傅斯年却拖着肥胖之躯往楼上冲。他担心陈寅恪视力微弱，行动不便，每次总是把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陈寅恪曾苦中寻乐地撰写过一副对联：“见机而为；入土为安。”
1938年9月28日，昆明再遭轰炸，死伤无数。城里的文教单位又开始迁往郊外。史语所搬迁龙泉镇，中研院社会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迁到落索坡，中博院设竹园村，中国营造学社迁麦地村……人们渴望片刻安宁，开始了安居工程。傅斯年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租了块种竹笋的地，盖了五间房。落成后，一家三口喜迁新居。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他要年仅四岁的儿子记住逃难的经历。他在图上题记，“小宝的一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那时的傅斯年，也许幻想这个家庭不会再分离。回忆那段日子，俞大綵也溢满温馨：
我们初到昆明时，友人送给仁轨一只很漂亮的大黑狗。一日孟真午睡方酣，那只狗走近床边，用舌轻舐他的手，他被惊醒，便伸手猛打，没有打中，他怒气冲天地拾起拖鞋再打，狗已远去，他却把自己的眼镜从几上打落到地上，镜片碎了。在他盛怒之下，我只得戏言，虐待动物是一罪，要遭监禁的，不料他竟“恼羞成怒”，整整三日，不与我交一言。这场冷战，延续了三天之后，第四日清晨，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地笑向我说：“我无条件地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巴，闷煞我也。”……我很欣赏他不时流露出天真的稚气。6
1938年10月，史语所同人在昆明龙头村，左二为傅斯年，右四为俞大綵。
1940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文化巷住宅被毁，有师生被炸死。同济大学打算迁往四川。傅斯年再度兼任中研院总干事，开始作搬迁的准备。年底，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每个参与搬迁押运的职员，都有不同的遇险经历，傅斯年则要应对突发其来的所有难题。如潘悫汇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泸州）蓝田坝检查哨屡次无理取闹，故意为难。”傅斯年即致函川滇公路管理处：“请电令川滇公路所属沿路关卡，对于本所迁川租用之卡车家车一体放行，勿予稽留”……
坐镇重庆，遥控指挥的傅斯年如同在下多副盲棋：一年前，西南联大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自兼所长，除了授课，还指导研究生；他往返昆明重庆两地，处理中研院院务；史语所初到李庄，诸如打通关节，租赁房屋，筹措钱粮，稳定人心等，事事操心。
转眼就是1941年的春瘟时节。3月，傅斯年被送进重庆歌乐山下的中央医院。这次生病，是几年来心力交瘁以致积劳成疾。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谈道：“去年初冬，敝所奉命自昆明迁川南，其时甚为忙碌，又以兼任敝院总干事长之故，更感生活之不安定。今年在二三月中，五十天内，一连开会五次，长者如参政会之十日，短者不过一日，但属于敝院者，须弟事先准备，又以有各种不如意事，时有暴怒。”7住院四个月后，傅斯年回到歌乐山上的家里养病。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诉：“出中央医院时，血压是低了。以后高高下下几个月，我在歌乐山养病，以离中央医院近也。出院时为7月7日，直到9月中，才可以说能走点路。一夏大轰炸，只是听着他在头上过，任之而已。”8那是一段穷愁的日子，俞大綵写道：
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而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9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这年10月，傅斯年的母亲不幸去世。母亲逃难重庆，他无暇顾及，只好安排弟弟傅斯岩照顾母亲的生活，自己负担费用。朱仲辉写道：
傅先生母丧后，悲恸之情自不待言，但以国难当头，丧事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开吊，寿衣老太太早已自做好，仅购置优质棺木，并请俞大维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经选在歌乐山附近，地名已记不清楚。仅记得是在当时水利部后山，大概是中研院数学研究所办公处旁一小山顶上。下葬时在岩石中钻一洞穴，用吊车将棺木放入，再用水泥制成约七八寸厚之水泥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上，极为坚固，是日参加葬礼者除傅先生兄弟二人外，仅有我与中研究院高先生及数学所部分人员，另有工程人员不过十数人而已，人虽不多，但极隆重。10
办完母亲的丧事，傅斯年身心两伤，高血压再度复发。
傅斯年的母亲何老夫人。
1941年年底，大病初愈的傅斯年将妇携雏，来到雾霾弥漫的李庄板栗坳。四川的坳，就是山间的小盆地。栗峰山的张家大院隔着几块水田有个独立的小院，叫桂花院，是给傅斯年租赁的。山居生活有种种不便，却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静谧。董作宾写下傅斯年此刻的行状：
第一组主任，现在是傅孟真先生兼任的，他名为回所来养病，实际上他一会儿也闲不住。他忙着督促指导各部分的研究工作；他忙着审核论文，编印集刊，他已编成了集刊五大册六十万字的论文；他忙着和同事们讨论每个人跟他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他忙着替朋友和同事们买药，请大夫，治病；他忙着和朋友们“摆龙门阵”，讨论天下国家大事，或者写信给朋友吵嘴；他忙着到大厨房去拍苍蝇，或者叫人锄路旁的野草，把毛厕里多撒石灰；他忙着为同事买米，买布，买肥皂等等；他忙着一切的一切。有时似乎是清闲了，他又忙着找密斯特王（指版本目录学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堂）下两盘象棋。11
大嗓门直肠子的“傅大炮”，也有心细如发的时候。任继愈讲述：
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对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还边作揖。傅斯年处理这事看似“低三下四”，但他是为了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研究，不为家庭琐事分心。12
弟子们见了所长，却似老鼠见了猫。马学良写道：“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因而常常高举棋子而迟迟不落，令知者感怀，不知者诧异。也有传说他是借机测试，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学术造诣。”13
六十多年后，我到李庄寻访前贤旧迹。找到李庄镇永胜村八十八岁的四婆婆邓素华，她家所住的桂花院当时就转佃给傅斯年家。她领着我去看那个小院。那是川南普通的农舍，前面一块水田，中间一块晒坝，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她告诉我：“傅斯年家三块人（人称块，川南土语），傅太太个头不高，瘦精精的，话不好懂。有个儿子，牌坊头的李先生有个女儿。傅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屋头教两个细娃读书。”14后来，史语所的子弟多了，自己办了子弟小学。傅斯年兼首任校长，延聘当地名媛罗筱蕖、张素萱为专任教师，兼课的是所里的研究人员，如丁声树教国文，劳榦教历史，石璋如教地理。眷属作兼任教师，如董作宾夫人熊海平、董同龢夫人王守京、何兹全夫人郭良玉以及俞大綵等。罗筱蕖告诉我：
傅斯年叫我当教务长，管杂务，从教务到工友的事都做。我爱唱爱跳的，性格活泼，孩子们都喜欢我。我还记得傅斯年的孩子叫傅仁轨，董作宾的孩子董敏、董兴，劳榦的孩子劳延瑄、劳延全，向达的孩子向宇生、向燕生，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等。因由孩子的关系，也熟悉了那些太太。她们天天接送孩子。俞大綵在家里请我吃过一顿饭。用当地新出的麦粉做了一个蛋糕，两三个菜，龙嫂做的。15
在俞大綵晚年的记忆中，四年的李庄岁月竟如仙境般迷离：
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他）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幼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16
傅斯年一家住过的板栗坳桂花院。
春秋两季，傅斯年要离开李庄，乘船去重庆公干。他下榻的上清寺聚兴村22号，是中研院总部宿舍。费正清描绘这里，“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盆瓢勺、孩子、燏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17傅斯年在这里忙公务，也舍生忘死地参政议政。程沧波写道：“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18那位大员即国府财政部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傅斯年自1938年3月开始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作来一切若不相似”。此后数年多次致函蒋，揭发孔祥熙的贪腐问题。俞大綵回忆：
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表言论，在报纸上写文章，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对当局个人的攻击，都是出于一片爱国赤诚，毫无一点私念。他平常好议论，但他对个人私事，向不作恶意批评。只要事关国家，他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常对我说：“我非识时务之俊杰，更不识何谓明哲保身，我乃大愚也！”19
妻子当然知道横亘在丈夫前路的险情，却更了解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性格。1945年8月1日，傅斯年给夫人写信：“国库局案，我只嚷嚷题目，不说内容，不意地方法院竟向中央银行函询，最高法院总检察署又发公函给我，要内容‘以凭参考’（最近的事），闭会后孔祥熙连着免了两职：一、中央银行总裁；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据说，事前并未告他。老孔这次弄得很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这一件官司（国库局）我不能作为密告，只能在参政会辩，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证物证齐全，你千万不要担心。把老孔闹掉，我甚为满意。以后的事在政府与法院，我不作主动了。上星期一见蒋先生，他对此表示极好。”20其实，他早已得到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抄件，还在上面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他给夫人的信不过是放宽她的心。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衡阳，国军方先觉部全军覆没，部分日军窜犯贵州，占领黔东南重镇独山。一时间人心惶惶。傅斯年在桂花院的土屋中，展纸研墨，为儿子仁轨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衣带赞》诸诗。题跋曰：“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南宋将领文天祥被俘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衣带赞》开篇即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傅在题跋中所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则是孟子的名句。示儿亦为自励。
杨志玖回忆，当政府号召组织“青年军”时，傅斯年召集开会，动员所内青年人参军。他说：“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21跟随傅斯年多年的侄子傅乐德报名参军，傅斯年去信勉励：“你这次从军，实在的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人，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的安乐国家。”22
敢在“委员长”面前跷二郎腿的傅斯年，在乡下却十分谦抑。板栗坳到李庄镇有七八里之遥，且要上下一道陡坡，地方曾多次提出修公路的动议。1944年6月16日，傅斯年写信告诫李庄区区长张官周：“前李仲阳县长在任时，曾闻其有修筑由李庄镇直达板栗坳公路之议，日前始悉此路业已动工，并闻占用民田甚多，倘此路专为本所而修，则本所既无此提议，更无此需要，何妨还田归民，就此终止，敬希将此意转达地方经画此事诸公。”23滑竿是傅胖子上下山依赖的交通工具。张汉青的父亲张海洲抬过滑竿，他还记得：“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他。傅所长去镇上办事，抬滑竿的只要身体斜一下，他马上就喊停，自己下来走。到李庄，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走。”24
20世纪40年代的傅斯年。
桂花院乡民邓素华告诉我：“傅所长家门口有块晒坝，水竹儿编了个栏栏，圈得宽宽的，外人不能随便进去。他家请了个烧锅的（保姆），叫龙嫂，四十多岁。龙嫂的女都打发（出嫁）出去了。我们跟龙嫂进傅家耍过。屋里头书多得很，山一样地码起。后来龙嫂是跟傅家走了。”龙嫂走的时间是1945年8月底。她跟随傅太太和傅仁轨第一次出远门。他们坐船去重庆，同路人有哲学家金岳霖带着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人们相信，国难过后，会是万家团聚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受师友胡适之托，代理北大校长。1945年11月，昆明西南联大发生学潮，他以校务委员身份前往处理。他在给俞大綵的信中说：“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此次惨案，居然告一段落，太不容易。我所办的，除了若干共党及CC外，尚未有责备我者，而称颂我者甚多。”学生运动平息后，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幸好有这样一个人出面，他不是当官的，但有直接的权力处理局势。”25回到北平，饱受劳累和诟骂的傅斯年，被戏称为北大的“功狗”。
1947年，傅斯年高血压病发作，他在妻儿的陪伴下赴美就医。6月26日史语所几乎全部同人到车站相送，弟子陈槃作《送孟真师偕夫人暨公子赴美疗养别后奉怀二律》，诗曰：
江夜照离车，灯昏雨气斜，廿年唯许国，四海未宁家，
衰疾余身患，忧劳与鬓华，平生知遇意，极眼去程赊。
百年新大陆，六月远游踪，今古蟠奇抱，风潮荡此胸，
辞荣同腐鼠，难识故犹龙，送君情如水，后夜满吴淞。
劳榦作《和槃庵（送孟真师偕夫人暨公子赴美奉怀）原韵》，诗云：
北郭送轻车，桓灯照雨斜，天人归独抱，风雨正无家，
倦客常千里，羁身有岁华，瞬看春草绿，不信别程赊。
感激平生意，殷勤望别踪，播迁疑小梦，湖海荡余胸，
大宇平如镜，丛山郁似龙，加餐公自勉，辛苦向吴淞。26
1946年春，蒋介石与傅斯年在北平文丞相祠合影。
送行的队伍中还有“国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交通部”部长俞大维等。
抵美后，傅斯年先在波士顿伯里罕医院治疗。血压正常后，移居新港静养。1948年夏，稍见好转，傅斯年忽然执意要回国。夫人劝他多疗养一阵。他说：“国内要做的事太多，岂可偷闲而安居异国？”俞大綵自知拗不过他，只好把十三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中学，托人照顾。临行前，美国医生“坚嘱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复发”。
1948年8月，夫妇俩回到风雨飘摇的中国。俞大綵回忆：
民国卅七年底，时局日趋紧急，孟真在南京忧心如焚，旧疾复发、血压猛升，加以感时忧国，情绪极劣，随身携带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共军攻入，他便要服毒自尽。正在那几天里，蒋总统命孟真前往台湾，接长台湾大学。孟真本早有决心，以身殉国，但念及设能藉此机会接出困在北平的学人，同去台湾，群策群力，整顿台湾大学，岂不可遂书生报国之志？便决心就台大校长的职务。27
以傅斯年的身体状况，断不能接长台大。他在去世前几天，还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28俞大綵曾回忆丈夫去世前的情景：
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1948年，傅斯年、俞大綵夫妇在美国。
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29
似是谶语，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在列席省参议会，回答参议员质询后，竟一头倒地。当晚11时23分，与世长辞。
傅斯年逝世时，正在美国读中学的傅仁轨，无钱回台奔丧。他给悲痛中的母亲写来一封信，信中写道：
父亲已走完了他艰苦的旅程，现在该是他静静安息的时候了。妈妈，不要太伤心，不要流泪向人倾诉你心中的悲痛，更不要因为家境贫困，哭泣着向人乞怜。我们母子要以无比的勇气，来承受这个重大的打击，我们不需要人们的怜悯，而是要争取人们对我们的尊敬……30
孀居的俞大綵，背负着“故校长夫人”的牌子，仍在台湾大学教外文。环境影响心境，也影响行为。她似乎并不受学生欢迎。许悼云以为，“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作家陈若曦的笔下，更为细致：
四年的大学生涯，令同学闻之色变的是俞大綵老师。……本组原有三十八位学生，第一堂上课就少了二十多位……
老师不愧体育系出身，身材保养良好，也很重视穿着打扮，永远显得光鲜亮丽。（注：另有一说，俞大綵毕业于沪江大学外语系。）她总是穿一袭合身的旗袍，色泽华而不俗，头发烫得卷卷的，涂脂抹粉外，高跟鞋的颜色和指甲搭配，在讲台上走动时顾盼自如，宛如明星走秀。老师英文咬字清楚，口气不疾不徐，脸部表情冷漠深邃；讲课很少对着学生，头总是抬得高高的，目光不是投向窗外，就是瞪着课堂后的天花板；眼神时而冷淡，时而遥远，一副拒人千里外的神色。以前的寡妇不管如何穿着打扮，常会散发出哀怨悲苦的气息；老师却一举一动全然反传统，特立独行的外表先就让我觉得新鲜有朝气。……
台大校园内纪念傅斯年的建筑“傅园”落成。
两堂课下来，我就明白为什么许多学生要退选了。老师太过威严，动辄罚站，不给女生留颜面，简直公然歧视女性。……女孩子脸皮薄，不久就掩面而泣。不料这一来更激怒了老师。“出去，出去！要哭到外面哭去！”她气呼呼地呵斥着，同时高跟鞋“登登登”，三步并两步地走去开了教室门，硬是把同学撵出去……这以后，我对散文课兢兢业业，每堂课前都做考试准备……大学四年，就数这一年我最用功。为此我很感激俞老师……
下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她一来就宣布：“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不讲课了，我们玩一个游戏。”天上竟会掉下这么个礼物！大家惊喜交加，不禁面面相觑起来。“你们每人说出一项心愿，随便什么都行。来，从这边开始，陈小姐请！
她的手像乐队指挥棒似地朝我一指。盼了一年，头一回被点到名，我激动得很，身子立即随着指挥棒弹了起来。我大声宣告：“我但愿天下的寡妇都结婚去！”只见她的鼻孔扭曲了一下，脸朝窗外瞪了两秒，随即回转来，若无其事地示意我坐下。我像死囚获得特赦，喜不自胜地坐下来。这时才注意到，右排的女同学正咬着唇皮，强忍着不敢笑出来。
我犹陶醉于自己的大胆里，这时传来老师的催促声：“郭先生……哈罗，郭先生，轮到你了！”郭松棻宛如从存在主义的甜梦里被摇醒，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我……我愿意娶个有钱的寡妇！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俞老师也笑了，但笑容一闪而过，立即又把头转向窗外。等回转脸来，依然冷若冰霜，俨然神圣不可侵犯。一年来难得这么嫣然一笑，虽然短暂，那一刹那却是美丽又温柔。31
1990年，俞大綵病逝台北，享年八十四岁，距夫君逝世整整四十年。遗体火化后暂厝普导寺，身后至为萧条。
2003年10月9日，我在李庄羊街八号罗萼芬老人家，他拿出一张照片递我看。是他表姐张素萱前些年从台湾寄来的。张素萱嫁给史语所的李光涛，1949年跟丈夫去了台湾。照片上三个女人，其中两个是张素萱和她的女儿李小萱，还有一个女人更加苍老。照片背后有张素萱的题词：“送给萼芬老表。这是一百零三岁帮傅斯年所长的佣人龙嫂，现已经一百一十多岁了。她是河对门的农妇，先帮傅所长。后傅所长夫妇死了，又帮‘交通部长’俞大维。又死了。现在听说她被送进养老院了。”
在李庄，我不止一次听过关于龙嫂的故事。她是从山里走出去的乡下人。她与傅斯年的岁数当是不相上下？历史已翻过了好几页，她还活着。也许，世界都已老去，而她的长寿秘诀正在于大字不识。
李田意是当年傅斯年夫妇托付照顾傅仁轨的监护人。他回忆：
在傅先生夫妇由美返南京之前，他们的少爷仁轨正在新港念初中。他们让我暂时照料仁轨，等他初中毕业之后， 由我同他一块儿返国。想不到中国大陆的局势起了变化， 因此关系，傅先生夫妇只好决定让仁轨继续在美国读高中。仁轨在高中毕业之后，考进哈佛大学。四年之后，他又回新港，入耶鲁医学院学医。他转攻医学是傅先生的意思，可是他并不喜欢，后来竟中途而废。为了表示不念医学的决心，他先入美国空军服兵役。期满之后，他在纽约一家公司找了一种编辑工作，从此不再在任何学校念书了。32
据何兹全、罗筱蕖、王汎森等人告诉我，那以后傅仁轨与海峡两岸都断了联系。
2004年8月，我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信，是傅仁轨读了我的《发现李庄》后写的。信的全文如下：
1991年，龙嫂与张素萱母女。
Dear Sir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ending me the books on Li Zhuang.They are most interesting.I am grateful to you for bringing back memories from that time.
With best wishes，
Jack Fu
14049 Bel Red Road， Apt.7
Bellevue， WA98007
August 18，2004傅仁轨
（先生您好：谢谢惠赐大作《发现李庄》，读来甚有兴味，谢谢您为打捞记忆，还原历史所作的努力。顺颂 大安 傅仁轨）
信是英文写的，“傅仁轨”三个字的签名用的是中文。后来台北“中研院”得知我与傅仁轨有联系，史语所所长王汎森找到我说，台湾准备将傅斯年先生列入进“先贤祠”的人选，需征得家属同意，但与傅仁轨一直联系不上。我告诉了他仁轨先生在美国的地址。不知他们后来是否有联系？仁轨先生也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对如山的往事他自有理由不愿涉及。我也不能再用这些前朝旧事去扰乱他的心境。
（本文照片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李光谟、罗萼芬提供。）